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家书屋二十年发展历程，映照出中国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发展图景。其核心在于重塑村民文化主体性，丰富乡村阅读活动，构建乡村文化传播生态。农家书屋二十年来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存在一些问题，同时清晰呈现出制度演进脉络。农家书屋与乡村全面振兴存在内在共生逻辑。农家书屋的治理，应以农民文化主体回归和文化价值认同为逻辑起点，反思技术治理的历史逻辑，遵循参与式文化治理的现实逻辑，推动农家书屋发展动能转换。农家书屋改革不仅要充分利用好技术创新成果和技术赋能，还应回归多元主体参与的文化治理逻辑，形成重视特色乡村文化建设、数字资源供给联动、社会成员积极参与、服务效能优先的内生机制。当前，农家书屋历经从传统到数字、再到数智的迭代升级，步入融合型农家书屋时代。融合型农家书屋本质为数字阅读平台，关键在于构建与优化数字阅读空间。东、中、西部应因地制宜，彰显地方特色优势，从空间布局、资源供给、技术赋能等维度提升服务精准度，将农家书屋打造为村民“进得去、用得上、离不开”的公共文化空间。
【关键词】农家书屋； 乡村全面振兴； 数字阅读空间； 乡村治理
农家书屋（以下简称“书屋”）作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载体，伴随乡村脱贫、乡村振兴和乡村全面振兴，历经二十载探索与实践，已成为重塑乡土文化生态、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重要支点。通过技术赋能，农家书屋形态不断迭代，其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不断完善，取得了长足进步。从农家书屋发展历史轨迹、治理逻辑和发展现状看，当前农家书屋改革创新亟须突破传统技术治理的路径依赖，回归到文化治理，以内生性改革和系统性融合为双轮驱动，响应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诉求。
农家书屋的改革创新，本质是以文化治理撬动书屋持续性变革，提升其整体效能，深化乡村阅读活动，促进基层群体多样化阅读和文化素养提升。本文立足农家书屋制度演进的内在逻辑，剖析文化治理的实践机制，探索融合型农家书屋优化数字阅读空间的实践路径。
一、农家书屋二十年实践经验
农家书屋工程旨在解决农村“读书难、看报难”问题。这一工程不仅是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关键举措，更是国家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二十年来，农家书屋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线下到线上，其发展历程折射出中国乡村文化治理的路径演变。
农家书屋二十年实践，为理解中国乡村文化政策提供了鲜活样本。通过梳理其发展阶段、特征与问题，可为数字时代农家书屋的转型提供历史镜鉴，为探索乡村文化振兴路径提供参考。农家书屋的历史演进，既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缩影，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现。
从农家书屋工程目标任务、制度设计、运行机制和书屋形态等方面综合考量，可以将农家书屋的发展划分为基础建设、提质增效和融合发展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在顶层设计、主要成就、存在问题和主要经验教训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特征。
（一）2005—2012年：基础建设阶段
2007年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启动农家书屋工程试点工作，2008年《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出台，明确书屋的公益性定位和建设标准。农家书屋是为满足农民文化需要，建在行政村且具有一定数量的图书、报刊、电子音像制品和相应阅读、播放条件，由农民自主管理、自我服务的公益性文化场所。根据《办法》要求，每个书屋配备图书不少于1500册，农村书屋工程覆盖全国行政村，以解决农民“读书难、看报难”问题，缩小城乡文化鸿沟。其核心目标是通过政府主导的标准化建设，快速填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空白，解决农民“缺书少报”问题。
截至2012年8月，全国共建成达到统一规定标准的农家书屋600449家，投入资金180多亿元，配送图书9.4亿册、报刊5.4亿份、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1.2亿张、影视放映设备和阅读设施60多万套，全面覆盖了全国具备条件的行政村。每个书屋配备图书不少于1500册、报刊不少于30种、电子音像制品不少于100种，初步形成“一村一书屋”的空间物理网络。
这一时期的制度创新有四点：一是农家书屋工程首次纳入国家顶层设计，被确定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五项重点工程之一。二是归口于跨部门的组织协同领导，由原新闻出版总署牵头，中央文明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农业部等八部门成立农家书屋工程建设领导小组。三是在资金保障机制上，采用“中央财政补贴＋地方配套＋社会捐赠”模式，以确保建设资金稳定。2008年8月，财政部、原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印发的《农家书屋工程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提出，中央财政按照每个农家书屋2万元的配置标准，分别给予中部地区50%、西部地区80%的补助资金，其余部分由地方财政部门统筹安排解决，并根据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情况每年对东部地区安排一定额度的奖励资金。四是管理规范化，要求每个书屋配备专职或兼职管理员，制定开放时间表，推动服务常态化。
这一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点：一是使用率低下，部分书屋因书籍与农民需求脱节、开放时间不固定而沦为“摆设”。二是可持续性不足，书屋运营依赖财政拨款，社会参与度低，后续更新资金匮乏。三是受限于农村发展水平和长期低下的治理水平，“农民自主管理”未能真正落实。其主要经验教训表现为：一是文化基础设施的“物理覆盖”需与“需求匹配”同步推进，避免“重建设轻管理”的情况；二是建立动态反馈机制，通过调研精准匹配农民阅读需求。
（二）2013－2019年：提质增效阶段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指出，保障特殊群体基本文化权益，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现代传播能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要求“将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农民工、农村留守妇女儿童、生活困难群众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点对象”；并“统筹实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数字图书馆博物馆建设、直播卫星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农村数字电影放映、数字农家书屋、城乡电子阅报屏建设等项目，构建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在基层实现共建共享”。2016年12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农家书屋作为公共文化设施的一部分受到国家法律保护，为农家书屋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国家重点增加农村地区图书、报刊、戏曲、电影、广播电视节目、网络信息内容、节庆活动、体育健身活动等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以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并要求“面向农村提供的图书、报刊、电影等公共文化产品应当符合农村特点和需求，提高针对性和时效性”。2019年 2 月，中宣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农家书屋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服务效能实施方案》，强调资源整合，将阅读活动作为文明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统筹推动；要求开展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网上网下协同推进。
全国各地农家书屋建设在这一阶段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改善需求匹配，以推荐目录优化内容产品供给。2008 年以来，全国农家书屋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年都组织农家书屋书目推荐评审，制定《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作为各地内容产品供给的指导性目录，并推行“百姓点单”选书模式。二是加强阅读推广，每年定期组织两项全国性的阅读活动。一个是面向所有农村居民的“我的书屋·我的家”农民阅读演讲活动，另一个是与教育部联合开展面向青少年的“我的书屋·我的梦”农村少年儿童阅读实践活动。三是资源整合，拓展服务功能。农家书屋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农村党员教育平台融合。四是数字赋能农家书屋。数字农家书屋是传统农家书屋的迭代，它的资源供给、应用场景、用户感知、阅读推广、互动社交、组织管理等都与传统书屋截然不同，可称为农家书屋2.0版，极大提升农家书屋的效能。
这一阶段的制度创新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与文化部等部委联合推行农家书屋参与图书馆总分馆制；二是推行农民自主选书和满足个性化需求，加大“百姓点单”的选书比例，以满足农民个性化阅读需求；三是协同发展，与多平台的联合行动，既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又催生新的阅读活动；四是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阅读品牌，成为全民阅读重要组成部分，如山东省“齐鲁农家沁书香”、四川省“书香天府农民读书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塞上乡村读书节”等。
虽然此阶段的服务效能整体取得了提升，但还存在这样三个问题：第一，部分书屋重建设轻管理，出现了“僵尸化”“空壳化”的现象， 失去了服务功能；第二，部分地区将书屋作为政绩工程，活动流于表面，农民参与度不足；第三，西部地区技术应用滞后，数字化设备普及率不足20%，城乡数字鸿沟未有效弥合。
这一阶段主要经验教训有三点：一是文化服务需从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强化农民主体性；二是多方协同机制需强化走实，需建立跨部门协同反馈机制，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三是需提升农家书屋可及性和村民触及率与抵达率，将其作为基层治理能力的考核指标。
（三）2020年至今：融合发展阶段
2022年8月，《“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提升公共文化数字化水平，“推进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建立智能化管理体系”，“优化内容供给，创新服务模式”。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我国数字阅读普及率从2015年的64%提升至2022年的80%。推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是这一时期农家书屋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也是必然趋势。
与传统农家书屋有政策资金保障不同，数字农家书屋没有国家财政专项资金保障，主要由各省级财政设立专项资金，纳入地方建设计划。其走的是一条由政府倡导、企业探索、逐步发展、不断迭代的建设路径。截至2022年12月底，全国数字农家书屋达36.1万个，占全国农家书屋总量的3/5，比2019年的12.5万个增长了近2倍。据不完全统计，安徽、江苏、浙江、湖北等省已实现数字农家书屋全覆盖。
2020年以来，移动宽带覆盖农村地区，在相关部门推动下，多家数字企业开发出农家书屋电子阅读屏、掌上书屋App、H5在线阅读、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等多种形态。
各地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各有特色。例如，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的农家书屋采用卫星数字农家书屋全覆盖模式；山东省潍坊市向原省定贫困村发放数字农家书屋“E播宝”设备，实现了农家书屋与县图书馆“一卡通”并网互联；重庆数字农家书屋覆盖了所有农村教学点，为农村儿童打造了良好的数字阅读阵地；浙江省瑞安市在农家书屋中植入喜马拉雅有声阅读新模式，实现农家书屋“手机听”“扫码听”“场景听”等功能；浙江省温州市探索出数字化、文化活动、全民阅读、实体书店、文化礼堂、非遗、学生之家、文旅等八大“农家书屋＋”模式，实现农家书屋融合共存、转型升级。河南省新华数字农家书屋以图书、视频、音频、期刊等海量数字资源为支撑，采用“云＋服务＋端”模式，除了为农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提供文化教育、亲子教育、健康生活、农业科技等类别资源外，还提供影视、戏曲、武术等资源。
这一阶段主要的制度创新在于：一是应用场景创新。浙江“有声图书馆”通过扫码听书吸引年轻群体，月均访问量超10万人次；江苏“农家书屋＋直播带货”，不仅培训农民主播，还带动农产品销售额年均增长20%。二是农家书屋数字化公益项目引入市场机制，数字出版企业踊跃参与投标竞标，鼓励社会资本和力量介入。三是多品种、多模态出版物极大丰富数字资源，有声读物、在线读物、电子读物和即时新闻信息进入阅读空间。四是多形态数字农家书屋涌现。除了电脑型农家书屋、卫星电视型农家书屋、电子阅读屏农家书屋，数字出版企业还开发出掌上书屋App、H5在线阅读、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等多种形态，移动数字农家书屋成为主流趋势。
数字化建设推动农家书屋进入新的高地，但仍存在三个问题。首先，治理思维滞后。部分书屋沿用传统农家书屋行政化管理模式，忽视互联网用户需求，如形式上注册而不用，单向内容推送。其次，数字鸿沟加剧。老年群体和偏远地区农民面临使用门槛，技术排斥现象凸显。最后，内容同质化。部分数字书屋仅将纸质书电子化，缺乏交互性与本土化特色资源供给。
总结反思也有三点：一是互联网思维重构，以村民用户为中心，构建“需求—供给—反馈”闭环，引入社会力量参与运营；二是由于数字鸿沟在城乡人群中会进一步加大，农村老年群体、妇女群体等使用难度加大，数字农家书屋平台要加强技术适老化改造；三是内容创新，结合短视频、互动课程等轻量化形式，适配农民碎片化阅读习惯。
二、农家书屋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共生逻辑
农家书屋工程肇始于2005年的新农村建设，兴起和发展于乡村振兴战略和数字乡村战略。其政策走向沿着从文化扶贫范式向文化赋能范式的转变。2005年11月，《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要求“以政府采购形式，每年集中招标采购一批适用于农村的图书，直接配送到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乡村文化站（室），方便农民群众阅读”。2018年9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要求“推进农家书屋延伸服务和提质增效”。对比两个政策文本，可见农家书屋从“送文化”向“种文化”的转型。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文化振兴被列为“五大振兴”之一，农家书屋的功能从单一阅读场所向综合性文化服务平台转型。文化赋能成为农家书屋发展的新动能。
农家书屋的演变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具有时间轴上的同步性、制度设计的一致性、历史逻辑上的契合性。农家书屋的建设和升级始终与国家战略及其政策紧密衔接，其发展历程体现了从“文化扶贫”到“文化振兴”的战略深化。2008年8月，《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管理暂行办法》首次明确了书屋的公益性定位和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原则。农家书屋是为满足农民文化需求，建在行政村且具有一定数量的图书、报刊、电子音像制品和相应阅读、播放条件，由农民自主管理、自我服务的公益性文化场所。农家书屋工程按照“政府组织建设，鼓励社会捐助，农民自主管理，创新机制发展”的原则组织实施。2019年2月，中宣部等十部门发布《农家书屋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服务效能实施方案》，《方案》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创新，推动农家书屋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推动共建共享，解决资源闲置问题；开展主题性和常态化阅读活动，提高书屋使用效能；优化内容供给，有效对接群众需求；改进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评审制定工作，探索“百姓点单”服务模式，加大农民群众自主选书比例，组织出版单位和农家书屋有效对接，开展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增加数字化阅读产品和服务供给。2021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通过，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健全完善乡村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网络和服务运行机制，鼓励开展形式多样的农民群众性文化体育、节日民俗等活动，充分利用广播电视、视听网络和书籍报刊，拓展乡村文化服务渠道，提供便利可及的公共文化服务；并将农家书屋纳入乡村文化振兴的法定框架。沿着从单一文化供给到多元功能嵌入的政策逻辑，农家书屋的政策体系逐步与乡村振兴的“五大振兴”目标（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形成制度耦合。
农家书屋的发展既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抓手，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标志。农家书屋建设是一项惠民工程、德政工程和民心工程，其二十年的发展取得了阶段性成就，促进和支撑了“服务三农”“乡村扶贫脱贫”“数字乡村”和乡村全面振兴。二十年的发展积累了两大经验：一是坚持文化普惠的底层逻辑，农家书屋的覆盖与升级体现了国家对乡村文化权利的保障；二是保持书屋的动态适应建设原则，政策始终回应技术与社会变迁，从“物理覆盖”到“数字融合”的转型具有前瞻性。
然而，农家书屋依然存在服务效能低下，乡村数字深度阅读率偏低，老人、妇女和儿童等重点人群阅读触及率低等问题。面向乡村全面振兴，农家书屋治理和发展需要直面这些现实问题的挑战。有学者认为，数字农家书屋呈现“小、散、乱”的局面。缺少财政专项资金支撑，缺乏全国统一的数字农家书屋建设规划和内容建设标准是主要问题。但是，从深层次看，长期的自上而下的技术治理形成的路径依赖，以及内生能力、动力转换和内在机制的缺失却是数字农家书屋建设和发展中的关键性问题。
二十年农家书屋建设的总体思路沿袭技术治理逻辑特点，侧重于政府政策、技术形态和数字资源的分配供给，而忽略了需求侧的农民主体性、创造性和乡村文化价值，使得其治理重心发生偏离。数字农家书屋建设如果继续沿袭传统农家书屋的建设思路，那么即使技术形态升级，数字赋能农家书屋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从内生性视角出发，研究内生型数字农家书屋的治理逻辑与实践路径，深化技术和政策驱动下的农家书屋改革，激发农家书屋动能转换，建设融合型农家书屋，是当前和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深化农家书屋机制改革，应重视和回归到自下而上的多元主体参与的文化治理，聚焦于农民参与的内生机制和内在动力生成，以及政府、企业与需求侧的对话机制。国外注重公益组织介入、与在线资源企业合作、乡村居民制作资源和社交媒体传播，在建设力量动员、场景思维、发挥农民主动性等方面值得借鉴。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确立了重塑乡村文化生态，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推进农家书屋改革创新等目标方向。
农家书屋的治理逻辑可以梳理为，以农民的文化主体回归和文化价值认同为内生型农家书屋建设逻辑起点，反思技术治理的历史逻辑，遵循参与式文化治理的现实逻辑，实现农家书屋发展动能转换。其实践路径主要包括，以农民自主性文化创作生产，带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多形态数字农家书屋相互嵌入融合，构建数字农家书屋媒体生态；以数字农家书屋话语体系为着力点，拓展农家书屋应用场景；以平台化、智能化推动数智农家书屋建设，实现融合农家书屋阅读空间的扩展和优化。
三、以内生动力驱动农家书屋的深化改革
如前所述，农家书屋及其数字化建设的关键问题还是内生动力不足。较之传统农家书屋，数字农家书屋具有平台化、媒介化、场景化的新媒体特点，可以“去中心化”，实现内容供应商和技术提供商与政府、乡村文化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充分激发书屋建设各相关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内生动力。因此，农家书屋改革不仅要充分用好技术创新成果和技术赋能，更重要的是应回归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结合的多元主体参与的文化治理逻辑，形成重视特色乡村文化建设、数字资源供给联动、社会成员积极参与、服务效能优先的内生机制。
（一）从技术性治理到参与式文化治理，实现动能转换
自上而下的技术治理能在一定阶段或一定程度上弥补农家书屋在内容呈现形式和供给上的不足，但随着传播生态升级、农民文化需求提档、乡村文化价值回归，这种技术治理思维的弊端逐渐显露。而参与式文化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发挥农民和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激发其主动融入农家书屋的乡村文化传播体系。核心运作机制是依托乡村文化的本土价值，发挥农民、志愿者和公益组织的文化主体作用，注重引入农民优质的文化创作输出，避免农民对自身文化的失语。
因此，农家书屋要从单一的文本型知识供给或者行政主导型乡村文化建设中走出来，从以内容生产商和技术供应商为中心的技术性治理升级到政府设计规则、资源供给者竞争、农民和志愿者等社会力量主动介入的多元主体协同文化治理，真正实现“以农民为中心”的基层乡村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新格局。
（二）多元协同，激发农家书屋的内生动力
结合当前的实践情况来看，政府主管部门依旧是农家书屋建设的组织主导者，组织和调动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将内容供应商、技术提供商、社会组织以及农民力量动员起来，形成建设合力。书屋建设主体必须多元化，多元主体之间呈现出非线性关系，其中政府是主导者、决策者，善于与内容供应商、技术供应商、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与农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并通过适当的组织形式推动多方力量参与数字农家书屋的治理。
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和全面振兴的关键。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强调以内生式发展为主导的农村书屋发展模式，关键在于保障村民的主体性，依托政府拓宽融资渠道，吸引社会力量的大量投入，依托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力量，推进农家书屋实现社会化发展。乡村内生式发展要增强乡村居民参与发展的意愿和能力。根据本地的历史文化和发展需求，农家书屋可有针对性地组织具有乡土特色的社区教育和居民自我教育活动，建设学习型乡村。将地方历史文化嵌入当地居民的意识中，也有助于增强居民对本地的依恋感和自豪感，使之更加积极地参与乡村发展建设活动和乡村振兴工作。
（三）搭建信息化平台，促进多方对接和资源整合
传统农家书屋的技术性治理逻辑，弊端在于多元主体间未形成良性的互动和协同机制。因此，为促进内外部力量的互动，需要构建多元协同体系，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搭建信息交互平台，为多元主体之间有效对接提供技术支持。
数字农家书屋是以乡村文化服务为核心的、融合多元主体以及各类文化资源的基层信息化平台，它把那些对乡村文化资源建设饶有兴趣的社会力量动员和连接起来，使他们便捷提供技术支持、信息资源、志愿服务、网络咨询等方面的援助，提高书屋整体运营效率和服务水平。
数字农家书屋平台不再局限于简单的知识索引，而是汇集互动、数据分析、反馈的学习社区。这种转变在形成信息共享、互动协作空间，活化乡村文化的同时，也使农民群体主动介入传统文化，比如传统节日庆祝、乡村文化展览、手工艺品制作等。传承和弘扬乡村文化的互动参与，能够充分激活对农传播的知识资源，实现乡村文化资源的价值增值，确保村民真正成为数字农家书屋发展的受益主体。
（四）建立监督和激励机制，破除互动壁垒
评价与监督是数字农家书屋建设和运行的可持续动力，建立监督和激励机制旨在推动村民、乡贤、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发挥各自评价的主体作用，同时提高他们的政策感知度、执行力，提升服务管理水平。
首先，注重内部激活，加强对多元主体参与的激励。借助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将村民、媒体、专家学者、第三方机构等社会主体力量引入评价环节，建立在线多主体联合监管评价机制。同时结合村民的使用“痕迹”以及线下活动的参与情况，借助实物奖励、荣誉颁发等形式予以激励；根据治理实效和绩效评估结果对运营商和管理人员等给予相应的激励和惩罚措施，由此形成倒逼内、外部资源共同参与提升治理水平的机制。
其次，建立基于村民体验服务的评价机制和反馈机制，有针对性地改进和优化书屋运营质量。比如，书屋服务提供商是否真的针对内容供应与出版社保持定期沟通，是否根据政策要求以及村民反馈及时调整内容资源供应与服务方式，应给予及时关注。数字农家书屋要做好信息筛选工作，打造优质内容，提供和筛选出贴近村民的内容资源。充分利用评价和反馈的结果有利于打破各部门、各方主体之间互动沟通的壁垒，通过书屋建设整合各种乡村出版资源，提供内容推送和用户定制相结合的智能化服务，为村民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文化服务和学习资源。
（五）动态赋能，多方价值共创
农家书屋的效能提升依赖于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基于价值共创理论构建“政策驱动—资源整合—动态赋能—社群激活”四维治理框架，政府主管部门、内容供应商、技术提供商、社会组织与农民主体通过角色互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帕累托改进。布尔迪厄提出，通过教育形式获取的文化资本本身具有一定的转化为经济资本的能力。他将文化资本划分为具身化、客观化与制度化三种形态。农家书屋的书籍资源（客观化资本）通过阅读实践转化为村民的文化认知能力（具身化资本），进而通过参与书屋管理获得社区认可（制度化资本）。这种资本转化过程构成动态赋能的微观基础。当村民的文化资本存量突破临界值时，将触发权力结构的重构。书屋不仅成为知识传播平台，更演变为村民议事空间，使传统由行政主导的文化供给模式转向村民自主治理模式。动态赋能理论强调主体能力的持续生成机制。农家书屋通过建立“村民—政府—社会组织”协同网络，形成文化资本增值的良性循环。政府提供基础设施，社会组织导入专业资源，村民则通过读书会、技能培训等活动实现资本转化。这种多方价值共创机制打破了文化资本的单向传递，使村民从文化消费者转变为文化生产者。
四、融合型农家书屋数字阅读空间的建设和优化
当代农家书屋经历了从传统农家书屋到数字农家书屋、再到数智农家书屋的迭代，进入融合型农家书屋时代。融合型农家书屋承袭二十年书屋建设经验，坚守深化阅读的初衷、文化治理的底层逻辑和内生动力的动能转化机制，与乡村全面振兴相衔接，实现传播技术、阅读平台、多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文化聚合的多层次融合，它是乡村文化治理创新的实践平台。融合型农家书屋本质上是一个数字阅读平台，其创新着力点在于数字阅读空间的构建和优化，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力图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凸显地方特色和优势。数字阅读空间是指在网络与数字终端支持下，为读者提供阅读与交互服务的线上线下场域及其关联生态。
（一）融合型农家书屋数字阅读空间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中的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浪潮与信息化建设在城乡之间的延伸，使得数字阅读空间成为公共文化服务转型的重要支点。学界普遍认为，乡村地区面临纸质阅读资源更新迟缓、读者规模相对分散等结构性挑战，而数字阅读空间借助网络与多媒介技术的优势，可在“时间—空间”的双重维度上为农村用户提供更高效、更灵活的文化获取方式。对农家书屋而言，数字化不仅是单纯地将纸质资源搬上网络，而且要重点实施资源体系、交互模式与社区建设理念的系统升级。
数字阅读空间的引入，使得农家书屋得以跳出传统意义上的实体场所限制，让村民在家门口甚至田间地头即可检索、浏览各类政策法规、务工信息、农技资料乃至本地文化资源。由此衍生出的多终端协作与多场景应用，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注入了持续的生机。融合型农家书屋数字阅读空间的具体意义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
1.阅读资源与乡土需求的精准对接。农民往往对致富信息、农技知识与务工岗位资讯格外关注，数字农家书屋平台若能结合区域特色进行内容筛选与推送，便能在“有用性”上激发读者的主动参与。相比传统书屋需定期采购和上架纸质图书的模式，数字阅读资源的更新速度更快，更能紧密贴合当季农业生产或地方政策动态。
2.读者参与与公共文化活力的同步提升。数字阅读空间突破了“被动阅读”的固有形态，让村民得以通过评论、直播互动、短视频分享等多元方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若管理部门设计合理的积分激励与线上线下结合的阅读推广模式，数字农家书屋将不仅是书本和设备的集合，还可成为村民日常交流、专家辅导与地方文化传承的社区节点。公共文化服务由此在乡村场域呈现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累积的良性循环。
3.数字素养与乡村治理创新的双重引领。当书屋平台与政府政务信息系统或社会化媒体工具结合，农民的数字素养也会持续提高。农家书屋管理员可与村委会、扶贫干部、高校专家通力协作，为村民提供线上培训、专家在线咨询与远程服务，带动更广泛的乡村治理创新。
4.文化传承与产业赋能之间的联结。农家书屋在数字化过程中不仅输出知识，也能在平台上展示与弘扬非遗手艺、地方戏曲、红色故事等本土文化资源。若平台管理者或村民拍摄短视频、整理本土史料并在互动专区发布，乡土文化在数字阅读场域中便能得到更生动的二次传播。与此同时，涉及农村电商、文旅产业的各类信息也可及时共享，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契机，形塑从文化到产业的正向联动。
综上所述，数字农家书屋的阅读空间建设不仅仅是在系统层面为农村地区铺设信息管道，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赋能过程。其所带来的公共文化服务延伸、社区凝聚与乡村产业活化，展现出数字阅读空间在乡村公共文化体系中愈发凸显的现实意义。
（二）融合型农家书屋数字阅读空间建设的多维差异与用户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要求，坚持因地制宜、规划先行、循序渐进，顺应村庄发展规律，根据乡村的历史文化、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分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也提出，分类有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我们选取江苏、浙江、湖北、安徽、陕西五省作为主要观察对象，原因在于这五省在经济与文化基础、地理区位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可展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农家书屋数字阅读空间发展路径上的差异。
苏浙地区经济相对发达，文化投入充足，并较早启动书屋的数字化探索。例如，江苏省从2006年开始，在行政村建设农家书屋，免费向农民开放。到2010年底，全省共建成农家书屋16501家，在全国率先实现了行政村全覆盖；到2019年，98%以上的书屋配置了数字设备，数字阅读逐渐成为主流服务形态。浙江省同样依托“文化礼堂”等基层载体，将数字平台与农家书屋相结合，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阅读空间建设经验。
中部的湖北、安徽两省近年来在政策引导和公共文化财政支持下稳步提升数字化水平。安徽省到2021年已建成15434个农家书屋并全部完成数字化改造，成为全国率先实现农家书屋数字化全覆盖的省份。湖北省自2019年起，开始探索农家书屋数字化转型路径，至2022年底，全省共建成数字农家书屋23700个，实现全省村级全覆盖。
陕西作为西部代表性省份，山区与丘陵地形多，网络基础设施在早期相对薄弱。然而，通过创新技术手段与持续投入，陕西逐步推进数字阅读空间的建设。该省曾大量引入“卫星数字农家书屋”技术，将电子图书与期刊通过卫星传输送达偏远乡村。
五省所处区域及资源禀赋虽存在差异，却在国家政策的框架下各自展开富有地域特色的书屋数字化建设，为后续对比与推广提供了多样化样本。
苏、浙、鄂、皖、陕五省的网络条件、经济投入、民众数字素养以及文化生态不同，导致农家书屋数字阅读空间在建设与应用层面呈现明显的多元分化情形。东部地区具备更成熟的宽带或 5G 覆盖，数字终端配置较充裕，青年群体和返乡创业者对线上互动和创新型资源表达出强烈需求；中部地区虽在部分县域建立了完善的网络与终端设备，但城乡差距仍较明显，村民普遍倾向于“短平快”形式的农技培训或务工信息；西部偏远区域则面临网络带宽不足、少数民族语言兼容度不高等制约，读者对实用性资源与多语言支持尤为关注。访谈显示，大多数农民对“可操作且易学”的数字阅读平台抱有期待，并期望能依托农家书屋获得农业技术、就业培训、医疗健康等多方面信息。倘若平台能结合当地农时变化或民俗节庆及时更新专题栏目，用户黏性与互动意愿会更为显著。
这些横向差异背后，也折射出用户的多维需求：苏浙地区村民用户对专业电商运营、文化休闲及自我提升类内容兴趣浓厚，且乐于尝试直播带货、VR 体验等高阶功能；鄂皖的农民对农技短视频与就业咨询的使用频率最高，不少管理员建议增设围绕实用技能的“深度短课”或线下培训；陕西农民则在外出务工信息与乡土文化传承上提出迫切需求，少数民族聚居区还强调离线下载和双语阅读功能。调查数据表明，若平台无法精确匹配本地产业结构与文化习俗，读者很可能逐渐流失。由此可见，“因地制宜”的数字阅读内容规划与功能设计，是数字农家书屋在多元化农村背景下成功落地的关键。
（三）“硬件—软件—内容—用户—社群—绩效”一体化优化路径
为促进农家书屋数字阅读空间的可持续发展，可从“硬件—软件—内容—用户—社群—绩效”六大维度对书屋阅读空间进行系统优化，从网络与界面、平台功能与资源建设、用户培训与社群互动以及后续评估与迭代机制等多环节形成协同，帮助各地政府与多元主体在差异化农村语境下设计更具针对性的数字阅读空间。
1.硬件与网络：构筑技术基石。网络带宽与终端配备始终是数字阅读空间构建的基础。对经济实力较雄厚、数字技能成熟度较高的苏浙地区，可重点打造超高清、多并发访问及 VR/AR 场景等高阶应用试点；鄂皖等中部省份则宜在“最后一公里”接入和关键节点提升上持续发力，通过弹性基站或移动设备加强乡镇和村级网络覆盖；陕西可依据地理分散度与民族聚居特点，多管齐下结合卫星通信、离线下载与光纤建设，用渐进方式克服带宽瓶颈。只有在硬件层面打牢基础，才能承载后续更丰富的数字阅读服务。
2.软件平台与界面：兼顾易用性与个性化。用户在初次接触数字农家书屋时往往关注界面是否简明直观，核心功能是否一目了然。东部地区可在软件功能性和交互深度上做进一步延展，如多层菜单、个性化过滤、在线直播互动等，以满足用户多层次需求；鄂皖等地可将检索、下载、农技与就业等重点功能置于首页显著位置，并利用线下培训和简易手册进行同步辅导；西部地区则需特别注重无障碍设计，如大字号、高对比度、方言及双语提示等，让老年群体和低数字素养用户也能轻松上手。持续追踪点击行为与用户反馈，逐步推进界面迭代与流程精简，可进一步保证软件平台对不同人群均具有较高的可用性。
3.多元内容聚合：突出本地化与实用价值。针对五省不尽相同的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平台在资源建设上宜深耕本地特色。苏浙可引入电商经营、文创产业、非遗展演类信息，以吸引返乡创业者与注重文化体验人群；鄂皖更需聚焦农技、就业培训与相关短视频，利用浅显易懂的图文、音视频资源不断更新季节性农技要点；陕西则应关注多语言或离线阅读需求，在外出务工、少数民族语言课件等方面进行差异化供给。与高校、农科院、文旅单位的常态合作，有利于形成周期性更新的动态内容机制，始终保持资源库的时效与精准度。
4.用户服务：数字素养培训与专家辅导的协同。用户数字素养关系到平台能否实现深度利用。对苏浙而言，可将培训重点放在进阶技能与高阶应用，如 VR 互动、线上营销、财务管理等；鄂皖和陕西则应从基础的手机/平板操作与平台引导开始，逐步延伸至就业指导、电商运营、农技视频使用。线上可引入视频课程、智能客服，线下辅以集中培训和面对面演示。若能对接本土高校、龙头企业与政府农技人员组建专家团队进行定期值班或直播答疑，更可提升数字阅读空间的附加价值，让农民在平台上获取实用技能与权威咨询。
5.社群拓展与社区共创：从被动阅读迈向主动参与。数字农家书屋不仅是内容集散仓库，也应成为村民社会化互动的平台。创新积分激励、线上沙龙、主题竞赛、优秀内容评选等方式，可引导村民提交原创技术帖、实地种养经历、家庭料理或非遗手艺展示等素材，逐渐形成乡土经验与社区知识的动态更新。苏浙可率先尝试直播电商、VR/AR文化体验等高互动性功能；鄂皖可在实用性农技分享、就业对接等环节做重点推广；陕西则应注重多语言参与和少数民族文化演示，鼓励社区成员合力将地方文化转化为数字内容。这种多维交流不仅能增强读者黏性，也有利于塑造更有活力的乡村数字文化生态。
6.绩效评估与动态迭代：保障数字农家书屋长效运营。信息系统成功模型与技术接受模型的综合启示表明，基础指标（使用频率、满意度等），进阶指标（资源访问深度、数字素养提升度）以及高级指标（对乡村经济或文化创新的推动效果）构成了较完善的评估体系。管理部门或第三方机构可通过“季度巡查＋年度总评＋用户反馈跟踪”相结合的方式，动态掌握农家书屋数字阅读空间的运营质量，适时对网络设施、培训内容、运营模式等作出调整，使其真正“用得上、用得好、用得久”。
综上所述，“硬件—软件—内容—用户—社群—绩效”六大维度在数字农家书屋数字阅读空间构建中不是彼此割裂的环节，而是互为支撑的多维生态。如果网络与界面设计得当，资源与服务切合区域需求，并通过社群互动与专家辅导达成用户的自觉参与，再配合持续的绩效监测与滚动优化，数字农家书屋便能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中不断拓展功能边界与社会影响力。对苏、浙等发达地区而言，高阶创新和先行试点将带动全国范围的理念与技术升级；中部与西部地区则在基础提升与区域特色挖掘方面潜力巨大。六大维度的整体联动，能更好地满足各地农民日益多元化的数字文化需求，也为乡村振兴和城乡文化均衡发展注入更持续、稳定的动能。
（四）“分区分类”与“对口帮扶”并重的阶段性实施推进策略
对苏浙、鄂皖、陕西三大区域省份的数字农家书屋实地调研发现，东部与中西部在网络基础、文化经济环境、民众数字素养等方面的差距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消弭。为兼顾经济先发区域的技术示范效应与欠发达地区的普惠性建设需求，分区分类的差异化策略与对口帮扶的协同模式不可或缺。东部宜率先进行高阶功能试点，带动中部在基础优化后的局部突破，而西部则需稳步补足网络与培训短板，逐步融入创新应用。
在东部苏浙地区，以快速实现网络升级和平台多功能深度开发为主线，可尝试探索AR/VR沉浸式阅读、专家常驻直播等新兴业态，为后续在中西部省份推广树立范本。此举不仅能检验数字阅读空间在高带宽和多终端场景下的稳定性，也可为下一步跨区域技术与运营输出做好准备。苏浙地区数字经济产业链较为完整，能够利用企业技术资源及公共财政联合，构建管理运行、维护的先导模式。
鄂皖两省可在现有基础之上，先着力完善平台的实用功能与常态化培训，针对农技短视频、就业与电商运营等板块逐步丰富；对于基础条件较好的乡镇，可在局部试点有声阅读、沉浸式教学或在线专家问诊，以增强农家书屋对农业生产、返乡创业等核心需求的回应度。这些地区还可通过线下培训与线上咨询并举，让农民对平台的实际效用形成更直观的体会，进而为数字阅读的规模化、深层次推广积累用户与管理经验。
西部地区仍应将普及与稳步提升视为主要方向。网络覆盖与硬件配备宜优先解决村民的基本阅读需求，将离线下载、多语言支持功能列入重点实施清单。若能与乡村振兴专项或卫星网络项目协同，逐步完善基础网络后，再在部分条件较好的聚居点或试验村镇适度开展专家在线辅导、小流量视频教学与电商起步培训，便能以此为辐射中心带动更广范围的村镇。对于文化及语言多样性明显的地带，需在界面与资源策划层面体现多元形态，保证少数民族群体在数字阅读空间中同样拥有便利途径与自主选择权。
贯穿上述各区域的纵深实践，东部的管理模式、社会资本与数字技术可以对口帮扶的方式向中西部输出，中部与西部在积累小范围示范成果后，也能形成反哺与借鉴，推动更多差异化环境下数字农家书屋稳步进阶。通过区域间的协同与资源流动，各地不但能因地制宜创新数字阅读场景，也能在整体上实现高水平示范、渐进追赶和稳步普及三位一体的建设蓝图，让农家书屋数字化真正扎根在全国更广阔的乡村文化土壤之中。
结 语
制度创新是农家书屋可持续发展的根基。过去二十年，农家书屋从政策试点到全国覆盖，从单一图书供给到多元服务延伸，顶层设计和机制创新始终是其发展的主线。从中央财政专项支持到地方差异化实践，从行政主导到社会参与，制度创新既需破解资源分散、效能不足的困境，更需构建长效化、弹性化的治理框架，以适应乡村社会的动态需求。
从技术治理到文化治理逻辑的转换重构了书屋发展动能。农家书屋不仅是文化设施，更是乡村文化治理的实践场域。其通过知识赋权、价值引领和社群联结，重塑乡村文化认同，调和传统与现代的张力。这一过程既需尊重乡土文化的主体性，亦需嵌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叙事，实现“自上而下”政策目标与“自下而上”文化自觉的有机统一。
可供性与可及性决定了书屋服务的实际效能。书屋的物理可达性、资源适配性及服务包容性，直接影响其文化辐射范围。突破“有空间无活力”的困境，需从空间布局、资源供给、场景建构和用户适配等维度提升服务精准度，使书屋真正成为村民“走得进、用得上、离不开”的公共文化空间。
融合型农家书屋是内容资源、参与主体、传播技术和服务形态等各要素互动的创新范式。数字阅读空间的构建是书屋转型升级的关键路径。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实体书屋与虚拟平台的协同、传统阅读与数字服务的互补，不仅能够突破时空限制，更能以数据驱动优化资源配置，打造“线下沉浸＋线上交互”的乡村场景阅读生态。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