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秩序深度转型背景下，周边地区作为我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中国周边合作模式发生系统性变革。从“互利”到“共命”的周边外交理念跃迁，彰显出中国追求与周边国家安危相系、荣辱与共的天下情怀；从倚重“一轨”向“多轨”并重的机制创新，深化并扩大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导向的区域构建；从“经济优先”到“全方位合作”的领域拓展，生动诠释着中国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决心。这一变革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区域层面的生动实践和重大创新，正塑造一种超越传统霸权逻辑、更具包容性与共享性的新型区域关系范式，推动中国周边工作由被动应对向主动塑造转变，为动荡世界提供具有中国智慧的治理方案。

全球秩序转型特征与中国周边战略环境

2025年4月召开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指出，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要以全球视野审视周边，增强做好周边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这反映出新形势下中央对周边地区重要性的深刻认知，以及对周边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在全球秩序加速转型、权力结构深度调整、安全与发展挑战交织的背景下，周边地区作为我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中国作为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如何发展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创新周边合作模式以应对挑战、把握机遇，对于实现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开创周边工作新局面的战略目标至关重要。

世界变局深刻影响我国周边格局。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周边地区是大变局的重点区域。中国与29个国家为邻，一方面，周边国家形成一个环绕中国的地缘带；另一方面，中国与周边国家山水相连，构成一个共处地缘区。在国际秩序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中国周边地区既是地缘博弈的前沿地带，也是大国外交的重要阵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已深度嵌入全球秩序转型进程，并对世界变局产生深远影响。这正是中国赋予周边地区如此重要定位、并对周边工作给予高度重视的根本原因。尽管当前我国周边地区总体保持稳定，但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新的矛盾与挑战不断涌现，使得中国周边格局呈现大国博弈与区域热点问题并存的复杂态势。

首先，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深刻影响着周边格局。尽管中国一再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未来，但个别国家仍对中国表现出担心和警惕，对中国的倡议和行动议程采取不参与、不合作甚至敌视或抵制的政策。这不仅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认知与舆论导向，也对区域合作构成挑战。

其次，美国介入的影响。美国持续强化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与军事部署，采取“贴身紧逼”战略巩固与拓展其同盟体系，并频繁在中国周边制造事端，对中国施加战略压力，实施全方位遏制。美国推行的“印太战略”试图通过强化同盟体系、构建“四边机制”（QUAD）、“五眼联盟”等方式，在亚太地区形成对华战略包围。这些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对区域稳定构成潜在威胁。

再次，全球产业链重构压力传导至区域层面，经济“脱钩断链”风险上升。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特别是美国推动的“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战略，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关键产业链之外。2025年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美国打着“对等”的幌子滥施关税，实施新一轮经贸遏压。这种单边主义行径不仅严重冲击多边贸易体制，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新的不确定性，而且影响着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比如，美国对越南除了征收20%的关税外，还征收40%的转运关税，这不仅影响中越贸易合作的正常开展，也迫使其他周边国家重新评估自身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

此外，中国周边热点问题频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存。按照地理上顺时针的顺序看，朝鲜核问题为朝鲜半岛蒙上一层阴影；中日韩历史问题与领土争端反复出现，为三国合作带来潜在风险；南海问题是中国周边最复杂、最敏感的地缘政治热点之一，涉及中国与多个周边国家；缅甸局势尚不明朗，缅甸政府军与“民地武”之间的武装冲突持续，边境安全形势恶化；中印边境争端长期存在，两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领域展开竞争；印巴冲突反复引发区域安全体系剧烈震荡；阿富汗战后重建面临诸多困难。此外，“三股势力”、电信诈骗、毒品走私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与跨国犯罪呈现链条化，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网络安全等全球性挑战也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

世界变局深刻影响周边国家的行为方式。全球与周边地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动关系，全球层面的地缘政治博弈对周边地区产生深远影响，而周边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则是中国面向全球的基础。当前，中国与周边关系处于近代以来的最佳时期，中国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正处于深度联动的重要阶段。世界变局正深刻影响中国周边国家行为方式：一方面，与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中国相处，成为所有周边国家面临的新课题；另一方面，域外国家与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利益竞争呈现升级趋势，这一竞争态势引发多重效应，对中国周边国家的行为方式产生复杂影响。

中国与周边区域构成了一个开放的三维地缘空间，中国、周边国家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其中。中国将毗邻国家所在区域概念化为“周边”（surrounding area）。需明确的是，“周边”在学理上区别于依附性“边缘”（periphery）概念，其本质是主权国家间平等互动的空间载体，并非简单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在认知维度上，中国作为周边区域秩序构建主体，其核心关切在于如何定位和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构建区域性多边关系；而周边国家的核心关切在于各自对华关系的独立发展路径。各国对华政策定位主要基于国家利益考量，其中既有历史因素，也有对当前及未来利益诉求的考虑。基于国情差异，周边国家对中国存在显著差异化的认知框架、利益界定与关系定位：无领土争端的国家通常对中国认同度较高，双边关系呈现紧密化特征；而存在争端的国家则对中国认同度较低，形成地理邻近但战略疏离的“近而不亲”状态。面对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如何构建稳定的对华关系成为周边国家面临的长期课题。总体而言，各国虽将维持对华关系稳定与合作视为理性选择，但个别国家仍存有战略疑虑，如警惕中国的主导、忧虑过度依赖中国等。尤其是与中国存在争端及利益竞争的国家，多数倾向于构建多层次对外关系框架，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

此外，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这种体系层面的竞争压力投射至我国周边地区，使周边国家在大国博弈中的战略选择空间受到挤压，导致“选边站”的压力加大，采取“对冲策略”（hedging）成为常态化。总体而言，周边国家（包括与中国存在争端的国家）普遍将维系稳定的对华关系置于战略优先层级，政策选择呈现显著的“选项不选边”特征——即通过与各方保持接触并开展多维度合作，以规避选边风险。比如，印度既参与美日澳印“四边机制”，又参与金砖合作机制，通过双轨参与避免选边；越南通过开展“竹子外交”，一方面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另一方面加强与中国的产业链合作，以灵活的对外政策组合规避对立。此外，即便是与美国有同盟关系的国家，也采取“选边亦选项”的策略，即在维持美国同盟义务的前提下，保留与中国合作的制度性“安全阀”，以维护与中国的和平关系大局。泰国与菲律宾的外交实践表明，即便作为美国的条约盟国，其战略选择仍存在显著的制度弹性。两国在维持美国同盟义务的同时，也在系统性拓展与中国的战略协作。比如，泰国与中国加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菲律宾与中国创设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BCM），通过加强对话与合作，尽力维护双边关系稳定大局。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亚洲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区域合作的内生动力依然强劲，各国对和平发展的期待依然迫切。部分周边国家并非被动接受大国竞争的影响，而是积极利用自身的地缘优势和议价能力，在大国博弈中寻求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空间。比如，东盟坚持“中心性”原则，通过制度化建设增强自身的战略自主性，就是这种能动性的典型体现。此外，亚洲地区长期形成的生产网络让参与各国相互依赖、共同获益，尤其是中国为各国提供的综合利益是无可替代的，对抗中国既不现实也不符合各方利益。因此，面对特朗普政府咄咄逼人的“极限施压”，部分周边国家虽难免采取“不得已而为之”的随从措施，但绝大多数周边国家不会向美国“一边倒”。如何在地缘博弈加剧、经济全球分化的形势下，维护和深化周边合作，是中国需要应对的重要问题。

中国周边合作模式的历史性变革

从喜马拉雅山麓到中国南海，从朝鲜半岛到中亚草原，世界近一半人口生活在与中国接壤或隔海相望的周边地区。近代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和周边地区秩序经历了重大历史性转变。一方面，一些周边国家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导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传统关系被割断；另一方面，周边地区陷入动乱，中国自身也沦为被侵略、被瓜分的对象。

新中国成立后，周边地区经历新的变化，中国开始逐步重建和重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首要的任务是依据现代民族国家关系的原则，逐步实现关系正常化，这包括划定领土边界，确立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及恢复和拓展全面联系。经过不懈努力，中国与所有周边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并构建起以合作为导向的新型伙伴关系。在此基础上，中国不仅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更成为地区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以及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伙伴，为周边国家带来巨大利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周边外交实现战略升级。中国创造性提出并践行“亲诚惠容”理念，率先倡导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通过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起立体化合作体系，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拓展多层次交流机制，筑牢地区和平稳定基石。这一系统性实践推动中国周边工作实现从理念到机制的历史性跨越，开辟出相互尊重、共同发展、安危与共的周边友好合作新境界。

从“互利”到“共命”：周边外交理念的演进。中国周边国家数量之多、彼此间差异之大，在大国中实属罕见。在如此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一国若缺乏成熟且先进的理念引领，将难以有效应对诸多挑战。从“亲诚惠容”理念到“周边命运共同体”构想，中国周边外交理念实现从价值观念到价值体系的深刻演变。在这一进程中，周边外交理念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这既回应对亚洲百年变局的共同关切，也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加清晰的方向指引。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和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均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与周边国家全面建立或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伴随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中国迫切需要营造稳定的周边环境以拓展发展空间，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深化进程。在此背景下，周边国家在中国外交布局中的战略地位持续强化，经济合作成为构建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主轴。通过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协作，中国以互利共赢的经济纽带促进政治议题化解，依托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巩固政治互信。进入21世纪，中国周边外交日益注重物质能力与理念传播的平衡协调。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此后，在“和谐世界”理念指导下，进一步衍生出“构建和谐亚太”的政策主张。中国深度参与区域一体化进程，致力于促进周边共同发展、实现和谐共赢，显著增强在区域内的吸引力与感召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既有外交方略基础上，持续推进周边外交理念创新与战略升级，显著深化周边外交的顶层设计与实践路径，使其更加重视统筹谋划，目标和手段也更加积极有为，从而成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关键构成部分。在2013年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 “亲”是指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强调情感联系和民心相通；“诚”是指以诚相待、信守承诺，以此争取朋友和伙伴；“惠”是指互惠互利、合作共赢，让周边国家从中国发展中获益，也使中国从共同发展中受益；“容”是指开放包容、求同存异，尊重地区多样性。 “亲诚惠容”是新形势下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生动体现，是对多年来中国周边外交实践的精辟总结，历经时间检验，愈发彰显其思想力量和时代价值。2023年，习近平主席向纪念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提出10周年国际研讨会发表书面致辞指出，“10年来，中国积极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利益融合持续深化，走出了一条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光明大道”。

在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外交成功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2025年4月召开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赋予“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新的内涵，强调聚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并从“五个以”的角度进一步完善周边外交政策体系：以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为共同愿景，旨在进一步巩固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明确合作内容，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加具体的目标；以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为理念方针，旨在进一步明确我国对待周边国家的原则，为具体的政策制定与落实提供基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为基本遵循，旨在进一步突出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文化与价值纽带，为推动彼此间全面合作提供持久动力；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要平台，旨在进一步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优势与周边国家的现实需求，不断优化双方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方案；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为战略支撑，旨在进一步推动我国与周边各国共同捍卫地区和平与稳定、妥控地区热点与敏感议题，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提供持久安全保证。“五个以”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周边外交的指导思想实现系统性整合，形成以“亲诚惠容”等理念方针为指导，以“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目标，以“五大家园”为具体蓝图，以“亚洲价值观”“亚洲安全模式”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三大核心支柱的完整体系。这些要素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一整套体现中国智慧和天下情怀的周边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塑造一个更加稳定、繁荣的周边地区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从“一轨”到“多轨”：周边合作机制的创新。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构成一个相互连接的共生区域，共享诸多利益。周边区域的构建建立在两个框架基础之上：一是周边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机制构建，二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构建。中国通过参与和共建周边合作机制，构建起以合作为导向的区域共处、共生与共享空间。其中，周边合作机制的不断创新体现了中国主动塑造周边环境、参与周边区域构建能力的战略性跃升。

早期，中国周边合作侧重“一轨”模式，即中国与周边各国之间的双边互动。这种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传统外交模式，聚焦主权国家间的直接互动，其局限性在于双边关系的波动易引发系统性震荡，且在合作双方存在显著实力差距时，可能引发由权力不对称带来的结构性负面效应。这种单轨模式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主动塑造周边环境的能力，尤其在区域一体化的浪潮中，制度赤字问题愈发凸显。随着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中国周边外交行为模式逐步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构建，周边合作机制的重心亦由传统的“一轨”结构拓展至“多轨”结构，即在发展双边关系的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周边国家之间构建的次区域合作机制，包括共建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协定及多元化合作机制等。“多轨”结构实质上是一种区域双多边制度复合体，体现出区域治理形态的机制创新。这一结构对于深化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关系，稳定周边局势，以及构建“中国—周边”和平、发展、合作的共处模式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周边国家合作机制的构建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提供新的合作平台，中国通过参与和共建周边区域合作机制，与周边国家共同构建合作导向的区域共处、共生与共享空间，包括东亚合作、澜湄合作、中国—中亚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等在内的区域合作机制，正有力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多元化的区域合作机制还促进周边协作网络的深化，推动我国与绝大多数周边国家建立起以睦邻友好、互利互信为核心的新型伙伴关系。目前，中国已同17个周边国家达成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共识，成为18个国家的首要贸易伙伴，并与诸多邻国缔结了涵盖反恐协作、司法互助及罪犯引渡等领域的专项协议。

多元化的次区域合作构成周边地区发展新态势，中国既是合作的推动者，也是参与者，通过在周边推进“四环外交”，在东南亚、中亚、南亚、东北亚四个方向推动构建四大次区域性合作机制，且产生了相互联动效应。中国还根据东南亚、中亚、南亚、东北亚各自不同的地缘特征和利益关切，采取各有侧重的实践路径，展现出高度的战略灵活性。

东南亚在中国周边外交中占据“优先方向”的特殊地位，并在周边区域合作中发挥着示范和引领作用。中国与东盟已建立多层次的合作机制。一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10＋1”等双多边机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双方连续5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2024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6.99万亿元。二是中国参与东盟牵头构建的区域合作机制，如东盟与中日韩（10＋3）、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跨区域合作成为中国参与东盟牵头构建的区域合作机制的新趋势。2025年6月，东盟—中国—海合会三方合作机制正式建立，这既是横跨东亚、东南亚、中东海湾三个板块的首个跨区域合作机制，实现从跨双边区域到跨三边区域的机制创新，也是全球南方国家首次通过跨区域合作应对外部冲击与风险的一次重要探索实践，对促进世界开放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是中国向西开放的战略通道和维护西北边疆安全的重要屏障。中国依托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国—中亚峰会双平台，一方面加强与中亚各国发展战略的深度对接，重点推进经济走廊建设和能源动脉建设；另一方面强化与中亚国家的制度性互信，2023年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亚五国关于建立永久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条约》，首次以法律形式固化“世代友好”原则，成为打造紧密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制度性安排。

南亚地区呈现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图景。中巴经济走廊（CPEC）作为旗舰项目，覆盖能源、交通基础设施、港口和产业园区等多个领域，旨在打通中国西部直达印度洋的战略通道。中国同步拓展多方合作：向北推动与尼泊尔的“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建设，向南深化与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国的港口和基础设施合作。然而，印度因素始终是南亚地缘格局中的最大变量。尽管同为金砖国家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解决、地区影响力等方面仍然存在结构性竞争，但印度也默许企业参与中国的非争议项目，形成与中国“有限接触”的特殊态势。

东北亚作为大国博弈焦点，是中国周边外交中难度最大的板块之一。中国在东北亚的策略更多体现为一种“管控分歧、寻求合作”的务实主义路径，目标是在无法解决根本矛盾的情况下，维持总体稳定，防止局势失控，并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尽可能地推进合作。2024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重启三方机制，将合作谨慎限定于各方共识度较高的领域，如深化经贸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以及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挑战。但在美国“印太战略”阴影下，历史认知与领土争端仍制约着三方的深层合作。北方区域则形成稳定三角，中俄蒙合作机制通过元首会晤机制，为蒙古国提供能源安全屏障并开拓“中蒙俄经济走廊”。

从“经济优先”到“全方位合作”：周边合作领域的拓展。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周边合作聚焦经济发展，经济合作成为中国周边合作的核心主题。在这一时期，经济合作优先策略不仅服务于中国自身的发展战略，还通过经济纽带推动政治问题解决，塑造总体稳定的周边环境。然而，随着世界变局加速演进，中国的国内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传统经济优先合作模式遭遇结构性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周边合作框架进行主动调整，同周边国家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强各领域交流，周边合作议题与领域不断拓展：从传统的经济合作优先，演进为发展、安全、文明三轮驱动，还在数字赋能、绿色发展等新领域呈现多层次、多维度的深化态势，构建起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新格局。比如，中国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同周边国家经济合作提质升级；建立“亚洲安全模式”引领区域安全治理新境界；提出“亚洲价值观”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理念引领力；开展新领域合作让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周边合作的主要平台。迄今，中国已与25个周边国家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并与东盟、欧亚经济联盟等开展合作规划对接，通过推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设立丝路基金，为基础设施项目、经济社会发展项目建设提供支持，基本实现周边主要陆港通道的互联互通，并通过周边陆港通道的辐射，使互联互通延伸至更大区域。其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大标志性工程扎实推进，为当地民众带来实际福祉。比如，中老铁路开通以来，国际货运总值突破100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雅万高铁通车后，雅加达和万隆之间的旅行时间由3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极大改善当地交通状况。近段时间，中国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取得新进展，如中亚班列开通新线路、中吉乌铁路启动、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年度开行破万列等。通过加强产能合作，中国向周边国家提供具有竞争力的生产装备、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推动周边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不断提升工业化、数字化、信息化水平。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强调：“要拓展与周边国家的经济、科技、人才、医疗、文化等交流合作，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可感可及。”在与周边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过程中，中国始终秉持正确的义利观，通过建设“小而美”民生项目，助力当地公共服务升级，不断提升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任何宏大的经济合作蓝图都无法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实现。中国周边地区的传统安全结构呈现以美国为主导、带有冷战色彩的军事同盟体系特征，这种排他性、零和性的安全安排，本身就可能成为阻碍经济合作、激化地缘矛盾的根源。为此，中国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和实际行动，为周边地区营造安全环境，与周边国家合作管控热点问题，推动协商对话与和平构建。在此基础上，中国探索构建的“亚洲安全模式”是对旧有安全范式的超越，其主张通过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统筹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唯军事论，强调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比如，面对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中国提出实现半岛无核化与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的“双轨并进”思路，坚持通过和谈维护和平大局。在美军撤出阿富汗后，中国积极搭建阿富汗邻国协调合作机制，提出帮助阿富汗重建的《屯溪倡议》，主持召开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和阿富汗邻国与阿富汗临时政府外长对话会，为阿富汗的稳定与发展提供援助。在缅甸国内局势动荡、冲突蔓延的情况下，中国积极斡旋，促成缅甸军方和地方武装举行和谈，就临时停火和保持对话达成协议，在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恢复国家社会稳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平台共建安全共同体，先后推动制定一系列法律文件，成立由相关部门参与的多层级合作机制，营造合作安全与共同安全的区域环境。

文明交流互鉴不仅是中国和周边国家生生不息的精神纽带，更是推动中国同周边国家团结合作的重要动力，对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周边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在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的指引下，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亮点纷呈，民间友好日益升温，文明互鉴蓬勃展开，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文明倡议在周边国家加速落地。近年来，中国陆续与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印度、日本等国搭建起多个高级别中外人文交流机制；与东盟、柬埔寨、越南启动人文交流年，并与周边大部分国家开展互办“旅游年”；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实现普通护照全面互免签证。全球文明倡议也陆续写入中国与老挝、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周边国家的联合声明中。2025年7月，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行动计划清单正式公布，在全部110个项目中，约26个项目与周边国家有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亚洲安全模式”、“亚洲价值观”共同构成发展、安全、文明相互促进的周边合作新范式，体现出当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为推动亚洲这一发展不平衡、安全挑战多元、文明形式多样的地区深化合作提供坚实支撑。

近年来，数字赋能、绿色发展成为中国加强周边合作、助力周边国家转型发展的新兴领域。在数字赋能方面，中国已与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等多个东盟国家签署关于加强数字经济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也首次将数字经济专章纳入其中，为双方数字经济合作制定规划。2025年2月，广西与老挝签约共建中国—老挝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这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的首个人工智能合作创新平台。在“上海精神”指引下，中国同上合组织国家不断加强数字经济合作。比如，中蒙边境部署的AGV无人驾驶车辆，通过智能导引与自动避障等技术赋能智慧口岸建设，实现全天候、全时段安全运输；西安中医脑病医院“互联网＋中医药”智慧医院平台通过线上会诊、远程咨询等累计为上合组织国家1.2万余人次提供诊疗康复服务。

在绿色发展方面，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清洁能源生产国，正在积极推动与周边国家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务实合作。目前，已有19个周边国家参与中国发起的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中国将绿色技术优势与周边国家生态治理需求相结合，有利于提升周边国家环境治理能力。近年来，中国还与中亚国家不断深化新能源合作。阿克莫拉风电项目群是中哈绿色产能合作的最新成果，该项目群每年可为当地供应绿色电力8.43亿千瓦时，可节约标煤27.83万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68.66万吨。除了阿克莫拉风电项目，中国还在哈萨克斯坦多地建设多个风电和光伏项目。比如，由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合作投资开发的谢列克风电项目，于2022年7月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该项目年均上网发电量可达2.3亿千瓦时，对缓解区域用电紧张，助力减碳目标的实现意义重大。过去数年，中国—东盟能源转型合作范围和深度不断扩大，中国与东盟国家积极拓展在节能环保、清洁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和森林资源保护等领域的合作。2000年至2020年，中国对东盟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公共投资总量，占同期东盟所收到的外国公共投资的60%。

结语

全球秩序的深度转型重塑中国周边的战略生态，也推动周边合作模式的系统性变革。中国周边合作的历史性变革并非简单的政策调整，而是中国基于综合国力跃升、国际格局重组以及自身战略需求，对周边外交理念、机制与实践进行的系统性重塑。这一变革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区域层面的生动实践和重大创新，正塑造一种超越传统霸权逻辑、更具包容性与共享性的新型区域关系范式，推动中国周边工作由被动应对向主动塑造转变，使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基本共识，为动荡世界提供具有中国智慧的治理方案。其中，从“互利”到“共命”的周边外交理念演进，彰显出中国追求与周边国家安危相系、荣辱与共的天下情怀；从倚重“一轨”向“多轨”并重的机制跨越，深化并扩大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导向的区域构建；从“经济优先”到“全方位合作”的领域拓展，生动诠释着中国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决心。

展望未来，全球秩序转型进程仍面临多重张力，中国周边合作模式的历史性变革仍将持续深化，并面临关键方向选择。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将防止热点升温、冲突升级置于运筹周边外交的突出位置，通过发挥自身影响力、务实深化合作，确保周边稳定、和平、合作的发展大局——这亦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识。新时代的周边工作，需在共商、共识、共行、共守层面深化努力。一方面，充分理解周边国家的合理关切，通过对话、协商、合作增信释疑，贯彻落实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提出的周边外交新理念、新政策、新要求，营造开放、合作、发展、和平的周边环境。另一方面，持续深化理念引领、机制创新与务实合作，不断将互利共赢的“蛋糕”做大做实。将经济合作与安全对话相协调，将官方外交与公共外交相补充，在发展经贸关系的同时增进政治互信，为构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亚洲家园奠定坚实基础。

李远，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区域国别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主要著作有《支撑共赢：一带一路规则软联通的中国方案》、《How China's Silk Road Initiative Is Changing the Global Economic Landscape》、《以深化交流互鉴开创全球文明发展新时代》（论文）等。

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5年第16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