摘要：针对结构主义的理论范式对国际变化解释力弱的缺陷，道义现实主义提供了一个解释国际变化的强理论。道义现实主义是一个双变量理论，以大国的实力地位界定客观战略利益，以领导类型判断其战略偏好（利益偏好和实现利益的策略偏好）。由于实力地位是相对稳定不变的，因此道义现实主义的核心自变量是大国领导者的类型。道义是划分该自变量类型的变量值标准。大国领导者的类型将个人、国家和体系三个分析层次贯通。该理论将决策者分析范式进一步科学化，其解释范围是普遍性的，并不限于中国的对外行为，也可用于解释古今不同国际体系的秩序变化。其战略建议是实证主义的而非规范性的，因此也适用于所有大国。道义现实主义对于国际政治领导的分类借鉴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理念，其中的 “昏庸型领导” 可以有效地解释为何有些决策者会制定伤害本国客观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此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很少解释这种常见的自我伤害现象。
关键词：国际领导；道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自变量
自2011年《中国古代思想，现代中国实力》出版以来，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建设过程一直伴随着学术批评。这些批评对该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2019年《领导与大国崛起》出版后，学术批评的内容更加广泛。在已有批评的基础上，有学者对该理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于2023年出版了《国家间关系的本质：道义现实主义争论》。该书并不是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画上了句号，而是开启了进一步深化该理论的研究。对道义现实主义的批评涉及广泛的领域和丰富的内容，如从本体论到现行国际秩序、从方法论到中美战略博弈、从核心变量到中国对外政策等。鉴于多数批评都与该理论的自变量相关，因此本文围绕自变量的问题展开讨论。
一、自变量——政治领导
从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角度来看，理论的自变量越少，其逻辑就越严格；理论的自变量越多，其解释力则越强。然而，两种选择存在零和矛盾，强化任何一方的优势都是以弱化另一方的优势为代价的。面对这一理论建设两难，道义现实主义选择了双变量的路径，在严谨性与解释力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这种双变量的选择使部分学者对该理论的自变量产生了一些疑问。
从物质主义对主观观念的哲学层面思考，蒲晓宇认为，道义现实主义没有明确核心变量是物质性的还是观念性的：“从大国兴衰的轨迹来看，哪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更重要还不清楚。在物质实力和观念因素两者之间，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强调了政治领导的作用。然而，该理论也承认物质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强调政治领导的作用是正确的。但大国的兴衰受经济、技术和制度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政治领导或许并不总是最重要的，经济实力的作用也许不应被低估。”
国际关系理论界有关结构和施动者何者对国家行为具有更重要作用的争论旷日持久，道义现实主义并不否认物质结构和社会结构因素对国际政治具有重大影响，但认为它们和施动者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内容不同。道义现实主义从中国古代思想中借鉴了政治领导作为自变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单变量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同时也继承了源自欧美的古典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理念，即将物质实力作为重要的自变量。在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中，物质实力具体化为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国际实力地位。国际实力地位和政治决策者都是用来解释大国对外政策行为的自变量，但前者只能界定大国的客观战略利益，后者则依据其利益偏好和策略偏好界定大国的具体战略目标和实现战略利益的策略选择。因此，道义现实主义是个双变量理论而非单变量理论（如图１）。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领导类型决定战略偏好（战略偏好由利益偏好和策略偏好两者构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战略偏好决定了战略成败，因为竞争双方的领导类型可能是相同的，而双方的实力地位可能并不相等。因此，道义现实主义认为领导类型与战略成败之间是概率性的相关关系，而非决定性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在自我纵向比较时，一个既定大国的领导类型变化决定了其战略偏好的改变，并关系到其战略成功率的上升和下降。在国际体系层面，国际领导类型对国际秩序的价值观、规范和权力分配三方面都有影响。当国际领导同时改变这三方面时，国际秩序必然发生类型变化；当国际领导只改变价值观和规范时，会改变秩序的规范特征（normative order），秩序类型也将随之改变；但当国际领导只改变权力分配而不改变价值观和规范时，国际秩序的类型难以改变，改变的是国际格局。
从体系和单位两个分析层次思考，阿萨纳西奥斯?普拉蒂亚斯（Athanasios Platias）和齐思源（Vasilis Trigkas）认为，道义现实主义将政治领导作为自变量，忽视了体系结构对大国决策的影响。问题在于，没有体系层面的要素资源，聚焦于单位层面变量的理论将无法解释新兴大国崛起这样的体系层面变化。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政治领导是自变量。如果真是如此，该理论就不属于古典现实主义，在本体论上与结构现实主义形成对立。
虽然不同于结构现实主义将体系实力结构作为唯一的自变量，道义现实主义仍然关注了体系要素的自变量作用，将大国在体系层面的实力地位作为一个结构变量。由于结构变量在既定时期内的程度变化不会引发质变，因此是常量式自变量。这样做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大国战略包括战略目标和实现目标的策略两方面内容，二是大国实力地位的变化速度通常远远慢于其政治领导变更的速度。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大国的战略利益是客观的，并由大国的实力地位所界定。决策者主观上对战略利益的认知受其利益偏好影响，因此制定的战略目标可能偏离客观实际。不过，绝大多数决策者的认知偏差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非性质上的差别。例如，小国决策者不会将全球主导地位视为其国家战略利益，极个别的全球性大国领导人才不会将体系主导地位视为其国家战略利益。通常情况下，大国领导集体的更迭都是在该国实力地位不变的情况下发生的，决策者也是在实力地位既定的情况下做出战略选择。因此，大国的实力地位可被视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常量式自变量。当实力地位作为常量式自变量时，政治领导就成了道义现实主义最核心的自变量。
同样基于国际关系分析层次的角度，方圆圆认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未能明确 “领导” 是个人层次还是国家层次的自变量。“虽然道义现实主义将‘领导’作为自变量来解释国家地位的重大变化，但是学界对‘领导’这一概念存在不同界定，如指领导一组人或一个组织的行为体、控制一组人的国家或领导能力等。” 自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提出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分析层次的研究方法以来，国际关系学者非常重视区分自变量的分析层次，而较少考虑如何使自变量在三个分析层次上统一的问题。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任何政治领导集体都是由参与决策的人组成的，政治领导自然是个体层次的自变量。但与此同时，政治领导不可能只由最高领导者一人构成，其仅仅是决策小组的总代表。通常情况下，对外决策的领导集体由少数人组成，在不同的议题上，参加决策的具体个人甚至也会不同。对外决策的领导代表了国家行为，因此政治领导也是国家层面的自变量。将政治领导作为自变量，不仅可以将个人和国家两个分析层次的自变量统一起来，作为国际领导还能将个人、国家和体系三个层次的自变量合而为一。例如，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分别代表美国、苏联和英国组成了雅尔塔会议的国际领导行为体。该行为体是由个体决策者构成的，三位领导人分别代表各自国家，可以说这一具体政治领导贯穿了个人、国家和体系三个层次。贯通三个分析层次的自变量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追求简洁性提供了条件。
从制度主义的角度出发，贺凯认为，“尽管道义现实主义强调规范和道义在塑造大国政治机制中的作用，但它对国际制度的作用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在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中，道义和国际规范都是国际制度的主要方面。但总体来看，在主要制度之外还有次要制度，多边国际组织特别是政府间国际组织也是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
道义现实主义将政治领导视为核心自变量，这对各种制度决定论的理论而言都构成了挑战。道义现实主义的确没有涉及国际组织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否认国际组织在国际秩序塑造中的作用。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国际领导拥有建立、塑造、运转、改造甚至废除国际组织的政治权力。国际组织是国际领导使用的工具。如果没有领导者，则国际组织和机构都不会运行，因此应将国际领导视为自变量，而非组织机构本身。冷战后，新自由制度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界曾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然而自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逆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制度主义无法解释为何美国塑造的自由主义国际制度无法防止全球化的秩序向逆全球化转变。道义现实主义的逻辑框架则可以从国际领导类型转变的角度解释这一趋势，即国际领导类型从自由主义转向民粹主义，全球化随之转向逆全球化。
二、道义——变量值的标准
“道义现实主义” 这一名称可能使人产生了一些疑惑，如现实主义理论是否能接受道义的概念？政治领导和道义何者为核心自变量？道义是工具性的还是价值性的？秦亚青注意到，道义现实主义将道义视为与权力同等重要的因素。他指出，在继承现实主义理论假定的同时，道义现实主义还 “认为道义在权力的构成和行使中都具有重要作用。道义现实主义在‘修辞上似乎矛盾’……将道义概念嵌入现实主义的叙事，拓展了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的空间”。道义现实主义确实将道义和权力视为同等重要的因素，但两者都不是该理论的自变量。在该理论中，自变量是政治领导，道义是确立自变量变量值的标准，即划分领导类型的标准。本部分进一步讨论了道义与领导类型的关系。
古典现实主义者中既有人忽视道义的作用，也有人重视道义的作用。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认为，遵循道义能使一国的盟友感到安全，借助共同道德进行竞争可以巩固一国的国际支持。道义现实主义主要是继承了古典现实主义中有关得道多助的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私人道德、政府道义和世界道义，然后依据政府道义标准对比大国领导者的行为并将他们进行分类。从方法的角度来讲，就是以政府道义为标准对政治领导这个自变量进行定类衡量。
道义现实主义将道义分为个人、政府和世界三个层级，认为政府道义属于公共道义。有学者指出，道义现实主义混淆了政府道义与公共道义。如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认为，公共道义与政府道义不同。在他看来，道义现实主义 “对私人道义和公共道义的区别是有问题的。公共道义与政府道义不同，前者包括民众接受的但与政府不同的道义。例如，特朗普的道义观与大众一样吗？这还关系到政府滥用道义的问题”。
道义现实主义将政府道义界定为公共道义，但并不意味着政府道义等同于全部的公共道义。道义现实主义将政府道义界定为政府维护本国民众利益的责任，不包括社会公序良俗的道德。不过，政府道义是民众认可的道义，不会与社会公德对立。而政府以政府责任为借口压制民众个人权利的问题并不属于政府道义与社会公德的矛盾，因为政府也能够以社会公德为借口压制个人权利。例如，2023 年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美国警察以 “维护校园秩序” 为借口禁止学生抗议以色列政府在加沙地区杀害平民。多数美国人认为特朗普政府的行为并不符合政府道义标准。
有学者不同意道义现实主义从工具理性角度解释道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如张锋认为，道义现实主义只重视道义的工具作用而忽视了道义的目的意义。“道义现实主义的工具性道义观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古典现实主义，尤其是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的理论。这种取向的讽刺之处在于，尽管道义现实主义起源的灵感来自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学的荀子分支，但在《领导与大国崛起》中，这一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其儒家渊源，并逐渐接受西方现实主义传统。” 罗德里克?克费尔皮茨（Roderick Kefferpütz）则认为，对道义现实主义来说，“道义只不过是一种赢得权力的世俗策略。它是实现目的的工具而非目的本身”。
道义现实主义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理解道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国际体系和国内体系的性质不同，前者是安全自保的无序体系，后者则是政府垄断军事暴力的等级体系。由于两个体系的性质不同，国际体系中的道义原则也与国内体系的不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国际体系中盗取他国情报的间谍行为不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而在国内体系中任何盗窃行为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一方面，在国际体系里道义是相对性的，即比较两国的行为谁不会更野蛮。例如，汉朝和匈奴都对西域国家进行过征伐，但因汉朝采取臣服政策，匈奴采取役服政策，因此西域国家认为汉朝比匈奴讲道义，在汉匈两极格局中倾向于选边前者。而在国内等级体系里，道义是由政府和社会约定俗成的规范，道义的标准是既定的而非相对的。另一方面，在国际体系里，道义是用来评判领导国和强国而非追随国和弱国的。因此，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以工具理性理解道义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
国际道义总是与国际规范紧密相连，国际道义通常具体化为国际规范。黛博拉?拉森（Deborah W. Larson）认为，虽然自由主义和道义现实主义都重视规范，但前者关注人权和民主，后者考虑的则是自身的国家利益。“和自由主义一样，道义现实主义强调规范的重要性。建立广泛接受的规范可以使领导国不使用强制方法便可维护秩序。然而，与自由主义提出个体人权和民主不同，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大国是为了自身利益才建立规范。”
大国建立国际规范的主要动力在于，以规范维护国际秩序可从国际规范中获得相较于中小国家更大的利益。在这一点上，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自由主义和道义现实主义并无区别。方圆圆注意到，近年来自由主义和道义现实主义在国际道义上的认识正在接近。在她看来，虽然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和阎学通从不同的理论背景和立场讨论权力转移问题，但他们的分析都集中于领导作用尤其是领导的道德方面。自由主义提出维护人权和民主的规范，其核心是 “自由、民主、平等” 的价值观；道义现实主义提出，在中国古代价值观 “仁、义、礼” 的基础上推行 “公平、正义、文明” 的价值观并建立相应的国际规范。
有学者不认同道义现实主义依据道义水平区分王道领导与霸权领导的做法。例如，马里奥?泰洛（Mario Telò）依据欧洲古典文献中有关霸权的认知，批评道义现实主义把霸权视为不讲道义的领导类型。他认为将hegemony翻译成中文的 “霸权” 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导性，在西方政治学中 hegemony 一词是指一种智慧的大国，是与纯粹主导、粗野强制和赤裸裸的实力相对立的概念。泰洛的观点符合古代较早时期对于霸权的认知，在孟子提出 “以力假人者霸” 的观点之前，“霸” 这个概念在中文里也没有贬义。然而在现代国际政治中，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论是中文的霸权还是英文的hegemony概念都开始带有贬义色彩。冷战期间，中美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反对任何国家建立霸权。冷战后，一些美国学者将美国称为 “仁慈的霸权”（benevolent hegemony），说明他们也认为霸权这个词具有贬义色彩。
道义现实主义将国际领导分为王道、霸权、强权和昏庸四种类型，前两类是关注道义的领导，后两类是不在乎道义的领导。不过，在前两类领导里，王道型领导在执行国际规范时尽量避免双重标准，霸权型领导则坚持采取双重标准。例如，美国政府在加沙冲突中和乌克兰危机上就明显采取了双重标准。强权和昏庸两个类型的领导则从来不讲道义，也不在乎政策是否违反了国际规范。强权型领导偏好以暴力手段实现本国利益，而昏庸型领导并不必然倾向于使用暴力，但经常以本国利益为代价服务于决策者的个人利益。以道义标准区分王道型领导和霸权型领导改变了霸权是最理想的国际领导这一观念。
虽然道义现实主义区分了王道型领导与霸权型领导并提倡前者，但仍有学者认为该理论的道义观是霸权主义的。如托尼?厄斯金（Toni Erskine）和莱恩?哈特尼特（Liane Hartnett）认为，道义现实主义 “偏向中国并渴望中国的主导地位，这体现在其提供的政治建议之中。可见，道义现实主义的道德起点是中国，该理论支持的道义平等立场可能仅适用于中国”。
“王道” 是个中文概念，翻译成英文有多种不同译法，然而无论怎样翻译都带有明显的中国色彩，道义现实主义使用这个概念难免被认为是将中国的道义标准提升为普遍性标准来区分国际领导类型。有很多中国学者在寻求建立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笔者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则更强调普遍性。道义现实主义是关于大国竞争的理论，其关注的道义也仅限于大国的道义，即便将其看作国家主义和大国思维也不必然是霸权主义。道义现实主义对王道和霸权进行了区分，降低了霸权在国际政治中的政治地位。
三、领导分析范式——寻求普遍性
以政治领导为自变量的分析范式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而且这种分析范式并非中国文化独有，在中国先秦诸子的著述、希腊古典文献以及印度古代政治著作中都有体现，很多现代国际关系著作特别是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也采取了政治领导分析范式。现代领导分析范式与古代领导分析范式的重要区别之一是分类方法科学化。道义现实主义采取领导分析范式谈不上创新，只是力图使之更加科学化。这种分析范式不仅适用于认知古代的国家间政治，也可以用来解释当下的许多国际政治现象，具有很强的普遍性。
依据制度主义的理念，希夫尚卡尔?梅农（Shivshankar Menon）认为道义现实主义将政治领导作为自变量，只适用于解释传统政治体制的国家：“（道义现实主义）将国家领导视为关键因素的看法对领导人具有吸引力，但对学者、大众和不断轮换的行为体则缺乏吸引力。这种看法也许反映了中国的实践，但不必然符合其他国家的情况，如对于美国这种组织形式的国家而言，其崛起中并没有体现出一个优秀领导的作用。” 梅农的批评反映的是制度决定论和领导决定论之间的重大分歧，即制度和领导何者在政治中具有更根本性的作用。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在国内和国际两种社会体系中，政治领导的作用都大于政治制度，因为前者是行为主体，后者仅是工具手段。与道义现实主义不同，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可以约束当权者的行为，因此低估了他们依靠手中权力破坏和废除制度作用的能力。制度主义者将美国的成功归于其政治制度，然而却无法解释为何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呈现了不同的兴衰轨迹。就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历史来看，克林顿时期美国的国际地位上升速度明显高于其后历任政府。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甚至不升反降。美国的兴衰不仅受其本国政治领导影响，而且同时受其他大国政治领导能力即竞争双方领导力相对优劣影响。与制度分析范式相比，领导分析范式具有解释国际关系变化的优势。从哲学意义上讲，国际关系的变化是绝对的和永久性的，不变则是相对的和短暂的。因此，从方法论上讲，领导分析范式比制度分析范式所适用的解释范围会更大。
有学者认为，道义现实主义采取的领导分析范式只能服务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国家利益。厄斯金和哈特尼特认为：“道义现实主义并非仅仅简单地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成功地实现了成为霸主的目标，它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毫不掩饰地提升某一特定国家（即中国）利益的伦理。”
道义现实主义的确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提出了许多战略建议，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理论原理及其战略建议只适用于中国。道义现实主义是关于大国竞争的理论，理论适用边界限于大国，因此其政策建议可以适用于对所有大国的分析。道义现实主义的战略建议是以理论原理和历史经验为基础的，其中很多建议已经历了中外历史的验证。
从文化主义的角度出发，林赛?坎宁安-克罗斯（Linsay Cunningham-Cross）质疑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普遍性：“依据中国例外主义观念，阎学通认为中国学者必然更能理解中国古代思想……这既与他声称的科学知识的普遍性相冲突，也同他认为有可能（甚至是必然能）从先秦思想中挖掘到的国际政治洞见是适用于全世界的观点相矛盾。” 文化主义学者通常强调文化差别对人们不同思想观念的影响，但他们往往忽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专业知识领域也可能形成共同的理念和逻辑。不仅自然科学领域如此，在社会科学领域也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中美两国学界都存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派别，而且两国同一派别学者的观念分歧小于各自国内不同派别学者之间的分歧。
中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思想的理解比不懂中文的外国学者深刻，这只是给中国学者提供了借鉴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优势，并不必然意味着其研究结论是无可挑剔的。道义现实主义借鉴中国先秦思想发展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否具有普遍性，不是取决于其理论的思想来源为哪种文化，而是取决于其理论原理是否能被历史证实，尤其是能否经受未来历史的检验。值得指出的是，至少当下逆全球化的倒退趋势正在部分地证实道义现实主义关于国际秩序的特性与大国领导的类型相关的假定。
四、方法论——实证主义
由于学界对于国际道义的定义缺乏共识，有关道义的认知多被视为规范性而非科学实证性的。道义现实主义提倡大国遵守国际规范，以诚信策略争取最广泛的国际支持。有学者据此认为道义现实主义没有坚持实证主义原则，是一种规范理论。然而，从研读先秦文献之始，笔者便坚持实证主义的理论创新原则，即理论原理要得到现实客观政治现象的支撑。道义现实主义强调战略信誉的作用，原因之一便在于检验大国是否讲诚信的操作化方法简单可靠，即通过对比其言行是否一致、观察其是否履行承诺即可做出判断。本部分旨在讨论道义现实主义是否坚持了实证主义原则。
从科学实证理论与规范建构理论的差别角度思考，厄斯金和哈特尼特认为，道义现实主义并非纯粹的科学实证主义理论，而是包含了规范理论的要素。在他们看来，道义现实主义不仅寻求解释 “是什么” 和 “为什么”，而且提出 “应是什么” 和 “应做什么” 的建议。这些政策建议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价正确和道义的标准问题。这使道义现实主义远远超越了单纯的解释目的。
如前所述，道义现实主义提出的战略建议是依据战略竞争成功的理论原理和历史经验而非按照价值规范原则提出的。例如，道义现实主义解释了战略信誉与提高国际实力地位的因果机制，然后依据这个机制的原理建议崛起国采取有助于提高战略信誉的策略。这些建议是因果描述性的，而非依据道义价值观提出的。从方法论角度来讲，道义现实主义这种 “如果…… 则……” 式的政策建议是实证主义的，不同于规范主义的 “因为…… 正确，所以应做……” 的建议。
有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学者认为，道义现实主义没有创造出新概念，拘泥于传统物理学的观念。如鲁鹏认为，道义现实主义 “缺乏概念创新，未能超越西方的牛顿宇宙学”。创造新概念是建立理论的一种方法，在具备充分条件时确实能够带来有实质性的理论贡献。然而，有时学界创造的新概念并不具备实质性理论贡献，近几年造出来的各种各样的 “陷阱” 概念便是一例。在一些美国学者的带动下，国际关系学界形成了一种不严肃的风气，在没有任何实质性发现的情况下通过生造新词来吸引眼球。因不赞成这种风气，笔者对其进行过批评。在笔者看来，在没有特别必要的情况下，使用人们熟悉的词汇表述学术道理更有利于知识的理解与传播。
道义现实主义的确没有创造全新的理论词汇，仅将中国古代有关政治领导类型的概念纳入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常使用 “霸权” 和 “强权” 这两个概念，但鲜有 “王道” 和 “昏庸” 这两个概念，既有国际关系理论更是从未涉及对昏庸型领导（anemocracy leadership）的讨论，这是一种为了个人利益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不在乎损害本国利益的决策者。如果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魅力型领导（charismatic leadership）是一个普遍性的领导类型概念，那么昏庸型领导则是其反向的普遍性领导类型概念。
有学者认为，道义现实主义对政治领导这个自变量的分类不够科学，因此该理论难有预测功能。拉杰什?贾戈帕兰（Rajesh Rajagopalan）认为，道义现实主义以决策者的行为界定他们的类别，这将使该理论失去科学预测性。“如果我们依据一个领导的行为将其定义为‘王道的领导’，那么我们又怎么能用这个类别预测他未来的行为呢？” 笔者认为，非生物的世界里没有行为，因此研究非生物的学科中不会有依据行为划分类别的做法。然而，生物是有行为的，因此以行为界定类别是研究生物行为时常见的科学方法。例如，划分哺乳动物和非哺乳动物就是依据前者通过胎生方式繁殖，后者则主要通过卵生方式繁殖。
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国际领导等都是由人构成的，因此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以决策者的行为划分领导类别并不违背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国际关系研究和医学有很大的相似性：两者都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都属于经验科学，两个学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据人以往和现在的行为对人做出预测。医生依据病人疼痛表现诊断其病症的性质，再依据病症性质预测如果不进行治疗病情会如何发展。国际关系学者则根据领导者过去和现在的决策行为判断其类型，然后预测他们今后遇到某种既定问题时的决策偏好。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前，美国的传统盟友普遍担心特朗普赢得大选后美国政府会疏远与盟友的关系，这一担忧建立在他们依据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对盟友的政策行为对他再次执政后的政策偏好所做的预测。目前来看，采用这种方法的预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证明是准确的。
从环境塑造观念的角度思考，齐思源认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对于政治领导类型转变的理解是建构主义的而非现实主义的。由于道义现实主义将领导类型作为自变量，因此该理论重在解释领导类型变化会对大国关系、国际格局、国际规范和国际秩序这些因变量产生什么影响，而不是解释领导类型转变的原理和机制。研究领导类型转变的原理和机制是将领导类型作为因变量，目前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研究还没有拓展到这个领域。研究领导类型的形成和转变与研究领导类型差异的作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如果前者研究不同的蛋是如何形成的，后者则研究不同的蛋是如何孵化成不同禽类的。事物不同，原理不同，机制不同。
五、结论
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建设在国际学界受到关注，国际学界对这一理论的持续关注为该理论的深化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以政治领导为自变量的做法得到了相当的肯定，这坚定了道义现实主义聚焦领导力研究的大方向。然而，道义现实主义的研究应更关注学界对该理论的批评，通过讨论这些批评达到修补缺陷、深化理论的目标。
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将领导力研究科学化，于是向研究决策者聚焦。国际关系归根结底是人之间的关系，而影响国际关系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因素是决策者。从研究国际道义的角度来说，只有人才有道义的问题，因此国际关系不能忽视对人的研究。国际关系研究本身是一个跨学科专业，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原理是非常必要的。相比较而言，医学及生物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比研究非生物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更值得借鉴，因为其他生物与人都有生物性和群体性。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借鉴量子力学知识发展建构主义未能取得有效成果，可能与物理学是关于非生物的知识有关。结构主义范式的国际关系理论忽视了决策者的个人作用，多选择非生物的地理、地缘、实力、制度、规范和文化等自变量。道义现实主义则认为，结构决定行为环境，人是决定如何行为的核心要素，结构适于解释持续，决策者适于解释变化，因此提倡决策者分析范式。由于结构是短期不变、长期才变的因素，因此提倡以结构因素为常量式变量、以决策者为自变量的理论范式。
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可以沿着不同方向发展。作为动词，领导是一种行为过程，是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将政治领导作为自变量，可以研究领导者的作用；将政治领导作为因变量，则可以研究领导力或领导地位的形成。目前，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主要是把政治领导作为自变量研究，有关将政治领导作为因变量的研究还十分缺乏。将政治领导作为因变量研究会深化还是弱化道义现实主义核心原理的前景还不明确。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当下多为定性研究，今后可以使用定量方法衡量领导力推进该理论的发展。此外，道义现实主义的既有研究多为全球性大国的领导，对于国际组织的领导和区域领导的问题研究不多。在一些高校开展区域国别一级学科以及国际组织专业硕士项目等建设的背景下，这两个领域的学者如果能够加入对国际领导的研究，将大大丰富这一研究领域。加强不同理论流派的对话将大大有助于理论发展，希望道义现实主义能够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流派之间增强理论交流，共同促成百花齐放的学术气象。
（注释从略）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