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于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愈益凸显。中华文明历来具备强大的“对话基因”，经由新时代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已初步形成了一套中国特色的文明叙事模式。为了在加速变化的世界格局中站稳脚跟，中国共产党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立足战略高度，主动设置议题，深化交流互鉴，并不断提升定义自身文明的能力。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尚需实现学理阐明、机制保障与路径创新的融会贯通，方能提升中华文化感染力和中华文明影响力。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国际传播 对话基因 文明交流互鉴 文化主体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与根脉所系，也是当代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屹立不倒的关键凭依。尤其是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中国真实形象、推介中国正确主张的作用愈益凸显。与此同时，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同年10月举行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两次着意提及“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这一新战略新部署，“重构”意味着过往的探索和成绩固然值得肯定，然随着新时代国际传播趋于体系化、智能化、立体化，中国需要更体现自身文化特质、彰显文明底蕴，简言之即全方位深刻且鲜活地阐释“中国特色”。早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给出了极为重要的命题——“四个讲清楚”［1］，这在某种程度上已明确了新时代国际传播的基调，并奠定了与之相应的格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实效实绩，事关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事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尚需从其文明逻辑、战略考量与创新路径三个层面进行综合评估与研判。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进行文明叙事与形象构建的核心资源
（一）中华文明具备强大的“对话基因”
中华文明不仅拥有举世稀见的不断裂的原生型文明，而且是一种从古至今乐于且善于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的开放体系，从而形塑了极为恢宏的文明格局。学者许倬云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启发与同化四邻，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处，乃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2］。依笔者陋见，所谓“容纳之量”，即作为实体的文明基于特定地理环境、气候禀赋与主观努力，得以孕育和拥有相应的人口数量、经济体量及疆域面积，进而产生与之匹配的思想文化成果、科技创新能力。随着愈益积累，该文明体系形成或强或弱的国家政治整合力、社会动员能力、精神引领力、价值向心力等核心指标，当文明体系博大深刻到一定程度，便足以将不同空间、类型的文明质素与族群信仰汇聚一身、熔于一炉。所谓“消化之功”，即在于历代中国先贤智者和朴素民众始终怀着谦逊敏锐的问题意识、务求功效的“实用理性”，用自身的高超智慧、灵活手段吸纳中外各种文化为我所用，终融为一体，日用而不觉。尚需补充一点，中华文明还一贯秉承“中和之道”，即千百年来无论是何种文明、宗教进入中国，百舸争流，皆能彼此尊重，融合共生，实现本土化，故不曾出现历史上其他国家发生过的文明冲突。五千多年来，中华文明以其卓异且持久的对话能力，在同外来文化的对话交融中不断丰富升华自身已有的文化基因和价值内核。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其延续在根本上是靠着文明意识的内聚力，换言之，这是一种深刻至民族文化基因内核的文明意识和“对话基因”。
（二）新时代中国的文明叙事体系渐趋成型
依凭于此“对话基因”的滋养与支撑，新时代国际传播方可拓展新境，丰富中国的形象与底色。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表示，中国的未来是难以捉摸的［3］。深受欧洲文明发展经验和西方中心论语境影响的汤因比一类学者，很难理解中国共产党所承载的文明底蕴——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同时亦难以预料到21世纪会涌现出一个古老文明如何与现代国家逐渐融合的宏大议题。“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4］这句著名论断蕴含着极其厚重的文明叙事之意蕴，昭示出百余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围绕文明与道路问题的孜孜求索。简言之，新时代中国的文明叙事体系已渐趋成型。侧重国际传播维度，该文明叙事体系基本立场为：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正确进行文明交流互鉴，科学对待文化传统；价值内核为：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未来愿景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作出贡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无论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还是对这一重大命题进行了解题——中国式现代化，都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5］，抑或又给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这般直指本质的论断，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持续推进过程中，在对自身文明的不断追问和推进文明对话的过程中，文化主体性意识愈益彰显，一种“文明型政党”的形象初现端倪。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然是“文明型政党”形象构建的核心资源，其国际传播路径理当迭代升级。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主动设置议题与交流互鉴的主要凭依
（一）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所面临的挑战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世界构建了一套与其发展历程与演进模式相适配的文明理论，呈现出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些普遍特征，但这些普遍特征更多地基于西方经验和霸权的在地化学说，其局限性和危害性不言而喻。后发型国家如若一味模仿别国的发展模式，亦步亦趋、生搬硬套绝无可能。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必须以我为主，立足国家战略的高度，通过精准主动设置议题、广泛深入交流互鉴和提升自身文明定义能力来筑牢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疑是最为主要的凭依和资源。
近年来，虽然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但如何进一步增强话语权和影响力，仍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究其根源，从自身而言，我国的国际传播战略部署起步较晚，虽整体推进初具规模，但学科建设方兴未艾。反观西方国家，它们庞大的国际传播机构和体系是在几百年大国争霸的过程中，伴随着国家重视、顶层设计、制度保障、社会参与、资本运营、学科搭建、科技赋能及无数次实战磨砺后的结果，因而增强国际话语权是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必须正视的一项重大课题。当前，中国国际传播破局的一大瓶颈在于议题设置能力略显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回应诸多涉及政治制度、发展模式议题上，我们应继续提高议题设置的主动性。近些年来，“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等奇谈怪论一度甚嚣尘上，经过新时代的不懈努力，我们将这些言论逐一批驳，其错误影响趋于消解，不过近几年又出现了新变种。换言之，倘若只是沿用以往被动防御的传播方式，成本高且难以获取主动权，因此必须主动在国际舞台设置议题。与此同时，在过往主动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时，代表我国文化的标识性符号大多依附在文字、服饰、美食、动物、遗址等非常具象的物质文化载体层面，对蕴含其中的文化基因和价值内涵的挖掘提炼仍显不足，难免导致海外受众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知还流于感觉表象层面，文化素材更多仅是“可见”，未必能达到“可知”的程度，造成受众对中国形象的片面认知。由此，支撑议题的核心资源应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提炼概括最为核心的文化精髓，以符合国际受众的形式讲清楚最有韵味和底蕴的文明故事和文明主张。
其次，在澄清境外大量针对中华文明的错误学说方面，我们尚需提高警惕。长期以来，西方从未停止从历史观、文明史角度着手对我们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企图从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分化动摇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销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和共同体意识。其突出表现就是通过创设“理论体系”对我国文明史进行解构，其中的一些概念早已溢出了本来的学术理论探讨范畴，需要我们设置正确议题，主动引导讨论，正本清源，严加驳斥。
最后，值得警惕的是，伴随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还将遭遇新挑战。如海内外的智媒平台具有实时推送、自动化内容生成等功能，会造成鱼龙混杂的传统文化信息迅速扩散蔓延，并凭借海量数据形成持续的“信息流瀑”，导致公众历史文化记忆的片面甚至扭曲。这的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所面临的新挑战。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随着以自主性、多元性、共构性为特征的人工智能传播新生态渐成规模，势必会丰富和拓展我们的国际传播场景，所以适时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元素，不仅可以提升传播精准性，增进跨文化沟通交流，还能提高信息传播效率，实现全域化覆盖。这无疑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创造了新的机遇，中国需要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调整传播新思路、探索传播新路径，拓展海外传播的阵地与平台。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于议题设置与交流互鉴
在新旧交替、风云变幻的21世纪，中国必须面临的一个现实，即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只有具备极为强大的解释且定义自身文明的自觉与能力，从而彻底摆脱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诸多迷思，才能真正以强烈的文化主体性，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源于此，放眼未来，中国若要在议题设置上占据主动，推动交流互鉴走向深入，一定要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资源，作为对外传播的主要载体和凭依。
在宏观层面，中国要力求进一步在国际学术理论界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规律、演进路径、动力机制等系列重大问题。文明的演进与赓续甚至影响着一个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与拓展，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恰是印证与呈现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纵深发展的最关键资源。比如围绕中华文明独特的发展模式这一重大课题，经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十余年的探索攻关，中国考古学界终于突破西方长久以来有关“国家形成”的理论范式，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如何将文明演进的中国方案传播至全球更多国家与人群，则必须通过学术交流与文化活动的形式，通过国家级平台、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开有关活动是最可行的方式。2022年，良渚遗址管委会开发打造了“良渚遗址5000+”数智应用，与敦煌研究院合作成立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东南分中心，进一步形成了易于向海外推广的大遗址保护管理“良渚经验”［6］。2023年12月，首届“良渚论坛”在浙江杭州举办，大大提高了历史文化遗产的世界影响力。此类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长江流域既有特色文化的创新与传播，借助举办多种形式的以文明对话为主题的国内外活动，同时加强与国内外知名博物馆的馆际交流合作，促使以良渚遗址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及其中国方案被世界更多民众所了解，逐渐形成了良渚文化国际传播行动，其文明圣地的国际辨识度和世界影响力愈加凸显，假以时日，将成为中外文明对话领域的旗舰平台。
在中观层面，中国在国际传播领域努力讲清楚中华民族的诸多核心观念，展现中华文明的一贯主张和厚重底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替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念与文化基因理论体系的形成孕育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那么展现或还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生产生活样态，则极有必要。如山东曲阜，立足儒家文化高地的丰厚基础，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并展开国际传播探索实践。当地专家、研究人员与国内外学者一道攻关，注重将传统与现代巧妙结合、将传承与发展有机并举，充分发掘儒家经典、历史遗产、珍贵器物中所蕴含的核心文明底蕴，阐发出其契合时代精神、海外受众心理接受度的内涵与价值，将传统文化中的礼义精神、政德主张、君子气象、天下担当、廉洁文化等要素进行了鲜活传播，且实现了古今贯通，利于海外受众在传统文化中感知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如此，我们提升了定义自身文明的能力，也为更好地设置海外议题、推动交流互鉴打下了坚实的民众基础。
在微观层面，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出海产品中亟须润物无声地植入更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实现更高层次的文化突围。一方面，我们需要推进传统文化的数字化突围，如要构建起从文化标识到精神内涵的文化传播体系，重构海外传播的生态系统，用数字技术赋能解决困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已久的供需错配，确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更快速、更广域地精准传播到不同年龄、喜好、地域的海外民众中。如《黑神话：悟空》通过 Steam、YouTube 等国际平台实现全球宣发，再依托官方网站、社交媒体账号发布文化考据文章、开发者访谈，以及开展游戏直播，深入剖析游戏中的文化理念与中式美学。采取这样分层递进、多向互动的传播路径，能够短时间内高效促使海外受众在理解标识符号的同时，自然完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建构。数字游戏已成为当前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效能的基础构造，未来要更充分地发挥其独特的媒介优势［7］。另一方面，我们还要促成文化场景的突围与升级。如江西省景德镇市的陶溪川文创街区立足瓷都的传统文化大IP，以文化为魂，以陶瓷为基，在保护利用陶瓷工业遗产的基础上，通过活力再造、结构改造、环境营造，融“传统+时尚+艺术+科技”于一体，形成了以艺术展览、国际交流、双创孵化、教育研学、电商直播、创意集市等为特色的多种品牌，开拓了一条陶瓷文化创意发展之路，吸引了海外大量的企业家、艺术家、研究者和游客关注并体验，甚至大量的海外网红博主主动为陶溪川进行各种形式的推广，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艺术传播的同盟军合作，开拓出中国陶瓷文化国际传播的新方式。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需要学理阐明、机制保障与路径创新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国际传播工作历来变动不居、与时俱进。变的是技术、路径、方式，不变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本根主脉。立足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这一总体战略远景，随着国际传播工作的深入推进，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汲取和深耕也愈益加大，它不单单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必要素材，也是向世界分享对话的核心内容，更应当成为彰显、阐释中国共产党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与优势的关键依据。因此，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但符合中国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的战略部署，也是形塑“文明型政党”的必要条件。
（一）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学理阐明是根本
眼下急务在于提炼一批对外交流的标识性概念，迫切需要我们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源头活水，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进而初步构建一套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得以掌握议题设置主动权，引导国际学术界、理论界乃至民众展开研究和讨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其中的作用，不再仅仅是提供一些素材、名词、概念或图像声音符号，更重要的是要用文明底蕴深刻揭示中国实践、中国理论。比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亟须构建一套与之相应的理论体系，同时该命题本身也属于中国在世界舆论场上的一次极为成功的议题设置，引发了各国的广泛关注。众所周知，设置仅是起步，如何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进行深入而生动的学理阐明，让发展中国家认清唯有基于本国文明底蕴方可拓展成功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则显得尤为重要。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正因蕴含着丰富深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结晶，无疑是绝佳的阐释重点与传播资源。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不能仅视为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最新总结，它其实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核心文明理据，也是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政治理念、治理模式、制度设计等领域深刻而隐性影响的有效方式。突出的连续性有助于破除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中所谓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迷思，借助于如中华儿女、大禹治水以及吏治考评、人才选拔等悠久历史记忆、共性文化符号和古代国家治理传统的活化阐释，可以鲜明地印证中国式现代化在路径选择层面内蕴着自主发展方向，进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中华文明的赓续。突出的创新性塑造着中国式现代化在框架设计层面的全面发展思路，从“生生不息”哲学理念到中国历代的重大科技发明与政治革新，都能说明当前的现代化道路与中华民族既有的创新意识一脉相承，因而我们超越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由农业到工业再到信息化等“串联式”的发展历程，走出了五位一体的“并联式”发展道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拓展已有现代化的模式框架，这本身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所在。突出的统一性支撑着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紧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极为核心的大一统传统进行深入阐释，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在长时段的历史变迁中，大一统理念不断被赋予新内涵，它升华为一种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记忆，内化为中华民族内心强大的文化信仰和政治使命。这样的文化梳理与学理挖掘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权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撑与动力凝聚，积淀着中国式现代化在建设主体层面的多元一体格局，预示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必然是各民族一起团结奋斗、协力实现繁荣发展的过程。突出的包容性表明中华民族从来不讲求文化霸权与文化扩张，中华文明具备强大而持久的“对话基因”，既有的文明史和当代立场，已从底层逻辑极大撼动了维系西方中心论的两根柱石——文明优越论和文明等级论，也为中国摆脱西方大国的优越情结和跳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陷阱创造了可能，涵养着中国式现代化在战略安排层面的包容发展特质。突出的和平性承继着自古有之的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宝贵思想元素，从根本上决定了新时代的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能启示中国式现代化挣脱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屡屡发生的零和博弈、非黑即白的现代化竞争思维的束缚，避免悲剧的再现，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基于自身的文化基因和价值内核而自然而然地创造和遵循和平发展模式。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与传播可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塑造标识性外宣概念、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中大有可为。
（二）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机制保障是基础
既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服务于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大局，体系保障自然不可或缺，特别是借助机制改革来保驾护航。第一，积极参与联合国有关文明发展等建议的工作。我国应当积极支持联合国加大保护各国文明的呼吁，充分发挥中国赓续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致力于协助各国保护各自文明的传承、发展与创新。第二，中国需极力促进大国间协调和良性互动，通过多种途径与方式来逐步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从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提供更广泛的平台和更便利的途径。第三，中国应持续深化交流互鉴，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只有广泛开展文明对话，才能消除误解隔阂，令世界认知和认同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基于此，我们应深入研究各国诸方特点，因人因地因时因事进行新平台的搭建，展现、共享中华文明当代创造的成果、可供借鉴的经验。尤其是广辟渠道拓展新路径，发挥海外华人、友华人士和潜在同盟军在文化传播中“现身说法”的作用，从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实现“破圈”“升维”，促使传播新格局的构建。第四，我们应积极倡导通过科技及数字化手段将各国文明融入生活，提倡各国做好有质有量的数据储备，建设开放、共享的自身文明海量数据库。同时，中国尚须时刻防范与应对境外势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库和资料库的污染与篡改，有必要建立权威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料库”和即时更新的历史和文化虚无主义“病毒库”。如此，才能保证国际传播文化资源的真实性、纯洁性。第五，积极搭建世界文明、考古交流平台，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渠道。建立跨部门文化传播联动机制，借助透物见人、事中见理的方法，实现学者与学者、民众与民众、技术与技术、媒体与媒体、平台与平台之间的深度互动与彼此理解。
（三）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路径创新是重点
国际传播讲求“道法术”的融会贯通，如上的学理阐明和机制保障更多侧重于道理、方法层面，揆诸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现状，尚需在“术”的层面即具体路径上再做探讨。“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8］梳理新时代的国际传播历程，回望这句论断，仍值得深入思量：讲故事的语体、主体、载体、客体四方面皆须进行一番因革损益。讲故事的语体创新需采用“千言万语”，即将传统文化中相对古奥晦涩的内容转变为具有时代气息、国际味道的风格。针对不同国家、族群、文化、信仰、诉求的受众，依托国家重点建立的各个区域国别史研究机构的学术支撑与智库支持，推行分类化的“点对点”传播，尤其是要遵循市场化运作规律，结合数字化娱乐化时代的受众特点，多采用短视频语言、动漫语言甚至是游戏语言的叙事方式，实现中国故事在海外有效落地、有趣传播。讲故事的主体创新需调用“千军万马”，这要求扩大社会参与和个体协同，连点为线、合线成面以激活传播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享有者，所有中华儿女实际上皆为对外传播的一分子，因此需在全社会进行文化传播的引导与普及，让大众具有更积极的传播意识和主动性，同时还要通过各地区、各单位宣传部门的精心物色筛选，有意邀请甚或发现不同国度、族群、文化的外国友人参与这一场合奏，形成中外联动。讲故事的载体创新需运用“千方百计”，蓬勃发展的数智技术应被重视和广泛使用。当今媒体的变迁大势在于新技术不断与传播的主体、载体、平台、内容、资源、要素等深度融合、覆盖全程、遍及全域，借人工智能迭代之东风，主动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中国故事、中国景观与中国文化融入原生广告、动漫业态等内容传播新业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被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所认同，同时不懈推动世界各国在数字经济、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入，增强海外“网生代”对我国文化的支持和认同［9］。讲故事的客体创新需应用到“千家万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不仅是文化走出国门，更要让文化走进海外受众的生活，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海外不同的群体受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点不同，因此在研发创作国际传播内容时，一定要注重产品的针对性、分众化，为各有所需的海外人群定制多元丰富且内涵深刻的文化盛宴，实现国际传播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转型升级。在创造创新过程中，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设计定制大IP，推动其专业化研发和产业化发展尤为重要。如有学者认为，应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IP的推广切实融入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体系中，受众面越大，IP价值就越大，市场越宽广，IP产业化越有前景［10］。如此久久为功，才有可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全球语境中从文化信息触达到文化意义理解乃至认同的深层次跨越。
对于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愈益凸显。举目未来，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工作，以挖掘文明内涵、提炼价值内核为基础，尚须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寻找知音与盟友，同时于主动设置议题、阐明文化标识、抵御境外侵袭中增强本领、拓展阵地，从而有力促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的顺利达成。
注释：
[1]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17.
[2]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序.
[3] 汤因比.历史研究：插图本.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7.
[4]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
[5]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02-08（1）.
[6] 潘如龙，肖国强，章忻，等.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浙江日报，2024-05-13（6）.
[7] 张秀丽，聂玉治.以数字游戏为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的实践进路.中国编辑，2025（3）：70-76.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12.
[9] 胡正荣，王凤翔.弘扬文化主体性：创新国际传播的必然要求.学术前沿，2024（24）：4-11.
[10] 魏鹏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IP的全产业链发展探究.人民论坛，2025（13）：96-100.
王学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中国史教研室主任，国际儒联第七届理事，中共中央党校“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项目组首席专家。
本文刊登在《中国编辑》2025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