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山:新时期以来中共“协商民主”建设理论探索的历程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3 次 更新时间:2015-01-18 19: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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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山  

    

   【内容提要】 当前“协商民主”的实质是实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本文对新时期以来中共在“协商民主”建设方面的理论探索历程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有助于大众深入了解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本质内涵、基本特征、发展规律,从而提高这一民主方式和制度建设的自觉性。

   【关 键 词】协商民主/制度/理论探索/历程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大体现。当前协商民主的实质是实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强共识、增强合力。本文梳理了新时期以来协商民主建设的理论探索历程,提示其对于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现实意义。

    

   一、1979-1989年:恢复和完善政治协商制度,提出社会协商初步构想

   1979年是新时期的第一个年头。新时期之“新”,集中体现在改革开放这一最鲜明的时代特点上。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又以拨乱反正任务的顺利完成为前提条件,而社会关系大调整则是其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1979年6月,邓小平在五届政协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建国30年来,“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大大加强,我国农民已经是有二十多年历史的集体农民……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各民族的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十三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心向祖国,爱国主义觉悟不断提高”①。

   与作出这一判断相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关系调整速度加快。“文革”当中及之前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的各级党政军干部陆续得到平反,受到打击、诬陷或迫害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等也恢复了名誉。与此同时,中共从1979年1月起,为地、富分子摘帽;为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团级以下党政军特人员;为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者,以及原工商业者落实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其工作和生活条件;支持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发展组织,发挥作用;落实民族政策,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恢复宗教组织及其活动;重申侨务政策。凡此等等,经过三年时间的调整,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走向和缓、友善、团结,这为新时期“协商民主”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以当前标准衡量,此时中共对协商民主的认识和理解还在“民主协商”(人民政协的任务安排)范围之内,即源于中国社会关系结构和统战政策的及时调整,而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原则、规范作出与时代变化相适应的要求。邓小平在五届政协二次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围绕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时代使命,人民政协将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在坚持对极少数反社会主义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需要在人民内部广泛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爱国统一战线”及“积极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加强同国际朋友的友好往来,为发展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②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以此为指导,一是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党际关系处理方针;二是确定了新的统战工作范围,“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③。这为新时期中共领导的“协商民主”建设不断向前推进确定了基本方向。

   根据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的相关精神,拟提交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对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作了规定。④1982年11月底,五届政协五次会议在修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时则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国家最高权力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人民政协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统一战线组织内部的政治协商,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项优良传统。从发展的趋势看,政治协商的渠道将逐渐增多,协商的内容也将益趋丰富。”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或者说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反映在两个方面,即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即国家的大政方针、地方重要事务、群众生活和统战内部关系等重要问题。民主监督不同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监督,不具法律约束力;基本方式是建议和批评;其建设性的目的在于协助国家机关改进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政协各级组织就必须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益的建议和中肯的批评。⑤

   如果说中共上述有关“协商民主”的认识还主要集中在发展统一战线思想和人民政协建设构想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这一认识开始从“各党派、团体的负责人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进行政治协商,发展到全社会各种人群进行广泛的“社会协商”,它缘起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并系统阐明建立这一经济体制所要解决的若干重要问题。在全会精神指导下,从1985年起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国营企业经营方式、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法等由此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在城市经济生活出现前所未有活跃局面的同时,因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而引发的社会矛盾比过去更加复杂多样,这需要我们党以新的思维和智慧予以应对。中共十三大提出了“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设想。十三大政治报告认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正确处理和协调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矛盾重要途径。目的是要及时、畅通、准确地保证领导和群众之间“下情上达,上情下达”,不同部分群众之间“彼此沟通,互相理解”。总要求是“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具体措施是:一是立章定规,明确主客体;二是划分层次,保证对话实际效果;三是领导机关重视,形成舆论氛围,发挥监督作用。⑥“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设想的价值在于:拓宽了“协商民主”的适用范围——协商内容从国家的大政方针发展到群众生活平凡小事;协商主体从高中层的党派代表、知名人士发展到平民百姓;灵活运用群众路线原则,使“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换言之,“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设想使“协商民主”实现了从政治层面向社会层面的重大转变,丰富了它的内容,拓宽了它的发展空间。

   中共十三大还提出了加强人民政协制度化建设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原则要求,“要加强政协自身的组织建设,逐步使国家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重大问题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经常化”,“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⑦。十三大之后,邓小平对这一工作也十分重视,1989年1月2日他作了《关于制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方案》的批示。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首先,文件明确了中共与民主党派的性质及彼此关系,“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领导核心”、“执政党”与“亲密友党”、“参政党”两组词汇一起使用,尤其是“参政党”的出现,都属首次。其次,文件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政治制度系统中的定位——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凸显其在中国民主制度建设中重要意义,并指出其中国特色——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有别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一党制。再次,这种政党制度建立的政治基础是四项基本原则;共同的任务使命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奋斗;共同的承担是都有尊宪、守宪、行宪的职责,都有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政权的义务。第四,民主党派参政的基点为“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文件还对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合作与协商,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在政权机构、政协中的作用以及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等问题作了原则性的要求与规定。尽管中国没有专门的“政党法”,但对中国特有的政治国情而言,文件的内容和所起的作用类似于“政党法”。它是中国政党制度化的一部规范性文件,也标志着政治领域的“协商民主”进入制度化建设的新阶段。

    

   二、1990-1999年:确定“协商民主”重要地位,完善政党和人民政治协商制度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完善党的领导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几乎同时进行。在政治领域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集中表现在反对中国的政党制度,主张搞西方式的“多党制”;反对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主张搞西方式的分权制衡的“三权分立”制;反对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主张搞西方式的普选和“两院制”,等等。

   1991年3月,江泽民在“两会”期间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形式。这是西方民主无可比拟的,也是他们所无法理解的。两种形式比一种形式好,更能真实地体现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⑧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首次明确“协商民主”的重要地位,为它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广阔空间。同年7月1日,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在阐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内容时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其政治地位而言,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就其理论和实践基础来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从比较制度角度看,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在这一制度安排中,中国共产党是坚强的领导核心,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彼此之间的关系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形式。他特别强调:“那种在我国实行西方多党制的主张,实质上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如果那样,人民的政权就要丧失,社会主义制度就要被颠覆,国家就要分裂,人民就要遭殃。全国各族人民决不允许出现这种局面。”⑨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重申“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中的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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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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