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由在马克思总体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马克思透过浅层的自由表象，从深层本质上批判性地回答了资本主义为什么是不自由的。依据唯物史观，可以发现数字资本主义自由即监控、自由即剥削、自由即肯定和自由即危机的自由辩证法演绎的逻辑悖论。社会主义所追求的自由是驾驭、超越资本逻辑和没有剥削压迫的自由，是每个人在共同体中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同时社会主义真正自由的实现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 数字资本主义; 监控;剥削; 悖论; 自由辩证法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不自由真相的揭露和批判，指认出资本主义的自由实质是资本的自由，是资本进行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和自由剥削的自由，是资本个性的自由，同时也是劳动者和广大无产阶级普遍的不自由。自由不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与现实物质力量割裂开来的虚空观念。自由根植于现实的物质利益和生产关系之中，因而对自由幻象的批判也必须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利益和生产关系的内在机理，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揭示出资本主义为什么是不自由的。
一、资本主义为什么是不自由的?——马克思的批判与回答
“现代国家、即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建立在劳动的自由之上的。”[1]223因此，对“劳动”和“劳动的自由”的批判性考察就成为马克思透视资本主义自由的重要棱镜。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作为“类存在物”的本质特征以及人与动物相区别的高度来剖析劳动和自由劳动的关系，进而展开论述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是否自由的重要议题。马克思认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彰显出人的类特征。[2]53人是类存在物，有意识的对象化生命活动对于人而言就是“自由的活动”,而有意识的、自由的对象化生命活动也是“人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相区分的本质属性。动物的活动拘泥于自身的基因代码，受制于自身的生命本性，只能进行基于自身直接需要的片面活动。人的特征却在于超越自身直接需要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两者的区别在于“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53“种的尺度和需要”以及“美的规律”是人的活动达至自由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对自由劳动的内涵阐述和维度解析，为其考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由劳动和批判异化劳动奠定了前提基础。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由首先是劳动的自由。这里的“自由”是指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的，因而可以自由支配自身和把自身当做劳动力商品进行出卖的自由。自由的前提首先是“自由的失去”,即失去任何可以和自身劳动相结合的必要生产资料。因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的自由”与“自由的失去”和“一无所有”是同义语。因为“一无所有”,因而这里的自由只能是被强制“出卖”的自由。当然，“自由的工人”有进行选择主人(资本家)的自由，“工人只要愿意，就可以离开雇用他的资本家，而资本家也可以随意辞退工人”,[3]19对于单个的、一定的和特殊的自由工人而言，他所面对的买者也只是独立的“某个特殊的资本家”,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有选择和任意行动的广阔余地，因而有形式上的自由的广阔余地”。[4]114但是，个别对个别、特殊对特殊的形式上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实质上的自由，因为自由的工人始终“是以出卖劳动力为其收入的唯一来源的，如果他不愿饿死，就不能离开整个购买者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工人不是属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3]19因此，工人自由选择的背后是别无选择的不得不选择，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以外，自由的工人两手空空，不选择就不能进行生产和生活，而选择范围也决不会跳脱出整体的资本家阶级。
当然，如果只是单纯停留在商品流通和交换的领域，形式上的自由至少还能以其虚假的面貌遮蔽一部分现实，蒙蔽不明真相的人们，“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5]204也就是说，交换的顺利进行并不依靠武力威胁或者暴力剥夺，而是取决于双方对彼此的迫切需要和交换的自由意愿。但是，这种买卖的自由只是浅表的和形式上的，在这一表面自由的背后和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6]202在交换领域的反面——生产领域，就会发现完全不同的异景，“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5]205在“台前”,我们看到的是表面上权利平等和实行等价交换的商品所有者，在“台后”,真正进行的却是资本家不支付等价物而无偿占有工人的劳动产品，这说明商品的所有权规律正在悄然被转化为资本的占有规律，这才是等价交换和表象自由背后最大的事实和真相。对“贫穷的自由人”而言，自由只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资本权力所应允的劳动自由。因此，面对资产阶级自由观念的兜售，马克思告诫人们：“不要一听到自由这个抽象字眼就深受感动!这是谁的自由呢?……这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7]757工人在资本的压榨下，其自由自主的劳动扭曲和变形为强制压抑的异化劳动。在异化劳动中，一方面，自由劳动异化为“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2]56另一方面，绽放自由生命和释放本质力量的自由自主的活动异化为生命的干瘪牺牲和本质力量的抽取丧失，目的降格为手段，“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2]54结果，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感到的不是自由、肯定和幸福，而是折磨、否定和不幸。在劳动结果中，劳动收获的不是财富、完美和力量，而是赤贫、畸形和无力，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由“只不过是奴隶制的改变了的形式”。[8]
当然，工人还是能够享有一定的自由的，自由竞争就是工人享有的一种最大的自由。对于工人之间的自由竞争，资本不仅不禁止，反而总是想方设法地鼓励和激发。为此，资本家不断扩大新机器的应用范围，不断制造相对过剩的劳动力人口，并将劳动力分割成在役军和后备军两部分，用庞大的后备军队伍不断威逼在役军“心甘情愿”地过度劳动，同时用在役军的过度劳动强化后备军的“无事可做”,[5]733由此形成自由劳动者之间激烈的内卷竞争，并把劳动者工资降低到没有就不行的最必要程度。自由劳动者内卷竞争的受益人和获利者无疑是资本家，而不是劳动者个人，劳动者越是深陷在自由竞争的幻觉中，就越是深受无法挣脱的资本无声力量和关系的操控。因此，所谓“自由竞争就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自由发展，就是资本的条件和资本这一不断再生产这些条件的过程的自由发展”。[4]179资本的权力和统治，作为自由劳动者自由竞争的前提，也在这种自由发展和自由竞争中不断累积和壮大，资本利用工人之间自由的内卷竞争稳固自身的统治优势，加强自身的统治地位，扩张自身的统治收益。因此，个体自由和自由竞争只是资本自由包装后的另一种表达，只是资本推动自身增殖和扩大自身统治的隐蔽又巧妙的说辞。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的批判性解析是遵循从浅表到深层机理的推进逻辑的。在其浅表层，我们能够看到形形色色看似自由、平等的形式，但是，深入到资本关系层面，探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机理和深层本质就会发现，自由和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形式的自由和实质的不自由形成强烈的反差，“自由劳动”的本质是“雇佣劳动”,“劳动自由”的实质是劳动者的“自由竞争”,所有自由的内容和形式都必须在资本允许和限定的范围内。不管不自由有多么曲折迂回的表现形式，也不管资本对不自由进行了怎样的精雕细琢，“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7]756这种不自由就一直存在。自由程度的变化和自由形式的伪装不会从根本上撼动和改变这种不自由的结构和实质。
二、数字资本主义的逻辑铺设与自由悖论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层面讨论了自由劳动、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和个性自由等问题，认为自由只是资本剥夺的隐蔽表达，资本自由的限度限定了自由劳动、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和个性自由的范围，形式和表象自由的背后是现实的实质不自由。通过批判性分析，马克思洞察到一种无产阶级的不自由结构，将资本主义现实的不自由原因归结为资本的社会关系和资本—劳动的剥削关系结构，因而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和实质。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在数字时代的现实发展和逻辑顺延，这种发展轨迹的连贯性和内在逻辑的一致性表明，资本主义的“核”并没有变，只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治理技术得到了升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为我们洞悉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自由本质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支撑。
尽管资本仍然是主导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的决定关系和主导逻辑，但是，由于资本关系的历史演进和数字技术的强力加持，资本的权力技术也越来越完善化和精明化，表现为资本统治的隐秘化和自由化，资本“不仅不反对自由，甚至可以将自由为己所用”,[9]20并在自由之名的遮蔽下生发出诸多统治的新手段和治理的新范式，对于新的治理手段和治理技术，我们需要在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解蔽和本质揭示。
1.自由即监控
监控是资本主义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马克思生活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离不开资本家的全程监督和全面控制。在结合和协作的社会劳动过程中，资本家的指挥和调配是劳动生产顺利进行的前提。由社会劳动的性质产生并与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相一致的管理和指挥职能，同时也成为资本家的控制权力和统治权威。由于上述管理过程和内容的二重性，可以说，“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5]385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描绘出一幅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反讽图，资产阶级十分喜欢分权制和代议制，但在工厂法典中却确立了对工人的独断专制。[5]488由于劳动过程既是资本家最大限度利用和消费劳动力商品的过程，同时也是最大化节约生产资料和生产费用的过程，因此，资本家进行全面监视，就是为了“使劳动正常进行，使生产资料用得合乎目的，即原料不浪费，劳动工具受到爱惜，也就是使劳动工具的损坏只限于劳动中它被使用时损耗的必要程度”。[5]216在“鹰眼式”的全面严苛的管理中，工人的任何动作都逃不开资本家的眼睛，劳动的动作安排、速度节律、协调合作甚至吃饭休息的时间都被严格限制，资本的权威杜绝工人的任何自由主张和自由活动。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尽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不变，但监督和控制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不“以侵犯自由为目的”,[10]85反而使自由为数字资本所用，与分散化和自主化的劳动形式相适应，监督和控制也变得灵活和隐匿。具体而言，数字技术赋能改造了劳动组织形式，它使工作和生活方式越来越具有自主性特征，移动工作、协同工作、灵活办公、基于平台的创业、虚拟协作、远程工作、数字游牧等趋势，被认为将生产力与自由联系起来。作为回应，监视和控制正在变得移动、灵活、普及和无限。两者之间形成了一幅反差图景：一方面是更大的自主性、透明度和协作性；另一方面是更好的控制，不透明和竞争。自主和控制将始终交织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中。[11]而且，在数字时代，“社交媒体与全景监视并无太大区别。交际和商业合而为一，自由与控制不分彼此”。[10]84比如，在社交媒体的台前，个体拥有名义上最大限度的自由，因为包括谷歌(Google)和脸书(Facebook)在内的监控资本主义的大亨们的服务并不收费，你可以进行在线测试或从谷歌在线游戏市场下载应用程序并免费使用。数字技术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诸多便利，它将人们从时间、空间、边界和制度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人们可以通过网络电话(Skype)、脸书(Facebook)和谷歌邮箱(Gmail)与千里之外的人交流，通过谷歌街景访问地球另一边的地方，通过推特(Twitter)知道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自始至终，视频网站(YouTube)、流媒体网站(Netflix)和照片分享网站(Pinterest)提供了无数种娱乐方式，甚至不需要去任何地方，人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大多数人都能负担得起的设备。因此，在数字化的今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他们拥有完美的自由。但是，天下不可能有免费的午餐，台前的完美自由是以幕后的严密监控为条件的。在幕后，监控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自由的毁灭和终结，免费下载使用的应用程序和装置同时也是传感器和驱动器。这些传感器记录人们的活动并拼凑出其行为的零碎信息，预测和引导他们未来的行为。驱动器的目标是通过“推动”人们选择与监控资本家的利益相一致的结果，将这些信息转化为利润。随着这一系统的发展，它对人类自由构成了威胁，个人不是自主和自我意识的个体，而是可编程和可预测的“发条”实体。而且，监控资本主义鼓励个人自我表现，并为此广泛传播技术手段。真实性的自由悖论在于，人们使用数字工具进行交流和自我表达越多，他们留下的“数字碎屑”就越多，这些“数字碎屑”被用来将他们作为木偶，使他们受到不同的信息“轻推”和暗示。[12]“原来自由即监控”,[10]85监控越严密，则人们越自由，人们越自由则越不自由，这就是数字资本主义监控的自由悖论。
2.自由即剥削
剥削最初是以资本赤裸裸的强制的过度劳动为基础和表征的，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面，绝对延长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是提高剩余价值率的不二选择。马克思深刻描绘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两种生产图景：一方面，资本对剩余价值无极限的绝对追逐必然使其将成本转嫁到劳动者身上，绝对追求剩余价值要求绝对贪求和剥削剩余劳动，这种毫无节制的贪欲不断冲击和挑战劳动者的生理极限和劳动者工作日的社会道德底线。更有甚者，掠夺工人自由呼吸新鲜空气的时间、克扣劳动者吃饭休息的时间，想方设法把一切时间全部转化为生产时间，都是资本采取的最直接也是最盲目的做法。工人完全沦为与生产资料无异的工具和机器，让工人吃饭和不让工人死亡与给机器上油和不让机器卡停是一样的。[5]306这种强制性的压迫和剥削，为资本打造了驯顺的身体和空洞的灵魂。但是，有限的增殖条件和无限的增值欲求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即便过度劳动已经远远超出了劳动者生命承重的极限，缩短了劳动者的寿命，却仍然无法满足资本价值增殖的无限渴求。
进阶到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的组织形式和剩余价值的生产都发生了变化，“互联网平台的组织架构使传统的大工业生产条件下同一时间、同一空间、‘皮鞭加大棒’的过程集中和可视监督让位于相异时间、不同空间、‘胡萝卜加绩效’的过程分散和隐匿监督。它在不改变和撼动工资资本的基础上，确保了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劳动质量，同时节省了固定资本投资和劳动管理的费用”。[13]互联网平台不仅起到了无实体规模化连接的作用，而且还重塑了崭新的工人地位和打造了自由的光明形象，它将工人塑造成企业主，塑造成自己企业的自我剥削者。[9]7对于“自雇者”和“自我企业主”来说，“他无须臣服于一个剥削和约束自己的‘他者’,因而是自由的劳动主体”。[14]数字剩余价值生产的出场，还使传统外延式的剥削让位于新型内涵式的剥削，使驯顺的身体让位于自由的灵魂，使强制性的过度劳动让位于“纯然‘自发的’过度劳动”,[15]最重要的是，数字资本还发明了一种将“自我优化和征服、自由和剥削”合而为一的“自我剥削的形式”。[9]37,38与外在的他者剥削相比，这种向内的自我剥削不再以“你必须顺从”的强制面貌出现，而是改穿“你要自由和幸福”的外衣。在这里，剥削与威胁和压制脱钩，权力与放纵和引诱捆绑，“迫不得已的他者逼迫”让位于“心甘情愿的自我剥削”,剥削的狡计使消极否定和自我剥削伪装为积极肯定和自我完善的华美形式，“自我实现，实现至死。自我完善，完善而亡。新自由主义的统治藏身于幻想中的自由背后”。[16]57实践证明，自我强迫和自我剥削的效率和强度比他者剥削的强度和效率高得多，甚至还使剥削“伴随着一种自由之感。功能主体听命于一种自由意志的、自我生成的约束。这种自由辩证法也是监控社会的基础”。[10]82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者的自由程度越高，自身遭受的剥削也就越高，个体越自由，数字资本也就越富有。
3.自由即肯定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时代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交换价值的齐一化和同质化，即“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6]106,107这种交换价值的齐一化和同质化在数字时代恰恰以多元化和多样化的个体自由活动的形式呈现出来，它促成了自由的、全景敞示的“透明社会”的形成。
数字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是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的深度媾和，两者合力共同形塑了一个商品化、同质化、数量化和赋值化的数字化社会。在数字化社会中，数字平台和大众传媒首先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天衣无缝地混合在一起，并使这些文化领域具备商品形式的共同特征，[17]从而满足了资本数字化、赋值化和均质化的量化要求，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内嵌融合形成了数字化的商品经济。在数字技术的打磨下，一切个性化、差异化和多元化都被还原为抽象均质的数字“一”,它们在数字化屏幕上显示为相同的数量值并具有一样的经济属性。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点赞文化和流量经济说明了个体之间的去差异化和均等化，由此形成了肯定社会和肯定文化。在肯定社会中，“点赞”超越“拍砖”,成为最常见也是最普遍的评价方式和促进交流的技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拒绝’的否定性无法为人们牟利”。[10]14
与传统社会攻身为上的压制型权力相比，数字化时代“精明的权力攻心为上”,[9]21它用同意、诱惑、循循善诱和迎合去代替拒绝、压制、处处禁止和否定，用倾诉、分享和参与代替沉默、专断和惩戒，越是精明强大的权力，越是具有自由友好的姿态。在用户主导生成内容的互联网发展阶段，用户所有出自自愿的自我展示都会增强资本的力量。数字资本主义以自由和个性之名鼓励人们所有的展示行为，于是，在自由之感的愉悦氛围下，“人们自愿地将自己交付给全景注视……主动为数字化全景监狱添砖加瓦”。[10]85在全景监视的透明社会中，自由遭遇了最大的危机，这种毁灭性的危机不是来源于“一种否定或者压制自由的权力技术，而在于这种权力技术对自由敲骨吸髓般的利用”。[9]21透明社会本质上就是以自由为剥夺手段实现极致剥削的社会。在其中，个体的趋同性、一体化和一致性因为包裹着形形色色的数字化外衣而显得具有个性化、多样性和异质性。事实上，数字技术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它以肯定和顺从来施展控制力和影响力，而不去否定和打压任何的个性化和异质性，它将所有的例外和异质性都调和进资本允许和控制的弹性范围内。表面的个性化、多样性和异质性对资本主义不构成任何的否定威胁，个体的自由行为最终都沦为不自觉地服务于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的监控意图和盈利目的受控行为。由于个性化和多样化的伪装，“顺从的主体对自己的屈从性并不自知。它被环境威力遮蔽，臆想自己身处自由”,[9]20沉浸于臆想自由中的驯顺主体在肯定性的思维中放弃了对超越性和替代性方案的追求。
4.自由即危机
金融资本从G到G′的即时化和最大化增殖目的与平台即时化、边际成本为零和高利润率的特点高度契合，使得平台吸引了大量的金融资本，这增加了经济的风险。究其原因，首先，就数字平台的出场背景和逻辑而言，资本投资数字平台的前提是过剩的金融资本掌握在少数寡头垄断者手中，投资的初衷不是为了推动实体经济的复苏发展，而是为过剩的金融资本寻找新的增殖出路和最大限度地分割实体经济创造的剩余价值。其次，数字金融资本自身具有虚拟化、投机化和赌博化的内在倾向，这些内在倾向诱发了数字金融资本向非生产领域逐利化的过度扩张，造成了平台“高交易，零生产”的经济奇观。数字金融资本不仅越来越决定和支配实体经济，而且还抽取了本该投向实体经济的投资，并使“生产型企业越来越多地通过并购甚至金融或货币市场投资来追求短期效益”,[18]结果必然是过度金融化和金融风险的加剧。最后，就数字平台的增殖经营模式而言，庞大的用户群和规模效应是平台盈利增殖的关键，不仅能够形成现实的平台垄断，还能激发平台估值的“金融想象”。根据相对估值法，平台企业规模越大则越有利于估值提升。为增加估值，平台企业极力扩张，吸引了更多风险投资，风险资本为了实现金融收益而追求平台市值，两者之间相互增强，形成了一种自我膨胀式的“估值驱动型积累模式”。[19]数字平台的这种积累模式背离了企业正常的发展周期，背离了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正常轨道，为经济泡沫和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2008年，这种金融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危机隐患终于累积爆发为殃及全球和波及各领域的危机。无独有偶，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再次证明了晚期资本主义金融资本自由化和套利化的脆弱性和危机传导性，以及数字资本主义灾难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福斯特从生态社会学视角对此发表了深刻洞见，他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既不应被视为外部性力量的作用结果，也不应被视为不可预测的‘黑天鹅’事件，而是属于可预测的复杂危机趋势。”[20]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自由化不仅是资本增殖的自由化，同时也是新的病原体传播的自由化，新冠肺炎疫情折射出资本自由化套利和价值捕获的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和公共卫生危机也进一步加剧了资本自由化的危机，使危机在全球范围的破坏力更强、波及范围更广。
三、通往自由之境——社会主义对真正自由的追求与实践
数字资本主义的自由悖论彰显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批判的科学性和时代解释力。究其根源，马克思对自由的批判性阐释不仅扬弃了抽象的非此即彼的传统观念，将自由观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和对资本主义所取得的历史自由的充分肯定基础上，而且还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深层实践中深化和发展了对自由的理解。马克思的自由观不仅表达了对资本主义自由批判的历史性洞见，还在此基础上指出了自由的应然状态，并在实然和应然的辩证逻辑中阐明了社会主义对真正自由的追求与实现路径。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时期，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6]107在为自由奠定必要物质前提的基础上，也为自由提供了新的可能空间。因此，与前资本主义时代相比，资本主义在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上更高些，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体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个体相比，也更自由些，因为他们不仅拥有更坚实的物质基础，还拥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相对自由。但同时，也“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21]66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不自由的关系结构，是理解自由的历史和自由的现实状况的关键线索.资本主义的自由“是由于构成社会物质基础的劳动群众得不到发展而发展的，也就是在对立中发展的”。[22]现实社会中，一切不平衡、有限性和不自由都源于这种发展的对立性和冲突性，因为这种自由发展是建立在资本增殖的异己必然性之上的。[23]既自由又不自由，是建立在有限生产力基础上的自由的有限发展形式，这种有限的自由同时也是颠倒错位的自由，即一些人(少数)由于占有生产资料因而靠另一些人(多数)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和自由的支配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由于不占有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为满足最必不可少的需要而不断拼搏，因而被排斥在一切发展和一切自由的可能范围之外。[21]95为了解释这种自由怪相，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宣称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发展”。马克思识破了这种资产阶级的自由呓语，刺破了这种资本主义的自由幻象。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竞争和自由发展并不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归途，它只不过是“在有局限性的基础上，即在资本统治的基础上的自由发展。因此，这种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4]180,181质言之，资本既是自由的基础，同时也是自由的限制，资本为了增殖和扩张而生产出它所需要的自由的条件；同样地，资本为了更好地增殖和扩张，又不断将这种自由的潜能转化生产剩余价值的自由的动力，转化为物役性的异化社会关系和统治力量，从而淹没了自由的潜能，斩断了自由的前景。当然，资本主义社会也在发生变化，数字化就是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最显著变化，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资本主义的自由更加具有迷惑性。人们以为数字化网络的自由接入就意味着个体的无限自由，数字化网络的弥散化、去中心化和赋权性曾让人们以为数字化生存就是自由化生存。今天，最初的这种设想被证明只是一种幻想。绝对的自由和交际现在变成了完全地受支配和监控。[9]11因为，数字化网络并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条件和具体的应用场景，数字化网络不能完全脱嵌于现实的不对等的政治经济关系结构。日益强化的数字霸权和日渐扩大的数字鸿沟说明，资本主义不会发生数字化的自由突变，只能筑造数字化的自由陷阱。因而，资本主义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对真正自由的探求只能向外选择另一种制度模式和实践范式。
正是在对资本主义自由的深刻批判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明了社会主义与真正自由的相容性和一致性，进而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逻辑和自由指向。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是“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24]570社会主义制度涵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限度的生存、尊重与自由”,[25]这是实现真正自由的制度前提。社会主义制度内在地追求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这是实现真正自由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公有制通过让劳动者占有和掌握生产资料，从而彻底改变“劳动资料的运动和活动离开工人而独立”的旧条件。[5]464社会主义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对资本生产力的重新统筹和充分占有，能够使生产资料摆脱“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26]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自由权力塑造必要的制度条件和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为了筑牢自由的生产力根基，今天，社会主义一方面充分激发和利用资本要素的积极作用，废除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坚持数字内容的生产者同时也是数字内容的享有者，坚持“一般数据”和数字生产资料的共建和共享，遏制数字生产资料的独占、专有和垄断，防止大数据平台的恶性竞争和自然垄断；同时，完善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规制的相关法律法规，防止数字资本家和网络平台通过“强制同意”条款对个人数据无偿占有和非法侵占，保障数据安全和降低数据风险。另一方面，限制和防止资本在数字化投资领域的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用制度、法律和技术规约资本，使其朝向有利于提升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向发展。用资本要素和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提升传统产业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引领其朝向有利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满足、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普惠方向发展。
除此之外，社会主义还强调自由的自觉意识，扭转数字技术的服务主体和发展面向，培育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意识。就自由的自觉意识而言，马克思指出：“认识到产品是劳动能力自己的产品，并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现条件的分离是不公平的、强制的，这是了不起的觉悟，这种觉悟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产物，而且也正是为这种生产方式送葬的丧钟。”[6]455揭掉数字资本主义自由的面纱，树立对数字资本主义不自由进行批判的自觉意识，是实现真正自由的又一关键条件。现在，尽管数字网络的自由接入给人们使用网络提供了诸多便利，但是，“使用”与“占有”不同，“自由接入”和“平等使用”有着天壤之别，人们看似可以随时随地地接入网络和使用网络平台，可是，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并不被最广大的普通民众所占有。人们看似免费使用各类数字媒介和网络平台，但实际上并不免费，数据的商业化处理和交易蕴藏着比一般交易高得多的利润，而网络用户和使用者，创造数字剩余价值的主体并不享有数据的所有权。看似“自雇者”和自我时间管理者的劳动者与平台之间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关系，但是这种零散而灵活的劳动关系却催生出劳动者对平台的实质从属和更牢固的、没有就不行的深度依赖。在平台各种“强制同意”的条款钳制下，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绝大部分流入平台腰包，而平台也越来越成为这些“自雇者”事实上的“资本家”,平台掌握着“自雇者”劳动得以展开的必要条件，因而“自雇者”实际上仍然是“他雇者”。“自由”使用的网络和“自由”加入的数字平台，实际上潜藏着最大的不自由。自由和个性伪装的背后是自由的丧失和个性的枯竭，自由的真相是资本与技术合谋后更大程度的宰制和更广范围的操控。社会主义识破了数字资本主义自由即监控、自由即剥削、自由即肯定和自由即危机的不自由真相，并从产生缘由、发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异化后果等方面揭露和批判了数字资本主义的自由悖论和幻象；重建和创造了增益人类福祉和承载真正自由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规范，并在超越单一偏仄的资本增殖逻辑的基础上克服数字技术过度商品化的畸形缺陷，引导、归正数字技术的发展方向，使其遵循技术向善的原则，使数字技术真正有益于生活机会的扩大、工作苦痛的减轻、疾病和灾害的抵御、社会安全状况的改善、联络与责任的扩大，以及精神健康与物质繁荣的和谐。[27]从而为人的自由发展和个性自由消除技术物力异化的压抑、扭曲和限制。
最后，自由既是自然与社会、物质和精神的多维统一，也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发展，马克思依此对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真正自由进行了勾画。他认为，就自然与社会维度而言，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肆意开发和暴殄天物般的竭泽利用，自然的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28]而社会的自由则“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29]因此实现自然与社会相统一的自由在于在认识和尊重自然必然性的基础上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属人”的丰富而充裕的物质财富，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就物质与精神相统一而言，“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30]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劳动者自由时间的完全侵占就是对劳动者精神自由和个性自由等发展空间的彻底掠夺，资本用以创造物质财富的手段同时造成劳动者精神的困顿、空虚和萎靡。充分发展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生产力，需要超脱低层次的物异性发展阶段，走出“重物质，轻精神”的文明误区，彻底改变资本对自由发展时间的侵占，给予精神发展、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足够的自由时间，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携手共进和和谐发展。而这既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使命，也是社会主义前进的价值旨归。同时，自由是现实的，自由的终极目标也是渐次推进和历史地实现的，无论是自然和社会维度，还是物质和精神方面，都说明自由的实现“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21]19因而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痛苦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不仅需要科学处理和全力建构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解放和发展绿色生产力，而且需要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凸显发展价值的人民性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性，为人的主体地位的彰显和自由个性的发挥创造足够的条件，同时通过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发展和创新性的变革来不断提升自由的程度，逼近和迈向真正的自由。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23.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3]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08.
[9]韩炳哲.精神政治学[M].关玉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10]韩炳哲.透明社会[M].吴琼，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11]De Vaujany Franois Xavier;Leclercq Vandelannoitte Aurélie;Munro Iain;Nama Yesh;Holt Robin.Control and Surveillance in Work Practice:Cultivating Paradox in “New” Modes of Organizing[J].Organization Studies,2021,42(5):675-695.
[12]Laniuk Yevhen.Freedom in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Lessons from Shoshana Zubof [J].Ethics & Bioethics,2021,11(1-2):67-81.
[13]姜英华.平台经济劳资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71-82.
[14]韩炳哲.爱欲之死[M].宋娀，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23.
[15]森冈孝二.过劳时代[M].米彦军，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141.
[16]韩炳哲.他者的消失[M].吴琼，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17]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47.
[18]大卫·哈维.世界的逻辑[M].周大昕，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130.
[19]齐昊，李钟瑾.平台经济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经济学家，2021(10):14-22.
[20]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因坦·苏万迪.新冠肺炎疫情与灾难资本主义：商品链与经济危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5):147-155.
[2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14.
[23]郗戈.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马克思自由观的理论深蕴[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54.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70.
[25]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M].高铦，温平，李继红，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9.
[26]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81.
[27]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M].李小兵，谢京生，张峰，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382.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92.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8.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68.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25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