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萌:村冈典嗣的日本思想史学理论方法与历史认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 次 更新时间:2021-02-13 01: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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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萌  

   摘要:村冈典嗣是近代“日本思想史”学科的创立者与重要先驱,在同时代史家中尤为重视思想史学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建设。近年,伴随着日本学界反思近代学术的潮流、村冈遗稿的整理公开、相关西方理论著作的翻译引进,长期沉寂的村冈研究不断升温。村冈借鉴伯克文献学与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哲学,试图将新生的日本思想史学打造为一门近代科学。村冈深受近代德国人文学风,特别是浪漫主义、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对前人理论的继承、扬弃乃至误用中,他形成了自身具有本质论、性格论特色的治史路径和历史认识方式。其思路与方法是20世纪乃至今日日本思想史学的重要源泉。

   关键词:村冈典嗣;思想史学;日本思想史;近代思想

   作者简介:王萌,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村冈典嗣(1884-1946)是与津田左右吉、和辻哲郎齐名的日本思想史学三大先驱之一。其思想史学研究以江户时代的国学、神道为重点,对上古至近代的日本思想皆有涉猎,也兼从事古希腊哲学、基督教思想、德国历史哲学研究。相较于同时代其他史家,村冈尤为注重日本思想史学的学科体系建设与理论方法的探索,做出了诸多开创性贡献。他也由此成长为“日本思想史”学科的创立者。1911年,村冈出版了自己的首部专著《本居宣长》。该书综合运用德国伯克(A.Boeckh 1785-1867)文献学与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学说,被认为是近代第一部日本思想史的“科学的著述”,“向日本思想史学界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1924年,日本东北大学法文学部文化史第一讲座首创“日本思想史”专业,村冈担任第一代教授直至1946年退休。期间他又兼职于东京大学、九州大学等院校,其课程与论著对丸山真男、家永三郎等战后日本思想史学界的领军人物都产生了重要启发。

   村冈史学在二战后初期尚有较大影响。家永三郎在40年代发表的《日本思想史学的过去与将来》一文将村冈与津田并称为日本思想史学的两大先驱,该论文至今仍是村冈研究的经典。此后由于种种原因,关于村冈的研究陷入沉寂长达半个世纪之久。20世纪末,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日本学界展开了对于近代日本学术成立与民族国家构建之间关系的批判性审视。2003年,日本思想史学两大重要刊物《日本思想史学》与《季刊日本思想史》皆以“津田·村冈·和辻”为主题刊登了特集,重新提起了村冈一代先驱。研究者们旨在指出,尽管出于对战前意识形态的避讳和开辟新研究方向的要求,战后史家试图与村冈一代划清界限,但他们在将“日本思想”视为自明的前提、以西洋近代为基准赋予价值的思考方式上,无疑与村冈一代是一脉相承的。以此为契机,村冈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近十年间,在著作再版、遗稿整理公开、年谱传记编写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对村冈及其史学展开全面研究的条件已经成熟。有研究者认为“村冈典嗣的”‘文艺复兴’正在到来。”

   村冈与津田、和辻同样生长于明治时代。以西方学术为模范,将日本传统学问打造为一门近代学科,由此对日本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科学地”研究,从而探求日本自身走向近代化的内在动力,是村冈建设日本思想史学科的基本问题意识。具体到村冈思想形成的19、20世纪之交,随着日本政府与学术机构的全面德国化,社会思潮也发生着由启蒙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转变。知识青年的价值观从追求建功立业转向关注个人的内心世界。远离政治、反对道学说教是村冈从事研究的一贯态度。试图从精神层面入手,探寻个体固有的本质与个性是村冈思想史学的内在思路和研究目的。

   村冈最显著的学术特色与贡献在于他为新生的日本思想史学科构建起了最初的学科理论与研究法体系。其基本理念在《本居宣长》中已经有了相当清晰的体现,在进入日本东北大学后基本定型。按照他的构想,日本思想史学科的建立,是“作为文献学的国学在历史的文化学上的完成”。这是一个借助近代德国人文学说,从日本传统国学出发,由所谓“文献学的阶段”发展为“史学的阶段”的过程。伯克文献学与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学说分别为这两个阶段提供着理论支持。两种理论间存在着一定跳跃与矛盾之处,但二者又同样是近代德国学风的产物,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在对其进行继承、扬弃乃至误用的基础上,村冈偏重精神性并具有理想化色彩的理论方法与历史认识得以形成。这不仅为当时的日本思想史研究开辟了新方向,也具有历史研究普遍方法论的意义,亚待进一步考察和辨析。

   一、“文献学(Philologie)的阶段”

   村冈所构建的日本思想史学理论的第一步,是借助伯克文献学改造国学,充实其研究目的,将其方法科学化。伯克被誉为近代文献学的集大成者,也是著名的古希腊历史研究家。一般认为,“伯克最大的功绩,是使古典文献学变成历史科学”。相关论说由其学生整理为《文献学诸学问的百科全书及方法论》一书,被奉为文献学的“圣经”。他发扬了近代德国文献学开创者沃尔夫(F. A.Wolf 1759-1824)的研究方法,在思想上则师承哲学家、解释学先驱施莱尔马赫(F. Sehleiermaeher 1768-1834)。其内在思路又对狄尔泰(W.Dilthey 1833-1911)的历史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具有历史性的人类精神进行体验、理解与诊释是他们共有的理念。村冈对伯克文献学的旨趣、概念等也有着深刻认同,自《本居宣长》起,就对其进行了忠实介绍。在村冈看来,日本思想史学的本质,应当首先从以伯克学说为代表的德国文献学中求得。

   (一)文献学的理念与本质

   村冈本身在文献学上的造诣并不深厚。据其师波多野精一的回忆:“因为村冈很早就放弃了在西洋古典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一般方面仅有奥格斯特·伯克的‘百科全书’进行了精读。然而他对于19世纪西洋古典文献学的精神却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波多野所说的精神,即是作为村冈毕生学术关键词的“爱智慧”的“哲学精神”。村冈也将这种求真精神视为学术乃至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并将其与理想、健全的人类精神相联系。在他看来,伯克文献学的根本精神正在于此。

   伯克意义上的这门学问,即Philologie译为“文献学”并不准确。伯克反对当时盛行的将文献学视为古典学(Alterthumsstudium)或语言学(Sprachstudium)的观点。在他看来,二者都不符合Philologie一词在古希腊的词源Philologos,即“爱logos”。西方古典文献学将logos视为“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精神,进而是作为‘idea的人类’,即理想的人类形象。”伯克对于自己的Philologie的定义便是“对由人类精神所产出的东西,即对被认识的东西进行认识”。伯克认为这一宏大的目标是由“爱logos”的精神保证的。其与“哲学”的“爱sophia”,即对智慧的不断追求是同样的。村冈对此进行了如实介绍,并也倾向于直接使用“Philologie”而非“文献学”。

   进一步,伯克文献学的根本理念,是被视为其口号的“对被认识的东西进行认识”(Erkennentniss des Erkannten)。换言之,即“再认识”或“再创造”。伯克表示,与文献学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学科是历史学与哲学,从其与二者的区别中可以看出文献学的本质。对此村冈进行了这样的概括:一方面“Philologie的目的不是描述发生的事,即不是编纂历史。……史学史成为了Philologie的任务。”同理,“历史哲学是哲学,而哲学史是文献学。”由此,村冈对伯克文献学的本质做出了总结:“Philologie在作为再认识的性质上,归根到底与作为主观的‘创造’不同,应当是客观的‘再创造’。”

   村冈所试图建立的思想史也是一门与史学史、哲学史类似的“再认识”的学问。但通过与伯克著作进行对比可以看到,二者的重心并不相同。伯克将“再创造”上升到终极的层面,认为这是“创造”之上的能力。他将文献学视为理解的源头、所有学问的前提,走上了通往解释学的道路。与之相对,村冈则认为“再创造”以原型为基础,是更为客观的,将文献学描述为一门重在客观真实的学问。

   (二)批判与解释:思想史的研究法

   “解释”与“批判”是伯克文献学理论的两大有机组成部分。村冈借用这一理论,论述了从批判、考证到解释、了解的思想史具体研究法。

   村冈表示,所谓批判、考证“是对所给与的资料作为部分或全体的真伪、时代、场所、著者等问题进行论述,阐明其作为资料的性质,确定其作为资料的意义。”其具体操作又分为“语法的批判”“校订”“证明真伪”“建立顺序”四个阶段。尽管非常重视研究法,但村冈始终反对将方法当作研究目的,认为“特别是在以内容和意义为主题的思想史研究中,单纯的考证可以说几乎没有存在的理由。”他也将日本文史领域的传统学风批判为“训诂注释主义的抬买’、“末梢的倾向”。

   接着,“研究的第二阶段,是对通过批判确定了性质的材料,进行各个的、联系起来的正确解释”。而解释又分为两个阶段。客观阶段包括根据语法的“释义”,和根据场合的“释事”。而以认识思想为目的的主观阶段被称为“了解”。村冈表示“在思想史的视角上,‘了解’是最为重要的。”然而“了解”给了作者很大主观余地,这需要重新结合客观的释义、释事加以制约。更进一步,就到达了村冈的“史学的阶段”。在村冈看来“文献学的了解最终应当归于历史学的解释。这归根到底是由于文献学在本质上应当是历史的文化学。历史的构成正是了解的扩充和展开。”至此“文献学的阶段”也基本达到了其目的。

   尽管也谈到了整体与部分、主观与客观相互补充和制约的关系,但相对于伯克的“解释学的循环”,村冈所论整体来看仍是一套发展递进的方法。村冈表示“伯克认为解释是关于对象本身的研究,批判是阐明对象与他者的关系,批判必须以解释为前提……然而事实上,对于一个文献的解释,其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是被决定了的。在这种意义上,必须先论批判。”与前述对于“再创造”客观性的强调同样,在村冈这里,文献学的意义主要仍在于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它甚至不足以单独形成史学。而在伯克看来,解释学的循环正是人们认识事物本质的正确方法。由此,人们可以对于所有事物向着一点溯源,为之赋予关系。他表示“为了通过一个理念将所有事物贯通起来,文献学必须在学术上得以形成。”处于同一学风影响下的村冈对于这种向着一个中心溯源的思路本身是深刻认同的。在“史学的阶段”,村冈试图借用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学说,对史实进行所谓本质的选择,由此构建一种朝着某种最终理想行进的思想史。

   (三)从国学到文献学

   在村冈看来,宣长国学和伯克文献学是相通的。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村冈认为“宣长学是以形式上的语言学研究为前提,对古典进行内容上的研究。在这种体系上,又特别将创造与再创造、认识与再认识明确区分开来,并将后者彻底化,这最能够与伯克的Philologie相比拟。”在学术态度和精神上,村冈认为宣长不盲从前人学说、力求客观实证“爱真理、追求真理……他的学问在本质上应当是文献学的根本理由正在于此。”由此他表示‘我国的古学或国学在其学术性质上与Philologie完全相同。……日本思想史应当从作为文献学的国学及其补充中求得实际的指向。”

   不过,宣长学在发展程度上毕竟不及近代学术。如缺乏考古与科学知识、局限于古代、未能以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待日本思想等,都是村冈已指出的问题。不仅如此,宣长学还有着崇信古道的一面。村冈指出,“这是将‘被认识的东西’几乎无批判地当作‘被承认的信念’。”由此他提出了宣长学是文献学的“变态(Metamorphose)”的论断。

村冈所论归根到底是其自身心目中的国学与文献学。他对于二者进行了何种继承与扬弃,在实际研究中如何处理自己所构建的这种理论成为了需要探讨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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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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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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