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21世纪以来数字技术所推动的社会加速变迁，“时间”这一重要哲学词汇重归理论探讨的中心。如果说空间理论家们曾从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角度来揭示空间的社会含义，进而开创了一种空间政治学，那么，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技术所催生的灵活生产、权力再造、自我剥削等新的生产生活景观，则使得“时间”凸显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视角，也预示了一种时间政治学的可能。不同于物理意义上均质、线性的自然时间，数字资本主义批判视野中的时间更多被赋予社会时间的意义，呈现出平等化、解放的潜质与等级化、压迫的双重内涵，因而也成为透视美好生活与否的重要指针。以“时间”为焦点，资本、技术、权力之间呈现出复杂多重的辩证关系，资本褫夺下的抽象时间统治、时间等级结构下的群体差异、加速体验下时间边界的丧失，共同指向时间的非正义。废除时间的剥削性、等级性、压迫性，恢复其属人性、平等性、解放性，是实现数字时代时间正义和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批判 时间正义 美好生活
伴随信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利用数字技术对人的生存时间和空间实现全方位侵占，人的生存陷入时空结构变革带来的平等化与等级化、解放潜质与压迫现实并存的双重境遇之中。基于对社会变革和个体经验更为细致入微的关切，以及对更加自由、公正、人性化的社会秩序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国内外学者逐渐将关注焦点由“空间”扩展到“时间”。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代表人物罗萨进一步承接和扩展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提出基于时间范畴的“社会加速理论”；普殊同基于对马克思劳动概念重要性的重新认识，将时间性考察置于马克思生产分析的核心；韩炳哲在海德格尔对现代社会时间思考的基础上，分析了后现代状况下的时间观念问题。国内学者对“时间正义”概念的较早使用，与“空间正义”并行，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域中展开，“时间正义”更多强调的是代际公平问题。近年来，伴随社会加速发展与日常生活中时间紧张、压力增大等感受的上升，重回马克思自由时间享有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视野，探讨时间结构及其分配问题以及自由时间之于个体和社会发展的意义，成为有关“时间正义”探讨的主流。我国学者或者基于对个体生命活动的时间结构及其分配问题的分析，提出谋求时间正义、消解必要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立、实现自由时间在社会成员中的公平分配的关键问题在于限制资本的观点；或者强调时间正义的探讨应当着眼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无论是个体的发展还是人类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充足的“自由时间”，“自由时间”是个体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
本文所界定与讨论的“时间正义”范畴在批判理论视野中展开，主要分为三个层面。首先，在宏观层面，时间正义与否的判定要依据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秩序。时间本身作为自然循环周期的尺度，并无正义与否的问题，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时间被资本形塑，作为一种具有客观性质和压迫性质的规训力量，成为资本抽象统治的结构性要素，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紧密相连，巩固并加强着资本增殖逻辑，从根本上造成时间结构的不正义。其次，在中观层面，时间正义与否的判定要以作为资源的时间是否在整个社会中实现了公平分配为依凭。资本主义社会中，时间逐渐成为一种可交易的资源或商品，时间分配的极权主义性质愈发彰显，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往往成为资本积累的牺牲品，由此导致时间分配的不正义。最后，在微观层面，时间正义的判定要基于在日常生活中，人的时间使用是否服从于个人安排、服务于个人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中，在数字技术赋能之下，资本成功实现对劳动者“非劳动时间”的全面侵占，差异时间之间的“边界”被打破，个体的“自我剥削”披上了“自我实现”的伪装，形式上的“高度自主”与实质上的“深度受迫”并存，个体沦为“机器式征服”下的“消极”存在，赋予个体生存以“意义”的自由时间被剥夺，个体生命遭受时间剥夺的不正义。
资本褫夺下的时间结构不正义与抽象统治
以奥尔曼、普殊同、阿瑟等学者为代表的“新辩证法”学派认为，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结构性分析时使用的如劳动、商品、价值、资本等诸多经济范畴之间具有相当紧密的内在联系，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体系辩证法”（或称“内在关系辩证法”）。这一辩证体系并非偶然的抽象构建，而是资本逻辑的必然产物，由非人格性、客观性的各经济范畴构成。而且，无论是从这一系列经济范畴概念的规定性上来看，还是从其使用范畴上而言，“时间”都作为逻辑主线或中介性因素串联其中，资本褫夺下的时间结构对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构成阻碍。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在机制的分析中指出，“直接劳动时间的量，作为财富生产决定因素的已耗费的劳动量”，用普殊同的话来说，就是“直接劳动时间是财富生产的决定因素”。这里，作为一种财富形式，“价值”范畴的特殊性与它的时间规定相关，指向商品交换中的定量指标，然而，如果将价值视为一种社会劳动时间的抽象表现，那么价值就并非仅仅是商品交换中的定量指标，而更是一种历史性的现象，其发展蕴含着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秩序。换言之，要充分地重新阐释价值，就必须证明价值的时间维度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所具有的重要性。
也就是说，马克思所关切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本身，更是其对个体生活的客观支配和剥削以及对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影响。生存于这一经济体系下的个体，往往被迫屈从于这种由抽象概念和经济范畴所构建的、具有“准客观”特质的体系，其所受到的剥削，不仅是资本褫夺下自己创造的东西被拿走，更表现为用于自由全面发展的时间被剥夺，工人被束缚和局限在维持自身生存的必要劳动中，被剥夺了任何通往公共生活，实现自身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的可能。时间的平等化和解放的潜质，在资本主义体系下悖谬地呈现为剥削和压迫：一方面 ，资本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不断缩减到最低限度，似乎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但另一方面，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资本的趋势始终是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又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由此，资本褫夺下的时间结构不仅无法成为个体自由发展的空间，反而异化成为一种具有客观性、压迫性的时间律令，成为资本抽象统治的结构性要素，呈现出人受“抽象时间统治”的不正义性。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马克思在这里想要说明的是，随着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人们在追求个体独立性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在打破原有宗教意识形态、宗族权力控制的同时，又重新被卷入“资本”的抽象统治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替了以往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从而使人的关系“表现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纯粹产物”，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将原本追求独立的主体裹挟进资本主义生产系统之内，导致马克思所论及的“人受抽象统治”的问题，即“客观的”经济体系和时间结构实现了对人的“抽象统治”。同时，抽象所具有的否定特殊性的内在特质，使得抽象概念体系中的“事物”呈现出“无差别”的一般面貌——个体劳动力被转化为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商品变为无差别的“抽象价值”，资本变为无差别的“一般资本”，时间变为无差别的“一般时间”等，个体则无法避免地被置于一种无情且抽象的体系之中。在普殊同对马克思的理论分析框架中，其观点深刻阐释了劳动时间与商品交换以及货币实现之间的复杂关系：“劳动时间并不是作为一般的、与商品的自然特殊性相脱离和相分离（相隔绝）的交换对象而存在。然而，要直接实现货币的条件，劳动时间又必须作为这样的交换对象而存在。”也就是说，劳动时间必须以一种相对独立的形式存在，成为交换的客观对象或者中介，其作用在于实现商品的价值转化和交换过程的顺利进行。这意味着劳动时间不仅仅是个体劳动的表现，更是整个社会劳动的抽象体现，是“事物”体现出“无差别”表征的关键，作为自然循环周期尺度的时间因而也就呈现出丰富的社会性内涵，对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乃至人类生存施以具体而深远的影响。
资本主义的本质体现为一种以资本无限增殖为中心的逻辑，其生产和交换的普遍性趋势，就是不断破除流通时间对于劳动生产率的限制，正所谓“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用时间消灭空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命题，是对19世纪基于广泛的世界贸易而形成日益扩大的世界市场这一时代背景的反映。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工业革命打破了地域与民族的限制，“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得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时空矛盾剧增：一方面，资本的增殖本性要求摧毁一切地方限制，另一方面，商品信息的传播速度受空间阻隔而造成信息迟滞，进而带来潜在的经济危机风险。也正因如此，尽可能缩短信息流通时间，以弥补因空间阻隔带来的流通成本，即“用时间消灭空间”，就成为马克思关于19世纪信息传播、物流、资本积累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论断。如果说商品化、工业化以及建基于其上的资本积累和扩张是马克思生活于其中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主要特征，那么，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资本逻辑则进一步借助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而成为一种支配性的逻辑，居于权力支配和剥夺的中心。各个生产阶段任务在各个不同生产主体（乃至跨越全球的产业链中的生产主体）之间的同时分配，使得产品完成时间的缩短成为可能，这种通过空间扩展来压缩时间从而提升劳动生产率的资本积累方式，即“空间消灭时间”。从列斐伏尔到哈维，蕴含某种社会意义的空间进入资本主义批判的分析视野，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紧密相连，时空压缩与地理发展不平衡等概念，成为分析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积累和资本剥夺的主要概念，催生了一种空间政治学的资本主义批判范式。
然而，时间与空间本就紧密相连，空间政治学的批判范式并未造成时间的退场，相反，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全球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抽象时间统治”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强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通信网络之核心的数字技术飞速发展，数字技术使得“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网络连接以及基于其上的灵活生产、直接商品化成为可能。与此相应，数字化时代的资本积累不再只是向外扩张，而是进一步向内殖民，即不断渗透到虚拟世界，以创造新的积累空间。这种新的资本积累模式依托于平台化的生产组织模式，依靠对高度灵活劳动力的“算法管理”和“自动化剥削”，进一步为数字化时代的资本积累创造新的空间。弹性生产的“灵活性”与准时生产、准时发货等一系列时间律令的“严格性”背后，是数字技术借助资本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反向殖民”，由此带来的是资本变现的加速。换言之，数字化技术与资本的耦合，在带来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和提升创新能力的同时，也将异化和剥削推进到一个新的衔接平面，构成数字资本主义之资本剥削和资本积累的前沿。
正如媒体理论家德韦恩·温斯克观察到的，由于数字媒体使监控、衡量和货币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更高效、更有效，因而“直接商品化”正在发挥更大的作用。每一次的网络连接，每一次的直接商品化，都在构筑数字监控的条件，进而对作为积累主体和对象的人类形成过度控制。这是一种更加无处不在的抽象的数字性统治，它直接使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商品化，而人类甚至不需要意识到这个事实。数字化技术不仅“不断深化和扩大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而且资本积累也正在随数字技术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与数字资本主义兴起相伴相生的数字积累正在成为一种不同的积累形式，如丹·席勒所说，数字资本主义能够“直接概括”它的活动范围，甚至几乎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与此相应，日常生活深度殖民化，人类关系异化，陷入耶给所言的“无关系的关系”，积累过程本身也陷入弗雷泽以食人资本主义所描述的破坏其自身的可能性条件的转变。
时间分配的群体差异与极权压制下的不正义
相对于其他资源，时间不可再生、不可扩展的本质使其稀缺程度在当今社会日益凸显。人类一切生存活动都在经历时间，时间不仅作为自然循环周期的尺度，更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鲜活体现，作为资源的时间，本应归社会成员“平等”拥有，具有属人性和平等性的特征，社会生活和经济交往也理应呈现出有序且良好的结构、秩序和节奏。但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时间分配存在巨大的群体差异，作为资源的时间并未能被社会成员“平等”拥有，一句话，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时间分配，发挥着一种极权主义的权力再造功能，时间分配中处于劣势的人群，遭受极权压制下的不正义，时间资源并未呈现出属人性、平等性的特征，而是悖谬地体现为等级性和压迫性。
马克思在分析“剩余劳动的性质”时指出，只要存在着一些人不劳动（不直接参加使用价值的生产）而生活的社会，那么社会的上层建筑就会将工人的剩余劳动视为其生存条件和自然基础。这种情况就会导致处于同一社会条件下不同群体之间对于资源享有的巨大差异。不劳动的人群通过工人的剩余劳动获得两方面的利益：首先是获取用于维持其生活的产品，工人所从事的超过再生产其自身劳动力的剩余劳动，被用于支持社会中不直接从事生产的人群；其次是拥有可支配的自由时间，这一自由时间的存在基于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即工人在物质生产中使用的时间必须多于生产其自身物质生活所需要的时间，无论用于休闲、参与非直接生产活动（如战争、国家管理），还是用于发展不追求直接实践目标的个体能力和社会潜力（如艺术、科学等）。这样一来，现代社会形式的发展就超出了单纯的自然关系，呈现为对抗性的发展——一部分人能够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中自由地从事精神创造，以其他人延长劳动时间为前提，或者说一部分人拥有可支配的自由时间，以其他人不拥有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为代价，一句话，一部分人的能力发展以其他人的能力发展受到阻碍和限制为基础，本属于工人的自由时间被迫转变为劳动时间，而延长的这部分劳动时间用于生产剩余产品，工人的劳动力——额外劳动时间的耗费——对象化在商品中，但关键不在于自由时间对象化，而在于自由时间的异化、外化、外在化，在于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归巨大的对象化的权力所有。但是，“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因此关键在于，一方面，人类发展的前提是要求每个个体实现对自由时间的自主分配，即每个人自由时间的享有是实现社会自由的重要前提，因此，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空间”的时间，其“公平”属性的彰显就极为重要，现代社会中的自由时间应“公平”分配，进而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平等“空间”；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对抗性结构当中，一部分人自由时间的获得，以受奴役一方的过度劳动为代价，时间资源分配中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往往拥有时间规则的制定权，从而拥有更多自由发展时间，对于时间资源分配中的弱势群体而言，时间规范成为一种压迫性的“律令”。由于时间资源占有不均导致的发展机会不公平，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而言，愈发呈现为一种极权主义力量和巨大的“时间不正义”。尤其伴随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以及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数字鸿沟日益加深，人类的社会结构日益面临被分化为少数“超人阶层”与大多数“无用阶层”的风险，进而导致建立在人类平等使用和占有时间资源基础上的正义和法律制度失效。如何面对“超人阶层”与“无用阶层”的分化，如何思考时间正义，成为数字时代的正义难题。
在科幻电影《时间规划局》中，时间成为流通的货币，个人财富与剩余生命时长在每个人的手臂上以倒计时的数字形式呈现。电影的前提概念设定为人在常态下寿命的极限只有25年，除非能得到更多的时间。由于生存空间与资源有限性等客观条件，不可能让所有人永生，因此，穷人必须通过不断努力工作来增加手臂上的时间以换取商品和延续生命，否则只能随着手臂上的倒计时归零而猝然死去；富人则掌握着制定时间规则的权力，不但可以“实现永生”，而且可以通过提高贫民区的生活成本来确保穷人的死亡率，防止人口失衡。如果我们对《时间规划局》中的未来生活图景加以深刻分析，就会发现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技术的进步与资本逻辑的交融，共同塑造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规范，为了资本的增殖，自由时间的稀缺性不断被人为地创造出来。数字技术的高度发展使得生产方式更加高效，减少了人们在劳动中所需的时间，从而释放出更多的供个体自由支配的时间，但与此同时，资本与技术耦合而形成的特权阶级由于掌握时间资源的分配权，进而拥有对个体时间的支配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也进一步将这些个体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不断纳入剩余价值的生产逻辑之中，不仅是用于生产和劳动的时间，甚至个体在自由支配时间内的消费活动和娱乐活动，也因数字技术对劳动与休闲边界的抹平而被一并纳入资本增殖的轨道，不仅生产产品，而且再生产需要，甚至制造需要！
如果说伴随通信技术、资本扩张、世界市场推动的全球化对传统的地理空间与线性历史的观念构成冲击，进而在理论界开启了以列斐伏尔、哈维、索亚等为代表的“空间转向”，那么，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时间问题重新出场的背景下，朗西埃则对时间正义问题给出了颇有启发性的思考。“空间转向”不代表时间已经退场，不代表时间已经不需要被认真检视和讨论，相反，如同“空间转向”催生了空间正义问题一样，数字全球化时代，数字媒介技术的广泛应用，不断刷新人们对于均质、线性时间的传统认知，数字时间的可编辑性使得时间节奏以进步、倒退、重复、停滞或重叠等多种不同甚至矛盾的方式出现，技术加速、社会加速、生活节奏加速以及加速和减速的不同步，都将时间问题再次推上前台，并催生了时间正义问题。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如斯蒂格勒、罗萨与韩炳哲等人正是从“时间”出发，建构了其面向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在批判理论视野中，时间被赋予一种社会内涵，具有社会性的时间因其与资本耦合为一种超级权力而具有一种异化的极权主义的性质。与此相比，朗西埃更是将时间平等凸显为当代政治哲学的主题，将时间分配问题纳入对时间正义的考量之中，时间性的等级制度被置于时间不正义的核心。在朗西埃看来，时间并非只有横向展开的维度，时间横向展开的合理性实际上建立在一个纵向的等级制度的基础上，这一纵向的等级制度体现为两种存在于时间中的生活形式之间的区分与差异，即有时间的人的形式和没时间的人的形式。主动的人或自由的人拥有创造性的、有知识的时间，被动的人或机械的人只能拥有受限制的、重复的时间。前者拥有一定时间的主导权，有充分的时间去创造，有能力依据因果关系把握自己的时间；后者在生活中被动地接受事情发生，没有休闲娱乐的时光，也无法引导事情的发展。朗西埃对社会时间的等级性、时间平等、时间正义的复杂性的揭示，使得如何构建新的感性结构、新的共同体意识以及新的共同时间成为当代人不得不正视和面对的问题。当然，一如其之前的理论，在朗西埃这里，平等不是一种规范，而是一种方法，因此，与之前理论一致，作为方法论的平等在被朗西埃赋予本体论意义的同时，也沦为了话语政治。
“去边界化”与“机器式征服”下时间剥夺的不正义
毋庸置疑，技术和生产方式的进步，在今天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与此同时，这些进步也无可避免地遭受着“时间”这一无形法则的严格制约。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所有时间资源的分配通常要由个人加以权衡，而这一时段的时间分配则必然包含不同的时间使用类型。时间的有限性是无法超越的，人是一种时间性存在，每个人都无比“公平”地度过一天24小时的时间，这个“自然给定的事实”带来一个关乎伦理学与政治学的核心问题——“我们打算如何度过我们的时间”，这不仅仅是一个伦理问题，还是一个随着不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的政治问题。
受限于时间的有限性，资本如果想要实现进一步的增殖，只能“向内求索”——以技术的发展为工具，不断追寻单位时间内的效用最大化。技术的不断进步不仅仅促进生产力的提升，更是为资本创造了重新塑造生产格局的机遇。如果说机器的出现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参与，代表着劳动对资本的从属由“形式上”转向“实际上”；那么，数字技术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参与，则代表着劳动对资本的从属由“实际上”转向“全方位”。在这一境况下，数字技术的应用，为生产活动注入高度的灵活性和智能化，资本的生产逐渐摆脱以往刻板意义上的固定空间如厂房和车间的制约，转向一种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数字化生产环境。虚拟办公、远程工作等新的工作模式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这种灵活性为人们提供了更多自主安排工作时间的机会，然而，这同时也为工作时间的无限延伸提供了可能。工作任务和职责可以随时随地介入个人生活，人们常常在工作时进行短暂的休息，或者在闲暇时间里随时处理工作事务。这种流动性的时间观念使得工作与休闲之间的切换变得无形，难以捉摸，以提供灵活性和机动性为名，隐匿地进行着对生理活动时间和自由支配时间的侵占。
换言之，通过数字化，资本积累获得了榨取劳动力和创造价值的新的能力，在此过程中，数据及数据背后所承载的信息所发挥的价值创造功能日益凸显。以代码和软件形式出现的信息无处不在，一旦这些信息被收集机构捕捉、加工、清洗，就可立即转换为具有交换价值的数据，从而使得网络用户陷入“机器式征服”的境地，成为斯麦兹所说的“受众商品”。在这一背景下，工作和娱乐、劳动和休闲越来越无缝地消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几乎每一个网络活动，无论是有意识抑或无意识的，都成为直接商品化的实际来源。
这种直接商品化，使得劳动与资本的对立隐藏于幕后，不仅如此，伴随数字、传媒和广告等技术手段的广泛运用，资本的生产逻辑进一步深入到消费逻辑、物化逻辑、欲望逻辑等更加深层隐秘的领域，不仅在经济层面推动商品交换和市场运作，更在社会文化层面深刻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人们购买某些产品或服务，不是因为其实际的使用价值，而是购买这些产品或服务所勾连的社会地位、身份认同、文化符号等相关的符号价值，不是基于需要，而是基于被制造出来的需求和被激发出来的欲望。这种资本化的时间逻辑正在当下发生，对自由时间剥削的深化，导致劳动阶层被迫投入更多的时间用于谋生，个体的时间成为一种可被剥夺的资源，而非个体发展和实现自由的媒介。时间成为异己的存在，不适当的时间权力宰制，使得理应作为人的积极存在的“自由时间”脱离主体本身，成为一种“律令”，实现对人的压迫。
简言之，数字时代的到来提供了时间富足的潜能，但这一潜能却未能转化为个体的实际福祉。韩炳哲认为，21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由规训社会进化到功绩社会。在这种功绩情境下，“绩效考核”成为衡量个体或组织工作表现的工具，更成为资本主导的社会治理的核心要素，绩效考核的作用场域已经远远超出了日常工作的监督和激励，演变为资本权力的一种具体体现，通过规范和引导个体和组织的行为，以确保其符合资本的战略目标和治理需求。毕竟，与其费时费力地去“规训”，不如让他们自己行动起来。“它不受被否定的威胁，而是借助积极的刺激来运行。它不用‘苦药’，而是通过‘点赞’（Like）去达到目的。它向灵魂示好，而不是对它进行打击震撼，使其瘫痪。它诱导灵魂，走在灵魂之前，而不是处处与其针锋相对……它不去压迫而是去努力讨好、成全。”资本主义社会的治理手段也因此逐渐由“禁锢、命令”转向“放任、诱导”。“功绩主体不受外在的统治机构控制，没有外力强迫他工作或剥削他。他是自身的主人和统治者。因此他无须屈从于任何人，或者说只屈从于自身。”尽管已经脱离了统治机构的束缚，但这一转变并未实现真正的个体自由。相反，自由和制约几乎在同一瞬间降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交织关系。在此过程中，功绩主体沉浸于一种被强制的自由，或者说“功绩”背后的本质依旧是“规训”，自由的背后潜藏着强制，其目的仍旧在于实现最终效益的最大化。工作和效能的过度追求逐渐升级，演变成一种自由的滥用。这种现象超越了外在的剥削，因为它伴随着一种自由的感觉，使得个体在被迫从事某种活动的同时，仍然产生一种自我决定的错觉。在这一过程中，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界限逐渐模糊，施虐者和受害者之间不分彼此。所谓的自由，在这一语境下，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解脱和个体解放，而更成为一种受到功绩主体内在目标导向的权衡结果。这一权衡使得自由不再是一种无拘束的状态，而是在功绩主体所设定的目标框架内进行的一种行动选择。在这种自由与制约共生的格局中，个体在无形中加剧了对自己时间的剥削，成为自我限制的对象，自我剥削被伪装成自我实现的过程，个体的成就和价值与其在市场上的表现紧密联系，表面的“积极”背后是深度的“受迫”，深度的“不自主”，沦为深度的“消极”存在。人的全部生命时间也因此都被纳入资本统治的范围。
进言之，一旦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也被纳入资本剥削的轨道，那么，工作与休闲、劳动与娱乐之间的边界将被彻底击穿，劳动力的再生产将被置于机器式征服之下，生命本身面临时间剥夺的不正义。生命的持存需要经历时间，需要在时间经验中塑造丰富多彩的感性生活。然而，正如蒂姆·克里斯蒂安斯所指出的，机器欢迎关于我们的身体和情绪行为的数据，但它对我们自身的发泄没有兴趣。它对我们的悲伤、痛苦或恐惧无动于衷，尽管它热切地欢迎从我们的痛苦中渗出的行为过剩，它对我们的意义和动机表现出彻底的漠不关心。机器式征服下，人类生活将异化为一串串跳动的冷冰冰的数据，被数据定义、引导、规定的生活，早已与美好相去甚远。
结语：时间正义的现实指向与美好生活
如果说生产出适宜人类生存的、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化空间，是空间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人类解放和发展目标的空间化改造，那么数字时代，使得时间重归属人性，实现时间正义下的美好生活就变得至关重要。通过数字化，资本主义正在加速创造一个异化的数字空间，一种人类未能充分认识的算法逻辑，正在成为一种日益自主的、不可预测的、不可控制的力量，再加上不少网络用户与网络的互动和连接，很多时候是“迫不得已”，工作或教育的要求以及来自同侪的压力，一种罗萨所说的“害怕错过”的因素，都使得用户在进入网络空间之前，已经处于不利地位，剥夺已然发生，即数字资本主义的“预剥夺”。也就是说，在数字化条件下，积累逻辑不是先于剥夺行为，而是剥夺行为先于积累，数字的被剥夺者在平台所营造的各种“灵活”“便利”“自由”“民主”的虚幻光影下，日益失去对等级化时间分配、“机器式征服”乃至任何感知肉体痛苦的能力。
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对美好生活不懈追求的历史，正义作为社会秩序的最高规范，是阐释美好生活的关键概念。按马克思的观点，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最终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未来最为理想的社会图景，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自然也是“美好生活”的理想境界。而作为这一理想境界的核心价值理念——每个社会成员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实现则必然包含一个前置性的条件，即“时间正义”的达成，个体的一切行动和实践只有在时间的维度中才能实现，时间正义也就成为实现“美好生活”的必要前提与现实基础。因此，只有深入剖析“时间不正义”背后的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明晰“时间正义”的现实指向，才能摆脱“时间困境”，实现“时间解放”，个体才能真正拥有自主支配的时间来追求自身的发展和幸福。
首先，超越私有制所造成的人的片面性存在，才能真正实现人对闲暇时间的平等拥有，进而实现对自身本质的全面占有。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技术与资本的合谋，进一步加强了资本霸权对人的控制，马克思所界定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生存方式，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演变成“以物的支配性为基础的对人的束缚”。唯有超越私有制，消除资本主义这一客观体系永恒不变的神话，才能为技术发展赢得更为广阔的真正属人的空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数字技术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为提高社会整体生产水平提供了重要支撑，为释放生产力潜能、重塑时间的平等化、恢复时间的解放潜质提供了基本条件，为“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提供了现实基础，由此，每个社会成员拥有自己的闲暇时间，进而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就成为可能。
其次，“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要推进时间资源公平合理分配，实现自由时间分配的人本转向。更关键的是，时间资源的公平分配在于自由时间的公平分配，自由时间是人类自由个性与个人潜能得以实现的重要场域。但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游离”出来的时间被资本以及资本家无偿占有，社会的不平等结构剥夺了部分群体实现个人潜能的机会，限制了他们的发展空间，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自由和发展。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的发展应当是所有人的发展，不是少数人的发展，“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中所应承担的部分推给别人”，在这种条件下——每个人“各尽所能”——单个个体所承担的劳动时间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缩短，每个人自由地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所获得的自由时间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增长，自由时间才能实现由“属资性”到“属人性”的真正复归。
最后，要激发主体“时间自主意识”的觉醒，消弭不同时间使用类型之间的对立，进而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状态。随着科技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快的节奏使个体常常“疲于奔命”“无暇他顾”，人被动地服从于资本的需求，“非劳动时间”也作为资本循环中“价值完成场所”而存在，个体无法有效利用时间来追求自身的内在需求和发展。马克思指出：“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役畜。”时间不仅是一种被动的资源，更是个体主动塑造生活的关键工具，只有激发主体“时间自主意识”的觉醒，以此审视自己的生活，才能更明确地感受到自身生命活动的真实表现形式，重建时间与个体发展之间的有机联系。
伴随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人类的全球化进程日益呈现出数字全球化的特征，无边际的网络空间，即时性、当下性而非历史性，碎片化、离散化而非共同性、整全性，对传统中的美好生活理解框架构成冲击。社交媒体和数字媒体的爆炸性增长，使得共同利益更加难以界定。正义作为社会秩序的最高规范，是阐释美好生活的关键概念。数字全球化时代，更需要对正义做出跨国思考，以阐释推进数字化时代有关美好生活的理解。数字化时代呈现出种种悖论：更多的数字连接与更少的人际互动，更多的数字化与更多的分离，更加强调技术中立和速度、效率至上的数字工具主义与丧失道德目的的更加手段性的生存，使得人们陷入电子忙碌的疲惫之中。如果说“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曾引发人们对于目的和手段之间何者更为优先的争论，那么，数字时代，人类面临的更为严峻的问题则是目的本身的消失。在构建专业的数字化机械系统过程中，公共生活中的道德律令已经被消除殆尽。与技术价值无涉基本观点相反，现实是不断扩张的技术手段，日益疯狂的对利润的追逐，甚至以牺牲道德承诺为代价。数字时代的工具主义正在使人们在时间和空间上日益脱离人类的栖息地，把人们从冥想的“栖居”推向狂热的“做事”。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占有的高度集中以及日益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促使西方左翼思想家纷纷加入以“正义”为焦点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分配正义、承认正义、差异正义的理论诉求纷纷出场，伴随数字时代加速社会的到来，越来越呈现出“稀有资源”属性的时间被推向理论探讨的前台。数字全球化、跨越国界的媒介技术，使得时间的剥削性、等级性、压迫性具有跨越国界的非正义内涵，由此，时间正义的探讨必然不能局限于资源分配层面，相反，恢复时间的属人性、平等性、解放性，更需要在一种批判性正义的视野中彰显。从对非正义的反思出发思考正义问题，就使得正义不再仅仅意味着公平分配物质性的资源，而更要被理解为一种对压制他者、忽视他者、对他者进行边缘化和对他者进行规训的权力现象的消除。马克思的正义批判导向的是人类解放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对马克思正义批判精神的根本遵循无疑可以为数字时代的美好生活提供使命和依据。依据马克思的正义批判理论，时间正义必然应致力于消除资本、技术、权力结合形成的“超级权力”所带来的剥削、等级支配和压迫，释放其平等化、解放的潜质，消除人类解放的种种障碍，真正实现“每个人闲暇时间的拥有”，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美好生活，促进全人类共同福祉和人类整体的文明进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帝国主义批判与国际数字治理中的中国话语权研究”（项目号：23&ZD014）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