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建国时期，一部分建国精英借鉴并利用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在银行、贸易活动以及交通建设领域加强政府权力，推进经济发展。与此同时，英国政治反对派、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以及激进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话语在美国同样发挥重要作用。一批美国政治精英从中汲取营养，重塑并改造英国的话语。在美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发生变异，与共和理念融合，形成新的“政治经济学”，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经济国家主义；美国建国时期；共和制
美国建国时期，政治精英在构建国家政治经济体系过程中，将目光投向英国，试图从其政治经济思想与历史经验中寻求良方。他们对英国理论的吸收绝非简单移植，而是高度筛选与重构的。不同治国理念与政治立场的精英都“工具化”地利用英国“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1】，使其服务于各自的政治经济愿景。
关于英国“政治经济”学对美国政治精英的影响，研究者更关注美国精英如何借助英国反对派的言论批评汉密尔顿的联邦财政计划。德鲁·R.麦科伊提到，英国“乡村派”对英国政治经济秩序的批评影响了一部分美国政治精英，托马斯·杰斐逊等借助“乡村派”的话语批评汉密尔顿的经济计划【2】。塞斯·科特拉则提到亚当·斯密对美国建国时期精英人士批判商业资本主义的影响【3】。格洛丽·M.刘强调，无论是以汉密尔顿代表的国家主义者，还是汉密尔顿财政计划的反对者，都以实用主义的态度运用亚当·斯密的话语，使斯密在美国的国家建设中发挥作用【4】。然而，美国如何将英国的“政治经济学”转化为共和体制下的实践？这种跨大西洋的知识迁移如何塑造了美国早期政治经济路径？研究者没有展开深入讨论。本文探讨美国建国时期不同政治立场的精英如何借助英国“政治经济学”相互竞争，将英国“政治经济学”“美国化”的复杂过程。
一、英国政治经济学知识在美国的传播
美国革命后，经济陷入全面萧条。与英国关系的恶化使海外贸易受到限制，美国货物甚至被海外市场拒之门外。在金银长期外流、硬通货短缺的情况下，各州发行大量纸币，纸币迅速贬值，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大批居民手中的纸币失去价值。同时，独立战争耗资巨大，国家债台高筑。1789年，乔治·华盛顿就职时，他面对的是一个没有稳定货币、债务高达五千多万美元的国家【5】。当时的建国精英心知肚明，持续的经济困境会引发政治解体的危机，他们面临的是极为糟糕的政治经济局面。那么，政府在国家经济危机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政府应如何介入经济复苏？这些基本问题成为政治精英讨论的核心。
就在政治精英为美国政治经济路径辩论不休时，理论上的“政治经济学”才刚刚形成系统的思想体系。1767年，苏格兰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uart)在《政治经济学原理探究》中概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原则与目的，认为“政治经济学”依赖于观察与历史，是为国家创造财富和管理国家财富的原则【6】。几年后，亚当·斯密也为“政治经济学”下了定义。他说，“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家或立法者的分支”，它有两个相互交织的目标：一是为人民提供收入；二是为国家提供足以满足公共服务需求的收入。“政治经济学”对社会共同福祉来说是“广阔的和根本的”【7】。
这些英国探讨“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很快吸引了美国政治精英的目光。实际上，美国政治精英一直关注和阅读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思想家的著作。苏格兰思想家亨利·霍姆(Henry Home)、大卫·休谟(David Hume)、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杜加尔德·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以及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的作品都被政治精英阅读【8】。这些研究人类科学的方法从苏格兰向外辐射，在18世纪中后期的美国留下深刻烙印。美国政治精英通过这些著作，了解和思考法律和政府的起源与发展，探索国家繁荣背后的隐形力量。美国人希望通过阅读历史、文学评论或自然科学作品，以改善他们的世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即《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之前，他的《道德情操论》1759年一经出版，就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成为畅销书。英属北美殖民地在1760年将此书引入后，在北美殖民地获得极高声誉。有报刊文章提到，斯密的思想“像湍急的溪流，带着读者穿过许多有趣的生活场景和奇特的文学论述”【9】。托马斯·杰斐逊在1771年写给罗伯特·斯基普维斯(Robert Skipwith)的一封信中，列出一个私人图书馆的书单，其中就有斯密的《道德情操论》【10】。1790年，《哥伦比亚杂志杂文月刊》重印了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一个章节【11】。1759—1813年，约有23%的美国图书馆收藏了这本书【12】。
英国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成为美国建国一代政治精英的参考书目。这些美国精英希望借鉴和寻找从政治到经济一切开明的方法，推进人类幸福。1789年，费城的出版商、苏格兰人托马斯·多布森(Thomas Dobson)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引入美国出版。此后，该书在美国大受欢迎，1796年即推出再版【13】。该书在政治精英中广泛传播。华盛顿、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人手一本，亚当斯还有英文版和法文版两个版本的《国富论》，同时还拥有《国富论》的删节版和评注版。美国政治精英的个人图书馆有近30%收藏了《国富论》【14】。托马斯·杰斐逊曾说：“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我认为斯密的《国富论》是现存最好的著作。”【15】他和麦迪逊都将该书列入1783年向国会推荐的书单。金融家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在1781年12月之前就有《国富论》，还将书借给弗吉尼亚出席大陆会议的代表埃德蒙·伦道夫阅读【16】。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在1784年就阅读了《国富论》，在撰写《美国素描》时引用斯密的话语，将其作为“关于经济事务的基本参考”【17】。到1813年，美国有31%的图书馆都藏有《国富论》，其普及程度超过洛克或卢梭的著作【18】。
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中，英国“政治经济学”书籍成为课程的核心教材。在18世纪80年代中期，詹姆斯·麦迪逊教授美国大学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将《国富论》作为主要教科书。1825—1846年在弗吉尼亚大学，《国富论》一直被用作“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教科书【19】。这些教育精英在思考美国的“政治经济学”时，不约而同地将《国富论》作为起点。
美国政治精英不仅涉猎英国思想家的政治经济理论，而且通过阅读，从英国过往的政治经济实践中汲取经验与教训。在18世纪，英国涌现诸多关于商业的出版物，书中详细介绍了英国商业活动的诸多细节。在这些出版物中，《商法：商人指南》《贸易与商业通用指南》都是流传与阅读范围极广的代表性读物。《商法：商人指南》是一本世界贸易百科全书。书中特别提到，商业公司具有私人业务的性质，不过因为其有益于推进贸易，国家将公司的管理权归于政府。比如，皇家非洲公司的特许状中规定，公司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是一个“政治体”(Body Politic)。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列出，若公司出现不利于公众的经营状况，特许状则失效；若公司有益于公众，特许状则延续【20】。《贸易与商业通用指南》提到，英国南海公司的经营不仅让投资人获益，而且缓解了国家债务，促进了公共利益。【21】这些出版物跨越大西洋，在美国的社会精英群体中有广泛的读者，成为18世纪大西洋世界精英群体共同阅读与参考的作品。《商法：商人指南》《贸易与商业通用指南》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多次再版，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等地图书馆藏有两部著作的多个版本【22】。在国会图书馆预订的书单上，这两本书都在首批预订的书目中【23】。尽管现在已无法获取这些书籍的读者群信息，但是通过书籍的印刷次数以及各图书馆的预订书单，从侧面反映出这些出版物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
通过出版物，美国的社会精英进一步了解英国的商业活动，知晓英国商业活动的组织形式与运作机制。相当一批政治精英从英国的政治经济实践经验中获得灵感。自1777年以来，汉密尔顿一直在学习经济与金融知识。他为了一封写给莫里斯的信，查阅经济知识与经验，请朋友寄给他5本书，其中就包括英国人的《贸易和商业通用指南》和《商法：商人指南》。他从书中学习各种金融知识与过往的公共政策【24】。四位美国的建国精英威廉·宾厄姆(William Bingham)、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托马斯·威林(Thomas Willing)和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根据英国的先例设计北美银行，并按照英国银行的原则运行。宾厄姆是费城富商和投资人，同时也是大陆会议中宾夕法尼亚的代表。他从事跨海贸易、政府证券投资以及土地投机，和英国有生意上的往来。他主持设计的北美银行章程很大程度上参照了英国的经验。比如，英国与美国的银行都限制初始资本，设定个人初始投资的上限，通过认购筹集资金【25】。
但是，与此同时，建国精英们也对英国的腐败深恶痛绝。相当一批政治精英认为，英国的政治经济是对社会福祉的直接威胁，代表着“旧时代”。在富兰克林眼中，英国是一个古老的、固化的以及高度分层的国家，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和依赖性。他对英国政治经济体系不满，认为英国政治生活腐败，指责英国向殖民地推销奢侈品，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出口。1775年，富兰克林建议，将殖民地从“这个腐朽的旧国家”的腐败毒瘤中分离出来，这不仅是为了维护政治自由，而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也是为了确保建立一个富有成效和繁荣的共和政治经济的基础【26】。麦迪逊在18世纪90年代初所描述的英国和富兰克林描述的相似：“一个不健康、放荡不羁、人口稠密的社会”，深陷重商主义政治经济的泥潭。英国的公共财政制度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道德弊端，对许多人来说是根本性社会衰败的缩影【27】。在他看来，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古老社会，英国在重商主义政治经济的重负下备受煎熬。他们的生存依赖于其制成品长期不稳定和波动的国外销路。麦迪逊本人最关注的是劳动者，认为他们既是冗余制度的受害者，也是腐败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受害者【28】。基于英国政府的腐败，政治精英摒弃和防范那些他们眼中腐败的先例。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的政治经济经验与观念相当复杂。美国的政治精英更看重英国政治经济思想与行动的实用性。他们既利用英国“国家主义”的政治经济策略，同时对英国反对派的政治经济观念加以筛选与过滤。当然，美国政治精英的立场各不相同，对待英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和经验往往存在分歧。相同的思想在不同的政治精英眼中，往往是截然不同的。在自由贸易支持者手中，《国富论》成为捍卫自由贸易科学合法性的政治武器。而在反对者看来，斯密的思想代表了一种危险的、非美国式的国家财富论。麦迪逊在《国富论》中发现了一系列关于利益、制度与个人美德之间的关联性。汉密尔顿从《国富论》中找到了关于银行业、公共信贷以及经济理论利弊的观点。尽管他在1791年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摒弃了《国富论》的核心教义，转而支持“经济国家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但在建立银行与推进海外贸易方面，《国富论》为他提供了有力的论据【29】。美国政治精英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兼收并蓄体现了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
二、“经济国家主义”与政治精英的政治经济计划
美国革命后，建国精英确立了共和政体。然而，治国之路上他们却存在严重分歧。持不同政见的精英都在利用英国政治经济观念维护自己的立场。他们选择并利用同一英国政治经济思想家的观念，往往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汉密尔顿设想的美国是一个强大的、经济发达的现代国家。这个国家并非一个农业共和国，而是依靠国家信用与金融体系，通过关税政策鼓励大规模制造业、发展海外贸易的强国。汉密尔顿深受大卫·休谟思想的影响，称他为“最有才干的政治家之一”【30】。汉密尔顿接受了休谟的观念，认为商业社会不可避免，任何倡导斯巴达式的平等和美德的农业主义言论，都不过是回避现代商业社会的空谈。他表示：“只要自由存在，不平等就会存在。而且，这种不平等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于自由本身。”【31】
汉密尔顿不仅借用英国思想家的观念，而且诉诸历史。他欣赏欧洲立法者通过明智的法律和政策来促进商业，提到在英国，贸易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政府在伊丽莎白一世及其后几任统治时期的扶持。换言之，他心中商业与经济繁荣的背后是政治史。商业的传播和欧洲文明的崛起并不是由经济力量推动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而是深思熟虑的政策及其开明实践的结果【32】。政府的任务之一就是创造政治和社会环境，使个人可以自由地追求真正的自身利益。
在汉密尔顿精心制定的美国经济与政治现代化计划中，对英国历史经验与政治经济观念的效仿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汉密尔顿倡导建立国家银行，认为国家银行是完成其经济计划的关键。1790年，他撰写了《关于支持公共信贷规定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坚信，美国必须建立银行体系，推进国家的公共和私人信用。早在1781年，汉密尔顿就支持建立北美银行。之后，他逐渐形成将美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商业强国的构想。他提到，扩大公共信贷对于“提高美国的声誉，响应正义的呼唤……更紧密地巩固各州的联盟……建立公共秩序”至关重要。国家银行的好处在汉密尔顿看来是不可否认的：“工业得到发展，商品成倍增加，农业和制造业蓬勃发展。这就是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和繁荣。”【33】他将目光投向新英格兰银行，指出新英格兰银行“将公共权力和信用结合，形成庞大的纸币信用体系，在它的帮助下，英国已经并正在创造奇迹”【34】。
他在报告中借用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观点。斯密曾称英格兰银行为“国家的伟大引擎”。汉密尔顿借助斯密的观点，指出银行的作用不仅是流通贵金属，还可以刺激投资，这对国家财富的影响远远大于货币本身。一旦钱存入银行，货币因此具有了“积极的生产性”，商人能够依靠信贷来开展日常业务，促进投资与经济增长。如果没有这种获得信贷的途径，他们将不得不保持现金来应付日常业务和紧急情况。银行的这一优势可为国家节省硬通货形式的流通资本开支【35】。虽然汉密尔顿在这些报告中使用了抽象和高度技术性的语言——债务、融资、创造信贷、歧视性利率、制造业补贴——但他的总体任务却是政治性的。汉密尔顿决心让公众相信，国家的政治命运与其财政困难密不可分，只有启动国家政府的某些权力，国家才有希望。
当然，汉密尔顿深知，英国官员“从未以良好的经济效益而闻名”，他们对国家银行的公共管理“值得怀疑”。在“软弱无力或过于乐观地管理”下，私人资金就有可能“过多地受到公共需要的影响”。而在汉密尔顿看来，银行应该在个人利益而非公共政策的指导下【36】。汉密尔顿的银行借鉴了英国的先例，但他的计划是深思熟虑的，超越了英格兰银行。除了促进公共财政，汉密尔顿的银行还旨在成为促进国家长期繁荣的有力工具【37】。
第二，汉密尔顿发展制造业的计划明确引用斯密的“政治经济学”。1791年12月，汉密尔顿发布《关于制造业的报告》。这份报告最初是应华盛顿和众议院的要求起草的，目的是“鼓励和促进制造业”。但报告的内容远远超出关于发展国内制造业方面的建议。实际上，借助报告，汉密尔顿引用斯密的理论与欧洲的历史经验，构建了美国政治经济的宏伟蓝图。他承认，“美国有广袤的土地，无人居住，未经改良”，“土地耕种”应该是“国家供应最可靠的来源”，也是“最有利于人类自由和独立”的生存方式。这个立场即使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也是普遍适用的。而美国的自然条件似乎天生适合农业生产【38】。
然而，到了17世纪80年代中期，包括汉密尔顿在内的一批精英都认识到，一定程度的制造业和商业对国家生存至关重要。汉密尔顿几乎重述了斯密对重农主义的批判。他认为，农业国最容易受到霍布斯式的战争世界伤害【39】，而制造业受到自然环境影响则相对少。尽管重农主义者认为，工匠、制造商和商人只能通过节俭增加社会的收入和财富，只有农业劳动才能增加社会的收入【40】，但是，汉密尔顿巧妙运用斯密的观点进行反驳。他认为，国家财富并非简单地依靠劳动，而是需要通过专业化释放劳动力的生产力或者增加劳动力的数量。劳动分工对于提高生产力是有效方式。通过发展制造业，利用机器和资本，推进劳动力的专业化，扩展国内市场，对农业经济是有益的补充，使经济更加多样化，更具竞争力。汉密尔顿试图证明工匠和制造业在国家中的作用【41】。不过，他并非全盘接受斯密的观点。他强调，需要运用国家权力，促进制造业的发展。比如，可以通过增加外国商品的关税，对新兴产业的补贴增加获利机会，降低损失的风险，扩大国内生产者的市场。然而，对于斯密来说，这些举措都是源于“民族偏见与敌意”，是不合理的，会削弱国内市场，阻碍生产力【42】。可见，建国精英对于英国政治经济的观念与先例具有高度选择性。
第三，在处理政府与贸易的关系上，美国的政治精英同样借助英国的政治经济经验与理论。在汉密尔顿看来，经济增长的关键杠杆是对进口品征收高额关税。汉密尔顿仔细阅读休谟的《关于贸易的猜忌》。在汉密尔顿看来，休谟并非否定政府需要援助、保护和关注贸易。在汉密尔顿的理解中，休谟想消除国家间对贸易的猜忌，而不是强调政府的调控是无用或有害的。恰恰相反，政府的性质、精神和法律都会影响贸易的结果。当贸易偏离正轨，政府会引导贸易回归自然状态【43】。尽管有学者认为汉密尔顿低估了休谟的自由贸易思想【44】，但休谟本身的想法对于汉密尔顿来说似乎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汉密尔顿显然认同自己眼中的休谟。汉密尔顿将政府干预视为自然法则的一部分，符合贸易的“基本规律”。他承认，在完美世界里，自由贸易将支配商业，但在现实世界中，“所提到的制度远非各国一般政策的特点【45】。政府通过相应的法律和制度进行干预，本就属于贸易进程中的环节，甚至贸易的自然进程很大程度上由“道德因素”塑造。在汉密尔顿看来，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创造的，而非与生俱来【46】。
汉密尔顿的立场不是来自抽象的理论，而是来自经验与观察。他向莫里斯承认，“我假装自己不是一个精明的金融家”，因为我缺乏“材料来进行精确的计算”。不过，从欧洲先进国家的经验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47】。“经验告诉我们，”汉密尔顿写道，“人们常常受他们习惯于看到和实践的东西支配，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国家财富和公众幸福——因此，可能需要煽动和政府的支持”【48】。在他看来，如果工商业自由是“各国的普遍制度”，那么美国可能就不需要“热衷于制造业”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自由贸易“远非国家总政策的特征”。国家盛行的是一种相反的精神【49】。这与斯密的观点不谋而合。斯密在《国富论》中曾提到，自由贸易体系的期望就像“建立一个乌托邦一样荒谬”【50】。毫无疑问，在工业领域，人类应该“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的，而不应受到过多管制的束缚”。但务实的政治家们知道，通过审慎的援助和鼓励，可以有益地刺激工业的发展。无数乏味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这些例子只有那些懒惰和临时抱佛脚的统治者才会忽视。”“他们喜欢沉浸在享乐主义的安逸中，似乎以为治理好国家就是用睿智的箴言和神谕来取悦那些好奇的民众。”【51】
可以说，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历史经验与理论，为美国政治精英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资源。然而，这些素材被移植到北美后，脱离了君主立宪政体与英国重商主义的羁绊，根据美国的国情被重塑。对于旨在加强联邦权力、通过政府干预推动经济发展的政治精英而言，英国“政治经济学”证明了国家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的必要性。
三、对英国反对派话语的运用
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建国精英试图利用和借鉴英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和历史经验构建强大的国家政治经济体系，然而，另一批政治精英同样利用英国思想和历史经验掀起激烈反对。在他们看来，汉密尔顿的国家银行计划、制造业计划以及贸易政策意欲扩大国家权力，侵犯自由，有违共和政体，是对立国原则的背叛。英国的历史在他们眼中显然是另一番场景，英国政治经济思想家的观念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批判武器。
在17、18世纪，伴随着帝国扩张，英国海外贸易活动越来越多地获得王室支持。国家权力与大商人、金融家的力量结合，使原先以土地为根基的政治结构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英国逐渐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建立起一系列“财政-军事”的国家制度。英国的“财政-军事”制度面临极为复杂而多样的批评。当然，批评者的出发点与立场皆因其各异的社会与政治身份、复杂的个人经历与阅历以及认知水平而不同。对于英国的贵族和乡绅来说，他们一直以来控制政府和议会，新兴商业阶层的涌现使他们深感自身的地位岌岌可危，害怕一小群非常富裕的金融家会攫取与他们人数和地位不相称的政治影响。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小商人对大型商业公司与政府的亲密关系深恶痛绝，批评商业公司的垄断限制了商业的发展，要求市场开放【52】。而对于众多激进派和思想界人士来说，他们不像贵族、乡绅以及小商人那样，存在切身的利益纠葛，更多地从价值取向和政治理念上提出批评。自18世纪早期至18世纪末，英国的乡村派政治家、启蒙思想家以及激进派不断掀起对英国“财政-军事”制度的批判。随着18世纪英国的工业化进程和政治文化的变迁，不同时期批评者的立场与关注点皆发生变化，不过，众多批评声似乎存在“共识”，批评者都认为英国政府腐败与专制，赋予公司特权的举措摧毁了平等【53】。
在众多批评英国的话语与观点中，对美国影响最深远的当属英国政治反对派和思想界人士。这些批评声经过报刊、小册子以及流亡者传递到大西洋彼岸，各种传播媒介有“扬声器”一般的功能，将他们的声音扩展和放大。小册子和报刊是美国人了解英国反对派声音的重要媒介。美国建国初期，批评英国经济和商业政策的小册子和文章不断被重新出版或转载。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的费城，斯密的《国富论》至少先后三次重印【54】。美国的读者可以在各大书店和图书馆购买或借阅这些再版的小册子和书籍。在纽约、费城、波士顿和罗德岛的书店和图书馆，读者可以找到英国乡村派政治家特伦查德、戈登的《加图信札》【55】。19世纪20年代，许多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作品都出现了第一个美国版本【56】。以这些小册子为载体，思想穿越时空，在大西洋两岸延伸，在整个大西洋世界产生了反响。在18世纪70年代，美国的小册子作者大量引用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观点，像洛克、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和休谟的观点都出现在美国的报刊或小册子上【57】。此外，一些英国激进主义者在18世纪末流亡到美国，加入关于共和的论战。他们倡导公民自由与平等，重新理解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激发起更深入的争论【58】。
对于英国的反对派话语，美国人并非全盘接纳，而是有选择地从中汲取营养，支撑自己反对汉密尔顿的立场。他们先从英国乡村派政治家的话语中获取丰富的论据。比如，英国的乡村派批评垄断性公司滋生膨胀与集中的权力，破坏了自由的政体。乡村派代表特伦查德和戈登提到，公司打破民众的财产和权力平衡，摧毁平等，制造了威胁政府稳定的依附制【59】。腐败的官员掌握政治权力，赋予公司特权，而公司利用特权，巩固其经济利益，人为制造了依附者与被依附者【60】。在美国人看来，尽管美国建立制造业公司和特许银行的宗旨与英国不同，但政府都介入经济秩序中，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公司都拥有垄断性特权，构成对经济自由的伤害，同时滋生政治腐败。因此，英国乡村派的思想和话语成为他们可以利用的工具。
乡村派对英国财政体系的批评深深嵌入美国反对派的话语中。他们大量援引《加图信札》，批评特权对自由的伤害【61】。反对银行的人甚至直接援引英国人批评英格兰银行的话语：“任何公司通过垄断，可能会拥有控制整个国家公共和私人信用的权力。”他们还引用1721年英国下院拒绝建立爱尔兰银行的话，后者提到，王权会“从对公共银行的权力和影响力中释放出来”【62】。总之，从乡村派的话语中，美国反对派寻找到国家扩张权力危害自由的直接论据。不过，18世纪初英国乡村派代表的是中产阶级土地所有者和商人的利益诉求，关注的重点是英国政治腐败问题。与18世纪初的英国相比，18世纪末美国的政治精英在关注政治腐败这个永恒话题的同时，更迫切地想为不断扩张的商业世界寻找更合适的发展路径。因此，他们还需要找到更贴近他们境遇的论据。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美国人从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理论中捕捉到有价值的信息。
对于大多数美国政治精英来说，他们不希望被卷入欧洲重商主义的漩涡，而是追求更自由的商业秩序。苏格兰著名启蒙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自由市场理论，指出特许公司限制竞争，阻碍劳动力和股票的自由流通，伤害公共利益。他极力反对垄断，将它看作最无用的时代错误【63】。休谟也认为，自由的政府不会任意没收财产，会鼓励企业家精神的发展，促进商业繁荣【64】。这些启蒙思想家的观点经常出现在美国反对派的表述中。
尽管美国的政治精英承认政府与国家社会经济的运行密不可分，但相当一批人更希望打破阻碍自由地进入市场的条条框框。休谟和斯密等启蒙思想家对“重商主义”的控诉就成为他们最合适不过的论据。他们引用休谟的《英国史》，指出滥用特权对发展工业的弊端【65】。他们同英国的反对派一样，也认为具有公共特征和享有特权的制造业公司对经济的促进不如个人公司有效。在他们看来，“移植于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怪物”是16世纪黑暗时代的产物，而不是来自启蒙时代，“当垄断与特权到达最后阶段，大量罪恶引发危机，这似乎使欧洲的中心受到冲击，并有可能动摇它的根基……我们正在步欧洲的后尘”【66】。杰斐逊和麦迪逊都强调，要阻止美国的“英国化“，建立共和政体经济发展的基础【67】。他们在斯密的《国富论》中获得有力论点，认为在私人公司中个人利益承担的风险远远大于在特许公司中领薪水的职员，只有在私人公司里，个人才会加倍努力获取利润，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68】。反对派借助斯密的话语，宣称“所有获利的贸易都来自自由和开放的商业”【69】。
美国的反对派甚至将英国人对自由市场的批评转化为反对经济特权的话语。一些英国思想家延伸了斯密的理念，指出自由竞争导致新形式的经济不平等，詹姆斯·麦金托什(James Mackintosh)就是其中之一。1791年，他在小册子《高卢雄鸡：为法国革命及其英国拥护者辩护》中用了大量篇幅证明不平等的“过度”。他指出，富人对权力、职业以及公共资源的垄断导致他们“在政治上占据优势”，“富人联合的趋势”使“不可避免的财富不平等”更加复杂，而穷人的“分散、贫穷与无知”使他们无力反抗【70】。这些针对自由市场的批评在美国的语境中摇身一变，成为美国政治精英驳斥经济特权的依据。乔治·洛根几乎逐字逐句引用了麦金托什的论点。他攻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联合富人的倾向，指出汉密尔顿在新泽西州建造大型工厂时，为他的商业伙伴提供财政援助和法律保护。洛根把汉密尔顿的计划说成是一种不公正的结合，会牺牲“新泽西州中等规模工匠的福祉”，使“少数富人”致富。这些富人“除了增加他们不义之财外，没有其他目标”。更糟糕的是，汉密尔顿的计划将制造出一个类似于英国贫困劳工的阶层，这些人处于对其雇主“最卑微的奴役状态”【71】。
马萨诸塞西部的农场主威廉·曼宁也与麦金托什的观点遥相呼应。他在批评联邦党不平等的经济政策时指出：“少数人的联合并不局限于美国或欧洲。自美国和法国革命以来，少数人在世界各地都受到惊吓并联合。”当精英们以这种方式“联系在一起”时，他们往往会“过于蔑视那些劳动者”。这些少数人通常拥有大量资本和国家的大部分土地。他们联合努力提高商品和服务价格，牺牲多数人的利益【72】。尽管我们已无从得知曼宁是否直接受到麦金托什文本的影响，但曼宁的话语表明，他依靠了来自欧洲的信息。同时曼宁阅读过波士顿的反对派报纸《独立纪事报》，而这份报纸曾摘录麦金托什的文本【73】。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推断出，曼宁或多或少借助麦金托什对自由市场中社会结构性冲突的分析，来批判经济领域的特权。
当美国的政治精英开始关注平等话题时，欧洲激进主义者的话语恰恰能表达相当一批美国人的心声。他们将目光更多地投向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激进主义者，包括托马斯·潘恩、威廉·戈德温等的话语与观点都为他们所用。他们借鉴激进主义者的主张，提出变革方案。尽管欧洲激进主义者的答案是复杂而矛盾的，但都围绕一个共识，也就是“任何公正的经济体系都应该促进一个更加平等、民主、包容和参与的政治体系”【74】。由此，他们不仅要清除笼罩阻碍市场发展的封建障碍，而且要区分有益的和有害的财产形式，并设想更公平分配财富的政治举措。换句话说，他们在思考，政府如何有效地监督、规范和重组经济，以平等地服务于所有人的利益，创造一个公正的社会【75】。这些主张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一些美国反对派的话语中。比如，《纽约杂志》署名瓦勒里乌斯(Valerius)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戈德温的《关于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与幸福影响的探究》展开论证。他直接指出经济不平等，穷人认为社会所有的好处都给了少数人，其他人则承担了剩余的匮乏与痛苦。同18世纪90年代相当一批民主人士一样，他认为解决经济不平等的办法在于民主，应对普通公民授权【76】。可以说，他们利用激进主义者的话语，就是要为经济上的平等提供一种可行的方案。在18世纪90年代的美国报刊上，很多评论文章都效仿欧洲激进派的话语并达成共识。他们呼吁公民监督和积极参与，以确保国家代表所有公民的利益行事；同时主张政府有责任采取行动，以促进经济平等【77】。
不难看出，时人对美国的政治经济路径存在根本分歧，对政治权力在社会经济中的角色持几乎完全对立的立场。不同政治经济立场的建国精英都在英国政治经济观念与历史经验中选取有利于自己的例证。例证中会有裁剪和再造的痕迹。建国精英对英国政治经济经验与思想的复杂“再造”，会对美国的政治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呢？
四、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改造
英国的政治经济经验与理念像一个万花筒，美国建国精英从中窥探、想象与设计本国的政治经济路径。美国的政治精英既是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消费者，也是再生产者。他们没有僵化地接受一元论的经验与知识，而是将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与理念重新组合。无论是主张在经济活动中扩张政府权力的汉密尔顿，还是倡导限制政府权力的政治反对派，都根据美国的情况对英国的“政治经济学”重新诠释和调整。在他们的争论与妥协中，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呈现出一副不同于英国的复杂而不断变动的图景。
英国主流的“政治经济学”支持“经济国家主义”的观念。他们认为，经济是捍卫国家的驱动力，无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个人动机和结果如何，经济活动都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的【78】。卡鲁·雷内尔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非常受英国王室欢迎的政治家。他指出：“贸易是保证国家富有和人民荣耀的关键。”【79】还有一些政论家则明确指出，贸易与商业是英国繁荣和安定的支柱，“如果被忽视了，那么英国就会毁灭”【80】。在17—18世纪，英国有一种非常主流的观点，这种观点把经济活动与帝国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帝国的边界能通过运用军事权力和成功的商业竞争而扩展，贸易活动不仅是国家繁荣和安定的支柱，而且是保证国家荣耀的关键。
在英国，即使是休谟和斯密这样的启蒙思想家，他们在思考政治经济问题时仍然“遵循政治的逻辑”。在17世纪之前的英国，国王和咨议会长期主导议会。17世纪中期后，虽然议会下院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增强，但英国政治精英提出的议会主权仍强调国王、贵族院和平民院三者共同行使国家的最高权力。议会下院的选举基础狭小、代表性薄弱，为某些人或机构以人民名义篡夺人民的权力提供了空间【81】。在17—18世纪欧洲国家竞争的情境中，商业活动与国家安全、荣誉捆绑起来，成为国家争胜的有效方式，而混合政体的运作机制乃是国家争胜的根基。在这种环境中，尽管休谟和斯密肯定了自由市场环境对经济的推进作用，但是他们“把国家力量摆在最优先的位置上”。对休谟和斯密而言，“商业社会性”本身面临着内在的政治限制，“它不仅需要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秩序来保障其运转，而且就是现代国家为了汲取力量——对内压制贵族、对外维持生存或扩张——而大力推动的结果”【82】。因此，在英国，经济活动被有效整合进民族国家崛起的进程，成为“财政-军事”体制的一部分。
然而，斯密和休谟的话语在美国却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成为限制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无限扩张权力的武器。一方面，政府介入经济活动受到州议会的制约。在纽约，根据州宪法会议的规定，政府特许成立公司并给予直接补贴，需要获得立法机构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这样一来就为少数公司利用特权牟利制造了障碍【83】。19世纪初，政治官员在公司股东中的比重逐渐降低。一些州颁布法规，限制或消除立法对某些行业的特许权，减少立法对行业的干预。1807年，纽约的收费公路公司法甚至直接采用一般管制法。在马萨诸塞州，19世纪初建立的制造业公司、保险公司和银行，都依赖一般管制，而非州政府赋予的特权行事。一些州逐渐通过一般性公司章程，提供了在没有立法机构颁布特许的情况下，使用公司形式的权利，撤销州政府对公司的政治裁量权。一些企业只需提交表明遵从法规的证明，就能成立公司【84】。
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领域，政府逐渐将公司“去特权化”。政府将银行面向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从1800年到1816年，银行数量从不到30家增加到300多家，仅宾夕法尼亚州就成立了42家银行【85】。购买银行股票从少数人的特权逐渐扩展为多数人的权利。同时，银行的章程中明确限定银行的权力。章程规定银行的存续期限，限制银行的资产和活动，并详细制定银行的内部管理规章【86】。
斯密和休谟的话语之所以在美国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与美国的政体形式密不可分。相比混合政体的英国，遵循共和政体的美国在国家权力运作的程度、方式以及商业活动的宗旨上存在差异。美国的建国精英相信，在人民主权原则下，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所有政府官员都从人民那里获得委托或者授权，他们是“人民的代表”。人民代表所掌握和行使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87】。他们设计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与制衡的机制，就是为了防范权力被滥用。“美国建国精英关注的重点不在于如何赋予国家以权能，而是如何抑制国家的攻击性和压迫性，防止统治者借国家权力来损害被统治者的自由与安全。”【88】因此，在社会经济中，他们更关注国家权力的边界，特别是州政府在经济事务方面的立法权受到了严格限制。经济发展是否由政府主导？在经济活动中，掌握权力的人是否会通过法律和惯例被保护？这些都成为美国政治精英争论的焦点问题。换言之，他们没有将“国家力量”放在最优先的位置来考虑，而是防范“国家力量”的破坏性。因此，英国反对派的话语在美国“发酵”后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宪法在经济领域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也意味着扩大了经济领域的自由度。
同时，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政治与经济的剧烈变动，推进了英国反对派话语在美国脱离“国家争胜”的语境，与追求自由和自治的社会特征结合起来。在18世纪末复杂的党派斗争中，共和党认定联邦党意欲扩张国家权力，他们扩大同盟战线，利用报刊、小册子与集会引导民众，使民众相信联邦党滥用权力，激发起民众捍卫自由、追求民主的诉求和行动，也击碎一批人寄希望于理性、充满智慧与美德的精英统治的理想。共和党与民众合力，削弱了联邦党建立权力更集中的联邦政府的主张。共和党将英国的重商主义视为少数人从多数人手中夺取自然与平等权利的计划，使多数人生活在对少数强权的赤裸裸的依赖状态【89】。在他们看来，不需要政府来指导经济活动，自由贸易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会确保多数人免受少数人自私行为的伤害。同时，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自由的概念在美国被不断诠释与强化。在美国，相当一批为法国革命欢呼雀跃的人认为，法国革命意味着抛弃陈旧信条的枷锁，“消灭一切非法统治的怪物”。有评论文章提到，法国革命的胜利是对美国贵族制的一种制约，及时遏制了美国的贵族倾向【90】。人们被革命中自由与平等的理念所深刻影响，在政治实践中呼应法国革命的主题。
在经济活动中，追逐私利的过程同样使个人作为独立与自由个体的力量被释放。随着各地逐渐增多的贸易往来，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出现了更专业化与规模化的生产，各地都呈现出一个不断扩展的、竞争的和主动的市场。在经济活动中，“人人都在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幸福”。人们普遍相信，他们都在“十二分地进取”“拥有平等权利”【91】。这个过程极大地激发了个体的能动性，冲击着古典共和理念，使追求共同福祉和美德失去了原有的根基，并提供了重组政治权力结构、使经济更依靠自由市场运作的可能性。
当然，市场的扩展与自由化，并非与政府脱节。在很多美国政治精英看来，无论是国家银行还是保护性关税，都是刺激经济发展、促进自治与平等的举措。在1840年前，有108家新的铁路公司在纽约成立，获得了超过700万美元的公共贷款和支持。在这一时期，州政府还向公路、木板路和运河船闸建设项目提供贷款【92】。各州政府会向申请者颁发机构执照，对能推进公共福祉的企业家赋予公共权力。一位为运河提供支持的州立法委员引用汉密尔顿的《制造业报告》写道，该项目是公共秩序与公共资源的一部分【93】。包括汉密尔顿在内的政治精英明白，政府干预过多，会扼杀一个公司、一个行业甚至一个国家的经济，但干预过少也会如此。成功的经济需要促进企业家精神，也需要政府的监督，确保体系不会失控。企业家痴迷于利润，他们“进入灰色地带”，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政府监管机构采取必要的行动加以规范【94】。
不过，这种规范是有限度的。尽管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主张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在美国推进“国家主义”的政治经济策略，但在“反国家主义”的政治文化潮流中，他们的主张和行动受到极大制约【95】。作为“经济国家主义”的重要工具，银行来到美国后的权力范畴受到限制。1829年《银行总法》对所有银行具有约束力。类似的章程也影响了其他类型的公司【96】。可见，美国人“在吸收欧洲君主制和贵族制元素时”，对它们进行“美国化”改造，“把它们嵌入共和主义的框架中，而不是用它们来界定整个国家体制的特性”【97】。
在18世纪末美国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下，英国的政治经济经验、教训与英国反对派的话语融合，形成新的“政治经济学”。英国，即使是“经济国家主义”的反对派，也将经济活动视为国家财富增长的工具。18世纪英国“商业社会”始终以“国家争胜”为宗旨，自由经济的主张与维护国家安全的话语捆绑起来，被纳入“财政-军事”体系。可以说，从18世纪到19世纪，英国的商业依然作为国家事务，是帝国扩张的有效工具。而在美国，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个人自由、市场竞争以及社会自治的强调，似乎成为构想经济进步、社会平等以及公民参与的社会蓝图。同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作用并没有消失，联邦和各州都保留了对经济活动的特许与援助权力。
五、结 语
美国建国时期政治精英对英国“政治经济学”加以改造和利用，基于美国的政体需求与实践进行选择性重构，在政治与经济之间建立新的关联。不同政治立场的精英从中汲取各自的话语资源。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借鉴“经济国家主义”，打造银行体系，推进制造业发展与贸易保护政策。反对派则借助英国乡村派和激进主义者的批判话语，抵制联邦权力扩张，推动经济活动“去特权化”。
在共和政体框架下，美国政治精英将英国“政治经济学”与人民主权、权力制衡原则融合在一起。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再服务于帝国扩张或少数阶层垄断。当然，美国的政治精英没有放弃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监管，但这种监管在共和政体下受到制约，是逐渐“去特权化”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美国政治精英对英国经验与观念的重塑，使政治权力在社会经济中的运作方式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
本文注释
【1】“political economy”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概念。美国建国时期，一些论述“political economy”的小册子中将其定义为“一门教授公共财富或国民财富性质、来源及产生原因的科学”，言下之意，“political economy”是“国民经济学”[参见丹尼尔·雷蒙德:《政治经济学原理》(Daniel Raymond,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第1卷,巴尔的摩1823年版,第9页]。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开始被定义为“政治经济学”。本文为了便于今人的理解并根据现今的学科分类，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和概念对译“political economy”。
【2】德鲁·R.麦科伊：《难以捉摸的共和国:杰斐逊时期美国的政治经济》(Drew R.McCoy,The Elusive Republic:Political Economy in Jeffersonian America )，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3】塞斯·科特拉：《托马斯·潘恩的美国:共和国初期跨大西洋激进主义的崛起与衰落》(Seth Cotlar,Tom Paine’s America:The Rise and Fall of Transatlantic Radicalism in the Early Republic)，夏洛茨维尔：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格洛丽·M.刘：《亚当·斯密的美国:苏格兰哲学家如何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圣像》(Glory M.Liu,Adam Smith’s America:How a Scottish Philosopher Become an Icon of American Capitalism)，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5】格洛丽?M. 刘：《亚当?斯密的美国：苏格兰哲学家如何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圣像》，第34页。
【6】詹姆斯?斯图尔特：《政治经济学原理探究》(James Steuart,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伦敦1767年版，第2页。
【7】亚当?斯密著，罗伊?哈罗德?坎贝尔、安德鲁?S.斯金纳编：《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Roy Harold Campbell and Andrew S.Skinner,eds.,Adams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第1卷，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基金1981年版，第428页。
【8】格洛丽?M.刘：《亚当?斯密的美国：苏格兰哲学家如何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圣像》，第19、23页。
【9】“一些进口的新书”(“A New Importation of Books”)，《纽约水星报》(New York Mercury)，1762—08—23。
【10】“托马斯?杰斐逊致罗伯特?斯基普威思，附私人图书馆书单(1771年8月3日)”(“From Thomas Jefferson to Robert Skipwith,with a List of Books for a Private Library,3 August 1771”)，朱利安?P.博伊德编：《托马斯?杰斐逊文集》(Julian P.Boyd,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第1卷，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79页。
【11】“关于实用性的外观赋予所有艺术作品的美感，以及这种美感的广泛影响”(“Of the Beauty which the Appearance of Utility Bestows Upon all Productions of Art,and of the Extensive Influence of this Species of Beauty”)，《哥伦比亚杂志杂文月刊》(Columbian Magazine,or Monthly Miscellany)，1790—05—01。
【12】戴维?伦德伯格、亨利?F.梅：“美国的启蒙读者”(David Lundberg and Henry F.May,“The Enlightened Reader in America”)，《美国季刊》(American Quarterly)第28卷第2期 (1976年7月)，第262～293页。
【13】理查德?B.谢尔：《启蒙与书籍：18世纪英国、爱尔兰以及美国的苏格兰作家和他们的出版商》(Richard B.Sher,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Book:Scottish Authors and their Publishers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Ireland,and America)，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0页。
【14】克里斯托弗?W.卡沃：《美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兴起》(Christopher W.Calvo,The Emergence of Capitalism in Early America)，盖恩斯维尔：佛罗里达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7页。
【15】“托马斯?杰斐逊致托马斯?曼?兰道夫(1790年5月30日)”(Thomas Jefferson to Thomas Mann Randolph，May 30，1790)，朱利安?P.博伊德编：《托马斯?杰斐逊文集》第16卷，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449页。
【16】塞缪尔?弗莱查克：“亚当?斯密在美国建国者中的地位(1776—1790)”(Samuel Fleischacker，Adam Smith’s Reception among the American Founders，1776—1790)，《威廉-玛丽季刊》(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第59卷第4期(2002年10月)，第901页。
【17】哈洛?贾尔斯?昂格尔：《诺亚?韦伯斯特：美国爱国者的生活与时代》(Harlow Giles Unger,Noah Webster: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Patriot)，纽约：约翰?威利及其子公司1998年版，第72页。
【18】戴维?伦德伯格、亨利?F.梅：“美国的启蒙读者”，第262～293页。
【19】约翰?K.惠特尔：“旧统治区的早期繁荣：威廉-玛丽学院和弗吉尼亚大学的政治经济学”(John K.Whitaker,“Early Flowering in the Old Dominion:Political Economy at 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and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威廉?J.巴伯主编：《打破学术模式：19世纪的经济学家与高等教育》(William J.Barber,ed.,Breaking the Academic Mould:Economists and Higher Learning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新不伦瑞克：交易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1页。
【20】温德姆?比维斯：《商法：商人指南》(Wyndham Beawes,Lex Mercatoria Rediviva:or,the Merchant’s Directory,Being a Complete Guide to All Men in Business)，伦敦1761年版，第273、522、532页。
【21】雅克?萨瓦里、马拉什?波斯尔思韦特、菲利蒙?路易斯?萨瓦里：《贸易与商业通用指南》(Jacques Savary des Brlons,Malachy Postlethwayt and Philémon-Louis Savary,The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Trade and Commerce)第1卷，伦敦1774年版，第866～867页。
【22】Gale Primary Sources数据库收录18世纪出版的《贸易与商业的普遍性指南》共7个版本，收录18世纪出版的《商法：商人指南》共5个版本。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等地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均包括这两部著作[《费城图书馆公司图书目录》(A Catalogue of the Books,Belonging to the Library Company of Philadelphia…)，费城1789年版，第217页；西奥菲勒斯?帕森斯：《西奥菲勒斯?帕森斯阁下图书馆目录》(Theophilus Parsons,Catalogue of the Library of the Hon.Theophilus Parsons)，波士顿1814年版，第18页；《纽约市商业图书馆协会图书目录》(Catalogue of the Books Belonging to the Mercantil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the City of New York)，纽约1825年版，第29、52页]。
【23】《国会图书馆第一份书单》(The First Booklist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华盛顿?D.C：国会图书馆1981年版，第5～6页。
【24】“汉密尔顿致罗伯特?莫里斯(1781年4月30日)”(“To Robert Morris,April 30,1781”)，哈罗德?C.塞雷特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文集》(Harold C.Syrett,ed.,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第2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604页。
【25】罗伯特?C.艾伯茨：《黄金旅程：威廉?宾厄姆的经历与时代 (1752—1804)》(Robert C.Alberts,The Golden Voyage:The Life and Times of William Bingham,1752—1804)，波士顿：赫顿米夫林公司1969年版，第13～22、106～108页；马修?凯里编：《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辩论和议事录：关于请求废除或暂停执行废除银行特许状的法律的诉状》(Mathew Carey,ed.Debate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Pennsylvania:on the Memorials Praying a Repeal or Suspension of the Law Annulling the Charter of the Bank)，费城1786年版，第20～21页。
【26】“致约瑟夫?加洛韦 (1775年2月25日)”(“To Joseph Galloway，Feb.25，1775”)，艾伯特?亨利?史密斯编：《本杰明?富兰克林作品集》(Albert Henry Smyth,ed.,The Writing of Benjamin Franklin) 第6卷，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07年版，第312页。
【27】德鲁?R. 麦科伊：《难以捉摸的共和国：杰斐逊时期美国的政治经济》，第141页。
【28】《关于美利坚的商业》(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第3届国会第1次众议院会议 (3rd Congress,1st Session)，第283～284页，https://www.congress.gov/annals-of-congress/page-headings/3rd-congress/commerce-of-the-united-states/20912,[发布日期不详]/2025-03-04。
【29】格洛丽?M. 刘：《亚当?斯密的美国：苏格兰哲学家如何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圣像》，第17页；塞缪尔?弗莱查克：“亚当斯密在美国建国者中的地位 (1776—1790)”，《威廉-玛丽季刊》第59卷第4期 (2002年10月)，第901页。
【30】“对筹资体系的辩护 (1795 年 7 月)”(“The Defence of the Funding System,July,1795”)，哈罗德?C. 塞雷特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文集》第19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67页。
【31】马克斯?法兰德编：《1787 年制宪会议记录》(Max Farrand,ed.,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第1卷，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11年版，第424、432页。
【32】“大陆主义者，第4篇”(“The Continentalist,No.Ⅳ”)，哈罗德?C. 塞雷特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文集》第3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76～78页。
【33】“关于支持公共信贷的报告”(“Report Relative to a Provision for the Support of Public Credit”)，哈罗德?C.塞雷特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文集》第6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70页；“致罗伯特?莫里斯(1781年4月30日)”(“To Robert Morris,30 April 1781”)，哈罗德?C.塞雷特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文集》第2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635页。
【34】“致杜安(1780年9月3日)”(“To Duane,Sept.3,1780”)，哈罗德?C.塞雷特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文集》第2卷，第414页。
【35】“关于建立公共信用必要性的第二份报告”(“Second Report on the Further Provision Necessary for Establishing Public Credit”)，哈罗德?C.塞雷特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文集》第7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06～308页。
【36】“关于建立公共信用必要性的第二份报告”(“Second Report on the Further Provision Necessary for Establishing Public Credit”)，哈罗德?C.塞雷特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文集》第7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31页。
【37】福里斯特?麦克唐纳：《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传记》(Forrest McDonald,Alexander Hamilton:A Biography)，纽约：诺顿公司1979年版，第194～195页。
【38】“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报告的最终版本”(“Alexander Hamilton’s Final Version of the Report on the Subject of Manufactures”)，哈罗德?C.塞雷特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文集》第10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230～240页。
【39】“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报告的最终版本”(“Alexander Hamilton’s Final Version of the Report on the Subject of Manufactures”)，哈罗德?C.塞雷特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文集》第10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230～240页。
【40】亚当?斯密：《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2卷，第668页。
【4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2卷，第676页；“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报告的最终版本”，哈罗德?C.塞雷特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文集》第10卷，第239、299页。
【4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第508～509页；“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报告的最终版本”，哈罗德?C.塞雷特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文集》第10卷，第300页。
【43】“大陆主义者，第4篇”，哈罗德?C.塞雷特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文集》第3卷，第77页。
【44】彼得?麦克纳马拉：《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家：斯密、汉密尔顿与商业共和国的建立》(Peter McNamara,Political Economy and Statesmanship:Smith,Hamilton,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mmercial Republic)，迪卡尔布：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103页。
【45】“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报告的最终版本”，哈罗德?C.塞雷特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文集》第10卷，第262页。
【46】“大陆主义者，第4篇”，哈罗德?C.塞雷特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文集》第3卷，第76页。
【47】“汉密尔顿致罗伯特?莫里斯(1781年4月30日)”，哈罗德?C.塞雷特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文集》第2卷，第606～607页。
【48】“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报告的最终版本”，哈罗德?C.塞雷特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文集》第10卷，第266～267页。
【49】“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报告的最终版本”，哈罗德?C.塞雷特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文集》第10卷，第262页。
【50】亚当?斯密：《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第471页。
【51】“探讨，第3篇”(“The Examination,No.Ⅲ”)，哈罗德?C.塞雷特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文集》第25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467页。
【52】参见H.T.狄金森著，陈晓律等译：《十八世纪英国的大众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61～62、64页。
【53】约翰?约瑟夫?沃利斯：“美国历史上系统性腐败的概念”(John Joseph Wallis,“The Concept of Systematic Corruption in American History”)，爱德华?L.格莱泽、克劳迪娅戈尔丁编：《腐败与改革：美国经济史的经验与教训》(Edward L.Glaeser and Claudia Goldin,eds.,Corruption and Reform:Lessons from America’s Economic Histor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5页；玛丽?彼得斯：“宪法的‘监察人’(1755—1765)：英国激进主义的思想意识渊源新探”(Marie Peters,“The ‘Monitor’ on the Constitution,1755—1765:New Light o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English Radicalism”)，《英国历史评论》(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第86卷第341期 (1971年10月)，第706～727页。
【54】Gale Primary Sources数据库中存有费城出版的《国富论》共3个版本，分别为1789年版、1796年版和1816年版。
【55】《加图信札》出现在纽约、费城、波士顿以及罗德岛的书店和图书馆的书目清单中，参见加勒特?诺埃尔：《历史、神学、法学、艺术和科学以及礼仪文学各部分书籍目录》(Garrat Noel,A Catalogue of Books in History,Divinity,Law,Arts and Sciences,and the Several Parts of Polite Literature)，纽约1755年版，第5页；《罗德岛学院图书馆藏书目录》(Catalogue of Books Belonging to the Library of Rhode-Island College)，普罗维登斯1793年版，第28页；《波士顿康希尔1号书店出售或流通的图书目录，含最著名的作家》(Catalogue of Books,for Sale or Circulation,by W.P.& L.Blake,at the Boston Book-Store,no.1,Cornhill.Consisting of the Most Celebrated Authors)，波士顿1798年版，第10页；《纽约协会图书馆章程和成员名单：附该图书馆所属图书目录》(The Charter,Bye-laws,and Names of the Members of the New-York Society Library:with a Catalogue of the Books Belonging to the Said Library)，纽约1793年版，第34页；《费城流通图书馆目录，第74号，南四街，近胡桃街》(Catalogue of the Philadelphia Circulating Library,no.74,South Fourth Street,near Walnut Street)，费城1824年版，第24页。
【56】理查德?B.谢尔著，启蒙编译所译：《启蒙与书籍：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出版业》，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507、578页。
【57】斯图尔特?安德鲁：《重新发现美国：革命时代的跨大西洋潮流》(Stuart Andrews,The Rediscovery of America:Transatlantic Crosscurrents in an Age of Revolution)，纽约：圣马丁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2页。
【58】塞斯?科特拉：《托马斯?潘恩的美国：共和国初期跨大西洋激进主义的崛起与衰落》，第120页。
【59】“垄断性公司如何影响和伤害我们的政府”(“How Exclusive Companies Influence and Hurt our Government”)，约翰?特伦查德、托马斯?戈登：《加图信札：关于自由、民事、宗教以及其他重要主题的文章》(John Trenchard and Thomas Gordon,Cato’s Letters,or Essays on Liberty,Civil and Religious and Other Important Subjects)第3卷，伦敦1737年版，第91篇，第207～208页。本文简称为《加图信札》。
【60】“垄断性公司如何影响和伤害我们的政府”(“How Exclusive Companies Influence and Hurt our Government”)，约翰?特伦查德、托马斯?戈登：《加图信札：关于自由、民事、宗教以及其他重要主题的文章》(John Trenchard and Thomas Gordon,Cato’s Letters,or Essays on Liberty,Civil and Religious and Other Important Subjects)第3卷，伦敦1737年版，第91篇，第209～211页。本文简称为《加图信札》。
【61】“费城大陪审团的记录”(“Remarks on the Memorial of the Grand Jury of the City of Philadelphia”)，《宾夕法尼亚邮报和每日广告报》(Pennsylvania Packet,and Daily Advertiser)，1786—08—30；“宾夕法尼亚议会，众议院，1月14日”(“Pennsylvania Legislature,House of Representatives,January 14”)，《综合广告报》(General Advertiser)，1792—01—17。
【62】詹姆斯?威尔逊：《关于北美银行的思考》(James Wilson,Considerations on the Bank of North-America)，费城1785年版，第11页；威廉?巴顿：《美国，特别是宾夕法尼亚真正的利益》(William Barton,The Tru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and Particularly of Pennsylvania)，费城1786年版，第22页。
【6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2卷，第731～735、758页；第1卷，第135～159页。
【64】大卫?休谟：《关于道德、政治与文学等若干主题的文章》(David Hume,Essays and Treatises on Several Subjects.Containing Moral,Political,and Literary)，都柏林1779年版，第96～97页。
【65】波林?梅尔：“建立公司的讨论：共和国早期的马萨诸塞州”(Pauline Maier,“The Debate over Incorporations:Massachusetts in the Early Republic”)，康拉德?伊迪克?怀特编：《马萨诸塞与新国家》(Conrad Edick Wright,ed.,Massachusetts and the New Nation)，波士顿：东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
【66】“费城，1月7日”(“Philadelphia,January 7”)，《综合广告报》(General Advertiser)，1792—01—07；“[贝奇先生；制造业]”(“[Mr.Bache;Manufactories]”)，《综合广告报》，1792—01—23。
【67】“麦迪逊致杰斐逊(1786年6月19日)”(“Madison to Jefferson,June 19,1786”)，朱利安?P.博伊德编：《托马斯?杰斐逊文集》第9卷，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59～660页；杜马?马龙：《杰斐逊总统：第一届任期(1801—1805)》(Dumas Malone,Jefferson the President:First Term,1801—1805)，波士顿：小布朗出版公司1970年版，第25～28、90～95页。
【68】路易斯?哈茨：《经济政策与民主思想：宾夕法尼亚(1776—1860)》(Louis Hartz,Economic Policy and Democratic Thought:Pennsylvania,1776—1860)，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第57～62页；乔治?洛根：《致美利坚农夫的五封信》(George Logan,Five Letters,Addressed to the Yeomanry of the United States)，费城1792年版，第15～16页；亚当?斯密：《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2卷，第741页。
【69】“费城大陪审团的记录”，《宾夕法尼亚邮报和每日广告报》，1786—08—30；亚当?斯密：《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第470页。
【70】詹姆斯?麦金托什：《高卢雄鸡：为法国革命及其英国拥护者辩护》(James Mackintosh,Vindiciae Gallicae,Defe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its English Admirers)，都柏林1791年版，第27～28页。以下简称《高卢雄鸡》。
【71】乔治?洛根：《致美利坚农夫的五封信》，第11～12、21页。洛根在第11～12页中的话语与麦金托什在《高卢雄鸡》第27～28页中的话语是相同的。
【72】迈克尔?梅里尔、肖恩?威伦茨编：《自由之匙：威廉?曼宁的生平与民主文集(“一位劳动者”，1747—1814)》( Michael Merrill and Sean Wilentz,eds.,The Key of Liberty:the Life and Democratic Writings of William Manning,“a Laborer”,1747—1814)，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144、157页。以下简称《自由之匙》。
【73】塞斯?科特拉：《托马斯?潘恩的美国：共和国初期跨大西洋激进主义的崛起与衰落》，第240页；迈克尔?梅里尔、肖恩?威伦茨编：《自由之匙》，第146页。
【74】塞斯?科特拉：《托马斯?潘恩的美国：共和国初期跨大西洋激进主义的崛起与衰落》，第120页。
【75】塞斯?科特拉：《托马斯?潘恩的美国：共和国初期跨大西洋激进主义的崛起与衰落》，第135页。
【76】“来自《曙光报》，瓦列利乌斯，第6篇”(“From the Aurora,Valerius,No.Ⅵ”)，《格林利夫的纽约日报与爱国者报》(Greenleaf’s New York Journal and Patriotic Register)，1795—09—23；威廉?戈德温：《关于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与幸福影响的探究》(William Godwin,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and its Influence on Moral and Happiness)，伦敦1796年版，第17页。
【77】塞斯?科特拉：《托马斯?潘恩的美国：共和国初期跨大西洋激进主义的崛起与衰落》，第153、157～158页。
【78】弘树真：“纸币、国家与1797年的暂停现金支付”(Hiroki Shin,“Paper Money,the Nation,and the Suspension of Cash Payments in 1797”)，《历史杂志》(The Historical Journal)第58卷第2期(2015年6月)，第442页。
【79】卡鲁?雷内尔：《真实的英国利益与国家改进的主要措施》(Carew Reynel,The True English Interest or an Account of the Chief National Improvements)，伦敦1674年版，第7页。
【80】詹姆斯?惠斯顿：《英国的国家灾难追根溯源：使英国繁荣的适当补救措施》(James Whiston,England’s State-Distempers,Trac’d from Their Originals:With Proper Remedies and Means to Make Her Vertuous and Prosperous)，伦敦1704年版，第8页。
【81】李剑鸣：《从代表制到代表制政体——再论美国革命时期民主概念的演变》，《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第8、16页。
【82】赵雨淘：《经济与政治的缠斗——洪特的18世纪政治思想研究述评》，《政治思想史》2021年第2期，第176页。大卫?休谟：《英国史》(David Hume,The History of England)，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基金1983年版，第2卷，第105～109页；第4卷，第384页。亚当?斯密：《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2卷，第687页。
【83】布赖恩?菲利浦?墨菲：《建设帝国大厦：共和国早期的政治经济》(Brian Phillips Murphy,Building the Empire State: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Early Republic)，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9页。
【84】埃里克?希尔特：“美国早期的公司与州”(Eric Hilt,“Early American Corporations and the state”)，内奥米?R.拉穆路、威廉?J.诺瓦克编：《公司与美国民主》(Naomi R.Lamoreaux,William J.Novak,eds.,Corporations and American Democracy)，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3页，参见注释48。
【85】安德鲁?尚克曼：“‘地球上的新事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支持制造业的共和党与美国政治经济的民主化”(Andrew Shankman,“‘A New Thing on Earth’:Alexander Hamilton,Pro-Manufacturing Republican,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共和国早期杂志》(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第23卷第3期 (2003年秋季)，第344页。
【86】波林?梅尔：“美国公司的革命根源”(Pauline Maier,“The Revolutionary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Corporation”)，《威廉-玛丽季刊》第50卷第1期（1993年1月），第78～81页。
【87】李剑鸣：《“人民”的定义与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126、129页。
【88】李剑鸣：《美国建国时期的“国家”理念》，《历史研究》2024年第2期，第166页。
【89】“杂记：摘自《西部之星素描》第3篇”(“Miscellany.From the Western Star.Sketches No.3”)，《独立报》(Independent Gazetteer)，1795—01—28；乔伊斯·阿普尔比：《资本主义与新社会秩序：18世纪90年代的共和视野》(Joyce Appleby,Capitalism and a New Social Order:The Republican Vision of the 1790s)，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页。
【90】“波士顿，周一，9月26日”(“Boston,Monday，Sept.26”)，《波士顿报》(Boston Gazette)，1791—09—26；“贵族”(“Nobility”)，《纽约杂志》(New York Journal)，1792—01—28。
【91】戈登·伍德：《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Gordon Wood,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纽约：经典图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0～341页。
【92】布赖恩·菲利浦·墨菲：《建设帝国大厦：共和国早期的政治经济》，第210页。
【93】布赖恩·菲利浦·墨菲：《建设帝国大厦：共和国早期的政治经济》，第220页。
【94】托马斯·K.麦克劳：《建国者与金融：汉密尔顿、加勒廷与其他移民者如何打造新经济》(Thomas K.McCraw,The Founders and Finance:How Hamilton,Gallatin,and Other Immigrants Forged a New Economy)，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3页。
【95】李剑鸣：《美国建国时期的”国家“理念》，《历史研究》2024年第2期，168页。
【96】波林·梅尔：“美国公司的革命根源”，第78～81页。
【97】李剑鸣：《美国建国时期的”国家“理念》，《历史研究》2024年第2期，163页。
董瑜，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5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