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数字革命的蓬勃发展与资本主义的深层矛盾形成内在张力，催生出“数字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数字社会主义”最初是右翼学者用以掩盖数字剥削、缓解资本主义危机的意识形态迷雾，但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国外左翼学者开始重构这一理论，试图将其打造为替代资本主义的新方案。通过构建数字公共资源体系、探索数字治理制度体系、推动数字民主自治运动，为数字时代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新的理论与实践方向。然而，这些探索在方法论上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未能触及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最终必然沦为技术乌托邦的空想。因此，面对数字资本主义危机，必须超越对“数字社会主义”的表层阐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构建数字时代社会主义发展的路向。
【关键词】数字社会主义 数字资本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技术乌托邦
作者刘洋，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首席专家、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虹，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6年第1期
数字技术的加速演进与资本主义危机的持续蔓延，共同构成了21世纪西方社会发展的双重变奏。一方面，数字技术革命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跃升，而且深刻地改变了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引擎；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秩序下的经济失衡与社会分化日益加剧，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不断显现。正是在这一双重背景下，人们开始思考数字技术能否挽救资本主义，此时“数字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兴思潮崭露头角。因而，这一思潮最初兴起时呈现出右翼特征，主要用于掩盖硅谷精英等的数字剥削，以此缓解资本主义危机。但是，当资本主义的数字积累体制陷入深层危机时，部分西方左翼开始尝试重构“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力求使其成为应对资本主义危机、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新方案。他们主张构建数字公共资源体系、探索数字治理制度体系、推动数字民主自治运动，释放数字时代的社会主义价值潜能，构造其以数字技术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图景。诚然，有着右翼特征的“数字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技术危机的掩盖终会因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不断激化以及数字剥削本质的日益暴露而变为幻想。然而，西方左翼重构的“数字社会主义”理论虽展现出美好愿景，但其真的具备足够的现实可行性，能切实成为化解资本主义危机，进而彻底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方案吗？本文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其加以审视，为克服数字时代的技术危机寻求新的转折点。
一、“数字社会主义”的生成语境与历史流变
“数字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兴思潮，其兴起既非历史的偶然，亦非单纯的技术赋权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历史演进与数字技术革命双重逻辑共同作用的产物。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多方面冲击，暴露出其内在的结构性矛盾，资本主义往何处去成为亟须回应的时代课题。一是经济维度的积累断裂。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持续发酵，最终以雷曼兄弟破产为导火索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迅速从金融领域向实体经济蔓延，进而导致企业大规模倒闭，就业市场随之剧烈收缩，其直接表现便是美国官方失业率在2009年10月攀升至10.2%，而广义失业率更达17.5%。二是政治维度的治理失灵。资本主义危机动摇了新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制度的基础，使其弊端在危机中不断放大，政治决策的精英化倾向与社会诉求的脱节愈发严重，而“代议制政府对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则置若罔闻”。三是社会维度的阶级重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持续冲击下，社会结构发生深刻裂变，阶层分化与价值冲突日益尖锐。顶层精英凭借资本垄断优势与信息壁垒，在危机中不仅未受冲击反而通过资本运作攫取超额利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量普通劳动者因经济衰退面临裁员、收入锐减等困境。这种经济地位的极端失衡加剧了不同阶层间的矛盾与对立，使整个社会陷入价值冲突的漩涡。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同时，数字技术的裂变式发展为西方社会提供了变革可能性。社交媒体平台如Facebook和Twitter打破了信息壁垒，Linux、Apache等开源软件生态实现了知识共享，YouTube、Flickr等用户生成内容平台则重构了创作与传播模式。这些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使去中心化的集体协作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显著特征——普通用户得以突破传统生产关系的桎梏，深度参与内容创作、技术开发等生产环节，推动传统生产模式向民主化、大众化方向转型，为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新提供新的可能。
正是在资本主义遭遇“发展困境”，而数字技术展现出“解放潜能”的历史交汇点上，凯文·凯利基于对硅谷实践的观察，敏锐捕捉到技术革新与社会变革的共振效应，率先提出“数字社会主义”（Digital Socialism）构想。凯利将数字时代美国经济社会中涌现的共享经济模式、开源协作机制等新现象视为新社会主义因素萌芽，并创新出“数字社会主义”一词对其进行诠释。凯利认为，数字技术蕴含“自我救赎”的变革潜能：其一，通过去中心化架构突破传统科层制桎梏；其二，依托开源协作重构价值创造模式；其三，借助网络效应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这些特性使其不仅能够缓和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甚至可能成为化解资本主义危机的关键力量。他的这种构想是对数字时代西方社会矛盾的回应——通过将数字技术的去中心化、协作化特征与社会主义的平等共享理念相结合，为解决资本主义危机提供了区别于传统意识形态的技术驱动型替代方案。凯文·凯利特别强调，这种“数字社会主义”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运动，而是依托无边界的互联网运行的“无国家”的社会主义形态。
凯文·凯利关于“数字社会主义”构想的核心逻辑在于，数字技术的自主演进将自发消解资本主义的私有化逻辑，推动社会迈向更平等、民主的生产关系。然而，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无序扩张与野蛮生长，技术非但没有成为颠覆垄断的解放性力量，反而沦为资本权力扩张的新工具。他所使用的“社会主义”一词看似与资本主义对立，但无论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是对资本主义的变革，都与科学社会主义大相径庭，其理论内核难以摆脱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的桎梏。正如俄罗斯学者叶夫根尼·莫洛佐夫所指出的，不管把硅谷开创的未来世界叫作什么，“数字社会主义”显然不是个恰当的名字。意大利学者多纳泰拉·德拉·拉塔也对其进行了批判，认为凯文·凯利从语义上接管了“数字社会主义”的概念，将其定义为适应网络世界、无国家干预的社会主义，并将政治和阶级相关的一切内容尽数剥离。
因此，这种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技术乌托邦叙事，并不是要对资本主义发起挑战，而是右翼势力构建的资本主义自我修复神话，通过硅谷新自由主义与技术乐观主义的双重修辞为资本主义剥削机制披上合法化外衣。其一，它以“协作”之名掩盖数字剥削的实质，无视开源社区贡献者、社交媒体用户的无偿劳动被平台资本剥削的事实——用户创造的海量数据与内容成为资本增殖的源泉，却因缺乏生产资料所有权而被排除在收益分配之外。其二，它将技术进步等同于社会变革，幻想数字技术工具的发展能自动消解阶级矛盾。然而，现实却是技术创新虽然改变了劳动方式，但由于生产资料依旧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中，右翼所维护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反而强化了资本控制。这表明，在右翼框架下，数字技术并不能自动解决社会问题，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剥削依旧存在。因此，脱离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技术本身无法消除剥削。所谓的“数字社会主义”只是试图站在技术进步的层面来延缓资本主义危机，其实质乃是资本主义借助技术话语进行自我美化与粉饰，将解放的未来图景变成奴役的工具，以硅谷话语体系重构社会主义叙事，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本真内涵，是资本主义技术乐观主义的右翼变种。
2016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彻底暴露出凯文·凯利“数字社会主义”构想的虚幻性：Facebook数据门揭露“协作共享”的剥削本质、DeepMind伦理危机解构“技术中立”迷思、Uber全球罢工戳破“灵活就业”神话。这不仅印证了前文指出的“技术修辞遮蔽剥削实质”的右翼策略，更以事实宣告了凯文·凯利技术乌托邦主义的破产，即数字技术非但未能消弭阶级矛盾，反而通过算法控制、数据垄断和零工剥削等新形态，将资本主义危机推向新阶段。这一现实直接倒逼西方左翼阵营重新审视并从制度层面重构“数字社会主义”理论。
以尼克·斯尔尼塞克为代表的学者指出，凯文·凯利等技术乐观主义者的谬误在于将技术视为中立工具，而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实则表现为“平台资本主义”。斯尔尼塞克认为，可以通过国家来控制平台并创建由大众拥有和控制的公共平台，以此打破科技巨头的垄断权力。这一主张标志着左翼对待“数字社会主义”已从“技术批判”向“制度重构”跃迁，他们开始尝试以数据公有制对抗平台寡头的垄断权力。而在法国学者塞德里克·迪朗看来，技术乐观主义曾许诺会带来振兴的良方，在发展中却表现为一种退化，数字技术催生了技术封建主义，即科技巨头与员工和用户之间形成了一种类似封建领主与农奴之间的关系。美国右翼学者乔尔·科特金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正退化为一种“新封建主义”。
面对质疑，西方左翼必须找到将数字技术锻造为社会主义解放力量的有效路径。在此驱动下，左翼学者在批判与重构中逐渐发展出多种“数字社会主义”方案，例如强调数据与劳动集体化治理的平台合作主义、试图通过加速技术发展迫使制度转型的数字加速主义，以及主张民主控制算法以打破科技垄断的算法社会主义等。尽管这些方案在策略与侧重点上存在差异，但它们都致力于在资本主义危机中探索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共同体现了西方左翼对替代性社会制度的系统性思考。这些丰富的理论探索，共同勾勒出“数字社会主义”的初步轮廓，为系统审视其理论设想奠定了基础。
二、西方左翼重构“数字社会主义”的基本图景
作为对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回应，西方左翼的“数字社会主义”构想既是对数据剥削与技术垄断的反抗，也是对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设计。虽然西方左翼的“数字社会主义”方案存在不同的理论分野，但他们都以数据公有制和技术民主化为轴心，从不同的侧面勾勒出“数字社会主义”的基本图景。在经济层面，主张构建数字公共资源体系，打破资本对数据的掌控；在政治层面，着力探索数字治理制度体系，重塑权力分配格局；在社会层面，大力推动数字民主自治运动，激发公民自治活力。西方左翼的理论探索共同刻画出“数字社会主义”的生动轮廓，为数字时代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与实践方向。
（一）变革经济基础：构建数字公共资源体系
资本主义正通过数据垄断、算法操控和平台权力等手段，将数字技术异化为21世纪的圈地工具。此时，西方左翼清晰认识到，通往“数字社会主义”首先需要从经济基础层面进行变革，构建起集体所有、合作共享的数字公共资源体系，以瓦解资本主义对“数据—算法—平台”的私有化控制。
第一，建立合作共享的“数字公地”。当前，数据私有制导致大量有价值的数据被科技巨头、金融机构等少数主体垄断，普通用户不仅无法从自身数据中获益，更被排斥在数据管理体系之外。对此，西方左翼深刻批判科技巨头对用户数据的私有化掠夺行为，他们继承并发展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地治理理论，将传统公地治理原则成功拓展至数字领域，倡导建立“共同生产、共同所有、共同控制、超越阶级”的“数字公地”。法国左翼学者指出，“数字公地”是一种由生产者和使用者社区共同管理数字资源，通过共同制定的规则推动资源不断丰富，并保障资源自由访问、防止被独占的共同体模式。美国学者大卫·博利尔进一步指出，民众必须学会打破公共资源的既有边界，以此防范圈地侵占行为，乃至收回那些被私人把持的公共财富。第二，打造开放透明的“开源生态”。现如今，我们日常接触的大多数算法都归私人所有，这使得它们不透明且无法接受外部的审视，逐渐沦为数字资本剥削的工具。为破除算法垄断、对抗资本剥削，西方左翼清楚认识到需要将算法从私有资本的禁锢中解放，打造“开源生态”。加拿大左翼学者尼克·迪尔-维斯福特在《赛博无产阶级》中预言，算法的前沿领域“可能与人类经济发生的最大危机联系在一起”。因此，美国学者伊本·莫格林支持自由软件运动，将免费信息视为数字社会中的“幽灵”，并要求使用开源代码的企业必须公开衍生作品代码。第三，构建集体所有的“平台合作社”。平台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形态，但资本主导的平台经济呈现“赢者通吃”的垄断特征。西方左翼认为打破这一困局需从平台所有权结构入手，构建符合社会主义“谁劳动、谁所有”原则的“平台合作社”。德国学者特雷博尔·肖尔茨明确指出，若要成功发展平台合作社，需传播一种基于互助主义、社群主义理念及合作精神的意识形态。在具体实践上，平台合作社以所有权归劳动者与用户共有为基础，通过劳动者集体持股、用户共治的模式，从底层逻辑上将平台从资本增殖工具转化为实现劳动者价值的载体。
（二）创新政治架构：探索数字治理制度体系
在科技巨头的主导下，数据垄断、算法黑箱和劳动剥削形成闭环，使得传统代议制民主在数字权力面前日渐失效。面对这一困境，西方左翼积极探索如何将数字技术从资本增殖工具转化为国家治理设施，以应对传统治理模式在数字时代的困境。他们认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平台化治理的范式转型、法律制度的适应性重构、政治参与主体的再定义三个维度协同发力，为“数字社会主义”的实现开辟新的发展可能。
第一，推动治理模式转型，构建“平台化国家”治理体系。法国左翼提出要培育一个围绕数据及其在行政部门和社会中再利用的完整生态系统，以此建立真正的“平台化国家”。这种“平台化国家”将构建起公共数据的智能处理中枢，通过先进的算法技术将海量、零散的公共数据转化为结构化、可视化的信息资源，为政府决策、社会运行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第二，以法律制度设计约束平台权力。面对科技巨头的全球性权力，哈佛商学院教授肖莎娜·祖博夫在《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中警告，监控资本家的数字剥夺行为对个人、群体乃至整个社会施加了一种全新的控制，而个人隐私成为这种控制下的牺牲品，最终将形成支配社会的“利维坦”。基于对资本主义数字控制的深度批判，法国左翼学者认为，网络公司和互联网用户均不能完全逃脱国内司法管辖权，提出了创设新型法律权利、调整监管框架来约束平台权力的变革思路。第三，政治参与的主体不应受到狭隘的界定，而应涵盖所有能在组织中创造价值但不受雇于该组织或不受该组织授权的个人。在这种全新的视角下，无论是在生产一线辛勤劳作的普通劳动者，还是凭借自身技能灵活就业的自由职业者，抑或是仍在校园中学习知识的学生群体，只要他们具备独特的想法和相应的能力，均拥有参与政治进程的机会。
（三）重塑社会治理：推动数字民主自治运动
在西方左翼看来，数字时代的公民参与实践出鲜明的自治特征，其驱动力主要来自公民社会内部的民主自治能力，而非传统的代议制政治框架。因为在传统模式下，公民大多处于被动接受状态，所以数字民主自治运动的核心目标就是促使公民角色转变，使之成为积极的决策者和管理者。在此进程中，个体不再是被异化的用户或消费者，而是蜕变为充分享有社会生活中自主权利与自由的真正公民。区块链、智能合约等分布式技术的应用，使权力配置呈现出网络化、扁平化的新型特征。这就使得公民在数字治理生态中既能实现自我组织与自我管理，又能通过持续参与提升数字素养与公共精神，形成治理能力与治理责任的良性循环。通过参与自治事务，他们能够切实地对自身所处的生活环境进行塑造，让生活空间更贴合自身需求与期望；同时，在持续参与自治事务的实践里，他们的数字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得以不断提升。例如，在城市规划领域，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在线投票、讨论论坛等数字平台和工具，公民可以便捷地参与到城市规划的讨论和决策过程中。通过这些数字化渠道，他们能够详细阐述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极大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让城市规划成果更符合广大市民的利益。在社区层面，数字自治体现为社区资源的共享与管理。一些社区利用数字平台建立涵盖工具、知识、技能等多种资源的共享库，居民们可以在平台上自由分享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同时也能便捷地获取自身所需，这一举措显著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此外，社区还借助数字平台进行社区事务的民主决策，无论是组织社区活动，还是规划公共设施的建设，居民都能通过数字平台参与讨论、投票表决，真正实现社区事务居民自主管理，让数字自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出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三、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构想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西方左翼提出的“数字社会主义”构想，试图通过对数字技术与生产关系的重新整合以突破传统资本主义框架的局限。这一构想不仅是对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危机的直接回应，更在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上展现出对传统左翼方案的继承和超越之处。一方面，西方左翼始终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并以此为根基构建起“数字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西方左翼提出的“数字社会主义”方案并非抽象的哲学构想，而是以解决资本主义现实危机为直接目标的实践体系。然而，“数字社会主义”虽然敏锐捕捉到数字时代的新矛盾，但其理论内核仍未完全摆脱西方左翼的传统局限：它未能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将技术演进与社会形态更替混为一谈；未能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幻想通过技术修补实现制度替代；未能明确革命主体力量，以合作共享弱化了阶级分析；未能重视革命领导力量，在数字自治运动中消解了无产阶级政党作用。正是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偏离，使西方左翼的“数字社会主义”构想最终滑向技术乌托邦主义，成为数字时代的新空想社会主义。因此，必须回归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重建“数字社会主义”，为化解数字时代的系统性危机提供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
（一）理论背离：“数字社会主义”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规律的背离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角来看，生产力始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早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一论断清晰表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其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与形态。然而，西方左翼在建构“数字社会主义”时，却严重夸大了数字技术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数字技术持续进步，社会生产关系便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变革，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就能水到渠成地实现。这种观点违背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出的：“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数字技术作为生产力构成要素中的一部分，尽管其具备强大的创新潜能，但无法直接促使生产关系发生实质性改变。
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语境下，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确实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革新了生产组织形式。以自动化生产线、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等应用为代表，生产流程得以优化，生产速度大幅提升。但这一切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资本家依旧牢牢掌控着生产资料，并且通过雇佣劳动这一形式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宰制下，数字技术强化了资本家的剥削手段，进一步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加深了社会不平等程度。西方左翼在构建“数字社会主义”时未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与现存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尖锐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时，才会触发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而这一变革绝非单纯依靠数字技术就能实现。
另一方面，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的：“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产生了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而西方左翼在设计“数字社会主义”时，试图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让每一个生产者都能完全平等地参与生产过程，彻底摆脱传统生产组织的层级束缚。这种构想看似美好，实则脱离了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陷入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数字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论偏差，本质上是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客观规律的忽视。当前数字技术的发展虽然带来了生产方式的革新，但还远未达到能够支撑超越阶段的分配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程度。正因如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数字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一种革命性要素，其积极意义在于推动生产力体系发生整体性质变，从而为生产关系变革创造物质前提。但要以数字技术推动生产力体系的整体性发展从而引发生产关系变革，显然是一个由客观规律支配的长期过程，必然要求摒弃不切实际的空想，保持充分的历史耐心。
（二）规律误解：“数字社会主义”对社会发展客观必然性的误解
唯物史观科学阐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勾勒出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脉络。马克思提出：“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如同自然界的发展一样，遵循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进程中，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直至共产主义社会，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以及社会特征。前一个阶段为后一个阶段的发展奠定基础，后一个阶段则在前一个阶段的基础上产生，这种更替发展具有历史阶段性和客观必然性。
西方左翼学者设计的“数字社会主义”方案，没有意识到“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他们试图利用数字技术跳过过渡阶段，直接构建社会主义形态，违背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两个决不会”的科学论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出，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剥削、压迫、贫富差距等诸多弊病，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它依然对推动生产力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从产业革命、电气革命到数字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生产力飞跃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实现的。当前，数字资本主义虽然加剧了劳资矛盾，但尚未达到生产关系完全束缚生产力的程度，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仍在拓展资本主义的全球市场边界。
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误解，归根结底在于其方法论上的唯心主义倾向。正如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因此，任何试图绕过生产力发展阶段、脱离现实经济基础的社会改造方案，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空想社会主义的窠臼。
（三）主体漠视：“数字社会主义”对革命主体力量的淡化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中，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依靠明确且坚实的主体力量，这便是广大无产阶级。马克思强调：“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一论断深刻体现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它并非以某一群体的特殊解放为目的，而是以全人类的普遍解放为最终归宿。正是这种与人类普遍利益相一致的历史使命，赋予了无产阶级超越其他一切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
然而，西方左翼的“数字社会主义”构想，在试图“更新”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却抽离了其中关于革命主体力量的理论内核。他们的理论往往从“技术决定论”出发，过度聚焦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幻想算法优化、数据民主等技术性方案能够自动催生社会变革，从而在理论上消解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必要性。在这一视角下，无产阶级被视为被动的技术适应者或被解救的对象，其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主动性及革命性力量，在技术乐观主义的叙事中被悄然遮蔽。这种主体漠视的认知根源，在于西方左翼未能科学把握数字时代无产阶级的客观存在性。他们“提出了‘认知无产阶级’‘智识工人’‘诸众’‘被分离者’‘无分者’‘赛博无产阶级’以及‘数字工人’等新的主体样式，打造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新版本’”，从而将革命主体的构成基础，从生产关系中的客观地位转向了共同文化身份的主观认同。这种概念置换不仅难以唤醒统一的阶级主体意识，更在客观上碎片化了无产阶级的整体图景，瓦解了真正的革命力量。
事实上，数字时代并未消灭无产阶级，反而以更复杂的形态再生产并扩大了这一阶级。此时的无产阶级表现为不占有物质与数字生产资料、从事体力、脑力及数字劳动的广大劳动者总和。因此，“数字社会主义”构想若不能回答“如何将数字时代的劳动者塑造为自觉的革命主体”这一核心问题，便无法跨越从空想到科学的鸿沟。马克思早已指明，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的关键在于阶级意识和社会意识的觉醒。这种为自身历史地位而共同斗争的意识，使得他们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西方左翼的“数字社会主义”构想，恰恰在这一点上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倾向于将解放路径设计为技术架构的调整或数据产权的重构，回避了数字时代无产阶级觉醒后必须联合起来夺取数字生产资料所有权这一根本问题。这种对革命主体力量的淡化，最终导致其理论成为一种没有主体的革命空想，它或许描绘了精美的技术蓝图，却抽空了实现这一蓝图的根本动力——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
（四）领导悬置：“数字社会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作用的消解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领导核心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表明组织形成独立的政党是无产阶级政治行动的根本前提。我们党也清醒认识到：“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不行的。”因此，承认并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各种空想或改良思潮的试金石。
但西方左翼在构想“数字社会主义”蓝图时，却普遍呈现为实现一种去政治化的直接社会主义。在他们的论述中，几乎看不见无产阶级政党的身影，对无产阶级政党在组织无产阶级、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等方面的关键作用避而不谈。这种做法直接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则，仿佛高度发展的数字化生产力能够使国家与阶级自动消亡，从而遮蔽了在现实中夺取国家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所必需的坚强领导核心。这种“政党空场”景象折射出当代西方左翼政治力量在现实中所面临的深刻困境。一方面，全球政治秩序的深刻调整给西方左翼政党带来了多重严峻的外部挑战。“在现代全球政治格局下，左翼政党时常面临极端政治压力，包括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政府镇压、媒体操控和选民极化等挑战。”在此冲击下，传统左翼政党或自身嬗变，或影响力衰退，其作为阶级利益代表和组织领导核心的能力受到削弱。另一方面，左翼政治力量内部的复杂性导致了其组织凝聚力的涣散。“左翼政党联盟内部在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党派利益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使得左翼政党难以在变革资本主义的数字政治议程上形成统一且连贯的行动合力。于是，理论与实践在此形成了闭环，实践中左翼政党的边缘化，使得西方左翼难以描绘并信任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其核心领导者；而西方左翼在理论上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悬置，又进一步使其无法形成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战略纲领。
因此，西方左翼的“数字社会主义”构想对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的悬置，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缺陷，更是一种政治上的回避，最终难以避免地沦为“数字乌托邦”。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政党来锻造阶级意识、领导政治行动，任何关于技术赋能社会主义的愿景，最终都只能停留在对替代性生产关系的想象之中，无法指向真正的数字社会主义道路。
四、以历史唯物主义重构数字时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
西方左翼构建的“数字社会主义”虽试图回应时代挑战，但却因脱离社会现实、背离历史规律，注定只是悬置于现实之上的虚幻构想，无法真正推动社会的实质性进步与发展。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为生产力跃升提供了无限可能。那么，如何在释放生产力的同时，确保生产关系向社会主义方向演进？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数字时代的中国实践相结合，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发展路径？唯有回归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才能突破西方理论的窠臼，构建起契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数字时代社会主义发展路径。
（一）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习近平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出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核心领导地位。首先，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数字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数字经济作为新兴经济形态，涉及技术研发、产业布局、国际竞争等多个维度，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对此，习近平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为落实这一要求，必须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统筹布局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避免数字经济盲目、无序发展。其次，党的领导是实现数字技术造福人民的根本保证。数字技术具有强大的变革力量，但缺乏正确引导可能会加剧社会分化。因此，必须以党的政策为指引，推动数字技术应用向民生领域倾斜。例如，在乡村振兴中，依托大数据网络建立动态监测系统，精准识别返贫风险；在医疗领域，推广“互联网+医疗健康”模式，促使互联网技术与传统医疗健康服务深度融合。最后，党的领导是凝聚数字社会主义建设合力的关键所在。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有着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在实践中，可以在数字科技企业中设立基层党组织，通过“党建+数字治理”的宣传教育、政策激励，将分散的社会力量整合为推动社会主义发展强大合力。
（二）发挥“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引领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和决定性作用。习近平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点，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利益摆在首位。在数字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数字技术的发展必须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为根本导向，使数字技术真正成为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公平正义的有力工具。第一，针对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数字鸿沟，应该大力推进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农民快速掌握数字技能，让他们共享数字技术发展红利，切实增加农民收入。第二，在平台经济领域，建立适应数字时代的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要求外卖平台、网约车平台公开算法规则，保障骑手、司机的劳动报酬和休息权利。第三，在城市建设进程中推行“需求导向型”模式，通过互联网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城市建设的途径，同时利用大数据精准分析人民群众在交通出行、医疗服务、教育资源等方面的需求，真正实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三）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双向适配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二者的矛盾运动构成社会形态演进的根本动力。习近平进一步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就说明，只有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双向适配，才能最大程度释放数字技术潜能，夯实社会主义制度根基。
一方面，构建数字技术的社会化应用体系。在基础设施建设层面，由政府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统筹建设如“东数西算”工程等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与大数据协同中心，将算法、数据等核心数字资源作为公共产品向社会公众开放，同时通过向中小微企业提供算力补贴等方式，打破大型企业的技术垄断。在技术生态培育层面，从国家层面设立开源软件基金，重点支持大数据分析框架、区块链底层协议、人工智能基础算法等关键环节的开源研发，推动形成“技术共创、利益共享”的社会化应用格局。另一方面，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一是探索数据要素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为破解公共数据权属界定不清的难题，需要构建权责明晰的数据确权与产权制度体系。例如，确立“国家所有、分级授权”的产权架构，即公共数据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同时根据数据类型、敏感程度及应用场景等，将使用权进行分级授权管理。二是完善数字时代的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领域，针对平台企业与劳动者的分配失衡问题，推动平台将劳动强度、工作时长、数据贡献等指标纳入薪酬计算体系，确保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劳动者获得合理报酬。在再分配领域，针对数字巨头企业通过跨境数据流动避税的问题，制定数字服务税等新税种以保障社会公平。在第三次分配领域，鼓励社会力量开展各项公益活动，保障数字时代弱势群体的权益问题，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对改善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