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文明叙事围绕四大核心议题展开：中华民族认同聚焦多元一体的辩证统一，中国国家认同关注民族自治与国家统一的协同构建，中华文化认同致力于文化整体与民族个性的融合共生，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则探索时代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同演进。其现实基础体现为政策体系从初步构建到系统完备、传播载体从传统媒介到数字矩阵、内容资源从单一呈现到多维聚合、理论研究从零散探索到体系构建、实践能力从初步尝试到专业精进。当前面临政策规划与落地转化存在落差、传播覆盖与认同深度失衡、整体框架与个性呈现存在张力、研究队伍创新动能不足、成果价值与时代需求错位等困境。对此，需通过强化政策落地转化机制、构建精准传播体系、创新多元协同叙事模式、培育创新研究队伍、推动成果时代化应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文明叙事的现代化实践。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文明叙事；认同构建；实践路径；多元协同；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时代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文明叙事的核心议题
中华民族共同体文明叙事的核心议题，围绕认同构建的多重维度展开。中华民族认同聚焦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中国国家认同关注民族自治与国家统一的协同，中华文化认同致力于文化整体与个性的融合，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则衔接时代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进。四者相互关联，共同构成文明叙事的核心框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叙事支撑。
（一）中华民族认同：文明叙事中多元一体的辩证统一议题
中华民族认同的文明叙事，核心在于阐释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关系，既彰显各民族文明的独特性，又凸显中华民族整体文明的统一性。“多元”体现为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独特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精神信仰与文化传统，这些差异构成中华民族文明的丰富底色，是共同体活力的重要来源。 文明叙事需尊重这种多元性，避免将各民族文明简化为单一模板，通过呈现不同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符号与精神特质，展现共同体的丰富内涵。“一体”则表现为各民族文明长期交融形成的共同价值、历史脉络与命运关联。从文明起源的相互影响到历史进程中的守望相助，从共同抗击外侮到共建现代国家，各民族文明始终在交流中汇聚、在互鉴中升华，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文明叙事需强化这种一体性，揭示多元背后的共性根基——如对团结的追求、对和平的向往、对统一的认同，避免将多元异化为割裂共同体的壁垒。这种辩证统一要求叙事既反对“单一化”倾向（以一体否定多元），也抵制“碎片化”倾向（以多元消解一体）。
（二）中国国家认同：文明叙事中民族自治与国家统一的协同构建议题
中国国家认同的文明叙事，关键在于阐释民族自治与国家统一的协同关系，彰显两者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的内在逻辑。国家统一是民族自治的根本保障，为各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事务提供稳定的制度框架、安全环境与发展资源。自秦汉以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始终是各民族实现自身利益、保障文明延续的重要基础；现代中国的国家统一，更通过宪法与法律明确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为民族自治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 文明叙事需清晰传递这一逻辑，避免将国家统一与民族自治对立，强调统一是自治的前提。民族自治是国家统一的重要支撑，通过保障各民族在国家框架内的自主权利，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维护了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又尊重了各民族的特殊需求，使各民族在参与国家治理中获得主体感，从而自觉维护国家统一。文明叙事需展现这种协同性，通过呈现民族自治如何在促进本民族发展的同时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如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助力国家经济建设，民族文化的保护丰富国家文化多样性——说明自治对统一的积极意义。
（三）中华文化认同：文明叙事中文化整体与民族个性的融合共生议题
中华文化认同的文明叙事，核心在于展现文化整体与民族个性的融合共生，既凸显中华文化作为各民族文化集大成者的整体性，又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独特个性。文化整体体现为各民族文化长期交流互鉴形成的共同价值理念、精神标识与文化基因。从“和而不同”的处世智慧到“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从汉字体系的广泛影响到传统节日的共同传承，各民族文化在碰撞中凝聚共性，形成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化共识。文明叙事需提炼这种整体性，让各民族认识到中华文化是全体民族的精神家园，而非某一民族的专属。民族个性是中华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各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民俗风情等，为中华文化注入独特魅力与发展动力。没有藏族的唐卡、蒙古族的长调、傣族的泼水节，中华文化的丰富性便无从谈起；各民族文化的持续创新，也不断为中华文化整体注入新的活力。文明叙事需珍视这种个性，避免以“整体”之名消解民族文化的独特性，通过呈现各民族文化的精髓及其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彰显个性对整体的支撑作用。这种融合共生要求叙事既反对“文化霸权”（以整体压制个性），也抵制“文化孤立”（以个性割裂整体）。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文明叙事的时代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同演进议题
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文明叙事而言，其需联系于自身时代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进理路，以呈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时代价值具体表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当代的发展路向与精神内核，诸如实现民族复兴的共同诉求、维护团结进步的现实需要、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旨归等。文明叙事有必要对这些时代价值予以阐释，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既关涉各民族的切身利益，亦回应着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议题，促使各民族在明晰时代使命的过程中深化共同体意识。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同发展，能够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文明的世界性意涵。文明叙事需展现这种协同性，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不是封闭的“独善其身”，而是通过自身的团结发展为人类共同事业贡献力量——如各民族共同守护生态环境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范例，各民族文化互鉴为世界文明对话提供借鉴——体现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联。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文明叙事的现实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文明叙事的现实基础，依托多维度的发展演进逐步夯实。政策体系从初步构建走向系统完备，为叙事提供制度指引；传播载体从传统媒介拓展至数字矩阵，拓宽叙事覆盖维度；内容资源从单一呈现升级为多维聚合，丰富叙事内涵层次；理论研究从零散探索形成体系框架，强化叙事学理支撑；实践能力从初步尝试迈向专业精进，提升叙事落地效能。五者协同发力，共同构成文明叙事的坚实支撑。
（一）共同体叙事政策体系：从初步构建到系统完备
共同体叙事政策体系的演进，呈现从分散化探索到系统化构建的发展轨迹，为文明叙事提供了清晰的制度指引与行动框架。早期政策多聚焦于宏观方向的原则性表述，围绕民族团结、文化传承等核心目标出台零散文件，虽确立了叙事的基本方向，但缺乏具体实施路径与协同机制，导致政策效力难以充分释放。随着实践推进，政策体系逐步向精细化、协同化拓展，形成“顶层设计—中层衔接—基层落地”的完整链条。顶层设计层面，国家层面出台专项规划，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文明叙事的战略定位、核心目标与基本原则，将其纳入民族工作、文化建设的整体布局，确保叙事方向与国家发展战略相契合。在中层衔接维度，各部门及各地区参照顶层规划拟定执行细则，界定教育、宣传、文旅等领域的叙事职责及协同机制，防止政策呈现碎片化特征。于基层落地维度，面向学校、社区、乡村等不同场景制定具体实施方略，把叙事规范转化为具备操作性的实践行动，例如校园叙事课程编制、社区文化活动构思等。
（二）叙事传播载体：从传统媒介到数字矩阵
叙事传播载体的演进呈现从单一传统媒介向多元数字矩阵的转变，显著拓宽了文明叙事的覆盖范围及渗透深度。传统阶段，叙事主要依托书籍、报纸、广播、电视等单向度传播媒介，尽管可达成信息的广泛覆盖，却存在互动性薄弱、受众针对性欠缺的问题，难以适配不同群体的认知习惯及接受偏好。伴随数字技术的演进，传播载体渐次构建起 “传统媒介与数字平台”融合共生的矩阵形态，实现了叙事传播质的跃升。 数字矩阵的构建体现于多维度的载体创新：社交媒体平台借助短视频、直播、互动话题等形态，将宏大叙事转化为贴近生活的具象呈现，增强叙事的亲和力及感染力。数字展馆、虚拟博物馆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打造沉浸式叙事场景，让受众在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华民族文明的丰富内涵；移动客户端通过算法推荐实现个性化传播，依据受众的兴趣偏好精准推送叙事内容，提升信息触达的有效性。
（三）叙事内容资源：从单一呈现到多维聚合
叙事内容资源的发展呈现从碎片化呈现到系统性聚合的演进特征，构建起涵盖历史、文化、现实的立体叙事体系，为文明叙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支撑。早期内容多聚焦于单一维度的呈现，或侧重历史事件的线性叙述，或突出特定民族的文化符号，虽展现了共同体文明的部分侧面，但缺乏整体性与关联性，难以让受众形成对中华民族文明的完整认知。随着实践深入，内容资源逐步实现多维度、多层次的整合，形成“历史脉络—文化内涵—现实成就—未来愿景”的完整叙事链条。历史脉络维度，内容资源整合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轨迹，从文明起源的相互影响到历代王朝的民族治理，从近代共同抗争到现代国家建设，系统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文化内涵维度，既发掘各民族文化中的独特因子，诸如语言文字、民俗风情、艺术瑰宝等，亦提炼其中的共通意涵，诸如团结互助、爱国奉献、追求和谐等，呈现 “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现实成就维度，聚焦于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实践成效，诸如经济建设、社会进步、生态保护等领域的协同成效，凸显共同体建设的现实意涵。未来愿景维度，勾连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阐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文明对未来发展的导向价值。
（四）叙事理论研究：从零散探索到体系构建
叙事理论研究的发展呈现从分散化探讨到系统化构建的历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明叙事供给了扎实的学理支撑及方法指引。早期研究多围绕个别议题开展碎片化探索，或聚焦某一历史阶段的叙事实践，或关注特定媒介的叙事效应，缺乏对叙事本质、规律、路径的整体性认知，理论成果难以形成聚合效应。伴随实践需求的提升，研究渐次向跨学科、系统性方向拓展，构建起囊括基础理论、方法体系、实践应用的完整理论框架。基础理论维度，研究者深入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文明叙事的内涵界定、核心要素及价值功能，明晰叙事与认同构建的内在关联，阐释 “多元一体”“协同演进”等核心命题的理论逻辑，为叙事实践奠定学理基础。方法体系维度，借鉴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方法，形成包含文本分析、受众研究、效果评估等在内的方法论体系，为叙事实践的科学性供给保障。 实践应用维度，研究聚焦于叙事政策实施、载体革新、内容策划等具体议题，提出具备可操作性的策略方案，达成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耦合。
（五）叙事实践能力：从初步尝试到专业精进
叙事实践能力的演进呈现从经验性探索到专业化运作的提升路径，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文明叙事从理念转化为高效的实践行为。早期实践多依托传统经验及自发探索，叙事主体以政府部门为核心，实践方式相对单一，例如组织主题宣传活动、编撰普及读物等，尽管可完成基础性叙事任务，却在针对性、创新性、感染力等方面存在显著欠缺，难以适配复杂多元的受众诉求。伴随实践的深化，叙事主体渐趋多元化，实践能力向专业化、精细化方向显著进阶。 实践能力的专业化彰显于多个维度：内容创作层面，从表层信息输送转向深度故事化呈现，依托典型人物、鲜活场景、情感共鸣提升叙事的吸引力；传播策略层面，基于不同受众的特质构建差异化方案，诸如针对青少年运用互动体验式叙事，针对海外群体运用跨文化适配性叙事；效果评估层面，构建科学化评估指标体系，借助受众反馈、认同度测量等方式动态优化叙事实践。此类专业化进阶使文明叙事得以精准契合受众需求，显著增强叙事的影响力及认同转化力，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切实融入民众认知。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文明叙事的实然困境
中华民族共同体文明叙事的推进遭遇多重现实困境，此类困境限制叙事效能的全面发挥。政策规划与落地转化间存在落差，导致文本设定难以转化为实践效能；传播覆盖范围与认同深化程度呈现失衡，信息触达未能有效催生情感共鸣；整体框架与个性表达间存在张力，宏观叙事与微观表达难以协调；研究队伍创新动能欠缺，经验传承难以实现创新突破；成果价值与时代需求形成错位，静态积累难以适配动态变化。这些困境相互交织，共同构成文明叙事向纵深推进的阻碍。
（一）政策规划与落地转化的落差：从文本设定到实践效能
政策规划与落地转化的落差，核心体现于文本层面的系统性与实践层面的碎片化之间的张力，致使政策效能无法充分彰显。顶层政策规划通常搭建起完整的叙事框架，界定目标、原则及方向，但向基层延伸时，常因缺失具体实施细则产生执行偏差。 部分中间环节在政策转化阶段，仅止步于文件转发或会议传达，未能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可操作的行动方案，令宏观要求沦为抽象口号，难以指导具体实践。中间层权责划分的模糊性进一步放大此类偏差，不同部门在政策衔接中常因职责交叉或空白产生推诿，致使政策链条出现断裂。基层执行能力的欠缺进一步加剧此类落差。部分基层主体对政策内涵的理解存在局限，未能把握文明叙事与本地民族文化、社会治理的结合点，导致实践中出现 “照搬照抄”或 “选择性执行”的现象。 基层在资源调配上面临的困境也制约着执行效果，人力、物力的短缺使其难以将政策要求转化为持续的实践行动。
（二）传播覆盖与认同深度的失衡：从信息触达到情感共鸣
传播覆盖与认同深度的失衡，体现为叙事信息的广泛触达与受众情感共鸣、价值认同的薄弱之间的反差，使传播效能停留在表层。数字技术的应用极大拓展了传播覆盖范围，叙事内容可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触达海量受众，但覆盖广度的提升并未同步带来认同深度的增强。 部分传播仍采用单向灌输的模式，将叙事简化为知识点的传递，缺乏对受众认知规律、情感需求的关注，难以引发内心共鸣。传播者对受众的分层认知不足，未能区分不同群体的信息接收习惯与价值关切点，导致传播内容与受众需求形成错位。传播内容与形式的同质化加剧了这种失衡。许多叙事内容缺乏针对性，对不同年龄、职业、民族背景的受众采用统一表达，未能结合其生活经验与话语体系设计差异化内容，导致 “传者自说自话”而受众 “被动接收”。 传播场景的单一化也削弱了传播效果，未能将叙事内容嵌入受众的日常生活场景，使信息传递缺乏情境感与代入感。这种失衡使传播仅完成了信息传递的 “最后一公里”，却未能跨越从 “知道”到 “认同”的 “心灵一公里”，最终制约文明叙事凝聚共识的核心功能。情感连接的缺失让叙事内容难以在受众心中扎根，更无法转化为稳定的价值认同与行动自觉。
（三）整体框架与个性呈现的张力：从宏观叙事到微观表达
整体框架与个性呈现的张力，源于宏观叙事的统一性要求与微观表达的多样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导致叙事既难以凸显共同体的整体性，又难以彰显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过度强调整体框架时，叙事常以 “中华民族”为单一主体，侧重历史脉络、共同价值的宏大叙事，却对各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关注不足，使部分民族群体在叙事中感到自身文化被边缘化，难以产生情感归属。宏观叙事的表达形式往往过于抽象，缺乏与个体生活经验的具体连接，让受众难以感知其与自身的关联。片面追求个性呈现时，则易陷入 “碎片化叙事”的误区，过度聚焦单一民族的文化符号、历史记忆，忽视其与中华民族整体的关联，导致各民族受众仅认同自身文化而弱化对共同体的认知。 微观叙事在内容选择上常局限于局部细节，未能挖掘自身文化中蕴含的共同体基因，使个性表达与整体框架形成割裂。这种张力的深层原因在于缺乏连接宏观与微观的中间层叙事。宏观叙事未能有效下沉为贴近个体经验的微观表达，微观叙事也未能有机融入整体框架，使 “多元一体”的辩证关系难以通过具体叙事呈现。 中间层叙事的缺失让宏观与微观之间形成认知鸿沟，既无法让个体从自身经验中感知整体的存在，也无法让整体叙事包容个性的丰富性。这种断层最终影响叙事对 “多元一体”认同的构建，使共同体意识难以在个体层面形成稳定的认知基础。
（四）研究队伍创新动能的不足：从经验传承到创新突破
研究队伍创新动能的不足，表现为对传统经验的依赖与对新问题、新方法的探索不足之间的差距，使理论研究难以有效引领叙事实践创新。部分研究仍局限于对历史文献的梳理、对已有理论的重复阐释，缺乏对数字时代叙事载体变革、受众认知变化等新课题的深入探索，导致研究成果与实践需求脱节。 研究视野的固化使其难以突破传统范式，对新兴的叙事现象缺乏敏锐的捕捉与深入的解析。研究方法也较为单一，多采用文献分析、历史考证等传统手段，对传播学、心理学、数字人文等跨学科方法的运用不足，难以解析复杂的叙事现象。方法体系的陈旧限制了对叙事规律的多维认知，无法回应实践中出现的复合型问题。研究队伍结构的同质化加剧了创新乏力。队伍构成多以历史学、民族学等传统学科研究者为主，缺乏具有传播学、信息技术等背景的跨学科人才，难以回应叙事传播中的技术应用、效果评估等新挑战。学科壁垒的存在阻碍了知识的交叉融合，使研究难以形成创新合力。 同时，激励机制对创新成果的认可不足，部分评价体系仍侧重成果数量与引用率，对原创性、突破性研究的支持不够，抑制了研究者探索新路径的动力。评价导向的偏差让创新探索缺乏制度性保障，难以形成持续的创新动能。这种创新动能的不足，使理论研究难以超越经验传承的局限，无法为文明叙事的实践创新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最终制约着叙事实践的深度发展。
（五）成果价值与时代需求的错位：从静态积累到动态适配
成果价值与时代需求的错位，体现为叙事成果的静态积累与社会发展、受众需求的动态变化之间的不匹配，使成果难以发挥实际价值。现有叙事成果多表现为学术著作、文献汇编、展览档案等静态形式，虽在历史梳理、理论阐释上有积累，但对当代社会的热点问题、受众的现实关切回应不足，难以解释 “中华民族共同体如何应对时代挑战”等鲜活命题，导致成果与现实生活存在距离。静态成果的内容更新滞后于社会变迁，无法及时捕捉时代发展中的新现象、新问题，使其难以对现实形成有效的解释力。成果的呈现形式与传播方式也未能适应时代变化。部分成果仍沿用传统文本、展板等形式，未能转化为短视频、互动游戏、虚拟体验等数字形态，难以吸引习惯于碎片化、可视化阅读的当代受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呈现方式的固化使其难以融入受众的信息获取习惯，降低了成果的可及性与吸引力。 同时，成果转化机制缺失，学术成果、文化资源难以有效转化为大众易懂、喜闻乐见的叙事产品，形成 “学术圈自循环”而大众 “用不上”的困境。转化环节的断裂让优质内容被局限在专业领域，无法跨越学术与大众之间的鸿沟。这种错位使叙事成果的价值被局限在积累层面，无法及时适配时代需求，难以成为凝聚当代人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载体，也使其在引导社会共识、回应现实关切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文明叙事的现代化实践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文明叙事的现代化实践路径，聚焦于破解现实困境、提升叙事效能。通过强化政策落地转化机制打通文本与实践的壁垒，构建精准传播体系实现覆盖与认同的深度匹配，创新多元协同叙事模式平衡整体与个性的张力，培育创新研究队伍激发理论与实践的突破动能，推动成果时代化应用衔接静态积累与动态需求。五者环环相扣，形成系统推进的实践体系，为文明叙事的现代化提供可操作的行动框架。
（一）成果价值与时代需求的错位：从静态积累到动态适配
强化政策落地转化机制需从细化实施路径、强化执行能力、完善反馈闭环三方面构建衔接纽带。其一，在政策细化层面，需建立“顶层设计—中层分解—基层适配”的三级转化链条。顶层政策出台后，省级层面应在 ３个月内制定实施细则，明确各部门职责边界、任务节点与资源配置标准，避免责任模糊；市级层面需结合地域民族特点，将省级细则转化为可量化的行动清单，如校园叙事课程的课时占比、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频次等；基层单位则需进一步细化为具体方案，如乡村叙事活动需融入当地民俗场景，确保政策要求与基层实际精准对接。其二，执行能力提升需依托常态化培训与资源下沉。针对基层执行者开展分层分类培训，内容涵盖政策内涵解读、叙事方法技巧、民族文化常识等，采用案例模拟、情景演练等方式提升实操能力；建立“省级专家库—市级指导组—基层联络人”的帮扶体系，专家库提供理论支持，指导组每月下沉基层解决实操难题，联络人负责日常协调，形成专业支撑网络。同时，加大资源向基层倾斜力度，设立专项经费保障基层叙事活动开展，配备数字化设备提升实践效能。其三，反馈与优化机制是闭环关键。建立“季度调研 ＋年度评估”的反馈制度，通过座谈会、问卷调研等方式收集基层执行情况与受众反馈，形成问题清单并限期整改；将政策落地成效纳入地方绩效考核体系，指标包括叙事活动覆盖率、群众参与度、认同度提升率等，考核结果与资源分配挂钩；设立政策动态调整通道，根据反馈数据修订实施细则，确保政策始终与实践需求同步适配，使文本设定真正转化为推动认同构建的实践效能。
（二）构建精准传播体系：提升叙事覆盖与认同深度的匹配效能
构建精准传播体系需以受众细分为基础，从内容定制、渠道适配、互动反馈三个维度提升匹配效能。其一，受众细分需建立多维度画像体系，依据民族成分、年龄结构、教育背景、生活场景等变量划分群体类型，如将受众细分为青少年学生、民族地区居民、城市职业群体、海外华人等，为每个群体建立认知特征、信息偏好、接受习惯档案，确保传播靶向精准。其二，内容定制需实现“宏观叙事—中观转化—微观表达”的分层适配。针对青少年群体，将共同体历史转化为动漫、互动游戏等具象化内容，融入校园社团活动与实践课程；面向民族地区居民，采用“双语叙事”形式，用民族语言解读国家政策与文化内涵，结合当地传说、模范人物事迹阐释共同体理念；对城市职业群体，通过职场案例、社会热点关联等方式，展现共同体建设与个人发展的现实关联；面向海外华人，侧重中外文明对比叙事，突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增强文化自信。其三，渠道适配需构建“传统 ＋数字”的融合矩阵。在民族地区保留广播、宣传栏等传统载体，确保信息触达老年群体与网络薄弱区域；在城市区域重点运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通过算法推荐实现内容精准推送；针对特定群体打造专属渠道，如为学生群体开发教育类 ＡＰＰ，为职场人士推送行业期刊专栏，形成全域覆盖且各有侧重的传播网络。同时，建立互动反馈机制，通过评论区互动、线下座谈会等收集受众反馈，实时调整内容与渠道策略，定期评估认同度变化，确保传播覆盖广度与认同深度同步提升。
（三）创新多元协同叙事模式：平衡整体框架与个性表达的叙事张力
创新多元协同叙事模式需从框架统筹、主体联动、内容衔接三个层面破解整体与个性的张力。其一，框架统筹需建立“国家叙事指南 ＋地方创新清单”制度，国家层面发布叙事核心主题、历史脉络、价值内核等刚性框架，明确必须包含的共同体元素，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事件、共同精神标识等；地方层面依据指南制定创新清单，允许结合本地民族文化特色拓展叙事内容，如云南可突出多民族共居的村寨文化，新疆可强化丝绸之路中的民族互鉴，确保个性表达不偏离整体方向。其二，主体联动需构建“政府主导 ＋社会协同”的叙事网络。政府部门负责整体规划与资源协调，制定叙事活动年度计划，统筹媒体、学校、社区等主体行动；媒体机构设立“共同体叙事”专栏，既刊播国家层面的宏观报道，也开设“民族故事”子栏目，由基层记者挖掘本地各民族互助共生的微观案例；学校建立“家校社”协同机制，教师在课堂讲授共同体历史，家长参与民族文化体验活动，社区提供实践场地，形成叙事合力。同时，鼓励民间力量参与，支持民族文化传承人、非遗工作者创作融合个性与整体的叙事作品，如将民族史诗改编为体现共同体精神的舞台剧。其三，内容衔接需设计“中间层叙事”桥梁。在宏观与微观之间搭建过渡性内容，如以“地域共同体”为单元，讲述某一地区内各民族共同开发资源、抵御风险的历史，既体现地方个性，又指向中华民族整体；以“职业群体”为线索，展现不同民族从业者在同一行业中的协作故事，如医疗团队中的多民族合作、科研项目中的跨民族攻关，用具体场景连接个体经验与共同体价值。
（四）培育创新研究队伍：激发叙事传承与突破的内生动力
培育创新研究队伍需从结构优化、能力提升、激励机制三方面激发内生动力。其一，结构优化需构建跨学科研究梯队，在高校与科研机构设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文明叙事”交叉学科，吸纳历史学、民族学、传播学、数字人文、心理学等领域学者，形成多学科协作团队；实施“青年学者培养计划”，面向全国招聘具有跨学科背景的青年研究人员，打破单一学科壁垒，弥补队伍在数字技术应用、受众心理分析等方面的短板；建立“理论研究者 ＋实践工作者”结对机制，研究者深入基层叙事一线，实践人员参与课题研究，促进理论与实践相互滋养。其二，能力提升需建立系统化培训体系。每年开展“叙事创新工作坊”，邀请国内外文明叙事领域专家授课，内容涵盖数字叙事技术、跨文化传播策略、认同构建心理学等前沿知识；组织研究队伍赴民族地区开展“田野叙事调研”，要求研究者记录各民族群众的叙事需求与接受习惯，将调研成果转化为研究选题；设立“跨地域交流项目”，组织不同地区研究队伍开展合作研究，共享数据与方法，提升队伍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其三，激励机制需突出创新导向。设立“叙事创新研究基金”，重点资助运用新方法、探索新领域的研究项目，如数字技术在叙事中的应用、全球化背景下的共同体叙事策略等；改革评价体系，将研究成果的实践转化效果、社会影响力纳入考核指标，弱化论文数量要求，鼓励推出高质量的叙事方案、传播设计等应用型成果；建立成果推广平台，定期举办“叙事创新成果展”，对优秀研究成果进行表彰并向实践部门推荐，形成“研究—创新—应用”的良性循环，使队伍创新动能持续转化为叙事突破的实际成效。
（五）推动成果时代化应用：搭建静态积累与动态需求的转化桥梁
推动成果时代化应用需通过数字化转化、场景化融入、动态化更新构建转化桥梁。其一，数字化转化需建立“叙事资源数据库”，将学术著作、历史文献、文化遗产等静态成果分类数字化，标注核心观点、文化符号、适用场景等元数据，开发关键词检索、主题聚合等功能，方便实践人员快速提取素材；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将历史事件、文化场景转化为沉浸式体验产品，如构建“民族交往数字博物馆”，让用户通过虚拟漫游感受各民族交融历史，增强成果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其二，场景化融入需对接教育、社区、公共空间等现实场域。在教育领域，将叙事成果转化为中小学教材章节、高校通识课程模块，设计配套的教案、课件与实践活动，如组织学生开展“民族故事创编”比赛；在社区层面，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成果融入节庆活动、志愿服务，如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中展演基于叙事成果改编的文艺节目；在公共空间，通过地铁广告、广场雕塑等载体呈现叙事内容，如用壁画形式展现本地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使成果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其三，动态化更新需建立“需求—反馈—调整”机制。定期开展社会需求调研，分析时代热点、群体关切与叙事成果的适配度，如针对青年群体关注的“文化认同与个体发展”话题，从成果中提炼相关内容进行再创作；成立“成果更新委员会”，由研究者、实践者、受众代表组成，每半年评估成果的时效性，淘汰过时内容，补充新案例、新观点；与媒体平台合作开设“叙事成果动态专栏”，根据社会事件及时解读共同体理念，使静态积累始终与时代需求同步，真正成为凝聚共识的鲜活载体。
张蕴，四川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邹明灼，四川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学术探索》2025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