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数字资本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在数字技术革命背景下演变而生的新形态。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数字平台的垄断性数据收集、数字垄断改变了垄断利润来源和垄断模式；数字圈地和算法控制推动了数字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张；数字信用制度提高了资本利润率。数字帝国主义国家的数据殖民威胁发展中国家的数字主权，将扩大数字鸿沟，加剧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垄断激化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数字劳动隐性化与数字空间扩张加大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数字信用制度强化资本剥夺。展望未来，西方国家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驱动深化将加剧劳动异化，并可能引发新的危机。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 数字帝国主义 数字垄断 数据殖民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深刻变革，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数字化革新。数字技术的应用重构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循环中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资矛盾，世界市场空间得以扩张。然而，数字技术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当代西方国家数字资本主义不仅会加剧劳动异化与发生经济危机的风险，而且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根源。
当代西方国家数字资本主义的特征
数字资本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在数字技术革命背景下的新形态，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其以数据、算法、平台和网络为关键生产要素，重构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运行逻辑，通过数据商品化、平台垄断和算法控制实现资本增殖的全球化积累。当代西方国家的数字资本主义呈现如下特征。
第一，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数字平台进行垄断性数据收集。数字时代，数据成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同等重要甚至更为关键的生产要素。数字技术的发展使数据的收集、存储、分析和应用变得更加便捷和高效。用户数据蕴含着丰富的信息，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挖掘和分析，企业可以精准把握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和行为模式，从而优化生产、销售和服务流程，提高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购物平台通过分析用户的购物历史、浏览记录等数据，能够为用户精准推荐商品，提高用户的购买转化率；各大应用平台通过收集用户数据精准进行广告投放，为广告商带来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数据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和实现价值增殖的核心资源。在全球数字经济领域，以美国谷歌（Google）、元宇宙（Mata）、苹果（Apple）等为代表的西方大型数字企业，依托其覆盖全球的广泛影响力与规模庞大的用户群体，实施具有垄断特征的数据收集行为。当用户使用此类平台提供的服务时，数字平台通常借助多样化的服务条款与技术工具，以强制要求或间接诱导方式，获取用户对个人信息收集的授权许可，所涉及的信息范畴涵盖用户姓名、年龄、性别、实时地理位置、兴趣偏好及社交网络关系等多维数据类型。
从具体实践看，社交平台元宇宙在用户注册环节即设置大量个人信息填报要求，且在用户后续使用过程中，通过技术手段对用户的浏览轨迹、点赞操作及评论互动等行为进行实时追踪，进而完成用户数据的收集与积累。谷歌旗下的搜索引擎、地图服务及电子邮件系统等多元业务板块，同样在服务运行过程中不断开展用户数据收集工作。此类西方数字企业通过上述垄断性数据收集模式，逐步构建起规模庞大的用户数据库。该数据库不仅实现用户信息的系统化存储，更为平台开展数据挖掘分析、推进商业化应用开发等核心业务奠定坚实的数据基础。
第二，数字垄断改变垄断利润来源和垄断模式。进入21世纪，智能化、信息化的发展催生了继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之后第三种占支配地位的新型资本形态——数字资本。数字资本的出现并没有减少资本集中和垄断的发生，其虚拟性、可复制性的特点反而使竞争进一步加剧，渗透进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
数字平台垄断是数字垄断的典型模式。与传统垄断相比，数字垄断的利润来源发生深刻变化。数字平台的垄断收入包括平台交易抽成和广告收入等，平台交易抽成所获佣金与传统垄断定价方式相同，而广告收入从根本上改变了垄断资本的利润来源。具体而言，数字平台获得广告收入，并不是通过垄断定价，而是通过垄断数据。数字平台具有网络外部性，即平台用户越多，产生的数据越多，越能满足用户获取信息数据的需求，从而进一步增加用户数量。此时，规模越大的平台拥有的用户数量越多，较小的平台则被市场淘汰，最终导致几家大规模平台垄断整个数据市场，广告商只能购买这几家平台的数据商品。为吸引消费者注意，广告商不得不进行竞争性出价。因此，平台的广告收入越来越高，获得高额垄断利润。
数字垄断不仅不再局限于价格竞争，还利用数据垄断优势采取各种类型的垄断策略。一是数字资本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合谋，实施交叉垄断。就数字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来看，传统产业借助数字技术实现转型升级，提高了产业资本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工作效率，加快资本周转速度和扩张速度，进而提升产业资本的垄断速度。就数字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来看，庞大的数据信息介入金融服务平台，提高金融服务效率，降低运行成本，进一步扩大了金融垄断的规模。二是数字垄断借助数字技术，实现跨部门垄断。数字平台借助其拥有的用户体量，向用户提供新产品，从而快速进入新领域，获取市场份额。平台通过跨界进一步扩大用户规模，强化垄断地位，实现在不同市场的垄断。三是数字垄断采取数字卡特尔行为。在数字卡特尔协议下，数字平台可以利用算法模糊定价规则，展开价格垄断，通过监测数据来监控卡特尔协议的实施。
第三，数字圈地和算法控制打开数字资本主义的扩张空间。数字资本家改善了劳动者的工作环境，数字空间扩大了资本市场。数字资本家不再派专人监督劳动，“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这种资本家不在场的生产和工作环境，使劳动者获得一定的自主性，是社会发展中个人进步的表现，同时缓解了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数字资本家以绩效成果为考核标准，即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工作，劳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工作时间。虽然时间具有相当大的弹性，但这种弹性时间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剥削手段，是数字资本家将工作边界模糊化，让劳动者在看似自由的时间里，不自觉地延长劳动时长、透支劳动精力，最终为资本创造更多剩余价值的举措。
当前，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帮助资本家打开了数字空间这一新市场。数字空间是指由数字技术驱动、以数字化基础设施为底层架构、以数据和算法为核心要素，贯通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经济空间。数字资本向数字空间扩张的方式主要包括数字圈地和算法控制。基于此，数字资本掌控数字空间中的生产和生活关系，将个体捆绑在数字茧房之中，个体必须按照数字资本主义所确立的运行规律进行无休止的数字生产。
第四，数字信用制度提高资本利润率。进入数字化社会，大数据的兴起和快速发展以及数字平台的应用推动信用体系发生数字化转向。资本利用数字化信用体系，加快了生产、扩大了市场规模，电子支付体系的生成对消费行为产生显著的加速效应，进一步缩短资本周转时间，提高资本利润率。一方面，传统企业、金融机构、平台企业运用数字信用体系实现共赢。传统企业拥有核心主营业务，并获得一定市场份额和市场预期，而市场份额的大小代表企业的实力与经济交易能力。基于此，市场交易主体形成关于此企业在未来或某一空间领域的市场预期。传统企业为获取交易机会和企业收益，利用股票发行、资产负债（银行信用）、应付账款（商业信用）等信用方式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量货币资本，用来购买平台企业的用户流量，以扩大销量、促进生产，进而扩大自身市场份额、提升市场预期。在此过程中，企业的信用、平台的用户和流量均得以变现。信用变现带来的收益强化了企业的市场预期，进而提高信用和市场估值，为企业带来高收益，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基于对未来的预期，企业、金融机构、平台等市场交易参与方通过信用开展下一轮合作，从而实现“信用—流量—盈利”的循环。另一方面，平台企业利用数字信用体系牟取利益。其一，平台企业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和流量，用户在平台上的操作为其留下大量信用数据，这些数据被企业用于市场交易，从而获取收益。其二，平台资本家借助其掌握的信用数据和数字技术制定平台信用规则，使其自身处于规则链的顶端，支配着用户。此时，平台资本家通过对用户和劳动者展开无止境的剩余价值剥削来实现资本积累。
当代西方国家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
当代西方国家数字资本主义在数据殖民、数字垄断、劳资关系、数字空间扩张、数字信用体系等方面实现变革与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发展，改变了无产阶级的斗争条件，看似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实则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资本主义陷入新的危机。
第一，数据殖民威胁发展中国家的数字主权，加剧全球数字经济不平衡。由于数据资源的单向流动，发展中国家往往成为数据的输出方，大量用户数据被西方跨国科技公司窃取并带回其母国。这些数据经过加工，变成高附加值的数字产品或服务，再卖回发展中国家，形成新的“中心—边缘”依附关系。这种数据殖民严重威胁发展中国家的数字主权。数字主权是国家主权在数字领域的延伸，包括对本国数据资源的控制权、数字技术发展的主导权以及数字空间治理规则的制定权等。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数据殖民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大量数据资源被外国企业和势力掌控，其对本国数据的控制权受到削弱。同时，由于在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发展上的滞后，发展中国家在数字空间治理规则制定方面缺乏话语权，不得不遵循由数字帝国主义国家主导制定的规则，这将进一步损害发展中国家的数字主权，使其在数字时代的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及相关部门提出了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倡议、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倡议、全球数字友好倡议等一系列主张，致力于打造数字命运共同体。
数据殖民加剧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数字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数据殖民获取大量的优质数据资源，为其数字企业发展提供强大支持，使其在数字技术创新、数字产品研发和数字市场拓展等方面占据优势。美国的数字企业凭借海量数据，不断优化算法、开发更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推出更具竞争力的数字产品和服务，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领先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由于遭受数据资源掠夺，数字产业发展缺乏数据支撑，在数字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中面临重重困难，与数字帝国主义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态势愈发明显，不可避免地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鸿沟。
第二，数字垄断加剧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矛盾。数字化时代，垄断组织间的竞争机制仍然存续，导致资本的进一步积聚。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而且中小型企业与垄断组织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对抗性矛盾更加凸显。
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垄断扩张到数字平台，对数据的大规模掌控由此展开。此时的数字垄断不仅更具隐秘性，而且能够强化其对市场的控制力度，打压并收购中小型企业，掠夺中小型企业的市场，从而推动数字资本进入寡头垄断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垄断部门大幅提高社会资本流入的门槛，导致投资需求不断下降；数字寡头垄断推动零工经济进一步发展，而发达零工经济又导致劳动者收入不稳定，劳动者为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往往选择降低消费，进行更多的储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降低，加剧资本积累和市场不足的矛盾，增加发生经济危机的风险。同时，数字资本的跨界垄断同样加大发生经济危机的风险。数字资本借助其在某一行业的垄断地位，利用原本的市场，能够快速扩张至其上下游产业，展开市场竞争，帮助其实现更大规模的扩大再生产。生产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加剧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加大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尽管在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形成了新的垄断手段和垄断模式，但这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本身的剥削性和掠夺性。“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数字垄断非但没有消灭竞争，反而使平台企业之间的资本竞争愈演愈烈，竞争方式也越来越多。平台企业之间形成“金字塔式”竞争结构，小型平台企业和新兴平台企业依托起主导作用的大型平台企业，大型平台企业凭借其构建的平台体系，确保自身长期处于垄断地位。由此可见，“数字化时代只不过是让资本主义的矛盾完成了现代化而已”，数字资本的扩张与垄断并未缓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仅如此，数字资本主义面临新的结构性矛盾，长此下去，终将导致其发生新的危机。
第三，数字劳动隐形化，数字空间扩张加剧经济危机风险。当下，数字资本家采取各种措施改善劳动者的生产环境和生活环境，目的是巩固其垄断权力。然而，新型数字劳动形式并没有消除异化，而是隐藏了其剥削本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仍然存在。
从监控方式转变看，资本家对劳动者仍然实行严密控制，只不过由台前转移至幕后。数字经济时代，资本利用互联网强大的痕迹保存和数据处理能力对劳动者进行监控，监控手段从以前的依赖人力转变为依托智能化监控设备，包括摄像头和可穿戴智能设备等。利用数字化监控技术，资本家不仅能够追踪互联网用户的日常生活，还能监控和操纵用户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这种全方位的监视给用户带来无形压力，使劳动者精神紧张、身心俱疲，如果能够离开这种压迫性的劳动环境，“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从工作方式看，劳动者仍然处于资本家的剥削下，休闲时间和空间也转变为资本剥削的场域。当劳动者工作的时间和空间不再固定时，劳动和休闲的界线就会变得模糊，从而实现资本将劳动充斥在大众生活的每个角落、最大限度吸纳劳动者自由时间的意图。由此，劳动者的休闲娱乐过程将变为数字资本家进行剩余价值创造的过程。数字资本主义既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雇佣劳动制度，也没有动摇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
资本家为了转嫁国内矛盾，不断开拓海外市场。发达数字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占据数字空间，限制数字边缘国家数字能力的提升，从而获取更多数据和更大数字空间。基于这种数字空间霸权，发达数字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数字殖民和数字掠夺，对数字边缘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实施全面控制。为缓解本国的经济危机，发达数字资本主义国家向数字边缘国家进行数字资本输出、数字垃圾倾倒等，导致数字边缘国家爆发数字危机，但由于数字空间的交互联通性，这些数字危机又逐渐转移到发达数字资本主义国家。发达数字资本主义国家的数字空间霸权，以及对外转移数字危机的手段，不但无法缓解其固有危机，而且会扩大发达数字资本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数字鸿沟，加剧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引起数字边缘国家的强烈反对。
第四，数字信用制度强化资本剥夺。信用制度关系的普遍发展，使资本家拥有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这些“新的金融贵族”生产出“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种投机交易导致资本集中，引发更大规模的资本剥夺。
信用体系在数字化时代改变的只是形式而非本质，其在推动社会闲散资本的积聚过程中，加快了资本集中和流动速度。传统企业借助数字平台企业积累的大量社会信用，依托杠杆作用，提高自身价值，降低投资风险，促进资本进一步集中，从而获得更多支配他人财产的权力，而资本的贪婪本性必定会驱使资本家利用这种权力展开对劳动者的剥夺。恩格斯指出：“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实行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而且最后是要剥夺一切个人的生产资料。”就数字平台来看，其作为平台规则的制定者，要求用户必须在“用户条款与隐私协议”一栏中勾选“同意”才能使用平台，基于这一不平等用户使用协议，平台得以剥夺用户的数据资源。此时不管是传统企业资本家还是平台企业资本家，都获得了支配他人资本和财产，进而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这种以信用为基础的剥夺关系，并没有否定私有制，也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对抗性矛盾，甚至在某种形式上加剧了这种对抗，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式微。
与此同时，平台企业的流量累积、金融化中的信用机制以及预期提升企业估值之间的循环运动，使货币资本与虚拟资本通过和平台流量的融合得到强化，并进一步演化为虚拟流量资本，引发资本无序扩张，威胁实体企业的生存，加大生产性危机的可能性。
当代西方国家数字资本主义的基本趋势
对当代西方国家数字资本主义特征及本质的论述，有助于把握数字资本主义的走向。当前，西方国家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与困境日渐显现。
一、数字技术驱动的深化导致劳动异化加剧
数字劳动不仅“参与”资本增殖，还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和加速循环的重要一环。数字资本主义的“平台剥削”以技术创新为外衣，实则是资本逻辑在数字时代的新形态，其运作机制仍印证着《资本论》中劳动价值论与剥削理论的深刻洞见。平台经济通过构建数字生态系统，将用户的日常行为转化为“数字劳动”——用户浏览页面、发布内容、社交互动等，不仅为平台生成海量数据，更通过数据挖掘形成精准算法推荐系统，提升平台的广告价值与用户黏性。这些数字劳动创造了巨大价值，却被平台以“免费服务”的名义掩盖其剥削本质，用户既未获得相应报酬，也丧失了对自身数据的控制权，沦为“产消合一”的被剥削者。算法管理则进一步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如平台通过算法设定工作指标、分配任务、评估绩效，将劳动者的行为精准量化为参数。这种“算法霸权”使劳动过程更趋异化：劳动者失去了对劳动节奏的自主掌控，沦为算法指令的执行者，劳动的强度与时长以平台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平台剥削”的本质仍是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掠夺：用户数据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剩余价值”，其生产过程被隐藏在“自愿参与”的表象下；算法管理则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在数字领域的深化，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劳动强度与效率。这些现象表明，数字资本主义并未超越《资本论》揭示的资本逻辑，只是以更隐蔽的方式延续了剥削的本质。总之，数字劳动通过“有酬劳动+无酬劳动”的双重路径，深度嵌入资本增殖循环，使数字资本在技术外衣下攫取低成本、高倍数的剩余价值，其以更加隐蔽和高效的方式再次验证了“资本吮吸活劳动”的铁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自动化的发展，资本家为提高利润，必然要扩大资本的有机构成，这或将导致结构性失业，加剧社会不平等。
二、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
由技术创新、信用扩张、世界市场合成的“三重助力”，推动资本主义依次经历着从“商品货币化”“货币资本化”到“资本金融化”“金融虚拟化”再到“虚拟符号化”的资本“五化”过程，促使经济危机由产业危机和金融危机向结构性危机，乃至向系统性危机演变。数字资本将进一步侵入虚拟空间，创造新的消费和剥削场景。资本金融化、虚拟化趋势导致经济空心化，暴露出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如过度依赖金融投机而非实体经济）。而当前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空心化、虚拟化趋势，数字泡沫破裂（如加密货币崩盘）等进一步揭露了当代帝国主义的腐朽性。数字化剥削加剧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性与全球资源、生态环境有限性的矛盾，威胁人类可持续发展。近年来网络技术快速发展，西方国家数字经济的繁荣，又导致了实体经济的萎缩。实体经济的萎缩加之金融政策的放松，致使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严重依赖金融业。金融资本一方面通过贷款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资金支持，促进生产和消费的增长；另一方面通过各种金融产品，如债券、股票、期货等来获取利润。然而，过度的信用扩张导致资产泡沫的形成，一旦市场波动，泡沫破裂，易引发金融危机。同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不完善之处，如金融监管不足、市场竞争规则不完善等，这些制度性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经济危机发生的风险。
可见，当代西方国家数字资本主义表现出逐利性、垄断性、掠夺性、扩张性、不平衡性的特征，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本质未变。具体而言，当代西方国家数字资本主义受资本逐利性驱使，为追求资本增殖、利润最大化，一方面试图实现最大程度的垄断，生产和资本日益集聚在垄断寡头手中；另一方面不断进行剥夺性积累，掠夺落后国家和民族的资源，进行扩张，图谋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控制。
结 语
当代西方国家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国际垄断阶段，在全球范围内放大和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数字资本主义以数据、算法、平台和网络为关键生产要素，深度重构了资本主义政治运行规则、经济增长模式和社会互动逻辑，催生了平台垄断、数据商品化等现象，但这些变化并未消解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基本矛盾，反而通过算法监控、零工经济等形式加剧了劳动异化，同时数据集中化、平台关联性也放大了系统性危机的传导风险。从长期发展来看，西方国家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如数据权属分配、算法控制权垄断）与数字生产力的创新需求相冲突，将成为制约其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障碍。
【本文是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帝国主义本质研究”（项目批准号：23&ZD327）的阶段性成果】
贾淑品，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当代世界》2025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