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质生产力以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主要特征，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创新理念和重大实践要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通过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现了从“生存型发展”向“生态型发展”的质的飞跃，展现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图景；通过确立生态价值坐标（如“两山论”）、设定环境约束条件（如“双碳”目标）重塑了生产力发展的元规则；通过推动新能源产业的正外部性内部化等绿色生产力创新实践，实现了对传统环保产业末端治理模式的系统性超越，引领中国深度参与并引领21世纪全球绿色产业革命，深刻改变了全球生产力演进路径和产业竞争范式。本文就此分析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传统生产力理论这一“经济学范畴”的历史性变革意义，以及对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大理论价值及其对国际和人类未来发展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 理论价值 全球意义
新质生产力理论既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关键理论创新，具有鲜明的双重理论品格。这一全新的生产力理论突破了将生产力发展单纯视为经济范畴的传统认知框架，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对生产力发展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统一性。作为涵盖绿色低碳、创新创优、高效安全、持续增长、人文精神等基本理论与实践要求的先进生产力形态，新质生产力既契合未来新兴产业发展方向，更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整体看，因其内涵的博大精深、务实管用的生态文明意蕴，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推动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新的绿色生产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发挥着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时代伟业中的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功能，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协调好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提供了着力点。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以其创新驱动的绿色发展范式，不仅推动中国深度参与并主导21世纪全球绿色产业革命，推动全球能源体系向清洁低碳方向转型，更通过“一带一路”绿色产能合作、全球气候治理等实践，重塑了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和全球价值链体系，正在成为全球生产力变革的共同价值遵循，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自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以来，学术界围绕其内涵特征、实践路径及其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展开了多维度研究。现有文献普遍认同新质生产力是技术革命性突破与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产物（蒋永穆，2025），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并强调绿色属性是其核心要义（李丽，2025）。周文和张奕涵（2024）指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开辟了生产力发展的绿色新路径。张涛（2024）进一步论证了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的内在统一性，认为这一新论断深化了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颜晓峰和张艳红（2024）则从传统生产力理论的局限出发，揭示新质生产力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高水平保护协同共进的突破性意义。在此基础上，现有研究充分阐释了新质生产力在绿色科技创新、产业体系重构、生产方式变革等领域的实践价值（齐承水，2024）。进一步地，在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方面，已有研究指出，在高质量发展目标引领下，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建设生态文明具有内在一致性（廖小明、杨懿，2024），其发展有助于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孙佐，2025）。然而，多数研究将新质生产力视为经济学范畴的独立命题，对其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关联缺乏系统阐释，且尚未深入探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创新与全球文明意义。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新质生产力这一经济学概念纳入生态文明范畴进行统筹阐释，以揭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传统生产力理论这一“经济学范畴”的历史性变革意义，最终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中国智慧。
2025年7月出版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纲领性文献，系统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5年4月期间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涵盖报告、讲话、指示、批示等79篇。通过《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建设美丽中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篇章，首次系统揭示和明确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博大精深的科学内涵；通过《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努力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迎时代挑战，携手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等篇章，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生态治理方案，为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这其中，《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篇章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讲话的一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我们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的科学论断和要求。这是对“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科学论断的深化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生产力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角看，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的绿色变革，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动力，更代表着人类生产力发展的未来方向。
更好统筹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内在逻辑，深刻认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大贡献，有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新的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创造出符合现代经济规律、科技创新规律和自然界发展规律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也必然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发展要求，符合人民利益并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符合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愿景。
一、新质生产力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一）新质生产力理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
生产力总是在发展。旧的生产方式会被新的取代，旧的动能会向新的转换，这是一个推陈出新、不断进步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球绿色变革、科技发展和产业竞争推动生产力发生重大质态提升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高度，多次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2023年7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黑龙江、浙江、广西等地调研时均强调，各地要优化科技创新资源配置，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围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重大意义和实践路径，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2024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了“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重大战略任务。
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和决定精神都充分表明，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大创新和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当代生产力发展的本质特征和演进规律，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通过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的突破性应用推动传统发展模式和生产力体系的系统性重构，展现出“高科技赋能、高效能产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特质，标志着生产力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性转变。从理论内涵看，新质生产力包含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有机统一。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只有不断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走在前列并占领制高点（洪银兴，2024）。一是在技术层面重点发展具有颠覆性、前沿性和引领性的创新技术，通过技术迭代推动产业体系革命性变革；二是在生产要素层面实现人才、资本、数据等要素的科学组合和效率提升，形成要素协同的乘数效应；三是在产业层面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培育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以此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这一理论创新既将科技创新置于核心地位深化了对生产力发展动力的认识，又通过强调要素优化配置丰富了对生产关系调整的理解，更通过突出产业体系重构完善了对经济结构演进规律的把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内容深刻，实现了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的有机统一。这一理论体系立足全球竞争格局深刻演变的历史方位，深刻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与演进趋势，创造性地构建了指导高质量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新范式。其贡献不仅深化拓展了新发展理念，还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内核出发，突破了传统生产力理论的线性发展观，将创新驱动、要素重组作为生产力演进的内生动力，实现了生产力理论从“要素积累”向“质态跃迁”的范式转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新质生产力理论体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共同诉求与贡献
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矛盾也愈益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就中国式现代化而言，生态环境质量如何，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人民生活品质，对国家总体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如何协调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与自然资源承载力的关系，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促进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个关系生产力发展的方式方法、贡献取向、路径选择的重大理论问题。这一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相关联，直接影响着实践成效和生产力发展的贡献实现。可见，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相辅相成、相向而行。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这一科学理论突出说明，新质生产力是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实现绿色增长而形成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越发展，人与自然关系会越和谐，越能以新的生产力成果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也越能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地赋能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文明建设，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一种人与自然合规律性之真、合目的性之善以及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有机统一之美中持续健康发展。
从传统生产力理论的发展轨迹来看，将生态环境要素纳入生产力范畴，是人类社会生产力演进到现阶段的必然选择。这一转向不是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生产力发展内在逻辑在当代的客观呈现，反映了人类对生产力本质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实践的迫切需求。从历史维度看，生产力要素范畴的扩展遵循着从简单到复杂、从显性到隐性的规律。农业文明时代，土地和劳动力构成核心要素；工业革命后，资本和技术成为关键变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数据等无形要素被纳入生产力系统。当前，随着生态约束日益刚性化和绿色科技迅猛发展，生态环境要素必然要完成从“外部约束”到“内生变量”的历史性跃迁。一方面，全球生态环境承载力已接近阈值，继续将生态要素排除在生产力系统之外，必然导致发展不可持续；另一方面，现代科技革命使生态价值转化成为可能，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等新兴业态证明生态环境本身就是重要的价值源泉。从理论深层看，这一转向反映了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自我调适，当传统发展模式逼近生态边界时，生产力系统要么通过纳入生态要素实现质态跃迁，要么因生态崩溃而陷入停滞。选择前者，就能打开绿色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空间；固守后者，则难免陷入增长瓶颈。因此，将生态环境纳入生产力范畴，不是对传统理论的简单修补，而是生产力发展进入更高级阶段的标志性特征。这种新型生产力形态，既延续了人类改造自然的主体能动性，又确立了尊重自然规律的生态理性，必将引领全球经济走向更可持续的未来。
基于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关于“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科学论述，绝非偶然的理论创新，而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深刻反映了文明演进的内在规律。显而易见，习近平总书记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把握了时代潮流，显示出这一思想体系的经典性和深远历史影响。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经历了“崇拜—征服—和谐”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国在工业化尚未完成时就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质上是在生态治理上运用“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辩证思维，避免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种自觉的文明形态创新，体现了后发国家在把握历史规律基础上的主动作为。
从更加宏大的时代视野看，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在“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一时代背景下的重大战略选择，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自觉地告别传统生产力理论框架、重构现代化发展理论和范式的系统性变革，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保障人民生态环境权益的重大举措。只有基于以绿色发展和绿色增长为导向和贡献目标这一基础上的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健康发展，才能加速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进程，通过赋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为践行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永续增长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可操作的实施路径，最终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文明新形态。
（三）新质生产力理论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新的生产力理论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程度、劳动者的素质、人与社会关系、科技运用、自然条件等要素对劳动生产力的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马克思特别反对在生产力中将人等同于“畜力”“机器力”而获得的生产力。马克思指出：“资产者把无产者不是看作人，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力量。资产者还可以把这种力量同其他的生产力——牲畜、机器——进行比较。如果经过比较，说明人是不适宜的，那么以人为承担者的力量必然被以牲畜或机器为承担者的力量所代替，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人仍然享有（具有）‘生产力’这一角色的荣誉。”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概念并不是长期以来所流行的所谓“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概念。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生产力概念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一味地注重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的生产力概念。从绿色发展视野和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相得益彰的视野看，现代的生产力概念应该被重新定义为，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进行合理物质变换的能力，以及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实践能力。
新质生产力理论的革命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重要维度。其一，充分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将劳动者视为最活跃的生产力要素。始终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人的创造性作用的强调，使生产力理论超越了机械唯物论的局限；其二，创造性将自然环境纳入生产力系统进行考察，既承认自然资源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前提，又认识到生态承载力对生产活动的制约作用，从而构建了人文化、绿色化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这种将人民视为核心生产力、将自然条件作为基础要素的辩证认识，既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又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这也符合马克思早已强调指出的，“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进而言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正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绿色生产力理论的守正创新，将绿色技术、绿色发展、绿色变革确立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识，系统阐释了“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带动几乎所有领域发生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革命”的当代特征，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这一科学理论不仅突出了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内在的契合性，更显示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大理论指导作用。
不单如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大理论价值，还在于它有助于我们不断深化对生产力理论的认识，由此而深化对自然界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科技创新规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等一系列基本规律的认识，促使传统生产力理论在适时更新中形成新的生产力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这种理论本质上是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指引新的发展实践。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价值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要求形成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适应的新质生产力理论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核心命题，是党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主题主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据纲领性地位。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协调好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中实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历史任务。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范畴，将生态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紧地关联起来，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明的生态导向和绿色发展贡献指标。从“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正相关互动的客观规律中，彰显出“生态文明强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生态文明弱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弱”的客观规律。生态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实践的重要战略地位，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明确贡献诉求和重要贡献目标。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绝不是少数人主观意识的产物，而是客观实际的需要；也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根本大计。这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实现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促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战略抉择，也是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的重大举措。它能够强有力地催生出前所未有的新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形成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显著特征的先进生产力。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14亿多人口的大国，生产力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间的矛盾尤为突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要义在于坚守经济建设中心地位与人民主体发展理念。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实现贡献目标，必须将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有机统一，统筹整合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人的发展、永续发展等多元维度，系统破解生态优先战略实施、绿色发展路径构建、生态安全保障机制和人民群众生态权益实现等一系列重大的全局性、系统性命题。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行动，实质上是统筹协调经济理性、科技理性、生态理性与人文理性的辩证统一过程。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经济建设上的具象化，体现为通过绿色发展、高水平保护、高效能治理、高品质生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韧性支撑与创新动能。在此框架下，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是其内在要求。同时，要通过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为破解资源环境约束、践行绿色发展道路确立根本方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上的具象化，是要将生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石，切实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在守护好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基础上，以更加舒适的居住条件和更加优美的环境，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条件。生态文明建设和新质生产力的贡献同构性，根本指向在于人民利益、人民安全、人民福祉的有机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推动了一场又一场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母亲河（长江、黄河、中华水塔）保护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生态治理行动。这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性成就，归根结底就是要使人民生活在美好生态环境中，在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得以充分保障的前提下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比肩而立、蓝天白云与碧水清波交相辉映中绘就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新画卷。这种发展逻辑充分彰显了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人民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通过生产力进步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双向赋能，持续增加美丽中国建设的创新动能。
社会主义社会通过突出新质生产力夯实的经济基础作用，系统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同发展，全方位提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显著优势。这种制度优势也使我们得以深刻认识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的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征。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核心抓手，探索的以绿色发展实现大国崛起的成功之路，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回望历史，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论断，具有深刻的历史针对性。当时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温饱问题、实现经济起飞是当务之急。这一理论突破打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束缚，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使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今日之中国，当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时，单纯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模式已难以持续。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不仅威胁人民健康，也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明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其根本历史意义在于，相较于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中的战略地位，表明“生态不文明也不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只有不断进行生产力的理论升华，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才能昭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独特的生产力逻辑。换言之，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通过绿色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实现从“生存型发展”向“生态型发展”的质的飞跃，最终达成“生态兴则文明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图景。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要求通过新质生产力实现对基于工业文明的生产力理论的历史性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生态文明作为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性贡献，同工业文明的“硬核”是工业化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一样，必须有超越工业文明、彰显生态文明优势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范畴范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必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紧密地结合起来，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生产力理论，即绿色生产力理论。由此可见，一切以破坏和伤害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所谓生产力，其实都不是生产力，而是一种既伤害自然界发展又伤害人类社会世代发展、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破坏力；生产力发展和优美生态环境之间绝不是一种“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而是一种在实践中相互作用、相互赋能、相互成就的关系。越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越能为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的自然基础，越能促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生态安全；越是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也越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技支撑和物质保障，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色生产力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史上具有显著的原创性贡献，有助于从“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的高度明确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绿色贡献取向，对于在保护生态环境中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大的实践贡献。
从自然史和人类史发展逻辑看，生产力发展与生态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历史过程。在原始社会，社会中心产业是渔猎经济，主要以石器为生产工具，人的体力直接显示出生产力水平和能力。在农业社会，青铜器和铁器、畜力使用，成为主要生产工具和生产力。在工业社会，大机器生产，机械化、自动化是工业生产的主要方式，能源主要使用化石燃料。而在生态文明社会，太阳能、风能等能源会成为最重要的能源，绿色科技创新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引擎。人与自然关系会得到协调和优化，人类的实践活动建立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而不是“人为自然立法”以及一味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统治自然。人类与自然会结成亲密合作、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构建起人类与自然相互协调、相互尊重、共生共荣的一种新型生态伦理关系。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宽广视野，科学预判并提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气势恢宏、前所未有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生产力观，就是要求全党和全社会都能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和从事伟大实践的生态文明建设，决不仅仅停留于一些响亮的口号和一些新颖的理念上，而是知行合一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遵循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必然，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抓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抓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和制高点，抓生态文明建设急需解决的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的关系，推动实现在关键重大核心生态技术方面取得显著优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体现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重大战略性任务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布局落实和成功推进。
具体而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新质生产力作为具有鲜明绿色特征的生产力。强调要实现生态贡献与经济贡献有机统一，坚决摒弃高耗能、高排放、高浪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致力于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倡导绿色低碳节约的生活方式。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生产力发展贡献的根本之举。从表面上看，发展生产力要追求物的经济贡献。但是，从本质上看，发展生产力必须注重人的贡献，特别是必须注重作为生产力主体的劳动者的贡献。人是生产力的主体，人的贡献是一种创造贡献的贡献，是贡献之源和贡献之本。实现人的贡献，满足人民群众对于安全健康、绿色低碳、美丽宜居的高质量生态环境需要，就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贡献取向。新质生产力注重科技创新对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作用，有助于以科技创新作为强大驱动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传统产业实现绿色变革，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绿色技术保障。鉴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目前还处于任务依然艰巨的态势下，必须抓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良好契机，着力破解发展中遇到的一系列瓶颈难题，取得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成效。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要求形成指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新生产力理论
中国在长达2000多年的农业文明中，始终处于世界中央的地位，维系了人类社会长达数千年相对稳定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状态。近现代300年间，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既创造了人类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的总和，又造成了全球性、区域性的生态系统性危机，人与自然的关系空前紧张，人与社会关系的空前危机也随之出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段时间也沿袭传统工业文明老路，既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也付出了惨重的生态、资源环境代价。实践证明，此路不通，必须另辟蹊径。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这一现代化从根本上打破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垄断地位，以鲜明的中国特色重新定义了现代化的内涵与路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其核心特征体现在五个维度：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这五大特征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维度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它既是对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现代化道路的超越，也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生态智慧的当代呈现，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和解”思想在21世纪的最新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从新质生产力范畴看，标志着人类开始从工业文明的“黑色发展”转向生态文明的“绿色发展”，这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明形态跃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历史性姿态谱写了在中国大地产生并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一场“绿色变革”“绿色革命”“绿色增长”的光辉篇章，形成了涵盖发展理念革新、经济举措创新、生产力形态升级的中国特色绿色发展“范式”。
一是在发展理念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新质生产力定位为绿色生产力，强调“绿色”与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整体构成的新发展理念，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实践指引。
二是通过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实现传统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生产力出现质态提升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所谓“失落的二十年”，根源在于产业结构调整失衡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这一典型案例深刻揭示了传统发展方式在全球化新格局下的局限性。相比之下，中国通过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系统性战略，以“三去一降一补”为核心政策框架，展现出转型期大国经济治理的独特智慧。这一改革进程体现了三重理论创新。其一，在政策维度构建了供需动态平衡的调控体系；其二，在发展范式上完成了从要素投入驱动向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转型；其三，在制度设计层面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的协同演进。这种结构性改革不仅确保了经济增速的平稳换挡，更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塑了产业竞争力基础，有效解决了资源环境约束与发展需求的深层矛盾。特别是在生态文明建设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协同机制方面，中国实践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具有范式意义的创新案例，展现了后发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优势和路径可能性。
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新就新在科技创新上，是以科技创新为导向引领发展的生产力，体现出生产力向新而行、向新而进的发展规律；新质生产力之新质，是以质量导向、质量提升和质量要求为目标的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全局。如果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做减法的话，那么，高质量发展就是做好加法、乘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那样：“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要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四是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生态资源、生态禀赋、生态潜力都纳入生产力范畴加以考量，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工业文明时代的贡献理论的核心是基于功利主义、代内主义、享乐主义的劳动贡献论，忽略甚至否定自然贡献，割裂代内贡献与代际贡献的关系。从实践范式创新的维度来看，生态文明建设与生产力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本质上构建了一个“生态－经济”复合系统的协同演进机制。这一机制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双重驱动，实现了自然资本与生产资本的良性互馈。一方面，生态资源的价值转化机制（“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提升了生态系统的经济承载力；另一方面，绿色生产方式的制度嵌入（“金山银山”反哺“绿水青山”）增强了经济系统的生态兼容性。这种双向价值转化模型突破了传统发展经济学中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零和博弈困境，为生态文明时代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范式。
总之，从坚持新发展理念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到以新质生产力发展实现经济社会整体性高质量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引领、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实践体系，坚持了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经济思想等紧密相融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科学方法，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新范式。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全球意义
（一）从根本上确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对人类新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主体地位
主体性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属性。如果丧失主体性，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活力、意义和贡献也将随之丢失，其应有的话语权、影响力、传播力也不复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 “文化自信”战略的提出与实践彰显了我们党在文化治理领域的创新突破。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二者构成辩证统一关系。文化自信为文化主体性提供根基，激活文化创新创优动能；文化主体性则赋予文化自信实践依托，使文化自信落到实处、获得根基。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一场深刻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更是一种文明理念的重塑与创新。从文化视角审视，中国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所展现的生态文明智慧，正在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独特的东方价值。这种贡献体现在三个重要维度。首先，新质生产力承载着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古代“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通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现代诠释，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比如，在新能源产业布局中体现的“因地制宜”原则，在循环经济发展中践行的“物尽其用”理念，都是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生动例证。其次，新质生产力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中国推动的绿色转型不是对西方环保理念的简单模仿，而是立足本国实际的文化创造。中国独创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河湖长制等创新实践，既吸收了国际经验，更植根于中国的治理传统和当代实践。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之所以能够实现弯道超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将制度优势、市场规模与文化认同有机结合的发展模式。这种文化主体性使得中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体现鲜明的源自中国的特质。
更重要的是，新质生产力正在塑造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新文化范式。中国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论”，打破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推动的“一带一路”绿色合作，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传播模式；倡导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体现了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尊重。这些理念通过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实践，正在形成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生态文明观。从深层次看，新质生产力的文化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文明对话的新可能。中国倡导的生态文明建设之所以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特征，核心在于中国正在探索的这条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及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现代化新选择，也为人类应对共同挑战贡献了东方智慧。这种贡献不是简单的技术输出或模式复制，而是一种文明层面的思想启迪。这或许正是新质生产力对人类文明最深远的贡献。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既体现了世界绿色变革潮流，又代表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根本方向，是民族本土性与全球性和未来性的有机统一，蕴含着强烈的生态文明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思想，‘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望母归’的经典诗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治家格言，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至今仍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 这里所说的“人”，是一种泛指，包括了给处于全球性生态文明建设的人类社会以深刻警示和启迪。
如果不能充分认识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由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所从事这项伟大事业的主体性，也就抹杀了我国对于全人类所做出巨大贡献的世界性意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我国一些学者将我们党创造性提出和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与实践，从类似西方一些学者较早使用了“ecological civilization”的概念出发，就武断地得出“生态文明”概念和实践发源于西方，我国是模仿者和跟跑者的结论。包括一些媒体常常引用美国等西方国家一些并不入流的所谓专家来夸赞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厉害”，将其作为权威话语，这都很大程度上源于文化主体性缺失和文化不自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相结合的典范。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彰显了我国生态文化的“软实力”，也体现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影响力。
（二）为加快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生态方案和中国生态智慧
党和人民事业是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谋大同是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实际行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开辟出具有“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的理论与实践新境界。特别强调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要“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这里突出的亮点在于，一是提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超越了各国生态治理中各自为政的狭隘眼界，是倡导站在全人类共同贡献实现以及共同利益的高度谋求全球生态安全的全球性实践。二是中国致力于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以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环境治理进程。这充分彰显了中国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坚定决心，展现了同各国携手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真诚意愿。中国通过自身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探索，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与世界各国一道谱写了人类文明新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习近平主席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到波兰卡托维兹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到G20杭州峰会、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领导人气候峰会、“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等等。在重大国际场合，习近平主席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多次就统筹美丽中国和清洁美丽世界建设做出重要论述，特别是提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沿线国家积极探索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模式，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取得了成功经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使中国以新质生产力为主导的绿色经济出现爆发式增长，深刻重塑了世界产业发展新格局。
发展始终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主题。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态势下，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中国新兴绿色产业开始全面发力、换道超车，在全球具有领先地位。中国绿色经济成就的取得，在当前经济整体发展承受一定压力情况下，具有全球性优势。目前，在新能源、智能电动汽车、工业机器人、互联网经济等代表未来绿色经济的产业方面，中国已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有些甚至具有压倒性优势。例如，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年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辆，实现了从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到整车、基础设施等环节的全产业链优势。中国在新能源其他领域的全球竞争优势也是如此。
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创新发展实践具有深远的全球意义。从发展经济学视角来看，这一产业转型实现了三重突破。其一，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成功化解了传统重化工业的路径依赖风险，实证证伪了“中国经济硬着陆”的理论假设；其二，以新质生产力培育为核心，构建了创新驱动与绿色低碳协同发展的新型工业化范式，为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赶超提供了实践样本；其三，在全球产业治理层面，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在诸如汽车等传统制造业领域的制度性垄断，重构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这一转型的深层机理在于，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创造性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范式。这种发展路径具有三个显著特征。其一，突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单线进化论迷思；其二，实现了产业政策与环境政策的制度协同；其三，形成了技术突破、产业升级与文明形态创新的三维互动。从全球比较的视野看，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崛起不仅改写了全球产业竞争规则，更重要的是为发展中国家探索出一条兼顾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其经验对重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基于此，整体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新质生产力这个宏大历史叙事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是深植于中华文明基因、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关照于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性跨越。这一彰显中国道路特质的新型文明形态建构工程，也是事关发展理念、发展模式、生产体系、制度创新的协同变革，深刻揭示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展示出的天下胸怀。“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对于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了指路明灯作用
当前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还是以少数所谓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内容为模板，植根于高碳锁定型的工业文明范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和中国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的现代化模式。现在，全球约有140个国家以多种形式承诺实现碳中和。这些国家碳排放量约占全球的80%，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的80%。这么多发展中国家做出碳中和承诺，既要现代化，又要突破高碳依赖，就必须走出一条超越传统工业文明范式的可持续现代化新道路。毫无疑问，中国理论、中国实践、中国道路，对世界其他国家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就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展现的生态治理效能，正引发广大发展中国家密切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显然是博大精深、务实管用的理论宝库，是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的理论典范。既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又能够有效避免与西方现代化相伴而生的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高度紧张的状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国有责任、有信心、有能力通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科学社会主义新发展做出更大历史贡献。
对发达国家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演进的“四个文明”划分理论，表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这样，既关注人类生态与文明的一般规律，还以当代工业文明和现代化建设现状及其历史趋势为研究对象，所要揭示的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类社会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客观规律。也正基于此，放眼全球，在逆全球化潮流涌动的背景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通过“绿色变革”“绿色发展”“绿色复苏”为全球经济注入了新动力。仅仅就新质生产力中的一项成果—新能源产业来说，中国新能源产业在开放竞争中练就了真本事，代表了有着广阔发展前景和受广大用户欢迎的先进产能，这一产能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全球供给，有效缓解了全球通胀压力，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做出了巨大贡献。可见，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既服务于民族复兴、建设美丽中国，动员西方发达国家扬弃传统产业、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此推动全球绿色产业发展，改善生态环境，建设清洁美丽世界，也是宝贵思想财富。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古人的话深刻蕴含着代内与代际关系、局部与全局关系的辩证法则，充满了哲学智慧，强调了确立大局意识和长远眼光的重要性。将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紧密地结合起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将美丽中国建设与地球美好家园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的实际行动，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义深远的战略举措。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体现了从整体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视角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有着重大的全球性价值和未来性贡献。
总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更是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历史性重构。从整体看，这一伟大理论及其实践，一是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工业革命近300年来，西方现代化模式始终未能破解“增长与污染”“环境与发展”“经济理性与人文理性”的悖论，全球累计碳排放量的70%来自发达国家；中国通过生态文明思想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了“双碳”目标下经济持续增长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历史性的奇迹。这种“鱼与熊掌兼得”的发展范式，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神话，为人类文明演进提供了全新选择。二是重构了全球治理新秩序。在单边主义抬头的国际环境下，中国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搭建起合作共赢的绿色桥梁。特别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是以生态文明为纽带的新型国际关系，超越了零和博弈的旧思维，开创了全球治理的新境界。三是奠定了代际正义新基础。面对气候变化等跨世代挑战，中国将生态文明写入国家根本大法，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这种“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与西方一些国家“寅吃卯粮”的发展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更深层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通过新质生产力实现的文明贡献，本质上是东方智慧胸怀天下的文明气度，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超越了地域局限，成为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组成。历史将证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不仅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且也必然是中华文明基因对人类新文明的重塑。
（来源：《经济学动态》2025年第10期，注和文献略，全文可见经济学动态网站“最新目录”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