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实施的细菌战，可谓人类历史上至为黑暗的一页，尤以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所从事的人体实验暴行骇人听闻。作为关押被实验者的极秘场所，七三一部队本部设有两栋特殊监狱，在该部队内部人员中称为“7栋”和“8栋”，即特设监狱。中外学者关于七三一部队乃至日本侵华细菌战的研究，大多都会提及特设监狱的一些基本情况，然而在细节方面多存冲突，迄今鲜有能够揭示其全貌的专题研究。这或许正如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在其揭露七三一部队战争罪行的纪实文学《恶魔的饱食》中所言，“执笔这本实录时，最大困难在于探明特设监狱的实际情况。原队员几乎都没有出入过7栋、8栋的经验，当然最熟知内幕的原特别班班员们，无论如何都顽固地拒绝证言，始终拒绝采访”。目前，七三一部队特设监狱的遗址仅存一些基石与残留墙体。近年，由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等数家单位，对特设监狱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形成关于细菌实验室与特设监狱的考古发掘报告。我们得以将报告结合原该部队队员的证言及相关存世照片，对特设监狱的建筑规制、内部构造、日常管理乃至最终被毁情况进行较全面的考察，使后人了解被实验者在这一人间魔窟中生存与抗争的一些侧面，从而揭示更多七三一部队从事反人类罪行的内幕。

一、特设监狱的营建与内部构造

1933年日本军医石井四郎于哈尔滨市五常县西北部背荫河秘密设立细菌实验基地，以人体实验的方式研制细菌武器。据背荫河基地卫生兵栗原义雄回忆，基地内关押被实验者的设施被称为“笼子”，被实验者于其中戴脚镣，通常关押约100人。从如右栗原所绘“笼子”图可知，“笼子”内部长宽高均为1.5米，一个“笼子”一般关押2人。全面抗战时期，荣一六四四部队是日军在华中设立的细菌部队。卫生兵松本博曾在该部队本部中担负监视“马路大”（日军对被实验者的称呼——作者注）的任务，据其所见，该部队中也有类似背荫河基地关押被实验者的设施，“房屋内放置有被称为‘笼子’的囚笼，其中每个都关押着一个全裸的中国男子……‘笼子’完全如同鸟笼般，高约1米，长约1米，宽约1.2米，只能容纳一个成年人坐着的空间。笼子围有铁栏，仅地板用五寸见方的木板以螺栓加固而成。他们全裸关押于其中，房屋因装置冷暖空调，可见十分注意室内温度的调节”。显然，无论是在背荫河基地，还是荣一六四四部队，关押被实验者的“笼子”内部空间均非常狭小，被实验者难以从中站立，由此可以想见日军细菌部队将其视如动物对待的险恶用心。

1934年秋，有数名被实验者从背荫河基地成功脱逃，日军从事人体实验的秘密随之暴露。1936年8月，日本军部编成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为了更大规模、更隐秘地研制细菌武器，1938年部队长石井四郎开始在哈尔滨郊外平房地区筹建新的基地。从留存的《建设中的七三一部队全景航拍照》中清晰可见右侧上方有幢庞大的长方形建筑，此即七三一部队本部核心——细菌研究所，也即该部队中方劳工所称的“四方楼”。四方楼以南北向的廊道为间隔分成东西两部，西侧居中的建筑体为“特设监狱”7栋、东侧为8栋，两栋外观相似，均为砖混结构的二层坡屋面建筑体。从近年考古工作者拍摄的《四方楼及特设监狱遗址发掘航拍图》可见，特设监狱地下部分有中间通道，一侧与四方楼中心廊道相通，另一侧分别与四方楼两侧相通，呈十字结构。

据考古发掘报告显示，7栋东西长46.37米，南北宽14.5米，8栋的数据与之近似。从地基推测地上二层建筑结构应为中央设有通道，两侧为牢房。牢房大小有别，除南北两侧中央设一特大房间外，两侧小房间的大小亦不完全一致。报告认为房间大小有别意味着使用功能不同，推测“一般健康正常的关押对象是集中关在大房间里的，以此作为标准的实验材料；被关在小房间的受害者，或是做过实验需观察的，或是得了传染病等需治疗的，或反抗心很强的必须加以隔离的，而后者往往很快就会被用来做实验，以减少麻烦。另外，仅就中央的大房间而言，根据临时需要，或可随意间隔成若干不同的小房间”。这段结论旨在说明特设监狱的内部构造，因是根据地下遗迹来推测地上结构，从语句表述中可见报告撰写者所持的谨慎态度。

与以上结论可互为印证的，是荻原英夫的证言。荻原英夫与石井四郎同为日本千叶县人，被石井四郎招来参与营建特设监狱，故对其内部构造较为熟悉。战后，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笔供中提到营建特设监狱的绝密性，“尤其是7、8两栋（活人实验所）的各种内部建筑和器材的安装等，任凭再廉价的劳动力，也不会雇佣中国人。石井之所以雇佣了我们这些同乡，首先就是为了防止泄密”。1938年1月，荻原英夫等建筑工人抵达平房七三一部队本部后，其首要工作是为8栋已间隔好的房间涂墙，其次是从站台上搬运砖砂和木材用以间隔内部的房间。荻原提到当时所见特设监狱内部构造为：“7、8两栋是两层楼房，一楼和二楼的入口处有3个房间，里面有4个房间”，这4个房间“地面和墙围都镶有瓷砖，面南的房间里安装着灭菌器”。荻原英夫等人将7、8两栋一二层入口处和里面共28个房间的墙壁涂好后，开始将中部“大礼堂”般空旷的大房间隔成小间，并浇筑混凝土。不久，荻原从舅父青柳雄等人处了解到，这两栋建筑物为关押被实验者的监狱，“牢房的入口处有铁门，其他上下和四周都是用的混凝土，宽约2.5米，长约3米的牢房一个接着一个，每个牢房中有厕所，混凝土的地面上铺着木板”。从荻原所绘特设监狱内部构造图可见，他所提到的“里面的4个房间”，指的应是七三一部队医师与特别班从事人体实验的特别处置室、浴室、X光室等。七三一部队附属宪兵仓员悟在1949年伯力审判中关于特设监狱构造的证词与荻原的绘图基本相符。“我们走进这房屋之后，通过了一条走廊；左面是看守室，右面是楼梯，再经过一个房间后便是一些囚室。”“在每一层楼上都有几个供实验用的房间，中部有几个小牢房，那里禁闭有受实验的人。”

1939年1月荻原英夫返回日本，在此之前他注意到7、8两栋一层已各建成20间牢房，而且二层的建筑工程正开始，故推测特设监狱共有80间牢房。荻原英夫的笔供与发掘报告的结论较为吻合，推测的牢房间数可能包括值班室、杂物间与实验用房等。据曾进入过特设监狱的原七三一部队少年队队员石桥直方忆述，7、8两栋每层各设有12间牢房，牢房总共48间。大部分进入过特设监狱的原七三一部队成员也都提到，每层牢房数为12间。

与荻原英夫身份相似，原七三一部队建筑班成员星野房治、司机铃木进在证言中也均提到特设监狱的营建情况。星野房治关于特设监狱初期内部构造的绘图（如下）表明，7、8两栋一二层结构相同，通往二层的楼梯安于外部（后期或有所改建，最终安于内部）。星野揭露，四方楼的东侧有秘密出入口，从哈尔滨方面延伸来的特别铁路线与其几乎直联，“据说，被带来的‘马路大’们，通过这个出入口被送入7栋、8栋”。从如上《四方楼及特设监狱遗址发掘航拍图》中清晰可见一条贯通四方楼、7栋、8栋的地下通道，证实星野房治所述无误。铃木进则提到，7、8两栋由日本建筑商铃木组、大林组、松村组施工营造，内部牢房为混凝土地面，墙壁刷粉。因隔墙为砖块结构，因此牢房之间绝对无法传话。日本学者青木富贵子发现，少年队队员筱塚良雄1939年5月抵达七三一部队本部，不久即知晓部队四方楼内关押有被实验者的秘密，故她推测当时7栋、8栋的内部结构业已完成。

石桥直方曾提到，除个别单人牢房之外，一般每间牢房监押5、6人，最多10人，7、8两栋可同时关押200人左右。柄泽班班员森下清人进入过被破坏前的特设监狱，注意到其内部牢房大小不一，其中较大的牢房能容纳6、7人，有的牢房仅能容纳4人。教育部成员千田英男曾参与过狱中人体实验，因此了解监狱中内部情况：“回廊式的这一收容所中，若干个小房间被间隔开，牢固安装着铁格栅，每个房间都装有联络用的窥视窗口。可见（某牢房）里面大小约为6—8畳，六七名裹着黑色简易囚服的人们，或坐或躺，一起都把头朝向这边。有的瞪着怨恨的眼神，有的面露哀求的表情，有的露出彷徨呆滞的神色。我感觉后背冷汗直流。”被实验者生存于如“笼子”般狭窄的空间之中，其恐惧、愤恨、绝望可想而知。

据日本学者常石敬一考证，七三一部队至晚从1938年2月开始人体实验，“在新本部中从事人体实验，收押被实验者的监狱从最初即为预订而作。故其构造特别坚固”。不少原队员在证言中都强调七三一部队对特设监狱的严密警戒程度，“四周被三层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包围，这里到二楼为止都没有窗，就是想攀爬上去也难以做到。总之，这就是为了防止逃亡的结构”。特设监狱建成后，由七三一部队特别班负责看守。1981年《恶魔的饱食》出版后引起轰动，一名原特别班班员为森村诚一绘制如右特设监狱一层平面图，有班员对之加以说明：“‘马路大’是通过地下通道送进7、8栋的。在地下通道里铺设了小型铁轨。在由四方楼中央走廊通向7栋、8栋的地方，有坚固的铁门，铁门旁边设岗，经常由警备队员看守”。特设监狱的存在引起很多队员的好奇，他们私下议论却不敢靠近，“通往7栋、8栋的本馆一楼中央通道两侧，在通向与监狱相联系的中间庭院的铁门处，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手持毛瑟手枪和六角棒的特别班班员轮流值班严加看守”。

有学者认为，特设监狱地下设有活体实验室，“那是个绝密的地方，一般的七三一部队队员也都不知道，无关人员根本进不到那里去”。石桥直方证实，“马路大”平时都被监押在7、8栋，对他们进行烈性传染病菌实验是在特别监狱和四方楼一层下面的活体实验室中进行的，他曾不止一次地押着“马路大”去过那里。一些原队员的证言也揭露，烈性传染病的人体实验在特设监狱的地下室中进行，而一般的传染病的人体实验大多在四方楼的各实验室中进行。从《四方楼及特设监狱遗址发掘航拍图》可见，特设监狱确实建有地下设施，但其规模不大，残留的隔间中或许即有当时所设的活体实验室。

二、监狱日常管理与人体实验内幕

七三一部队队员中了解特设监狱内部情况的不多，这是由该部队从事“人体实验”的绝密性所决定。该部队运输班原班员越定男认为，“七三一部队中压倒性的大多数，对于部队内究竟发生什么，除传闻、风闻之外并不知晓，只是默默从事面对的任务。直接从事活体实验、活体解剖，了解真相的不到十分之一”。德留一男作为七三一部队总务部调查课照相班班员，1942年进入该部队后能够较为自由地出入特设监狱，他也提到部队中能够进入监狱者很少，“3000人的队员中，允许进入的大概仅100人左右”。

多年来，随着七三一部队的罪证不断被发掘，关于被实验者群体的情况愈加清晰。通过七三一部队原队员的证言或供词可知，关押于特设监狱的被实验者，主要为中国人、俄国人、朝鲜人等，也有少数欧美战俘；这些人大部分为抗日战士以及为苏联和“第三国际”服务的情报人员，也包括一部分无辜平民。关于被实验者的人数，学界一般认为该部队第一部部长川岛清在伯力审判上的供词较为可信，即自1940年以后至日本战败，被押入七三一部队充当实验材料的受害者至少有3000人。不少原队员明确提到，被实验者中二三十余岁的年轻人居多；但也有个别儿童与老年受害者，据曾服务于七三一部队某个药学专家的证言，1942年时“马路大”中年龄最大者达68岁。

这一群体在特设监狱中遭受了怎样的境遇？目前我们仅能从该部队原队员的证言或供词中窥知一些片断。能够为了解特设监狱日常管理及人体实验内幕提供较为可信证言的，首先是日常管理该监狱的原特别班班员。如上文森村诚一所言，管理特设监狱的特别班班员中，愿意提供证言者很少。特别班班员大多为石井四郎的同乡，班长为其兄细谷刚男。石井四郎对特别班班员不问学历和知识水平，只要求“对于任务要忠实、口风要严实、身体要强壮”。森村诚一从原队员的证言中了解到，特别班包括警卫、看守、厨师、办事员等，约50人。特别班对监狱的日常管理十分严格，每日流程几乎不变：班员从上午8时进入狱门开始值勤，至次日早晨8时50分为止交班。每日上午10时起，班员开始六小时一轮的狱中巡查。他们随身携带消毒棉，边消毒边执行巡查任务，最后一轮巡查约在晚上8时进行。腰挎手枪的6名特别班班员在巡查中挨房检查被实验者的状况，要求其从送饭的小窗口伸出胳膊，由他们进行诊脉或测量体温等。牢房内安有“紧急电铃”，当被实验者感到身体不适时，须按电铃通知特别班办公室。据某个班员回忆，虽然特别班白天有不少从事办公事务的人员，但至夜间时仅有约10人在岗。班员在进入澡堂消毒之后，晚上9时对牢房内所有被实验者进行点名。夜间值班令班员们感到厌恶，“这时的夜班，真是郁闷压抑。被昏暗的混凝土与铁的墙壁所包围，自身也如同进入监狱一般，只能借用酒精释放心情”。

此外，七三一部队其他部门成员的证言，也能够补充特设监狱日常管理的诸多细节。如被实验者被押送至七三一部队后的人身状况，据越定男的观察，“他们抵达七三一部队后就会被取下绑绳，戴上脚镣，半圆形镣铐的接口固定处由特别班打入铆钉封死，这是绝对无法取下的脚镣……‘马路大’在普通房中仅能取下手铐”。德留一男提到被实验者入狱后即被剥夺人权：“‘马路大’一开始穿着的是民间衣服，即中国人的普通服装，而非囚服。穿着这些衣服，在胸前用墨汁写下四位数的号码……带着这个号码，在7栋二层拍摄X光片……书写号码，拍摄X光片，至成像为止都是我的工作。号码并非开始即确定，而是按先后到来顺序而定”。

不少原队员在证言中提到，被实验者中男性占主体，但也有少量女性。有特别班班员提到女性被实验者多监禁于7栋。也有队员认为，原则上7栋收押男性被实验者、8栋收押女性被实验者，因女性被实验者是少数，故8栋也收押男性被实验者。狱中的女性被实验者也穿着囚服，与男性被实验者不同的是，并不戴手铐与脚镣，特别班班员有时也会让她们去做些缝补被褥或踩踏缝纫机等杂务。为使“马路大”在被实验前保持健康状态，特别班会将他们从牢房中带至四方楼中间的庭院，在班员的严密监视下做些运动。

特设监狱是七三一部队从事人体实验的人间地狱。德留一男在其证言中提到7、8两栋在从事人体实验方面不同的职能：“7栋从事冻伤实验，或者新进入、完全没有传染病的‘马路大’都在7栋。被用于鼠疫感染，或携带各种病原体的则在8栋。因此8栋比较危险，进入8栋要特别注意。需要完全消毒。”德留一男揭露8栋中被实验者感染鼠疫菌后的命运：“马路大”经过1—2日的潜伏期后发烧超过42、43度，开始意识不明，皮肤变为黑色，不久即死亡。8栋中的该间牢房立即被严格消毒，尸体或被解剖，或直接运往焚烧场。德留一男在与日本记者近藤昭二的访谈中，较为隐晦地提及8栋中从事活体解剖的暴行：

7栋中没有解剖室。8栋中有解剖室。所谓的解剖室，是对已死之人吧？8栋里有实验室。有趁着活人还未死亡时的实验室……其（特设监狱）中，死亡的不解剖……实验室中也有手术台……鼠疫（患者）当然要进入8栋。一旦进入潜伏期，就会发病，然后死亡，死后已不能解剖，因为很危险……死亡后因空气感染再解剖很危险。

德留一男的这一说法得到其他队员的证实。据筱塚良雄的证言，7栋中被关押的是未经实验者，8栋中被关押的是已进行实验者，监狱中就有活体解剖的手术设备。关东宪兵队高级军官吉房虎雄曾亲眼目睹特设监狱牢房中“马路大”遭到鼠疫感染后的痛苦状态，并提到在监狱走廊尽头左拐处即为解剖室之入口。学界一般认为，被实验者入狱后被冠以号码，其真实姓名被抹除。然而据第二部第五课负责细菌战实战的某队员透露，在8栋二层入口旁有间医官室，保管有被实验者的病历本，其中详载被实验者既往病症、出生年月日、本名、地址、家庭成员等各类信息。显然，七三一部队特别班和部分医师了解被实验者的真实姓名、家庭情况乃至被捕前的职业身份等，由此不难理解，他们当然会对一些被实验者特别留意。这位队员还补充道，医师只要在医官室向特别班值班人员告之吻合实验目的的“马路大”的条件，就会被告知与此对应者的号码与被关押的牢房号。若8栋中没有符合实验条件的“马路大”，特别班班员似乎也会从7栋中找来适合的人选。

原七三一部队队员神谷实曾回忆其在8栋协助日军军医从事人体实验的过程。他按军医要求将装入跳蚤的试管扣在被实验者的手臂上，使其被叮咬后受到感染。神谷在证言中揭示当时麻木的心态：“（我）是按照指示、命令而行动的人，绝对不能说厌恶，只能告诉自己——‘他们是死刑犯’”。原部队队员上田弥太郎在太原战犯管理所中提交的供词中承认其在特设监狱中从事过人体实验的罪行，“（1943年5月）就在其中7栋的一个房间里，正在进行着可怕的杀人勾当。昨天体内被注入鼠疫菌的中国人，今天，他的生命即将被夺去……空前未有的感染率，血象的典型变化，我对今天的血液变化怀着极大期待进入7栋。带着手枪的两名警卫站在牢房门口监视着，我往里一看，只见〇〇〇号即将死亡。如果死了可不得了！若是就这样死去，不能采血，那么好不容易进行的重要实验就会失去结果……四五个卫兵拿着手枪打开了牢门，牢门发出一阵沉重的响声。他们把尸体拖出来放在手推车上。同牢房的人们似乎已经看到明天正在等待着自己的命运，用他们难以抑制的愤怒的目光，目送着刚刚死去的同胞”。

除鼠疫菌感染实验之外，卫生兵古都良雄在伯力审判的供述中提到曾在特设监狱中从事其他病菌实验的经历，“大约在1943年初，我奉第七三一部队第一部长官田部井命令，初次参加对该部队监狱内犯人作传染伤寒病的实验。我预先准备了1公升投有伤寒病菌的甜水，然后把这一公升甜水用普通水冲淡，就分给约50名中国犯人喝了，据我所记得的，他们都是战俘，其中只有几个人事先受过预防伤寒病的注射”。此外，还有队员提到狱中对女性被实验者进行过梅毒实验等恶行。关于特设监狱7栋内是否从事活体感染实验，原七三一部队的成员间的证言存在出入，这或因部队内部临时调整7栋、8栋的职能，对被关押者“就地”进行实验的缘故。

除病菌、病毒感染实验之外，据一些队员亲眼所见，特设监狱中还进行冻伤实验。如神谷实的证言中即提到，“冻伤实验后所有‘材料’（日军对被实验者的另一称呼——笔者注）的脚，最后仅剩下全黑的骨头。他们难以站立的样子极为痛苦”。仓员悟在伯力审判中的证词表明，冻伤实验经常在特别处置室中进行，“我初次看见用活人进行实验是在1940年12月间。这种实验是由第一部职员吉村科学工作员指明给我看的。这种实验是在监狱附设实验室中进行的。当我走进监狱附设实验室时，我看到一条长凳上坐着有5个受实验的中国人，其中有两个人已完全脱掉了手指，他们的手掌是乌黑的，而其余三个人的手上则露出骨头。虽然他们还有手指，但剩下的只是指骨。吉村对我说，他们这种情形是由于受过实验冻伤的结果”。德留一男提供更多关于这一残忍实验的细节：冻伤实验一般在7栋二层进行，遭受该实验的“马路大”一般比较“长生”，有的能活一年左右。

事实上，在残酷人体实验的折磨下，特设监狱中大多数被实验者很快死去。据森村诚一的推测，狱中被实验者保持约两日三人的死亡率。另据原队员小笠原明透露，该部队内部将活体实验称为“攻击”，每月40—60人被用于活体实验，被实验者少则三四日，多则10日，至多不超过两周就会被替换（死亡）。小笠原的说法与森村诚一推测的死亡率虽存在一些出入，但两者大体上比较吻合。

特设监狱中的被实验者不堪折磨，有选择自杀者，也有为争取基本人权而勇于反抗者。原队员们曾为狱中某个现象感到不可思议，即单人牢房之间相互建立通信联络网，牢房之间传递暗号，被实验者相互自我介绍，传播牢房内的情况。七三一部队海拉尔支队队员堀田镣太郎在伯力审判的供词中提到发生于1945年夏天的一起反抗行动。有特别班班员对此回忆道：当时在7栋二层有2、3个苏联“马路大”从牢房中跑至走廊上，部队附属宪兵进入监狱后将他们用手枪射杀，最后7栋中所有“马路大”皆被毒气杀死。被实验者何以能够从牢房中脱身？整栋楼内的被实验者为何全被毒杀？技师山内丰纪的笔供为我们提供更多被实验者反抗的细节，“石井部队特别班7栋二层禁闭的人曾经暴动，夺了警备员的武器，各室中国人都起来响应。石井四郎下令用毒瓦斯，把7栋的中国人全部杀死”。森村城一在《恶魔的饱食》中专门写有一章“争取做人——‘马路大’的暴动”，以此讴歌被实验者奋起反抗细菌部队暴行的斗争精神。

特设监狱里的被实验者中有不少被俘的抗联战士或从事情报工作的共产党员，他们的身份事实上为七三一部队队员所悉。德留一男经常躲过特别班看守的监视，与牢房中的被实验者悄声谈话。他的证言被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与郡司阳子的七三一部队成员证言集以匿名或假名形式收录，其中记载了他与一名被俘八路军干部关于中日战争局势走向的对话，这位被实验者坚定认为日军必将走向失败的结局。多年以后，德留一男为之感佩道：“‘马路大’对战争前景和结局的预见，真令我感叹不已。”“虽然是敌人，但对日本情况十分熟悉，给人以非常善于学习的印象。如此堂堂态度，令人感佩……‘马路大’是所谓的间谍或死刑犯。他们在7栋、8栋或安达（实验场）等地的从容态度，对我而言，不如说反映了面对死亡的勇气。”

三、七三一部队的溃退与对监狱的破坏

1945年8月9日凌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当日，七三一部队接到日本军部密令，要求销毁各类证物，包括杀害所有特设监狱中在押的被实验者。因战后原七三一部队成员证言多歧，故学界关于狱中被实验者最终遇害的情况亦多存争议。

通过梳理发现，至少有三位原队员曾参与或目睹七三一部队杀害狱中被实验者的暴行。越定男在回忆录中提到当时所见：“撤退工作中需要加紧的，就是处置‘马路大’。四方楼7、8栋里喷出氰化瓦斯，杀掉相当多的‘马路大’。我们的确发明出并不直接下手的杀人方法。即由‘马路大’两人相对，脖子用绳子绑住，中间插入木棍，彼此互相搅动。当然我们在旁边持枪监视。仅用二三分钟他们就亲手勒紧了自己的脖子。我们用此方法杀害了多数‘马路大’。”原少年队队员秋山浩（笔名）提到进入特设监狱后目睹的恐怖场景：“惨绝人寰的尸体在血泊中堆成一片。一望可知这些尸体都是经过痛苦挣扎后，才气绝身死的”，秋山听说，“为了让敌人找不到此处有监狱的证据，曾在早饭里放入氰酸钾，企图把这些‘马路大’全部毒死。可是，当时有一些人发觉情况不妙不肯吃，还活着的人便被用机枪从小窗口向里面扫射，有些未断气的，再用手枪打死”。战后，某个部队队员在证言中详述参与屠杀狱中被实验者的经历，使我们得以了解更多内情。8月10日晨，这名队员进入监狱后，迫使“马路大”用绳子挂在窗口铁栏上自缢。大部分“马路大”如此死去；但也有“马路大”对此拒绝，尤其是苏联人“马路大”激烈反抗。因撤退时间紧迫，队员喊来部队中的毒气专家，随即向7、8两栋中投入毒瓦斯，尚存活的“马路大”陆续倒下。即便如此，仍有幸存者从牢房逃至走廊上，最终被队员用手枪射杀。结合以上三人证言大体可知，至晚于8月10日早晨，特设监狱中关押的被实验者全部被害。七三一部队成员曾使用毒气意图将不愿自缢而死或勇于反抗的被实验者杀害，或因匆忙之际计量不确等原因，毒气未能达到将所有被实验者致死的效果，最终队员将仍存活者全部枪杀。

为了尽快毁尸灭迹，一些队员被允许进入特设监狱中搬运尸体。其中不少人至此方了解特设监狱的内部情况。如秋山浩发现牢房中“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被实验者竟将空烟盒用米浆黏在墙壁上代替挂钩，“我想到这里，他们当时那种不自由的生活，不由得就浮现在我的眼前了。这也许就是当时在许可他们的范围内，所能发挥最大的生活智慧吧！”他特别注意到某间牢房墙壁上留下的文字：

墙上用中文和俄文，密密麻麻地写着各式各样的字句。高木班的一个雇员，结结巴巴地一边念着给我们解释说：“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是天边？还是地狱？”“究竟要把我怎样！”“我诅咒折磨无辜者的日军，一定使它灭亡！”所有这些都是诅咒的怨言和怀念家乡的语句。

事实上，原队员中提到狱中壁书的，并非仅秋田浩一人。有队员发现，在被炸毁的特设监狱牢房残壁上，有被实验者涂写的反“满”抗日的标语口号。一些队员则声称看到用中文、俄文、朝鲜文乃至日文所写的壁书，“被实验者们用渗血的指甲印痕留下诅咒的话语：‘这里是人间地狱！’‘可有神灵啊，实在太疯狂了！’”森村诚一在《恶魔的饱食》中特别提到一名队员在7栋二层某间单人牢房中亲眼所见震撼的一幕：

在一面到处剥落的混凝土墙壁上，闪耀着变为红黑色的字。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一个字的大小约二十厘米四方，一眼可知是血书。这是被关押的中国共产党员饱含对侵略祖国者的憎恶与对党的无限热爱而用自身鲜血书写的吧？是他用涂血的手掌拼尽全力，躲过看守目光，用一夜时间写上去的吧。

森村诚一的这段文字是有所依据的。越定男从同僚处听说，在最后爆破特设监狱时，也见到在单人牢房墙壁上用鲜血写成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由此感慨“马路大”临死之际仍怀抱着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为信仰殉难之心。无独有偶，教育部成员篠原鹤男在进入7栋或8栋12号牢房后也见到令其“终身难忘”的血字：

因为血还未变黑，应是写后不久。字写得很有力道，写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胜……”这是在临死之际咬破手指而写的吗？那个时候所见到的血字，我一生难以忘记。至今仍铭记在我心中。

从篠原的此段描述中可知，这名被实验者应是一名国民党员。而另一位队员“岛田”在接受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原馆长韩晓访谈时，也提到他在7栋二层某间牢房中见到过“打倒日本军国主义！”之类标语，他推测这段标语是刚写完不久的，因为“墙根上半卧着一具尸体，他的右手五指全磨秃了，还滴答着血”。1944年末，哈尔滨宪兵队在所谓“忧国工作”中抓捕一批国民党情报人员，其中或有被“特别移送”至七三一部队者。这些证言表明，在特设监狱牢房“秘密麻麻写着各式各样字句”的墙壁上，确实留有国共两党在内的抗日爱国志士就义前的血书，见证他们至死不屈、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

关于全体被关押的“马路大”遭到杀害之后，七三一部队对其尸体的处理情况，说法比较统一。如小笠原明的证言：“我想，进入7、8栋的时候大概在8月10日左右。将‘马路大’，即牺牲者的尸体从各房间中拉出，拖往中庭，在挖好的洞穴中一层层堆积后烧掉”。据另一位原少年队队员“佐藤”的回忆，8月10日晨他与其他少年队队员一起奉命到特设监狱去往外拖“马路大”尸体。因部队撤退之际内部慌乱不堪，且10日至12日上午持续下雨，毁尸灭迹的工作进展缓慢。不少原队员证实，直至12日中午，四方楼中庭被实验者尸体的焚烧作业方告完成。

在搬运、焚烧被实验者尸体的同时，一些队员开始参与对特设监狱的破坏工作，主要是在牢房中安设炸药，然而难度很大。据秋山浩回忆：“这里的墙壁完全是用最坚固的特殊混凝土浇灌成的。尽管使用的锥子和锤子都是钢作的，也很难砸进去。我对准一处凿了一个多小时，好容易才凿出一个只能放进手指尖那么大一个小孔，又从外面拿来电钻试探，结果仍无济于事。”一些队员的证言也反映，因特设监狱建筑体异常牢固，七三一部队对其破坏工作并非一举完成的。

关东军首先调派独立混成第一三一旅团所属工兵队受命爆破七三一部队本部诸设施。据该工兵队队长石原勇的证言，特设监狱是石井四郎指定的重点爆破对象，“部队长石井四郎军医中将直接指示要求一开始就炸毁关押用于人体实验犯人的特设监狱”。工兵队接受爆破命令时已过8月10日正午，2个小队约60人分乘8辆卡车，装载40顿炸药至七三一部队本部。石井四郎站在本部大楼屋顶上向石原指明特设监狱的位置，称“要使监狱不留任何形迹”。工兵队陆续爆破监狱、实验楼、保管装有鼠疫菌、霍乱菌储存罐的仓库等，工兵队的作业一直持续至12日早晨。

或因爆破工作难度过大，不久直属关东军司令官的爆破工作队第九八〇部队亦被派至参与其中。据该部队士兵渡边不多也的证言，8月11日上午约10时，他与队员三四十人接到紧急集合的命令，要求携带炸药出发。当该部队抵达七三一部队本部时，渡边已听到炸药引发的爆炸声，他和其他队员继而分头对各种实验室等设施进行爆破工作。至13日中午，这支部队在最后破坏钢筋混凝土造的锅炉室之后方徒步撤离爆破现场。渡边不多也在证言中并未提到爆破的实际效果。事实上，尽管工兵队将安设于四方楼内部的炸药点火引爆，然而仅“墙壁有裂缝处炸开洞口”。

近年来，清水英男作为仍在世的原七三一部队少年队队员，其证言引起研究者们的重视，也为我们了解特设监狱被爆破的情况提供了新的线索。据清水英男所述，8月12日上午他将四方楼中庭中被焚化的20—30名被实验者遗骨装入麻袋后投入流经哈尔滨的松花江中。当日下午，他和其他队员将炸药运入特设监狱中。清水英男继而提到爆破特设监狱的细节，“同期4人将拔掉信管的炸弹运入‘马路大’小屋，工兵队一爆破，碎片甚而飞散至躲藏于锅炉室后的清水之处。之后才明白，自己也成了销毁证据的同伙”。从清水的证言中可知，12日下午特设监狱的建筑体在工兵队爆破下受到较大损坏。与之相应的是铃木进的证言，当时他听到猛烈的巨响，随后发现7、8两栋“全部被炸飞了”。

14日晨，残留于七三一部队本部的队员陆续向通化方向撤退。或因七三一部队对特设监狱，尤其是地下设施的爆破仍不彻底，并未达到石井四郎所要求的“不留任何形迹”，据日本学者常石敬一之说，“结果（该部队）用卡车运入大量50公斤重的炸弹，最终将之破坏，湮灭证据。为使监狱的存在成为秘密，这些作业并不依靠部队内部的工兵队，仅由知晓其存在的部队队员进行”。另据小笠原明的证言，“对被称为7栋、8栋的那两座建筑物，投入细菌特攻队队员20人，搬运由飞机从空中投掷用的1吨炸弹，然后他们埋设好那1吨的炸弹，把七三一部队的7栋8栋炸毁。他十分肯定地说爆炸工作是在8月14日白天进行的”。事实上，小笠原13日已撤退，他的证言系来自其他队员的说法，然而与常石敬一的说法并无大的出入。

在日本正式宣告战败的前夜，即8月14日傍晚左右，七三一部队残留队员受日本军部或关东军的命令将本部彻底爆破。从哈尔滨电影发行公司摄影师王之堃1956年4—5月期间拍摄关于七三一部队本部遗址的影片中可见，当时遗址大致保留七三一部队最后撤退时的样貌，在特设监狱原址仅残留一些砖体结构与地基，人们已很难辨识出那里曾建有两座监狱。

结　　语

七三一本部特设监狱的存在，作为原七三一部队队员口中的绝秘事项，在伯力审判中被川岛清等日本战犯亲口证实。特设监狱包括7栋和8栋两栋建筑。7栋一般关押尚健康的被实验者，在其特别处置室内进行冻伤实验等非感染性的人体实验。8栋一般关押已被感染病菌或病毒的被实验者，内设解剖室。原队员证言与考古发掘报告均表明，特设监狱建有地下设施，或用于一些恶性传染病的感染实验。从特设监狱内部构造及其职能中可见，该部队从事人体实验具有严密的计划性。

从原部队成员的证言中可明确的是，特设监狱中关押的被实验者除成年男子之外，还包括妇女、老人、儿童。特别班对监狱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被关押者基本没有从中脱逃的可能性。至迟于8月10日晨，特设监狱中所有在押的被实验者或被迫自缢，或遭毒杀、枪杀，残留队员对其焚尸灭迹工作一直延续至12日中午。为了掩盖人体实验的罪行，特设监狱成为七三一部队撤退之际首要破坏的对象。关东军至少派出两支工兵队对四方楼及特设监狱进行爆破，现今仍可从8栋地下遗迹中发现当时猛烈爆破后残留的痕迹。从12月下午至14日傍晚，特设监狱受到持续爆破，最终化为废墟。

七三一部队特设监狱遗址是反映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暴行的典型物证，森村诚一在《恶魔的饱食》第三部中专门提到其对于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所犯战争暴行的象征意义，“如果读者有机会访问平房这一地方，请站立在特设监狱的遗址上。请仔细感受在这片土地上所承载的‘马路大’——牺牲者们的无限怨恨，以及战争与和平的落差。如果说日本人曾在‘满洲’建有纪念碑，这里就是赎罪的十字架”。今天，对七三一部队特设监狱遗址的考古发掘也已证实，如同十字架般的地下通道将特设监狱与四方楼连结，被实验者在夜幕中从哈尔滨市内被带至地下通道入口，随后被秘密押入两座监狱中。被实验者在狱中不堪身心折磨，为争取基本人权而奋勇抗争，一些爱国志士以壁中血书的形式表达中华民族终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念，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谱写了壮丽的悲歌。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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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