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迈入智能时代，大模型技术加持下智能机器的交互性、自主性和适应性日趋增强，数字资本梦寐以求的“全自动化”生产似乎渐成现实。理论上，人的劳动彻底离场，必将因价值运动消失而导致数字资本主义自我解体。由此，任何论证“没有工人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尝试，都与坚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背道而驰。其实，当下“全自动化”生产只是数字技术拜物教制造的实践幻象。回应智能时代“全自动化”生产的价值挑战，一方面，要洞悉数字资本“机器换人”的技术狂热，揭露全球AI价值链的数字劳动真相，在确认“人的劳动”从未离场语境下揭示数字资本主义价值运动的新变化；另一方面，应树立“反价值”理念，建设数字公地和推动数字社会主义运动，最终在数字劳动解放中消解“全自动化”生产的价值迷思。
关键词：智能时代/ 全自动化/ 劳动价值论/ 数字劳动/ 反价值/
原文出处：《当代经济研究》(长春)2025年第8期 第17-25页
作者简介：黄再胜，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上海 201062)。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4AKS004)；国防大学重大项目(24GDJ30197A)。
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规模化应用，智能机器的“主体化”和人类劳动的“离场化”，日益制造“全自动”“零劳动”“后工作”的数字生产景象。[1]表面上，“就资本长远的未来而言，全球资本体制确实似乎走到了吸收劳动力的‘最后阶段’”。[2]114在技术乐观主义者看来，马克思设想的“完全不使用工人”的“极端的假定”已渐成现实。[3]审视智能时代资本主义价值运动，“全自动化”(full automation)生产究竟是意味着资本的自我终结，还是预示资本终将成为彻底远离劳动的“自动的物神”？进一步地，数字资本主义是将因执念打造最适合的“自动的机器体系”而走向自我解体，还是转而在规训“硅基劳动力”中实现永生？
面对智能时代“全自动化”生产的价值挑战，沿袭学界过往的研究进路，无论是斯拉法经济学的价格体系分析，还是技术加速主义的“后工作”想象；无论是价值实体主义的“价值转移”论证，还是价值形式理论的“交换主义”阐释，因理论错位、技术崇拜，抑或缺乏对资本主义价值运动的整体把握而均难有见地。实际上，当下“全自动化”生产只是数字技术拜物教制造的一种实践幻象。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守正创新”，一方面，要洞悉数字资本“机器换人”的技术狂热，揭露全球AI价值链的数字劳动真相，进而在确认“人的劳动”从未离场语境下揭示数字资本主义价值运动的新变化；另一方面，应树立“反价值”理念，[4]188建设数字公地和推动数字社会主义运动，最终在数字劳动解放中消解“全自动化”生产的价值迷思。
一、机器智能革命与“全自动化”生产价值论题的呈现
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机器的运动与其说是自动的，不如说是预先决定了的”。[5]迈入智能时代，智能机器的交互性、自主性和适应性显著增强，数字资本梦寐以求的“全自动化”生产似乎加速到来。理论上，“全自动化”生产意味着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中“完全不使用可变资本”，即在资本主义财富创造中人的劳动彻底退出。基于这一理想场境，考察“全自动化”生产对数字资本主义价值运动的冲击，不能仅探究“在一个不投入劳动的自动化工厂里会发生什么”，[6]429而是需要以更加宽广的研究视野来剖析智能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秩序面临的可能冲击。
1.活劳动离场与数字资本的生存挑战
资本是运动中的价值，资本只有依赖活劳动才能保持生命力。现实中，“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是通过剩余劳动的对象化来实现的。但历史地看，资本在“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过程中，日益制造财富膨胀和价值贫困的生产悖反。其结果，“资本本身在其历史发展中造成的生产力的发展，在达到一定点以后，就会不是造成而是消除资本的自行增殖”。[7]这表现在，一方面，资本不能再一如既往地通过雇佣劳动而无偿地占有剩余劳动，资本的生存和积累也就无从谈起。毕竟，“如果机器消灭了整个雇佣工人阶级，那么这对资本来说将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因为资本没有雇佣劳动就不成其为资本了!”[8]740另一方面，纵然物化在劳动资料和劳动工具中的过去劳动无需活劳动的“自然恩惠”就能自动保存，但随着生产资料生产“全自动化”(即不仅实现用机器生产产品，而且实现用机器生产机器)，机器等固定资本的旧价值也将因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而逐渐丧失。
对此，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断言，“发达技术可能性极限的自动化，同以对生产过程中人的劳动力的私人剥削为基础的社会看起来是不相容的”。[9]哈维(David Harvey)则坦言，“在没有任何对抗力量的情况下，这肯定会威胁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体”。[6]405拉明(Ramin Ramtin)更是确信，“全自动化”生产就意味着资本的终结。[10]尼克·迪尔-维斯福特(Nick Dyer-Witheford)等人则指出，如果通用人工智能实现日常化应用，并经“无产阶级化”而蜕变成为最适合资本要求的劳动力——“硅基工人”，资本主义价值运动就会因“新的劳动元素”加入而重拾活力，最终演化成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永续型资本主义。如此一来，数字资本将彻底远离人类劳动，成为“自动的物神”。[11]但在笔者看来，其所论及的“此物”非“彼物”，已经不再是什么资本主义了。
2.价值消失与私人生产的社会确证挑战
马克思指出，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绝不可能被人类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而已。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的转化，进而私人生产统一于社会生产，是通过劳动产品的普遍交换来实现的。换言之，独立的、自发的私人生产只有通过劳动产品的价值中介，才能间接建立起相互协作的联系，使得“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12]正如鲁宾(Isaak llich Rubin)指出的，不弄清楚价值和劳动之间的关系，不仅无法透视与“价值”相关的现象，也不会理解由独立商品生产构成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过程统一的可能性。[13]一言以蔽之，在资本统治的社会中，价值作为抽象劳动的客观化表达，是“社会生产的调节者”，塑造着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联系和实践方式。
迈入智能时代，设想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无人化”逼近“全自动化”，各种产品和服务都成为“机器活动”的产物。这意味着，一方面，“如果我们迈向一个不再有社会劳动的世界，将没有价值需要表现”；[2]115另一方面，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变，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虽然消亡，私人生产与社会生产的现实张力却依然存在。这意味着，数字资本用于市场交换的私人产品不再具有“劳动产品这个属性”，产品的一般可交换性失去度量标准，价值作为“传送带”的社会职能也就自行消亡。进而，在抽象劳动自我赋予的普遍性中介丧失后，数字资本主义私人产品社会关系的形式，即私人生产的社会联系又何以重构？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实现“全自动化”生产，时间的规定仍有重要意义。一旦基于抽象劳动中介的生产调节机制走向瓦解，社会如何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时间，实现符合社会需要的生产呢？
3.“无处可劳”与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挑战
纵观人类发展史，任何社会所生产的财富都必须进行分配，以便社会再生产得以进行。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得“支取他人劳动的凭证”，即“以工资交换他的消费所必需的产品”。只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进一步地，个人根据劳动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14]按劳动分配，归根结底是因为各种产品都是“客体化的劳动”，因而“能够用劳动的尺度——劳动时间——来计量”。[15]176
迈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作为最“适当的资本形式”在发挥作用。[6]405当下观之，数字资本垄断数据、囤积算力、迭代算法，牢牢掌控日趋基础设施化的智能生产资料。与此同时，随着智能机器能力泛化和应用加速，数字资本主义商品和服务“无人化”生产发展迅猛，新一轮“机器换人”势不可挡。其中，人形机器人不仅担纲智能化车间生产的主角，而且还将成为零工经济平台服务的“新劳力”；大模型技术驱动的数字员工正在颠覆性重塑知识生产和服务的工作流，通用智能体则作为“主驾驶”(auto-pilot)充当人类的工作代理，人类只需负责设定目标任务和评估结果。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智能化和“无人化”持续推进，将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不再被数字资本需要而“无处可劳”，形成绝对过剩人口，最终沦为“数字难民”“数字穷人”，落入“无用阶层”。更有甚者，若是数字资本所梦想的“全自动化”生产成为现实，普罗大众的社会消费主体地位消亡，谁来购买被智能机器生产出来的“巨量”商品，这自然将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绕不开的社会分配难题。
4.抽象时间形变与资本统治的实践挑战
抽象化是现代社会的生成进路，抽象统治就是以抽象的观念、符号与机制对现代社会中个体、自然与社会进行总体性规训。[16]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15]59在资本主义社会，抽象劳动成为普遍的社会中介，建构了一个准客观的社会领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抽象劳动的量化尺度，从行动的结果变成行动的规范。[17]正如普殊同(Moishe Postone)指出的，“抽象时间也是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发展而历史地出现的形式……表达了一种超越阶级统治的统治形式”。[18]根本上讲，这是资本控制和规训下量化时间的物化统治。
设想数字资本主义自动化生产到达“技术奇点”，人类的活劳动因素消失，隐藏在商品形式背后的人类劳动的内容和商品价值量背后的劳动时间被抽空，“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生产逻辑崩塌。不难理解，“抽象劳动的等价关系—价值关系—物的替代—观念性—物的象征—符号(信用)”中的关键一环——劳动的普遍抽象化和等同性消失不在，[19]资本主义现实的抽象统治的底层逻辑必将发生质变。其中，失去人类实践活动规定的“抽象时间”何以重塑适合于资本要求的时间结构，来实现对芸芸众生的“时间暴政”？
二、数字劳动真相与“全自动化”生产价值论题的解析
面对“全自动化”生产带来的价值论题，论证“没有工人的资本主义”抑或无工作“后资本主义”的理论尝试不免因背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而误入歧途。在这方面，颇具想象力的“AI资本主义”理论叙事看似逻辑自洽，但其实是一个“去人类”甚至“反人类”的数字乌托邦。[1]鉴于此，理论回应“全自动化”生产的价值论题，还是要立足数字资本主义智能生产现实，揭示全球AI价值链的数字劳动贡献，进而在确认“人的劳动”依然在场语境下来推进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时代化阐释。
1.数字资本“全自动化”的技术狂热
回顾资本主义技术应用史，从福特制下制造业的机器人化、后福特制下服务业的办公自动化，再到平台制下零工经济的管理算法化，“资本总是青睐那些剥夺劳动者力量、使劳动者丧失技能的创新”。[6]408迈入智能时代，数字资本倾力打造数字帝国，渲染技术解决主义，四处兜售智能化解决方案，显露出前所未有的数字技术狂热。其中，亚马逊、谷歌等数字科技巨头对“全自动化”的市场叙事和商业实践，不断地向世人展现一个“机器劳作、人类休闲”的所谓新世界。在大模型技术加持下，数字资本对生产和流通过程“全自动化”的追求更加坚定和执着。
究其缘由，首先，面对异常激烈的数字市场竞争，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到客户服务，数字科技巨头竞相投入巨资加速大模型开发和部署，希望独享数字红利，巩固平台垄断优势。而中小资本也被裹挟到“全自动化”技术狂欢中，“不是因为想要或渴望人工智能才转而使用人工智能(事实上，很多人显然害怕它)，而是因为竞争迫使他们使用人工智能，无论他们是否想要它”。[6]407
其次，在资本主义自动化生产实践中，被机器无情替代的主要是从事机械性、重复性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大量知识工人和管理人员则成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受益者”。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模型横空出世后，智能机器开始模拟人的精神性生产，“机器换人”正在越来越多的认知型工作岗位上演。在这方面，亚马逊使用人力资源算法来替代中层管理者，实现对业绩欠佳快递工人的自动解雇。自ChatGPT发布后至2023年底，某国际知名线上工作招聘平台发布的软件开发岗位下降了45％，信息设计岗位下降了39％，金融服务类岗位下降了32％。[20]无疑，大模型技术加速迭代和渗透应用展现出通用人工智能的前景，为数字资本追逐“全自动化”生产梦想注入一支支“强心剂”。
最后，自平台革命以来，“先增长后盈利”成为数字资本积累的一个显著特征。对于处于初创或成长阶段的平台企业而言，在相当长的开拓市场、留存用户时间里，都需要外部资本的持续注入。于是，为迎合资本市场对高科技的追捧，数字资本就想方设法地披上AI光环，竞相展示率先实现“全自动化”生产的秘籍。在数字资本看来，日趋类人的智能机器不仅仅是镇压劳动反抗的“最强有力的武器”，而且也是确保能够从资本市场持续“吸金”的有效手段。
2.全球AI价值链的数字劳动真相
表面上，“自动的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不断地将大量工人从生产过程中排挤出去。但是事实上，资本主义每一次技术进步都催生新的劳动形态和形成新的劳动者群体。例如，机器化大生产消灭了工场手工业中的“工匠劳动”，但同时也使妇女劳动、儿童劳动和非熟练劳动出现在工厂车间。正因如此，从资本主义生产历史看，资本“全自动化”梦想一直都是建立在那些隐而不见，通常由奴隶、仆人、无产者和妇女担负的劳动之上。[21]并且，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看，处于中心地位的资本热衷于采纳新的“无人化”生产技术，都会相应地在边缘地带催生新型劳动力大军。
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劳动随平台经济而勃兴，突破时空限制而天然地具有全球化配置特征。数字劳动者群体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被平台企业正式雇佣的数字技术精英，他们是数字经济的“编码高手”；另一类是由自由职业者、众包微工和网约零工等构成的“赛博无产阶级”。这些非雇佣劳动者大多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直接或间接地为平台算法系统开发制造数据，都面临着自身工作岗位迟早被智能机器替代的生存挑战。并且，相比以往与自动化生产相伴而生的机械性劳动、信息化劳动，在数字资本蓄意推行的劳动隐化策略下，形态各异的数字劳动大多隐于智能系统成为“幽灵工作”，更加难以被看见。
随着数据要素的价值潜能充分释放，数字资本精心构筑的人工智能商业化版图日趋清晰，全球AI价值链的运行更须臾离不开数字劳动。诚如有人指出的，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自动化的发展进程不是线性的，而是充满动荡、不平衡和各种危机的；并且，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创新每每取得进展，都会引发对数字劳动(通常隐而不见)的新需求。[22]正因如此，时下全球数字劳动的方兴未艾再次表明，数字资本高调宣扬的“全自动化”生产依然名实不符，那种认为人工智能系统不再依赖人类劳动的想法只是一个幻想。
从大模型的开发、部署和维护的全生命周期来看，数字资本主义智能生产向“无人化”每前进一步，都以“人机回环”(human-in-the-loop)方式离不开数字劳动者的幕后参与。在这些数字劳动者队伍中，被数字资本正式雇佣的数据科学家、机器学习工程师和数据分析师，是智能时代的“工人贵族”，岗位稀缺且待遇优渥。相比之下，那些从事数据标注、内容审核和价值对齐等“微工作”的数字计件工主要集中于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数众多但生存处境堪忧，不得不“艰难应对隐形雇主、算法监控、平台管理以及缺乏集体谈判的局面”。[23]虽然“机器学习的神奇全在于标注数据的繁重劳动”，[24]2但在数字资本眼中，这些朝不保夕的众包微工只是按字母顺序编号的一行行执行代码而已，暂时承担智能机器尚不能自动完成的数字化任务。例如，在开发ChatGPT过程中，美国开放人工智能公司(OpenAI)与国际众包平台——Sama合作，使用大量肯尼亚的数据标注员来帮助模型输出过滤有害内容。公开报道显示，这些数字劳工们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获得的时薪却通常不足2美元。
3.“全自动化”生产表象下的价值论题
不言而喻，大模型技术不断取得创新突破，驱动数字资本主义智能机器系统和产业体系发生深刻变革。表面上，从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个别行业、个别部门、个别企业来看，数字资本竭力推动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全自动化”扎实推进。但从全球AI价值链审视，如前文所述，“人工智能倾向于将工作非正规化，而非完全自动化”。[24]44正因如此，当下数字资本主义的“全自动化”生产表象，进一步遮蔽了数字劳动的价值贡献，使智能时代价值运动和资本统治呈现出新特征。
第一，在价值实体意义上，全球AI价值链中数字劳动依然在场，决定了日益类人的智能机器大规模应用，并不会如技术奇点论所断言的，引发数字资本面临价值“空壳化”的生存危机。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从价值运动的现实载体——数字商品生产和流通看，智能时代资本主义的价值形成(包括价值创造和价值转移)正发生不同以往的显著变化。这表现为，相比于价值创造，正如曼德尔(Ernest Mandel)在阐发“晚期资本主义”生产特征时强调的，在一个实现“全自动化”生产的企业中，价值转移就变得尤为重要了。[25]智能机器“一键式生成”，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有着很大不同的是，自动进行(即无需通过“活劳动的质”的作用)的智能机器价值转移，不仅构成数字商品的价值内容，而且还可以保证数字资本“自行”增殖依然充满活力。秘密就在于：作为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大模型技术驱动的智能机器本身就蕴含着尚待价值化的剩余劳动。这些潜在的剩余价值来源有二：一是受雇的高级数字劳动者在大模型技术开发、部署和维护中贡献的剩余劳动；二是智能机器训练语料中凝结着来自无数用户的免费劳动和众多数据标注工人的廉价劳动。本质上，这是智能时代数字资本对人类“一般智力”的掠夺性占有。如此一来，在数字商品的“全自动化”生产中，“生产和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在智能机器的价值转移中巧妙地得以解决了。
第二，在私人生产的社会联系意义上，由于“全自动化”生产中数字劳动依然在场，决定了数字商品的私人生产统一于社会生产，仍是通过以价值为中介的私人劳动社会确证来实现的。但不同于过往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数字劳动一般性的对象化，充当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调节器。这意味着，私人耗费的数字劳动是怎样地变成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归根结底由数字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但与此同时，面对复杂而多变的数据生产链和全球AI价值链，数字商品生产耗费的个别数字劳动时间尚难以把握，更别说其价值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了。大模型生产落地后，智能机器推动数字资本主义知识生产“智能生成(AIGC)”化，直接地实现“一般智力”的商品化。在“模型即服务”的盈利模式下，数字资本针对内容输出按词元(token)定价，支配其价格形成的“平均数规律”更加晦暗不明。其结果，数字资本主义“全自动化”生产不仅对现行资本主义知识生产秩序产生重大冲击，而且也日益暴露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生产的局限。
第三，在社会再生产意义上，全球AI价值链中数字劳动不可或缺，决定了智能时代依然是资本统治的劳动社会。一方面，数字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市场联系和分工合作，还是通过“以对象化的劳动的形式”交换来实现；另一方面，在大模型技术应用的就业冲击下，长期以来支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众消费的“中产阶级”加速塌陷，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沦为“不稳定无产者”。在数字资本“超级剥削”下，绝大多数依附数字平台的劳动者无法享有标准化的劳动社会保障，“被迫将所有醒着的时间都用于能够挣钱的活动”。[24]91其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即“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26]在智能时代变得愈发尖锐了!正如有学者所言，“即使被自动化淘汰的蓝领工人和白领雇员被低薪工作吸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加剧也将成为一个定时炸弹”。[27]
实践表明，作为数字资本的人格化——执掌数字帝国的数字寡头们一方面变本加厉地通过掠夺式积累，日益集聚富可敌国的数字财富；另一方面纵情高谈技术解决主义，极力描绘“全自动化”机器将人类从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的美好景象。面对芸芸众生“无处可劳”的生存境遇，在数字资本的市场叙事中，频频抛出的全民收入计划就是“灵丹妙药”，如能广为实行，“全自动化”生产带来的诸多社会难题就会烟消云散。殊不知，“这终究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社会财富加速向资本所有者和技术精英集中、‘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社会分化不断加剧的趋势不仅没有丝毫改变，反而变得更加触目惊心”。[28]
第四，在社会秩序运行意义上，全球AI价值链中数字劳动方兴未艾，决定了智能时代资本主义抽象统治的底层逻辑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与此同时，在数字技术与资本的共谋下，“权力超过国家的巨型企业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29]2,3臣服于资本权力的算法权力出场，日趋助力数字资本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智能化操控。传统的、基于规训逻辑的抽象统治和新兴的、基于监控逻辑的算法统治相互叠加与碰撞融合，正在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统治的新格局。
具体而言，一方面，滥觞于数字劳动社会必要时间的“共同性的幽灵”形塑适合于数字资本要求的时间结构和“物的秩序”，来实现对“数字化生存”普罗大众的时间暴政。并且，在平台革命的推动下，数字资本主义社会迅猛发展。数字资本不再满足于“用时间消灭空间”，而是企图用算法来消灭时间。“一键生成”“即时服务”的大模型生产深入发展，人们身陷时间加速的“数字漩涡”而难以自拔。另一方面，随着算法技术日益精进，“生产和消费模式变得越来越可理解，同时也越来越可塑”。[29]195于是，数字资本不再局限于费尽心思地迎合市场，而是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占有、解码和建构来精心布设全景化的智能生存装置，在制造数字沉湎中将人们塑造成适合于资本获利要求的“提线木偶”，从而形成一种更加隐蔽、更具实践威力的资本统治形式。最终，在时间和算法的双重统治下，数字劳动者的生命生活时间都被纳入数字资本编织的规训之网中。
三、“反价值”与“全自动化”生产价值论题的消解
毋庸置疑，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和广泛应用，正在推动人类生产生活进入智能社会。在哈维看来，“资本本身已经将新技术带到了一个可以彻底变革社会的地步，从而创造一种替代性的社会秩序”。[6]424面向未来，“在智能社会基础上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虽仍然是路途漫漫且充满曲折，但立足于全球智能经济发展实际，阶段性推进消解资本统治的“反价值”实践，“全自动化”生产的价值论题终将随商品消亡而一起消散。
1.数字公地建设与共同生产的勃兴
在大模型生产中，数据是燃料、模型是引擎、算力是加速器。自然地，高质量语料库、先进算力和高效算法，成为智能时代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在平台革命推动下，智能生产资料的社会生产日趋基础设施化，数字基础设施在全社会范围内共建共享，能够最大限度释放智能生产力。在这方面，数字资本通过数字圈地、算力囤积和算法垄断，竞相构筑和巩固平台生态系统，将维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资料垄断推向极致。屈指可数的数字寡头们在“AI军备竞赛”和掠夺式积累中赚得盆满钵满，同时也加码制造数字鸿沟和生态灾难，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限制”走向极端。
鉴于此，树立“反价值”理念，推动数字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用共有化逻辑取代资本逻辑”，大力推动数字公地建设，实现智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性变革。一是建设开放共享的语料库运营平台。语料的范围、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智能机器的性能。要整合与开放公共部门数据资源，推动和扩大私域数据的互惠共享，推行和创新个人数据的高效集成和共有运用，逐步建立起开放共享、安全可靠且能够满足全社会数据应用和服务需求的高质量语料库，以避免数据重复采集和浪费，最大限度地挖掘数据要素的价值潜能。二是建设一体化的先进算力供给体系。算力封锁和算力自用极大地限制了人工智能发展。要充分发挥算力集中调配的优势，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有效降低算力资源闲置，推动智能生产中算力使用节约、绿色和普惠。三是推动开源大模型可持续发展。“未来属于算法这只看不见的手”。[29]199实践表明，大模型开源有利于调动社会力量投入算法生态系统开发，并在“竞赢”闭源大模型中促进智能机器的社会化生产与应用。例如，深度求索的DeepSeek系列大模型的技术指标进入全球前列；阿里的Qwen系列大模型全球下载量已突破2亿次，衍生模型数量超过10万个，超越Meta的Llama成为全球最大开源模型族群。[30]
随着赋能千行百业的智能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不断提高，私人生产将逐渐被共同生产所取代。自然地，“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劳动在交换以前就会被设定为一般劳动”。[15]66于是，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私人生产与社会生产的张力不断被消弭，“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就让位于“直接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
2.人机协作与数字财富的充分涌流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同时却使工人陷于贫困直到变为机器”。[8]123大模型生产“一键式生成”充分释放的巨大效率，推动数据价值化充分发展，日益制造出当代资本主义财富生产史无前例的“数字繁荣”。[31]但与此同时，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推动“机器人化”和“人机器化”，数字资本主义人机对立愈发尖锐。相比之下，随着智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和完善，智能机器的数字社会主义应用推动智能生产力充分发展。可以期待的是，在日趋成熟的数字社会主义智能生产中，“铁人反对有血有肉的人”的人机对立将被各施所长、通力合作的人机协作所取代。
一方面，智能机器成为人类的得力助手、工作伙伴甚至智能代理，“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15]199另一方面，人们得以从单调、重复且枯燥的日常化劳作中解脱出来，专注于挑战性、创造性但更具人性化的工作或任务。于是，芸芸众生不再身陷数字“血汗工厂”的盘剥，而是“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2]最终在人机协作中共建共享“数字繁荣”。
3.数字劳动反抗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不过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面对资本统治带来的劳动异化，哈维曾发出如下的“反价值”之问：“如果说资本主义下的价值创造了异化的劳动和劳动者，那么为何任何进步运动的成员要将自己的事业置于资本主义体系内？”[4]139数字资本主义大模型生产中数字劳动加剧异化，日趋成为“不稳定就业”“自我剥削”“数字泰勒制”“幽灵工作”的代名词。但客观上，随着智能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加速，“资本在这里——完全是无意地——使人的劳动，使力量的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这将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33]建设数字公地、推动数字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以智能生产资料的根本性变革为基础，重塑智能社会生产和分配秩序，终止“必要性和外在性规定”的强制性劳动，在数字劳动转向数字工作的质变中实现人的本真生活的复归。为此，数字劳动者需要联合起来，坚决与“无用阶层”技术悲观论和“数字乌托邦”技术乐观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坚持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发展观，构建与智能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参考文献
[1]黄再胜.大模型生产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时代化阐释[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12)：107-119.
[2]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M].许瑞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9.
[4]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M].周大昕，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5]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M].方生，朱基俊，吴忆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68.
[6]大卫·哈维.与大卫·哈维共读马克思[M].张义修，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49.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30.
[10]Ramtin,Ramin.Capitalism and Automation:Revolution in Technology and Capitalism Breakdown[M].London:Pluto Press,1992:104.
[11]N.Dyer-Witheford,A.M.Kjosen and J.Steinhoff.Inhuman Power: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M].London:Pluto Press,2019:158.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0.
[13]伊萨克·伊里奇·鲁宾.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M].曾江川，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4：109.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4.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潘斌.数字社会的抽象统治及其超越：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69-77.
[17]鉴博言.抽象劳动的统治——论普殊同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再阐释[J].江海学刊，2023(2)：69-75.
[18]莫伊舍·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M].康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248.
[19]张一兵.回到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580.
[20]Liu,Larry.What Is the Future of Work in the Generative AI Era:A Marxist and Ricardian Analysis[J].TripleC,2025(1):131-148.
[21]Gandini,Alessandro.Functioning Automatic,Dancing Mechanic:A Reflection on AI in Culture and Society[J].Techoscience,2024(1):122-131.
[22]Altenried,Moritz.The Platform as Factory:Crowdwork and the Hidden Labour behi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J].Capital & Class,2020(2):145-158.
[23]菲比·V.穆尔，杰米·伍德科克.逃离算法：下一个劳资关系时代的权力重组[M].蒋楠，译.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47.
[24]菲尔·琼斯.后工作时代：平台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力[M].陈广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
[25]Mandel,Ernest.Late Capitalism[M].London:Verso Editions,1978:196.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27-928.
[27]理查德·大卫·普莱希特.众生无束：劳动社会的未来[M].廖然，郭欢，李骜然，译.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71.
[28]孙伟平.智能时代的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动力[J].中国社会科学，2025(3)：42-59.
[29]塞德里克·迪朗.技术封建主义[M].陈荣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
[30]倪红福.协同推进开源大模型质量跃升[N].经济日报，2025-04-14(005).
[31]黄再胜.“数字繁荣”、数字劳动2.0与资本积累掠夺化——数字资本主义大模型生产初探[J].教学与研究，2024(12)：104-117.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27.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