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电子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

叶本乾，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百人专家库”成员和特约研究员。

 伟大的抗日战争孕育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它不仅是中国人民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凝聚起的精神丰碑，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精神领域的生动体现，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磅礴伟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准确把握抗战精神的理论内涵、时代价值与实践要求，对于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既是对历史的深刻铭记，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自觉运用。

统筹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辩证统一

 抗战精神绝非偶然形成的精神现象，而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其深层内核深刻彰显了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辩证统一。从历史逻辑维度审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节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将中华民族推向“亡国灭种”的生死边缘——华北沦陷、淞沪会战惨烈、南京大屠杀的血泪，不仅是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严重危机，更是民族精神与文化存续的严峻考验。在此历史境遇下，“救亡图存”不再是少数仁人志士的呐喊，而成为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与行动自觉：东北抗联将士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林海雪原中，以“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坚韧坚持游击作战；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以“地道战”“游击战”等灵活战术打破日军“囚笼政策”；正面战场的官兵们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牺牲，在徐州、武汉等地筑起血肉长城；后方民众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形成“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的壮阔场面。正是这场覆盖地域最广、参与人数最多、斗争最为艰苦的全民族抗战实践，将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积淀的爱国主义情怀、团结奋斗精神、不畏强暴品格充分激发出来，经过血与火的淬炼，最终凝练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战精神，成为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追求民族独立历史经验的集中升华，深刻体现了历史发展“实践孕育精神、精神引领实践”的内在逻辑。

从理论逻辑维度剖析，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抗战精神的形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罗盘与行动指南，使抗战精神摆脱了传统民族精神的自发性与局限性，升华为具有科学理论支撑的先进精神体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核心观点，为中国共产党动员全民族力量提供了理论依据——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抗战的胜利绝非少数精英的孤军奋战，必须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因此始终致力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到改编红军为八路军、新四军，再到制定“减租减息”政策团结敌后农民，一系列举措打破了地域、阶层、党派的界限，将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乃至海外侨胞等各方面力量凝聚起来，变分散的“个体抗争”为统一的“民族合力”，使抗战真正成为全民族的共同事业。同时，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辩证关系”的理论，帮助中国共产党科学把握抗战的性质与方向：既明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将民族矛盾置于首位，又不忽视阶级矛盾的客观存在，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原则，避免了抗战成为依附于其他国家的“代理人战争”；既制定“持久战”的科学战略，指出抗战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为全国人民指明胜利方向，又通过“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论断，强调人民群众在抗战中的决定性作用。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中国人民的抗战实践不再是“盲目抗争”，而是有了清晰的战略方向、科学的斗争方法与广泛的群众基础；抗战精神也不再是单纯的“爱国热情”，而是融入了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系统内涵，实现了历史实践的壮阔展开与理论指导的科学引领的深度融合，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精神领域的生动体现。

统筹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的辩证统一

 抗战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考验中凝聚的精神瑰宝，其内核始终承载着民族精神的基因密码，具有穿越时空的稳定性与永恒性，而其时代价值则随历史实践的发展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深刻体现了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相互支撑、动态发展的辩证统一。从精神内核来看，爱国主义是贯穿抗战精神的灵魂主线，这种爱国主义绝非狭隘的民族情绪，而是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紧密相连的价值追求。在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抗战时期，它具体化为全体中华儿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定气节——杨靖宇将军在弹尽粮绝时以草根树皮充饥仍坚守阵地，赵一曼烈士面对酷刑始终严守民族大义，无数普通民众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日队伍送情报、运物资，用“把一切献给祖国”的行动自觉，诠释了对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的誓死捍卫。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传统，更是马克思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既坚守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唯物史观立场，又传承了民族文化中爱国如家的价值理念，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团结御侮、共克时艰的永恒精神动力。

进入新时代，抗战精神的时代价值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实践中得到进一步拓展与升华，成为应对风险挑战、凝聚奋进力量的重要精神支撑。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等领域面临诸多“硬骨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亟需强大的精神凝聚力与行动力。抗战精神中蕴含的团结统一精神，能够指引我们打破地域、行业、群体的界限，凝聚起包括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力量，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磅礴合力，共同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内部发展的艰巨性；其自强不息精神，能够激励我们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迎难而上，以“啃硬骨头”的韧劲攻克“卡脖子”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其爱好和平精神，则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高度契合，指引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坚定维护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解决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展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可以说，抗战精神的内核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精神纽带，其时代价值是内核在新实践中的生动展开，二者的辩证统一，既让抗战精神始终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又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不竭的精神滋养。

统筹传承弘扬与实践践行的辩证统一

传承弘扬抗战精神是实践践行的逻辑前提与思想根基，唯有深刻把握抗战精神的核心要义与理论精髓，才能确保实践践行不偏离正确方向、不陷入形式主义。传承弘扬绝非简单的口号传播，首要在于深化历史认知与思想引领——要将抗日战争历史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全过程，通过编写权威历史教材、建设革命历史纪念馆、制作红色文化影视作品等方式，让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清晰认知“十四年抗战”的完整历程，深刻铭记平型关大捷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的振奋、百团大战彰显民族气魄的壮阔，以及刘胡兰、左权等革命先烈“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英勇事迹，从历史细节中感悟抗战精神的精神伟力。同时，要强化抗战精神的理论阐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梳理其形成脉络，结合新时代发展需求挖掘其时代内涵，破除对“抗战精神仅属于历史”的认知误区，让抗战精神从历史记忆升华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思想资源，为实践践行筑牢思想根基。

 实践践行是传承弘扬抗战精神的根本归宿与价值落点，只有将精神力量转化为改造客观世界的实际行动，才能让抗战精神真正“活”在当下。在治国理政实践中，要以抗战精神中“攻坚克难、百折不挠”的意志，直面改革发展深水区的“硬骨头”，在科技创新领域攻克“卡脖子”技术，在乡村振兴一线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在生态保护战场筑牢绿色屏障，以履职尽责的实际成效诠释精神传承；在公民道德建设中，要以抗战精神中“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品格，引导社会成员在面对公共危机时守望相助，在日常工作中爱岗敬业，将爱国主义情怀转化为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自觉行动；在国际交往实践中，要以抗战精神中“爱好和平、反对侵略”的立场，坚定维护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应对气候变化、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对二战历史的歪曲，又以实际行动彰显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国担当。这种“传承—践行—再传承”的辩证互动，既让抗战精神的内涵不断丰富，又为新时代实践提供不竭精神动力，实现精神价值与实践价值的有机统一。

统筹把握抗战精神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传承弘扬与实践践行的辩证关系，是新时代赓续红色血脉、激活精神力量的关键所在，三者相互支撑、有机统一，共同构成理解和运用抗战精神的完整逻辑体系。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揭示了抗战精神生成的必然性与科学性，为其奠定了历史根基与思想魂脉；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的统一，确保了抗战精神既能坚守本质又能与时俱进，使其在不同历史阶段都能发挥引领作用；传承弘扬与实践践行的统一，则搭建了精神转化为力量的桥梁，让抗战精神从历史记忆变为推动现实发展的动力。我们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理解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意义，将其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进，不断创造新的历史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