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曾说，在英语中，“法西斯”一词只是“流氓”的同义语。总之，这个被滥用了的贬义词，是一切野蛮、残忍的代称。[i]
然而，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之后，特别是在他对夏洛特维尔事件表态之后，“法西斯”不再只是20世纪历史留给后世的一个污名，我们今天在美国所看到的口号、纲领、行为模式和社会基础都显示出了独有的特点，而和其他“流氓”有所不同。
这个苗头在特朗普竞选时就已经出现了，特别是在他的竞选群众集会上。群众集会在西方竞选活动中司空见惯，可是特朗普的群众集会充斥着情绪煽动、反智主义，甚至对暴力的纵容，仿佛是20世纪极端年代的闪回。在竞选后期，在群众集会开始时，出现了集体宣誓效忠特朗普的仪式。当然，把特朗普归入准法西斯主义或“新法西斯主义”的标志性事件，是其竞选口号的推出：“让美国再伟大起来”。专门研究法西斯主义史的英国学者格里芬发现：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所谓“复兴神话”（palingenetic myth），即回望、召唤一个已经过去的黄金时代。[ii]
特朗普所表现出的法西斯品质还远不止这些。除了表面上的那些习惯性说谎、滑稽荒诞的特征和历史上的元首们类似之外，更引人注意的是：支持特朗普的社会基础的浓厚的乡村性。特朗普入主白宫后，一直津津乐道于一张图解他竞选胜利的美国地图，而这张地图恰恰非常说明问题：
图中红色地区为共和党的特朗普获胜，蓝色地区为民主党的克林顿获胜，颜色深浅代表胜负的悬殊程度。
乍看上去，这是一张美国版的“全国山河一片红”，似乎特朗普在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然而，事实是，克林顿在全国的选民票数比特朗普多了两百多万张。怎样解释这个表面上的矛盾呢？可以从两个方面说明：第一，美国总统大选的胜负，不取决于选民总票数，而是取决于来自各个州的选举人的票数；克林顿得到了稍多一点的选民票，而特朗普得到了多数的州选举人票。第二，投票给克林顿的选民，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城市及其周围的人口稠密区域，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则分散在全美国广大的区域，特别是地广人稀的农村、小城镇和山区。或者用美国的政治术语说，这是“红色农村”包围了“蓝色城市”。按社区规模大小的选民票数分布说明了这个趋势：[iii]
总之，克林顿赢得了最重要的都市与核心经济地带，而特朗普赢得了大片空旷的国土和农村的父老乡亲。
乍看上去，这又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特朗普家族从其祖父辈起，就在纽约市投机房地产，特朗普因其夸张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被普遍认为是都市傲慢和庸俗市侩的化身。然而，正是这位安家在曼哈顿闹市中心第五大道60层楼的房地产大亨，在美国城乡的对峙中，站在乡村一边，并成为乡村传统的保护神。
自美国成立以来，城市和乡村就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断裂带。从建国之父杰弗逊和汉密尔顿之间，到内战前后的南方和北方之间，到60年代以后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这个对立一脉相承；尽管几次产业革命的创造性破坏多次对美国社会进行洗牌，围绕宗教、家庭、种族、外来移民问题，城乡价值的对立始终或隐或现。然而，只是在特朗普涉足政坛以来，这种城乡对立，才变得充满煽动性和对抗性，甚至召唤出了乡村背后的极端势力，那就是似乎已经阔别美国主流政坛很久的披戴着白色高帽和白色袍子的幽灵——三K党及其观点相同或近似派别：南方邦联怀旧群体、白人至上新纳粹势力，以及新近的白人民族主义“另类右派”。
法西斯主义和乡村神话的联系源远流长。美国“另类右派”在火炬游行时高喊的“血和土地”这个口号，来源于纳粹德国，它集中表现了纳粹意识形态中的种族主义、保守主义和浪漫主义，即强调德国的种族和领土之间深刻、神秘的联系，尊崇纯洁的、不受城市堕落文化污染的乡村和农民，视乡村为种族纯洁和国家复兴的最后根据地。
当特朗普为“另类右派”的游行辩护，并认为南方内战领袖的雕像是“我们的文化遗产”，美国主流媒体和各个政治派别都看得很清楚，特朗普已经抛弃了民主、共和两党长期以来的自由主义共识，而明确站在了种族主义和白人民族主义的“另类右派”立场上。
强人领袖、“复兴神话”、火炬游行和“血和土地”不仅是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套装，其背后还有深刻的社会历史的规律性。这就要提到美国历史社会学家巴灵顿.摩尔提出的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的命题。
摩尔在其名著《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中，回答了一个经典老问题，即：为什么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没有发生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而共产党却在落后国家掌握政权？[iv]不过，这并不是该书论点的全部。摩尔提出了一个更为宏大的框架，用来分析现代主要民族国家（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德国、日本、中国和印度）的政治体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从分析方法上，摩尔忠实地继承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推动历史的学说，将阶级之间的联盟、对立的细致分析，上升到阶级斗争的代数学的程度。
摩尔发现：一个国家的现代政治体制，起源于该国家在近代早期农业社会中各个阶级的力量对比和联盟关系。在城市资产阶级强大的英国、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斗争采取了妥协共存的形式，导致了自由主义民主体制的巩固。而在城市各阶级（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阶级）弱小、而乡村社会势力强大的社会，则会出现“专制”。而“专制”又分两种情况：当乡村的农民阶级力量强大，它会和城市的资产阶级联合，导致出现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国家。在摩尔那里，俄国和中国就是这种情况。而“专制”的另一种情况，就是乡村的地主阶级强大，它会和城市的资产阶级联合，导致出现法西斯主义体制。摩尔认为，德国、意大利、日本的社会发展轨迹都属于后一种。
摩尔的理论，概括来说就是：城市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民主共生共存，而在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缺位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是左翼还是右翼，取决于农民和地主的相对力量。因此，法西斯主义和乡村的、保守的势力有联系，同时又是和城市资产阶级的联合。摩尔的这个理论，恰好印证了法西斯主义的矛盾特征，即：激进的反动性，从而构成一种有别于自由主义的另类现代性。
一个好的理论，并不仅仅在于对经典的案例有准确的说明，而是能够对未来的更错综复杂的发展的规律性有所洞见。在摩尔的著作中，美国内战被认为是分水岭事件，北方对南方的胜利，工业资本主义对依赖奴隶的庄园经济的胜利，导致了城市对农村的主导，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主导，尽管南方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遗产——种族隔离制度还在内战后存在了一个世纪，直至19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然而，即使是在民权运动后，美国南方社会仍然保留着内战前农业家长制的残余：种族之间的社会等级，对“血和土地”的神化，以及对城市价值和自由主义价值的蔑视。而这些被认为是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角色，竟然在今天成为特朗普的社会基础，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上演了摩尔的主题。
这么说来，投票支持特朗普的广大红色国土，特朗普言行中既滑稽、又粗鄙的法西斯主义特色，以及特朗普本人的城市富商背景，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历史规律在全新的境况下展开。这个社会历史规律早已被摩尔所揭示。
不难看出，摩尔的著作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它将自由主义民主与右翼的、左翼的“专制”对立起来。冷战结束，有人以为是历史的终结。而在特朗普时代，火炬游行、纳粹礼以及“血和土地”的口号，又让那些从集中营生还的人感觉如同走进时光隧道，毛骨悚然。历史变得如此不确定起来。特朗普时代的到来，给人们提出了两个意味深长的问题。第一，当代世界的现代性是否牢靠？摩尔在1960年代概括了三种现代国家体制的道路（摩尔还讨论了印度作为不经过暴力革命取得现代性的第四种途径的可能），那时法西斯主义已经几近消亡，世界上只有一种“民主”和一种“专制”的竞争。苏东解体，及其随后的民主化和资本主义化，似乎为摩尔的论述做了最后一个注脚：民主的道路虽然漫长和血腥，但它是世界历史现代性的汇流。然而，四分之一世纪过去，自从普京、莫迪、埃尔多安和特朗普等在世界上遥相呼应以来，历史终结论或者现代性汇流论，都面临着根本性危机。第二，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谁和谁是敌人？谁和谁是朋友？从一战结束到冷战结束的历史显示：三者中任何两者都曾结盟对抗第三者。但从现代性的角度看，这三者是不可等同的：法西斯主义的另类现代性对人类大多数的生存有着明确且现实的危险。在这个危险面前，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共同捍卫人的尊严、人道主义、平等和自由这些启蒙主义的基本价值。
[本文因为使用“法西斯”一词，被编辑建议删除并改写。修改后发表在：中国图书评论,2018（9）本文是修改前原稿]
[i] George Orwell: ‘What is Fascism?’ Tribune, London. — 24 March 1944.
[ii] Roger Griffin, The Nature of Fascism. St. Martin's Press, 1991
[iii][iii] https://www.citylab.com/equity/2016/11/how-americas-metro-areas-voted/508355/
[iv] 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