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士博，华东师范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摘 要：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破解执政党建设难题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文化根基和实践根基，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十四个坚持”构成了这一重要思想的内涵要义，分别阐明了新时代执政党建设的政治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既要把“十四个坚持”作为一个整体，放置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的体系中加以理解，又要悟透“十四个坚持”中的每一个方面。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其深厚的理论涵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提出了中国化时代化的党建原理；优化了执政党建设的顶层设计，完善了党的建设的知识体系，促进了现代政党治理的范式更新。

关 键 词：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党的创新理论；政党学说；全面从严治党

一、问题的提出

2026年6月15日，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首次概括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1］。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时代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广阔的议题论域，深刻揭示了管党治党方式、兴党强党目标与强国复兴使命之间的内在关联。“十四个坚持”构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在统筹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双重向度的基础上，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政党治理与国家建设互动的规律性认识。

从既有研究看，习近平党建思想虽属新近提出的理论命题，但学界围绕其若干核心要素与基本主张已有丰硕成果。整体观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党的创新理论视域下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逻辑。唐皇凤认为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显著特征［2］。王炳林等研究了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的内涵、意义和路径，揭示了历史发展逻辑［3］。宋雄伟主要从政治概念创造的角度，研究了党的建设概念在政治知识体系中的地位［4］。二是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及其贡献。此类研究数量丰硕，旨在从概念、论断、话语中剖析出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包括党的政治建设重要论述［5］、思想建设重要论述［6］、组织建设重要论述［7］、作风建设重要论述［8］、纪律建设重要论述［9］、制度建设重要论述［10］、反腐败斗争重要论述［11］等。这些研究由点出发、点面结合，对透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历史生成过程具有借鉴意义。三是研究执政党建设与国家、社会同步演进的内在机理。蔡礼强从党的领导角度，探究了党建引领国家发展的制度基础［12］。樊士博认为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事关政党治理现代化，是以强大政党促进强国建设的必然之举［13］。上述研究揭示了执政党建设在治国理政全局中的重要位置，对研究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在贯通性提供了参考。

既有研究多侧重于党的建设某一具体方面，整体性的学理审视尚需深化。随着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个集成性理论命题的正式出场，如何在整体性视域下推进该议题研究，已成为亟待回应的学术课题。基于此，本文力图系统阐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根基、内涵要义与原创性贡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关涉执政党建设理论体系的纵深拓展，更是为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锚定方向、提供根本保证的应有之义。

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根基

任何思想体系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习近平党建思想沿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知识脉络，给出了执政党建设的时代答案。诞生于中国大地的理论体系，必然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两个结合”的方法论指导之下，习近平党建思想生成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

（一）魂脉所系：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无产阶级政党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主要回答了党的性质、纲领、策略等“元问题”。在时代条件影响下，马克思恩格斯在阐释建党原理时十分注重国际主义原则。这些观点对此后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4］。在阐明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给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目的。巴黎公社失败后，恩格斯从“政权建设”深入思考，强调“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15］。从权力行使等维度探察党的建设问题，彰显了理论思考的细化和延展。列宁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学说，开启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推进执政党建设的历史实践。他在俄国革命的现实环境中，提出了“民主集中制”“政党权威”等具有一般意义的组织原理。此外，列宁十分注重纪律的作用，将其视为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他强调，如果缺少铁一样的纪律，“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16］。这些一般原理对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吸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建党思想基础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本土化探索。作为“舶来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应用中必须经过“中国化”改造。毛泽东在批驳“本本主义”等错误认识基础上，提出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等一系列基本主张，作出了原创性探索。在组织设置上，毛泽东探索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解决了组织密度与功能密度的问题，成为锻造坚强战斗堡垒的基本遵循。在作风建设上，延安时期，毛泽东概括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沿用至今的重要理论主张。在改革开放背景下，邓小平围绕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党的制度建设、党的纪律建设等内容，进行了新的理论创造。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核心命题，贯通了治党与治国的关键领域。胡锦涛围绕党的先进性建设，要求提升执政能力，建设学习型政党，助推党的建设在科学化轨道上行走。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学说的一脉相承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根脉绵延：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脉绵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根脉。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既是中华文化的辑录，也是国家治理之道的集成。历代先贤围绕自我价值实现和政治组织发展进行了诸多思考，对现代使命型政党建设具有启示意义。这些前人形成的文本典籍，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做到“鉴之改之”。《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就是说一个人无论地位高低，修好自身是干事创业之基。由一人到一国，在政党政治日益发展的今天，执政党必须先把自身建设好，才能领导国家现代化的自然进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镌刻在中华文化的基因中，是古代士大夫的毕生追求。中华文化主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追求民惟邦本；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强调推己及人；主张“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追求格物致知。这些主张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内在的理论基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大同、为政以德”社会理想的继承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基因和密码。”［1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彰显了党的创新理论的内在气度。习近平党建思想诞生于中国大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晶。依据原有理论，创造新的理论，是坚定理论自信的最好表达。习近平党建思想从数千年文明思想史中汲取丰厚滋养，推动了中华古老的治国安邦之道、修身立心之理、齐民安民之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体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所具备的“高度的历史主动”的精神品格。理论的根扎得越深，理论就越能说服人；理论也只有说服人，才能转化为实践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相互贯通，有利于彰显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优势，赋予其更为充沛的生命力。

（三）“两个结合”：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

理论是对实践的总结，又指导着实践；理论的成色如何，必须在实践中检验。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中概括提炼的。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成就证明了这一重要思想的原创性、科学性和真理性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突破了“老虎吃天，不知如何下手”的窘境，擦亮作风建设的“金名片”，催动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和发展。

一方面，在“两个结合”方法论指导下，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创新不断加快。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各方面的重要论述为具体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廓清了社会上存在的诸多错误认识，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方略中就包含“坚持全面从严治党”［18］。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与党的建设相关的理论创新占据较大篇幅。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系统总结新时代变革性成就，强调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2023年6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并用“十三个坚持”概括其主要内涵。2024年1月，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概括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并提出了“九个以”的实践要求。这段发展过程表明：理论的内涵仍在不断丰富，理论的形态仍在不断更新。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理论形态跃升的内在要求。

另一方面，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19］尤其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具有反复性、顽固性，一旦放松警惕，就会卷土重来。针对这些不良现象，管党治党务必精准施策。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彰显了以钉钉子精神推进管党治党的非凡气魄。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只有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强国建设的主心骨才能愈久弥坚。

三、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

“十四个坚持”构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是一个层次严密、逻辑清晰的科学体系。这“十四个坚持”可以划分为若干层次，分别指向了党的领导的政治原则、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保持初心使命的价值追求、优化内部治理结构的工作布局、压实政治责任的方法路径。

图1 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要义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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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原则：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推动党的建设，根本目的在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内在逻辑。党员干部绝不能将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割裂开来、孤立看待，而应将其作为统一整体、统筹把握，以此不断夯实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我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基本制度的形态，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并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伟业就会落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20］从现实来看，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在不确定中寻求确定性，就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将“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概括为“十四个坚持”之首，既具有阐释目标的意味，也蕴含着价值性与工具性统一的哲学考量。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规定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21］政出多门是政治组织发展的大忌，一旦出现，势必会造成有禁不止、有令不行。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活动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集体行动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做到统一思想、步调一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中，党中央居于“帅位”，是科学决策的中枢。一个成熟的政党，离不开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从政党建设规律来看，拥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也是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蕴含着维护中央权威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均带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深刻意涵。“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与“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十四个坚持”的理论框架中深刻回应了“党的领导”的最高政治原则，揭示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战略意义。

（二）战略方针：全面从严治党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揭示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主题，也是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理解中国之治，核心在于把握“中国共产党之治”。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秉持着“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认知，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此后又将其概括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正因如此，“全面从严治党”在党的建设广阔论域中具有标识性意义。它不仅是对管党治党规律的精准把握，也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贡献了新的理论增长点。全面从严治党拓展了管党治党的边界，为政党优化内部治理提供了新视角与新思路。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概括到“十四个坚持”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不动摇的坚强决心，表明了以高标准、严要求推进党的建设的政治态度。

全面从严治党，基础在全，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其一，全面从严治党涉及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主体，是对范围的强调。任何一名党员干部，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均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其二，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各个方面都要从严，不是某一个方面的从严，强调的是管党治党的标准问题。全面从严治党要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坚持将严的基调进行到底。其三，全面从严治党意味着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历史上政党建设失败的反例证明，治标不治本、花拳绣腿的治理，最终将反噬自身肌体。政党内部治理成效，影响着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情感认同。从成绩来看，中国共产党依靠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了由“宽松软”向“严紧硬”的转变。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显著增强。从发展来看，全面从严治党依然面临严峻形势，危及党的形象建设的诸多问题还有生存土壤和条件。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全周期管党治党的系统思维，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治理方式变革。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十四个坚持”，正是对社会上认为“管党一阵风、治党走形式”等错误认识的有力驳斥。

（三）价值追求：保持初心使命

“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发挥着传递价值追求的核心功能，深刻标定了使命型政党的目标航向。“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20］1在“十四个坚持”的总体框架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其余十三个方面提供了价值坐标。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例，管党治党的各项举措始终不能偏离初心使命内含的旨归，否则就会偏离正轨。更进一步看，在处理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这一对关系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构成了贯通二者的观念桥梁。它既从价值层面规定了党的领导的根本立场，又从实践层面赋予了党的建设以方向性指引。

初心易得，始终难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忘记来路的民族必定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一个忘记初心的政党必定是没有未来的政党。”［22］历史上，那些数典忘祖的政党，均没有长期存在。党的建设要通过不断叩问党员干部的初心，促使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从理念与制度上双管齐下，激励党员干部守护初心和使命。从理念来看，党的十九大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概括到大会主题中，显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就是因为初心和使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初心是政党目标的外显，使命是政党任务的外化。政党一旦丧失初心和使命，就会迷失方向。为激励党员干部守初心、担使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23］。这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将此常态化、长效化的实践努力。将“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概括到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中，是对铭记来时路的果断重申和郑重强调。

（四）工作布局：优化治理结构

按照党的十九大制定的顶层设计，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呈现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20］51的理论结构。“十四个坚持”对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每一个部分均有理论呈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优化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的重点把握，体现了抓主要矛盾的哲学思维。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优化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将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创性理论主张之一。如果中国共产党丧失了政治上的先进性，凝聚力也会随之消逝。将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揭示了政治组织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的客观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理论呼吁。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和“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是“十四个坚持”对党的思想建设作出的重要部署。无产阶级政党的科学性，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前提。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必须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党员干部。实践进展到哪里，理论武装就要跟进到哪里。在党员教育、干部轮训中，必须学好用好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不断进行思想淬炼、精神升华。党性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是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性的体现。早在1941年，中国共产党就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党员干部不断增长修养，锤炼坚强党性。加强党性修养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决定党员干部能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24］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党性修养贯通党的建设全过程，是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有效抓手。

“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和“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党的组织建设提出的基本要求。党的力量全在于组织，组织严密是党的优势之一。党的组织体系划分为“中央—地方—基层”三个层级，能够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保证了内部有效的组织覆盖。组织发挥作用，必须依靠党员干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17］51在知识社会快速迭代的世界中，高素质干部队伍是攻坚克难的必要条件。伴随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干部必须不断克服“本领恐慌”，不断提升自身素质。新时代以来，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成为要求之一。

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作风就是形象，关乎执政党的生死存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重塑了党的形象，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加紧密。推进党的建设，必须做到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时刻把纠治不正之风作为重要任务。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十四个坚持”对作风建设提出的要求是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根本遵循。

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25］本正而形聚，本不正则形必散。纪律是带电的高压线，也是党员干部规范自身行为的底线。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根据纪律建设的实践发展，多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不断引导党员干部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纪律不能失之于宽，必须严明下去。“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作为“十四个坚持”的重要内涵，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推动全党遵规守纪的高度自觉。

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腐败是人民公敌，是损害党的肌体健康的“毒瘤”。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腐败问题不加以遏制，就会亡党亡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反腐败斗争中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一是坚持“零容忍”态度，不断祛除腐败存量，遏制住了腐败的增量；二是推进廉洁自律，将党员干部的“自律”与社会的“他律”紧密结合起来；三是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原创论断之一，指引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敢腐需要强化震慑，不能腐需要扎牢制度笼子，不想腐则要求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政党实质上是一个组织化的过程，而这种组织化有赖于制度化。政党的制度化会形成文化形态，直至融入政党基因，体现政党的内在气质。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将制度建设贯穿在党的建设全过程之中，促进了政党治理的良性运转。除围绕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推进制度完善之外，中国共产党也十分注重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尤其是人事制度改革激活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制度改革所带来的集成效应正在逐步释放，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和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上拥有了更加坚实的保障。刚性的制度一旦形成，就具备了升格为法规的可能。因此，制度治党和依规治党实质上存在一致的逻辑。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制定和修订多部党内法规，为管党治党提供了硬约束。制度和法规是管党治党的保障，贯穿在党的建设全过程。

（五）方法路径：压实政治责任

“十四个坚持”蕴含着管党治党的科学方法论，“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发挥着兜底保障作用。“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26］推动党的建设，需要全体党员干部共同努力、兜牢政治责任。为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从两个方面强化责任落实。一方面，明确不同主体的责任划分。2020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明确了不同主体的责任。党委（党组）肩负着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各级纪委承担监督责任，党委（党组）书记承担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成员按照“一岗双责”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党员干部承担具体责任。强调责任，重在推动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有力推动了党的建设实效。另一方面，明确责任的具体内容。比如，对党委（党组）在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划出责任田，明晰责任边界。划分责任，不是为了比较大小，而是为了“抓落实”。党的领导涉及各个方面，党的工作涉及多个领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还基于党内法规，对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统一战线工作责任制予以确认。这些同样是全面从严治党中不可忽视的任务。

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为推进党的建设打通了“最后一公里”。管党治党，必须责任到人，否则，再好的设计也会变成“稻草人”。各类主体不可推卸在管党治党中的责任，这是基本义务，也是政治要求。将“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概括到“十四个坚持”之中，是全面从严治党需要牢牢牵住的“牛鼻子”，彰显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哲学底蕴。

四、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党建思想继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实现了理论形态、实践形态、文化形态的新质变，作出了原创性贡献。科学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原理性观点、原发性意义、原创性贡献，有利于推动党建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提出了中国化时代化的党建原理

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保持理论生命力的关键。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起点，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问题始终占据着理论的中心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诸多原创性党建原理，进一步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理论厚度。这些党建基本原理，既是认识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世界观，也是理解无产阶级政党发展规律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建原理进行的探索，具有理论上的科学性、实践上的前瞻性、工作上的针对性。

其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著名论断，首开系统论基础上管党治党的先河。党的建设问题一提出就是从整体视域出发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结合发展条件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并作出新探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一个“增量概念”，在坚持原有观点的同时，实现了理论广度的拓展、理论深度的拓新。此外，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四个伟大”的论断，强调：“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18］12这一论断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置于更加广阔的角度理解，具有极高的思想含量。

其二，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对无产阶级政党而言，组织路线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明确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即“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18］559-560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明确了党建工作的抓手，为锻造一个强大执政党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三，重视基层党建和新兴领域党建，将其与社会结构变动紧密结合。理论之所以鲜活，就在于符合时代变化规律。改革开放后，随着单位制社会退出，加之社会结构快速变化，注重新兴领域党建成为一道时代命题。习近平党建思想站在宏阔的时代空间中，对新兴领域党建的诸多命题提出了原理性认识，如寓管理于服务、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等。

（二）优化了执政党建设的顶层设计

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确立了理论基座，习近平党建思想则在增强理论厚度的基础上，优化了顶层设计。这种科学的顶层设计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之一，体现了全周期管党治党的先进理念，有利于增强工作的预见性、针对性。优化党的建设的顶层设计，实现了宏观设计与具体实操的有机贯通，显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统筹全局、推进系统协同的能力。习近平党建思想在优化党建工作顶层设计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原创性主张。

首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概括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对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纲领性作用。在这一总要求的统摄下，党的建设不再停留于零散的经验应对，而是上升为具有内在贯通性的理论体系。由此，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整体站位充分彰显，展现出其立足全局、着眼长远、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的系统思维与战略定力。

其次，重塑党的建设工作布局。党的十九大之前，党的建设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为基本框架的“五大建设”布局。党的十九大顺应管党治党的新形势新任务，党中央将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发展为“5+2”模式，即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这一布局不是对旧有框架的简单增补，而是对党的建设内在逻辑的深度重构。最显著的变化在于，党的政治建设被明确界定为党的根本性建设，居于统领地位，决定了党的建设的方向与性质。制度建设的“贯穿性”定位，则意味着制度成为保障党的建设稳定性的基础机制。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对各个方面均有明确观照，体现了锚定重点、“牵牛鼻子”的方法论。

最后，科学把握治党与治国之间的关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本体论域是执政党建设，主要回答建设什么样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命题。从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的体系化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也与其他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直接相关。比如，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这显然是道理相通、理念一致的。思想的穿透力，就在实践的相互作用中实现。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协调互动，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这样一种既注重整体性又强调关键环节的思想理路，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新时代的内涵“扩容”。

（三）完善了执政党建设的知识体系

理论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知识形态也是其中之一。习近平党建思想通过标识性概念、原创性话语、文化性叙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执政党建设的知识体系，有力推动了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从标识性概念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使用了诸多前人没有讲过的概念，蕴含着新时代管党治党实践的具体实践。概念创新是保持和增强理论吸引力的有效方法，也是促进理论发展的科学途径。从党的创新理论的学理化、体系化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本身也是一个标识性概念，彰显了政党强化自身建设的注意力和聚焦点。从内部结构与学理论述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了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创新概念的集大成。比如，“全面从严治党”“初心、使命”“党的政治建设”等标识性概念的广泛使用，增强了话语受众的政治认同感。

从原创性话语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传递了解决执政党建设难题的政治观念。话语的背后是观念，传递着政党的政治主张。比如关于党的自我革命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20］588这种原创性话语，既点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重要任务，也点出了执政党未来发展的科学方法；既包含对传统观点的承接，也包含全新的理论内涵。历史发展证明，理论发展决不能固化僵化，必须不断讲新话、出新意。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话语开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化执政党建设规律性认识的理论开显。

从文化性叙事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阐述了政党引导文明发展的中国故事。人类社会步入政党政治时代以来，政党如何引领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担负着全方位的政党责任。比如，中国共产党在引领社会文化建设上，就承担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使命。完成这些使命，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把自身建设好。而在与社会互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实践，也自然而然走进了文化领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构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在政治文化更新中同样占有重要位置。其对党建工作的理论指导，将引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成为政党文化不断成长的重要资源之一。

（四）促进了现代政党治理的范式更新

政党在发展中，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当西方政党政治深陷种种困境，民粹主义抬头、极右翼思潮泛滥，各国政党发展亟需新的理论指引［27］。在世界政党建设的问题场域中，有的国家陷入严重的社会撕裂，人民被不同政见裹挟。严重的社会撕裂反过来又加剧了政党的分化，造成相互攻讦。有的国家在政党影响下，陷入了持续的经济低迷，人民群众始终挣扎在贫困线，无法摘掉“穷帽子”。建立在利益集团基础上的政党，注定要为其服务的资本做工作。种种困境倒逼世界各国对政党治理作出新的审视。习近平党建思想打破了西方政党制度的迷思，中国共产党不是社会利益的争夺者，而是社会利益的守护者。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28］这个定位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性质的强调，也揭示了西方政党博弈加剧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紧密地站在一起，始终坚守初心使命。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能够厚植强国建设的政治优势。发展是解决问题的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新时代以来，执政党建设取得了变革性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强领导力量。从国内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谱写新篇章，必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从国际看，处理国际共同问题需要加强政党合作，自觉履行政党责任。高质量党建，能够建设一个更加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进而以中国发展为世界和平与稳定注入更大确定因素。

五、结语

习近平党建思想秉持鲜明的问题导向，以建设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为理论目标，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时代开新。“十四个坚持”构成了这一重要思想的内涵要义，具有“政治引领、价值坚守、全面建设、制度保障、责任落地”的内在逻辑关系［29］，为推进党建工作、开展党务实践提供了科学方法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既要深刻研究其内在逻辑，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也要将其放置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框架中考察，做到统筹理解、贯通思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社会发展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党的建设也要树立正确政绩观，要务实为本。”［30］做好党建工作，同样也是领导干部的政绩。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体党员干部必须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将以强大政党开创强国建设新局面，为中国之治贡献更多政党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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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风腐同查同治的统合逻辑与实践机制研究”（25CDJ080）；华东师范大学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专项“集中教育常态化下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论题与践行机制研究”（2026ECNU-LLYJ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