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外交篇，其丰富的内涵蕴含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运用，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诸多对外交往的思想精髓，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理想之求，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友善之交，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价值之取，守中致和、和而不同的思维之要。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些思想理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外交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一系列原创性外交思想理念，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国际关系理论的丰富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国家文化软实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国际环境，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习近平外交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第二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国际关系理论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对外交往思想精髓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一系列具有原创性贡献的外交思想理念。习近平外交思想主要涉及制定外交政策、处理国际关系、扩大国际交往合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等方面，内在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理想之求、友善之交、价值之取、思维之要。深入研究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运用，对深刻领会“第二个结合”、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着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对外交往之道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无论个体还是群体都无法回避同外界进行交往。为了保障自身安全、维护自身利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对外交往之道，这种对外交往之道上升到国家层面就是外交思想理念。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独特文化，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对外交往之道。
（一）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理想之求
“自人类诞生之初，就一直怀揣着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希冀与追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代表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美好社会的理想憧憬，这些理念源自《礼记·礼运》，其中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里所论的“天下”，其视域显然要比我们当代所说的“天下”要小得多，可以指一个诸侯国，也可以是诸侯国群体。但是，这里所强调的“为公”和“大同”则具有普遍意义。所谓“天下为公”，指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主张公平正义，反对自私自利、狭隘偏心、背离公道。所谓“天下大同”，主张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和利益追求能够超越差异，实现和谐统一。孔子提出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不同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都曾对其进行思想阐发和实践探索。王阳明期待以仁爱为纽带构建一个超越个体和自我的理想社会，认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康有为提出“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变法主张，试图通过变法改良的方式建立大同社会。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将“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与三民主义相结合，设计了现代大同之世的蓝图和通向大同社会之路，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虽然古代圣人、哲人先贤、革命先驱并未找到建立大同社会的正确道路，但中华民族对“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社会理想的追求已经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坚定了中华民族在对外交往中践行大道、谋求大同的决心。
（二）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友善之交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必衰，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倡导的价值理念。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既是为人之本，也是国与国交往的基本前提。庄子曰：“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他认为，国家之间但凡要交往，同邻国相处要以信用维系，同远方国家往来必须信守承诺。一个人只有诚实守信，才能赢得别人的敬重；一个国家只有讲信修睦，方可赢得别国的信任。“讲信修睦”源自《礼记·礼运》“讲信修睦，谓之人利”，强调讲究诚信、谋求和睦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如果各个国家都能以诚相待、重诺守信，自然就会减少误解和猜疑，也自然能够增进互信、和谐相处，从而构建一个和睦安宁、四海一家的美好世界。在对外交往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崇尚以信义谋求大同，也倡导用仁爱感召天下。“亲仁善邻”出自《左传·隐公六年》，其中指出“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把亲近仁德之邦、与邻国友善交往视为治国的宝贵经验。孟子将“仁爱”理念从人际交往领域拓展到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提出了“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的“王道学说”，深刻揭示了仁爱、道义等德性要素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意义。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时，若能够融入“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理念，便有助于形成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良好国际关系。因此，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元素，“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塑造了中华民族德行天下的友善交往之道，在今天仍然能够为构建积极健康的国际关系提供交往范式和智慧启迪。
（三）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价值之取
关于义和利的思考一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命题。陆九渊曾提出：“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在追求经济利益时把“义”摆在优先位置，即坚持以义为先的价值取向。孔子强调“君子义以为质”，把义看成君子的本质属性。孟子说得更为明确：“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一论述高度彰显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义”的终极追求。《大学》倡导“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把义看作治国理政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崇以义为先的同时，也并不完全否定利的重要性，强调要义利兼顾。荀子提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他认为道义和私利二者共存、并行不悖。苏洵进一步批判了只言“义”而罔视“利”的“徒义说”，主张“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丧”，“义利、利义相为用，而天下运诸掌矣”等观点，明确阐释了义和利的辩证统一关系。张栻提出：“为人者无适而非利，为己者无适而非义。”这充分揭示了义和利在不同场域中的分野与统一，强调在自我修养和社会交往中二者同样重要。这一系列传统思想主张生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义和利的辩证思考和理性认知，亦昭示了一个对外交往的重要原则：国与国之间相处必须坚持义利兼顾。
（四）守中致和、和而不同的思维之要
人们在对外交往中不可避免要对某种立场、观点、价值取向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国家之间的交往也是如此。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彼此之间出现差异甚至矛盾都很正常。当此之时，秉持何种相处之道，往往成为决定交往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面对事物的差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守中致和、和而不同。“守中致和”源于《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倡导在多样性的选择中，不走极端、寻求平衡，在对立统一中寻求共生之道，这一蕴含着独特思维方法的思想理念，为中华民族如何看待和处理差异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事物之间融洽相处要以承认多样性和尊重差异性为前提，其要义集中体现在“和而不同”这一理念。“和而不同”出自《论语》中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倡导的是有原则的包容，而非无原则的苟合，强调要在保持主体性的基础上同他人友好相处，反对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人的霸权思维。当今世界，各国在历史文化、价值观念、利益诉求、发展道路等方面存在客观差异，若强制趋同、抹杀差异，必然引发对抗与冲突。显然，在对外交往中秉持“守中致和”“和而不同”理念，既能有效避免极端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又有助于拓展国际交往合作空间、构建健康良好的国际关系。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国古代对外交往之道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前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对外交往理念，基本涵盖了中国古代对外交往之要义精髓。习近平外交思想对这些交往之道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独创性外交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创造性运用“天下大同”理念，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变乱交织、全球危机层出不穷。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日益加重，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应该向何处去、人类应该怎么办？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重要演讲中，创造性运用“天下大同”社会理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科学回答了我们应该“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的时代之问。
中国传统社会理想蕴含的天下胸怀，始终从人类整体视角思考世界的前途和命运。中华民族历来主张天下一家，憧憬构建一个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大同世界。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国家、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界限藩篱，把世界视作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超越性继承和创造性运用，以深邃的时代审思、开放的全球视野、系统的布局谋划、务实的实践路径，为构建美好世界提供了价值坐标和发展蓝图，使得中国古代倡导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穿越时空、跨越国度，激发起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追求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连续七年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实现了从“中国倡议”到“国际共识”、从“一方领唱”到“众声合唱”的多重跨越，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造福人类、惠及世界，这一蕴含着中华文化智慧结晶的中国方案将继续引领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
（二）创造性运用“天下为公”理念，提出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外交战略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催生国际秩序深刻演变，世界格局“东升西降”趋势凸显，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然而，美西方国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思维持续作祟，新干涉主义行径屡见不鲜，国际公平正义还远远没有实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习近平主席对“天下为公”思想理念进行创造性运用，强调“世界的前途命运必须由各国共同掌握。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主动回应了当今国际秩序变革的现实需求，有力维护了国际公平正义。
一个真正文明进步的社会应当兼顾个体利益与集体福祉，社会成员要各尽所能、相互帮助，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发展机会。源自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决定了中国既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也绝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而是走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的人间正道。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人自古以来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为公’、‘和谐万邦’的理念，中国绝不会搞国强必霸，也不认同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这种文化基因，也没有这种野心。”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大国更应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作出更大贡献。在国际社会中，中国始终秉持公道正义，践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摒弃你输我赢、零和博弈的旧思维，坚决反对个别国家凭借军事、经济优势单方面制定国际规则、干涉他国内政的霸权行径，积极倡导以相互尊重为前提、以公平正义为原则、以合作共赢为路径，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创造出国与国交往的全新范式，将中国古代理想社会的传统交往伦理拓展为现代化视域下的全球治理智慧，为世界均衡、公平、包容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深刻彰显了一个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三）创造性运用“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理念，提出维护世界和平的全球安全倡议
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世界各国唇齿相依、休戚与共。“人类社会发展和大自然一样，有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有风雪交加的时刻。”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霸权主义、恐怖主义沉渣泛起，地区冲突激化升级，热点问题延宕外溢，传统安全威胁持续高发，新兴领域安全挑战日益突出，人类正处在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不安全之中。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安全形势，习近平主席从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中汲取智慧，创造性运用“亲仁善邻”“讲信修睦”的交往之道，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给这个动荡的世界注入了更多的稳定性、确定性和正能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倡导“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本于对和平、和睦、和谐理念的信守和追求。习近平主席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强调“我们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全球安全倡议反对弱肉强食、穷兵黩武的丛林法则，致力于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主张各国在安全问题上权利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倡导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中华传统友善交往之道转化为全球安全治理方案，为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明确了基本思路。中国是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者，更是落实这一重大倡议的行动派。面对此起彼伏的国际热点问题，中国始终主持公道、劝和促谈，在一些热点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高度赞誉，在维护世界安全、推动共同发展方面作出了表率、树立了榜样，以实际行动为破解和平赤字、完善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四）创造性运用“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理念，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倡议和造福全人类的全球发展倡议
发展是第一要务，也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全球发展动能不足，南北差距、发展断层、技术鸿沟等问题日益加重。美西方国家奉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构筑“小院高墙”、强推“脱钩断链”，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制遭受严重冲击，这一系列发展赤字迫切要求国际社会共谋发展之道。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以义为先”“义利兼顾”对外交往之道，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倡议和造福全人类的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旨在发展、重在发展，解决诸多问题归根到底要坚持发展优先。那么，应该如何推动全球公平、合理、可持续发展？习近平主席创造性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出了正确答案，他指出：“国际社会要以天下之利为利、以人民之心为心，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这深刻揭示了当前世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之因，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提供了治本之策。全球发展倡议对“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理念的创造性运用，着重强调了全球发展的普惠性、协调性和包容性，使发展不再服务于少数国家的私利，而是成为增进人类整体利益的协同实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深化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真心诚意帮助沿线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世界，用实际行动践行了“现代化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国都不能掉队”的庄重诺言，在国际上树立了一面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光辉旗帜。
（五）创造性运用“守中致和”“和而不同”理念，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文明的推动，文明程度是人类进步的根本标志。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但人类文明的发展并非一马平川，总是要跨越各种物质和精神的障碍，冲破“文明冲突论”“文明终结论”“文明优越论”等迷雾。当前，一些西方国家固守“西方中心论”的陈旧窠臼，将自身价值体系标榜为普世真理，蓄意制造文明壁垒，以此来煽动“颜色革命”。面对日益加剧的文明赤字和精神贫困，习近平总书记以大国大党的襟怀担当，以文明大国的深厚底蕴，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美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吸收运用“守中致和”“和而不同”的智慧理念，不断深化对文明本质和文明发展的思考，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人类社会走向冲突还是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看待和解决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问题。马克思指出：“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文明的进步从来都不是单向度的输出或被动地接受，唯有交流互鉴才能让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意味着不同文明之间须以彼此认可的文明形式、超越野蛮或武力威胁的方式展开建设性互利交往，其要求更加尊重人类文明发展的遗产与价值传统，以对话交流的方式来推进文明互鉴。”全球文明倡议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包容胸怀、开放精神和辩证思维，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为前提，以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以文明传承和创新为动力，以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路径，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前进道路，对西方扭曲的价值观及其霸道的“价值观外交”进行有力纠偏。这促使国际社会开始普遍以共同体意识和整体性视角审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以其深厚的人类责任和包容胸怀，将中华民族历经千年沉淀的深邃文明智慧凝结为推动人类文明行稳致远的中国方案，不断影响和感召其他国际社会成员共同建设美好世界。
（六）创造性运用“求同存异”“协和万邦”理念，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自21世纪以来，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深刻重塑了全球治理的权力结构，推动全球治理体系从长期由西方主导的传统模式转向各国协同治理模式。然而，“国际格局深刻演变，但发展失衡未有根本改观。全球治理体系加快变革，但治理滞后仍是突出挑战。”，针对日益加剧的全球治理赤字，习近平主席创造性运用“求同存异”“协和万邦”等治理理念，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
全球治理倡议同“求同存异”“协和万邦”等理念一脉相承，都旨在通过平等包容、团结协作，建设一个各国共同发展的美好世界。习近平主席指出，“志同道合是力量、是优势，求同存异是胸怀、是智慧”。人与人相处要相互包容，国与国之间更要尊重差异，平等交往，协作共赢。面对国际社会的诸多挑战，西方“一国独霸”“几方共治”的单边主义治理模式，违背了“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的国际关系民主化本质，最终必然导致治理失灵。全球治理倡议通过创造性运用“求同存异”“协和万邦”理念，擘画出以“奉行主权平等”为首要前提，以“遵守国际法治”为根本保障，以“践行多边主义”为实践路径，以“倡导以人为本”为价值取向，以“注重行动导向”为重要原则的全球治理框架，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科学方向，形成了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系统方案，为实现全球良治善治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习近平外交思想创造性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意义
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运用，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力营造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良好国际环境，极大提升了国家文化软实力，为解决全人类共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其开放性、发展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科学的理论，正是在于其能够与时俱进。恩格斯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也要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现实为转移。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不同于19世纪、20世纪，甚至也不同于党的十八大之前。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最前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当今世界时代变局相结合，创立了系统科学、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外交思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和鲜明时代特征的外交新理念，有效回应和科学回答了历史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运用，进一步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空间，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丰富发展提供了新的文化支撑和思想活力，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外交理论彰显出历史底蕴、焕发出民族特色、绽放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国际环境
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式”，是因为它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例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等生态理念，“生命共同体理念就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阐释性转化”。但也要清醒认识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以现实观之，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面对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美西方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拉帮结伙对中国围堵打压、污蔑诽谤、造谣抹黑，企图混淆国际舆论视听，阻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必须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把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更有文化品位、更有文化魅力、更有文化说服力的外交思想理念，牢牢占据道义制高点，进而有力澄清西方对中国的误解质疑和偏见歧视，广泛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在国际话语场上扬清激浊、弘道养正，为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营造积极友善的良好国际环境。
（三）有力提升了国家文化软实力
习近平外交思想熠熠生辉，越来越为各国有识之士所认同、所赞赏；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实践成效卓著，越来越普惠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亲诚惠容理念、正确义利观、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一系列外交理念在国际社会中广受欢迎、备受赞誉，这使中国国际话语权显著增强，形成了同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由中国举办的主场外交活动，如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非合作论坛等主场外交生动传递着中国价值和中国理念，世界古典学大会、良渚论坛、世界儒学大会等国际文明对话，无不彰显了中华文化和中华智慧的精彩魅力。伴随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广泛传播和深刻影响，蕴含其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越来越为各国人民所了解、所喜欢，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感召力不断增强，一个热爱和平、协和万邦、可亲、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愈发立体鲜明，一个自信自立、胸怀天下、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得以更好树立，国家文化软实力得到极大提升。
（四）为解决全人类共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衡量一个思想是否科学，关键要看其是否能够正确回答和解决相关领域的重要问题。融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习近平外交思想之所以被称为科学的理论，正是因为它为解决中国和世界面临的最重要、最艰巨问题提供了正确指导，为国际社会共同解决人类难题树立起信心、指明了方向。其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和平解决宗教文化冲突、缓解国家矛盾、结束局部战争、推动世界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议题贡献了理念指引和实践遵循。全球发展倡议擘画出国际合作发展的宏伟蓝图，指明了各国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发展路向。全球安全倡议为解决各国担忧的传统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提供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正确思路。全球文明倡议为世界各国人民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确立了原则，理清了思路，构筑了经纬，夯实了根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有利条件。总之，习近平外交思想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全人类共同难题，为建设人类美好家园作出开创性贡献，生动彰显出这一科学思想回应时代之问、引领时代潮流的深邃智慧和强大力量。
张国祚，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裴阳，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第9期
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与原创性贡献研究”(23ZD004)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