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文波 沈卓群:中国式现代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性贡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2 次 更新时间:2025-02-23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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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文波   沈卓群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在现代化领域的新诠释,是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的标志性成果。在理论创新上,中国式现代化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根本性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终极目标的认识,赋予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式的理论意涵;在实践指向上,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推进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拓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向度;在价值旨归上,中国式现代化终结了“历史终结论”、消弭了“文明冲突论”、破解了“国强必霸论”,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价值主张上的本质规定。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科学社会主义 创新性贡献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1]。全面认识和深刻把握这一重要论断,需要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坐标中加以考量。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昭示了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已然冲破西方现代化的边界,一种科学的、实践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由此获得了生机与发展。因此,厘清中国式现代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性贡献,不仅能够使科学社会主义持续发挥恒久的解释力,而且也是提升中国式现代化感召力和吸引力的必然之举。

一、理论创新:中国式现代化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内涵

科学社会主义是开放、发展和实践的理论,规定着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立场和方向,它不仅实现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历史性变革,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理论和实践效应,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式现代化依据新的历史条件,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这一现实场域,让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更为具象化的体现,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阐释。

(一)中国式现代化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根本性质的认识

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从理论转化为实践,从初步探索到不断深化,关键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决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成败。在人类政治发展史上,国家与社会长期处于独立状态,形成了“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论。政党作为平衡国家与社会矛盾的积极力量应运而生,形成了“国家-政党-社会”的现代性社会结构。作为现代化的肇基者,资本主义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将人类从传统的前现代政治制度中解放出来,在人类政治解放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进步性无法遮蔽其固有的野蛮性与掠夺性。资本主义在驱动资本无限逐利的过程中衍生出对内残酷剥削、对外殖民掠夺的发展态势,导致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社会的严重撕裂,各国陷入越来越多的冲突境况之中。当这些消极因素积累到其时间和空间的极限之后,就会产生出摧毁资本主义的否定性力量,并缔造出自身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肩负着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而完成这一重要使命必须建立一个独立的和自觉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政党就是共产党。马克思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具有强烈的责任担当和使命意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者和推动者。中国的现代化开启于硝烟之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一系列前仆后继式的革命斗争均以失败告终,这充分说明了没有先进的革命政党作为领导核心,现代化事业难以为继。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仅具有其自身的历史逻辑,尤为重要的是,它自觉担负起了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有了主心骨和顶梁柱,开启了对现代化主动探索和建设之路。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强大的政治领导力统摄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带领中国人民对现代化建设事业进行不懈探索,使现代化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等各方面的风雨考验,形成了可感可行的现代化道路、日趋成熟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绘就了浓墨重彩的中国篇章。

(二)中国式现代化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认识

现代化反映了人类生产方式的变迁,它要求所有迈向现代化的国家和民族在生产力有所发展的情况下,通过调整和优化生产关系进一步推动生产力发展。事实上,“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因素,人类社会发展集中体现为先进生产力对于落后生产力的替代过程。”[3]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是贯彻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主线,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样态。生产力作为一种客观物质,具有“量”与“质”两方面的规定,量变引起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质变促进生产力水平的跃升。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实现生产力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说“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是生产力的渐次量变过程,那么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则是全社会范围内一系列现代要素从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革,实现了生产力的质变。尤其是在科技创新激荡下萌发的新质生产力,推动了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的优化,使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更有质量、更有效益、更可持续的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驱动要素,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基础上,通过新技术不断催生新产业,通过新产业不断创造新价值,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从而以生产力全要素的质量提升激活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潜力。生产力的革命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是生产力诸要素相结合的社会形式,具体体现为社会生活中财富收入与政治权利的分配格局。中国之所以能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所有制、分配方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和创新,最大限度地满足现代社会各层次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也正是在这不断改革和创新中,中国式现代化才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内在秩序,从而为构建富有韧性的现代化发展空间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土壤。总之,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单一因素作用下的线性发展,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最根本因素。正是在推动这一矛盾的解决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形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不断推进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与拓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更是以新的路径、新的范式推动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现新的进步。

(三)中国式现代化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终极目标的认识

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未来社会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是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追求和终极目标。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以人的发展为主要线索,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划分为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和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三种社会形态,揭示了人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的自由发展状况。在人的依赖性社会中,人的生产力水平较低,只能消极被动地听命于自然,在狭小的地域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在物的依赖性社会中,人的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但这一时期,物支配了人,人的独立性消融于资本发展的逻辑之中,造成了个人能力的片面发展。在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中,由于社会化分工和机器化大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人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构建符合自身发展序列的本质性活动,并作为目的本身按照自己的天赋、特长、爱好去享受文化、艺术、社交等创造性活动,真正实现对人的本质的占有,获得了实质性的复归与解放。马克思立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创立的理论体系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学向度和人本关怀。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价值旨归,以生产力的现代化为关键抓手,通过持续激发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以满足人作为物质财富生产者的能动渴望。同时,随着人的物质生活的基本需求满足后,必然会朝着满足人的精神生活的更高需求转变。中国式现代化以丰富人民精神生活和培养人的现代化人格为时代任务,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符合时代需求、反映中国特色、引领社会风尚的精神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和常态化,坚持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相结合,保证人民作为精神生活创造者的多元需要得到更好满足。概言之,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摆脱了“异化”“物化”“抽象化”的窠臼,逐渐成为具有完整生存姿态、广阔发展空间的“真正的人”,并在中国特色的伟大实践中自觉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二、实践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样态

科学社会主义并非游离于现实之外的“乌托邦”,而是依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理想社会的过程性建构。中国式现代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中走来,它以其伟大的实践效能和实践伟力使科学社会主义从前瞻思想走向现实建构,对于夯实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促进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成功范例

现代化是每个国家和民族无法避免的历史潮流。而在这一历史潮流之中,小康是无数刚摆脱生存之虞的国家和民族,想要过上理想生活的第一个阶段性目标。马克思针对当时德国“时代错乱”的发展现状,提出:“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5]在马克思看来,德国已经形成了被锁链彻底束缚着的无产阶级,因此德国革命不仅要实现政治革命,更是要明确自身的目标是达到人的“原则高度”,实现人类解放。同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意义也蕴含着“双重使命”,即不仅要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消除贫困,追赶“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更要达到人的“原则高度”,支撑人民向更高阶段的应然状态迈进。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和历史定向,一以贯之地探索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胜利,不仅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贫困问题,而且为人民更高层次的需求提供了基本的、稳定的保障,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了更加具体化的内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经历了三个阶段:“初步小康”和“总体小康”是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依据中国国情而擘画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发展图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实现总体小康水平后开启的,是小康社会的提档升级;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从顶层设计到目标实现的重大跨越,标志着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总之,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是小康中国的历史性到达,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将以往全部成果作为前提,真正开始迈越“前现代社会门槛”,并向前延伸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远期目标的历史性开启。这一历史指向的实际展开,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以自我前置的优势惯性朝着更高层次的人类文明正向演进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对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发展产生积极的“外溢效应”。

(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伟大创举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强国建设是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无论世界历史如何演变,只要国家没有消亡,这一目标就不会改变。中国式现代化也以追求强国建设为目标,但追求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现代化强国的“新类型”。从历时性来看,中国曾是一个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灿烂的中华文明孕育了兼收并蓄、向内凝聚的文化基因,使中国能够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世界最强国家之列,被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后,这个“传统”的强国遭逢来自西方“现代化”强国的侵袭,一度跌入了沉沦境地,被降格为落后国家。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成为中华民族内心深处永远的伤痛记忆。从那时起,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国家富强而探索各种现代化方案,中华民族重新“强起来”的强国情结凝结着几代中国人的夙愿。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6]。从共时性来看,嵌入社会主义内在价值追求的现代化强国与西方建立在对外殖民掠夺、对内残酷剥削人民的原始积累基础上的现代化强国有着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富强为首要标志,坚持把发展看作解决国家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强国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以民主为本质要求,探索适合自身的民主形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有效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以文明为根本标志,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熔铸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以和谐为本质属性,致力于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实现了以人本逻辑对资本逻辑的超越;以美丽为基本要求,将生态优先扩展至社会各个领域,实现发展与保护的交融共振。总之,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契合中国实际、通达民族复兴的正确选择,在世界上真正树立起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典范,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步贡献出了更强的中国力量。

(三)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光辉典范

民族复兴与现代化进程从来不是对立的,相反,随着全球范围内现代化程度的加深,民族复兴成为现代化链条上不可或缺的“标准件”。讲一个民族复兴,无外乎三个条件:其一,该民族在人类发展史上曾经辉煌过,如果一个民族过去没有足够的“辉煌”就谈不上“复兴”问题;其二,该民族由辉煌经劫难而衰落,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衰落”,也不必谈“复兴”问题;其三,该民族从衰落走向复兴,这是历经劫难后重新走向辉煌的过程。只有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才懂得复兴的意义;只有经历过苦难的民族,才对复兴有如此深切的渴望。[7]中华民族正是在探索现代化进程中经历着“辉煌—衰落—辉煌”的复兴全过程。如前所述,中国的现代化萌芽于近代有识之士的救亡图存,但在经历从器物、制度到思想的无数次求索与尝试后,证明传统的中国社会力量无力担负起探索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重任。直至“五四运动”后,无产阶级接过挽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接力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为基础,浴血奋战、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引领中华民族迈上伟大复兴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向何处去”的时代高度,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标注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支撑点和根本目标,清晰规划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脉络与未来方向。尤其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将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具体化为切实可行的现实路径,极大增强了中国人民的信心。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对于中华民族的价值意义而言,就是作为一种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理论形态、体制机制和民族文化,助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否顺利实现,也是观察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在当今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支点。作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民族复兴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辉煌,不是简单的历史辉煌现象的复归,而是长期追赶世界现代化而实现的更高质量上的辉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此基础上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走向振兴的新起点。

三、价值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前景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张力中开启的,因而在展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但中国式现代化并没有被资本主义所“同化”,而是在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追问与释惑中,发挥引领效应以终结“历史终结论”;发挥文明效应以消弭“文明冲突论”;发挥示范效应以破解“国强必霸论”。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并非“过时”,而是永远“在时”“适时”“顺时”,使世界人民看到社会主义的机遇所在、希望所在。

(一)终结“历史终结论”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提供新图景

依唯物史观之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更好满足越来越发达的社会大生产而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然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在推动现代化发展的理想与现实之间还存在着不可消弭的差距。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唱衰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论”借机粉墨登场。美国学者福山声称,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西方民主制度,“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成为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8]。这种“历史终结论”是在苏东剧变、冷战结束的敏感时间点提出的,是一种粗糙理论和狂热情感的混合物。苏联的历史境遇是由于它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和苏共的蜕化变质造成的,并不能作为推论其他国家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不能实现现代化的论据。在社会主义中开创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所创造的中国奇迹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有力批驳了“历史终结论”。具体而言,一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代化探索实践相结合,同一切削弱、歪曲、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潮作坚决斗争。历史经验表明,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首先从思想领域开始,因此中国共产党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从理论根源上根本否定了“历史终结论”。二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深度融合,重新确立国家与市场、社会间的良性关系,使国家为市场经济发展把航定向,也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宏观调控,用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消解了资本的负面作用。三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民主政治“还政于民”的目标。在现代化实践中开创出来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既保障每个人都能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到现代化建设中来,又能让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更公正地惠及全体人民,使全体人民以更加高昂的历史主动精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进展。总之,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使福山对于人类未来的“预判”成为一种“误判”,倒逼其承认“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9],消除了人们对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担心和疑虑,赋予了科学社会主义历史新高度、理论新深度、实践新向度。

(二)消弭“文明冲突论”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提供新形态

“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由七个(或八个)主要的文明组成,这些不同的文化实体逐渐取代了主权国家,成为决定国际局势的主导因素。由此观之,“文明冲突论”虽然在表面上弃绝了意识形态因素,但究其根本是以涵盖范围更广的文明加深了意识形态的对立。“文明冲突论”以不同文明的歧异性为前提,通过抽象的、非历史性的视角将世界文明纳入“自我”与“他者”两种阵营并形成对立冲突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异质文明间可能会引发或造成争端,但先验性地将冲突的根源置于文明本身,再用不同文明的差异性来解释冲突的成因,其实质是对文明主体的主观判定与因果倒置论证,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不同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等必然造成不同文明的差异,但同时这种差异也是不同文明交流、调适、融合的动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10]在现代化历史方位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以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构建起了新的文明互动模式,铸就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辉煌。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社会主义文明样本,并非建立在超历史的“至善”或“至臻”的真空环境中,它基筑于动态历史与现实实践的耦合之中,继承发展了旧文明形态中的合理部分,扬弃了与现实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体现了其对历史发展大势的顺应、对历史主动精神的把握。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肯定“自我”、肯认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平等地接纳“他者”文明,取他人之美为我之美,化我之美为他人之美,实现美美与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人类文明更高阶位和更广范围内所实现的最符合历史进步的发展。总之,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立足于大历史观对“自我”文明进行审视与反映之时,也在“他者”文明之镜中反思与省察“自我”,不仅延续和传扬旧文明形态中的积极因素,而且以高度的涵化能力吸收外来先进文明,让“他者”文明的先进性自觉建构进“自我”文明的历史生成中,实现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以及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汇融通。饱含科学社会主义真理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了“文明冲突论”的历史隔阂与历史偏见,“合理矫正了文明输出与输入之间的关系法则”[11],为消解东西方之间因意识形态差异而造成的文明对立找到了通路,为社会主义文明、人类文明未来发展开辟了新的愿景。

(三)破解“国强必霸论”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提供新范式

“国强必霸论”的核心命题是指一个新兴国家强大之后,必然会追求霸权地位、推行霸权政策,势必会引起“守成国家”的恐慌,进而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式的大国战争。纵观世界现代化进程,因强称霸源自西方资本主义的霸权逻辑,而非历史的铁律。裹挟霸权逻辑的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为了满足自身的贪欲,将自己的触角伸及至世界的每个角落,并通过不断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从而攫取巨大的超额利益。在西方国家的认知里,这些发生的理所当然,因此他们自然地认为一个国家在强大之后,也会无一例外地像其一样产生与其他国家争夺霸权的冲动。如此,他们便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国际主导权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围追堵截,千方百计地阻挠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甚至连最基本的公平竞争也被视之为难以接受的异常样态。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深谙国霸必衰、衰极必乱的道理,成功开辟了一条强而不霸、强而共存的现代化道路。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主张“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与科学社会主义所蕴含的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实现全人类共同解放的价值观念具有高度契合性,不仅成为植入中华民族骨髓的“根性记忆”,而且践行于中华民族“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现代化实践中。中国式现代化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世界人民合作共赢、增进福祉的现代化发展之路。这条人间正道全面超越了西方欺凌奴役、弱肉强食的思维定式,有力消解了“修昔底德陷阱”内含的狭隘偏见,彻底打破了“国强必霸”的资本主义法则。中国以强有力的实践告诉世界,实现现代化不以对外扩张为逻辑起点,不以称霸世界为最终目标,也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而是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让世界人民享受到和平发展带来的红利。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凯歌前行,所谓的“国强必霸论”“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威胁论”等无稽之谈必将不攻自破,随着这些主观臆测的破产,使世界历史走向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一边,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总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思想总结,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其在实践中的运用必须是创造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本质和基本原则,寻求科学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契合点,不断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转化为更有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从而使世界重新认识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主张与目标追求。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引领作用将更加凸显,也将为推动和促进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严文波,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副院长;沈卓群,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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