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2日上午，“田野调查与文化自觉——纪念费孝通先生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成功举办。本文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的主旨演讲。
尊敬的费孝通先生的家属和亲朋好友，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师长、同行、同学：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以“田野调查与文化自觉”为题，隆重召开学术研讨会，以纪念费孝通先生。作为恩师学生的一员，作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员，作为恩师创办的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员，一直以来得到恩师荫佑，得到各位师长、同行、同学之爱，让北京大学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我得以成长。借此，我对各位的到来表达最真诚的欢迎，对各位给予恩师的深情厚谊表达最诚挚的谢意。
恩师的一生目睹人类社会近百年的变换，求学、教学、咨政、从政，与同袍相守95载，在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上筚路蓝缕。他把毕生的志向化约“志在富民”，他把一辈子的学术努力与政治实践归结为“从实求知”，他把对美好生活的到来寄望于“文化自觉”，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在恩师的心里始终有一缕人类社会的希望之光，有一个“天下大同”的伟大理想。今天我向各位汇报的题目是“从文化自觉迈向社会自觉”。
“文化自觉”是恩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奔走呼吁和践行的学术使命、教育使命、社会使命，乃至一份国家使命。1997年1月4日，恩师参加北京大学重点学科建设汇报会，在发言中他指出，“历史发展到一定的时期就需要找一个地方和一群人来发扬一种新的风气，我想当前的新风气就是文化自觉。”这是他第一次明确的说出“文化自觉”。
恩师说的“一定的时期”是一个怎样的时期呢？遍读恩师的阐述，我认为，或许是这样一个时期：
第一，是亟需为中国发展创造文化认同的时期。恩师认为，近百年来中国社会不断面临着文化认同的困惑。在《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一文中，恩师认为，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搞清楚中国特色到底是什么，而问题的答案就藏在中华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之中。
第二，是亟需为文明冲突进行文化调适的时期。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经济在快速走向一体化，然而经济的一体化并不等于文化的趋同，相反，它会使原本相互隔绝的文化频繁接触，引发大量的误解、矛盾甚至冲突。恩师认为，“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能不面对的课题，即文化自觉和文化调适问题。”
第三，是亟需对西方中心主义保持警惕的时期。恩师认为，西方文化“天人对立”的世界观衍生出征服自然、以“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也是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乃至文化沙文主义的思想根源。恩师不认同西方世界以暴制暴的做法以及文明冲突的观点，他提出，如果人类不寻找一条新的相处之道，最终可能会产生同归于尽的悲剧。
第四，是急需为构建世界新秩序提供中国智慧的时期。恩师认为，旧有的人类文明相处模式已经失灵，在《东方文明和二十一世纪和平》一文中，恩师指出，人类需要一种新的，以“德”为基础，而非以“力”为基础的秩序。中华文化“推己及人”“中和位育”“和而不同”等思想为构建多元和谐的世界秩序提供了智慧。
在世纪之交，在中国因经济高速发展而要进入世界舞台中央之时，在世界多样性的文化因科技和经济的发展而正相互碰撞碰头之时，在西方中心主义尚未自我消解的时期，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关键时期，中国亟需文化自觉，世界亟需文化自觉。
到底什么是“文化自觉”？如果把恩师从20世纪早期开始的文化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恩师的文化自觉可以被理解为：
文化自觉是人的自知之明。恩师指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且还需要了解文化的历史性、自新性和社会性。文化的历史性、自新性和社会性又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向后看，深入历史长河，可以理解文化的基因与脉络，建立起“我是谁、从哪里来”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自信；向前看，可以立足当下社会，用文化解决现实问题，满足社会需求，明确“我要到哪里去”的方向。
文化自觉是人的自主选择。在文化接触与碰撞之中，我们不得不进行文化选择。在中国现代化的百年历史之中，每一个关键时刻，中国都面临着文化选择。在某些关键时段，我们甚至差点做出错误的选择。在世纪之交，我们再一次面临文化选择。文化自觉的根本在于，当一个文化面对内外部环境变化的挑战之时，它的成员能够清醒而自主地决定如何调适、选择和创新，而不是被动或者盲目的进行跟随、模仿甚至照搬。
文化自觉是人的和而不同。1988年恩师出版《外访杂记》，这本杂记的时间跨越40个年头，内容涉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恩师问自己，“这个世界这么多人怎么能和平相处，各得其所，团结起来，充分发挥人类的潜力和智慧？”于是他提出了“各美其美”。1989年他参加“二十一世纪婴幼儿教育与发展国际会议”，又提出了“美人之美”。1990年在日本福冈接受亚洲文化大奖时，则阐述了“美美与共”。历时近十年，直到1996年他在《东方文明与二十一世纪和平》之中，才完整的阐述了他理想社会的实践模式，那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也是文化自觉的一个理想境界。
简单地说，恩师的文化自觉是世纪之交面向多样文化接触与碰撞的中国智慧，是在世界冲突中实现天下大同的中国理想。
然而，在恩师离开我们20年后的当下，人类社会面对的已不再是只有人类自身。在人类之外，还出现了一个新的、非生命的、却有着强大认知与实践能力的“他者”。人类亟需面对因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等多技术合流而带来的多物种社会，我们姑且称之为“人机社会”。
人机社会是一个在物种层次建构的崭新社会，是人类从未面对过却又不得不与之相处的社会。面对这样一个社会，我在想，如果恩师在世，他会教我们如何去认识和面对这样的社会呢？
比如，在文化自觉基础上，迈向关乎人类物种命运的社会自觉是不是一个可能的选择？在这里，社会自觉指的是人类作为整体的社会性自觉，因此，也可以称之为“人类自觉”。
提出“社会自觉”也是为了回应一系列迫在眉睫的挑战，只是这些挑战不是只出现在人类群体之间，而是也出现在人类整体与机器之间。
首先，人类存在焦虑与本体性迷失。人机社会引发的是人类物种的认同危机、存亡危机。曾几何时，人类以智能作为自身与动物界区分的核心标志，可如今，新技术产品在逻辑、计算、记忆，甚至部分创造性任务上已经远远超越了人类。“何以为人”再一次被赋予现实的社会紧迫性。机器对人类本体的撼动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人类不得不反思，作为人类，我们的根本价值到底是什么。
其次，人际关系与伦理边界的模糊。人机社会带来的是人类现实与非现实边界的模糊性，在社会生活的每一寸肌理之中，人类与机器正在形成一个高度耦合、相互依赖的互生系统。算法偏见却以自由服务的名义，把人类经验转化为可供计算、可供交易的数据，用来强化机器的能力。如何为人机互动定下规则，如何保护人类的基本权利，已经成为当下人类无法回避的政治议题。
再次，人类价值和道德直觉的消逝。人机社会以更加隐秘的算法中心主义悄然地影响着整个人类，在客观、中立、高效的表象之下，把复杂的人类议题简化为可以计算解决的工程方案，肢解了人类社会的自然机理，完全忽视了人类的价值、道德直觉和复杂情境。在人类还处在人类社会自身关系之时，如何能把人机关系的轨道从机器效率至上切换到人类价值至上，如何重拾人类的价值理性，已经是急迫的议题。
最后，为构建人机治理框架也需要人类智慧。面对人机社会，需要一个治理框架，以确保人类长远的福祉，确保高度自主的机器系统能够理解、采纳、并遵循人类的核心价值。我以为，技术加速与价值对齐并非必然矛盾。把人类的核心价值植入到技术加速之中，两者便会相融相通。不然，技术加速很容易被商业利益或地缘政治绑架。启动人类的自我探寻与价值对话，构建安全、普惠、以人为本的技术未来迫在眉睫。
面对人机社会的新挑战，借用恩师文化自觉的阐述，社会自觉也许可以在自知之明、自主选择、和而不同等三个层面获得理解，不同的是。社会自觉的对象和意涵从人类文化的群体层次提升到了人类整体的物种层次。
社会自觉是人类的自知之明。人类的自知之明意味着对人性有深刻的、清晰的、而非自大的认知。
向内看，理解人类的“所以然”。理解人类作为物种的生理基础、认知框架、情感模式与社会属性，理解人类智能的优势与局限。唯如此，人类才不至于为了与机器竞争效率而只顾技术加速，才可能在价值理性的回归之中，在人机分工与协作之中，找到人类不可替代的生态位。“人能做什么”的确非常重要，的确有价值；可“人是什么”才是人类真正的本质的价值属性。人类有情感，有道德关怀，有意义追求，这才是人类物种。效率不过是满足上述追求的路径之一而已。
向外看，理解人性“之所以然”。人类文明数千年积淀的核心价值保障了人类物种的继替与发展，在算法可以优化一切的时代，我们要追问，什么是不可以被优化的，什么是人类必须坚守的底线。对尊严、自由、公平、隐私、同情、责任等看似抽象价值的自知之明，意味着在设计和部署人机关系时必须将其作为不可交易，必须内置的第一性原则，确保技术朝着增进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社会自觉还是人类的自主选择。社会自觉的核心是为了捍卫和加强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的自主选择能力，以避免技术加速可能带来的物种灾难。
社会自觉的自主选择在于抵制把技术加速作为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人机社会的发展方向和治理规则等，必须由人类自身来共同决定，为技术作用的范围设定红线，为人机交互设置人类理想，以确保人类对机器拥有最终的监督权和否决权。
自主选择还意味着人类的价值优先，而不是机器的效率优先，意味着以人类社会优先，而不是以非人类的经济优先，也绝不是有人说的“人文经济”，一旦带上经济，就又回到了效率至上轨道。社会自觉意味着我们有能力进行清醒的价值权衡，自主选择的能力体现在能够勇敢地对高效却侵蚀人类核心价值的技术诱惑说“不”，确保发展得“快”，服从于发展得“好”。
社会自觉是人类与机器的“和而不同”。面对机器作为“他者”，人类与机器可以有“和而不同”的理想境界。比如，我也不揣冒昧，模仿先生的“四美箴言”说四句：“人美其美，机成人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人美其美。对应恩师的“各美其美”，为人机关系确定以人为本的绝对前提，“美”是人类探索并珍视自身的独特价值。“美”是算法无法模拟的同理心之美，是逻辑无法推演的直觉与顿悟之美，是超越功利计算的爱与奉献之美，是探索未知、叩问终极议题执着之美。“美”是人类之为人类的灯塔。人类发展技术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些“美”有更广阔的绽放空间。
机成人美。对应恩师的“美人之美”，定义了机器的终极使命。机器的角色不是去创造自己的“美”，而是成就人类的“美”。机器通过其效率把人类从生存的压力、重复的劳动、信息的过载之中解放出来，从而成全人类追求自己的“美”，支持人类更多的去体验生活之美。
美美与共。借用了恩师的“美美与共”，描述人类与机器互动偕行的理想状态，“美美”的第一层含义是人类内部个体之间，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多元化的美能够和谐共存。第二层则是指人类之“美”与机器之“能”能够相互协和共处，互补长短，相互增强。“共”，是偕行的境界。在这个境界中，人类的创造性与机器的生成性不再对立或是竞争，而是相互启发、共同演进。
天下大同。也借用了恩师的“天下大同”，只是此处天下除了人类还有机器，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人类与机器的天下。“大同”不是说人类与机器的界限消融、混为一体，而是创造一个从未有过的多物种文明。在“大同”社会里，机器不再是被警惕的“他者”，而是像空气和水一样，无缝地融入人类社会机理，成就以人类价值为绝对中心的大同。
命运与共，是谓大同。迈向社会自觉，关乎人类作为物种的命运，必得人类共同参与与实践。社会自觉是文化自觉在新环境的延伸，社会学作为以社会整体为对象的学科，以探索人的社会价值为己任；人类学作为以人类整体为对象的学科，以发现人的人类价值为圭臬。在社会自觉实践中，社会学人类学是拓展和践行人类价值的基础学科，其理论发展和价值实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更加重要。当下，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学也理应肩负时代使命，承担历史重任，为人类价值理性回归，为追寻人类尊严与自由而义无反顾。
各位师长、各位同行、各位同学，最后，让我们再一次回到1991年1月4日的北京大学。那时，恩师指出，“怎样去认识北京大学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文化任务？看来，到这个时候，北大要再开创一代学术的新风气了。”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恩师，继承他的学术遗产，还要继承和发展他的学术志向，在文化自觉基础上，践行和促进人类物种的社会自觉，推动在技术加速中注入人类的永恒价值。为在人机社会挑战中拓展人类的价值性和意义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我们共同开创一代社会学人类学的新风气！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