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党的建设，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面临的一项新课题。数字党建是技术支持和完善党的建设的实践路径，其核心特质在于创新性、互动性和复制性的深度融合，其发展进程有赖于制度体系、组织保障与运行机制的坚实支撑。在技术迭代、制度构建与价值共识的动态张力之中，数字党建的发展既面临组织虚化、主体弱化、技术安全等现实挑战，也蕴含效能跃迁的历史机遇。适应时代和实践的要求，不断推进数字观念和数字思维的养成，持续完善数字党建的制度体系和实践模式，保持价值与制度、秩序与活力、经验与知识的平衡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数字党建，党的建设，制度结构，数字技术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普及与迭代，为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带来新机遇新挑战，深刻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网络强国建设、数字中国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 “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当今世界，谁掌握了互联网，谁就把握住了时代主动权；谁轻视互联网，谁就会被时代所抛弃”，为数字技术赋能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面对数智时代的变革，中国共产党需要 “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主动适应信息时代新形势和党员队伍新变化，积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创新党组织活动内容方式，推进‘智慧党建’”。如何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党建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面临的一项新课题。
从学界研究状况看，数字技术在党的建设领域的广泛应用，催生数字党建的新形态和研究的新领域。既有研究一方面强调数字党建的工具属性，着重解析数字技术嵌入党的建设的单向过程与作用路径，既追溯数字党建从信息化到数字化发展历程，也剖析其智能化精准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逐步突破单一技术视角，转向探讨技术与组织的互构关系，然整体存在重技术现象描述而轻理论价值阐释的倾向。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飞速进步对于重构党建理论认知框架、重塑党建方法论、推动党建制度创新提出新的研究命题，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发挥数字技术赋能党建功能的同时，防控其中潜含的技术陷阱。本文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以数字党建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数字党建在概念、特征与多维向度上的观念认知，分析数字党建从制度体系到运行机制的制度结构，揭示数字党建面临的现实挑战与未来图景，为深化数智时代党建研究、构建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管窥之见。
一、数字党建的观念认知：
特征、向度与原则
概念范畴是研究的逻辑起点。理解数字党建的基本概念与核心特征、从多维向度洞悉数字党建的内在机理、把握数字党建的价值原则，是深化数字党建内核认知、探索数字党建制度结构、总结数字党建实践经验的关键所在。
（一）数字党建的核心特征
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而进行的一系列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实践活动。数字党建是以政党数字化转型为核心议题，通过将数字技术与党的建设深度融合，在虚实互构空间中提升党建效能、实现党建引领的实践模式，其本质是党组织自主选择运用数字技术塑造党的建设。数字党建有利于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提高党员素质，激发党员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有利于拓宽党建工作的空间领域，完善党的纪检、组织、宣传、统战、社会服务等各项工作，高效配置党建资源；有利于提升党建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数字技术具有可编辑性、可溯源性、可感知性、可关联性、可沟通性、可生成性等一系列本质属性，这使得数字党建呈现出创新性、互动性与复制性等核心特征。
创新性是数字党建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主要体现为理念创新、方法革新与机制调适三个维度。在理念创新层面，用户导向思维、迭代优化思维、平台生态思维等数智思维体系向党建领域深度渗透，推动党建开放共享理念与精准服务范式的生成与深化。相关理念与范式能够以个性化服务矩阵与精准化智能算法，全面响应党员与群众的多元化需求。在工作革新层面，数字党建依托数据驱动与虚实融合交互等创新模式，重塑党建工作流程。譬如建立党建动态监测与反馈机制，对党员教育管理、组织生活平台、评价考核体系等进行数字化升级，形成智慧管理闭环。在机制创新层面，数字党建着力构建由党员数字身份认证机制、平台运行标准流程机制、数据安全防护机制组成的三位一体制度框架，通过与数字化转型适配的制度更新机制，实现制度供给的动态调适。数字技术推动党建与电子政务、基层治理等领域有机衔接，增强党建引领能力，推动在数字中国战略下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生态共同体。
互动性是数字党建的活力之源。这主要体现在 “人机互动” 与 “人际互动” 两个层面。在人机互动层面，数字技术构建多模态交互体系，通过集成语音识别、触控反馈、动作捕捉等技术手段，形成涵盖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的即时沉浸交互体验。如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开展线上升国旗、云走长征路等主题活动，打造数字党史体验馆等，实现物理空间与虚拟场景的无缝情景交互。在人际互动层面，数字党建通过构建党组织 - 党员 - 群众的三向交互体系，形成纵向穿透、横向覆盖的网状互动结构。行动主体既可通过公众号、党组邮箱、讨论组等平台实现跨时空的多节点交流，也可在虚拟空间中进行点对点的便捷交流。这有助于缓解组织内部交流方式单一、跨层级跨地区交流不便等问题，增强组织凝聚力。
复制性是数字党建学习调适的重要途径。一是数字技术显著提升学习效能。通过多模式的信息交互机制，数字技术可构建多平台协同的数据网络，实现党建知识资源的即时获取与多向流动，构建经验学习的数字化通道。二是数字技术压缩学习成本。硬盘、云盘等存储介质的便携性和耐用性优势，大幅降低了党建工作的复制成本，也为自动化复制提供技术支撑。三是数字技术有助于推动党建工作流程更为规范化与标准化，使得党建模式能够突破空间与领域的限制，实现迅速推广。同时也要注意，数字党建的可复制性在推动党建模式迁移的同时，也衍生出模式泛化与内容同质化的潜在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制约了党建创新活力。
（二）数字党建的多维向度
其一，从技术维度认知数字党建。涵盖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及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集群的数字技术体系是数字党建的存在前提和运行支撑。党务管理系统、党群互动平台的构建均以技术架构为基础，虚拟现实党课、AI 党建助手等新的党建内容形态也有赖于技术生成。数字技术深刻重塑党建工作的运作规则。一方面数字技术有助于打破传统党建的层级信息壁垒，推动权力结构向扁平化与协同化演进；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也制约了数字党建实践的广度与深度。如党组织对党员行为分析的精细化程度取决于数据算法能力的高低，跨区域党建活动的频次与效果取决于视频会议技术水平。数字党建信息安全与数据隐私的严格防护也有赖于防火墙建设、数据加密等专业技术手段进行信息系统安全检查与漏洞扫描修补。数字技术贯穿于数字党建全流程，已从单纯的辅助工具逐步演变为塑造党建形态的结构性要素。
其二，从实践维度认知数字党建。技术自身不是数字党建的目的，而是将相对抽象的党建理论探索转化为落地实践的工具载体。数字党建的实质也不在于构建技术平台，而在于如何将技术工具有效融入党建实践场景。依托数字技术，传统党建中的党员教育、党务管理等线下流程可以迁移到党建工作网站、党建APP等线上平台，推动管理流程向规范化、可追踪化演进。数字党建的技术应用须与党建实践场景相适配，以解决具体真实的问题为导向。例如，开发跨地域线上组织生活平台以缓解流动党员管理困难问题，覆盖传统党建难以渗透的场景。数字党建的推进也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根据党员反馈与实践发展的需求持续改进与动态优化，确保技术始终契合党建的实际需求。
其三，从发展维度认知数字党建。数字党建的发展性体现在对新兴技术的不断拥抱，以及对于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的持续回应。数字党建的发展进程与技术革新紧密相关。在互联网与信息技术发展的早期，数字党建主要表现为借助计算机使用电子邮件、办公软件等开展电子党务，实现党务工作信息化、无纸化、常态化。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革新，党建云平台应运而生，推动党建工作从单向管理向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管理转变。数字党建与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数字治理等领域融合互动互构，在自我演进的同时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断适应与满足国家社会发展中的新要求。技术的持续迭代不断赋予党建新的可能性，而数字党建需要在技术变革与政党本质属性的张力中保持动态平衡，唯有如此方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持续释放变革能量。
（三）数字党建的基本原则
首先，政治引领原则。旗帜鲜明讲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数字党建要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将数字技术置于实现政治目的的特定结构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强改革创新本领，保持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推动工作，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要使数字技术按照基于政治目标设计的功能结构体系发挥作用，同时通过结构化嵌入的方式推动政党功能结构体系实现优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逻辑始终引领和调整数字党建的技术逻辑，确保数字党建服务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推动各类数字技术在扩展民主议事范围、提升决策效率和质量、增强执行监督检查等方面为更好贯彻民主集中制开辟空间。
其次，人民中心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也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 数字党建需要践行人民中心原则，通过技术创新让党建工作在更贴近群众需求、回应群众关切、维护群众权益的同时，充分激发群众主人翁意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推动基层共建共治共享。
最后，务实高效原则。数字党建的务实高效原则，强调以数字技术为工具，以问题为导向，聚焦党建工作的实际需求，优化流程、提升效能、降低成本。技术工具的引入旨在通过流程自动化替代重复性劳动、数据集成破解信息壁垒、算法决策优化资源配置、平台协同突破空间限制等路径提升党建效能，进而构建开放包容的党建数字化生态。在追求技术带来便捷高效的同时，要坚守网络安全底线，确保数字党建在合规框架内运行。
二、数字党建的制度结构：从体系到运行
数字党建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重要创新实践，其发展不仅有赖于技术驱动，更需要坚实的制度结构作为支撑。从制度体系到实践运行，数字党建的制度结构体现了技术与制度的深度融合，反映了党的建设在数字化转型中的逻辑演进。
（一）数字党建的制度体系
技术赋能管党治党需要以稳定、全面的制度体系作为保障。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党的建设带来了管党治党模式的革新和重塑，而以政策文件、党内法规、法律为主要形态的党和国家制度体系则为这一过程提供科学支撑与规范保障。
数字党建的制度体系，首先以党和国家政策文件为引领。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等全局性规划部署，明确要求党建信息化服务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体包括 “推进党委信息化工作，提升党委决策指挥的信息化保障能力。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提高党员、干部、人才管理和服务的科学化水平。加强信息公开，畅通民主监督渠道，全面提高廉政风险防控和巡视工作信息化水平，增强权力运行的信息化监督能力。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信息化保障，重视发挥互联网在党内法规制定和宣传中的作用。推进信息资源共享，提升各级党的部门工作信息化水平” 等内容，这些要求为推进党建数字化提供了宏观层面的指导性政策框架。此外，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中亦包含对数字技术应用于党建的重视与部署。相关政策文件为数字党建发展确定了基本方向，提供了政策支持。
数字党建的制度体系以党内法规体系为主干。作为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和党组织、党员的行为规范，党内法规对于党的建设各个环节提出具体的制度要求，这不仅为推动数字技术融入党的建设全过程提供制度保障，也为数字党建的规范化、制度化奠定坚实基础。“积极完善‘互联网+党建’制度机制，注重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推进和改进党建工作，增强党建工作的时代性实效性”，强调在党建工作中要注重技术的嵌入与应用。新时代印发修订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 (试行)》等党内法规中关于党建数字化信息化的条款为数字党建提供制度遵循与实践指引。
数字党建的制度体系有赖于国家法律保障。建立在技术基础逻辑上的各类党建应用场景，尽管具有强政治性等特殊属性，但均未也不应该超脱相应法律关系的涵摄。在这个意义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国家法律法规发挥保障作用，确保数字党建的发展和创新始终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数字党建以地方实践性政策法规文件为制度体系的补充。地方实践性政策法规文件是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具体指引。例如，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的《福建省加快推进数字化全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数字赋能党的建设。加快建设数字党建平台、省统一战线大数据云平台、纪检监察一体化应用、‘数智编办’系统、干部公务员一体化智慧应用等项目，开展党委系统数据资源治理，助力党的建设工作提质增效”。文件针对福建省如何推动数字技术嵌入党的建设提出了明确的实施路径。地方的实践性政策法规文件在充分领会党的政策文件精神的前提下，结合地区特色，通过明确目标、强化资源支持和创新机制等方式，确定发展数字党建的具体路径与渠道，为基层党建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保障。
（二）数字党建的组织保障
为保障数字党建的制度架构得到有力实施，中国共产党从组织链条、组织结构和党员主体三个层面，以强有力的组织体系推动制度设计转化为有效的制度执行。
中国共产党纵向的组织链条确保数字党建向基层延伸、向纵深发展。党坚持和完善党建工作管理体制和组织管理体制，形成一级抓一级、抓好本级带下级、大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格局，推动各级党组织将数字技术与党的建设工作深度结合。中央层面，通过领导小组和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对数字党建工作进行总体领导和统筹规划。党委组织部作为推动数字党建的核心部门，负责统筹规划、组织实施和监督评估等方面工作。信息化办公室、大数据管理局负责提供技术支持。特定行业和区域的数字党建工作则由行业党委和区域党委负责具体推动。党的基层组织信息化运作是数字党建的主要表现形态。中国共产党以超前的眼光提出 “积极推进机关党建信息化建设” 的要求，充分利用数字技术重构信息生成、交换和处理方式，克服党组织和基层末梢信息管理困境，改造不同领域和功能的基层党组织运作过程，实现政党功能的扩展迭代。
中国共产党横向的组织机构推动数字技术全方位、多层次融入党建工作。数字党建不是在传统党建基础上的技术简单叠加，而是党建工作模式在数智时代的一场范式革命。数字党建政治性鲜明、综合性突出、专业要求高，其发展需要兼顾政治领导原则性与技术利用开放性。政治领导原则性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健全领导网信工作的体制机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提出 “党管互联网”“坚持和加强党对网信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将各级党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改为委员会制，相应的办事机构在原有的政府网信部门挂牌，管理关系转移至党的机构序列，推动数字化发展。技术利用开放性体现在各个与党的建设紧密相关的工作部门积极运用数字技术改进党建工作，并最终落脚于党的领导。如 “注重运用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提高工作效能” 载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专门负责组织工作的中央组织部以五年为周期连续印发《全国组织系统信息化工作规划》，有效提高了党在组织体系建设、党员管理、干部工作和人才工作等方面的质效。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队伍是数字党建的结构主体。数字党建所需的数据生产及其再生产，有赖于作为党组织基本构成的党员个体的行动。某种意义上数字技术嵌入党建的过程可以看作自下而上的党员本位逻辑借助技术的复归过程。一方面，数字技术以党员为基本对象嵌入政党发展和运行过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规定 “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完善网络培训制度，建立兼容、开放、共享、规范的干部网络培训体系。提高干部教育培训教学和管理数字化水平，用好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拓展了党员意志与行为的表达空间。例如，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提及 “探索建立网络党组织，通过QQ群、微博客、微信等开展党的活动，拓宽党建工作网络阵地”。这种技术赋能带来的表达空间拓展，与意志赋权相结合，有助于党员个体更充分地发挥主动性与创造力。
（三）数字党建的运行机制
数字党建在某种意义上由技术内在逻辑与党建主体能动性的互动所塑造，其主要运行机制包括资源整合机制、链条简化机制、对象定位机制、责任具象机制。上述机制以制度为支撑、以组织为保障，凸显数字党建的功能价值、优势特征与变革趋势。
数字党建的信息整合机制指通过数据基础设施整合党建工作中的各类信息资源，实现数据的规范管理与高效利用。信息数据是党的建设需要掌握的基础性要素，合理统筹数据、有效分析数据是新时代党组织提升管理效能的内在要求。数字党建一定程度上是对党建工作数据管理的再管理，即通过数据基础设施整合力量、统筹职能、再造流程，建立资源融合机制，不断完善党建矩阵。具体而言，通过构建统一的党建信息平台，数字党建实现党组织和党员信息的规范化收集与管理，将原本分散在纸质档案、不同系统中的党员基本信息、组织关系转接、学习活动参与情况等数据，以及原本分散在不同部门、地区和层级的学习资源、政策文件、典型案例等资源集中整合，在提升信息管理效率与透明度的同时，打破信息孤岛和资源壁垒，实现党建资源的集中整合、高效共享和协同利用。数字党建的信息整合机制为党组织的科学决策、精准服务和动态监督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
数字党建的链条简化机制指通过技术赋能优化管理流程、缩短管理链条、提升管理效能。新时代，如何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是党的建设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大党独有难题本质上是超大规模政党如何治理的问题。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党内统计公报，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027.1万名，现有基层组织520.0万个。随着政党规模不断扩大，政党的信息决策链条、政策传导链条、成员管理链条自然延长，庞大的组织体量和漫长的管理链条对以先锋队为自我定位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来了实践挑战，即如何在规模扩张的情境下提高党建工作的效率与效度。通过构建在数字空间中的扁平化制度结构，数字党建能够有效平衡规模与效率之间张力，为解决规模难题提供了一种管理方式上的可能性。能够观察到，数字技术在党建领域的运用存在一种去科层化的功能趋势。譬如《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 （2022-2025 年）》提出 “推进全国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系统优化升级，扩大网络党课在农村党员教育中的应用”，即利用数字技术跨越物理空间与组织层级的距离，改变依靠线下集中方式逐级传达学习教育的模式，提高全党学习的响应速度和同步率。
数字党建的对象定位机制指精准识别党建工作的对象群体，实现党建服务的精准对接与党建资源的优化配置。党建工作归根结底是做人的工作，其主体是各级党组织，对象是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能否对党建工作的对象群体进行精准地识别与管理，是党的建设工作成效是否得到充分发挥的重要因素之一。数字党建的对象定位机制构建需求、匹配、优化的闭环，保障党建资源有效对接不同对象的实际需求。如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精准识别党员年龄、党龄、职业、地域、所在党组织、学习频率、活动参与度、互动偏好等特征，进而为其推荐个性化的学习内容、培训课程与党建活动信息，激发党员的参与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根据机关、企业、社区、农村、新社会组织、新经济组织、新就业群体等不同领域党组织的特征与需求，该机制能够有针对性地提供培训资源与技术支持，从而进一步提升党建工作的精准化与实效性。
数字党建的责任具象机制指将党建责任从抽象的制度要求转向可量化、可追踪的具体任务和行为，以赋能党员个体为基本逻辑，有效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传统的监督机制通常将监督权力集中分配给特定主体，数字技术则通过责任清单数字化、过程透明化、考核数据留痕化的形式，内生性地改变了党建的监督机制，赋能党员个体有效参与管党治党全过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规定，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要 “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推动党务公开、拓宽监督渠道，虚心接受群众批评”。在近年来的实践中，福建省通过建设基层 “小微权力” 监督平台，让每个党员、群众都成为监督党风廉政的主体，在一线海量信息中靶向聚焦、防患未然。这种责任具象机制在提升监督效能的同时，将群众监督和自我革命有机结合，既契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也有助于从更深层次理解全面从严治党为何能在新时代成为全党的共同责任。
三、数字党建的未来图景：在挑战与发展之间
数字党建的未来图景处于技术迭代、制度构建与价值共识的动态张力之中，既面临组织虚化、主体弱化、技术安全等现实挑战，也蕴含着技术深度嵌入后组织形态转化与党建效能跃迁的历史机遇。数字党建的发展进程本质上是政党与技术在数智时代的碰撞，在这一进程中，技术变革与政党本质属性在张力中不断探索新的平衡点。数字党建未来图景的展开，需要在价值与制度、秩序与活力、知识与经验之间实现统一平衡。
（一）数字党建面临的现实挑战
首先，数字党建面临技术解构性下组织虚化挑战。数字技术的嵌入重塑了党建工作模式，党组织可借助智能化平台开展高效便捷、灵活精准的教育、管理与监督。但数字党建蕴含的技术逻辑具有去中心化、个性化、虚拟化等解构性特质，主要表现为党组织的活动空间由线下向线上延伸，党员活动方式逐渐虚拟化、党组织实体边界日益模糊化、组织形态趋向扁平化，这与党组织强调集中统一、组织严密的特性形成反差。如虚拟空间虽然实现了党员的广泛覆盖，但若缺乏面对面的交流互动，易忽视对党员思想动态的深度把握，导致党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弱化，组织归属感下降。相较于技术驱动的实践，制度建构往往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党组织需要在新情境下探索如何加强组织建设，保持党员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其次，数字党建面临技术决定论迷思下的主体弱化风险。数字党建无疑是以技术为支撑的，但过于聚焦技术本身则可能带来忽视党组织、党员的主体失焦风险。一方面表现为技术决定论，过度依赖技术工具与数字平台建设，忽视党建工作所特有的政治性与群众性，使党建系统功能堆叠冗杂，缺乏实效性。另一方面表现为在推进数字党建过程中对党员意见的吸纳机制缺失。譬如数字党建系统建设主要以自上而下的逻辑展开，缺乏有效的自下而上反馈机制，甚至一刀切回避边缘群体，出现界面设计不友好、技术与实践脱节等问题，影响数字党建的长远建设成效。
再次，数字党建面临数字形式主义、数字官僚主义等难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敌，在数字党建中呈现出数字形式主义、数字官僚主义等新形态。根据人民智库2020年进行的网络问卷调查数据，信息形式主义、智能官僚主义主要表现有工作群要求24小时即时响应；反复填报相同材料，补台账、应付各种检查、命令、汇报；工作微信群和政务办公群成为 “晒调研走访里程”“晒摆拍”“晒加班” 的 “秀场”；每日打卡、“列队” 回复、事事留痕；信息化学习、宣传内容缺乏可读性，往往是各部门自吹自擂、自娱自乐；“群上安排、群上指导、群上培训、群上回复”，领导 “隔空” 布置工作；政务APP以及微信工作群过多过溢等。党中央对数字形式主义保持高度警觉，《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的第五个部分即 “规范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管理”，主要规定清理整合面向基层的政务应用程序、严格建设管理、防止功能异化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的应付式、形式化推进信用平台建设，浪费财政资金、加重基层负担的案例更是为此类问题敲响警钟。数字形式主义、数字官僚主义的破解需要纪律约束，需要制度完善、技术优化与监督强力的协同发力。
最后，数字党建面临信息共享与信息安全之间存在深层张力的挑战。随着数字技术在党建领域的深度应用，伴随数字技术的安全风险也日益凸显。数字党建有赖于信息技术与平台系统，有赖于大规模数据采集与处理，也有赖于在更大范围共享集成数据以释放动能。但这一过程增加了党员隐私数据、党组织敏感数据泄露的风险，威胁党建信息的保密性与安全性，进而阻碍党建数据共享与党建系统对接进程。如何处理好数据开放与信息安全之间的内在张力，构建既开放共享又自主可控的数字党建生态体系，是数字党建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而将于2025年8月1日正式实施的《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将会为此类问题的解决提供经验与借鉴。
（二）数字党建的发展前瞻
面对组织虚化、主体弱化、技术安全等现实挑战，数字党建的未来发展需要在坚持党的建设传统优势的基础上，以数字化思维、方式和手段，构建新型党建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在价值与制度、秩序与活力、知识与经验之间找到平衡，以理论效能、制度效能、人才效能赋能数字党建，打造数字党建的 “四梁八柱”。
其一，加强数字党建的创新发展，需要推动价值引领与制度保障相统一。数字党建作为数智时代党的建设实践的新形态，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运用新技术手段加强党的建设，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价值理念。如果缺乏明确的价值导向，数字党建容易陷入为技术而技术的误区，偏离党建工作的本质。因此，必须通过建立健全的制度体系，规范数字党建的运行机制，为数字党建提供方向性和规范性支撑。
推动价值引领与制度保障相统一，首要任务在于锚定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设计。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求与时俱进地回应信息化、数字化迅速发展的时代需求，数字党建的推进需要确保其始终服务于党建的中心工作，实现全覆盖、全方位、全流程的智能化和精准化。在推动党建数字化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党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贯穿数字党建工作的始终，确保技术的应用不偏离党建的根本任务。无论是构建智慧党建平台、优化数字化管理模式，还是创新党员教育方式，都必须紧扣加强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确保党建数字化始终服务于党的政治功能的实现。利用智慧党建平台打造多维度学习生态、推动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结合、为党员提供精准化的学习资源的过程中，需要以思想建设为核心，强化党员的理论武装与政治认同。其次，为数字党建提供坚强制度保障。健全相应制度是保障数字党建顺利实施的前提。当前阶段，数字技术的迭代速度远快于数字党建制度建设进程，而数字党建的发展离不开制度的保障和支撑。技术虽然在提升党党建引领效能、强化党内监督、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展现了显著优势，但也具有两面性，“取决于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来使用数字技术”。数字党建的制度保障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制定系统性战略规划，明确发展目标、核心任务和推进步骤。“制度的外部世界是不断变化的，制度不可能只通过初创时所设计的再生产路径而得以存续”，数字党建相应制度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一是制定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为各级党组织提供清晰的指导路径。二是构建全流程的制度框架，明确数字技术与党建工作融合的规则和边界，确保数字党建的推进始终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三是建立数字党建的分级分类管理制度，根据不同领域和层级的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的制度方案，避免 “一刀切” 带来的效率损失。四是应完善数据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数据审计与安全评估机制，确保党员信息和党务数据的隐私性与安全性。
其二，加强数字党建的创新发展，需要推动秩序建构与活力激发相结合。平衡党组织秩序与激发党员活力的关系，是数字党建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应对当前党建工作挑战的必然选择。建构党组织正常运行的秩序、保持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性是党建工作规范性的保障，也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落实的基础。党员是党组织的主体，激发党员活力是数字党建的生命力所在，只有充分调动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党建工作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发挥作用。数智时代，党员的需求和参与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规范化的框架内融入创新元素 —— 既在技术支持下实现党建工作的标准化和透明化，又激发党员和群众的参与热情，平衡严肃性与灵活性 —— 有助于推动数字党建在秩序中焕发活力。
推动秩序建构与活力激发相结合，首先需要构建制度规范与技术支撑的双重保障体系。一方面构建数字党建制度体系，明确技术应用边界与程序，全周期管理党建数据，全流程管理党员信息、组织生活、学习教育等环节，实现电子留痕和动态闭环管理。另一方面通过技术赋能，构建数字党建安全防护体系，有效防止数据泄漏风险，增强党建工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其次，通过技术和实践模式创新双轮驱动，提升党建工作的吸引力和参与度。譬如利用智慧党建APP等数字化平台载体，推动党员实时了解组织动态、参与决策讨论、提出意见建议，以互动式管理激发党员的创造性。同时，鼓励基层党组织探索沉浸式场景等创新性应用，推动组织活动转化为交互性体验，让党建工作更加生动有趣，充分调动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党组织注入新的活力。
其三，加强数字党建的创新发展，需要推动知识生产与经验抽象相一致。数智时代的党建工作需要党员干部具备一定的数字思维与数字技能，即能够熟练运用现代数字技术开展组织管理、学习教育和服务群众等工作。如果缺乏系统性知识积累，数字党建可能面临技术应用能力不足、创新动力匮乏等问题，难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数字党建的推进又是一个不断试错和优化的过程，只有通过总结实践经验，才能发现问题和不足，提炼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知识与经验为数字党建的运行与发展提供支撑，数字党建的发展既需要知识赋能提升党员干部的数字化能力，也需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过程中优化实施路径，从而确保其在适应新时代需求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推动知识生产与经验抽象相一致，首先需要党组织与党员培养适应时代和实践要求的数字观念。培养数字观念需要提升党组织对数字技术的理论认知。党组织可通过专题学习、案例分析、实际操作等形式，帮助党员系统了解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核心特点及其何以应用于党建工作场景，明确数字技术如何服务于党建目标，确保数字观念的培养始终锚定党的政治方向。党务工作者应提升数据思维能力与管理能力，并将数据安全教育纳入数字观念培养体系。同时应加强对青年党员和年轻干部的数字观念、数字认知的培养。青年党员是党员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年轻干部是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两者具有较强的技术适应能力。党组织可以将培养数字观念纳入青年党员和年轻干部教育体系，提升其对数字技术的理解和运用，积极引导年轻干部以审慎严谨的态度主动接纳数字技术，推动数字党建面向实践、面向未来。其次，需要注重总结经验，提炼出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有必要建立系统化的总结机制，通过定期评估和反馈，收集各级党组织在数字化实践中的成功案例和问题教训，并在此过程中注重跨区域、跨层级的经验交流。尤为重要的是，要将经验总结与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相结合，将实践中的有效做法上升为规范化的工作模式，为数字党建的持续优化提供科学依据。通过系统化、常态化的经验总结，推动数字党建在实践中不断迭代升级。
数字党建作为数智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创新模式，既是技术赋能党建的实践探索，更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适应时代变革的必然选择。本文尝试从技术逻辑、制度逻辑与价值逻辑的交汇处切入，通过阐述数字党建的观念认知、制度结构与未来图景，揭示数字党建作为复合性治理实践的本质特征，深化数智时代党建理论认知框架，推动党建制度创新实践，并为构建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学理支撑。当前以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迭代，不断推动技术在党建领域的深度渗透，在拓展服务场景、变革组织形态的同时，使党建工作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然而，数字党建的未来并非技术乌托邦，其发展需坚定价值和制度的确定性，警惕技术异化，以包容创新的规则体系，实现制度与价值、秩序与活力、知识与经验的平衡与统一。
文章来源 ：《教学与研究》2025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