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仅在中国近代史、20世纪中国史、中华民族复兴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史上留下了可圈可点的篇章。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抗战史研究迅速发展；进入21世纪后，它更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成果可观、成就斐然的专门史研究领域。在新时代的背景之下，我们回望历史，对于中国抗战史研究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向，理当有更深入的思考。
一、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抗战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和20世纪中国史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二战史和20世纪世界史的一部分。因此，回望和研究中国抗战，须置于中国史和世界史结合的语境之下。二战的时间之长，牵涉之广，影响之大，在20世纪世界战争史上无出其右；中国抗战亦然，在中国近代史和20世纪中国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因此，观察中国抗战，从军事到政治，从经济到社会，从思想到心理，也有许许多多的面相，而宏观维度的观察视野尤为重要。
二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就是由不同观察视野得出的对战争的不同定义。“二战”以数字为标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相对应，反映出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世界经历了两次全球性战争的客观事实。但是，这个名称不能反映“二战”的性质。二战的本质是以抵抗侵略扩张、捍卫公道正义的反法西斯同盟国阵营为一方，以肆意侵略扩张、践踏文明底线的法西斯轴心国阵营为另一方，双方进行激烈的生死对抗的战争。所以，对于这场战争的一般性表述可以是“二战”，而更为精当的纪念性表述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后人纪念的是明确归属于正义一方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不仅仅是以数字为标识的“二战”的结束。可见，不同的观察视野会形成不同的战争定义，进而导致不同的历史书写方式。例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苏联卫国战争，强调的是其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性质；而“太平洋战争”以其地域概念，模糊了战争的真实性质；至于“大东亚战争”乃至“大东亚圣战”，是当年日本侵略者对外鼓吹所谓战争“合理性”的扭曲表述。因此，观察视野的确立，在历史研究尤其是牵涉多国历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当我们作为后来者回望历史，研究作为反法西斯战争史、二战史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抗战史时，首先需要确立全球视野。
二战发端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一战期间，日本出兵中国山东并咄咄逼人地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意图独占中国。一战结束后，由主要战胜国纵横捭阖形成的新国际秩序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使日本既是受益者——扩大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及影响，也受到一定约束——还不能独占中国。日本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美之间既有协调，矛盾也在逐渐上升。实际上，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列强之间通过各种利益勾连，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认日本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如1917年的日美“兰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但是，作为新兴和后发的殖民一帝国主义国家，日本表现得比老牌殖民—帝国主义国家更为冲动和贪婪，尤其是一直轻视甚至蔑视近邻中国，一直企图让中国成为其独占殖民地或势力范围。日本不能容忍北伐战争前后中国出现的统一趋向，产生了担忧中国不会依附于其下的所谓“紧迫感”，其对华政策也日渐激进，转向更加主动的大陆侵略政策，所以才有1928年再次出兵山东，造成“济南惨案”，其后又在东北制造“皇姑屯事件”。这一系列动作的目的都在阻挠中国的统一，这些都是后来九一八事变的预演。其后，日本军部的影响力日趋增大，九一八事变正处在日本这种内外政策变化的时间延长线上，绝非偶发或单一事件。
在全球视野下，中国发生的事不仅关乎中国，也事关世界。一战开始后的中日关系不仅影响东亚国际关系，也影响到世界性的国际秩序，影响到国际关系的演变。为什么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拉开了二战的序幕？因为日军的人侵，不仅是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侵犯，而且是对当时既有国际秩序体系——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的挑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基本放弃了对英美的“协调外交”，转而采取“自主外交”并退出国际联盟。日本认为这样做有利于突破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的束缚，有利于对中国的扩张并独占中国。1936年日本政府提出：“陆军军备以对抗苏联在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为目标··海军军备应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权为目标。”这更明确表明，日本已不打算再受当时既存国际秩序体系的约束，而是意图以其“新秩序”取代“旧秩序”，甚而为此甘冒两线作战的风险。
尽管日本意图打破的这个国际秩序体系由当时的西方大国主导，主要还是有利于这些国家的利益，未必那么公道正义，但任何既存国际秩序体系的被打破，必然意味着新体系的酝酿和形成，不能不引起既存国际秩序体系与国际关系的变动，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军国主义日本和纳粹德国的法西斯阵营企图强加给世界的“新体系”和“新秩序”，是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权乃至反人类的，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动荡、痛苦和灾难，世界也因此而进入反法西斯力量与法西斯的生死较量。因此，在这样的全球视野下观察中国抗战，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二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便得以凸显。中国的抵抗意味着中国最早意识到法西斯侵略扩张的危害，意味着中国最早开始阻止法西斯侵略扩张的步伐，意味着中国最早发出法西斯侵略扩张将波及世界的警示。因此，中国自1931年开始坚持了14年之久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为了保家卫国而抵抗日本的侵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二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引领了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斗争的历史潮流。
与一战不同，二战的爆发是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经历了从局部战争逐渐发展为全球性战争的过程。其中，中国既是法西斯侵略的最早受害国，也是打响反法西斯侵略枪声的最早抵抗国。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是为了吞并中国，奴役中国人民，也是法西斯全球性侵略扩张的前奏，其企图建立的是法西斯统治下的世界秩序，目的是奴役世界人民。还在局部抗战阶段，毛泽东便已洞察：“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这样，日本的侵略就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应由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来对付的问题。”当时的美国，虽然不满日本扩张影响到自身利益，故在九一八事变后由美国务卿史汀生提出“不承认主义”，以示对日本扩张的消极抵制。但是，因为传统的孤立主义立场和现实利益考量，“一些目光短浅的美国政治家以为中国的灭亡与他们无关”，对援助中国抵抗日本持消极态度。中国的持续抵抗，不断警示了日本侵略扩张的危害，揭示出“美国的东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紧密连结在一起”，美国“在太平洋的真正责任是同直接威胁美国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正是在这样的多方矛盾和博弈过程中，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中国如果战败，英、美等国将不能安枕···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等认识，才能逐渐被英美所接受。当世界性的大战最终全面爆发之际，中国战场成为二战的东方主战场才是顺理成章、符合历史演进逻辑的认识。
从全球视野观察，中国在二战中发挥的作用体现在多方面，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中国抗战有力支持了周边国家和世界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如上所述，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挑战了当时欧美主导的国际秩序，所以，日本曾企图利用欧美殖民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的矛盾，打出所谓“黄种人反抗白种人压迫”的旗号，以此呼应亚洲殖民地国家民众的独立诉求，实现自己的独霸野心。但是，中国的坚定抵抗破解了日本的宣传呓语，使其陷入不能自圆其说的困境。同时，中国以弱对强的抵抗，大大激发了殖民地国家民众争取民族独立的信心和信念。而且，中国对世界上的弱国和殖民地国家争取和捍卫民族独立的坚定支持，如支持埃塞俄比亚抵抗意大利法西斯入侵，支持周边朝鲜、越南、印度等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以及在联合国酝酿成立过程中及其成立后强调非殖民化的意义，也在改善国际关系、实现国与国关系平等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联合国宪章》制定的过程中，中国坚持列入反对殖民统治、实现殖民地国家独立的内容。因为法西斯阵营侵略的对象不少是殖民地国家，这些国家抵抗侵略的过程，也就是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国对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就是对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而且这个贡献一直延续到战后，对于二战后的世界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浪潮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结合近些年的相关研究，包括若干出版的海外学者讨论中国抗战及其在二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著来看，全球视野显得越发重要。各国相关档案文献的大量发掘和公布，也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抗战研究平添助力，未来势将推进抗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二、比较视域下的中国抗战
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但这个战场又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这就需要引入其他观察视角，即比较的视域，尤其是现代化角度的视域。
现代战争不仅是军事作战，更是全面性的总体战，是参战国先天的“自然力”和后天的“人工力”全方位对抗的结果。其中，“自然力”包括土地、人口、资源（如现代交通工具必备的石油）、环境（如高山、大河、平原）、季节气候（如春、夏、秋、冬的不同影响），等等；“人工力”包括战争的直接力量（军队战力）、物质基础（直接为军工生产，间接为经济生产）、动员能力（社会治理）、组织效能（社会组织）、社会形态（集权分权）、精神因素（民族精神），等等。任何一方面的短板或不足，都将影响战争能力尤其是战争潜能的发挥。所以，研究这场战争需要有全局性眼光，观察战争在方方面面的表现和影响，比较的视域和现代化的视域也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与日本相比，中国拥有充足的“自然力”，尤其是广袤的国土和海量的人口，所以可以打持久战；但中国的“人工力”远不及日本，又造成战争过程的艰难和持久。当时的中国在国力上是弱国。1937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钢产量不到日本的百分之一，空军飞机的数量只有日本的五分之一，舰艇吨位只有日本的百分之三。就双方战场作战的主力——陆军的装备而言，日军师团编制的汽车、火炮平均数过百，再加上一定数量的装甲车辆，步兵装备机步枪配备均衡整齐，而且拥有完备的军工体系。中国军队很少有汽车，装甲车辆的数量十分有限，火炮数量少、口径小、机动性差，步兵装备杂乱无章，使用的多半还是每击发一次都依靠人力拉栓再击发的老式步枪，军工体系也不完备。在这样的比较视域下，中日之间的军事对抗，犹如一个强壮体健的大块头欺负一个虚亏体弱的小块头。以中国军队当时的武器装备配备，要打出现代战争的效能确实比较困难。这也是全民族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作战结果未如理想的重要因素。
中国军队装备的薄弱，根本上是中国经济生产能力薄弱和发展水平低下的结果。全民族抗战时期，大后方钢产量最高为1944年的万余吨，最低为1938年的不到千吨。这样的产量在当时处于什么水平呢？以二战时期苏联最新式的T34坦克为例，T34坦克全重超过30吨，即便大后方的钢产量全部用于制造坦克，1944年的产量也只能造四百辆上下——如果以1938年的钢产量计算，只能造区区30辆！可是1944年苏联生产的T34坦克数量高达14000余辆。再以坦克行驶所需的燃料计，T34坦克标准油箱加外挂油箱，可装540升柴油（约可行驶540公里，约一周的用量），而大后方1944年的柴油产量不到百万升，如果以一周的满装量计，仅可供千余辆坦克作战一周。须知，二战中规模最大的坦克战——库尔斯克会战，苏德两军各自参战的坦克都超过千辆，而这仅仅是一次战役的动员数量。所以，就战时中国的军工生产和后勤供应体系而言，完全无法满足大规模和高强度、高烈度的现代作战需求。
再就对战争极其重要的社会动员能力而言，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在役总数最高在八百万人上下，但中国的人口总数超过四亿，军队动员数量占人口的比例不到2％，而日本的动员比例最高时接近10％。为什么中国动员不了更多的军队？撇开其他因素不论，没有可靠的人口统计也是原因之一。连自己有多少人口都不知道，遑论动员其参军参战。结果，战时国民党动员民众参军多半只能依靠拉伕，动员过程中又有各种贪腐无能行为，动员后的损失比例也相当惊人。本为保家卫国的参军参战，却搞得民怨沸腾。更不必说国民党始终缺乏从上到下强有力的组织系统，组织散漫，党内又有纷争不已、矛盾重重的派系之争，中央与地方龃龉不断，地方实力派各自为政，民众缺乏组织，遇有战事往往茫然无措。这是我们观察抗战时不能不认识的国情所在。总体而言，这场战争是前近代中国对近代日本进行的一场不对称战争。
当然，从比较视域，以现代化的角度去观照抗战，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战江地带的大城市，其中上海一城即占据了近代工业产值的近半比例，文教事业也多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地。这样的布局相当脆弱，难以承受高强度战争的打击。抗战期间，经济、文教事业西迁，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工业基地和西南西北的现代高等教育事业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前的经济、文教布局。因为战争的需要和刺激，统一的趋向不断加强，地方势力持续消减。与日本操切冒进、孤立无援、欲速不达的外交相比，中国借助外力、修炼内功、注重长远的外交应对，也更为成功。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巩固和加强，《义勇军进行曲》唱出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动人呐喊，使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万众一心、团结一致、救国救亡的呼声响彻全国。所有这些积极的变化，不仅对抗战的最终胜利贡献良多，而且对中国的长远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从比较视域观察抗战，不仅是中日之间的比较，还有国内各方的比较，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为国共比较。提升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能力，加强现代组织管理能力建设，是现代世界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近代由旧向新、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重要方面。但是，从晚清到民国，这方面的建设不仅不怎么成功，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失败的。战时国统区在社会治理方面的诸多弊端便是其表征之。
相比之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抗日根据地，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其突出表现之一便是社会组织能力的建设和高度发挥。例如，抗战胜利时，山东抗日根据地约有千万人口，其中有四分之一被容纳在各种组织里、包括共产党、青年团、儿童团、工会、妇女组织及其他各种社会团体等。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各个层级的组织围绕其左右，从上到下，形成如身使臂的高效能。这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根据地能够得到有效执行，从而实现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全民族抗战、全方位抗战。现代转型，或者说现代化，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组织性。各自为政的散漫发展，是无法完成现代转型或现代化的，对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更是如此。从孙中山到鲁迅，都痛感中国欠缺组织性，犹如一盘散沙。鲁迅用笔墨疾呼加强国民的组织性，孙中山意识到问题所在，发起改组国民党。但是，他们都未能看到自己理想的实现。只有中国共产党确实做到了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并发挥其高度的组织管理能力，在抗日根据地极大地提升了社会治理能力，实现了良善的社会治理。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社会治理思考与实践，诸如征兵参战、减租减息、普及教育、改善卫生、提高妇女地位、实行民主政治等，其作用不仅体现在战时，更体现在战后，并且延伸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治理实践，有着深远的影响。
抗战时期的中国是个大国，但也是个弱国，为什么能够持久抗战，坚持14年抗战，创造以弱胜强的范例？从比较视域去观察和研究，体认现代化和现代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深入认识抗战中国共两党地位一降一升的过程，将大有可为。这也有利于从长时段、多方位观察和研究中国在近代和20世纪的变化过程及其意义。
三、军事史角度观察下的中国抗战
从军事史角度观察和研究中国抗战，军事战略战术的运用及其得失无疑是个重要方面。毕竟，战争的主体是军事作战，而讨论军事作战，战略和战术又不可或缺，只是因为各种原因，如若干年来对军事史研究的不够重视，军事史研究的专业性、特殊性等，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仍然远远不够，亟待加强。以淞沪抗战为例。抗战中有两次淞沪抗战：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1932年的淞沪抗战，先是第十九路军挺身而出，抵抗日军攻击，后来第五军参战支援，但都未赢得胜利，最后被迫撤退。这次作战不利，时人从军事角度总结是我方缺乏准备、仓促应战的结果。因此，在其后中日关系不断紧张的背景下，国民党对从首都南京到最大都市上海沿线的布防是有考虑和部署的，这也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一社会发展的核心地带。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面对日军随后在上海发动挑衅的动向，国民党决定向上海派出第九集团军，准备淞沪作战。第九集团军下辖三个全德式装备师，可谓当时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之一，事先也进行了必要的动员和准备。对手是日本数千人的海军陆战队，我方兵力数倍于敌方，武器装备的差距也不大。但是，开战后未能一鼓而下歼灭日军。所谓兵贵神速，战事胶着的结果是日军增援源源而来，我军亦不断从全国各地增兵上海，原先预想的歼灭战落空，演变为以上海为中心的大城市攻防战，最后以我军撤退、上海失守告终。
两次淞沪抗战，中国军队的英勇作战堪称精神可嘉、可圈可点。尤其是八一三淞沪抗战，动员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军队，在上海连续作战三个月，从宝山守军宁死不退，到四行孤军奋勇坚守，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最危险时刻”宁死不屈、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大无畏抵抗精神和英勇气概，值得后人永远尊崇！但是，复盘淞沪抗战的战略和战术，不得不说，其间存在不少失误，值得后人以史为鉴，汲取经验教训。
关于八一三淞沪抗战曾有一种说法，认为国民党统帅部企图借此将日军的攻击重点由自北而南的南下，改变为自东向西的西进，以此吸引日军力量，减缓日军的攻击势头，所以淞沪会战具有战略性意义。目前的研究倾向于否定这个说法。问题不在于这个战略决策是否存在，而在于无论战略还是战术，国民党统帅部对此都没有周密的规划和有针对性的部署。在上海要不要打？怎么打？打得顺手如何继续？打得不顺手又怎么办？对此类问题似乎没有认真考虑。后来的事实说明，以当时中国军队的战力，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进行攻防作战并非良策。战事初起时，以数倍于敌的兵力仍不能一鼓而下；当前线打成僵持，又不能灵活调整部署，反而赌博性地不断添油式增兵。从兵力到装备，从战略到战术，都形成不了强大的对敌优势，导致最终的失利。从上海到南京，有三百公里的空间距离，有战前修筑的几道相当坚固的国防工事及较为充分的物资储备。如果部署得当，沪宁沿线从上海到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再到南京，逐城守备，节节抵抗，再利用苏南丘陵山地为掩护，威胁日军侧翼，本来仗是可以打的，打个一年半载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因为僵硬的死守，上海参战的不少部队接近被打残，需要重新组织训练，无法做到有序退却，沪宁沿线各城基本没有抵抗便放弃了，不过一个月的时间，日军便攻到了南京城下。这说明，国民党统帅部的指挥是有问题的，前线军队运用的战略和战术不够正确合理。战前做不到知彼知己，盲目乐观，认为消灭数千日军不在话下；战事胶着后又有赌博心态，似乎只要不断增兵，便能守住上海，保持战局平稳与国际观瞻；态势不利时不能稳步有序地退却，造成最终的失利。
一方面，以当时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作战经验和军心士气而言，正面战场更适合运动战——战略上在大空间范围内充分吸引对手，寻找战机；战术上在战机出现时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而不适合固定的、呆板的、死打硬拼和固定不变的作战方式。上海战事及战略防御阶段其他守城战的最终失利便说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因为中国战场的特殊性，敌后战场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极具重要性。在这方面，毛泽东更有远见卓识，更具高度的战略思考与合理的战术运用。以当时八路军缺乏重武器，甚至人均不到一支枪的装备水准，不要说强力攻城战或围歼战，即便是大规模运动战，也是打不起的。所以，毛泽东在开战之初即提出，八路军应采用以山地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战略，并辅以一套与之相适应的作战战术，后来这些都被作战实践检验为正确且合理的策略。毛泽东还结合抗战实践，将游击战的地位从惯常的战术性运用提升到战略性高度，这是他对世界军事战略理论的新贡献。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是胜利！怎么才能胜利？是正确的战略指导与合理的战术运用，再加全民动员下的全面战争。将这个问题研究深、研究透，才能对中国抗战过程的艰难艰辛和最终的辉煌胜利有更深入的认识、更科学的解释。
抗战中有两个关于持久抗战的论述具有广泛影响力。一是国民党提出的以空间换时间；二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持久战。两者有共性，都看重中国的广大空间、海量人口、巨大资源，这些都是中国坚持抵抗的自然基础。两者也有区别。国民党的主张更在意以客观的自然条件坚持抵抗，以广大的空间和海量的人口为基础，不惜损失，消耗对方的力量，或多或少有被动性的一面。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更强调全民族抗战、全民总动员，以此抵消国力的弱势，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弱胜强，更具有主动性，并在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中得到充分实践。可以说，中国的抗战坚持时间越长，消耗的日军和法西斯力量就越多，对盟军和同盟国的支持就越大，从而越能凸显敌后战场与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也越能凸显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为东方主战场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
结 语
以上从全球视野、比较视域、军事史角度三个方面，对中国抗战史研究如何在新时代拓展进取提出一些浅见。其实，深入研究中国抗战史，需要做、可以做的事还很多。例如，怎样加强中国史研究和世界史研究的交流合作，从世界看中国，也从中国看世界；怎样加强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国际合作，运用更多国际性档案文献史料，使我们的研究具有更多国际性传播渠道和影响，并唤起战时同盟国更多共同的历史记忆；等等。这些都是值得学界深入研究和拓展的主题。
更重要的是，从中国抗战史，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东方主战场地位和作用出发，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如何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以及怎样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法西斯阵营逆历史潮流而动，与历史错误为伍，使本国和世界蒙受灾难；反法西斯同盟国抵抗法西斯侵略，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终获伟大胜利，并形塑了战后至今的基本国际关系格局和国际秩序体系。如何在历史紧要关头作出正确的选择，不仅在过去，也在当下与未来，考验着世界各国的道义观和决策力。
研究14年中国抗战史，研究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东方主战场地位和作用，我们更应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出发，坚守对世界和平的追求与维护。纪念这场战争，不是为纪念而纪念，也不是为复仇而纪念，而是为了彰显正义公道，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实现良善全球治理，使人类长久生活在和平的阳光下。所以，坚持正确的二战史观，批驳种种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认识，也是历史研究者的应尽职责。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5年第5期
作者：汪朝光（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