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新时代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从生成基础看，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内在契合构成了二者融通的理论基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基础之上主体观念形态的发展脉络构成了二者得以融通的历史基础，共同利益诉求、社会文化环境等客观要素则构成了二者融通的现实基础。从价值意蕴看，二者相融通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重要举措，是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群众基础的必要途径，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有效方法，是持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指南。新时代推动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融入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之中，就是要在认知传导方面做到晓之以“理”，在思想共鸣方面做到动之以“情”，在常态推进方面做到持之以“恒”，在实践外化方面做到导之以“行”。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共同价值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其中“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以党的正式文件形式提出的标识性概念，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出了新的任务、指明了新的方向和提供了新的遵循。提出这一论断的深刻用意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同中国人民长期凝结的价值观念相结合，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牢牢扎根。那么，何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为何在提出“第二个结合”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强调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融通的价值意蕴何在？如何在实践中有效推进？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与阐释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与党的创新理论的认知与理解，推动科学观念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从而更好地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内涵澄明
“概念（及其关系、过渡、矛盾）是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被表现出来的。”科学界定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基本内涵及其时域演进，是实现二者相融通的必要前提。
（一）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的内涵辨析
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在其理论著述中曾经使用过“精髓”这一概念，早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马克思在对哲学本质的追问和反思中明确指出“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并强调“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列宁是首次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概念的无产阶级理论家，他在《共产主义》一文中批判匈牙利革命家库恩·贝拉的错误言论时指出：“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强调“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所谓“矛盾的问题的精髓”，指的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精髓，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之所在——实事求是。步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进一步提炼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1992年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时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相继融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等丰富内涵。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经验，高度概括“六个必须坚持”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精髓要义和活的灵魂，提出“两个结合”“融通”等一系列重大论断，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的理论内涵，进一步开拓了党的理论创新的崭新篇章。概而论之，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深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经过高度凝练、抽象升华的规律性认识。对此，不仅要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的理论本源，又要密切结合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着眼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不断推动理论的丰富与拓展。
（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缘起及其内涵
作为一个复合型概念，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具有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其中，“日用而不觉”最早可追溯至《易·系辞传上》中的“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意在说明世间万物一阴一阳运动不息，而普通百姓虽然日日使用但却没有自觉意识的认知状态。孔颖达认为“‘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言万方百姓，恒日日赖用此道而得生，而不知道之功力也”，强调“圣人君子之道”与“百姓之道”的显在区别在于前者高深莫测而百姓难以知会。王艮在此基础上强调“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认为“圣人之道”是以“百姓日用”为旨归，视“百姓日用之道”为劳动人民生产生活中的学问。总体而言，出自传统经典文本的“日用而不觉”更多强调的是天地万物运动规律的不可知性，忽视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归根结底是服务于中央集权等级制度和伦理秩序的需要。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概念标识，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接续传统“日用而不觉”的思想精华，强调的是广大中国民众世代相传、带有共性的价值观念。其中，“人民群众”标定了价值主体和实践主体，“日用而不觉”体现了价值观念形成的内在性与长期性，“共同价值观念”彰显了价值主张的普遍性和广泛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这一重要概念，其根本用意在于将优良传统、先进价值、美好道德等积极要素扎根在人民群众中，“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并达到“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的效果。
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呈现出内容的丰富性和结构的层次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由此可见，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是一套渗透于意识情感和惯常行为的具有层次性的价值观念体系。从核心内容蕴含看，可以从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价值观加以阐发。其中既有天人合一、顺天应时、参赞化育等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价值追求，又有天下为公、协和万邦、亲仁善邻等对国家和社会的整体认知，还有民为邦本、为政以德、和而不同等建设美好社会的基本追求，以及厚德载物、崇公黜私、慎独内省等道德行为准则。以上价值观念构成了主导和影响中国人民文化心理与生活方式的基本遵循。
基于核心概念分析的前提基础上提出“融通”，是推动“两个结合”的逻辑使然，也是推广普及科学理论、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现实使然。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正是因为植根中华文明，扎根人民群众，才能转化为中国人民改造客观世界、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强大物质力量。
二、缘何提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相融通的形成基础
虽然“融通”的二者分别隶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但在具体内容细节、价值主张上具有内在相通性，这为双方的融通提供了可能性，构成了二者融通的理论基础。社会历史环境、社会生产关系基础之上人的观念形态由“被动”到“主动”的阶段性过程，构成了二者融通的历史基础。另外，共同利益诉求、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为价值观念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这为二者融通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一）理论基础：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内在契合
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国人民所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念分别产生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双方既有诸多方面的客观差异，同时又呈现出密切联系与思想交集，鲜明的人民主体性、开放包容的思想观念以及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维方法是二者共同的思想旨趣。这些共性之处内在构成了彼此融通的理论根基，为人民群众深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的认知和理解搭建了桥梁。
第一，二者都体现出鲜明的人民主体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驳斥青年黑格尔派主观唯心史观时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日用而不觉”的主体是非孤立个体存在的“现实的人”，是通过“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将人从无意识的“不觉”状态剥离出来，从而自觉地进行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创造。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科学判断本身蕴含着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又以科学判断作为其理论依据。恩格斯谈及浪漫主义和黑格尔哲学强调感性和抽象概念而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时指出“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就是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客观真理与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本质上是相契合的。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确立了坚持维护人民利益的价值立场，而且还能够指导人民群众进行有意识的、自觉的价值创造。
第二，二者在内容呈现方面高度契合。从内容看，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凝结了中华传统价值观念的思想菁萃，而这些思想菁萃又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具有高度契合性，这是实现彼此有机结合的“前提性”问题。例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与天人合一、解放全人类与天下为公、人民至上与民为邦本、共产主义新道德与厚德载物等，这些契合之处并非简单的比附或比拟，而是超越概念和表达层面，深入价值和逻辑上的有机融合，呈现出如宇宙观的同气连枝、天下观的互济会通、社会观的内在契合以及道德观的本质融通。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国人民共同价值观念的兼容性，所以很快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广泛共鸣、拥护和响应，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得以“飞入寻常百姓家”。
第三，二者在思维方法上相契相合。作为被视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民日常奉行的价值观念都集中关注现实社会领域，都高度讲求辩证思维，都一致“确立‘做’（实践或践履）的绝对原初性”，主张人的生活都遵循自然变化周期，“世代的变更和节奏深刻地影响着集体”。这些思维方式与深刻义理的趋同性，为人民群众在不自觉和无意识状态接纳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提供了基础。与此同时，作为指导无产阶级解放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为培塑中国人民价值观念提供实践方法、赋予真理价值和注入持久力量，既能在潜移默化中化作中国人的共同信仰，又能够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因此，二者正是在差异互补的基础上动态兼容、相互成就：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国人民世代传承的精神血脉和民族精华；另一方面，中国人民的文化思想、伦理精神与价值智慧又进一步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不断书写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大地和中国人民的崭新篇章。
（二）历史基础：在自我意识觉醒中逐渐生成
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文明被帝国主义坚船利炮所攻陷、被动面临抉择是一种历史的或然，那么20世纪2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传统文化根脉相结合、同中国文化精神、共同价值追求全面融通则属于一种历史的必然。马克思主义何以融通人民群众的共同价值追求，既是事关坚守马克思主义的老问题，又是关乎运用、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新问题。从历史看，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哲学家要么把人的本质规定为自我意识，要么将人的本质归结于人的自然性，撇开人的现实生活关系对人进行静态、孤立的直观，从而使人的价值观念抽象为纯粹的自我意识运动，而唯有马克思则从人的现实活动出发，为引领和规制人民群众价值生活提供了正确路径。
整体而言，从社会历史环境及其基础之上人的观念形态来看，大抵经历了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充分展现了主体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的确立过程。第一阶段是异己力量支配下原始信仰的形成阶段。“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进入阶级社会之前，人等同于动物在类生活意义上依赖自然界开展生命活动。人类在长期生息繁衍的过程中，演化形成了依赖自然条件上的自然崇拜、依赖血缘关系的祖先崇拜等原始信仰，此时人只不过是外部刺激下跟着“感觉”走的动物性存在，即使这类信仰与现实生活世界有着密切相关性，然而人类自我意识尚处在“不觉”状态。第二阶段是虚幻现实条件下宗教信仰的形成阶段。伴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对尘世的朴素信仰向虚幻的宗教信仰转变，神灵作为“救世主”般的存在被人“在自己的不发达意识这个混沌物质［Hyle］中对人的反映而创造出来”，却对现实世界和具体的人不屑一顾。第三阶段是资本抽象统治下拜物教信仰的形成阶段。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但它并非宗教福音的救赎。在“资本家的意志、人格的统一、支配和监督”之下，生产力的根本来源和剩余价值的真正源泉在工人意识中掩盖起来，本应服务人的现实生产需要的物反倒成为人顶礼膜拜的对象，此时劳动人民的主体性在无意识中逐渐被湮没。第四阶段是美好现实生活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形成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对贫民大众施以无情剥削的真正秘密，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实现了对神的超越、对抽象的人的超越以及对思辨哲学的超越，推动无产阶级实现了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这种“自为”不仅在于让历史活动成为群众的，还在于在“类意识”中“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实现由“不觉”状态向“自觉”“自为”状态的历史性跨越。作为来自异域的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从西欧到中国的“理论旅行”中唤醒了中国人民的“自为”意识，实现了跨时空、跨地域、跨语际的阻力克服，构筑了中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信仰基础和价值根基。
（三）现实基础：在社会发展实际中不断融合
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关照的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是世代凝结的传统观念与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碰撞融合的结果，它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从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除了理论和历史维度，还需要从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进一步论证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如何促成百姓内心认同的实际效果。
第一，利益各方的共同价值诉求为实现“融通”提供了客观前提。不论是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导向和核心价值，还是社会个体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都离不开内在利益的驱动。恩格斯在揭露德国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论调时指出：“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何以成为中国人一致认同和拥护的价值观？其核心就在于满足百姓的普遍需要，“准确把握各方利益的交汇点和结合点”，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利益认同凝聚价值认同，重点在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最贴近人民群众利益的各方面工作着力，在思想与行动中始终践行党的初心与使命，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群众基础愈久弥坚。
第二，相对稳定的世情、国情和党情为实现“融通”提供了外部条件。在社会平稳发展的情况下，价值观念往往处于显性变化和隐性稳定交织的状态，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主流价值观念处于相对稳定的形态，而在民族遭受蒙难、社会矛盾尖锐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价值观念往往难以凝聚甚至引发群体冲突和恶性事件。这表明，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安定的社会环境和舒适的生活环境能为共同价值观念的培育提供土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富足的经济社会条件、党的统一领导下的制度体系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昌盛等要素为形成广泛而稳定的社会共识，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从而为人民群众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发挥基础保障功能。
第三，特定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和伦理秩序等独特要素为实现“融通”提供了社会文化基础。从文化建构的角度看，理论摄入过程除了通过直给式的灌输方式，还需结合特定的社会文化场域，才能作为一种自觉观念植入人的价值观体系，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实际效果。共同价值观念的形成植根于特定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伦理秩序等因素，经由持续的熏陶和习惯的巩固，是一种隐藏于强制性规范下并与之相匹配的基础性秩序，这种自生自发的本土文化环境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融入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念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环境条件和时空场域。
三、有何意义：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相融通的价值意蕴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本质上是实现科学理论民族化和本土化过程。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相融通，使得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这片土地牢牢扎根，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群众基础、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和持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等方面具有深厚的价值意蕴。
（一）“融通”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重要举措
从中国人民共同价值观念看，几千年传统文化确立了家国理念、伦理观念、世风礼俗在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基础地位，始终贯穿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之中，呈现出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鲜明价值取向。强调推动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融入人民群众日用惯行的日常生产、生活和交往过程的方方面面，成为贯穿社会价值体系、组织体系、治理体系乃至制度体系的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之本，推动“融通”，有利于巩固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从条件看，人民群众价值观念蕴含的价值理念和哲学精神为马克思主义生根开花提供了思想文化土壤，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的、本土的。从过程看，推动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在社会形成弥漫之势，有利于共同建构和积淀形成更稳定的共同价值观念，进而让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成为人民群众内心笃定而深沉的价值理想和精神寄托。当今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异常激烈，在多元文化交往中也不乏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自然深入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之中，能把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消极因素转化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积极因素。因此，实现“融通”不仅能让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得以彰显，更能使人民群众在价值熏陶中感悟马克思主义的价值魅力。
（二）“融通”是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群众基础的必要途径
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具有鲜明的人民底色。伴随着殷周交替的社会大动荡，昔日视民如草芥的泱泱大国归于灭亡，神权至上、重天敬鬼的价值观念悄然褪去，开启了中华民族对人民地位的关注。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任何理论体系最鲜明的特质，也是衡量一切理论体系和社会观念是否具有先进性的最高标准。“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党的理论创新，本身就取材于人民生活、立意于人民实践、贯穿于人民叙事之中。事实证明，人民群众不仅是共同价值观念的创造者，更是共同价值观念的实现者。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由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通过竞争而实现的市场价值所决定”的是“虚假的社会价值”，服务的是资本增值的目的。相反，人民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唯有依靠人民掌握价值实现的条件和主动，才能实现真理与价值的双向关照。中国共产党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千年夙愿，到满足人民告别贫穷、走向富裕的社会期盼，到极大改善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再到推动人民日益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诉求的充分实现，不仅把人民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首位，“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而且助力人民群众的主体价值与首创精神的卓然发挥，构建了“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正因如此，坚持将“融通”统一于人民至上的价值原则之中，在认识论上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立场，这就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事业有了行稳致远的价值根基。
（三）“融通”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有效方法
“融通”蕴藏着如何科学对待中华传统文化、推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重要启示，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历史进程的方法论创新。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积淀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追求、丰厚的文化基因和深沉的民族情感，这些共同价值观念延续至今，不断形塑人民群众的现代生活。与此同时，传统思想面向当代生活世界敞开的过程中，虽然其中曾经辉煌一时的传统观念逐渐失去了原有生命力，已经无法适应中国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甚至成为阻碍现代化建设的羁绊，落后愚昧的观念逐渐淡出大众视野，但也不乏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值得发扬光大的价值精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集中诠释了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等方法论原则的守正创新，为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当前，弥合古今之争、诠释体用之辩的重要切入点恰恰就在于“日用而不觉”的日常生活观念之中，因此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为指引“融通”人民群众共同价值观念，自然是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的内在觉醒，为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命脉提供有效方法。基于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融通”这一重大任务，不仅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还把握了中华文明发展及其嬗变规律，不断推动传统价值观念在与现代社会的碰撞中积极适应、自我调节和修复改造，“打造成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际关系的积极因素”。在全球化持续冲击下，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下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联结面临有所弱化的潜在风险，更需要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深入人民群众，同每一个社会个体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融合起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扎扎实实地落实到人民群众变动不息的日常生产、生活和交往节奏之中，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为培养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
（四）“融通”是持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指南
世易则时移，时移则备变。梁漱溟在20世纪20年代略述世界未来文化变迁的推论中指出“事实的变而后文化乃不得不变”，经济变迁推动文化和制度改造又改造、日新又日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伴随时代的变迁，马克思主义不拘泥于原本的理论形态，而是跳出固有框架的拘囿，突破传统认知的局限，同中国人民价值追求相结合，“在尊重彼此差异前提下的双向补充与相互融通”。一方面，“融通”能够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发展。理论创新的核心在于提出具有特定阐释力的概念，关键在于从概念“变量”中捕捉最具规律性的要件，同人民群众思想倾向、心理动态、情感脉搏自然而然地结合起来，用现代的方式更明确地表达出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中人民群众共同价值观念的时代意蕴，在此基础上探索将理论与实际、世界观与方法论、宏伟目标与战略安排三者相结合的有效方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各项阶段性胜利成果铸就了齐心协力、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另一方面，“融通”能够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转化为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力量。“日用而不觉”的关键在于运用，本质在于实践，蕴含着科学实践观的哲理意蕴。正如马克思向世人提出社会“本应如此”的价值诉求的同时，还行进着“对现实的批判中展开超越现实的未来方向”的活动，因此在“融通”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在生产生活中加以贯彻，在时间跨度上加以检验，能够变遥不可及、模糊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象鲜活的实践体验。
四、何以实现：推进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融入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实践要求
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唯有融入人民群众日常惯用的价值观念之中，才能将“抽象的理念”转化为“具体的真理”，从而为人们生产、生活和交往活动提供正确指引。任何一种理论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共同价值观念都有一个从认知到认同的发展过程，在具体路径方面，应当做到在认知传导方面晓之以“理”、在思想共鸣方面动之以“情”、在常态推进方面持之以“恒”、在实践外化方面导之以“行”，呈现以“理论内化—情感共鸣—长效赋能—行动固化”这一循序渐进的推演过程，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人民主体意识和行为的完美结合，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一）在认知传导方面做到晓之以“理”
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内化为个人思想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加强理论武装是基本前提。恩格斯在总结德国工人运动的经验时强调：“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作为一套指引无产阶级追求自身解放和全面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尽管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已经形成了较为广泛的理性认知和心理认同，但是真正做到“入心”“入行”还有一定距离。故此，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成为人民群众共同的信仰追求，不能只停留于浅层的认识和抽象的概念，而要在讲好道理方面直抵问题的核心，做到深化阐释、逻辑缜密、久久为功。一是在系统全面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筑牢思想根基。筑牢马克思主义入脑入心的思想根基、强化党的创新理论的理性认同，必须理解相关理论的思想渊源、来龙去脉，既要全面系统学，又要具体深入学，不仅要知其言还要知其意，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进而推动大众对科学理论的认识从“不知”到“知”的根本转变。二是在提炼具有标识性意义的共同价值观念中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价值标识体系是历经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时代淬炼、实践检验以及人民意志选择而产生的，而建构具有标识性的价值观念是连接概念形式与日常意义的枢纽，要结合人民群众丰富的生活实践的基础上，注重在魂脉与根脉的贯通、传统与现代的转化、普遍与特殊的结合中系统提炼具有“术语革命”意义、逻辑自洽且易于人民群众理解和接纳的标识性价值范畴。三是在深入学习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中强化理论武装。从“十个明确”到“十四个坚持”、从“十三个方面成就”到“六个必须坚持”、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等一系列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结合我国社会发展实际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而形成的理论成果，要对人民群众进行彻底的理论武装，就是要让人民群众体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价值，以确保马克思主义“行”在大众化生成中“日用而不觉”。
（二）在思想共鸣方面做到动之以“情”
“情动”是在不知不觉的无意识中触动本体的精神力量，它既是人的自然本能的生动呈现，亦是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指出“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列宁在为鲁巴金《书林概述》所做的书评中也提到“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一旦与中国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情怀相融通，必然转化为更具标识、更为深沉和更为持久的民族记忆。因此，要让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共同价值观念，做到情感上接受、心理上认同，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植入人心。第一，唤醒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建构情感基础。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共有精神家园，“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这种“再现的记忆”能够滋养着各族人民的气质和风格，值得人们去回溯、赓续和追忆。这就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真理融入人民群众的集体记忆之中，从而启发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进而团结广大群众投入如火如荼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第二，加强理论传播的情感叙事，满足情感需要。马克思主义诸多理念在中国本土之所以未产生排异效应，实则在于百姓日常生活的情理相通。对此，稳定的价值观念仅依靠单一说教是难以生成的，需要“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讲清楚其中蕴含的情理逻辑，做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和以心暖人，使人民发自内心地认可。第三，优化理论宣传的表达形式，深化情感认同。要提升创新理论宣传的感染力、亲和力，避免僵化呆板的话语表达，在“平常口语之中须时时留意宣传”，进而引导个体在生活化语境下增强对理论中的原理、概念和范畴的判断和理解。
（三）在常态推进方面做到持之以“恒”
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经过长时间积淀、升华和总结的智慧结晶，它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朱熹曰“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意指按一定程序与步骤推进的方法论。毛泽东在总结纠正党内外小资产阶级思想时也指出“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同以知识传递为特征的认知科学教育不同，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共同价值观念的结合需要在人民群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实践活动中逐渐完成。因而，推动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抵达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程度，需要在长期化、制度化的规划策略中绵绵用力、确保落实。第一，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党的创新理论工作体系。确立指导思想是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战略问题。党中央系列重要文献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反复重申，要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确立为一项根本制度，这就要把这一根本制度贯彻到国家治理和日常生活的全方位和全过程，在意识形态制度建设中强化人民群众的价值认同。第二，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工作体系。需要以制度化手段厚植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群众基础、密织社会治理网络，形成政策宣传、设施建设、人才培养等基础性工程同步推进的整体机制。第三，探索公民道德建设长效机制。作为具有治理功能的社会资源，道德具有“日用而不觉”的普遍效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健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体制机制，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教育引导全社会自觉遵守法律、遵循公序良俗”，明确了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推进方向和工作部署。对此，要继续完善包含理想信念、价值目标、伦理规范等一系列社会治理要求的制度规范体系，推动认知主体在日常生活中接受道德伦理的熏陶和浸润，真正凝聚全体人民自觉向上向善的积极力量。
（四）在实践外化方面做到导之以“行”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历史不是僵死的事实的汇集，更不是抽象主体的想象活动，而是个人现实的、能动的实践活动的真实呈现。当前，推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生活实践相结合面临双重机遇。在微观上，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生活实践密切结合，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价值目标必然在高质量物质生活、多元化精神生活、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方面的建设中逐步实现。在宏观上，马克思主义以立足社会现实、重构社会秩序为导向，通过唤醒人的主体意识来摆脱异化文明强加在主体身上的精神枷锁，在指引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践中开拓了实现人类解放的根本路径，必然驱动人类解放的理想由奢谈变为现实。因此，在行动中践行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既能推动人民主体性的觉醒，又能助力形成全人类的共同信仰。推动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内化为人民群众认知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在观念上筑基，还要在实践中落实，同人民群众现实生活实践密切结合。一是从现实生活实践出发生动诠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价值观念不是无根浮萍，而作为价值观念世俗基础的日常生活实践是共同价值的根基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使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这就要求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代表性宏大叙事走进现实生活，以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践所建构的话语图式为根基。二是用人民群众现实生活实践为理论创新注入源泉活水。结合人民群众创造性实践，建构具有生活化特色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从而避免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抽象化和空洞化趋向，实现党的理论创新与人民生产生活实践的良性互动。三是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成果作为人民群众实践的根本指针，着力克服价值观培育过程中存在的知易行难的顽疾，让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内容要义、精神内核和实践要求转化为人民群众清醒的理论自觉和科学的思维方法，在学思践悟、体用贯通中取得显著成效。
五、结语
世间万物既普遍联系又永恒发展，唯有充分洞悉其中的作用机理，才能实现纲举目张、融合再生的社会效应。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既是科学的真理，也是发展的理论，在指导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性转变的实践中，它不仅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且对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进行重塑改造直至相容相通。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深深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是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原理”“实践的主观能动性原理”以及“人民的历史主体性原理”的时代开显，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得以充分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的群众基础得以充分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得以充分展现、党的创新理论得以充分丰富和完善。步入现代化新征程，面对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与社会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动，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毫不动摇，深刻把握社会共同价值观念变化发展和主体思想内化的内在逻辑，让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和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凝聚向心、守望相助的共同价值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