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1]P42 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战略部署，凸显文化建设对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意义。实现现代化是各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和美好愿景。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进程，也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过程。寓于特定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历史主体推动世界历史的对象化过程，产生了多样性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的百年奋斗历程凝结着中国文化奋进的历史。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两个结合”），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契合中国实际、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现代化道路，深度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文化底色，勾勒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图景。这一文化图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史实践中推进经济、政治、生态等社会总体发展的文化取向，深刻彰显出中国道路独特的文化品质和精神品格，表征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发生、文化演进和文化创新。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演进

作为一种深度嵌入历史的建构，文化演进表征了社会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国工人运动紧密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推动文化进步。历史地看，党推动中国文化发展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现代化探索不断深入，历史性地回应了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如何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文化如何服务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文化如何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之问，充分激活文化发展对中国道路的力量支撑。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社会条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之问时，给出“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历史答案。中国共产党推动文化建设始终围绕“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P1437，沿着建立一个离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自由平等的“中国的现代国家”[3]P134 的道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实践，把握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确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实行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辩证关系中审视文化的实质与根源，辩证认识革命斗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主张文化服务政治路线，“各种势力的文化工作都是与其政治任务密切联系着的，所谓超政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4]P22，“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5]P125-126。在此期间，党建立“文化的军队”[6]P847，团结群众、战胜敌人，发展革命的文化教育。

建立政治独立的文化战线是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以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的领导权为前提，文化统一战线主张团结各方力量参与文化建设，坚持独立自主，坚定政治立场，以团结和批评、教育、改造的原则，在教育工作、艺术工作以及医药等方面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有利于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文化，拒斥反动的唯心主义，主张文艺工作者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从人民群众需要出发，表达对远大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弘扬革命精神，汇集取得革命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文化发展的根本立场彰显出文化的价值追求。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推动文化发展的根本立场。毛泽东科学地回答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批判文化方面的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批驳文化发展脱离人民群众生活，鼓舞文艺工作者站稳工农兵和无产阶级立场，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6]P858 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艺，以火热的革命斗争实践为原始材料，创作反映群众生活的艺术作品，教育群众、宣传群众、指导群众、保护人民，提高人民群众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

中国共产党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处理古今中西文化的关系，确立起文化发展的基本方法。在对待文艺发展的内容和形式问题上，党坚持团结抗日原则，否认抽象绝对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批判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对党的文学，要求实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6]P869-870；在对待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关系上，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批判继承中国古代文化，接收转化进步的外来文化，反对盲目的排外主义和复古主义，吸收中外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文学艺术传统，推进中国新文化发展。

（二）社会主义文化涵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人民革命胜利和人民政权建立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前提。1949年毛泽东在新政协会议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7]P34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按照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党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争取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改革旧的学校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过渡时期总路线确立后，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依据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用共产主义思想宣传和教育全体人民。“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推动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8]P275。

社会主要矛盾规制文化发展的基本内容。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文化发展的内容和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在内容上，从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文化到服务社会主义建设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从主要向工人阶级宣传反封建思想到向工农兵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从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服务向为一切社会主义劳动者服务、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实现了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在形式上，党发展民族文化，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形式，主张“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8]P83。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指引我国文化发展方向。1954年9月，毛泽东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9]P350。“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文献中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初步构想，而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0]P116 党始终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确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8]P54 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11]P558 的正确方针，主张文化发展要坚持共同性和多样化相统一、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表现形式相统一、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相统一。

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观念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经济思想和政治保证，需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精神支撑，如毛泽东指出：“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除了工业化和消灭阶级以外，还有精神条件，即实行共产主义教育，提高共产主义觉悟，提高文化水平。”[12]P546 为此，党主张统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全体人民为社会集体奋斗，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培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9]P450，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观念深入人心。

（三）文化发展繁荣成为巩固的、团结奋进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思想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13]P225 的重大命题，并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4]P163 全面展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党深化现代化的理论认识和发展战略，把文化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推动文化改革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抵制精神污染，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用文化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进方向，使文化成为凝聚团结奋斗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基础。

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站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全局高度统筹文化建设，将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针，“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4]P208。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今后一个长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抓紧的四件工作之一[15]P3。为此，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五爱”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道德，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全社会形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良好风气。

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时代课题中，深化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领导力量、物质基础、性质方向和价值目标的理论认识，从党的建设视角凸显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崇高使命和历史地位，“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16]P400，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与此同时，应对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16]P85，为现代化发展提供坚强思想政治保障。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党坚持科学发展观，解决在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的时代课题，“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17]P535，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建设和谐文化，广泛开展理想信念、国情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文化体制，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丰富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形式，加快文化发展产品和文化服务走出去，使文化国际竞争力得到提升，文化软实力进一步增强。

（四）文化自信自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行程，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判断时代方位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系统回答“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时代课题，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围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守正创新，统筹兼顾，全面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更持久的力量支撑。

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要求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必然形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新时代以来，党全面加强宣传文化工作，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高度彰显的哲学社会科学；深入开展网上舆论斗争，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和网络空间治理，健全互联网领导和管理体制，加快网络空间法治化进程，推动主流舆论、主流价值、主流文化不断壮大，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根本性、全局性变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全体人民团结奋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共同思想基础的价值支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新时代有力应对世界思想文化激荡和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党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加强党的理论武装，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开展抗疫精神宣传，推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高质量发展，颁布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等系列文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传统美德，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领域发生全面、深刻和根本性变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力量，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优势。在“两个大局”时代景观下，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一方面，党用中华民族创造的精神财富增进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固本铸魂的基础工程，统筹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扩大内需等国家重大战略，全面加强历史遗迹保护利用和历史研究传承，深入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另一方面，党立足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故事，赋予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中国形象新的时代内涵和表达方式，深化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建构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桥梁，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更加坚实。

坚定文化自信，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提供了文化支撑。“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18]P135。文化自信事关国运兴衰、文化安全和民族精神独立性，是开拓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动力。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党推动改进文化发展方式，将新发展理念贯穿文化发展全过程各领域，坚持人民至上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统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扎实推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持续繁荣，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积淀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文化是重要变量。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的历史性实践，持续推进文化发展对社会文明程度的结构性影响、社会发展结构的嵌入性程度、人民精神世界的内在性支撑，探索并形成了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为枢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三大要素，枢轴贯通、层层嵌套、一体发展的文化特质。

（一）马克思主义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使命和文化担当内嵌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和道路自觉中，二者存在的内在一致性，根本源于马克思主义贯穿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百年奋斗。

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结构的枢轴，具有深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马克思主义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本质和趋势的一般规律，是指引人类进步、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科学理论，涵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其中，关于文化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为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提供根本理论指导。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的根本理论指导，“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19]P510。作为指导中国共产党百年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科学理论系统，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文化发展的持续性探索。“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P16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的内在机理，其成为中国共产党引领文化建设的根本理论指导具有历史必然性。从新文化运动中走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文化发展有着天然联系。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反复推求比较的历史结果。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推动党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教育，弘扬共产主义理想。改革开放后，党克服了错误思潮的滋长，积极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提出“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有主心骨，要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20]P684。另一方面，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文化道路发展繁荣的理论遵循。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理论结晶，是党引领伟大实践的创新理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文化建设，充实文化内容体系，以其立场观点方法指导文化发展转化为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力量。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作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21]P26 的重要论断，凸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华文化精神的当代形态，对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文化价值。新时代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提出“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培根铸魂、启智润心，推动中华文化精神资源适应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深度涵养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22]P32 相对于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而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更强调文化对社会发展的系统性价值。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文化建设对现代化发展的功能意义和战略价值，拓展文化协调现代化探索的实践领域，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一个有机统一、不可分割、协调运转的发展系统，对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产生重要文化贡献。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科学厘定文化、政治、经济的逻辑关联，正确判断文化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推动文化服务中国革命和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15]P27，到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3]P7，历经“两个文明”到“五位一体”的历史性探索，党聚焦文化发展的结构性价值，将文化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灵魂，渗透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协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现代化发展新范式，如习近平强调的：“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9]P10 以大历史观审视，与西方渐进式社会经济嬗变过程的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发轫于西方冲击和现代国际环境影响下，于政治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社会结构发展极不平衡的社会历史条件背景下展开，面临发展结构的不平衡和内外环境的不稳定。中国共产党推动这一“外源的现代化”[24]P102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指引下，以社会发展多重协调推动形成并联式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和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弊端的克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一种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长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单向度注重经济增长，轻视文化发展、社会正义等重要发展议题，造成社会动荡和发展危机。而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过度重视重工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轻视文化建设，违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损害人民根本利益，最终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二者的整体性超越，表现为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系统协调，发挥文化对社会发展的系统性支撑，以文化自信自强丰富人民精神力量，以文化创新创造激发社会生产力，以文化治理效能提升赋能国家治理能力，发挥文化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价值，以社会发展整体效能化解单向度追求经济增长带来的发展困境，超越“片面的现代化”，促进社会发展局部性与整体性相统一，阶段性与长期性相统一，平衡性与协调性相统一，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实现社会长期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全新选择。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塑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P22 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国情，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厚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25]P32 作为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要素组成的文化结构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表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文化形态，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构成。这种文化构成具有丰富的时空规定性，体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互作用、融合发展，形塑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基因、政党标识和性质方向，全景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独特文化意蕴。

在空间维度，三者具有丰富的民族特性和开放品性，涵育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特色和天下胸怀。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始终扎根于广袤的中华大地，植根于中华儿女的生产生活实践，发展于中华民族独有的生活空间，涵养了中华民族的群体特性和精神气质，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禀赋，在历史实践中广泛滋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涵养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如“利民养民、大同小康”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思想资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提供道德资源，“天下为公、利济苍生”提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源流，“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可转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支撑，“革故鼎新、自强不息”供给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力量，等等。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强烈的开放胸怀。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既是与内部各民族文化相互融会、渗透的发展进程，也是在不断与外部世界交流互通中丰富发展的历史进程。如汉唐时期，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相启相融，促使传统儒学与外来佛学相摩相荡，产生了宋明理学这一文化正宗。同时，中华文化也为世界文明发展传递智慧之光，四大发明的广泛影响、日本的大化革新等，都是明证。历史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兼收并蓄、交流互鉴中绵延不息，以宽阔胸襟精研择取外来文化以滋养博大深厚的中华文化系统，同时给予外域文化广泛影响，深刻塑造世界文明格局。革命文化是破除半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和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文化成果，具有高度的实践意义；新民主主义文化作为革命文化的一个具体形态，以同盟军的形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具有强烈的世界意识和文化胸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和谐发展。

在时间维度，三者产生发展时序上的承续性，映现中国式现代化赓续绵延的文化历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基因，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想等孕育了中华儿女日用而不觉的价值体系，深度涵育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革命文化孕育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滋养，生成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浴血奋战、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实践，发展于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程，创新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开拓创新的宏伟实践，延伸拓展于新时代的历史性变革之中，是勤俭节约、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等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开显，凝结着党的初心使命和理想信念，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政党标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作为中国共产党鲜明政治品格的精神表达、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写照、崇高价值追求的精神显现，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根本方向锚定了精神坐标，凝聚起具有时代感、归属感、使命感的精神力量。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受革命理想信念指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和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为价值追求，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由是观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深刻蕴含党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文化线索，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成果，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本色，又发挥强大精神力量，为创造人民美好生活，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深厚文化支撑。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开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性

人是文化的存在，文化表现人的存在方式。确立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解决“文化发展为什么人”的问题。文化的价值核心是文化发展的内核，体现文化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是一种文化发展进步的内源力量，也是一种文化培根育魂的根本支撑。“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26]P10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意蕴的价值凝结。

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必然需要围绕一定的价值系统生长发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诉求，其发展演变进程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历程。早在革命时期，毛泽东批判蒋介石反革命战争时指出：“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2]P1246 这里谈及的“人心”，指一种政治心理，表明中国共产党具有人心所向的政治基础，深具正义性的道义力量和人民性的价值立场。推动实施改革开放，应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筑牢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根基。胡锦涛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出和倡导践行“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20]P317，并将其作为践行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和基本内容，将其作为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思想道德基础的首要要求，将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之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重要的部分，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服务现代化建设，“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贯穿现代化建设各方面”[20]P661。党的十七大作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部署，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27]P26，明确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定位，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要求。党的十八大提炼出“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3]P25，集中表达和高度凝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内核，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发挥意识形态正确导向和有效引导，推动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以增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任务高度，从国家建设的价值目标、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个人修养的价值准则三个层面明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构层次，要求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落实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中，全面具体部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要求[28]P3-14。党的十九大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高度，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29]P30，凸显其对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的重要精神价值。而后，根据2018年中共中央印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规定，党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现代化建设的法律支撑更为完备。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P44 的战略部署，为团结全体人民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凝聚人民、汇聚民力。

循史而察，中国共产党始终科学谋划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坚持政策保障、制度规范和法律约束相结合，理论教育与实践养成相结合，分类指导与系统构建相结合，丰富内容与创新形式相结合，创新渠道与拓宽领域相结合，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时代价值日益凸显，战略布局不断深化，内容体系愈益完善，体制机制逐步健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塑造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情感认同、思想基础、行为习惯和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价值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正确价值导向和发展方向提供深厚价值支撑。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入制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制度是根本支撑，文化入制是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入制是指将现代化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植入制度，使文化和制度匹配，进而催生文化合力。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最根本的是因为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25]P1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根本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是重要组成部分。党建设文化制度的持续性探索，始终坚持文化制度发展方向，完善文化制度体系建构，推进文化制度系统实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引领力、文化创造力和文化治理力不断增强。

（一）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引领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体系的基本前提。其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引领文化制度建设。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具有根本一致性。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理论内核，是我国文化制度建设的理论指导和基本内容。抗日战争时期，为扩大党内外宣传教育，《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规定：“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应经常开办各种干部训练班，应以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党的建设与游击战争作为教育计划的中心内容。……坚持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出版翻印各种关于马列主义刊物与书籍，组织各种社会科学的研究会与读书会等。”[30]P306-307 新时代以来，党从国家治理体系整体布局出发，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31]P283，将其作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之一，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根本制度支撑。党坚持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落实到思想理论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各方面，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其二，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涵养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提供思想政治保障。制度是文化传承的结果，文化是推进制度演进的重要因素。中华文化深刻蕴含中华儿女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和价值理念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精神资源。在新时代，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互结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涵养党风政风。比如，党推动文化涵养法治建设，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融入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等各部门法治建设，确保各项制度设计畅通有效。2022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厚植廉洁奉公文化基础，用革命文化淬炼公而忘私、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为政清廉、秉公用权的文化土壤，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32]。这无疑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涵养党的集中统一组织制度建设的精神资源，为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凝聚精神力量。

（二）坚持政治制度原则与文化制度建设规律相结合，激活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创新活力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3]P32 历史地看，文化制度形成过程作为人类历史性地适应文化发展环境变化、调整文化领域社会关系的实践过程，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党围绕着解决不同历史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入切中中国现代化发展现实，因时而进、因事而化、因势而新地推进文化制度建设。一方面，文化制度建设始终坚持政治原则，坚持党对文化制度建设的全面领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推动文化制度建设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建党初期，为领导工人运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青年运动决议案》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青年学生应从普通的文化宣传进而为主义的宣传”[34]P265，努力引导青年运动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主张实行文化教育改革，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35]P12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小平谈及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提到，“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负责实行计划的比较健全的政府文教机构，那将是毫无保证的。......国家的教育建设计划是与国家的经济建设计划密切配合的，如果教育计划不能准确地完成，必将大大影响国家经济建设，而我们现在的宣教机构是很难担负这样重大任务的，所以立即注意加强宣教部门，是很重要的”[36]P16-17。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地对待文化建设规律，尊重文学艺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客观规律，避免文化制度安排上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文化绵延不息的生成性决定文化发展的根本在于文化创新。周恩来曾批判艺术工作领域的高指标和过严要求，指出：“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现出来。......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37]P336 邓小平也曾认识到，“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14]P213，文艺工作领域过度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必须尊重和激发艺术家的创造性。改革开放以来，党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律和特点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根据，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建立有益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产业立法，提升面向市场、面向群众的文化服务能力，创新文化内容、文化形式和文化业态，推动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激活社会主义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三）完善文化领导体制与政策体系的结合，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治理效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31]P271，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党对文化工作的集中领导体制是文化制度建设的领导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发展的根本力量，有统揽文化发展全局的战略功能，目的是实现文化发展资源系统的最优配置以提升文化治理效能。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建立健全党的文化工作集中统一领导体制，完善文化发展组织体系，发挥党领导文化工作的系统合力，为全面推进文化制度体系建构和文化政策系统实施提供坚强组织保障。革命战争时期，党成立宣传部统筹党内宣传教育工作，发挥其对文化运动的领导作用。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提出：“中央及区亦应分设宣传、组织、工农等部，分担责任。......中央的各部之中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部和工农部。”[38]P7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适应全国执政需要，党进行了大规模的文化制度建设。1949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党的文化教育工作问题的指示》规定：“全国的文化教育的行政工作，此后均应经由中央政府文教部门来管理。”[39]P65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规定国务院下设文化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等部门[40]P551-552。为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央责成各地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对私营出版业、印刷业、发行业、照像业、租赁业加强领导和管理，实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并逐行逐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41]P228。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深化认识文化机构和文化制度建设，作出改革艺术表演体制机制、逐步建立文化市场调节体系等系列部署，加快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文化产业制度化建设加速推进，相关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进入21世纪，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党的十六大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完善文化产业政策[42]P31。为落实中央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部署，2005年3月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同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等等，多部门联合推动完善文化市场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规体系，为开放文化市场准入门槛，培育文化市场主体，调动全社会参与文化建设提供系统合力。在新时代，党推动文化体制改革的思想体系日趋完善，文化制度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战略地位愈发凸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战略要求，提出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23]P533-535，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思想基础的体制保障。同时，党统筹宣传文化领域法治建设，推进文化法律法规“立改废”，相关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立法结构持续优化。截至2017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政策法规研究室收录的宣传文化领域现行有效的177部法规中，有法律（决定）8部、行政法规35部、部门规章122部、司法解释12部[43]P1，涉及宣传部、文化部、海关总署等多个部门主体，包括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众多场域，包含文化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等多个行业，推动形成主体多元、内容丰富、领域广泛的宣传文化法规体系，文化发展领域人才队伍、制度体系和机制保障持续完善，文化治理能力逐步提升。面临新的文化环境和文化生态，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电影工作的重要部署，将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电影管理职责划入中央宣传部，党对文化娱乐方面的领导权得到巩固[29]P245，文化领导体系更加完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等方面[31]P283-285，巩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体系，提升文化治理效能构筑起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内的系统化的制度支撑。

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以文化治理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深化文化制度建设对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支撑，推进文化制度体系整体布局和系统发展，使文化制度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等产生系统合力，促进文化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效提升，续写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叙事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