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儿童文学的出场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革命与救亡同构的抗战题材拓宽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思想容量。在儿童性与思想性交织的语境下，儿童文学如何面对及诠释超越儿童日常经验的历史命题，关涉其审美范式的现代转型。在刚性的战争书写中，情感作为一种动力机制，是重审抗战儿童文学的历史化认知装置。经过情感的生产、改造与调适，抗战儿童文学的思想品格得以确认，对其情感结构演进脉络的考察，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当代审思和自主知识体构建提供了崭新路径。
关键词：儿童文学；抗战书写；情感结构；审美转型；伦理自觉
当代儿童文学的抗战书写，不仅是历史记忆的承载，更涉及复杂的情感建构与儿童主体性的生成。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儿童文学即与社会现实同频共振，其现代性的出场亦与启蒙救亡紧密关联。战争介入其间，并未阻滞中国儿童文学的内在发展，反而延展了其思想和语言的畛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革命历史题材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书写进一步扭转了中国儿童文学“失重”与“纯化”的偏误。不过，在抗战儿童文学思想价值与审美意涵的掣肘下，情感这一关键维度被长期忽视。对此，如何观照儿童作为历史参与者的主体性价值，引导其正确面对并重新认识抗战，有必要以情感这一历史化的认知装置来重审抗战儿童文学。作为一种分析视角，情感结构揭示出当代儿童文学抗战书写中情感的历史形态与叙事功能，为中国儿童文学在历史真实性与文学审美性的制衡中提供了逻辑支点。以情感为切点对抗战书写进行考察，在历史与童年之间建立了新的阐释空间，从而推动儿童文学在重大题材创作中实现更深层的艺术价值与伦理自觉。
一 情感取向与抗战儿童文学的出场
在中国儿童文学发生之初，情感话语就内嵌于其元概念所表征的民族性、儿童性与文学性三者互动的意涵中。中国不仅指涉地域及政治实体，更蕴含了文化身份与民族情感的深刻内涵，要求文学承担起唤醒集体认同、建构民族共同体的使命。而儿童则标示出一个具有独特心理机制的接受主体，其认知特点与情感发展路径，内在规定了叙事要在启蒙与救亡的重大主题下尊重其心灵成长。文学作为艺术表达与形式经营的场域，则将情感转换为审美经验，为理念赋形。因此，情感从来就不是外在于中国儿童文学的概念附加，而是从一开始就溶解于其定义框架与生成逻辑之中，成为联结国族想象、童年建构与审美表达的关键枢纽。
对于儿童情感的赋值，使儿童文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述伦理。在民族救亡之际，这一伦理往往表现为对儿童情感的有意识引导与重塑，其核心在于将个体情感体验与民族命运密切相连。1937年，《国闻周报》上刊发了题为《未来的战士们》的文章，论者主张应将儿童“依附家庭的怯懦感情”引向“憎恶敌人的心理”，以锻造民族解放生力军。这体现了国人要求儿童在情感心理上进行重要转化，是将个人创伤性战争体验升华为儿童民族意识的一部分。儿童文学作为文化抗战的一环，并未缺席战时的文化动员。其中，民族国家认同成为抗战文学生产与再生产的主要动力。由是，儿童文学的观念也从儿童本位转向了民族本位与国家本位，形成了一种战时文学的新型文类秩序。
抗战儿童文学的出场，不仅是题材类型的增扩，更预示着儿童文学的叙事转向。从语义结构分析，抗战引出了这一时期儿童文学救亡图存的核心使命，它既是历史背景，亦是文学语境。在此框架下，情感动员成为彼时儿童文学的题中之义，“情感工作”作为一种政治技术对革命动能的推进也被重构，儿童文学的观念也正是在此情景下发生了语义的偏移。作为一项现代性的发明，儿童本身便是社会观念与历史经验共同建构的产物。与之相应的是，将儿童作为文明形态来作情感投资亦是一种现代现象。因此，面对抗战，儿童不再被局限于天真或需要庇护的客体，而是被重新定义为情感与政治的主体，是民族苦难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其中，文学始终是根本载体，它负责将抗战意图与战争经验转化为儿童可知可感的叙事形式。李海燕认为，鲁迅早年倡导精神革命即对麻木民众同情的唤醒。情感能力的匮乏已成为阻碍民族前行的关键症结。因此，新文学的使命就在于重新赋予国人感情的能力，进而达至政治、文化上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启蒙与情感启蒙同构。同样，与新文学一体同脉的儿童文学亦无法背离情感的启蒙。它必须契合儿童情感的可接纳性，借助适当的美学策略，构筑起唤醒共情的通道。基于此，抗战儿童文学成为一种具有强烈历史介入意识的写作实践。在历史与文学的多元互动中，一种新的情感范式得以确立，它既是民族的，又是儿童的；既是战争的，又是文学的。由此，这一范式也深刻形塑了抗战儿童文学的精神质地。
伴随着救亡的深入，作家们“以笔为刃”，重建文艺与政治的关联。文学走向“抒情的放逐”，现代抗战儿童文学迅速形成了一种激昂而具现实主义的情感动员模式。承担宣传与教育的历史责任是战时文艺的必然选择，跟随民族使命的召唤，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共同构筑了儿童文学的抗战图景。《华家的儿子》以童话体小说塑造了“华儿”这一隐喻中华民族的儿童形象，开创了将儿童成长与民族救亡同构的写作范式。儿童被赋予了象征性意义，“驱逐日寇，捍卫家国”成为激励少年儿童的情感话语。《孩子的演讲》借儿童之口述说抗战时期的见闻感悟，以稚嫩声音控诉战争的残酷。《鸡毛信》《雨来没有死》等塑造了一个个鲜活可感的乡村小英雄形象。《一颗未出膛的子弹》则通过被俘小红军那句“留着枪弹打日本人”的呼喊，将儿童的纯真与抗战的坚定信念融为一体。创作于不同意识形态地域的抗战作品，共同以贴近现实的叙事展现战争中的儿童生活，致力于实现文学书写与情感动员的有机统一。
抗战胜利后，这种源自现代儿童文学的情感模式并未消失，而是逐渐沉淀为一种强大的叙事传统和情感遗产，并为其在当代的承续和创新奠定了基本框架。面对这一传统，当代儿童文学的抗战书写始终与之保持密切对话，既从中汲取思想与情感能量，又对其予以反思审视和创造性转化，以期在历史真实、儿童心理与当代价值取向之间建立新的审美平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时代主题与社会思潮几经更迭。多元价值观的共生，形成了陈思和所指称的“共名”与“无名”交替的文化状态。在此语境下，当代抗战儿童文学与其所承袭的情感传统之间逐渐显现出张力。一方面，民族情感与屈辱记忆仍构成叙事的伦理基底；另一方面，个体意识的觉醒、儿童本位观的深化以及历史反思的时代诉求，更推动着抗战书写不断突破原有范式，驱动情感结构的革新。
二 国家话语与情感的体制化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儿童文学的情感生产源于高度体制化的文艺创作环境，并直接服务于培育“社会主义新人”这一核心目标。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概念，“社会主义新人”指称的是那些具有共产主义理想、集体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情怀，且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一代。彼时，作协与文联承担组织文艺工作者创作和学习的工作，从业者被纳入国家编制，形成专业作家队伍；同时，群众创作也被组织起来作为后备力量，这类机制不论在“现代”抑或“古代”皆属首创。与之匹配的是，团中央联合作协等机构主导参与儿童文学的组织推广，并下设儿童文学专委会统筹内容审核及编辑出版流程，保障作品导向与国家政策及教育方针一致。上述举措形构了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体制化生产路径。在这一体系中，情感经由制度引导的审美规范被有意识地生产出来。在“再造新人”的旨归下，儿童文学的抗战书写将政治教育目标转化为内在的情感认同。因此，这一题材不仅再现历史，更承担着建构国家记忆，塑造儿童情感政治的重要功能。相应地，内嵌于文学的情感如何生产，怎样表达也成为必须厘清的议题。
如前所述，抗战儿童文学的情感生产与新人生产被纳入体制化框架。革命历史题材的方兴未艾昭示着两者的一体化。一方面，新政权亟需通过文艺作品确认自身的历史合法性与政治正当性；另一方面，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也成为情感书写的主导范式。如何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接续前史，找到抗战儿童文学适切的情感表达，在本质上牵涉到如何在新的国家体制中重新理解儿童。在这一背景下，儿童文学不仅是历史叙述的载体，更是系统性塑造儿童情感认知的重要媒介。为应对建国初期少年儿童读物量匮乏等现实问题，中宣部、团中央连续召开会议、发表社论，解决儿童的文化饥荒。国家层面强力推动儿童文学创作，并明确将其定位为“向少年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同时对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出版、发行等工作提出要求。一大批作家响应政策加入儿童文学创作队伍，但他们面临的根本挑战依然是如何以情感为中介，将新人培育的内涵转化为儿童接受的叙事表达。由此，情感的生产不仅关乎题材选取，更涉及形式策略。这一过程所含纳的理念论争与文本创作，也深刻影响了抗战书写的情感范式和审美选择。
寻绎儿童文学学术史不难发现，当代以来围绕“童心论”与“教育工具论”的论争，本质上是一场关乎情感生产主导权与话语方式的博弈。陈伯吹倡导的“童心论”着眼于儿童文学的特殊性，指出儿童文学的写作要尊重儿童的身心特点。他强调需重视“儿童本位”，从“儿童观点”出发，以“儿童情趣”体会，怀“童心”鉴别欣赏。与之相对，鲁兵在《教育儿童的文学》中提出的“教育工具论”则将儿童文学的实质确立为一种教育工具，必须服务于国家意志与思想教育目标。换言之，“童心论”旨在重申儿童本位立场，尊重儿童的自然情感与心理特征，主张情感应源于儿童的真实体验，文学的功能在于表达这种本真情感。“教育工具论”则认为情感生产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导向是核心，情感只作为意识形态传递的媒介。事实上，这场论争不仅关乎怎么写儿童文学，更揭示了“情感如何被生产”这一深层问题，即应当从儿童主体的内在世界自然生发，还是应被外部机制有意识地塑造和征用。
因而，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抗战书写及情感生产，集中体现为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情感确证机制，其核心在于构建亲近与仇恨的二元对立，并以此作为叙事的内在动力和伦理基础。无论是《三月雪》里失去亲人的少年，还是《铁娃娃》里遭受非人待遇的童工，都是战争中儿童的表征，对其形象的书写并非出于悲剧渲染，而是通过展现儿童所承受的苦难，将失家之痛转为报国之情，从而形构了敌/我对峙的情感阵营。于是，儿童从传统家庭中剥离，被革命接管进入组织家庭，这一转变也为儿童参与战争提供了情感正当性，并由此生产出高昂、乐观的英雄主义情感。《小兵张嘎》和《小英雄雨来》中小英雄的成长包含了思想和情感等多个层面。他们类型化的成长轨迹，将儿童塑造为革命集体中的符号化成员，其英雄化的过程，本质上是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情感人格化的过程。因此，这一时期的抗战儿童文学通过爱与恨的辩证叙事和小英雄的成长书写，有效地将政治启蒙和历史认知融入儿童的情感结构，从而为“社会主义新人”建构家国认同，实现集体化归属奠定了坚实的情感基底。
尽管当代初期儿童文学在抗战书写中构建起以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情感为主导的叙事范式，但受战争文化心理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学表达依旧延续着二元对立的思维惯习。虽然处于儿童文学数量剧增与经典涌现的“黄金时代”，但该时期人物塑造和情感表达上呈现出一定的模式化倾向，文学图解政治下的小英雄们由于过度脱离儿童性而陷入失真。茅盾认为此类作品“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指向的正是政治诉求优先的创作机制下，艺术真实性与情感复杂性的流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情感书写侧重公共性、集体性的表达，个体化经验相对较少出现在主流叙事中。不过，体制化的情感结构也并非板结的套语，儿童性仍以其鲜活的生命体验开辟出独特的情感表达空间。《长长的流水》提供了在“爱的教育”中自觉成为合格革命者的案例。其中，作为野丫头的“我”在革命导师李云风的教育下，感受到人性之善，而后者则在艰难时世中收获了爱情。这些个体情感的溢出超越了集体话语的模板，暗示了抗战儿童文学中政治教化与儿童本体之间的张力和对话空间。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儿童文学的情感生产机制尽管总体服务于国家叙事，却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的情感潜流，恰恰为新时期抗战书写中人性的复归和情感模式的转型提供了借鉴。
三 人性复归与情感的私人化改造
在文学观念深刻重构的时代背景下，当代儿童文学的抗战书写发生了显著的情感转型，其实质是从宏大的政治叙事转向对个体生命和内在体验的深切关怀。随着“人的文学”构成一种“新启蒙”，“人的解放”代替“阶级斗争”成为1980年代文学的关键词。与此前“个人的生存被理解为民族的生存，民族的集体话语成为个人话语的最高体现”不同，个人或自我的重新发现是这一时期文学乃至社会思潮的重要表征。同时，文学艺术的“向内转”也呼应了“人的重新发现”的精神内涵。一方面，“向内转”是从政治等非文学领域转向文学本身；另一方面，即是从物质世界（“外宇宙”）转向心理世界（“内宇宙”）。在这一驱动下，儿童文学的抗战书写也迎来了认识论层面的重构，它不再仅仅将儿童视为国家话语的符号化标志，而是转而关注其作为生命个体的情感真实性与心理复杂性。人性与童年精神由此重新进入叙事中心，标志着抗战儿童文学情感书写范式的深刻转向。
1980年代中期，中国儿童文学界开启了一场根本性的美学反思，以“回到文学”为口号，试图重建艺术的本体论。曹文轩率先以“站出”的姿态，高扬“儿童文学是文学”的命题，力图挣脱从属论和工具论的束缚，重申文学的自主地位。彼时，文学主体性的回归重新确立了作家创作自主权、文学审美独立性与人性价值优先性。它们共同打破了对文艺生产力的束缚，最终催生了新时期文学的多元繁荣。进入1990年代，在市场化与多元思想并行的背景下，儿童文学进一步转向对童年精神与儿童文化的内在发掘。它不再满足于一般意义上的“回到文学”，而是要求“回到真正的儿童文学”，亦即从普遍性的人学主张走向特殊的童年情感结构与审美关怀。
新时期以来，抗战儿童文学亟待突破既往政治主导的审美范式，实现真正面向人性的情感改造。然而，随着社会转型与文学思潮的转向，革命历史题材儿童文学的创作与接受一度式微。与日本战败后的二十年“后战争”儿童文学不断升温相比，在国内这一题材自1950年代至1990年代总体呈现滑坡趋势。值得注意的是，1984年由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在井冈山召开华东地区儿童历史小说创作座谈会，集中探讨了这一题材“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会议系统回应了新时期以来儿童历史小说叙事陈旧、脱离儿童接受的困境，为推动这一题材的创新提供了重要指引。在座谈会上，王一地认为，“受苦-从军-报仇”叙事模式的千篇一律是这一题材的主要问题。人物塑造“类型化、脸谱化”，缺乏成长；感情抒发上，“只能抒阶级情、民族恨，不能写人情习俗”。他提出，可以侧重反映战争时期人的命运，其“思想状态、心理活动、感情变化”更具吸引力。沈虎根则认为，怎么写才是关键。尽管是历史题材，儿童文学仍要姓“童”，要抓住儿童的心理、情趣和感情，围绕“孩子气”做文章。这意味着，儿童文学的抗战书写不仅要在爱国主义的底色中融入更丰富的人性维度，更需要在美学层面完成从政治宣传向个体叙事的范式转换。由此，过往二元对立的简单情感逻辑和对儿童私人情感的忽视也得到转变。
新时期儿童文学抗战书写的情感改造，本质上是从政治激情回归为对儿童自然情感与社会情感的双重发现，其背后是人性书写的复杂与深化。这一转变要求创作恢复战争叙事中长期被隐匿的日常性与真实性。因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文艺目标落地为创作符合生活逻辑，更贴近人性，洞见人物个性与血肉的作品。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儿童文学以集体生活和军事生活的延伸为背景，往往显现出“私人场景的缺失”，日常性被遗留的战争激情所遮蔽，如何“走出战争”值得反思。在研究解放区文艺的情感实践时，路杨提出“常情”与“人情”的概念。她强调成功的革命文艺能够通达“人情”而恰切说理，此处的“人情”正与“人伦”适配，是一种不同于“激情”的“常情”。置于儿童文学的视野中，“常情”指向的是儿童情感的自然性与普遍性，即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情感体验。如若剥离儿童作为生命个体的本能情感诉求，儿童便沦为政治符号，其主体性也无从谈起。而“人情”则指向儿童情感的社会性与伦理维度，即儿童作为社会个体，与他人建立情感联结的能力。对“人情”的书写，打破了非友即敌的二元叙事，让儿童从政治教育的工具转变为具有伦理判断力的社会主体。因此，情感改造的关键在于，作家是否能够跳出战争激情的固有模式，融入对儿童个体生命体验的体察与尊重。《奇花》较早突破了早期抗战儿童文学延续的小英雄固有模式，重点聚焦于孩子剧团成员的个体成长。剧团成员由失去家园的孤儿、流浪儿和童工构成，他们不是正面与敌人斗智斗勇的符号化英雄，而是通过文艺宣传参加抗战的普通儿童。从历史重述的维度看，抗战的常情替代了战争本身的激情。其写作不再以战争进程或革命成果为核心，而是转向微观生活经验，以日常化、细节化的场景还原普通人的抗战史。在从一名16岁少女逐渐蜕变为成熟的共产党员的过程中，许英与团员胡尚德产生了含蓄的情愫，这也是“革命+恋爱”模式在新时期儿童文学中引发的回响。这些细腻的情感呈现突破了此前私人情感描写的禁忌，让革命叙事中的人性回归日常，为新时期的抗战书写补充了丰富面相。
出于历史叙述的惯性，许多描写被压迫阶级反抗而获得新生的新旧对比作品依旧未能跳脱苦大仇深的情感模式。此前很长一段时间的“文学图解政治”让这一题材声誉受损。在时代转型之际，刘烈恒提出，中国革命斗争历史的丰富性与现有儿童文学作品对其的反映并不相称。当下，必须充分表现和平环境中的革命英雄主义。在校园、幻想、冒险、动物、青春等题材齐头并进的新时期，儿童文学的抗战书写一度被冷落。如何在崭新的和平环境中打开儿童进入这段历史的窗口，是作家们面临的难题。1985年，颜一烟发表的带有自传色彩的抗战儿童小说《盐丁儿》影响颇大。与这一类型的作品主角多出身于贫苦被压迫阶级不同，《盐丁儿》反映的是一个旧式官僚家庭弃儿的成长为抗日文艺战士的经历。其蜕变历程不仅是对苦难的克服，还有内心的挣扎与觉醒，而这一战争儿童“完全生命”的展现也获取了读者的共情。对此，谷斯涌认为，《盐丁儿》取得的成功是“同新少年谈旧日子”的胜利，同时，它也为革命儿童经典形象的画廊增添了新面孔。新生活与旧时代的脱节，曾长期困扰抗战儿童文学的书写效力和接受效果，但从审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当作品以现时的情感认知与人性观念重新审视历史、重述战争，抗战书写的时代性就被真正激活。在这一意义上，新时期儿童文学的抗战书写所呈现的人性回归与情感深化，不仅焕发了历史题材的艺术活力，还为新世纪儿童文学抗战书写的多元探索创设了学理依据。
四 伦理转向与情感调适的辩证法
对历史的反思性写作是当代文学的持续实践，面对历史的姿态揭示出写作的不同精神向度。从和平年代回顾抗战历史的时空距离，也为当代儿童文学的抗战书写提供了独特的省思坐标系。李利安·H.史密斯谈及儿童历史小说时曾指出，作者应超越原始历史资料，为读者提供一种审视过去的方式。同时，故事越贴近历史原貌，作者通过个人理解和情感创造出的世界越可信。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的抗战书写已逐渐从亲历者的即时与回忆叙述，转向一种更具反思距离的历史审视。尽管以抗战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常被划分为现实主义文类，但在玛丽亚·尼古拉耶娃看来，于年轻读者而言，一个遥远历史时期近似想象世界。相较于现实小说，某些历史小说与幻想类作品的共通之处更多。换言之，时空距离导致两端现实的不接洽无疑增加了这一时期儿童文学抗战书写的情感区隔。因此，对抗战的想象和反思构成了创作者进入这段历史的核心关键词，而其处理方式本质上反映的是直面记忆的伦理。
在儿童文学元概念系统中，儿童性与文学性是其基本支撑。任何忽视或曲解两者语法关系的判断都会造成概念的折损，进而导致儿童文学的“不成立”，抗战书写的难度也正在此。可以说，除了时空变换的外部原因外，战争本身的“反儿童性”更叠加了书写障碍，即在具备不使作品沦为“抗日神剧”的史学和技术积淀之外，还要将复杂多面的历史转化为读者可理解的叙述，把刚性的抗战叙事表达得不刺激感官却震撼心灵。质言之，在当代日常经验远离抗战历史的语境下，如何重新进入抗战书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一个情感问题。在多元思潮并行的新世纪，儿童文学的幻想性、游戏性等轻逸美学风头正盛，“偏重”的抗战题材也到了进行情感调适的时刻。21世纪以来，以《火印》《野蜂飞舞》《水巷口》《天火》《少年战俘营》《如菊如月》《走出野人山》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抗战题材作品不断涌现，接续了前述抗战儿童文学的发展脉息。赖尔曾坦承自己力图通过作品展现当代孩子们值得“思考的问题”和“普遍缺乏的东西”。在《我和爷爷是战友》中，赖尔以穿越手法让思想空虚的叛逆少年返归抗战现场，使其在并肩作战中理解了抗战的意义和理想信念的价值。在泛娱乐化和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一种迫切的“补课意识”似乎成为创作的考量。质疑红色教育的李扬帆穿越到抗日战场后，目睹了最为惨烈的战争场面，从以往认为战争灭绝人性，到后来认为对于侵略者只怕“杀得不够”。这是抗战书写中一条“重返激情”的情感调适路径，也是对儿童历史认知缺席的创作回应。它以重返现场的方式，为对抗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情感锚点，让个体从历史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进而完成对抗战精神价值内核的重新体认。然而，对战争激情的简单复现，是急于以历史认同代替历史认知的应激反应，仍难以脱离仇恨教育的内在逻辑。
在具身体验创伤记忆的“重返激情”之外，21世纪儿童文学的抗战书写还存在着一条“唤醒温情”的路径，意在弱化战争的过程叙事。以《将军胡同》《少年的荣耀》《纸飞机》等为代表的抗战书写就似乎有意回避了战争的残酷语法，着重将视点放置在对日常生活和风物人情的描摹。为此，作家们在搜集整理当地风俗志上做了大量的史料工作。然而，对平静岁月的过多着墨几乎压倒了战争残酷性的呈示，使战争的本身面貌模糊不清，这即李蔚超提到的苦难与日常辩证法的失效。进言之，“唤醒温情”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的人性温度，是借由细腻风物对战时“中国式童年”的再书写。但这种书写必须恪守历史真实与叙事伦理的边界，警惕陷入温情滤镜下历史失真的风险。具体而言，温情叙事并不能稀释战争暴力的残酷性和民族抗争的必然性。只有既还原战时童年的人性温度，又不回避其历史痛感，才能传递抗战书写的真正价值。
对于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抗战书写而言，作家需要站在更高的视角寻找宏大历史叙事与儿童个体生命经验相融合的路径。其中，观照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感不啻为一种选择。在单一化的激情和温情模式之下，抗战书写审判的对象难免成为面目模糊的“鬼影”。在对历史责任的追诉中超越单纯的民族情绪，或许更能把握反战的本质，并能克服历史与当下的时差。《满山打鬼子》等作品摒弃了简单的二元对立，对情感的纯化保持警惕。少年满山看到为孩子买玩具的日本兵，放弃了对他的捉弄，后来听闻他殒命的消息时心生触动。而与日本女孩直子的友谊则让满山陷入了是否要“泄密”从而保护女孩生命的艰难抉择，机缘巧合之下他才得以在民族大义和友情之间两相保全。这种更为复杂、丰满的情感，同时亦是儿童文学“中间地带”的书写，它既避免了非此即彼的价值简化，也拒绝审美与伦理判断的失序，转而致力于呈现抗战中复杂而真实的人性样态。正由于“中间地带”的叙事实践，抗战儿童文学的情感维度与历史深度才得到了更为多元的阐释。
进入21世纪，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已嵌入世界文学的版图，儿童文学的抗战书写也成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保罗·阿扎尔在论及儿童文学的国家特征时提到，儿童读物在祖国这一层面上无可避免地牵涉到人性因素，在维系民族情感的同时，亦在构建一个“世界性的儿童共和国”。此处，阿扎尔强调的是情感作为一种超越性质素在儿童文学中的深植，即当儿童文学试图以民族视角叙事时，仍需扎根于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当代世界儿童文学的战争书写亦呈现出一种值得关注的转向，其焦点逐渐由对战争性质的辨析，转为对战争本身的反思及对普通个体生命的深切关怀。同样，如何使抗战书写在战争带来的民族创伤中揭示出更普遍的生活和人性的精神，是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必须面对的诘问。当“重返激情”与“唤醒温情”部分失效，意味着抗战书写必须摆脱对宏大历史叙事的单向依附与对创伤记忆的温情遮蔽。从学理层面看，新世纪儿童文学的抗战情感调适，本质上是对历史书写伦理的重构。这种重构是在历史真实性和儿童性的辩证关系中，建立更具包容的情感表达体系，意即对情感真实性的复归、对儿童主体性的尊重与对历史复杂性的接纳。让儿童在真实的情感体验中理解历史，在个体与家国的情感共鸣中传承精神，这正是当代儿童文学抗战书写的核心价值所在。
结 语
作为承载民族记忆、培育儿童历史认知的重要题材，抗战儿童文学以情感维度的建构，实现了历史精神与儿童心灵的深度对话。当代儿童文学的抗战书写经历了从情感的生产、改造到调适的不同历史阶段，这一变迁的本质，是情感从工具化征用到本体化回归的转向。当情感不再被简化为传递集体意志或缓和历史创伤的手段，而是作为群体共享的日常感知和个体鲜活的生命体验相融合的“活态媒介”时，抗战书写才能突破儿童文学的文体边界，与当代文学的整体历史叙事形成对话。概论之，对情感逻辑的重新认知，为历史记忆在代际间的有效传递提供了更具普遍性的理论路径和实践参照。在此基础上，持续唤醒抗战书写的伦理自觉与美学创新，能使民族记忆真正融入儿童情感世界，从而获得跨越时空的持续生命力。
（作者单位：敖竹梅，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吴翔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5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纸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