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亚洲是世界第一大洲，也是人类主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马克思和列宁等革命导师都十分关注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在亚洲革命和进步问题上也进行了卓越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在此基础上，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等系列理念。中国正与亚洲各国通过经济共享、和平共建和文明互鉴来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并与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当前的地区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两者的密切结合既使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宏伟目标落地，也使地区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保持正确方向。亚洲命运共同体和地区、全球治理体系建设需要分阶段逐步解决历史和现实问题，以发展促安全，应对地缘政治与大国博弈的安全挑战，以数字化转型促进经济和科技的提质升级等。此外，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亚洲各国及其人民长期不懈奋斗，也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积极配合和共同努力。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亚洲命运共同体 周边命运共同体 世界秩序 全球治理体系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亚洲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也是关乎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地区，在新时期负有重大的现实责任和历史使命。与此同时，推动亚洲整体发展和加强理论研究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对外关系的中心任务之一。习近平主席站在时代的前沿，相继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等系列理念。中国正与亚洲各国通过经济共享、和平共建和文明互鉴来推进亚洲现代化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进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并为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添砖加瓦。
一、历史经纬、时代进步和理论发展
亚洲是世界第一大洲，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发祥和发展之地。自世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都曾因自身和外部原因而一度落后，饱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侮。马克思和列宁在不同历史背景下，从不同角度对亚洲的重要性做了深刻论述。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以“火星”喻指中国革命，将当时充满危机的欧洲工业体系比作“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并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关键联动。他预言，中国革命一旦将“火星”抛到欧洲“地雷”上，必将引爆其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进而引发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除此之外，马克思还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深刻指出，“就算我们对印度斯坦过去的历史一点都不知道，那么，甚至现在英国还在用印度出钱供养的印度人军队来奴役印度，这难道不是一个重大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吗？……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马克思辩证地分析印度在世界革命链条中的关键地位，即印度和亚洲人民的苦难与反抗不仅是动摇英帝国霸权的杠杆，其未来的解放更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紧密联系，共同构成埋葬殖民主义、实现人类新生的必然环节。列宁则在《亚洲的觉醒》中写道：“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继俄国1905年的运动之后，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席卷了土耳其、波斯、中国。……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中国革命和亚洲及世界革命联系起来。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亚洲进入了政治独立、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时期，中国领导人也在建设更加繁荣、进步的中国和亚洲过程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
中国领导人历来重视中国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并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呼吁亚洲国家共同抵抗日本军国主义，形成反侵略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外交不仅开创了与亚洲各国关系的新局面，而且在思想理论上进行开拓性的创新。毛泽东将亚洲视为反殖民斗争的前沿阵地，指出摆脱殖民统治的亚洲国家应通过团结合作，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一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印度、缅甸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毛泽东还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适用于亚洲国际关系，也应当普遍用于各国之间的关系，主张以平等协商解决争端。他在论述中国与亚洲邻国关系时指出，“亚洲国家有几十亿人口，大家在一起就不孤立。……希望和平能延长下去，这不是不可能的。……亚洲国家都是很亲近的，泰国、缅甸和越南更是我们的近邻，可以相互帮助”。毛泽东还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将亚洲与非洲、拉美共同列为制衡美苏两极霸权的关键区域。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关于世界和亚洲的战略思想有了重大发展。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明确将亚洲（除日本外）整体划入第三世界，强调其人口规模和政治潜力。他认为亚洲国家与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共同构成国际格局中反对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为亚洲摆脱殖民体系、探索独立发展道路和共同发展等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是中国倡导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渊源。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团结亚洲各国和建设新亚洲的理论与实践上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邓小平强调，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种模式为亚洲国家突破西方现代化范式提供了新选择。邓小平提出了以发展优先为核心的安全观，并认为亚洲的稳定取决于经济发展。邓小平在处理亚洲国家“党与党”“国与国”以及地区关系上，根据以往处理党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经验、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以及改革开放的需要，进行了新的思考，取得了新的发展。在党与党关系方面，邓小平对此问题的思考形成了新型党际关系思想，确立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即“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交往准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此后又进一步发展为“中国共产党不计较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努力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建立和发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这一思想打破了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模式，使中国共产党与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等亚洲国家的政党建立了新型合作关系。在国与国关系方面，邓小平强调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超越社会制度差异，“考虑国与国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在地区关系方面，邓小平聚焦于和平发展、区域合作与共同繁荣，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务实方针，并且敏锐地指出亚太地区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他认为亚洲崛起具有历史必然性，中国需抓住机遇深度参与区域发展，“所谓‘亚洲太平洋世纪’，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邓小平在中国和亚洲关系上的核心逻辑，即以开放促发展、以合作谋稳定，至今仍对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江泽民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对亚洲在世界格局中的作用及国际影响力有独到的判断，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推动亚洲国家的合作与共同发展。江泽民强调，从长远看，亚太地区依然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其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增长潜力为全球经济提供了重要动力。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希望亚洲各国更积极地开展经济改革与合作，通过多边机制和开放包容的国际秩序，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共同面对世纪之交的各种挑战。中国还积极推动诸如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等地区合作和对话机制的发展，使亚洲在地区和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为后来的亚洲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胡锦涛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基于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在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上，胡锦涛表示，中国将始终坚持同亚洲各国在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互利共赢、文化上交流借鉴、安全上对话协作，努力推动实现亚洲的持续和平与共同繁荣。他同时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洲，亚洲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经济与亚洲繁荣深度关联。以2010年全面建成的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例，双边贸易额从2002年的548亿美元增至2013年的4436亿美元，带动了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形成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格局。中国还在2003年“非典”疫情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进行了危机应对模式创新，分别为亚洲国家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机制和稳定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经验和帮助。胡锦涛继承了邓小平“亚太世纪”和江泽民“亚洲振兴”的谱系，推进了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演进和实践进程。
二、三大命运共同体的同频共振和相互促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亚洲和世界的形势又有重大发展，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习近平先后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和周边命运共同体，三个共同体形成相互联动的同心圆，为国际社会贡献了更加系统和综合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首倡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应对世界百年巨变
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多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国际社会首倡人类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指出，“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阐释。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系统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涵——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并在全球积极推广。此后，习近平又分别于2021年、2022年、2023年在国际场合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内涵和路径等。
站在充满挑战的十字路口，中国鲜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相关理念和行动纲领等，其主要意义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一是继承并弘扬了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国际合作模式，主张建立合作共赢的国际新秩序来积极应对全球性问题，将传统文化、世界情怀与外交诉求进行了有机结合；二是强调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不同制度的国家凝聚共识提供思想基础，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价值导向，为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提供了价值引领；三是提出了全球治理新方案，为国际社会提供了超越零和博弈、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新思想和新实践，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与当代全球政治理念的基础上，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理念，为全球治理变革确立了方向；四是建构了中国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内涵的负责任大国身份，在维护世界和平进程中实现自身发展，以自身发展促进全球稳定。
（二）再倡亚洲命运共同体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在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诸多困境的大背景下，亚洲现有的地区合作架构难以有效应对日益加剧的地缘战略竞争、安全风险和发展不平衡等严峻挑战。而且，当前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各国的相互依存度提升，但缺乏统一的合作框架、覆盖全域的体制机制及创新导向的议题嵌入，即缺乏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所言的“自下而上、主要由市场驱动的网络型一体化”。在此情况下，中国作为亚洲大国积极参与区域治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提出适应亚洲特点的亚洲命运共同体。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时发表题为《深化改革开放共创美好亚太》的主旨演讲，明确提出，“我们要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以自身发展带动他人发展，以协调联动最大限度发挥各自优势，传导正能量，形成各经济体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格局。”这为亚洲区域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以下简称“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明确提出，“大家共同生活在亚洲这个大家园里，利益交融、安危与共，日益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这一核心论断标志着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正式形成，推动亚洲国家形成更紧密的伙伴关系，为后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区域实践范式。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围绕“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阐释了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四大内涵，即“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并提出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来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思想突破引领理论创新，以价值观重构推动实践变革，既是地区治理的中国方案，也是全球秩序转型的先导实践。首先，亚洲命运共同体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象化为亚洲实践，提出“开放型区域主义”路径，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等机制实现区域规则创新；通过“中国+中亚五国”等合作模式，建立非等级化的伙伴关系网络，有别于传统霸权主导的同盟体系。其次，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在全人类共同价值大框架下构建新的“亚洲价值观”。它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为核心，推动亚洲国家在经济发展、气候变化、反恐等议题上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形成共同行动准则。最后，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重塑国际伦理准则。中国提出区域治理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安全与发展并重的原则，强调发展权平等与责任共担。例如，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通过数字规则互认（包括数字基础设施“硬联通”以及规则标准“软联通”，推动电子发票、电子支付系统互操作性，并引入高标准的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和数字贸易标准等），使区域数字主权平等化。又如，中国与中亚五国在反恐（如定期召开关于反恐的官方或学术会议、成立地区反恐机构、发布涉及反恐的宣言和法律文件以及定期举行反恐军事演习等）和经济一体化领域的合作，既解决地区矛盾，又形成可复制的多边协作经验。
（三）三倡周边命运共同体推进共同现代化
中国拥有为数众多的邻国（陆海邻国超20个），周边既是安身立命之所，也是发展繁荣之基，对国家安全和战略全局具有极端重要性。2025年4月8—9日举行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国同周边关系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同时也进入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重要阶段。”因此，努力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要求“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这标志着周边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区域实践。2025年中央周边工作会议还强调，“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凸显其在国家发展、外交全局中的支柱性地位。截至2025年4月，中国已同周边17国达成构建命运共同体共识，在中南半岛与中亚地区形成命运共同体“两大集群”。
在理念创新方面，周边命运共同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理论基础，强调共同利益、责任与命运，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在核心方针方面，周边命运共同体践行“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政策，超越政治制度差异，推动开放包容的区域合作；在实践路径方面，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加强了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经济合作、安全协同和人文交流等。周边地区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首要实践区，为全球范围的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例如，中亚各国支持中国提出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在长期实践中，我们探索形成了‘互尊、互信、互利、互助，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的‘中国—中亚精神’”，进一步筑牢了中国－中亚机制的四梁八柱。
三、面向命运共同体的地区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
中国倡导的各类命运共同体为当前的地区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和提出了要求。两者相互为用的密切结合，既使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落地，也使各方朝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来建设地区和全球治理体系。
（一）辩证认识治理体系的作用
现有的地区和全球治理体系有其历史贡献与合理成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维护战后和平、促进发展中具有基石作用。中国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建设者”，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而非“另起炉灶”。而且，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在地区治理方面，欧盟、东盟、非盟和拉共体等地区性组织也对各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现有的地区和全球治理体系也存在很多不足。在思想理论方面，美国特朗普政府大肆推行单边主义，反对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思潮也在全球抬头，治理主体失衡，当前西方主导的治理理论脱离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忽视多元文明贡献。对此，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府学院院长恩盖尔·伍兹（Ngaire Woods）在其《没有美国的世界秩序：国际体系如何面对一个不友好的美国而存续？》一文中提及历史学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等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在美国这一超级大国缺席的情况下，国际体系可能会出现无序的丛林现象。当然，特朗普政府也有可能动用赤裸裸的实力破坏全球稳定，并使大国得以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在机制运行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把持规则制定权，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不足，导致利益分配不公。而且，一些治理机制的改革明显滞后，难以适应新挑战，缺乏有效执行力和弹性调整能力。正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全球治理与安全中心主任萨米尔·普里（Samir Puri）指出的，“从短期来看，凭借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前景十分黯淡。……一些现有的全球性机构与倡议，或许无法在这场迅速变化的世界格局中存续下来，又或许将以深度调整后的面貌重新出现，而这一转变需要时间才能显现。”
（二）结合宏伟目标进行渐进式改革
中国在充分认识命运共同体和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和互动作用的基础上，把努力的重点放在逐步和有效地解决问题方面。
中国在国内改革中坚持“先立后破”的原则，在改革地区和全球治理体系上也是如此。纵观国际关系发展历史，没有一个国际体系是完美无缺的。现行国际秩序也不完美，但只要它以规则为基础，以公平为导向，以共赢为目标，就不能随意被舍弃，更容不得推倒重来。因此，中国主张在现有体系内进行改革，即要在《联合国宪章》框架下调整治理规则，根据不同议题动态调整策略，在机制层面进行补短板与增效能等。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始终主张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规制权，不断推进地区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正如巴西总统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在接受其本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几十年来，某些势力将中国置于全球对立面，但事实恰恰相反——当众多强国歧视发展中国家时，中国始终愿意与其站在一边。……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发展中国家将在世界上重新赢得前所未有的尊重。”
（三）努力推进亚洲的地区合作
首先，中国积极参加已有的地区合作机制，如亚洲开发银行、亚太经合组织、亚信会议和东盟地区论坛等。其次，中国根据需要倡导建立了上合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亚投行和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等多边合作平台，有序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并取得有效进展，还深耕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和创设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等。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副总裁方艾文（Evan A. Feigenbaum）指出，区域内多数国家不愿与中国分道扬镳。……因为这些国家的首要议程是保持经济增长、保障就业、实现可持续性与技能提升，而在这些领域，中国均可为域内国家提供合作选项，亚洲鲜有国家会断然拒绝。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的地区合作主张和举措符合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目标和愿望，因而能够不断行稳致远。
四、亚洲在应对挑战中建设共同体和治理体系
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各种重大挑战，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大都赞赏中国倡导的各种命运共同体，而且希望中国能在地区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上作出更多和更大的贡献。例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认为，“中国是全球治理的重要支柱”。又如，新加坡前常驻联合国代表、著名学者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指出，“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已失灵，亚洲国家应联合推动以平等、可持续为核心的新秩序，这正是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并断言“唯有那些意识到‘人类已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智者，才称得上是这个世界的良医”。
（一）亚洲的双边和多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提速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不断改善和发展同亚洲国家和组织的关系，从友好睦邻关系、合作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直至当前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在层层递进中不断推进亚洲的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合作。截至2025年4月，中国已经与以下的亚洲国家达成了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共识：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文莱、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南亚的巴基斯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尼泊尔等。例如，2024年11月9日，中国和印尼在联合声明中宣布建立“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又如，2025年2月8日，中国和泰国在联合声明中宣布将“加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
此外，中国还积极推进与一些亚洲次区域组织构建多边命运共同体的机制。例如，2023年5月20日，在首届中国—中亚峰会期间，六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宣布“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并正式成立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从双边层面跃升到（次）区域层级，反映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战略互信和理念共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又如，《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联合声明》指出，东盟、中国和海合会“认可三方推动更紧密合作的共同努力，以及中国致力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不言而喻，从双边命运共同体向多边命运共同体发展，是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极其重要和必要的新进程。
（二）共筑和平大局和共享发展红利
近十多年来，中国和许多亚洲国家面对美国及其盟国的集团对立和军事对抗带来的严峻挑战，坚持以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切实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例如，《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阿斯塔纳宣言》指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着眼地区各国人民未来，六国决心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各方愿积极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携手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在经济合作方面，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正在走实走深。数据显示，目前东盟已连续5年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连续16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2024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达到6.99万亿元，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5.9%。2025年5月20日，在中国—东盟经贸部长特别会议举行期间，双方共同宣布全面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贸协定，它打破发达国家主导规则制定的传统模式，推动“规则—规制—标准—管理”四位一体开放，全面拓展新兴领域和促进新质生产力合作，为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持久动力。在文明互鉴方面，亚洲也在进行更富有成效的努力，并为全球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实践样板。在具体实践层面，中国成功举办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2019年），吸引了来自亚洲全部47个国家和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的1352位会议代表出席，举办了110余场文明交流活动，成为区域性文明对话的典范。《亚洲文明对话大会2019北京共识》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应加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彼此信任和人民友谊，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社会、民意基础。”例如，中国与中亚国家联合开展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跨国申遗成功、中国与东盟共同推进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长效机制、中国分别同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建立的人文合作机构以及“中印旅游年”“中韩旅游年”等系列人文活动，都从不同角度将理念转化为行动，为不同文明背景的亚洲人民搭建了理解与友谊的桥梁。
（三）应对挑战和克服困难需要不懈努力
亚洲命运共同体和地区、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前进的道路充满着艰难曲折，我们对此既要充分认识，又要做好各种思想和物质的准备，同心协力和积极有效地应对以下的主要困难和挑战。
第一，分阶段逐步解决历史和现实问题。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亚洲各国在民族、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很大，其人口超过世界总人口的60%，涵盖千余个民族，宗教信仰多元，文化传统跨越四大文明体系。这种多元性既孕育了活力，也衍生出民族自治诉求与跨境治理矛盾、宗教教义与现代法治的调适、传统文化保护与全球化冲击等深层次问题。这些都需要在考虑长期因素时确定阶段性目标和努力方向，才能逐步做到求同存异和化异为同。
第二，以发展促安全，应对地缘政治与大国博弈的安全挑战。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亚洲各国不断探索发展之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和行之有效的经验，以发展促安全，维护了地区的总体安全。当前，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组织面对美西方推行的大国地缘战略博弈，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以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集团对抗、以地区合作机制维护地区安全。
第三，以数字化转型促进经济科技的提质升级。亚洲国家的数字化建设发展迅速，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域内的发展中国家大多面临数字化基础设施覆盖不均衡、跨国数据流动受阻、发达国家的数字霸权等问题。为此，亚洲国家通过加强国家战略引领（如“泰国4.0”战略推动产业智能化升级）、法规与制度保障（如印尼的《2024—2045年支付系统蓝图》）、基础设施与技术创新（如越南推进6G研发及4G/5G基站建设）等加快国家内部和区域间的传统产业转型和产业数字化升级，数字经济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亚洲国家已达9个，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沙特、新加坡、印尼、以色列和马来西亚。此外，根据博鳌亚洲论坛推出的《亚洲数字经济报告》，选取的14个亚洲经济体的数字经济规模达12.8万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3.5%。大批亚洲城市作为全球科技集群的新兴力量正在崛起，成为全球高端生产要素和创新要素转移的重要目的地，在深刻影响着全球创新格局。
结语
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和地区、全球治理体系是一项世纪工程，需要亚洲和世界各国及其人民的长期不懈奋斗，也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积极配合和共同努力。急事先办，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前提是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二战结束以来，亚洲发生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印巴战争、两伊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大规模战争，而中东地区在过去的80年里更是战火不断，当前新一轮冲突再起，“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不仅冲突双方将遭受更大损失，地区国家也将深受其害。”凡此种种再次证明：如果战争不止，建设和发展命运共同体也就无从谈起。
推进和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还需要不断增强亚洲的综合实力。亚洲大多数国家属于全球南方，综合发展任务还相当艰巨。根据联合国统计，截至2024年12月，全球共有44个最不发达国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DCs），其中亚洲国家有8个，即阿富汗、孟加拉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尼泊尔、东帝汶、也门。亚洲与北美洲、欧洲的整体经济实力的差距也相当大，主要体现在发展质量、协同能力、人均GDP水平、经济韧性和地缘影响等诸多方面。
亚洲命运共同体不仅需要有形的硬实力基础，还需要无形的软实力支撑。但是，亚洲在政治和文化的区域意识和凝聚力方面尚显不足。相比于欧洲的欧盟、非洲的非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拉共体，亚洲是当今世界唯一没有整体性地区合作机制的大洲。而且，亚洲在文明互鉴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和挑战。例如，部分国家存在文化排外或盲目崇拜西方的极端倾向，难以理性看待自身与他者文明的价值，妨碍了有效的文明对话。又如，一些亚洲国家在文化交流中多停留于经济合作的自然延伸，在文明对话方面缺乏顶层设计。再如，领土争端、不同宗教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数字鸿沟等历史和现实问题衍生出文化隔阂，造成文明互鉴受阻。
亚洲国家也需要在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和发展进程中增强与域外国家互动的能力。亚洲延伸于历史、生存于现实、发展于未来，亚洲命运共同体与全球各地密切相关。一方面，亚洲命运共同体应当且可以向域外延伸，如此协同发展效应也可外溢，如加强各类命运共同体的良性互动，实现同心圆效应。另一方面，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还要排除来自域外的各种干扰和破坏，如美国在亚洲建立对抗性的集团或在亚洲内部分而治之的图谋。应当说，亚洲命运共同体尚在成长发展的初期，特别需要增强抗压能力，从而茁壮成长。
亚洲命运共同体在成长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更需要加强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性、有效性和创造性互动。所谓基础性，主要是指两者的互动要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安全稳定，为地区和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美好和优质的生活创造良好的内外条件。所谓有效性，是指双方的互动要“管用”，即能妥善应对和化解当前地区和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转型和数字转型等方面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所谓创造性，就是要改变现代世界治理的“西方中心论”，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在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机制和具体操作上要推陈出新，在走向更加公正合理的道路上迈出根本性和决定性的一大步。
注释略。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国际展望》202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