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6年第2期，第26-33页。
李佳怡，博士，黑龙江大学副教授。
提 要：数字技术与资本的深度融合催生了数字资本主义，其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资料、以算法为控制工具、以平台为运作载体，构建了资本积累的新机制与异化的新形态。齐泽克立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异化劳动与人类解放理论，系统剖析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与资本逻辑的运作新形式，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下主体异化、社会关系异化、价值认知异化与意识形态幻象的具体表征。数字资本主义并未改变资本增殖的核心本质，反而通过数据垄断、算法控制、意识形态伪装等方式，将资本对人的剥削与控制推向全域化、隐蔽化。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为穿透数字资本主义幻象提供了科学工具，齐泽克的批判理论则丰富了其当代阐释维度，共同为破解数字异化困境、构建数字文明新形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关 键 词
数字资本主义；资本逻辑；异化；齐泽克；人类解放
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数字技术的爆发式发展，推动资本主义迈入数字资本主义新阶段。数字技术不再是中立的工具，而是与资本深度绑定，成为资本无限增殖的新载体与新工具，催生了AI替代人类劳动引发的就业危机、数据剥削导致的隐私泄露、算法控制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后人类叙事掩盖的资本霸权等一系列矛盾，深刻影响着人的存在方式与社会发展方向。“由数字技术所引发的这场持续、深刻、广泛而又剧烈的变革，在使人类体验到数字文明所创造的繁盛的同时也使人类陷入前所未有的数字统治当中，人的身体、注意力和交往等都发生着新的异化。”数字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数字技术将这种趋势推向极致，使资本对人的剥削与控制渗透到生产、生活、精神等各个领域。
齐泽克从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学视角出发，聚焦AI、数字媒介等数字技术发展现状，深刻批判了数字技术异化带来的主体消解、社会扭曲与意识形态幻象，他指出数字技术构建的“交互被动性”使人类丧失主体性，“数字无意识”外化弱化了人的责任意识，后人类叙事则成为资本掩盖剥削的意识形态工具。齐泽克的批判精准捕捉了数字资本主义异化的新形态，强调技术发展必须服务于人的解放。
基于此，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以齐泽克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为参照，通过反思资本逻辑的当代运作形式，丰富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当代内涵，为应对数字资本主义挑战、构建数字文明新形态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一、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与资本积累新机制
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态，其本质仍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是数字劳动异化与资本权力扩张的集中体现，核心特征是数字技术与资本的深度融合，与传统工业资本主义相比，数字资本主义并未改变资本无限增殖的本质，而是通过重构生产资料、剥削形式与积累机制，实现了资本剥削的全面化、隐蔽化与高效化。
（一）数字资本的本质：数据成为新的“虚拟货币”与生产资料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资料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资料，数字技术成为核心劳动工具，这也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与传统工业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数据作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生产资料，其本质是“被编码的人类活动”，是人类劳动、情感、思想等活动的数字化呈现。齐泽克指出，数字技术“通过记录我们吃什么、买什么、读什么、看什么、听什么，追踪我们的情绪如恐惧和满足”。这些看似只是人类日常生活自发衍生的无价值副产品的数据，本质是人类劳动、情感与思想活动数字化凝结的价值载体；数字资本通过平台实现对这类数据的无偿占有与规模化集聚，使其成为数字经济体系中可量化、可跨场景流通、可储存并能持续带来价值增殖的虚拟货币，再经由算法的深度加工与价值提炼，最终将其转化为兼具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标准化商品。数字资本对数据的占有，本质上是对人类无酬劳动的占有，“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数字资本通过平台收集、存储、分析海量数据，将人类的精神活动、社交行为、消费偏好等转化为可增殖的资本，实现了资本对人类生活领域的全面渗透。
数字资本对数据的占有具有垄断性特征。大型数字平台通过技术优势与网络效应，构建起数据壁垒，形成数据垄断。谷歌、Meta等平台通过用户数据积累形成技术壁垒，强制第三方应用接入时需共享核心数据，同时限制用户向竞品平台迁移数据即数据锁定，导致中小数字企业因缺乏数据资源难以竞争，这正是资本通过数据垄断巩固市场支配地位的典型表现。数字资本通过垄断数据，限制其他资本的竞争，巩固自身垄断地位，进而获取垄断利润。这种数据垄断本质上与马克思所批判的工业资本垄断是一致的，都是资本积累规律作用的结果。但是因为数据贯穿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其相较来说垄断范围更广、控制能力更强，也就是说，数据垄断意味着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全面控制。
（二）数字资本积累的新机制：算法剥削与“数字无意识”的外化
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核心机制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占有，数字资本主义通过算法、“数字无意识”的外化与注意力掠夺等方式，构建了剩余价值生产的新机制，使资本剥削更加隐蔽、高效与全面。
其一，算法成为剩余价值生产的核心工具，实现了精准剥削。算法通过对数字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进行实时监控、量化管理与精准调控，最大限度地提取剩余价值。外卖骑手被算法设定的配送时间阈值束缚，不得不采取超速、闯红灯等方式以完成配送任务，其劳动时间被算法极致压缩，剩余价值被资本最大限度地掠夺；内容创作者被平台算法的流量规则绑架，为获取流量不得不迎合低俗趣味，放弃创作自主性，成为算法控制下的数字劳工；数据标注员从事单调重复的数字劳动，劳动强度被算法精确控制，劳动报酬被压至最低。算法作为数字资本剥削的核心工具，不仅在生产领域实现剩余价值掠夺，更在精神领域催生了“交互被动性（interpassivity）”，成为主体异化的直接诱因。本质上就是算法剥夺人类劳动自主性、强化剩余价值剥削的表现，通过将劳动过程数字化、标准化，消除了劳动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使劳动者沦为算法控制下的数字工具人，相较于马克思所批判的工业时代机器支配人的现象，其剥削效率更高、控制更严密。
其二，“数字无意识”的外化实现了资本对精神领域的剥削。齐泽克引用马克·墨菲的观点，指出“新的数字媒介把我们的无意识外化为AI机器”。使主体与外化的数字无意识形成平行关系。数字资本通过平台收集人类的无意识欲望、情感偏好与思想倾向等数据，将其转化为可利用的商业资源，实现对精神领域的剥削。社交媒体通过算法推送符合用户无意识偏好的内容，吸引用户注意力，将注意力转化为广告收入；电商平台通过分析用户的消费无意识，实现精准营销，刺激用户消费，扩大剩余价值实现；甚至政治领域，资本通过分析用户的政治无意识，散布虚假信息，操纵民意，为资本统治服务。这种对精神领域的剥削，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新特征之一，它突破了传统工业资本主义对物质生产领域的剥削局限，实现了资本对人类精神与物质生活的全面剥削，“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数字资本主义则将这种现金交易关系延伸到精神领域，使人类的情感、思想、欲望都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
其三，数字资本通过注意力剥削实现剩余价值的快速积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数字资本通过平台构建“信息茧房”“娱乐至死”的环境，吸引用户注意力，将注意力转化为广告收入与数据价值。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通过算法优化内容分发，使用户陷入“刷视频”“刷朋友圈”的无限循环中，浪费大量时间与精力，这些被浪费的时间实际上是被资本无偿占有的剩余劳动时间。齐泽克指出，人类与聊天机器人的互动，看似是休闲娱乐，实则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我们的享乐义务”，这种享乐义务本质上是资本通过数字技术强加给人类的“注意力劳动”，人类的注意力被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的目的”，数字资本的注意力剥削正是这一目的在数字时代的新实现形式。
（三）数字资本积累的全球化扩张：平台垄断与数字殖民
资本的增殖欲望驱动其不断进行全球化扩张，“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数字资本主义通过平台技术与数字媒介，实现了资本积累的全球化扩张，构建了数字殖民体系，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的全球统治。
数字平台作为数字资本的核心运作载体，具有极强的规模效应与网络效应，使其能够快速实现全球化扩张。大型数字平台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构建服务器、推广应用程序、收集数据资源，将全球用户纳入其资本增殖体系中。发达国家的数字平台凭借技术优势与资本优势，占据全球数字市场的主导地位，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数字殖民：通过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用户数据，获取廉价的数字劳动资源；通过推广数字产品与服务，占领发展中国家市场，挤压本土数字产业的发展空间；通过制定数字行业规则，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主导的数字资本主义体系中，强化全球不平等。一个代号“豪尔赫小组”（Team Jorge）的以色列承包商团队，通过非法入侵、破坏以及在社交媒体上以自动化的方式散布虚假信息操纵了全世界30多场选举，而这正是数字资本全球化扩张下数字殖民的极端形态——资本借助数字技术干涉他国内政，维护其全球数据掠夺与市场统治，维护数字资本全球化的剥削本质。
数字资本的全球化扩张还加剧了全球数字鸿沟：发达国家凭借技术、资本、人才优势，占据数字技术的制高点，掌控海量数据资源，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中心”；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落后、资本匮乏，沦为数字资本主义的“边缘”，其用户数据被中心国家无偿占有，数字劳动者被中心国家的数字资本剥削，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不仅深刻揭示了数字资本全球化扩张带来的全球分裂与不平等，更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导致的“中心—边缘”剥削体系的新特征。
二、数字资本主义下异化的新形态及其表征
“异化理论是一种学术建构，在这种建构中马克思展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对人产生的毁灭性影响，对他们肉体和精神状况的影响，以及对社会进程的影响。”数字资本主义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将异化推向了新的高度，形成了主体异化、社会关系异化、价值认知异化等新形态。齐泽克对这些异化新形态进行了深刻批判，为我们把握数字资本主义的异化本质提供了重要视角。
（一）主体异化：交互被动性与认知能力的退化
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使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主体异化，集中表现为交互被动性的蔓延、认知能力的退化和身体异化，人类在数字技术的控制下逐渐丧失主体性与能动性。
齐泽克将聊天机器人等AI技术引发的现象称为“交互被动性”，即“我们把我们的思考或创造力委托给必应聊天，我们让它来做我们的工作，同时被动地消费它的产出，在沉溺于我们的幻想和快乐的同时，我们放弃了我们的责任和能动性”。这种交互被动性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北密歇根大学哲学教授安东尼·奥曼读到一篇他认为是全班最优秀的论文，这篇论文条理清晰，举例恰当，论证严谨。奥曼询问这位学生这篇论文是否为他自己写的，学生承认使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机器人——为他提供信息、概念解释，并用简洁的句子生成各种观点。越来越多的人依赖AI撰写情书、诗歌、工作报告，放弃独立思考与创造；甚至在学术研究中，部分研究者依赖AI收集资料、分析数据、撰写论文，丧失了学术创造力。这种交互被动性使人类逐渐沦为数字技术的附庸，其认知能力、创造能力不断退化。齐泽克指出：“与聊天机器人交流会让‘真实的’人也开始像聊天机器人一样说话——他们忽略了语言中的细微差别和讽刺意味，只一味追求说自己真正想说的内容，而忽略了语言表达的精确性与复杂性。”
数字技术对人类认知能力的退化还体现在对“反讽”“隐喻”等复杂语言形式的理解能力丧失上。齐泽克通过实验发现，聊天机器人能够理解基本的反讽，但无法把握“双倍反讽”，即“看不到这个事实，即对消费主义广告表面上批判的攻击实际上促进了销售”。这一现象表明，数字技术培养的是人类的单向度思维，使其丧失了批判性思维与辩证思维能力。马克思指出，人的类本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主体异化，正是人类类本质的丧失，人类不再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主体，而是成为数字技术控制下的“被动存在物”。
身体异化是主体异化的延伸，当人的主体性被数字技术消解时，身体不再是自由活动的载体，而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身体，与认知能力退化共同构成了主体异化的双重维度。同时，数字技术的过度使用导致人类身体机能的退化，长时间使用手机、电脑导致视力下降、颈椎病变等问题；沉迷于数字世界导致人类缺乏现实运动，身体免疫力下降；算法控制下的“996”数字劳动，使人类身体长期处于透支状态，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身体”。这种身体异化与马克思所批判的工业时代“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的异化现象一脉相承，但异化程度更深，因为数字技术对身体的控制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二）社会关系异化：虚拟关系的泛滥与“邻人怪异”的消解
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导致人与人之间产生了隔阂，甚至使他们相互对立。数字资本主义下的社会关系异化，集中表现为虚拟关系的泛滥与“邻人怪异”的消解，人类社会关系逐渐失去真实性、情感性与深刻性，沦为数字资本增殖的媒介。
数字技术构建了便捷的虚拟交流空间，使人类社会关系逐渐从现实转向虚拟。人们通过社交媒体、聊天机器人、元宇宙等数字平台开展互动，这种互动缺乏现实场景中的情感共鸣与责任联结，变得表面化、碎片化。齐泽克指出，数字媒介构建的平滑数字介质中，“没有‘邻人的不透明的怪异’（neighbour’s opaque monstrosity）的空间”。“邻人的不透明的怪异”是人类社会关系的本质特征，它体现了他人的独特性、复杂性与不可穿透性，是真实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而数字技术通过算法对他人进行标准化、同质化解读，将他人简化为可量化的数据与可预测的行为模式，消解了他人的独特性与复杂性。人们在虚拟空间中交流的不是真实的他人，而是算法构建的虚拟他人，这种虚拟关系无法满足人类对真实情感联结的需求，导致人类陷入深刻的孤独与孤立。
数字技术还加剧了社会关系的功利化与工具化。在数字资本主义下，社会关系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再基于情感、信任与责任，而是基于利益交换。电商平台上的“好友助力”“砍价免费拿”，将社交关系转化为消费行为；职场中的数字社交，成为获取资源、晋升职位的工具；甚至家庭关系、恋爱关系也被数字技术异化，部分人通过社交媒体展示虚假的家庭幸福、恋爱甜蜜，以获取流量与关注，将亲密关系异化为表演性关系。这种功利化、工具化的社会关系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但其异化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因为数字技术使这种功利化关系渗透到家庭、恋爱等私人领域。
此外，数字技术构建的信息茧房还加剧了社会群体的割裂与对立。算法通过分析用户的兴趣偏好，向用户推送符合其观点的信息，使用户只接触到单一视角的内容，逐渐形成封闭的认知圈层。算法构建的“信息茧房”并非单纯的认知割裂，其本质是资本通过圈层隔离掩盖阶级利益差异，即数字资本向不同阶级推送差异化内容：向底层用户推送娱乐化、低质化信息，消解其批判意识；向精英阶层推送资源整合、资本增殖类内容，强化其特权地位。最终，观念对立替代了阶级矛盾，使资本剥削的本质被认知分裂所掩盖。不同认知圈层的人之间缺乏有效沟通与理解，相互排斥、相互攻击，导致社会分裂加剧。齐泽克提到的“取消文化”，正是这种社会分裂的表现，它以“政治正确”为幌子，对不同观点的人进行攻击、排挤，破坏了社会的包容性与多样性。这种社会分裂与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具有内在联系，但其表现形式更隐蔽，因为它以观念对立的形式掩盖了资本逻辑主导下的阶级剥削与压迫。
（三）价值认知异化：变态主体性的生成与“取消文化”的泛滥
资本主义社会“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导致人类价值认知的异化。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价值认知异化，集中表现为变态主体性的生成与取消文化的泛滥，人类的道德观念、价值追求被资本逻辑扭曲，陷入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的误区。
齐泽克将AI称为“变态机器”，指出AI允许人类释放所有肮脏的幻想与下流话，却通过责任转移消解人类的道德责任，使人类在享受低俗享乐的同时，逃避自身行为的道德后果。这种“变态主体性”的生成，本质上是资本逻辑主导下道德观念的异化。数字资本通过平台传播暴力、色情、种族主义等不良信息，刺激人类的低俗欲望，将享乐视为最高价值，消解了人类的道德感、责任感与正义感。部分人利用深度伪造技术报复他人、谋取私利，毫无道德愧疚；一些机构利用数字技术操纵舆论、扰乱社会秩序，无视社会公共利益；还有人通过AI传播仇恨言论，加剧社会矛盾，丧失了人类的基本良知。这种“变态主体性”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人异化为自身的敌人，人沦为资本逻辑主导下的“道德虚无主义者”。
“取消文化”的泛滥是数字资本主义下价值认知异化的另一重要表现。齐泽克以埃塞克斯大学韦斯特福德学区的做法为例，该学区为践行平等政策，要求教师用“产精子的人而不说男孩、男性和出生时性别为男者；说产卵子的人而不说女孩、女性和出生时性别为女者”。这种做法看似追求平等与包容，实则陷入了庸俗化、极端化的价值误区，它以简单化、标签化的方式消解了性别身份的复杂性，是“包容多样性的努力，却以极其庸俗且羞辱人的简化论而告终”。“取消文化”的本质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价值霸权，它通过数字平台对不符合其价值标准的人进行攻击、排挤，剥夺其话语权与生存空间，将资本的价值观念强加给整个社会。这种价值霸权通过塑造虚假的价值共识，掩盖资本的剥削本质，巩固资本的统治地位。
后人类叙事的泛滥也导致了人类价值追求的异化。数字资本主义宣扬通过AI技术实现永生、复活死者、征服宇宙等虚假愿景，将数字技术神化，使人类陷入对技术的盲目崇拜，忽视了人类自身的有限性与价值意义。齐泽克指出，后人类叙事与俄罗斯宇宙主义一脉相承，其本质是“技术灵知观”的幻想，“模糊了在前面等待我们的东西构成的深渊”，这种对技术的盲目崇拜，使人类将技术进步视为最高价值，放弃了对人的解放、社会公平正义等终极价值的追求，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人。马克思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而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价值认知异化，正是人类对自身目的的遗忘，人类不再是历史的主体，而是成为数字技术与资本增殖的工具。
三、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幻象及其解构
数字资本主义不仅通过资本逻辑实现剥削与异化，还通过构建意识形态幻象掩盖其本质，使人类陷入虚假的认知误区，丧失批判意识与反抗精神。齐泽克对这些意识形态幻象进行了深刻解构，揭示了其掩盖资本剥削的本质。
（一）技术中立幻象：数字技术的“工具性”掩盖资本的“支配性”
数字资本主义宣扬技术中立论，将数字技术视为中立的工具，声称数字技术的发展是为了造福人类、推动社会进步，掩盖了数字技术作为资本支配工具的本质。这种技术中立幻象是数字资本主义最核心的意识形态幻象，它使人类忽视了数字技术背后的资本逻辑，将数字技术异化带来的问题归咎于技术本身，而非资本制度。
马克思主义技术观认为，技术本身无善恶，但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数字技术作为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核心成果，本应是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工具，但其在资本逻辑主导下，成为资本支配人类的工具。齐泽克指出，AI技术的发展看似是为了方便人类生活，实则是为了资本的无限增殖。2023年3月29日，未来生命研究所（Future of Life Institute）呼吁“立刻暂停”开发比GPT 4更强大的系统至少6个月，以便人类能够评估此类先进系统带来的风险。未来生命研究所呼吁暂停AI开发，看似是担忧AI对人类的威胁，实则是数字封建主对自身控制地位的恐惧。数字资本通过技术中立幻象，将数字技术异化带来的就业危机、数据隐私泄露、社会不平等归咎于技术发展的必然代价，而非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使人类放弃对资本制度的批判，转而寻求技术层面的解决方案，这正是数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欺骗性所在。
技术中立幻象还表现为对技术乐观主义的宣扬。数字资本主义宣扬数字技术能够解决人类所有问题，如通过AI技术消除贫困、实现平等、治愈疾病等，构建了虚假的技术乌托邦。齐泽克批判的俄罗斯宇宙主义，宣扬通过科学技术实现永生、复活死者、建立集体天堂，与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乐观主义一脉相承。这种技术乐观主义掩盖了数字技术带来的深层矛盾，使人类陷入对技术的盲目崇拜，忽视了资本逻辑主导下技术发展的不平等性与剥削性。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并未带来人类的解放，反而加剧了剥削与异化，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发展也是如此，它创造了巨大的数字生产力，但这些生产力被数字资本独占，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而非人类解放的手段。
（二）后人类叙事幻象：“神人”愿景掩盖资本的“剥削性”
数字资本主义宣扬后人类叙事，声称随着AI技术的发展，人类将与全球人工智能融合形成“单体”，实现从智人到“神人”（homo deus）的跨越，获得永生、无限创造力等“神性”能力。这种后人类叙事幻象是数字资本主义的重要意识形态工具，它通过构建虚假的未来愿景，掩盖了数字资本对人类的剥削与控制，使人类陷入对未来的虚假期待中。齐泽克指出，后人类叙事与俄罗斯宇宙主义的“神人”愿景一脉相承，宇宙主义宣扬“加速从‘兽人’到‘神人’转变的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进化的下一个阶段是成为不朽的精神存在”，而当代后人类叙事不过是这种思潮的数字时代翻版，其本质是技术灵知观的幻想。这种幻想掩盖了数字资本的剥削本质：数字资本通过后人类叙事吸引人类投入数字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扩大数字市场的规模；通过宣扬“神人”愿景，诱导人类接受数字技术对身体、思想的改造与控制，放弃自身的主体性与能动性；通过构建数字精英与数字底层的二元对立，掩盖数字资本对数字底层的剥削，将社会不平等归咎于个体技术能力的差异，而非资本制度的内在矛盾。
后人类叙事幻象还消解了人类的有限性与价值意义。齐泽克指出，向后人类转变意味着“人类转变意味着在最根本的本体论层面克服（或抛弃）‘性’（the sexual），不只是作为人类存在的一个具体领域的‘性’(sexuality),也包括作为一种构成人之为人的有限存在的对抗”。人类的有限性、有死性、矛盾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也是人类价值意义的来源。后人类叙事试图通过技术手段克服人类的有限性，将人类塑造为无矛盾、无死亡、无痛苦的“神人”，这本质上是对人类本质的否定，使人类丧失价值意义的根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的价值意义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与实践活动中，而非技术构建的虚假“神性”中。后人类叙事幻象使人类脱离具体的社会关系与实践活动，陷入对技术乌托邦的虚假期待，丧失了对现实社会矛盾的批判意识。
（三）自由民主幻象：数字“参与”掩盖资本的“霸权”
数字资本主义宣扬数字自由民主论，声称数字技术构建了自由、平等的交流空间，使人类能够自由表达观点、参与公共事务，实现了民主的数字化升级。这种自由民主幻象掩盖了数字资本的霸权本质，使人类陷入虚假的民主认知，丧失对资本霸权的批判意识。齐泽克指出，数字媒介构建的第三空间“既非公共的亦非私人的”，它“不只是一个鼓励阴谋论的混乱交流空间，也是一个甚至更加鼓励控制和操纵的空间”。数字资本通过算法控制信息传播，构建信息茧房，限制人类的信息获取与观点表达；通过深度伪造技术、虚假信息传播，操纵民意，影响政治决策；通过平台垄断，剥夺普通用户的话语权，使数字平台成为资本霸权的工具。
数字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幻象还表现为对“数字权利”的虚假宣扬。数字资本宣扬数字技术赋予了人类更多的自由权利，如言论自由、信息自由、消费自由等，但这些“数字权利”本质上是资本增殖的工具。言论自由被异化为传播虚假信息、仇恨言论的自由；信息自由被异化为资本收集用户数据的自由；消费自由被异化为资本刺激用户消费的自由。这些“数字权利”并未带来人类的真正解放，反而加剧了资本对人类的控制与剥削。马克思指出：“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只是资本的自由，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字自由也是如此，它只是数字资本增殖的自由，而非人类的真正自由。
四、结语
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态，其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资料、以算法为控制工具、以平台为运作载体，构建了资本积累的新机制与异化的新形态。数字资本主义并未改变资本无限增殖的本质，反而通过技术伪装与意识形态幻象，强化了资本对人类的剥削与控制，导致主体异化、社会关系异化、价值认知异化等一系列深刻矛盾。与传统工业资本主义相比，数字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在于，它将资本的触角从工厂车间延伸到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缝隙，从物质生产领域渗透到了精神、情感乃至无意识的深层领域，实现了对人的全生命周期和全维度存在的统治。这种统治不再仅仅依靠暴力和强制，而是通过技术的平滑性和便利性让人们自愿接受，甚至主动拥抱，从而使异化变得更加难以察觉、也更加难以摆脱。
齐泽克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异化新形态与意识形态幻象进行了深刻批判，为我们把握数字时代的现实困境提供了重要视角；而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异化劳动与人类解放理论，为我们破解数字资本主义困境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工具与实践路径。齐泽克的批判之所以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在于他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相结合，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下主体被遮蔽的深层心理机制。他所提出的交互被动性、数字无意识外化等概念，精准揭示了数字技术如何通过接管人的思考、情感和责任，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他对技术中立、后人类叙事、数字自由民主三大意识形态幻象的解构，戳破了数字资本主义精心编织的谎言，让我们看到了技术进步背后隐藏的资本霸权。但是我们也要清晰地认识到齐泽克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局限性，他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批判，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分析不够深入；他虽然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困境，却未能提出切实可行的革命实践路径；他的理论带有一定的悲观主义色彩，容易陷入犬儒主义的泥沼。这也提醒我们，对待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寻找破解困境的路径。
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既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也带来了深刻的人类生存危机，破解这一困境、实现人类解放，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结合数字时代的现实特征，采取切实可行的实践措施才能打破数字资本的控制与异化，实现人类对数字技术的自主掌控，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数字技术并非洪水猛兽，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为实现人的解放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技术的社会应用方式，在于技术掌握在谁的手里，为谁服务。
数字时代的人类解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它不仅需要理论上的创新与突破，更需要实践中的探索与斗争。我们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推动数字技术与人类社会和谐共生，构建数字文明新形态。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面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挑战，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批判的层面，更要以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为武器，积极投身于数字时代的人类解放实践，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在数字空间中重建人的主体性和真实的社会关系，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