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学刊》
摘要：王夫之对齐、晋、郑、秦各地诗中所反映出的不同民风加以比较，并揭示出其与地缘政治的关系。这表明他对三代圣人及其美好政治的向往，强调王道坦荡之风，贬斥霸道诡谲之风，儒家正统意识贯彻始终。特别是，王夫之以秦先世习染夷狄，蔑弃礼乐，秦朝又高压治国，二世而亡，故对秦多有贬斥。虽对秦人之忠勇和军力强大有所赞扬，但王夫之服膺的仍是周道之仁义礼乐。《诗经》诠释中的民风与地缘政治正是其王道理想的思想投射。
关键词：王夫之；《诗经》；诗风；周道；地缘政治；王道理想
一、齐晋民风之异
在王夫之的诗论中，很多篇幅用来比较《国风》中各地诗所折射出的民风，他认为民风是一国强弱兴衰的根据。这构成了王夫之诗经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即从诗风上观一国之强弱，并从中找出其地缘政治的特点。比如王夫之在论《齐风·还》中说：
郑之诗能使人思，齐之诗能使人作。能使人思，是故其淫也，犹相保而弗相弃也；能使人作，是故其夸也，一往有余而意不倦也。思而不能使人思，作而不能使人作，虽以正而国，罔与图功。故《还》之“儇好”，无异于《清人》之翱翔，而哀乐异音，衰王异气，安危异效；齐之足以霸也久矣，桓公乘之，不劳而搂诸侯如拾也。郑无岁不受兵而不亡，抑有以夫！[1]354
这是说，郑国的诗能使人思念，齐国的诗能使人兴起。能使人思念，故多男女幽会之事，双方互相保护而不相弃。能使人兴起，故多夸饰强悍之情调，且对此情调持守不衰。但郑之诗只能使郑人思而不能使齐人思，齐之诗只能使齐人兴起而不能使郑人兴起。虽各宜其民风而保有其国，但皆不能加诸他国而有所拓展。所以齐风《还》中所描述的轻捷善猎，与郑风《清人》中所描述的军队驾着兵车嬉戏于河畔，似乎都是在说游戏。但就诗中所表现的情调、透出的信息，齐诗乐而郑诗哀，齐人有王霸之象而郑人有衰弱之气，齐人有安详之概而郑人有危殆之息。按《毛诗序》的说法，《还》刺齐哀公荒唐、好田猎，《清人》刺郑文公恶其将领高克但不知疏远、斥退他的正确方法。两首都是刺其君主不道的诗，但反映出截然不同的民风。从齐诗中可以看出，齐人后来称霸的根据早就蕴藏在其民风中了，齐桓公乘此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轻而易举。而郑国南有强楚，北有齐晋，夹处其中，无岁不有兵事而竟未速亡，也是其“能使人思”“相保而不相弃”的民风使然。
从一国之民风觇其强弱存亡，这在历史上多有之。齐人尚武，好夸饰，喜奢侈，以之为其国强盛的反映，前人多言之。如《汉书·地理志》说：“吴扎闻齐之歌，曰：‘泱泱乎，大风也哉！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又说：“太公以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后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国，合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归。故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2]1323 《齐风》中的其他篇章如《卢令》《载躯》等也可反映出此种风气。
而郑国之风，《汉书·地理志》云：“后三年，幽王败，桓公死，其子武公与平王东迁，卒定虢、会之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土狭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2]1318 并举《郑诗》中“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出其东门》）“溱与洧方灌灌兮，士与女方秉菅兮”（《溱洧》）“洵盱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溱洧》）为证。①《吕氏春秋·本生》高诱注与《太平御览》引《韩诗外传》，都据《诗经·郑风》，言郑人好淫之俗。朱熹也曾说：“《郑》《卫》皆淫奔之诗，《风雨》《狡童》皆是。”“圣人言‘郑声淫’者，盖郑人之诗，多是言当时风俗男女淫奔，故有此等语。”“盖周衰，惟郑国最为淫俗，故诸诗多是此事。”[3]2107－2109 其《诗经集传》也多以淫奔解《郑风》诸篇。
王夫之对《还》的评论，向往的是齐、郑受封时所得于文王、武王、周公的德泽，故说其“以正而国”。但惜其受各自民风的影响，皆不能继承先人之遗烈而有大建树。虽以其民风或霸或不速亡，有其可赞之处，但皆未达理想之境。此处王夫之或有陈义太高、标准太严苛，完全按后世理想评论《诗经》中的人物、事件之处。但他倡导正风所宣扬的内容，悯惜变风所预示的周室衰颓，却是他坚持儒家正统，向往王道政治的表现。
王夫之还比较了《齐风》与《唐风》所显示的民风政情。《唐风》实即晋风，郑玄《诗谱》云：“帝尧旧都之地，今日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改为晋侯。其封域在《禹贡》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4]375－376 王夫之对《唐风》的评论有十篇，其中多是对晋人好利轻义、刚愎自用的否弃。他比较了两地在规谏在上者的错谬方面的不同特点，认为这些不同是其民风使然：由民风导致的刺、劝之异对其国政之趋向有极大影响。他说：
齐多刺，晋多劝。刺及于其君床笫之隐、兄娣之慝而无择，殆夫“讦以为直”者乎？乃夫齐之刺，犹刺其君以先王之法、人道之纪也。晋之劝，唯恐其不能自张大而奖之以乐，相与阴秘以图其私，其志倾。
故君移国者也，国移君者也。下不能直，上正之；下未之诡，上谲之：五霸以降之民也。下直，上以取正；下诡，上相与谲：五霸以前之民也，诸侯未擅政，不能移民，而民移诸侯，犹一王之民而移诸侯，故齐桓公正而不谲，晋文公谲而不正，国移之也。
谲者多劝，臧亦劝，否亦劝，示美于人，而相遁以私。正者多刺，隐亦刺，显亦刺，无匿恶于天下，而不深天下之怨恶。故齐桓之霸犹能匡天下，是非未乱，国可用也。管、晏兴而后谲劝作。管仲曰：“声色狗马不足以害霸”；晏婴始为谲谏，以流为淳于髡之滑稽，而齐丧其齐矣。齐、晋交奖以谲，中分天下，而三代之遗直乃亡。故孟子羞称管、晏，恶其移天下也。[1]357
得出“齐诗多刺”的结论，王夫之显然有取于《毛序》。《齐风》有诗十一篇，《毛序》以为皆讽刺之诗，古今人对此多有辨正。如《东方之日》，《毛序》以为“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也。”今人则以为是一般的恋爱中男女相悦之诗，其中并无讽刺“君臣失道”之意。又如《甫田》，《毛序》以为刺齐襄公“无礼义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诸侯，志大心劳，所以求者非其道也。”今人则以为是思念远方情人的诗。又如《卢令》，《毛序》认为是刺齐襄公好田猎而不修民事的诗，今人则认为与《还》相同，是描写两个猎手相遇于道路，互相称赞对方便捷轻巧的诗。古今人大致同意主旨是“刺”的诗，有《南山》《敝笥》《载驱》几篇。但所刺何事，古今人见解不同。说“晋诗多劝”，指唐风中《蟋蟀》《山有枢》《杕杜》《鸨羽》《无衣》等篇。《汉书·地理志》及《诗纬·含神雾》皆说唐地瘠多风，其民俭陋。这或许可为晋诗多劝备其一解。各篇诗旨这里且搁置不论，要注意的是王夫之的评论。他认为齐诗多刺，刺及国君床笫之隐（《鸡鸣》）、兄妹之淫（《南山》），看似“讦阴私以贾直声”，但齐诗是以先王之法、人道之纪为依据提出其批评的，故尚可赞许。而晋诗之劝多是劝别人及时行乐，在此种劝诱中阴济其私，故其意图险恶。王夫之的评论着眼的是，一国民风不仅可因国君之好恶趋向而养成，亦可形成某种隐形力量，左右国君的决策，从而影响到国家的强弱。他认为，五霸之后是君移其国之民风：百姓不正直，国君可以使他们正直；百姓不诡诈，国君可以使他们诡诈。五霸之前，是一国之民风移其君：百姓正直，国君吸取以使自己正直；百姓诡诈，国君亦因之与百姓相为诡诈。这是因为五霸之前诸侯未坐大，尚不足以用己之力转移民风，反而是民风转移国君，就像周天子强大时民风能转移诸侯国君一样。故五霸之前齐桓公正直而不诡诈，因其民风尚武；晋文公诡诈而不正直，因其民风狡黠。这是民风移君的例证。
由于唐风中多劝诱之诗，对善者鼓励，对恶者亦鼓励。这样表面上是与人为善，而暗中济其私心。而齐风喜讥刺，对显著之事讥刺，对隐蔽之事亦讥刺，这样就无恶行可以隐匿，能够减轻天下对执政者的怨悱。所以齐桓公之霸能够匡天下之失，是非不至于大乱，国家相对来说强盛。但齐自管仲、晏婴崛起，诡诈之风渐渐养成，如管仲说，国君纵情声色不害其霸；晏婴以狡黠之计谏齐景公，逐渐流为杂耍取笑中的技术。这样齐国就丧失了致其富强最重要的东西。齐晋两大国相与诡谲，形成了影响天下的诡诈之风，三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风由是亡失。孟子之所以羞于提起管仲、晏婴，就是想要转移天下诡谲之风。
从王夫之以上评论看，他向往的是三代时全国上下的朴直之风：君以朴直待下，下以朴直事上，君臣相与朴直，政风、民风淳厚简朴。他痛恨诡谲，因为它伤害正直：国君诡谲，政治险诐；士人诡谲，见利忘义；一国诡谲，民风狡诈。君民相与诡谲，国亡将不远了。如果三代时的朴直无法恢复，不得不诡谲，则宁为齐国之强悍，不为晋国之阴慝。强悍显明，易被劝谏、改正，阴慝易为表面的好意所迷惑。齐多刺，则民风易于正直；晋多劝，则民风易于险诐。这就是王夫之认为齐桓公高于晋文公的用心。当然王夫之此论有取于孔子的“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及《论语》中多处对管仲的称赞，但更是出于对三代圣人及其美好政治的赞美。他对《诗经》各篇的评论，乃至他的整个经学诠释都表明这一点：王道坦荡之风长而国强，霸道诡谲之风长而国削。儒家正统意识贯彻于他经学思想的始终。
二、秦之强盛与民风之关系
王夫之以上尚朴直而贱阴慝的趋尚，更鲜明地表现在他对《秦风》的评论上。秦的始封地在今甘肃东部，后以附庸而为大国。平王之初，秦襄公兴兵讨西戎以救周。平王东迁，秦襄公以兵护送，因此受封为诸侯，赐以歧西之地，秦穆公时最为强大。秦地近戎狄，长期与之争战，故其俗尚武。《汉书·地理志》在谈到秦地风俗时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今陕西北部和甘肃东部一带），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2]1312 其风俗民情，反映于《诗经》之《秦风》中，处处可见尚武雄豪之气，合于《中庸》对北方之强“衽金革，死而不厌”的描述。
王夫之曾在对《车邻》和《驷驖》的发挥中对比了周人和秦人的不同民风，说：
汧、渭之交，河、山之里，天府之国，民腴而血气充，又恶能尽闭哉！启之此，则闭之彼矣，而抑因乎其时。故昔者公刘之民尝强矣，因乎戎，而駤戾未革也；周之先王闭之于杀伐，而启之于情欲，然后其民也相亲而不竞，二南之所以为天下仁也。逮乎幽、厉之世，民已积柔，而慆淫继之，杀伐之习，弗容闭矣。秦人乘之，遂闭之于情欲、而启之于杀伐，于是其民駤戾复作，而忘其慆淫。妇人且将竞焉，秦风所以为天下雄也。[1]369-370
这是说，秦之所以强大，有其地域上的原因。秦地丰饶，人民气血充盈，自公刘迁豳，即习染戎狄强悍好杀伐之气。后来文王、武王兴起，以礼乐教化民众，于是民渐渐失其强悍剽劲，而情欲增长，仁柔之风兴起，故有《周南》《召南》之娈婉、缠绵。及至厉王、幽王，民气积柔而弱，于是纵欲之风大盛。秦人乘此机会，抑制情欲之风，大张杀伐之气，原本有的强悍之习重新兴起，以至于妇女也有争强之性。这就是秦国强大之由。但王夫之以秦先世习染夷狄，蔑弃礼乐，后数百年秦朝又高压治国，二世而亡，故素不喜秦，而服膺周道之仁义礼乐。以仁义礼乐视秦，秦不仅不智，且不仁、无礼。他说：
唯不智，故不仁；唯不智，故弃义；唯不智，故蔑礼。何也？仁、义、礼皆顺道也，履乎顺，“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仁而天下归之，义而天下服之，礼而天下敬之。不世之功，非常之业，无取必之势，而坐获之不爽，非智者孰能知此哉！[1]370-371
王夫之的理想是，沿周之文、武仁义礼乐之道，弃去幽、厉之放纵情欲，秦犹有可取之处。他在论《蒹葭》中也宣示了这一点。按《毛序》的说法，《蒹葭》是刺秦襄公不能用周礼，所以不能巩固秦之强大。今人多认为是一首恋爱中的人思念对方的诗。王夫之沿用《毛序》，借此申说对秦国的不满，就中表达他的理想致治之道。他说：
秦人收周土，用周民，面关以临东国，屏周而拥之以令天下，先乎齐桓而霸，霸宛在矣。如其周不可戴也，反周之旧，循周之迹，去幽、厉之所伤，沿文、武之所纪，御其民如轻车，而率其道如故辙，周之所以王者，秦即以之王，不待六国之熸而始帝也。王宛在矣，宛在而不知求，逆求而不知所在。典章之在故府，献老之在田间，交臂失之，而孰与为理乎？无已，则逆以取之，四百余年而后得。尤不审，而逆以守之，二世而遂亡。天下怨秦之不仁，恶秦之不义，贱秦之无礼，而孰知其一于不智也？《蒹葭》之诗，刺之早矣。[1]371
王夫之认为，秦从一个蕞尔附庸发展为大国，雄踞关陇，尽收原西周之地、之民，以至于拥函谷关为屏障而临关东各国。其在秦穆公时先于齐桓而霸，其能霸，就在于去除幽、厉暴虐导致失国的那些方面，返于旧章，循文、武之纲纪。用文、武之道治理国家，政美而民易于听从。所以，使周初强盛的方面正是使秦强盛的方面。故秦之强不在六国衰落之时，而在秦之先代沿袭了周的致强之方。但秦不知其所以致强之由，乃用法家之高压治国。周之典籍在故府而不知发观，周之遗民在草野而不知咨询，空有周之遗留而交臂失之。唯知倚仗暴力，以致四百余年后的秦始皇才一统天下。尤为不智的是，秦朝不知逆取顺守之道，以致二世而亡。秦二世而亡是不知逆取顺守之道，这在前人论之甚多。王夫之强调的是，秦之强大在于继承、遵行了文、武之道，革除了幽、厉之敝。故其强大不在暴力，而在周之德泽；其丧亡不在二世，而在襄公未能用周礼巩固其国之时已肇其端。“《蒹葭》之诗，刺之早矣”就指这一点。
从以上评说看，王夫之对文、武、周公之道可谓“一往情深”，对以圣人之道治国而致强毫不怀疑。离开了圣人之道，不管其国力如何强大，都可算作衰弱之始。这里王夫之的儒家正统思想非常明显。
王夫之认为，秦强大的又一个原因是秦人之忠和秦国之得民心。对此他在评论《晨风》中说：
知不我庸而固怀之，有怀不释而尤责其不我庸也，《晨风》之诗厚矣。呜呼！东周以降之诸侯，能系人心者，秦、楚而已矣。齐、晋之不能然，而况狂以失民者乎？继《晨风》而作者，唯屈氏之《骚》也。知不我庸而恝然捐之，何此都之必怀而钦钦以如醉邪？无已，为近关之姑出与？无已，为木门之织絇与？无已，为绵上之自焚与？皆可以释其忧而不释，贫不闵，贱不耻，屈辱而不离，得其国之人心如此，胡忧其不为天下雄也！盖楚、秦者不弃亲而用羁，病天下而不病其国者也。人心移于秦、楚，而齐、晋不知，抑奚以永其霸哉！[1]372
按《毛序》的说法，《晨风》是刺秦康公忘记穆公之霸业、抛弃贤臣的诗。因诗中对“未见君子，忧心……。如何如何，忘我实多”反复咏叹，今人多不取毛说，认为是妇人疑心丈夫抛弃她的诗。王夫之从毛说，认为此诗描述的是贤臣未见君而思慕不忘，而君忘贤臣，故有怨悱。但虽怨而其忠悃不改，知君不用我而仍怀君。故说《晨风》诗意厚矣。王夫之由此慨叹，东周以后各诸侯国唯秦、楚尚能维系人心，齐、晋已不能收聚人心不散，其余大失民心，更不能言。遭君遗弃而仍怀君不忘，甚至自沉以明心迹者，唯有屈原。其《离骚》中所表现的，是强烈的忠君爱国之心。历史上多有不为君用弃之而去者，此类人多为隐士，如骑牛出关不知所终之老子；赋“归去来兮”辞官而去，织网灌园以自给的陶渊明；宁愿焚死不愿出来做官的介子推等。在他们，弃君而去即是释怀的最好办法。但《晨风》中所描写的士人能释其忧而不释，不以贫为念，不以贱为耻，蒙受屈辱而不离不弃。一国之人心如此，何愁其不为天下之雄长！秦、楚何以人心不离散？王夫之的回答是：秦、楚亲亲，但也不弃远人，唯才是举；不损害本国之利益，遇到利益相争时，宁可征伐别国，所以人心凝聚，而天下之人心也渐渐移于秦、楚。齐、晋不知此道，故其霸业终难绵延长久。从王夫之对《晨风》的评论可以看出，他最看重的不是财富、土地，而是人心。人心凝聚是霸王的先决条件。而要凝聚人心，人主须勤政爱民，用人唯贤。此中王夫之受《大学》的“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及《中庸》的“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思想的影响很明显。
王夫之还认为，秦之所以强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尚耕战，黜游士。他对那些摇唇鼓舌游说诸侯以取一己之富贵的游士表示极大的厌恶。他说：
语有之：“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此非君子之言，游士之以胁孱主而邀其豢者也。故置夏屋之怨于不恤，而秦乃以雄长于天下。歆四簋而哀不饱者，亦恶足与承权舆哉！虚其国，疲其民，而以养其亲，仁者弗为也。虚其国，疲其民，以养其狗马，稍有人之心者弗为也。游士之视其亲也，相去何若，而修其冠剑，多其谈谑，矜其夸捷，以娱人主于榱题之下，其视狗马也，亦无几矣。[1]372-373
关于《权舆》，《毛序》认为是刺秦康公忘先君之旧臣与贤者，待之有始而无终的诗。今人多不从此说，认为《权舆》的主旨是没落贵族伤叹生活状况今不如昔。王夫之遵从《毛序》，引申以论秦之所以王。他指出，对士与强国的关系，要多方面看，不能一概而论。春秋战国之时，许多游士以“得士者昌，失士者亡”一句，要挟那些懦弱之主，以取一己之富贵。而秦乃黜逐游士，奖励耕战，重视实功，不图纳贤养士之虚名，所以才有强盛之秦。反过来，那些注重自己的生活待遇，稍不如意就哀怨牢骚者，也不足与图大业。游士之游说，动辄鼓动战争，削弱国家，疲敝人民，许多是为自己的衣食计，为养活父母妻子计。此等事仁者弗为。游士多修饰其外表，咨纵其口给，矜夸其才辩，娱乐人主于宫廷之内，究其实不过是人主豢养之犬马。
王夫之还对古代著名的得才之事进行具体分析，如商汤之得伊尹，武丁之得傅说，周文王之得姜尚，秦穆公之得百里奚、由余，是得真才。真才得一足矣。真才必不以美食安居为志，真能识人才者也不会仅养之以醉饱。所以不能使一国有好士之名。天子、诸侯、卿大夫，上下有好士之名，则一国游士必多，风气必奢侈浮华。“得士者昌”这句话固然不错，但须辨所得何士，如何待士。秦之得士、待士有其道：初以物质为诱饵，但又不满足之，同时使其不能离开秦国，困在秦中。这有两个方面的好处，一个是秦有人才储备，另一个是游士困于物质生活，不能胡乱行事，也免于到他国去泄露秦国之秘事，使游士“坐老旅食，垂死关中”。由此使秦国人轻贱游士，重视物质生产，去掉浮华之风，越加勤于耕战。君子则厌恶秦人以物质诱饵为欺骗，但亦赞赏其不事虚华之风。甚至认为，那些动辄抱怨食居不美的游士，虽骗之可也，因而亦不屑为游士。这就是秦国强大的根本原因。
三、扬汉抑唐与王道理想
王夫之还认为，秦人以上民风的养成，除了其地理环境的因素之外，历史的变迁、阴阳刚柔的因革也是重要因素。他从《秦风》诸诗中观察到，秦无“燕婉亵情”之诗，即使那些想念征夫、思慕情人的诗，亦皆明朗硬爽，不涉淫亵。从这一点看，秦之夫妇之道正。虽秦人君臣、父子、昆弟、朋友关系甚薄，但仅夫妇正一点，就足以霸王。关东诸国，尤其郑、卫，其诗中多淫亵之辞，其风俗之孱弱、国民之猥琐，国家为此所困，亦可见矣。王夫之还从情欲与杀伐的消长看其国风气的变迁。他认为，若从阴阳、刚柔范畴着眼，情欲、杀伐都属阴。人的天性中就有乐于奔趋情欲与杀伐的倾向。此二者，有道君子也不能断绝，何况小人！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大都从增益或减损这种倾向入手，不会泯没或放纵。秦人地处关中天府之国，物产丰腴，国人血气充盈，此二种性向尤不能禁闭，而可因时消息，加以导正，尤其注重其中正邪、善恶之辨。故情欲、杀伐虽为阴柔，但善用之仍可收强国之效。王夫之在关于上述情欲、杀伐的论说后总结道：
虽然，一启一闭之间，强弱之司，王霸之辨，人心风会之醇漓，大可见矣。汉唐都周秦之故壤，其民一也。汉教近周，唐教近秦，而声诗之作亦异焉。西京之制，夷犹婉娩，虽以李陵之駤，息夫躬之戾，犹然其无促绞也。三唐之作，迫矫而无余思，虽北里南部之淫媟，且有杀伐之气焉。故不得于周，无宁于汉；不得于汉，无宁魏晋，秦与唐勿足尚也。韩退之何知，以其《车邻》《驷驖》之音，增之以浮促，倡天下于傲辟褊刻之守，而为之誉者曰：“起八代之衰”，然则秦风之掣，亦以起二南之衰与？[1]370
这是说，情欲与杀伐两者截然相反，作为民风的体现和文化的特点，其一启一闭，可以看出强与弱、王道与霸道、人心淳厚与浇薄的端倪。汉和唐都建都关中，地为周秦故地，民为周秦之民，从地理环境和风土民俗方面说，有相同之点。但汉代教化特点近于周，从周的“公刘好色，与民共之”看，其风尚为情欲、为阴柔。唐代的教化特点近于秦，其风尚为杀伐、为阴狠。此二代之风尚喜好都在其诗文上反映出来。按王夫之的说法，西汉文学作品，其代表形式为赋。西汉之赋多铺陈华丽，风致婉约。虽有李陵之强悍，息夫躬之横暴，从诗风看仍无急迫刻薄之象。唐代的文学作品，多急迫矫激之象，无绵长优裕之思。虽其中有青楼淫媟之篇，亦不免杀伐之气。王夫之的结论是：如果诗风代表一种时代精神，则周为最好；周不可得，宁为汉；汉不可得，宁为魏晋，秦与唐不足崇尚。由此他鄙薄韩愈，认为韩愈之文大类《车邻》《驷驖》刚猛杀伐之音，增之以虚浮促迫之气，倡天下入于倨傲邪辟狭隘刻薄之风习。而赞誉他的人说他“文起八代之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是否可以类推，秦风的悍勇亦可以起“二南”后来之仁柔？显然不能。
王夫之这里对韩愈的贬抑就是对汉赋的高扬；对汉赋的高扬就是对“二南”的赞美；对“二南”的赞美，就是对周公、召公圣人之治的赞美和向往。这里的主题，仍然是回到他的儒家正统观、圣人理想、王道政治等观念。
这里我们不打算批评王夫之的比附、简单化的推论等细节上的无当，要注意的是王夫之对诗风中所表现的民风士习的关注，特别是他对秦与唐的贬斥的用意所在。他向往的是文、武之道，政平人和，官守勤恪，民风淳厚。以此为标准，则其后之政治皆不足论。史家一般都称颂汉唐之治，以之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强盛朝代，汉武帝、唐太宗之文治武功亦为多数史家称道。王夫之此处贬抑唐代，并非故为惊世骇俗之论，而是有其故国之恨在其中。从字面上看他是在贬斥唐代文风中表现的民风士习之刚猛刻薄，而揣其实意，大概是在影射明代朱元璋刚愎自用、猜忌太甚，和士风中之东林、南明桂王时的“五虎”太矫激急迫，不揆形势、不度后果，以血肉之躯与小人争衡，以致几十年朝政不宁，引起李闯称帝、清人入关等大祸乱的发生。这些后果从民风士习上追溯，可以说是杀伐阴刚之气为之厉阶！王夫之这些评论皆是明亡后国恨家仇所郁结的情感在读诗时的涌现。这类评论与其在《读通鉴论》和《宋论》等书中的评论有所不同，甚至与《诗广传》其他各篇的评论也有不同。比如在《蒹葭》《权舆》中他对秦是持赞许态度的，认为秦人的悍勇刚猛的风习是其强国的支持和依据。在《车邻》《驷驖》评论中则贬抑唐之急迫矫激而有杀伐之气。合理的解释是，虽都有杀伐之气，但秦的刚勇犹胜于唐之急迫，而最理想的是文、武之道。这也是他理想主义的表现。
参考文献
[1]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3册．长沙：岳麓书社，2010．
[2] 班固．汉书．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
[3] 黎靖德．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4] 李学勤．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注释
① 此处《汉书》所引数句，文字与《诗经》原文有异。此据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张学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