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开放式的思想体系。从逻辑结构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式体系表现为以生成论、主题论为逻辑前提，以地位论、领导论、领域论、动力论、立场论为逻辑内核，以目标论、使命论为逻辑旨归。从内容样态看，它呈现向时间敞开的理论结构、向空间敞开的理论形态、向方法敞开的思维自觉、向人类敞开的价值向度。从价值意蕴看，它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认知，标识了我们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新高度，形塑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新范式。从实践要求看，它围绕在与时代同频共振中增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巩固文化主体性、在担负新的文化使命中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在同世界文明对话中推动中华文明走出去等实践议题，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科学社会主义 先进本质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价值、理论上体现着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本质，遵循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与制度构建按照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推进和拓展，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新展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在生产方式、社会环境、文明形态、国际关系、人的发展等各个方面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步方向和客观趋势，充分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促进人类解放的先进本质。深刻理解这种先进本质，对于更好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与本质要求，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体现科学社会主义不断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先进本质
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是实现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客观基础，也是推进人类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根本动力。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现代化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并由此引发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革命性变革的产物”。不断解放生产力以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现代化的基础与核心标志，同时也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相结合的立足点、根本标准与核心环节，是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本质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有力彰显。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并未对现代化进行过明确的系统性阐发，但其所研究的正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并描绘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图景。他们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扬弃，同时也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反思与超越。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两面性及其对人的解放的具体影响。一方面，资本主义现代化创造了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巨大的生产力进步正是人类得以跨入现代社会的客观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极大地肯定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带来的生产力飞跃，盛赞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恩格斯特别强调工业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变革的巨大意义，指出：“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正是这种巨大的生产力推动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型，使人类社会由传统农业文明迈入现代工业文明，并且推动世界各国、各民族走向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使现代化成为各国追求文明进步的基本主题。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现代生产方式具有历史局限性，会逐步被更加高级的生产方式所取代。马克思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指明人类必然经历“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这些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进程。但同时指出资本主义并非人类发展的终点，这一进程引发了社会化大生产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的矛盾景象，并最终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无法实现人的全面解放。
基于这种矛盾与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解决方式，即顺应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趋势，将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与劳动产品复归于整个社会。恩格斯指出，“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使“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最终使生产力获得充分解放与发展，“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进而推动人的解放的实现。因此，依据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一般规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替代封建生产方式的一个历史时代，其必将让位于更加先进的、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辩证理解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明了发展方向。虽然以剥削与掠夺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确实为人的解放提供了现实可能，因此，进一步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既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主题，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首要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曾立足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现状对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作出预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将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马克思提出实现这一变革的条件与次序，即“英国工人阶级既然创造了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也就实现了劳动解放的第一个条件。现在它应当实现劳动解放的另一个条件。它应当把这些生产财富的力量从垄断组织的无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使它们受生产者共同监督”。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发展遵循先经济后政治的次序，即先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生产力大发展的“第一个条件”，而后实现政治层面的革命与解放。但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晚年的马克思对这一预测进行了补充，提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而实现社会主义，但前提是要“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列宁所领导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则将这一猜想进一步转化为现实，先通过革命手段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前提，而后通过社会主义力量来完成工业化与现代化。在这一路径下，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要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实现本国现代化，首要的任务就是尽快完成工业化，发展现代生产力。由此可知，无论是作为社会主义物质前提，还是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任务，“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都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同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具备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进行辩证扬弃的制度优势，而将这种制度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发展效能也正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
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繁荣方面无疑具有先进性，但在实践中尤其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显示出这一先进本质却绝非易事。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通过革命手段为社会主义发展建立了制度前提，但在后续的现代化进程中却并未成功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没有正确把握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同现代化的关键结合点。一方面，虽坚持发展生产力，但却将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诸多现代化要素错误地归为资本主义独有的要素而加以排斥，实质上遏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进行抽象式、教条式的理解与坚持，忽视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现实国情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现代化的限制，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体制，使社会主义实践逐步走向空想。其结果就是“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或者只适合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的东西，被当做‘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被当做‘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
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离不开雄厚的物质基础，具体来讲就是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可以通过革命和改造的方式取缔资本主义形式的生产关系，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现代生产力的解放创造重要前提条件，但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物质基础是不能取消也不能取代的，只可能通过特殊方式并缩短时间去建立这种物质基础”。相较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动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足以支撑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先进本质。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最新实践形态，其在理论创新上将社会主义本质内涵重新锚定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动态过程，有效破解了“市场—计划”二元对立的伪命题，在实践中探索出驾驭资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推进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不断夯实实现现代化与人的解放的物质基础。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与社会主义本质论，跳出了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对社会主义的认知由外部形式特征跃升至内在本质规定，将市场作为一种通用的资源配置手段，并将其与政府作用有效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避免了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中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对发展动力的束缚，不断释放社会发展活力，也避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与两极分化对社会生产发展的破坏，实现了活力与秩序、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与之相应，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建设实践方面也逐步摆脱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教条化倾向，着眼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逻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构筑起现代化的坚实物质基础，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短短数十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亿元激增至2023年的126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3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达13400美元，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低收入国家跃升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全国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49年的49.7元增至2023年的39218元，2013—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年间年均增长6.2%。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辩证统一，创造了年均8.9%的经济增速（1979—2023年），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0%的平均增速。如果说经济总量的激增直接反映了生产力在量上的扩张，那么经济结构的优化则反映了生产力在质上的提升。经过70多年的发展，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工业强国，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产业结构不仅由农业为主向三大产业协同发展转变，且工业精细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在新能源、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生物医疗等诸多领域已达世界前列。中国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这种经济长期稳定高速增长的奇迹有别于昙花一现式的“拉美奇迹”“富士山奇迹”，实现了发展速度、发展质量、发展稳定的有机统一。
二、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社会和谐稳定，体现科学社会主义追求社会平等与公平正义的先进本质
实现社会平等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重要目标。可以说，自阶级社会形成以来，平等观念就相伴而生，但在人类开始迈入现代化之前，这种平等观念未展现出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压迫与对抗、动荡与冲突始终是社会的主旋律。
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社会成员必须依靠集体合作生产来获取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因而社会成员集体生活、集体占有生产资料、集体劳动、劳动成果归集体所有。生产与生活的集体性达成了事实上的平等，但这种平等是原始自然的平等，并不能形成平等观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私有制与阶级形成，个体生产与剩余产品成为可能，原始的公有制与集体生产方式开始瓦解，而某些氏族首领依靠手中掌握的权力与生产资料占有他人劳动成果，最终使原始社会为奴隶社会所替代。伴随着剥削、奴役、压迫等不平等现象而生的正是人们对平等的渴望，古代的思想家也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所谓‘公正’，它的真实意义，主要在于‘平等’”；西塞罗也主张平等是自由的前提更是法律的起点；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家主张“仁者爱人”，并提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集中反映了他们对社会平等的追求。但无论是古希腊、古罗马还是古代中国的思想家，其所追求的平等终归是以阶级压迫为隐含前提的平等，其改造世界的力量终归有限，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不平等的作用比任何平等要大得多”。
在现代化进程中，平等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从思想理念转化为真实权利要求。从14世纪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西欧封建经济内部萌芽，并伴随着经济活动的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迅速成长起来。生产关系的变革催生出一批新兴的市民阶层，并发展成为最初的资产阶级。“可是社会的政治结构决不是紧跟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这种剧烈的变革立即发生相应的改变。”封建等级制度与人身依附关系所造成的不平等对资产阶级的商业行为产生极大限制。因此，作为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力量，新兴资产阶级“注定成为现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必然要依据自身的世界观来改造现有社会结构，为自身经济利益的发展开辟道路。这种对平等的诉求，直观地体现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理论中，并最终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蓬勃发展而成为现实。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从经济生活与自然法中推导出人人生而平等的结论。斯宾诺莎认为，在自然状态与民主政治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霍布斯提出，自然赋予了人在身体和心灵的能力上的平等，“由这种能力上的平等出发，就产生达到目的的希望的平等”；洛克强调，在“自然状态”下“没有人享有高于别人的地位或对于别人享有管辖权”，人人平等享有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卢梭主张，社会公约“以道德的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平等观念逐渐为世人所认同，并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演变为平等权利。此后，平等权作为一项基础性权利被广泛载入各国宪法，作为资产阶级革命与现代化的重大成果之一，对人类的解放产生了重要影响。
资本主义现代化虽将启蒙思想家构建起的“人生而平等”的理论命题转化为现实的政治与法律权利，但其本质上是私有制商品经济发展所催生的交换关系普遍化的意识形态映射，仍旧是一种抽象、有局限性甚至虚伪的平等。在经济方面，资本主义现代化追求财产私有与商品交换上的平等权利，但却对具有根本规定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避而不谈，其结果是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平等。资产阶级破除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束缚，客观上完成了劳动力解放的历史任务，但这种解放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劳动力的商品化。资本通过制造生存压力逼迫自由劳动者参与资本主义生产和机器大工业，为剩余价值剥削构建起新型制度框架。因此，这种平等权利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异化为剩余价值剥削的合法性外衣，不仅无法实现社会平等，而且使社会不平等呈现新形态。据统计，目前全球最富有的10%的人口占全球收入的52%，而最贫穷的一半人口只赚取了全球收入的8%。处于全球收入前10%的人每年的平均收入为87200欧元，而全球收入后50%的人每年的平均收入则为2800欧元。前1%的人获得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有财富增长的38%，而底层50%的人只拿走了2%。事实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和谐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学说完全是撒谎”。在政治方面，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引以为傲的代议制民主也正遭遇系统性危机。资本逻辑对政治的全面渗透日益凸显，资本集团游说干扰选举与立法，左右国家政策，全面劫持民主程序，使议会沦为不同利益集团的战场，政府停摆成为周期性常态，严重妨害国家治理。西方民主体制已背离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从代表选民利益彻底转向代表资本利益，不断加剧社会的不平等，撕裂社会共识，带来社会动荡。可见，正如恩格斯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的平等不过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只是以牺牲大部分人的发展权来促成资产阶级的发展。
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无法摆脱他人与社会而孤立存在，社会关系直观反映了人的生存与发展状态。“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所构建的社会关系会不断加剧社会的阶级对立与不平等，威胁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持续健康发展。针对该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真正的平等只有在消灭了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因此，现代化对平等的追求最终必将导向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扬弃和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追求社会平等、公平正义的先进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主张实现真正的平等与真实的正义，追求社会的和谐、团结、稳定。在经济平等上，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经济发展的目的，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规律相结合，构建起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范式，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有力保障了全体人民的发展权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仅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在中华大地上消除了绝对贫困，保障了全体人民的基本生存与发展权利，而且坚持不断深化改革，打破利益藩篱，建立和完善更加公平公正的分配体系，将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使现代化成果能够更广泛、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2013—2020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9899万人，年均减贫1237万人，贫困发生率年均下降1.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积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0.491波动下降至2020年的0.468，累计下降0.023，创造了超大规模经济体平等化转型的治理奇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既要依靠广大劳动者来实现，又要体现到广大劳动者身上。”我国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仅从生产和分配层面致力于社会平等和公平公正，而且有效激活了社会活力，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在政治平等上，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真正做到人人平等、人民当家作主，能够有效化解内部矛盾、激发人民活力、凝聚社会合力，为现代化的推进提供持久的内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始终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自己命运的主人，享有更广泛、更真实、更便捷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我国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基础上，以协商民主为基本形式，将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相互贯通，形成民主的完整链条，在各领域、各环节保障人民群众平等享有最广泛、最直接、最根本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权利，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能够真正落到实处，激励广大人民群众以主人翁精神满怀热忱地投入现代化建设中。在社会正义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观，始终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为重要目标。民生是社会平等与公平正义的直观体现，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盘。中国式现代化始终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收入、就业、教育、医疗、法治、社会保障等方面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动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时也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方位，根据我国基本国情与经济发展现状施策，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有序提升人民生活水平，避免陷入“福利主义陷阱”。中国目前已建成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社会救助、住房保障等在内的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2023年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亿人、13.3亿人、3.0亿人、2.4亿人。广泛且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了民众的安全感，为激发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和历史创造精神提供了重要支撑。
“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中国式现代化依靠高效且公平的经济制度、有效且稳定的政治制度以及和谐且公正的社会制度有力回应了这一挑战，通过各项制度安排的协同发力，保障社会平等的有效落实与社会内部的团结稳定，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三、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科学社会主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先进本质
文明作为人类创造的所有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体现着人类对待与处理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关系的具体方式与形式，客观反映着社会发展程度、历史发展水平和人的发展状况。作为文明主体的人，始终是文明成果的终极价值归宿，因而也是评价文明的根本标尺。对于文明的“价值评价是否科学，就看其利益立场是否符合文明的‘主体’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从主体的角度出发，可以将文明概括性地划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三大相互关联的样态，三者统一于主体的文明实践。现代化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现代文明的基本追求。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虽然使人摆脱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与人身依附，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的解放，但其本质是由“资本逻辑”主导、以实现资本增殖为核心目的的现代化，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反会在发展过程中带来人的异化、两极分化、社会分裂、生态恶化等一系列阻碍发展与进步的新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则主张通过现代化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防止“资本逻辑”对人与自然的宰制，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方面形成了更有利于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新文明形态。
物质文明是人类社会在物质生产与生活领域创造的成果总和，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集中体现着人应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式。现代化的首要表现就是以现代生产力为基础形成的高度的物质文明。然而，在资本主义现代化中，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并不总是带来文明的全面进步，同样也带来了物质变换“裂缝”，威胁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乃至存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并借“裂缝”的隐喻揭露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所造成的社会物质变换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的双重断裂。一方面，以获取使用价值为核心的社会物质变换让步于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商品形式变换，对社会再生产造成破坏并引发经济危机；另一方面，价值增殖导向使人类对大自然的开发改造超出自然再生能力的限度，引起生态危机。从这一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显然难以称为真正的文明。针对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提出只有建立公有制，对生产进行合理规划，“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才能真正弥补这一“裂缝”，进而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通过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对资本加以必要的规范与正向的引导，在充分发挥其推动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文明性的同时，有效规避了其对文明的异化。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目的，坚持以物质文明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先进理念，创造性地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现代化总体布局之中，坚决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坚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成功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环境保护上，截至2021年，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量为474个，比2000年增加319个，保护区面积9821万公顷，比2000年增长69.2%，水土保持、湿地保护、荒漠化沙化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均取得巨大进步；在污染治理上，2023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平均浓度为30微克/立方米，优于年度目标约3.0微克/立方米，全国地表水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89.4%，比2020年上升6个百分点，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1%以上，环境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控制；在绿色发展上，2012年至2021年，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26.4%，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些生态成就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精神文明体现人类对现实世界发展规律的自觉掌握与运用，集中表现为社会的信仰、价值与道德观。虽然物质文明发展程度从根本上决定着精神文明发展的可能与限度，但精神文明在特定情况下又具有强大的能动性，能够引领发展潮流、加速社会变革，二者的协调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现代化的崇高追求。”资本主义现代化作为人类现代化的开端，其早期所涌现出的精神文明成果确实具有历史进步性，为人类带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包括启蒙思想、人文主义、科学文化等在内的精神文化很好地契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人类迈入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引领。但这种精神文化与经济发展的适配并不长久，随着资本力量的不断增强，这些精神力量逐渐沦为资本的附庸，最终演化成为资本增殖服务的思想控制与文化偏见。这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不协调，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信仰缺失、物欲横流”的片面与畸形状态，逐渐显露出精神颓靡之态与社会撕裂之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物化关系的超越，以促进人本身的发展为目的，始终致力于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美好生活向往。中国式现代化大力发展与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文明成果，不断加强思想教育，推动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提升人民群众文明素养，推动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协同并进。中国式现代化在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同时也强调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面发展，在推进全体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同时也强调实现全体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既看重现代化的指标数据，更注重人民实际生活的幸福水平，通过“两个文明”相协调发展不断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的难题，推动现代化成果更公平、更广泛地惠及全体人民群众，为现代化提供深厚物质基础与充足精神动力。在“两个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历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以物的现代化推动人的现代化，有效避免发展过程中的异化问题，突出了现代化的人本价值，在处理人与自我的关系方面展现出先进性。
制度文明是人类社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规则体系与治理智慧，体现着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与趋向的自觉的、理性的反思与调适。同时，制度在马克思主义中构成社会文明形态的基本标识，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概念区分就以社会制度为核心判别标准。制度变迁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诺思就认为：“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现代化以旧社会制度的变革为开端，同时以新社会制度的确立为重要成果。中国式现代化同样如此，是在党领导人民建立、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过程中得到开拓、推进与拓展的。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我国通过制度的守正创新不断解决人类现代化进程中涌现的难题，开辟了人类制度文明的新形态。在现代化领导力量上，党的领导制度发挥着根本领导制度统摄全局的重要作用，通过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现代化的人民性指向，不断凝聚人民群众的历史伟力，推动现代化进程。在经济发展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破了西方经济学中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的对立偏见，将“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有效结合，破解了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的难题，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政治民主上，中国建立一整套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框架，通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以及各项基本政治制度，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落实，兼顾了过程民主与成果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能够有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现代化提供了和谐稳定的内部环境。在思想文化上，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同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确保文化领域与文化产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正确工作导向，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具有显著的治理效能，而且具备强大的自我调适能力。恩格斯指出：“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产生了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社会制度的生命力集中体现在其是否能通过自我调适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社会制度改革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有利条件，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制度建设步伐明显加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制度体系逐步建立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不断得到新发展，蕴藏于其中的治理效能也不断得到释放，作为“四梁八柱”支撑起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大厦。这些制度创新“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也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开放发展、兼容并蓄的先进本质。
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体现科学社会主义追求世界和平的先进本质
和平是人类文明存续的基石。西方思想家歌颂和平，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战争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和平，西塞罗也明言即使是最坏的和平也胜过最好的战争，奥古斯丁则认为和平是秩序的直观体现。东方思想家更是将“和”作为一项文化标识镌刻入民族文化基因之中。如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老子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即使是作为兵家鼻祖的孙子也在重战的同时感慨要慎战，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可见，不同国别、不同阶层、不同身份都渴望和平。和平的环境不仅能够保障社会秩序稳定与经济持续发展，使人类文明成果能够得以积累与延续，而且和平是多元文明对话与互鉴的基本前提，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最为重要的是，历史上无数璀璨的人类文明都陨落于战争之中。近代的两次世界大战更是表明，无限制的战争不仅会中断文化传承，甚至会抹杀人性尊严、威胁人类存续，和平将人类文明成果延续下来。因此，没有和平，社会的持续发展就难以为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彻底解放就无从谈起。
现代化是伴随着世界市场与世界历史的形成而展开的。现代生产方式带来的生产力的急速发展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生产技术、交通技术的发展与资本逐利的本性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无远弗届的权力”，在现代化进程中将世界各地的文明的或野蛮的民族都纳入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将以往民族性、地区性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使各民族间形成了普遍联系。马克思曾高度赞扬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这一伟大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但是他同时也指出，资本本性是狭隘的，实现自我增殖是其唯一目的。因此，资本主义现代化绝不是基于文明进步的目的开辟世界市场与世界历史，相反，是基于向外掠夺剥削以实现自身原始积累的野蛮目的。资本主义的生命源泉是对剩余价值的剥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推进依赖于对劳动力与自然力的贪婪吞噬，所以当对内剥削不足以完全满足资本贪欲的时候，以暴力形式实现对外掠夺与殖民扩张就成为必然选择。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显著特征就是对内剥削与对外殖民，在这种野蛮扩张中，资本主义构建起先进与落后、中心与边缘、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相互对立的世界体系：“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一体系迫使发展中国家从属于发达国家，对人类的现代化历程形成了两大重要影响：一是，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实现现代化是一切民族所必然面临的历史性命运；二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面对本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的影响，尤其是要面对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与限制。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剥削与侵吞落后国家的资源与财富，为自身的工业化、城市化、科技现代化提供物质支撑，造成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局面，同时也压缩了发展中国家复刻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可能。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掠夺本性进行了严厉批判，并从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高度，提出科学社会主义坚决反对殖民掠夺，追求“用社会和平来反对社会战争”，支持受压迫民族的革命战争、民族解放战争与保护社会主义的战争，主张通过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联合来根绝一切战争。马克思还预见到，“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这种对世界和平的期盼既是古今中外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注入了和平发展的价值旨归。
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对世界和平与民族平等的价值追求，主张国家、民族间的平等交流与合作共赢，坚持走和平发展的文明道路。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和平的追求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和平基因。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中华文明包含着“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天下观”，为中华民族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平等对待世界各民族，提供了文化基础。中国积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不断为推进国际和平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完全不同于那些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野蛮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宣告的：“现代化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国都不能掉队。”中国式现代化主张以和平发展为世界带来新机遇，并且正在不断为推动世界现代化与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大贡献者，自2013年至2021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平均贡献率超过30%，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源。中国同时也是国际合作的重要推动者。中国积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搭建了世界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南南合作，主动成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向160多个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发展援助，也是二十国集团中落实对发展中国家缓债金额最大的成员国。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中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加入了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履行600多项国际公约，对外缔结超过2.7万项双边条约，认真履行自身国际义务。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永远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全力支持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也是推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始终坚持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在不断为维护世界和平与推动全人类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充分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追求世界和平、推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先进本质。
五、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实现人的现代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追求人类自由与解放的先进本质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密切联系，二者相互作用，一方面人的发展的实现依赖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协调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离不开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马克思以人的发展程度为划分依据，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以及自由个性阶段。根据这一划分标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及其现代化进行了历史定位。
马克思提出，在第一阶段，由于“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较低，人的社会关系被血缘、地缘与宗法所束缚，与之相应，人的发展水平较低，这一阶段对应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在第二阶段，由于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与思想文化的蓬勃发展，生产力与交通技术得到飞跃式发展，同时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社会精神面貌发生转变，人们的交往范围与社会关系获得极大扩展，人的发展程度有了较大提升。这一阶段主要对应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文明跨入工业文明。马克思充分肯定资本主义对人的解放的推动作用，认为资本主义缔造了庞大的现代生产力，使人从宗族和血亲共同体中分离出来，摆脱了原始的奴役制度，具备了初步的自我意识与基本社会权利，拓展了人类的自由限度。但马克思同时也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其对人的自由是有限的，资本主义在推动人的发展的同时又建立起资本对人的剥削统治，为人套上了“物化”与“异化”的枷锁，而这种枷锁在资本主义体制内是无法破除的。因此，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导致人与自身本质相疏离、相对立的困境，无法实现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一困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出场的逻辑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预见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困境，因而结合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提出了对未来社会发展目标的展望，即“自由个性”的第三阶段，同时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他们从社会形态变革的一般规律出发，赋予了现代化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主题，同时也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相较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先进本质。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是能够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本质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直观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始终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要义。这种坚持首先体现在党开拓、推进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历程之中。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的彻底解放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将其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结束了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废除了私有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提供了根本的制度条件，并初步开始在理论与实践上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顺利推进工业化，为人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作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实施改革开放的重大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并将其与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相联系，强调“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实践上着眼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逻辑，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放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推动我国生产力迅速发展，进一步厚植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奋斗目标，以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重要抓手，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助力其进一步解放与发展，不断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有两个，一是作为物质保障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二是作为制度基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除这两大前提条件外，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还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外交等领域的问题，全面建设社会各领域，以社会全面发展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始终致力于不断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指明的人的发展条件，推动人民群众的自由全面发展。首先，坚持不断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并依靠社会主义公有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持续夯实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还原物质财富的“属人性”，在生产层面坚持以共生、共建、共享、共富推动人的社会关系与劳动能力的全面拓展，在分配层面上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发展需求，充分激活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推动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同并进。其次，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社会平等，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主体性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根本上来讲是人的主体性的拓展，只有保护好人的主体性才能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实现社会平等，赋予人民群众平等与自由的基本权利。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本国自身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发展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新民主形式，实现了“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有效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主体性保障。再次，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以物质的高度发达为前提，也以精神的极大富足为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高水平发展与协调，坚持“两个结合”的文化发展方法论，通过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来推动人民群众精神层面的解放，增强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素养与驾驭物质生产能力的主体力量，使人民群众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保持昂扬奋发、积极正向的精神面貌。最后，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最终指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只有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与联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从这一角度来看，现代化必然是一个人类总体的进程，只有人类全体实现现代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成为现实。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超越资本主义“虚假的共同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国际交往关系的健康良性发展，不断解决全人类共同问题，维护与发展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动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深刻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推动全人类解放的先进本质。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各项条件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得到实现，中国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程度也不断提高。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中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从2012年的0.699提升至2023年的0.788，十年间由人类发展中等水平迈入人类发展高水平，确证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方面的巨大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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