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世界知识》2026年第15期

7月20日，安迪·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2016年7月至今，英国换了七位首相。其中，戴维·卡梅伦、特雷莎·梅、鲍里斯·约翰逊、伊丽莎白·特拉斯、里希·苏纳克、基尔·斯塔默，他们无一人完整走完五年法定任期，特拉斯仅执政45天下台，创下英国近代史上最短首相在任纪录；即便执政最久的约翰逊，在位也仅三年左右。今年6月，斯塔默宣布辞职，而英国持续的政坛动荡却未必就能终止。从根本上说，英国这场漫长政治危机的源头是2016年那场仓促启动的脱欧公投，脱离欧盟造成的政治共识瓦解、经济转型困局、国际地位下降使这个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发源地陷入了比其他欧美国家更严重的“政治衰败”。

政治共识瓦解：治理根基被侵蚀

英国议会制被西方视为政治稳定样板。两大主流政党在欧洲一体化、自由贸易等核心战略上保持共识，竞争仅围绕财政、福利微调，不存在根本性路线冲突。简单多数选举制挤压小党生存空间，稳固两党格局，保障政策延续。脱欧公投彻底打破这套平衡，社会与政党共识瓦解，英国分裂为彼此对立的“政治部落”。

首先，脱欧激化二元政治对立。卡梅伦为化解保守党内疑欧派矛盾，将主权、贸易、边境、劳工流动等重大议题简化为脱欧、留欧二元选择。52%比48%的微弱差距未形成统一民意，却在英国城乡、南北、代际乃至家庭间造成深刻隔阂。伦敦、苏格兰及城市青年多倾向留欧，英格兰乡村中老年蓝领坚决支持脱欧，分歧上升为国民身份认同冲突，民众协商空间大幅收窄。此后苏格兰独立诉求高涨，北爱边境贸易摩擦频发，地方离心力加剧，根源就是脱欧摧毁了英国宪政稳定的共识根基。

其次，脱欧同时撕裂保守党与工党，两党内部分化裹挟政府施政。保守党分化为硬脱欧派与温和派，梅政府耗时两年谈成的脱欧协议反复遭下议院否决，硬脱欧派指责其背弃公投，温和派担忧贸易受损，梅内阁左右为难、黯然下台。约翰逊借硬脱欧主张完成脱欧，后续对欧谈判反复摇摆，党内疑欧派持续施压，叠加新冠疫情期间发生的丑闻，内阁倒台致其离任。苏纳克有意缓和英欧关系，却不断遭到党内阻挠。工党同样类似，城市亲欧选民与乡村脱欧蓝领割裂。斯塔默推行折中路线，既不重返欧盟又适度深化对欧合作，最终两头落空。自民党、绿党分流留欧选票，改革党吸纳大批脱欧支持者。工党在今年地方选举失利，斯塔默因党内逼宫辞职。两党长期被脱欧议题消耗，执政重心转为调和派系矛盾，首相合法性先天不足，政策短视功利，国家治理能力持续下滑。

最后，议会沦为派系争斗场所，政府治理近乎瘫痪。英国首相依靠执政党下院席位执政，后座议员发起不信任投票就能更换党首、改组政府。脱欧后两党内部小派系话语权暴涨，不信任投票、内阁辞职、议员倒戈接连出现。新任首相优先平衡党内利益，而非解决通胀、医疗、产业等难题。政策毫无连贯性，前政府对欧合作方案常被新首相为了迎合党内派系而直接推翻，企业、外资与民众难以形成稳定预期。治理体系陷入持续内耗，单纯更换首相无法修复深层共识裂痕，这是英国近十年首相频繁更迭最核心的政治原因。

经济转型困局：欧洲化经济结构被损害

英国脱欧派当年抛出“拿回主权、省下欧盟会费、释放经济活力”的核心承诺，宣称脱离欧盟单一市场后英国将打造产业国际化新格局。十年实践证明，这套叙事完全落空。脱欧严重侵害英国深耕半个世纪的欧洲化经济结构，在贸易、金融、劳动力、产业投资四大维度对其造成严重损伤，经济增长动能持续萎缩，民生压力全面上升，由此形成的民众不满进一步放大政治动荡，演变为从经济衰落到政治衰败的负向循环。

首先，跨境贸易壁垒全面抬升，对欧贸易规模持续收缩。脱欧前，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商品、服务在27国境内自由流通，享受零关税、无海关查验、统一原产地规则待遇，欧盟是英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近半数进出口业务依托欧洲市场。2020年正式脱欧后，海关边境核查、关税征收、原产地证书、检疫审核等多重合规成本全面落地。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认定，脱欧后英欧贸易关系将使英国长期潜在生产率及国内生产总值较留欧基准情景低约4%，英欧双边进出口贸易量长期低约15%。

其次，伦敦金融城地位结构性下降，资本、人才大规模外流。金融业是英国经济支柱，脱欧前伦敦是欧盟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欧元清算、跨境保险、资产管理业务高度集聚。脱欧后，欧盟出台金融监管对等限制，英国金融机构向27国客户提供服务受限。有数据显示，英国222家金融服务企业中，有95家（占比43%）已将或计划将部分英国业务或员工转移至欧洲大陆。自脱欧公投以来，英国金融业岗位外迁总量已接近7600个。金融产业衰退直接削弱英国税收根基，政府财政空间持续收紧，难以投入资金修复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短板，民众不满情绪积聚。

最后，就业、移民与民生困境常态化。脱欧终结欧盟人员自由流动制度，欧洲熟练劳工入境门槛提高，农业、医疗、物流、服务业长期用工缺口无法填补。脱欧派原本承诺严控移民，实际英国非欧盟移民数量反而从2016年6月的23.7万飙升至2024年6月的103.4万，大量非欧盟低技能移民涌入，既未能弥补高端劳工缺口，又推高住房、公共资源竞争压力。在英国国民保健制度下，公立医院就医排队周期长达数月，铁路、邮政行业的大规模罢工持续，民生困境持续侵蚀民众对历届政府的信任。

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长期预测显示，脱欧后英欧贸易壁垒将使英国长期潜在生产率较留欧基准情景永久性下滑约1.4%，英国进出口规模相较留欧基准情景将缩减约15%。贸易壁垒提升会给进出口企业增添额外成本负担，直接压低全要素生产率、贸易活跃度下降、国际生产分工效率降低，英国产业结构随之发生的转变或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伯纳姆之前的六任首相都推出过产业振兴计划，但政策导向截然不同，缺乏长期连贯的产业战略，难以逆转英国经济的结构性颓势，经济短板成为英国“政治衰败”持续发酵的底层土壤。

国际地位下降：丧失欧洲战略支点

近代英国长期推行“三环外交”，依靠欧盟、英美特殊关系、英联邦三大支点维系全球影响力，欧盟是其中核心平台。身为欧盟成员国，英国可借助27国集体力量参与全球规则制定，兼顾欧洲一体化与对美同盟。脱欧让英国主动舍弃欧洲支点，陷入脱离欧洲、难绑定美国、英联邦影响力衰退的三重定位困境，外交空间收缩，加剧国内治理危机与政坛动荡。

首先，英欧关系持续紧张，英国丧失区域规则制定权。脱欧前英国深度参与欧盟立法、贸易与安全合作，在金融、防务、气候领域拥有重要决策权。退出关税同盟后，英国从规则制定者变为外部谈判方，议价能力大幅下滑。北爱尔兰议定书争端久拖不决，欧盟掌握规则主导权，英国多次修改诉求均无果；能源、移民、科研、边境等议题上，英国只能单方面让步换取有限合作。斯塔默政府有意修复英欧关系，却受国内脱欧民意束缚，不敢推进深度合作，在欧洲地缘格局中彻底边缘化。

其次，英美特殊关系实际价值不断缩水。脱欧派曾设想脱离欧盟后全面依附美国，换取贸易与安全利好。但美国始终优先自身利益，双边自贸谈判多年停滞；在安全层面美国更倚重欧盟与北约欧洲国家，英国不再是连接美欧的战略桥梁。美方官员多次公开质疑英国频繁换相带来的治理短板，依托美国重塑大国地位的设想彻底落空，民众对外交路线不满持续拖累执政党支持率。

最后，英联邦凝聚力弱化，英国全球多边话语权走低。英联邦各国如今优先对接本土区域合作机制，印度及非洲、东南亚成员国不再以英国为核心，英联邦无法弥补脱欧带来的影响力损失。缺少欧盟集体背书，英国在气候、贸易、援助等多边议题的提案难以获得广泛认同。英国推出“印太倾斜”战略布局亚太，却受经济、外交资源限制，落地效果微弱。

脱欧打破长期稳定的“三环外交”格局，英国失去清晰战略定位。约翰逊提出的“全球英国”、苏纳克缓和对欧政策、斯塔默亲近欧洲等调整路线，都无法兼顾脱欧、亲欧、亲美三类群体诉求。英国外交政策反复摇摆、国际地位下滑加重民众焦虑，形成内政外交同步恶化的恶性循环。

英国十年七相是脱欧造成政治、经济、外交三重结构性创伤叠加的必然结果。那场公投引发的三重困局彼此放大，激化英国“政治衰败”。全球化与多极化背景下欧美各国均存在治理难题，英国困境格外突出的根源正是那场赌博式的脱欧公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