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为谁服务的问题，是经济学研究必须解决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到成熟阶段后，无产阶级是唯一代表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阶级，代表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服务的，达到了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揭示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系统分析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肯定和批判，进一步验证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假设确立的科学性。我们党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基本经济制度、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等典型事实，创造性地提出了为全体人民谋利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推进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假设的中国化时代化创新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假设
引 言
经济学研究假设最早是由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认为：“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①斯密基于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假设，构建了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理论体系。后来约翰穆勒将斯密的这一假设概括为“经济人”假设，从而成为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假设或理论前提。西方经济学承认存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区别，但研究假设选择了个人利益。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隐含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肯定和坚守。虽然西方经济学后来对“经济人”假设作出了修正，认为“经济人”不是“完全理性”的而是“有限理性”的，但这只是“理性”的程度不同，并没有改变“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基本性质。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讲，经济学的研究假设就是回答谁的利益最大化的问题，也就是为谁服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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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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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虽然没有明确使用“研究假设”这个概念，但从经济学研究假设的一般性质来看，马克思在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就强调必须首先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争取什么人的利益问题。马克思早在1842年2月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就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利益，首先是物质利益，因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②。这表明，马克思在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就非常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物质利益，必须首先回答争取什么人的利益，也就是要确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对那种把利益仅仅理解为“细小”的利益和利己的利益的观点给予了批判，认为这是“不正确的结论：只有‘细小’的利益，只有不变的利己的利益”③。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在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就已经明确了完整的利益观，即利益不仅包括个人利益，还包括社会整体利益，因而政治经济学是追求个人利益还是社会整体利益，就成为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选择。因此，确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和理论前提。
今天，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也要遵循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首先要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假设，也就是为谁服务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④因此，确立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假设，就成为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首先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目前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虽然已经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至今尚未形成共识，从而不利于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做进一步的学理性研究。
目前学术界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假设概括起来主要有：一是继续沿着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对“人”的内涵进行重新界定。有的学者把“人”界定为“社会人”，认为“‘经济人’假设是错误的，因为这个假设里你没有看到经济人对于个人私利的追求受制于这个人所处的社会存在”⑤。有的学者进一步强调，把“人”界定为“经济人”还是“社会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包括‘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的分水岭”⑥。有的学者提出了“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因为“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⑦。有的学者认为，“以纯粹的自私自利的‘经济人’为研究的前提条件是个伪命题，实际上它还是以有道德约束的理性人为前提”，从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以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市场经济理性参与者”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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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7页。
④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⑤杨瑞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方法论与基本逻辑》，《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年第6期。
⑥李仁君：《经济理论与假设前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
⑦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⑧林民书、蔡星星：《理性“经济人”假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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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者提出应把“人”界定为“社会经济人”，这是“对人类经济活动中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社会理性的抽象”①。有的学者把“人”界定为“劳动人”，认为“从人的自然必然性上讲，人是从事劳动的人”②。“劳动人”概念克服了“经济人”的利己性、抽象性，批判了“经济人”狭隘的阶级属性，因而是对“经济人”假设的超越。二是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较为基本的理论假设。”③有的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差异是社会制度假设的不同，因而应该“借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共性，把反映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容大胆吸收为社会主义制度合理性假设的重要内容，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制度合理性假设”④。
学术界提出的以上观点，虽然为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假设提出了不同的思路，奠定了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基础，但也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而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出发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假设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学者们提出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经济制度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揭示的生产关系，唯物史观更是指导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它们都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也就是说，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还没有揭示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因而也就无法推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假设的中国化时代化。二是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假设的确立就必须跳出西方经济学研究假设遵循的理论逻辑，不能在“人”的表层关系上做文章，而应该深入“人”的背后发现“人”的表象所掩盖的特定生产关系，揭示经济学研究假设隐含的特定制度、立场和利益关系。
针对学术界现有的研究不足，本文将遵循以下逻辑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首先，认真系统梳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献，科学准确界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为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提供理论基础。其次，通过分析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经济人”研究假设的批判，科学认识和揭示其内涵和要求，明确其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假设的根本区别和联系，摒弃其隐含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借鉴其合理的理论成分。最后，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对我们党推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假设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成果进行学理化、系统化集成，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假设得以确立的主要典型事实，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假设的理论根基。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
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假设，不是主观、随意的选择，而是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代表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阶级利益的客观选择，从而才能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客观的经济运动规律。
斯密依据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典型事实，把资本主义社会划分为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地主阶级三大阶级，从而在三大阶级中选择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利益服务，反对封建阶级，构建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倡导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由市场竞争以增加国民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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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钱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上海经济研究》2017年第7期。
②马姗：《“劳动人”概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科学经济社会》2016年第4期。
③陈士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检验的范式》，《海派经济学》2016年第2期。
④张建君：《制度假设、分析工具与政治经济学体系创新》，《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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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之所以选择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利益服务，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就是因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①，也就是它当时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而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出的生产力，比以往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站在这个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才揭示了劳动价值论，把资产阶级称为生产阶级，从而与地主阶级相对立。因此，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②。一旦阶级斗争达到日益激化的程度，就“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③。这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驾驭它所创造出的生产力，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这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站在落后生产关系的立场上，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辩护，就不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而成为错误地将资本主义看作具有永恒性的庸俗政治经济学。
在资本主义经济成熟时期，机器大工业的广泛运用，使农业部门成为“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生产部门”④，而且“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⑤。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⑥。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这就是“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⑦。从而宣称：“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⑧因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就成为工人阶级的“圣经”。
马克思之所以把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确定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就是因为无产阶级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这就使“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⑨。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的劳动阶级、创造社会财富的阶级。同时，无产阶级不仅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而且还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从而代表先进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其他阶级都日趋没落和灭亡，掉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只有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资本主义“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⑩因此，无产阶级队伍会随着大工业和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发展壮大，力量不断增强。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因此，只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达到了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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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8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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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之所以是为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服务，是因为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工人不是属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①。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②。这就是说，无产阶级的解放不是某个人的解放、少数人的解放，而必须是整体的解放，而且无产阶级只有获得整体解放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这也表明，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不是一个抽象范畴，而是客观的具体存在。马克思指出：“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③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使用了“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这一概念。
马克思在强调无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同时并没有否认无产阶级每一个个人利益的存在，从而把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与每个人的个人利益统一起来，使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构成无产阶级利益的有机整体。在所有制关系上，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④。在这里，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也就是每一个个人的占有，只是每一个个人的占有不是孤立的单个人所有，而是将“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⑤。也就是说，“在无产者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归属于每一个个人”⑥。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每一个人的利益之间不再是对立的、冲突的，而是相互成就的，因为“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⑦。由于强调个人利益的存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时，没有否定商品经济关系的存在，而是从单个商品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这表明，以整体利益作为研究假设，并不必然与市场经济的运行原则发生冲突。
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确定为为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服务，还必须确定无产阶级整体利益的人格化代表。马克思认为，共产党就是无产阶级整体利益的人格化代表，因为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⑧。共产党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争取无产阶级的最大利益。这样，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共产党就成为无产阶级整体利益的人格化代表，从而把共产党的领导内嵌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总之，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事实，确立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从阶级性和科学性统一的视角构建了科学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确立政治经济学研究假设提供了一般原理和基本原则。当然，这个一般原理和基本原则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必须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实践加以具体应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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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1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1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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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①。
二、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批判
西方经济学继承和发展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斯密传统，始终坚持把“经济人”假设作为自己理论的研究假设。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来源，因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是在批判“经济人”假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系统梳理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批判，对于科学认识经济学研究假设的内涵，以及科学确立经济学的研究假设，就成为必须完成的研究任务。
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是指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每个人都是个人利益的人格化，在经济活动中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经济人”假设的积极意义在于，尊重和发挥每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激发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市场的竞争性和有效性，为发挥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创造有效市场。西方经济学也承认社会整体利益的存在，但“经济人”假设不包含社会整体利益的人格化，也不需要社会整体利益的人格化，因为它认为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是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然结果。斯密认为：“一种事业若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广其竞争。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亦就愈有利于社会。”②也就是说，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每一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可以自动实现社会的整体利益。
对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马克思在确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假设时给予了全面深刻的理论批判。
(1)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是脱离真实世界的虚构。经济学研究假设必须基于特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典型事实，而西方经济学则把一般的人性作为研究假设，脱离了真实的现实世界。实际上，现实世界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③。在资本主义社会，单个工人和单个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简单的利益关系和商品买卖关系，而且是根本利益和阶级利益的冲突和对立，并且“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④。所以，“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⑤。
(2)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是抹杀历史发展事实的虚构。科学的经济学研究假设必须始终代表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假设却抹杀了历史的发展进程。“经济人”假设之所以要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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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
②〔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30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8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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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在每一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背后，却隐含着明显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即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最符合人性的、合理的、自然的、永恒的制度。路德维希冯米瑟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一书中毫不隐晦地认为，自由主义虽然不是无政府主义，但在国家的进一步干预将导致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自由主义才会断然拒绝国家的干预行为。显然，西方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阶级立场，反映了生产关系的独特性质。
(3)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是扭曲现实经济关系的虚构。就市场经济一般而言，“经济人”假设承认和强调个人利益，并在产权制度设计上保障这种权利和利益，有利于提高市场竞争的有效性，因而产权界定、财产权保护、要素自由流动、按要素贡献分配等就成为市场经济一般必须建立和完善的基础制度。但是，“经济人”假设把个人利益最大化推到了极端，这就“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从而把一切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①。实际上，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有竞争关系，还有合作关系，而且通过分工合作还会产生更大的生产力，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马克思在谈到劳动生产力的影响因素时就认为，劳动生产力的高低还取决于“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②。
(4)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是无法实现整体利益的虚构。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虽然强调个人利益，但也承认社会整体利益的存在，只是个人在参与经济活动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③。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认为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会自动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就是因为假定市场充分有效。但事实上，市场存在失灵，社会整体利益通常会受损。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社会化大生产与私有制的尖锐矛盾，必然导致财富在资本一方积累，贫困在劳动一方积累，从而导致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无法驾驭它所创造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对此，1929—1933年大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出了实践上的验证，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利用20多个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详细数据也做出了理论和统计学上的检验。
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假设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④。这就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从而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什么人的问题，也就是研究假设的确立问题，从而“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⑤。
我们党把马克思确立政治经济学研究假设的一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全体人民共同利益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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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③〔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5页。
④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⑤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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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①这里的人民，就是指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把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推进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假设的中国化时代化创新发展。
我们党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研究假设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服务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研究假设，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具有的以下典型事实。
(1)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②。随着社会主要矛盾从阶级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就转化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必须是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③这要求必须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始终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奋斗目标。
(2)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④一是物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看，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否则社会主义就不可能代替资本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过程来看，社会主义必须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和更快的经济增长率。因此，共同富裕首先是富裕，没有富裕就会导致共同的贫穷。二是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在推进物质富裕的同时，还要实现全体人民的精神富有，促进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因而“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⑤。三是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因而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先富帮助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从纵向来看，就是要不断缩小城乡、区域和居民的收入差距，通过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从横向来看，就是“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⑥，为破解效率和公平的世界难题提供中国理论、中国方案。
(3)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⑦一是发展必须依靠人民。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强大动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把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称为人间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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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13页。
②《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0页。
③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④《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27页。
⑤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页。
⑥习近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求是》2023年第19期。
⑦《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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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能够推动生产力长期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充分激发了每一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创造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①二是发展必须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就决定了发展必须为了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②。这就需要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三是发展成果必须由全体人民共享。发展必须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就决定了发展成果必须由全体人民共享，而且发展成果是否由全体人民共享，也是检验发展是否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根本标准。这就需要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确保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一个人都不能少、一个民族和一个地区都不能少的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的全面富裕，实现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以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前提的共同富裕，实行多劳多得、按贡献分配?是需要全体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才能实现的共同富裕，做到循序渐进、久久为功。
(4)我们党代表、维护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最大制度优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一是我们党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需要有人格化的代表，基于马克思关于共产党的利益与无产阶级的利益完全一致的基本原理，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5月22日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③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把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我们党能够维护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不是每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因而每一个人的利益最大化不等于全体人民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意味着仅仅依靠追求个人利益和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不可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对此，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代表人物路德维希冯米瑟斯也认为：“一个在社会中生活的人，无论他做什么事情时，不仅要想到他的行为将带来的直接利益，而且还要充分考虑它是否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④他甚至要求个人牺牲微小的个人利益来换取更大的社会利益。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这只能是美好的愿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党可以从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倾听人民的呼声，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总体谋划、系统设计、全面推进，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三是我们党能够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我们党通过构建完善的决策机制和落实机制，不仅制定出符合全体人民利益的规划和战略，而且能够把规划和战略加以有效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宏观上，要构建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机制，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优化各类增量资源配置和存量结构调整，充分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的导向作用。在微观上，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推动国有企业成为实施国家战略的重要微观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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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393页。
②《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00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53页。
④〔奥地利〕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韩光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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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我们党把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准。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的试金石。因此，“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①。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只有在发展中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守住全体人民的心，才能守好江山。
(5)“两个毫不动摇”增进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基本经济制度优势。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石。一是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是增进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制度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坚持和完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推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奠定了坚实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成为经过实践检验的伟大理论创造，是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成果。二是国有企业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微观主体。从市场经济的一般情形来看，市场失灵的存在，使公共物品的供给达不到理想水平，必然导致社会共同利益受损，这是世界许多国家存在国有企业的一般原因。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看，社会主义要创造出更高的效率和更加公平的分配，就需要国有企业不仅要承担起解决市场失灵的公共物品供给等问题，还要担负起赶超发达国家的战略任务，成为科技创新的先行者、产业结构优化的引领者和反周期宏观政策调节的践行者。三是民营经济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将民营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概括为“五六七八九”，认为民营经济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针对民营经济“离场论”的错误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②。
(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利益和个人利益有机统一的体制优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伟大理论创造，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市场经济优势的有机结合，把全体人民共同利益和个人利益有机统一起来。一是通过每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增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市场经济作为最有效率的经济，就是以产权界定和产权保护为制度基础实施产权激励，推动市场主体展开有效有序竞争，形成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不仅要界定和保护国有企业产权，使其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而且也要有效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产权，完善按要素分配机制，充分尊重和鼓励市场主体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产权制度，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二是通过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进一步增进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大于每个人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所以，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有利于增进每个人的个人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就可以创造出更加公平的分配，促进公平正义。三是全体人民共同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相互促进推动全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首先要做大“蛋糕”，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这就需要尊重和鼓励每一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提高效率。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把“蛋糕”分好，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推进，又可以进一步激发每一个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形成全体人民共同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良性互动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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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12页。
②《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6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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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促进共同富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升人力资本，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①
(7)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人的现代化的道路优势。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一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求全体人民必须整体迈入现代社会，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二是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求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三是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求实现全体人民的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四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五是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要求规避战争、殖民、掠夺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深重苦难，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
总之，我们党把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假设，不仅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任务，而且体现了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解决好经济学为什么人服务这一核心问题提供了中国理论、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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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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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5]《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
[6]〔奥地利〕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韩光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7]〔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黄泰岩，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兴边富民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