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数字化驱动国际传播深度变革，促进了数字国际传播的兴起与发展。数字国际传播是依托数字化逻辑、以数字技术为关键动力、以算力和语料为核心资源、基于多元信息实体、在数字全球空间展开的传播新范式。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数字国际传播已经形成鲜明的基本特征和创新结构。对数字国际传播的研究，不仅是建构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积极探索，也能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贡献新的理论支持。
关键词：数字化；国际传播；数字国际传播；精准传播；人工智能
近年来，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为核心的数字化，不仅驱动国际传播工作的理念和模式产生巨大变化，也促使国际传播的理论和范式需要进行同步的突破与创新。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持续创新与应用，正在加速改变国际传播的现有格局。实践层面的快速变化需要理论研究的积极回应，在数字化带来的这些重大变化中，抓住国际传播的本质逻辑，把握新变化的基本特征，建构能够指导国际传播新发展的新范式，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数字化是人类社会所经历的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对全球发展产生了全面系统的影响。数字化正在推动国际传播从数字化转型到数字化重构。对学术研究而言，在国际传播领域，最重大的前沿问题之一就是“数字国际传播”这一新范式的兴起与发展。但目前，学界关于数字国际传播的研究与探讨仍不充分，对数字国际传播的理解和认识相对不足，制约了国际传播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的进程。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首先是因为对数字化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数字化是一个历史的进程。艾伦·图灵（Alan Turing）在1937年发表的《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上的应用》论文奠定了数字时代的开端，推动了关于世界的可计算性的数字化技术创新与飞速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都是数字化技术逻辑的展开，而这一展开即是数字化技术迭代升级的动态过程。要突破各类阶段性的技术创新，深入技术变革的底层，去把握历史的逻辑，需要克服诸多困难。
与此同时，国际传播的数字化发展是从转型到建构的过程。在数字化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国际传播变化日新月异，智能国际传播、精准国际传播、国内—国际融合传播等理念或范式不断涌现，这些相关的研究虽然都是对数字国际传播研究的突破，但更多地是对国际传播数字化转型过程从某一个角度或某一个方向的着力。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国际传播的数字化发展正在从转型进入到重构的过程中，而从国际传播模式的数字化重构，到相关理论研究的创新性建构，是一个既具有重要时代意义，又具有挑战性的重大议题。
数字国际传播研究的推进与深入，应该在同既有的国际传播理论进行对话的过程中，在对国际传播实践的新现象新探索进行总结提炼的过程中，在对数字化相关的国际传播理论研究进行批判概括的基础上，廓清数字国际传播的本质内涵，明确数字国际传播的基本特征，揭示数字国际传播的整体结构，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贡献有力的学理依据。
一、数字国际传播的本质意涵
近年来，数字化逐渐成为分析全球社会经济变化的重要概念，围绕数字化与各个领域的互动研究也是当前的核心议题。而在国际传播领域，理解数字化是理解当代国际传播变化的关键，也是把握数字国际传播本质意涵必须依托的根本逻辑。
（一）理解数字化
数字化概念的引入，离不开1997年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所著的《数字化生存》中译本的出版发行。但早期的数字化概念主要强调对信息内容的数字化处理、存储与传输。在早期研究数字化的论文中，蔡曙山的论文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从技术视角，将计算机中所有信息对象都用“比特”（bit）表示的关键技术称为数字化。它是借助计算机技术把语言、文字、声音、图像等转换为数字形式以进行交流的过程。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从大数据的角度理解数字化。比如，数字化可以帮助人们依靠数字技术采集各种形式的信息，并在计算机中按照特定规则统一编码，最终形成数据。这些分析都是在特定层面对数字化的概括。但笔者侧重从技术逻辑的角度理解数字化，认为数字化是对自图灵在1937年提出可计算性这一理念以来技术变革的总体概括。数字化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技术变革的主线，数字化的逻辑和目标就是集合各类相关技术，不断创新，最终使世界成为可计算的世界。把握了数字化是推动世界的可计算性的技术这一关键点，也就理解了数字化的本质。
数字化是动态化的，其核心是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从起源来看，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经常被视为数字技术的基石，数字技术也被认为是ICT技术的最新发展。为此，那些包含在ICT技术或以ICT技术为载体的技术便通常被认为是数字技术。遵循这一溯源思路，早期的计算机技术同样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基础。并且，计算机技术被认为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正是由于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不断进步，才带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并进一步带动了基于3G的桌面互联网、基于4G的移动互联网、基于5G的智能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数字变革。可以说，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数字化伴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与进化，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又深层次地改变了人类社会，推动全球进入数字社会。为此，数字化是人类社会继工业化之后的又一次重大革命。类似于工业化对全球格局产生的重大影响，数字化也是重构世界体系的新起点。如果没有数字化，人类社会或将依然停留在基于工业化的全球稳态体系中，所有活动及创新都受制于工业化桎梏，所有研究与实践都无法超越这一框架进行批判与发展。但数字化打破了这一局面，推动工业化时代的世界体系向数字化时代的世界体系加速演变，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快速发展，与西方国家进行全球竞争乃至国际斗争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
数字化是包容性的，但数字化的应用与影响是递进式的。把数字化理解为推动世界的可计算性的技术逻辑，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目前正在进行且还没有完成的这次技术革命，避免出现盲人摸象、放大阶段性技术变化的认识误区。从这个角度看，计算机化、网络化、信息化、大数据、智能化等概念都属于数字化的范畴，它们是数字化在不同时期的技术展开与术语映射。数字技术是这些概念的共同基础，没有二进制的数字技术，计算机不能运行、互联网络无法连接、人工智能难以训练。但是，这些技术创新与应用是逐渐展开并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即使是近年广受关注的智能化也是如此。虽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发推动了智能化的蓬勃发展，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但生成式人工智能、智能化等也仅是数字化整体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把握了数字化的技术逻辑，有助于对日新月异的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科学地分析，而不是盲目地拥抱与追捧。
（二）理解数字国际传播
数字化发展对国际传播的影响，一直是许多学者思考与关注的问题。但是，目前的许多研究还是侧重于内容生产、社交传播等层面，即使是近年来的智能国际传播等研究，也主要多为框架性、原则性的研究，缺乏应用研究；同时，更缺乏对目前的技术进展与应用模式的批判研究。
之所以进行数字国际传播的研究，首先是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推动数字化发展进入质变的阶段，数字化的整体结构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国际传播经过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开始加速进入数字化重构的阶段；同时，学术界从多个角度进行的关于数字化与国际传播发展的研究日益丰富，为数字国际传播的研究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任务，国际传播学界必须深入研究数字国际传播的新变化，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理解数字国际传播，首先要理解国际传播的场域已经全面转入数字全球空间。数字化的发展，突破了工业社会以地理空间为基础的全球场域，进入数字全球化时代。数字全球化是指数字技术、数字媒介和数字公司驱动下的信息和数据流动，经济关系和生产方式的数字化整合，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数字化联通，以及思想和文化观念的全球传播和重构。数字全球化创造了全球化的数字生活空间和数字生产空间，同时也创造了数字国际传播的全新空间。一方面，数字空间摆脱了物理限制，国际传播日益转向这个超越时空限制与文化隔阂、超级规模化与一体化的新型传播场域；另一方面，这一全新空间形成了一套新的运行体系，包括新型生产要素（如数据）、生产力工具（如数字平台）、生产关系（如数字网络）、生产形态（如数字经济）、生产规则（如数字治理）、生产服务（如数字服务）等，使得国际传播也必须深度数字化，才能适应数字全球化的新局面。
理解数字国际传播，还要深入理解技术驱动的深刻意义。数字化的发展是以技术创新为支撑的。数字技术的变化对人类的传播活动，当然也包括国际传播，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不断深化的过程。在桌面互联网的时代，数字技术为国际传播开辟了新的传播渠道；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数字技术为国际传播创造了更多的内容传播的方便，尤其是视频国际传播的便利，但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数字国际传播还只是对传统国际传播的补充、完善与丰富。数字化的计算技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得到了释放，大数据的形成以及人工智能的算法，已经使得国际传播的精准传播得以实现，完全超过了传统国际传播的能力。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国际传播进入深度数字化的时代。在国际传播中，技术在过去只是传播中被利用的工具，而现在正在成为人机协同的智能体，这些变化颠覆了国际传播的范式，并正在对国际传播的理念、方法进行数字化的重构；还必须要强调的是，目前的技术变革并不是数字化的终结，数字技术的创新仍然在持续和加速。数字国际传播的研究应对技术驱动的国际传播现有的经验进行分析总结，提炼这种变化的价值与特性，分析其局限与不足，立足前沿，把握趋势，推动国际传播的研究从被动追随技术变化到主导引领发展，服务新时代国际传播效能的提升。
国际传播的数字化变化，带来了许多全新的问题与挑战，同时，也提供了许多新的案例、新的理念。目前对这些变化的系统深入研究是较为缺乏的。现有的许多研究，多是停留在技术描述、个案分析，以及框架性、原则性的阐述。国际传播的数字化重构，呼唤能够解释发展原因、判断现有变化、预测未来发展的系统的新型总体理论出现，以推动数字国际传播的实践与研究更深入的发展。
本文认为，数字国际传播是遵循数字化逻辑、以数字技术为关键动力、以算力和语料为核心资源、基于多元信息实体在数字全球空间展开的跨越地理空间与文化区隔的传播新范式。数字国际传播的系统理论建构，需要在全面深入研究数字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基于数字化的技术逻辑，结合国际传播的实践经验与相关研究，构建出自主创新的知识体系，以凝练共识，推动国际传播的数字化重构，不断深化数字国际传播的相关研究，培养符合时代需要的优秀人才，实现学术研究的价值。
二、数字国际传播的基本特征
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国际传播数字化转型的进程正在加速，并在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与传统国际传播不同的基本特征。
（一）各类信息实体构成多元的传播主体
截至目前，我国国际传播初步构建起了“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不仅形成了官方媒体、商业媒体和自媒体的多维话语主体矩阵，也实现了在内容生产与分类管理、跨越国界与信息沟通等方面的破圈，显著提升了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话语权及影响力。但数字国际传播范式下的行为主体并不局限于这些范围，而是形成了一个由各类信息实体所构成的多元化的传播主体结构。
从数字化的角度来看，数字国际传播的所有参与者都是遵循数字逻辑、以数据为基础，能发送和接收信息并创造语义内容的信息实体，这种特点被概括为数字国际传播主体的本质唯一性。相比受限于空间地理障碍的传统传播环境，数字化的国际传播环境从属于超大规模、超越国界的数字全球空间，任何信息都以数字形态在这个空间中进行国际传播。即使不同国家、不同人群存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差异，但在数字全球空间中，所有主体都能打破现实空间的传统身份，转而以信息实体的身份参与全球信息流动。同时，数字国际传播范式也弱化了“自带视角”的传统国际传播范式的解释力，因为不论是“民族—国家”的主体结构，还是“自我—他者”的传播模式，本身都内嵌了“认知偏见”，所形成的都是从某个特定基点出发进行“仰视或俯视”的国际传播现象。但在所有主体都转化为信息实体的新范式下，数字化拉齐了传统范式的不对等视角，基于数字化逻辑的所有国际传播活动都是失去了地理属性、以0和1为信息单元的各类信息实体的“平等交流”。
但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数字全球空间中的各类信息实体又呈现出鲜明的多元性，国家、企业、个体等共同构成了复杂的传播主体结构。在经典的国际传播理论体系或实践经验中，国际传播的行为主体总体遵循“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框架。随着经济发展的全球化以及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这种宏观主体结构的作用被显著弱化。虽然基于这一主体框架进行国际传播是非常必要的，但数字化的工具及服务使得组织（如跨国企业、社会团队）、个体（如普通民众）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显著提升，也使得在原有的“民族—国家”主体结构之外，衍生出了“组织—个体”（organization-individual）这一更小单元的微观主体结构，更侧重基于全球社交媒体的规模化且个性化和场景化的人际传播，而在数字化的语境下，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的边界又在逐渐消融，组织、个体的任何传播都变成国际传播的一部分。这种宏观与微观行为主体并存的结构，也是数字化驱动国际传播演变的结果。此外，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涌现及应用后，智能体（AI agent）正在成为影响国际传播行为主体格局再次变革的新变量，“人—机”（human-AI）正在孕育和成为新的国际传播主体结构，并与民族、国家、组织、个体等共同组成了多元共生的数字国际传播主体图景。总之，这种主体本质唯一性与实践多元性的辩证统一，是数字国际传播与传统国际传播的主要区别之一。
（二）算力与语料是重点争夺的战略资源
在国际传播的数字化转型期，因在信息分发环节的关键作用，算法是争夺的焦点。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发推动国际传播进入数字化重构的新阶段，国际舆论斗争的焦点也逐渐向底层基础设施下沉，算力和语料日益成为新的战略资源。没有算力的支持，大模型的训练和运行无以为继；没有足够的语料，尤其是高质量的语料，无法支持高质量内容的生成和应用。
一方面，算力在本质上是信息处理能力，主要衡量以计算机为载体的信息系统完成计算任务的效率。在“算力—数据—算法”三位一体的人工智能结构下，算力为数据和算法赋能，是塑造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而算法是一种有限、确定、有效并适合用计算机程序来实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在数字技术重塑国际传播领域的新态势下，的确需要加强国际传播数据收集整理，充分发挥算法在新型国际传播活动中的作用，依托多元技术，解决我国国际传播的关键问题，但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算法已被包含在算力之中。在数字国际传播范式下，必须考虑算力供应等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目前，美国启动星际之门计划，欧盟发布AI大陆行动计划，我国将算力纳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本质上都是在强化对这一战略资源的控制力。但我国在人工智能的底层算法和原始创新方面仍有许多提升空间，制约算力的核心智能芯片和基础元器件的自主研发生产能力也与国际领先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对通过算力与人工智能来提升数字国际传播效能产生了一定制约。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算力已经成为影响数字国际传播的重大核心战略资源，必须加强针对性服务国际传播工作的算力研究，加强针对性的算力投入与资源配置，在研发、应用、规模等重要维度提供坚实保障，最终将这种算力竞争能力转化为数字国际传播的话语权争夺优势。
另一方面，语料是用于训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文本库或数据集。它不仅是多模态大模型训练与算法优化的战略性、基础性资源，更是塑造人工智能技术价值取向的关键变量。以ChatGPT为例，其数据模型内嵌了高达百万亿级的参数，预训练数据集则囊括了数十亿计的词汇。这些数据取材于最新网页、社交媒体、新闻报道等多种信息源，且持续扩充与更新。随着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成为国际传播博弈的新筹码，语料背后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也将重构国际话语权力分配的底层逻辑。然而，作用于大模型训练的语料往往蕴含特定立场倾向，使得被训练出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内嵌复杂多样的意识形态导向。随着技术不断进步，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生产、传播及认同机制产生潜在的负面效应，引发一系列包括使意识形态风险趋于隐蔽化、文化认同复杂化，以及加剧话语权竞争的激烈程度等方面的风险，这都将对数字国际传播的效能产生直接影响。2024年11月，美国国会发布AI版“曼哈顿计划”，明确提出“中美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竞争取决于谁能获取和汇集大规模、高质量的数据集，并为数据集的共享创造经济激励和制度框架”。但当前基于中国视角的可供使用的中英文语料量少、质低、更新慢、流通难，已成为十分紧迫的战略问题。对此，应该制定国家语料战略，构建一体化的社会机制与管理体系，通过各种方式加强高质量语料建设，支持和推动数字国际传播的效能提升。
（三）“人—机”深度融合并成为主导型的传播形态
国内外学界已经对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与智能机器并存共生于新的传播生态进行了前瞻性分析，“人—机”传播也成为争夺全球话语场的关键议题，这一趋势在数字国际传播范式下将会进一步凸显。特别是在国际传播的数字化重构阶段，人工智能的主体性逐步超越工具性，机器与人的关系，也从初期的辅助协作转向了深度融合，共同主导数字国际传播新业态。这其中，“人—机”深度融合的关键是智能体的出现。
智能体在早期被认为是任何通过传感器感知环境并通过执行器作用于该环境的技术。随着大模型技术的进步，智能体超越了仅具备感知、控制、执行等自主决策能力的范畴，而是成为可能拥有自主意识、自主行为的技术主体。智能体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然产物，并正在成为相对独立的国际传播主体，它突破了传统国际传播中以“人”为唯一主体的传播框架。因为在传统国际传播的内容生产、传播分发、效果反馈等环节，人类是唯一的决策者，但智能体的出现以及与人的深度协同，使得基于“主—客”二分法的传统传播范式发生了转变，逐步形成了“人—机”共生共存的新型传播范式。此时，智能体不仅在规模化、个性化、场景化、实时性内容生产以及以高度拟人化的方式与用户互动等方面与人类深度协同，也在全面渗透进国际传播的整体系统。数字国际传播正在进入系统性人机协同的全新阶段。
关于人机协同中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与模式。虽然在其他领域的传播活动中，智能体可以独立决策执行，但不论是传统国际传播，还是人工智能赋能下的数字国际传播，人始终是对国际传播的过程、结果等起到决定性影响的主体。从当前实践来看，人工智能的人机交互、人机协作、机器学习、智能标签与用户画像等手段已广泛应用于数字国际传播的内容、传播、管理、用户交互等方面。虽然人工智能可以高效地完成多模态内容生产、信息交互、数据处理等任务，但在文化感知、价值观传递、立场倾向、伦理把控、情绪共鸣等主观性方面依然无法撼动人的核心地位。同时，由于AI幻觉、数据投毒等问题的存在，数字国际传播中的智能体可能会生成错误、虚假或不准确的信息，从而对国际受众产生误导，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为此，智能体是数字国际传播的战术主体，人则是更为关键的战略主体。数字国际传播中的人机深度协同传播，是一种由人主导、必须服从国家利益的人机协同传播模式。
（四）全球化、区域化、分众化、个性化与场景化的复合传播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下，数字国际传播的方式不断创新，既可以实现传统国际传播范式下的全球化、区域化、分众化表达，更能进一步实现个性化与场景化传播，使得国际传播朝着更加复合的方向演进。复合传播可以更有效地在数字化国际传播环境下逐步形成并强化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说的传播权力,也就是在数字时代国际传播网络中引导和控制舆论走向的能力。
在数字国际传播范式下，可以面向不同区域、国家、群体受众，通过复合传播，实现同一议题的全球化、区域化与分众化精准传播。此时，既要在全球交流中始终鲜明地阐明中国立场、提出中国方案，也应注意内外有别，在全球语境下，选择合适的叙事角度和交流方式，实现有效的全球化表达。同时，在不同区域、不同国别，深度结合这些区域、国别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色，精准运用与当地传播规律相适配的传播方式，讲述与该区域、国别密切相关的故事，进行区域化表达。此外，针对不同族群，数字国际传播也将以实效性为导向，选择其关心或喜爱的议题内容，进行注重实际效果的精准沟通，进而实现分众化表达。更进一步地，通过实时精准地捕捉同一个体在不同场景的动态需求，数字国际传播还可以实现个性化与场景化的传播。
在国际传播的数字化转型期，在国际传播的实践中，开始利用门户网站、移动客户端的公众号以及各类自媒体进行社会化传播。这类国际传播的精准度更高，可以通过高质量的内容基于兴趣等细分特质吸引用户关注。这种社会化传播方式虽然传播主体更加多元，可以通过更加丰富的内容，聚集更微细的群体，但从逻辑上同传统的传播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只是增加了新的传播渠道和传播形式，可以看作数字国际传播过渡阶段的现象。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推动国际传播迈入数字化重构期，使得在全球化、区域化、分众化的基础上，能够进一步实现个性化、场景化的精准国际传播。个性化精准国际传播意味着同一议题针对不同个体，基于数据、标签等要素，深度挖掘和建构特定个体画像，契合受众的个性化、特色化需求，利用其能接受的叙述方式，进行针对性的交流，在技术上可以进行低成本高效率的千人千面的国际传播。场景化精准国际传播意味着，根据需要，同一议题也可以结合同一个体的不同的生活场景，生产不同的传播内容并进行沟通，让所传递的信息与特定国际受众所处的具体场景动态实时匹配，从而实现国际传播信息的精准触达。
三、数字国际传播的智能结构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化是当前驱动国际传播体系重构的重要推手。它不仅重塑了内容生产、信息传播、效果评估等核心环节，更是突出了动态优化、精准管理等新环节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地位，最终形成了数字国际传播的智能结构。
（一）精准化的发布执行与传播
社会数字化进程的持续加速与深化，数字技术的持续创新，促使并要求国际传播从传统到数字的转变。传统国际传播是大众传播时代的广而告之式的单向传播，互联网的出现，以微博、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兴起，丰富了国际传播的内容与形式，提供了新的发布渠道，扩大了传播范围，为国际传播注入了一定的数字基因，但始终没有跳出传统传播的本质，即以发布者为主体一对多的单向发布。这一阶段可以被看作数字国际传播的转型阶段。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传播领域的应用、普及，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大数据的形成，国际传播进入了数字国际传播的新阶段。用户大数据为以大数据为基础、以智能化的数字技术为驱动的精准国际传播提供了可能性。其特点是运用数字技术，将需要发布、传播的内容与相应的数据标签进行匹配，找到目标对象个体进行针对性的交流沟通，实现数字化智能精准国际传播。
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平台的作用非常关键，掌握和运用平台特点，可为数字国际传播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作为流量汇聚的重要载体，每个平台都有用户大数据，有自己的算法模型和技术逻辑，从而形成自身在数字生态中的独特价值。因此，要做好数字国际传播，应高度重视数字平台的作用和价值，一方面要充分了解、掌握、利用和发挥不同数字平台的特点，针对性地进行国际传播内容的发布与执行，另一方面要加强自主可控的数字平台建设。
（二）智能化的创意与内容生产
用户大数据的形成使得国际传播能够依据用户画像标签精准和智能地发布执行，但对发布的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千人千面的国际传播也对内容与用户的匹配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根据同一或不同用户、围绕同一或不同主题、针对同一或不同场景等，精准调整内容的表述方式和呈现形式，实时创作生产规模化、个性化、场景性的内容，这是传统内容生产模式所无法实现的。早期的AIGC等数字技术，虽然可以用智能工具辅助内容生产，但也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满足精准传播所需要的千人千面的内容。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发展的质变，为突破智能内容生产的瓶颈带来了高质量的解决方案。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语料处理、多模态内容生成等方面展现出的强大能力，改变了创意与内容生产的传统模式，大幅提高了智能内容生产的效率与质量。其广泛多元的使用场景及强大的语际转换能力，丰富了跨文化交流的维度与形式，成为数字国际传播的核心技术力量。更重要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真正实现了低成本、高效率、规模化、个性化、实时性、场景性的内容生产，极大地满足数字国际传播精准化的需求。它支持针对同一个用户，在不同生活场景生成不同呈现形式的不同内容，也能针对不同用户，围绕同一个议题生成不同表述方式的不同内容，满足内容生产与用户需求的精准匹配的需求。总之，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提升了数字国际传播内容生产的效率与质量，更关键的是使规模化、个性化、实时性、场景性的国际传播成为了可能，这也是国际传播数字化重构的重要表征。
（三）效果的实时评估与动态优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这是对当前国际传播工作提出的期待和要求。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关键，是要求国际传播对传播对象具有有效的动员作用，对国际社会能够产生真正的影响。没有效果的国际传播是一种浪费，是一种失职。从这个角度来看，数字国际传播在效果评估方面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现有的国际传播也会通过各种调查方法来评估国际传播的效果，比如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民意调查与传播效果研究等。但是，这些研究一般都滞后于国际传播活动，而且，主要停留在对整体传播效果的研究。
在数字国际传播阶段，通过数字技术，可以低成本、即时性、高效率地进行效果评估。首先，可以完成即时性的效果评估，传播内容发布出去后，可以即时性地看到传播的效果，或者根据周期设定，生成特定传播时段内的各类效果指标。其次，可以追踪单条具体内容的整体效果，也可以对整个传播活动进行效果评估。最后，对内容的效果评估，既可以对传播层面的效果进行即时反馈，比如点赞、转发和评论，还可以根据具体需求，对行动转化层面的效果进行评估，比如态度的变化，以及对传播所涉及的具体活动的参与性等。
当然，这种新型的数字国际传播效果评估方式，对传播的理念与管理提出新的要求。在国际传播活动中，传播的内容可以进行实时评估，根据评估的效果，把质量差的内容替换，选择高质量的内容进行进一步地扩散与宣传，这种新型的理念可以概括为试错或优化的理念。也就是说，国际传播的具体内容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通过效果评估，进行动态地选择与调整，不断进行内容地生产与调试，不断提升传播效果。这种动态优化的新型国际传播理念对目前的相关管理模式形成新的挑战。要适应数字技术的变化，推动数字国际传播的发展，应该加速系统性的变革，重构国际传播数字化的管理体系。
（四）全链路人机协同的智能管理模式
要适应数字国际传播的发展，国际传播的管理方式必须进行数字化的创新重构，从传统的管理方式走向人机协同的管理方式。
在数字化技术的驱动下，目前国际传播各个环节已经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人机协同闭环，从内容生产、传播发布到效果评估的数字化流程已经成型；因而，在数字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必须进行管理创新，建立人机协同管理方式。首先，要利用数字技术，建立数字国际传播的管理中台。其次，在管理的过程中，数据管理、内容管理、发布管理三个环节都需要技术的支持以及新型管理体系的执行。最后，适应数字国际传播效果导向动态优化的管理理念，在组织模式上要快速反应与决策，形成扁平化、生态化的管理机制。
通用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可能性，从数字国际传播的管理中台人机协同模式走向以智能体为基础的智能化的管理方式。目前这类研究与实践还在进行中，并不成熟，但是这些变化代表了数字国际传播管理的新的趋势与方向。数字国际传播的管理涉及很多复杂的因素，创新的每一步都是非常艰难的。而无论有多少困难与挑战，数字国际传播要立足前沿，在全球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进行管理创新。对管理创新的呼唤，意味着数字国际传播的发展到了更高的阶段。管理的创新是数字国际传播发展的结果，更是未来数字国际传播发展的保障。
结 语
“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是当前国际传播发展的重大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这一体系的构建不能基于传统思维下的媒介发展路径，而应遵循数字化逻辑，根据数字国际传播的理念、思路，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与工具，进行系统的升级与重构。这需要在理解数字化的基础上，深刻把握数字化新形势下国际传播的新特征、新结构。数字国际传播研究是对数字时代国际传播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是对新时代我国国际传播理论自主知识建构的积极探索。通过数字国际传播的研究，希望能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提供数字化的新思路，以推动国际传播工作不断开创新局，取得更积极的实际成效。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