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团结报》2025年10月30日，第8版

城乡融合发展这一观点的雏形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人提出来了，只不过当时的论述还不够完善，也缺乏相应的实施条件。这些早期现代化的思想火花出自社会学家吴景超（1901—1968）之手。

城乡之间应互相促进

吴景超生于安徽歙县，这里是典型的徽州地区，人多地少，土地上的收益远远不足以养活众多的人口，因而徽州男子很早就外出经商。1925年至1928年，吴景超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受到城市社会学奠基人帕克重视城市文明的深刻影响。吴景超在分析中国国情并寻求解决方案时，提出了“以各种实业立国”“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主张。

“以各种实业立国”中的“各种实业”，并不是狭义的制造业，而是包括农业、商业、交通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其中的“农业”当然指的是现代农业。在他看来，中国作为一个农村人口占四分之三以上的大国，农业的基础地位当然不可动摇，但是仅仅在农业和农村内部寻找出路是不行的，必须要以工业化为核心来构筑国民经济的体系。1942年6月，他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体系》一文中提出，在振兴农业、鼓励垦牧、开发矿产、提倡征工、促进工业、调节消费、流畅货运、调整金融等国民经济建设的八项主要工作之中，“促进工业是中心的工作”，其他七种工作都要围绕工业化的目标来展开。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吴景超主张发展城市和工业并以都市发展来救济农村的萧条和破产。1934年8月，吴景超在《提高生活程度的途径》一文中提出“创造新工业，创造新都市”的主张。当年9月他又在《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一文中进而提出著名的“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主张。他分析当时的救济农村潮流，觉得“很少有人从发展都市着眼，去救济农村的。不但如此，社会上还有许多人，误认为都市为农村的仇敌。他们以为都市对于农村，不但没有贡献，反而使农村的破产加深。这种误解，是应当矫正的”。他理想中的农村和城市应该是一种互助的关系。基于这种想法，他提出，在城市中兴办工业、发展交通、扩充金融机关等事业，可以使农村的过剩人口迁入城市，可以使农产品得到善价，可以使高利贷者无所施其伎；如果城市中的领袖都有城乡一体的意识，那么，根据这种意识去努力，中国当时的经济萧条和农村破产都有解决的希望。

吴景超主张发展城市工业来带动农村经济，同时对当时的农村问题也做了一系列相应的研究。他提出借鉴丹麦、爱尔兰及东欧各国的经验，以政府的力量帮助佃农购买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他鉴于中国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太少的国情，力主实行生育节制政策，在减少人口的基础上扩大农场面积，为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他还主张在衣食自给的基础上大量增加经济作物的生产以输出海外，创造抗战建国必需的大量外汇。

对苏联和美国经济模式的评价

1937年6月至8月，吴景超随翁文灏等人考察德国和苏联的经济建设经验，对这两个国家注重以政府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做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中国沿海的民生工业损失惨重，且因缺乏抵抗日寇的国防力量而倍感痛苦。这时，吴景超认识到应该纠正过去谈富强时“总是把富字摆在强字前面”的错误，“应当先强而后言富”，把大部分人力和财力放在国防工业上。他的这种先图强而后致富的思想，不仅表现在抗战前期的大力鼓吹，而且在抗战后期对战后经济政策的展望时也未尝松懈。1943年，吴景超仍然坚决地说：“我们的主张，以为在最近的数十年内，在我们的国防基础还远没有巩固之前，我们的经济建设，便应牢牢记着，‘国防第一！’”如果把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放在优先位置，那么必然倾向于政府对经济的统制（或曰计划）。

1943年4月至1945年1月，吴景超在美国考察经济建设问题，对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重新发生兴趣。战后，他对民生工业和国防工业之间的关系不再像抗战后期那么坚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他的经济思想中重新有了一定的位置。他在1948年发表了3篇提倡市场经济（他当时称之为价格机构）的文章。

吴景超在分析苏联计划经济的实行过程时，发现提高国防能力是其中心任务，不仅苏联如是，任何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莫不如是——二战时期的英美，都以计划经济提高了国防能力。如果把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作为经济制度的目标，那么计划经济的局限性就暴露无遗了。

这一时期吴景超对美国和苏联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制度进行过系统的比较研究，先后发表了大约10篇文章。在他的心目中，美苏各有其可取之处，美国的经济自由和活力是他欣赏的，但苏联社会主义财产公有制度的道德优越性也让他向往。在发表于1948年10月的《计划经济与价格机构》一文最后，吴景超说：“苏联假如取消计划经济，美国假如取消私有财产制度，同时再假定苏联采纳价格机构，而美国亦实行社会主义，则这两个国家的经济组织，必较今日更为完美，而人民的生活程度，必呈现一更高的水准。社会主义，即取消私有财产的经济组织，是否可以与自由的价格机构同时存在呢？它们将如何配合以发挥其功能呢？这些问题，是与人类的自由与幸福，关系最为密切的问题。”在这里，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但并没有给出完全肯定的答复，也没有对它们“如何配合以发挥其功能”进行详细论证。同月发表的《论经济自由——美苏经济制度述评》则肯定了两者之间的兼容性：“我很相信，社会主义与经济自由，根本上是不冲突的。假如社会主义放弃了计划经济，经济自由便可恢复。”12月在陈振汉关于混合经济制度的论文讨论意见中，他再次明确表示：“我一向的看法，深信社会主义可以使我们经济平等，而计划经济则剥夺了消费者的自由。只有社会主义与价格机构一同运用，我们才可以兼平等与自由而有之。”

余论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立场上来看，吴景超关于城乡融合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虽然囿于时代的限制，论述不够完善，但其思想确具前瞻性，可谓发时代之先声。

吴景超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论述主要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当时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很低，很多城市的工业化还不足以带动周边农村的经济发展，但他以城市社会学的眼光看出了未来城市化的前景，不能不说超越了时代。我们今天比较完善的城乡融合发展论是在工业体系完成而且城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前提下提出来的，因此不能苛责前人。

吴景超并不认为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他对当时并存的英美式现代化模式和苏联式现代化模式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态度。对前者，取其经济自由；对后者，取其经济平等。尽管他对经济自由和经济平等的具体结合方式还没有来得及深入探讨，但这种打破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熔不同经济制度的成分于一炉的包容精神，不能不说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我们今天所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也许可以和吴景超早期的探索遥相呼应。不同的是，吴景超在20世纪40年代末只是提出了初步的理论构想，而我们今天实行的经济制度已经变成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