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以工业革命为主要推动力，导致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变的过程。“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世界性潮流和趋势。现代化既发生在欧美国家的崛起并影响支配全球的多重创新和变革中，也存在于后发国家追赶先发国家科技水平和“发展模式”的过程中。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经历了三次大的浪潮：第一是从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叶。18世纪60年代瓦特蒸汽机、哈格里夫斯纺纱机等技术的发明，为英国工业生产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工具。用机器操作代替手工劳动、用机器制造机器，并逐渐被广泛应用于采矿、冶金、磨面、制造和交通运输等各行各业，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标志。至19世纪中叶，工业化从英国发端，进而向法国、美国、德国、比利时等欧美国家传导和扩散，从而推动了世界现代化第一次浪潮的形成。第二次是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发表与“太阳中心说”的创立，引发了天文学革命。维萨留斯、塞尔维特和哈维等人提出的血液循环理论，打破了传统神学的束缚，带来了医学革命。电磁学理论、生物进化论及时空相对论等科学成就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电力、电灯、电话、内燃机、汽车、轮船等的发明，化学工业的建立和钢铁工业的变革，使经济结构得到调整、经济增长与市场扩大、城市化进程加快，工业化向更高的层次、更广的领域拓展。第三次是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末。电子计算机、原子能、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等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第三次现代化浪潮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美国已经成为第三次现代化浪潮的中心，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相继进入现代化的高级阶段，拉美国家正在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大批欠发达国家被卷入工业化过程，所有国家都落在不同阶段的现代化坐标上。在全球史视野下，现代化在不同的国家、民族或地区表现出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模式，比如欧美模式、苏联模式、拉美模式、东亚模式和中国式现代化等。因此研究现代化，“‘不同模式’是研究的核心”。

一、现代化发展的不同模式

何谓“模式”？一般指某种事物在成型后的标准样式。“模式是事物表现的一般方式，它广泛存在于重复、稳定出现的现象中，能够预测现象的变化并作为证据支持因果关系。”“模式”可以指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也可以指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内部某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

关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学界主要有六种分类方式：第一，C.E.布莱克将世界17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程度与方式划分为七类，即“英法模式、英法模式的衍生国模式、欧洲其他国家模式、拉美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基本自主进行现代化发展的国家模式、亚洲和北非等独立国家、南部非洲和大洋洲等独立地区和附属地区的现代化模式”。第二，巴林顿·摩尔提出了通向现代政治社会的三条现代化道路，即“英国—美国的自由民主道路、德国—日本的法西斯道路和俄国—中国的农民革命道路”。第三，亨廷顿提出了现代化的三种模式，即欧洲大陆模式、英国模式和美国模式。第四，罗荣渠将世界现代化归纳为“内源型（性）”和“外源型（性）”两种发展类型。前者以西欧为典型，后者则以东亚为代表。第五，法国学者罗贝尔·博维提出资本主义并存的“四种模式”：“第一种是市场引导型资本主义，即英国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第二种是以法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这是国家官僚发挥作用的资本主义。”“第三种是斯堪的纳维亚式资本主义，即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和奥地利等国家的资本主义。”第四种是日本的资本主义，即政府、企业和劳工之间存在独特特征的“合作体制”经济模式。第六，李剑鸣将世界现代化进程分为“自发型”和“自觉型”两种类型。可见，现代化模式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概念，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分类。

本文突破意识形态或工业主义倾向，引入非线性观点或跨学科视角，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模式”与差异、进步与悖论、普遍规律与地域特征进行深入研究，目的在于从宏观角度揭示以国家或地区为单元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历史共性”和发展经验。由此可将世界现代化划分为五种主要类别：

1.欧美模式

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表明，不同国家因为自然环境条件、政治制度体系、历史文化传统等不同，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不同，所以选择的现代化道路也不尽相同。即使在资本、资本逻辑或资本主义主导下率先步入现代社会的国家和地区，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因此，“笼统用‘西方式现代化’或‘西方现代化’将这些国家一勺烩，是否又过于简单化、标签化。其一，日本、韩国是东方国家，把它们归类于‘西方’过于武断，并不准确。其二，虽然突出了‘西方式现代化’资本主义制度的同质化、普遍性和一般性，却遮蔽了‘西方’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差异化、特殊性和个别性。其三，‘西方式现代化’在意识形态语境中，是否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因此，用“欧美现代化”一词更为客观、中立，更有利于中西之间的相互审视，更有利于学术研究。

在世界众多现代化模式中，欧美模式是最为著名的模式，又可被细分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和北欧模式。

（1）“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主要指以英美为代表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一模式起源于英国，后来在美国得到发扬演绎，通常还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新西兰等英语国家。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原发式现代化的国家，率先通过工业革命，确立了保护私有产权制度及自由主义原则，建立了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较少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开启了人类现代化历史。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理性化、民主化、自由化、福利化等一度成为推进现代化的典型内涵，与此同时“盎格鲁-撒克逊”殖民体系也长驱直入到直布罗陀海峡、马耳他岛、塞浦路斯岛、埃及、苏伊士运河、印度、锡兰、马来亚、新加坡、中国香港、好望角等各地。

不过，英国率先实现工业化后，却“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18—19世纪，英国把自由贸易吹得天花乱坠，从而使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落入了英国编织的陷阱。美国没有上当受骗，对外通过关税法保护本国制造业，与英国工业展开竞争；对内则强调激活内部活力、提高国内市场的“内循环”和效率。美国正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采用新技术、新设备，通过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腾飞。美国第25任总统威廉·麦金利后来说：“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农业国；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矿产国；我们也成了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这一切都缘于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的关税保护政策。”

美国抓住科技革命的“机会窗口”，借鉴英、法、德等国的经验，很快进入新技术体系，开辟新技术轨道，制定新技术标准，摇身一变成为新技术革命的领导者。美国工业化的成功经验在于，“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内需为主导的工业化模式；以结构转型为目标和抓住高端产业；以技术创新和资本生产率为立国之本；一个不受约束的、没有内部分割的国内市场；城乡协调发展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形成了比较协调和相互促进的关系；注重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良好基础等”。

（2）“莱茵模式”主要指以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阿尔贝尔将莱茵河流域的德国、法国、瑞士、荷兰等国所奉行的市场经济模式，称为“莱茵模式”。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欧洲表面上发明创新与“奢侈品”层出不穷，暗地里英法两国之间却展开了残酷激烈的贸易战和技术战。法国在18世纪试图通过工业间谍的方式从英国吸收技术。相比之下，英国则是通过对法国技术的仿制与改进，实现了自身的技术升级。最终，拥有先进制造业技术的英国在1786年英法商业协定对自由贸易的保护下所向披靡，远远将法国抛在身后。

1786年法国与英国签订《伊甸条约》，双方承诺互相开放市场，实现平等的自由贸易。结果法国开放了棉纺织品市场，而英国拒绝开放丝绸品市场。这种不平等的“自由贸易”，导致法国的棉纺织业几乎完全崩溃，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农民破产，从而引爆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在拿破仑执政期间，颁布了著名的“大陆封锁令”，核心就是全欧洲所有的陆地国家都不允许进口英国的货物，他要用陆地的力量征服海洋。大陆封锁令短期内成效显著，英国的出口量急剧下降，制造业遭受沉重打击。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封锁令的持续实施，法国的生产能力有限，导致欧洲大陆各国物价飞涨，民生困苦，加剧了社会不稳定。“大陆封锁令”犹如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既对准了敌人的心脏，也在不知不觉中割伤了拿破仑自己。鉴于历史的惨痛教训，法国的现代化道路呈现出鲜明的国家主义特征，政府始终扮演经济主导者角色。这种“强国家—弱社会”的现代化路径，既体现了启蒙思想中的理性主义传统，也在全球化时代遭遇民主参与不足、社会整合困难等结构性矛盾。

德国的现代化是在英法两国工业化的强大冲击下被迫起步的，军国主义直接推动着19世纪后半期德国工业化的高涨。到20世纪初，德国煤、铁、钢的产量和铁路的长度已超过英国、法国，机械制造更是独占鳌头，一跃成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国民经济的军事化，工业体系的垄断化，军工技术的科技化，使德国成为战争的温床。“二战”德国战败，历史将这片土地“拆分”为东德、西德。以马歇尔计划为核心的战后重建战略，使西德迅速在经济上复兴。以德国为例，“莱茵模式”可被分为社会市场经济的初步形成（1948—1966）、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1966—1982）、政府由全面干预转向减少干预（1982—2000）、自我调整（2000年至今）四个阶段。“‘莱茵模式’历经6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国家普遍采用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这一模式试图寻求市场自由和社会公平、市场竞争与国家规范的有效平衡和适当配合”。

（3）北欧模式是指以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为代表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是北欧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方面采用混合经济体制，将私有制和国有制相结合，国有企业控制交通、能源等关键领域，同时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共同推动经济增长。社会方面建立高福利保障网，国家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福利，涵盖生育、儿童、教育、就业、工伤、失业、养老、住房、医疗、丧葬等各方面。北欧国家的发展基于市场经济，把强化社会保障与鼓励市场发展的政策导向结合起来。北欧国家主张公民有权平等分享公共服务，通过税收调节和再分配机制实现社会公平，公民可以通过工会、政党、地方议会等多种渠道参与政策制定，分享广泛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经济比较发达、政治相对稳定、社会保障优越的北欧，已经成为“神话般的存在”。

进入21世纪，北欧模式面临经济、社会、政治的全面挑战，北欧各国在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税收政策、养老金制度、医疗与教育等方面都做出了调整与改革，瑞典、芬兰甚至放弃了中立政策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意味着“北欧神话”的终结。“北欧国家激进援乌已经改变了它们二战后坚守和平底线的形象，而这对其软实力的侵蚀则是不可低估的。”

2.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一般是指由列宁开创、斯大林奠基的苏联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总和。“从1928年到1941年，苏联先后进行了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文化教育领域也取得较大进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强国，跻身于工业化国家行列，为后来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2016年出版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肯定了斯大林模式在打败法西斯方面取得的巨大历史性成就。教科书指出：‘仅仅在10年之内苏联就奠定了成为工业强国的基础，在世界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下保证国家有了巨大国防生产能力。在经济生产规模方面苏联稳稳地占据世界第二位。’”鼎盛时期的苏联是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其经济总量接近美国的70%，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航空航天事业领先于美国，水泥、钢铁、石油等部分工业品的产量甚至超过了美国。冷战期间，苏联及其东欧盟国成立华沙条约军事同盟，与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峙，对全球政治和军事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苏联模式有三个重要特征：在政治体制方面，宪法规定其国体为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代表大会制、苏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绝对领导地位，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经济体制方面，实行单一的公有制，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指令性计划体制，行政命令体制，推行以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模式。“对经济发展比例失调，生产的效益，产品的质量，人民的生活福利等问题则忽视不顾。这造成苏联经济发展畸形，表面成绩惊人，内在问题严重。”在思想文化体制方面，用行政干预的手段管理思想文化工作，意识形态工作缺乏立法，舆论高度统一，具有文化专制主义的浓厚色彩。“为了实现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苏联模式在斯大林时期通过政治‘大清洗’和意识形态控制，建立起与‘法治’相悖的‘人治’型监控和镇压体系。”

然而，盛极而衰的悲剧悄然降临。1991年12月25日，苏联这个曾经在世界舞台上叱咤风云的超级大国轰然崩塌，标志着苏联模式现代化的失败。“纵观苏联74年的历史，有过两次模式更换（由军事共产主义转换成新经济政策，再由新经济政策转换成斯大林模式）和三次改革。最成功的一次改革是列宁主持的由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它在理论上打破了传统的废除市场关系的社会主义理论，决定在不施加暴力的情况下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从恢复农业着手，以恢复和发展农业带动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它也存在致命的缺陷，即没有能够触动政治体制。”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复杂，但其根源在于经济体制的改革缺乏政治体制的保护，“个人独裁”导致一句话就可以中断新经济政策，埋下了葬送苏共和苏联的历史伏笔。

3.东亚模式

东亚模式主要指与欧美模式不同的后发现代化的一种新模式，主要有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香港等。东亚模式是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下的外向型发展的经济模式，其特点表现在四方面：政治方面，实行集权主义和精英治理，以提高政府决策的质量和效率，推动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和进步；经济方面，倡导经济优先主义，政府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干预政策，如韩国与新加坡就是通过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产业政策与规划等引导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在出口导向上，政府制定了土地、农业、工业、劳工等政策，鼓励外向型经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充分利用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和国际市场的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文化方面，儒家文化圈历史上就很重视教育，经济起飞后更加大了对教育和科技的投入，培养了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和专业人才。“正如国外有些学者所指出的，英国和美国分别花了58年和47年的时间才使其人均产值翻了一番，而日本做到这一点用了33年时间，韩国用了11年。80年代，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紧跟其后，其中印尼只用了17年。世界银行1993年宣布，东亚经济区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增长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传统理念是依靠“无形之手”发展经济，政府不干预或少干预经济，“日本政府却公然以‘市场失败论’作为理论依据，将政府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干预发挥到了极限，几乎达到‘政府主导型’的水平”。总之，东亚国家和地区仅用30多年就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东亚奇迹”，其经验可被总结为“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

4.拉美模式

拉美模式主要指阿根廷、墨西哥、巴西、智利、秘鲁、委内瑞拉等拉美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模式。拉美模式现代化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一为1930年至1950年，开始推行初级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拉美国家逐渐建立了纺织厂、食品加工厂、制鞋厂等，基本形成了本国的非耐用消费品工业体系。二为1950年至1982年，进口替代战略在拉美国家全面铺开，工业品自给率大幅度上升。巴西、墨西哥等国在汽车、机械制造、化工等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部分产品不仅能满足国内需求，还出口到其他国家。三为1982年至1999年，拉美模式现代化陷入“失去的十年”。1982年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外债，拉响了拉美国家债务危机的导火索。随后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和智利等国的债务危机相继爆发，纷纷宣布终止或推迟偿还外债。到1998年，拉美各国失业率升至7.9%，公共部门财政收支状况更为恶化，流入的资本总额不断减少。总体来看，拉美模式现代化虽然取得了国内市场扩大、出口经济繁荣、城市化进程加快等成绩，但同时带来了现代化发展不均衡、利益分享不均等矛盾。“直到今天，拉美仍没有摆脱‘边缘’地位，拉美的现代化在许多方面甚至是失败的。”

5.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石，以中华文明为精神滋养，在不断探索中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实践路径。概括而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者，其所具有的信仰坚定、创新精神、纠错能力和战略谋划等优势能够确保中国现代化建设得以长期、稳定、可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通过研究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发现，迟至1750年，世界经济中心还在亚洲，还在中国。而此后欧洲创造力突然爆发的原因是什么？彭慕兰认为：“1750年以后最佳技术的加速传播和新的发明创造的爆发，都应该归诸玛格丽特·雅各布和其他人认为在1750年前的150年中形成的‘科学文化’要素，特别是在英格兰，这些要素包括：越来越强的读写能力和印刷术，科学社团的发展，比较容易听懂的公开演讲等等。”更深层的原因则“源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学革命等各种变革，成就了西欧的近代霸权，造成了历史发展的不对等。这种不对等体现在发展、观念、认知等方面”。

如果将现代化放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加以考察，可以发现其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第一，现代化是一种历史发展过程。首先，科学技术是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工业革命以来，蒸汽机、电力、信息技术等科学技术的突破推动了生产力跃升，有力证明了马克思科技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的论断，其创新不仅重塑了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更深刻地改变了现代化的生产关系。其次，工业主义以机械化生产、技术进步和规模化经济为特征，直接推动了社会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型，深度影响着人类社会系统各个领域的发展演进。

第二，现代化是一种时代发展趋势。从经济层面看，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从政治层面看，现代化表现为民主化、法治化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文化层面看，现代化体现为理性化、科学化和多元化。现代化无疑是一种不可阻挡的时代发展趋势，促使一个又一个国家投身现代化浪潮，改变传统社会结构与经济模式，成为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三，现代化是一种人类进化文明。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而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过程，两者互相促进，相互推动。现代化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自我实现提供了机会和选择，人的现代化又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繁荣。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这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

第四，现代化是一种社会发展进步。世界现代化虽然呈现出多种模式，但其核心仍是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演进的过程，没有终点。现代化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系统工程，各领域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现代化是一个全球性的潮流，各国之间的现代化实践相互影响、相互借鉴。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存在着不同类型、不同阶段，不平衡发展导致多数国家的现代化探索都经历了或多或少的失误和挫折，即使是在现代化较为成功的欧美国家，也存在“两副面孔：文明与野蛮、‘普世价值’与帝国霸权的吊诡”。资本主义现代化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然而“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二、现代化理论的“祛魅”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在政治上推行“杜鲁门主义”，经济上实施“马歇尔计划”，军事上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众所皆知，其目的是要“遏制共产主义”，确立美国在世界的霸主地位。苏联也不甘示弱，成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华沙条约组织等与美国对抗，标志着冷战全面拉开帷幕。美苏激烈竞争的终结目标是要主导战后国际秩序和广大的第三世界。20世纪50年代，美国先后建立了以非洲、中国、日本、朝鲜及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专题委员会，来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美国学者着手构建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理论，美国外交政策的“智库”也将关注重点转到“构建一套对任何地区、任何民族的人民都具有足够吸引力的理论来替代共产主义学说。现代化理论应运而生”。20世纪50至60年代，美国学者相继开展了现代化研究，并出版了一批有着广泛影响力的著作，如帕森斯《社会系统》（The Social System，1951）、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A Non-Communist Manifesto，1960）、列维《现代化与社会结构》（Modern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eties，1966）、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1966）、艾森斯塔特《现代化：抗拒与变迁》（Modernization：Protest and Change，1966）、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1968）等。由此，经典现代化理论基本形成。

1.经典现代化理论的“附魅”

现代化理论最早出现在经济学领域，代表人物是华尔特·罗斯托。罗斯托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顾问和主席。他在1960年提出经济成长五阶段理论，后又补充为六阶段理论，即传统社会、准备起飞、起步、巩固、高额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罗斯托所著《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直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思想提出了挑战，试图用经济理论解释欧美各国经历过的工业化进程，构建出一套以美国价值观为核心的现代化理论。“非共产党宣言”这一声明，就是该理论属于意识形态而非学术的标志之一，是为冷战意识形态之争提供舆论工具。

现代化理论在社会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为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他的结构功能、社会行动和社会变迁理论为现代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也为美国政策制定者理解后殖民国家发展方向和社会变迁的最终目标，提供了一个基本又简单的模板。所以，哈佛大学专门为他成立了社会关系系。这里聚集了戴维·麦克利兰、埃里克斯·英克尔斯、爱德华·希尔斯等，他们后来成为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20世纪50年代后期及整个60年代，现代化理论垄断了美国社会科学对后殖民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迁的思考。”

现代化理论在政治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为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他从宏观上论述了第三世界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遇到的种种问题，并提出了走向现代化的“强政府理论”。亨廷顿还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未来的世界政治格局将主要由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所决定，而非意识形态冲突。亨廷顿的现代化理论突破了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框架，强调了政治、文化等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为现代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

现代化理论在历史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为美国历史学家西里尔·布莱克。布莱克把历史学方法引入现代化研究领域，强调多学科综合。他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发现不同国家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等背景的差异，其现代化的路径和模式是多样的，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单一现代化模式。布莱克反对将传统与现代对立、割裂，传统社会中的一些因素可以在现代化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也可能会对现代化产生阻碍，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良性互动和整合，使传统资源为现代化服务。布莱克关于现代化的深刻观点，一定程度上是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修正与超越。

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在不断发展中形成了多种学派，比较有影响力的为结构功能学派、过程学派、行为学派、实证学派、综合学派等。不同学派学者在研究过程中相互借鉴和引用对方的成果与数据，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完善了经典现代化理论体系。不过，由于研究重点和视角不同、理论假设和前提不同，对现代化本质和目标的理解有别，从而也引发了各学派之间的争论甚至观点冲突。

总体而言，借用经典现代化理论来描述和讨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会遇到许多问题：首先，理论视角存在片面性。过于强调社会系统的稳定性和均衡性，往往忽视了社会变迁中的冲突和矛盾；过于注重社会变迁宏观层面的因素，而对微观层面的作用关注不够；过于强调外部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而忽视发展中国家内部矛盾发展的辩证实质和潜在动力。其次，传统和现代对立“二分法”的局限。现代化理论假定不同的国家都要以不同方式与途径，从“传统”走向“现代”，实现现代化。这种以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为主轴，以欧美国家现代化为范式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色彩。最后，作为冷战思维的产物无法有效解释当代社会的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没有充分考虑到诸如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破坏、贫富差距等问题，就难以解释和应对现代化进程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总之，“在对现代化观念与模式的传播过程中，西方国家将‘西方化’神秘化，并伴随西方话语体系的构建，将后发地区认知中的‘现代化’与‘西方化’等同，塑造了现代化的全球叙事”，“从以偏概全到观念混淆，再到话语把控，西方对现代化的附魅（或赋魅），实际上就是一步步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同一的过程”。

2.依附理论的困境

当经典现代化理论在20世纪70至80年代受到此起彼伏的批评时，也受到依附理论强有力的挑战。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1950年发表的《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中提出了“中心-外围”理论，深刻影响了拉美地区的发展政策与学术研究。20世纪60年代，依附理论兴起，出现了激进派、改良派和正统派。德国经济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是激进派的先锋，他认为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展把世界变成了中心与外围两个区域，中心代表着自主与富裕，外围代表着依附与贫穷；中心可以发展或超常发展，外围只有受制于中心的依附性发展。“弗兰克受到巴兰的影响，进一步强化了‘中心—外围’结构，提出‘中心’就是‘都市／宗主’，‘外围’就是‘卫星’的观点。这种‘都市／宗主—卫星’关系广泛存在于世界经济中，不发达是发达的产物，发达与不发达是对立的；‘卫星’与‘宗主’的联系越密切，‘卫星’的经济就越不发达，因此解决途径就是‘脱钩’，即‘卫星国’要摆脱‘欠发达’状态，必须脱离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以摆脱外部的剥削与掠夺”。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分析“中心—外围”结构后，提出了外围国家的资本主义是中心国家通过殖民经济强加的，“外围国家的发展最终要经过一个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必要的‘决裂’（‘脱钩’），即拒绝使本国的发展战略听命于‘全球化’”，只有打破中心国家所强加的不平等国际分工，才能实现经济上的自力更生。

巴西社会学家卡多佐是依附理论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他指出：“依附的负面后果是严重的，它使得‘与依附联系在一起的’发展成为一种扭曲的发展。首先，依附意味着这种发展是片面而不完全的发展：说它片面，是因为它缺少‘自主的技术’，它被迫使用外来的技术且必须承受由此带来的吸收资本密集型、省力技术所产生的一切后果；说它是不完全的发展，也因为它缺少一种充分发育的金融部门，当地资本的积累、增殖和自我实现需要且依附于一个在依附性国家之外的活跃的补充机制——它必须投身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循环。其次，依附还意味着这种由外资投入引起的发展是一种不思进取、不愿向更高水平发展的发展。”他虽然一直在强调依附，但论述的重点是扭曲的依附发展。

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是拉美新依附论的代表人物。他将依附的历史形态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殖民地依附”，贸易出口垄断为典型表现；二是“金融-工业依附”，依附受制于中心国的大资本投资原材料和农产品的生产，以满足中心国的海外扩展及其消费；三是“技术-工业依附”，专利保护或技术垄断使原本就不公平的“中心国”与“边缘国”的贸易再度加上了一层屏障。随着科技革命的发生，中心国将大量低质量或面临淘汰的技术向外输出，不仅避免了引发中心国环境污染或劳动力失业的风险，而且在技术转让和资本投资中换取了诸多利益。当边缘国面临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以及疾病蔓延等问题时，中心国会极力宣扬其所谓的现代化理论，并通过物资、技术、金钱与专家援助等“仁慈”方式，让边缘国坚信只有走中心国的现代化道路才是“最好的救赎”。

依附理论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反思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对线性发展观的批判。经典现代化理论往往将发展视为单一、线性的，认为所有国家都必须沿着欧美国家的发展轨迹去模仿、实现现代化。依附理论批判这种观点忽视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和发展条件的差异性，忽略了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可能性。二是对经济决定论的质疑。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自然会带来社会进步和政治民主化。依附理论批判这种观点忽视了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剥削关系。发展中国家在融入全球市场时，往往被迫接受不平等的国际分工，成为中心国家的原材料供应地和廉价劳动力来源。这种经济依附关系不仅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还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政治不稳定。三是对文化同质化假设的反思。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路径就是效仿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依附理论批判这种观点遮蔽了西方文化的物资主义、文化侵略、文化歧视和市场化缺陷，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独特的历史背景、本体特色和文化多样性。“在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的思想来源中，黑格尔、马克思、韦伯、列宁都是不能忽视的流脉，他们对世界的看法（特别是马克思）构成了一种新世界史观。从这种观点来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脱离整体世界而单独生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脱离国际环境而孤立发展。由此可以推断，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国家内部的条件，还取决于国家所处的外部条件。因此，单纯坚持现代化理论的‘内因决定论’或依附理论的‘外因决定论’都是偏颇的，它们各自都需要吸收对方的合理因素以形成新的综合。”

3.世界体系理论的片面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创建了“世界体系理论”，出版了《现代世界体系》四卷本。沃勒斯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运用丰富、翔实的世界经济史材料，对16—20世纪的“现代世界体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与研究。沃勒斯坦的理论可被简要概括为四个特点：其一，人类历史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从而形成了一定的“世界性体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了“三个世界经济区”，即“中心区—半边缘区—边缘区”。这种区位的形成，造就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功能结构。其二，世界经济一体化与等级结构的不平等性。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以“世界性劳动分工体系”和“商品交换关系”为纽带，将各国纳入一体化的全球网络。但这种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表现在中心国家（如美、英）掌控军事、科技、经济与金融霸权，半边缘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捷克）既受中心国家影响又对边缘国家施加影响，边缘国家（如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则沦为原材料供应地与低端市场。中心国家对半边缘和边缘国家进行系统性经济剥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矛盾。其三，政治体系与经济层级的空间重叠性。世界体系理论虽然突破了单一国家视角，但同样存在层级划分，中心国家凭借强大的军事、外交能力维持全球控制力，“半边缘”国家起着缓冲地带作用、保持世界体系的基本平衡，而边缘国家因主权不完整成为依附性政治实体。这种政治与经济结构的高度重合，形成了中心国家通过制定国际规则来保障自身的经济掠夺与资本积累。其四，体系结构的流动性与周期性。世界体系具有“结构流动性”，并非固化不变，“霸权国家”地位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会发生升降与衰落。在荷兰的霸权衰落后，英国和法国成为两个竞争霸权国家。在英国霸权衰落后，美国和德国崛起开始争夺世界霸权。

世界体系理论是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虽然沃勒斯坦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但其分析同样也未能脱离‘西方中心论’的视角。在对世界体系论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展望中，尽管凭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客观历史的科学尊重，面对当代资本主义演化的现实，沃勒斯坦预见到一种‘相对平等和民主、较为和谐的新体系’已经临近，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可能变为历史现实，但他并未描绘出世界体系的具体走向”。因此，“世界体系理论”也遭到了来自韦伯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大卫·李嘉图“比较优势规律”的拥护者和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批评。

三、跨越“现代化陷阱”的中国式现代化

欧美国家率先实现现代化之后，不仅奠定了其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构建了现代化理论体系，掌握了定义现代化的话语权，而且通过教育、媒体、文化输出等方式将其现代化模式推广为“普世标准”，影响了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路径选择，导致一些国家或地区掉进“现代化陷阱”。“现代化陷阱是典型的灰犀牛，它的基本特点，一是影响力、冲击力巨大，足以引发重大危机，导致一国或一个地区现代化遭遇重大挫败；二是发生概率高，特别是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大概率会遭遇陷阱，如果不能采取正确举措则可能跌落陷阱；三是表现明显易于被发现，但又因其长期存在而屡屡被人忽视。”

1.跨越“依附性陷阱”

“依附性陷阱”是指后发国家在开启现代化的进程中，遵循先发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路径，过度依赖国际分工中的资本和市场或先发国家的援助与合作，形成一种依附地位和技术“代差”的经济发展关系。“二战”后，亚非拉不少国家照搬欧美现代化模式，陷入“依附性陷阱”而不能自拔。

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掀起了私有化、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浪潮，成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最大试验场。国有企业和消费品、基础设施与通信行业、养老金、健康和教育等领域的一系列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改革引来国外热钱疯狂涌入，国内资产价格犹如打了“鸡血”，迅速推高了经济的增长。但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沉重打击了“新兴市场时代”，导致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国家的抗争运动和严重骚乱持续发生。拉丁美洲因此被形容为“被切开的血管”，而西方资本巨鳄则借机掠夺拉美国家多年积攒的国家财富。正如乌拉圭作家爱德多·加莱亚诺所说，拉丁美洲的不发达来自他人的发达，现在它还在养活他人的发达。“自发现美洲大陆至今，这个地区的一切（土地、人、自然资源及人力资本）先是被转化为欧洲资本，而后又转化为美国资本，并在遥远的权力中心积累。”这不仅是对殖民主义的控诉，更是一面镜子，揭示了私有化、金融依附、技术依附、贸易不平等、中心国家的政治干预等使拉美国家掉进“依附性陷阱”，最终使其经济陷入瘫痪状态。“拉美现象”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前车之鉴。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道路探索，是在对欧美模式和苏联模式批判与扬弃的基础上展开的。自主探索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立足基点，表现在学习借鉴其他现代化模式的经验教训，独立自主总结实践中的经验挫折，探索行之有效的发展道路和方法。“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回望百年奋斗历程，从“走自己的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我们彻底摆脱“依附性”发展的宿命，走出了一条政治体制独立建构、发展道路自主选择、文化价值自觉传承和科学技术自立创新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

2.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这一概念最早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复兴：增长的思路》的研究报告中提出，并在2007年《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中得到进一步阐述。

2023年底，世界银行将中等收入国家定义为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在1136美元到13 845美元之间的经济体。具体又可分为中低收入国家（GNI为1136美元至4465美元）和中高收入国家（GNI为4466美元至13 845美元）。全球约有75%的人口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其中约有66%的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指出，近数十年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后果往往是经济增长缓慢、工资停滞或下降。典型案例如拉美的巴西、东南亚的菲律宾。巴西从1968年到1974年，连续七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超10%，创造了“巴西奇迹”。但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片面追求GDP，忽视协调发展，领导阶层有意识地向富人倾斜，故意拉大贫富差距，导致债务沉重、通货膨胀、贫富两极分化以及社会动荡等。巴西经济学家西蒙森曾经说：“在由衰退和半衰退经济向经济快速发展的转型时期，通常需要做出牺牲，这包括收入集中，即将收入集中在某些人或国家的手里，增加企业利润，使企业家和管理人员的收入增加，使他们拥有消费权。”即便到2011年，巴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首次突破10 000美元到超过12 000美元，但始终难以突破“玻璃房顶”而跃升到发达国家行列。可见，单纯以人均收入为标准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估，显然是相当片面的。菲律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亚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其是继日本之后，“命中注定”步入亚洲最具希望经济体行列的国家。但自1982年迈入中等收入国家门槛之后，菲律宾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近年菲律宾人均GDP年增速显著低于同期越南、马来西亚等邻国。

201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4200美元，跨入了“上中等收入”新阶段。为避免重蹈巴西、菲律宾等国的覆辙，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以创新驱动、结构优化和制度改革为抓手，提出了构建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方案：一是坚持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通过政策引导推动产业升级，提出“中国制造2025”和数字经济战略，实现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二是注重渐进式改革，以试点先行、分步推进，规避“颠覆性错误”。三是推行开放型经济体制，优化营商环境，夯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四是强化创新体系，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培育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质生产力。五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通过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社会保障改革缩小城乡差距，从而激活社会内生动力、释放内需潜力。2023年，中国GDP超126万亿元，人均突破1.3万美元，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连续多年居全球首位，标志着中国经济在全球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约为1.38万美元。因此，中国正处于跨越陷阱的关键期，挑战依然严峻。

3.跨越“民生陷阱”

这是一个近年来在政策研究和公共讨论中逐渐形成的概念，主要用于描述社会发展过程中因民生问题处理不当而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变革世界中的三大“民生陷阱”：一是“民生缺失陷阱”。其核心在于经济增长与社会福祉的失衡，表现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如医疗资源短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社会保障体系滞后，弱势群体缺乏兜底机制；收入分配失衡，加剧了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削弱民众获得感，进而引发信任危机。典型案例为2010年12月17日，一名默默无闻的突尼斯小贩自焚引发阿拉伯世界政治海啸。二是“高福利陷阱”，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长期推行高福利政策过程中，福利支出过度增长，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甚至陷入难以持续的困境。20世纪五六十年代，瑞典等北欧国家实施了高标准的社会保障福利政策，全体社会成员享有“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福利保障。然而，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到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使北欧福利国家普遍遭遇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困境和挑战。三是“贫富分化陷阱”，是指社会经济体系中财富分配失衡形成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导致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结构性困境。美国是贫富分化最为严重的西方国家，“1975年，美国收入前五分之一家庭的平均收入是后五分之一家庭的10.3倍，到2020年升至17.4倍。1%的最富裕家庭占有超过20%的家庭总财富，这一比例还在显著增加。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美国中等收入群体持续萎缩，贫困率居高不下。生活在中等收入家庭的美国成年人占比从1971年的61%降至2019年的51%。美国2020年贫困率达11.4%，比2019年上升了0.9个百分点”。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复杂的民生挑战，“民生陷阱”风险集中体现为收入分配结构性矛盾、社会保障代际压力、人口结构剧变冲击、公共服务供给失衡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就是要“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式现代化以系统性民生治理破解发展失衡难题，通过制度创新与路径重构跨越“民生陷阱”，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经验。一是坚持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顶层设计牢牢把握前进方向，科学制定战略规划；实践探索重在解决实际问题，总结成功经验。中国将民生改善纳入国家治理核心框架，构建起“五年规划+专项工程”的递进式政策体系。脱贫攻坚工程消除绝对贫困，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要素流动，通过制度性安排确保民生投入占比持续提升，让改善民生成为经济发展的恒久动力源，使保障和改善民生成为社会稳定的压舱石。二是坚持福利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新时代以来，中国创新实施“产业造血”模式，数字经济赋能传统民生领域，培育电商扶贫、生态旅游等新业态，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累计新增城镇就业超1.4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1亿人，医保参保人数超13亿。坚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改善民生，做到量力而行，不盲目追求超前民生，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习近平总书记告诫道：“既避免像一些国家那样盲目进行‘福利赶超’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又避免像一些国家那样实行‘泛福利化’导致社会活力不足。”三是坚持共建与共享并重。“改善民生过程中，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多元力量是重要主体和有益的补充。要创新政府主导、多元力量参与的工作格局，实现政府、市场、社会间的良性互动，形成改善民生的强大合力。”建设“橄榄型”社会结构，防止贫富分化。中国实践表明，跨越“民生陷阱”需要构建民生治理的系统工程，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全民共享，这种发展范式具有重要国际借鉴价值。

4.跨越“去工业化陷阱”

20世纪70年代开始，欧美发达国家出现了“去工业化”浪潮，无论是传统制造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还是制造业从业者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都出现了持续下降现象，但服务业快速增长。这一发展趋势被称为“去工业化”。学界将其分为“典型去工业化”和“过早去工业化”两种类型。

其一，“典型去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制造业生产率大幅提高引起资源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实现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以美国为例，1970年第一、二、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3%、38%、59%，而到2000年，其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1.6%、24.9%、73.5%。随着金融业宏观监管放松，美国金融业突飞猛进和制造业外迁于2007年前后达到高点，其他发达国家的趋势几乎与此雷同。虽然去工业化为结构优化创造了一定条件，但对高端制造业的推动作用甚微。因此，“去工业化”引发了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失业率居高不下等社会问题，甚至导致传统产业铁锈地带与以金融、通信产业为核心的东西海岸地区在经济发展、人均收入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韩国1991年工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为35.6％，2000年下降为27.9％。10年的下降幅度比日本30年的去工业化幅度还大。1990—2000年期间，去工业化使韩国经济年均下降0.62％—0.77％，“与发达国家相比，第二产业产值比重降低的同时，第三产业比重大幅上升的表现并不明显”。

其二，“过早去工业化”是指在没有实现工业化、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制造业产值和就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就开始持续下降的过程。“与高收入国家‘去工业化’相比，低收入国家制造业就业占比与实际人均收入之间所呈现的‘倒U型’曲线，其拐点对应的实际人均收入水平更低，且曲线更陡峭，变化更剧烈。”例如，撒哈拉以南的贝宁、布隆迪、乍得等13个非洲国家就属于过早“去工业化”国家，其共同原因在于劳动力供需存在矛盾、资源依附性过强，导致产业发展畸形、宏观政策调整失败和东南亚制造大国的激烈竞争等。通过对非洲国家工业发展峰值的时间趋势分析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发展与人均收入水平的倒‘U’型曲线逐渐下移，即工业化起步越晚的国家，工业发展峰值出现时间也越晚，其能够达到的工业发展峰值也就越低”。

中国工业化进程存在典型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大而不强”仍是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为促进中国工业经济充分发展和转型升级，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多维战略有效规避了“去工业化陷阱”，构建了工业高质量发展的独特路径：一是在顶层设计层面，国家以“制造强国”战略为核心，实施《中国制造2025》规划，明确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十大重点领域，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在27%以上。具体而言，在东部发达地区着力推进深度工业化，通过创新提升工业质量和竞争力，筑牢中国制造强国的根基。如江苏昆山电子产业集群的崛起，正是政策引导下产业链协同效应的典范。在中西部地区依托新技术革命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逐步实现产业结构有效率升级。二是实行分类指导的差别化转型升级战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工业经济的“去、补、提”。“所谓‘去’，就是有序淘汰低端落后产能，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步伐，不断降低高耗能行业在工业经济中的比重；所谓‘补’，就是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生物技术、绿色低碳、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高地，推动企业工艺流程再造，扩大中高端供给；所谓‘提’，就是着力提升企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使之逐步向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制造、营销、品牌、技术服务等附加值较高的价值链高端环节升级。”通过差别化转型，切实增强了中国工业经济的世界影响力、国际竞争力。三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发展新动能。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较2023年提升1.2个百分点，全部工业增加值完成40.5万亿元。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7%，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四成，有效发挥了“稳定器”“压舱石”作用。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产业升级必然伴随制造业空心化”的魔咒，既保持了产业链完整性，又培育出新质生产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工业化与现代化协同推进的范本。

5.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观点，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1980年，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在一次演讲中用“修昔底德陷阱”来界定冷战之中的美苏关系，在当时并未引起过多关注。2012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将其用于分析历史上大国冲突的规律，尤其是当代中美关系的潜在风险，“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才在国际关系学界广泛流传，并经常出现在一些大国领导人和政府官员的演讲与报告中。在西方世界看来，“国强必霸”似乎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铁律”。“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依据是权力转移理论，当新兴大国迅速崛起，威胁到现存霸权国的地位时，双方的恐惧和猜忌可能导致非理性对抗。一是守成国高估新兴国的威胁，倾向于通过遏制甚至战争维护主导权，冲突风险由此加剧。二是随着新兴国家政治和经济实力的提升，它们不愿受限于既有国际体系内的权力等级和收益分配，因而寻求运用武力达到目的。艾利森统计了16个类似案例，其中12次以战争告终。那么，引起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爆发冲突对抗的结构性因素是什么？艾利森将其描述为崛起国综合征和守成国综合征，二者之间如果无法寻找到一条和平共存之道，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便会大大增加。当然，也有“温水煮青蛙”的案例。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被誉为日本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其人均GDP直逼美国。美国担心其铁杆盟友的超越，毫不犹豫地联合英国、法国等国家逼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强力打压日本经济增长势头，导致日本的实体经济受到严重损害，日本经济从此进入为时较长的衰退期和停滞期。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与美国实力差距不断缩小，美国产生了明显的“战略焦虑”。美国于2017年宣布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2018年出台《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视为其安全的首要关切；2019年对外发布《印太战略报告》，“积极全面制衡”取代“接触为主辅以制衡”的对华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301调查”报告，对从中国进口的大量商品加征关税，开启对中国的贸易战。美国以国家安全等理由对中国实行“小院高墙”的科技战，使两国之间的科技合作、人文交流，尤其是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关键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受到很大影响。美国通过媒体和社交网络对中国发动舆论战，极限施压，甚至以“中国威胁论”“修昔底德陷阱”等作为宣传工具，蓄意诋毁中国。美国社会整体对华政治气氛更趋保守，对华强硬俨然成为新的“政治正确”。

中美之间的战争是否可以避免？艾利森指出：“中国和美国会步雅典和斯巴达、英国和德国的后尘，使悲剧重演吗？抑或他们会找到一种有效避免战争的方法，然而这种方法是会像一个世纪以前的英美两国一样，还是会像美国和苏联历经的40余载的冷战一般呢？显然，我们无从得知，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未来几年中，我们所熟知的修昔底德状态在两国间将会愈发紧张。”亨利·基辛格指出：“中美关系不必也不应成为零和博弈。‘一战’之前欧洲领导人面临的挑战是，一方的收益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激烈的公众舆论不容许妥协；中美关系却不是这样，重要的国际问题在本质上是全球性的；达成共识可能非常困难，但在这些问题上挑起对抗是自寻失败。”在世界历史演进过程中，雅典与斯巴达的对决犹如一道永恒“魔咒”，将崛起国与守成国的结构性矛盾凝固为“宿命论”。

中国正以独特的文明智慧破解这个西方历史周期率的“魔咒”。第一，突破二元对立范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中国外交实践中展现的“结伴不结盟”原则，正是对传统同盟体系的超越。从上海合作组织到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国创建了多个伙伴关系网络，形成纵横交错的合作矩阵。这种网状结构打破“中心-边缘”的等级秩序，允许不同制度、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在各自轨道上并行发展。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只要彼此求同存异、开放包容，人类一定能够消除文化壁垒和精神隔阂，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旨在实现文明间交流、互鉴、共存的创新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本质是在地理空间、制度空间、文明空间三个维度构建秩序叠加，创造了一种造福世界人民的“新型文明交往范式”。中巴经济走廊同时承载产能合作与反恐安全合作，中欧班列既是物流通道又是文化纽带，这种多重属性设计使单一领域的竞争转化为多维度的共生关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设“非常驻董事会”机制，破解了传统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僵局。通过产能合作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国构建起超越传统势力范围的利益共同体，将地缘竞争转化为发展机遇。第三，发展依然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中国的战略重点还将集中于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首要使命就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的发展叙事正在开启新的篇章。这不是简单的GDP锦标赛，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再造；不是对西方模式的追赶复制，而是立足本土的范式创新。当共同富裕示范区探索第三次分配机制，当碳中和目标倒逼绿色技术革命，当数字文明与工业文明深度融合，中国正在为人类现代化进程提供新的解题方案。“尽管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在不断缩小，但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表明中国并没有运用武力推翻现行世界秩序的意图，那些认为中美两国由于权力转移速度加快而必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调显然不攻自破。”

四、结论

通常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现代化始于英国工业革命，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世界现代化发展有多种分类方式，本文引入非线性观点或跨学科视野，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规律和特殊国情进行交叉和立体研究，从宏观角度将以国家或地区为单元的现代化发展分为欧美模式、苏联模式、东亚模式、拉美模式和中国式现代化等。如果将现代化放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历史发展过程、时代发展趋势、人类进步文明、社会发展进步。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类型、不同阶段，发展不平衡导致多数国家在现代化的探索中，都经历了或多或少的失误和挫折，即使是在现代化较为成功的欧美国家，也存在文明与野蛮两副面孔。

20世纪50年代，美国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着手构建了一套所谓对任何地区、任何民族的人民都具有足够吸引力的理论来替代共产主义学说，现代化理论应运而生。在对现代化观念与模式的传播过程中，经典现代化理论把控了话语权，对现代化“附魅”，设置了“现代化=西方化”的陷阱，由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成为“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欧美现代化模式就成为“一般发展道路”。依附理论反对西化论，认为西方主导的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拉大了贫富差距，因此对线性发展观、文化同质化假设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曾一度引起广泛的关注与思考。世界体系理论由沃勒斯坦提出，其核心观点认为“边缘”社会与“核心”社会构成了世界体系的两端，“半边缘”社会阻止了“核心”与“边缘”之间的极端分化，从而维系了体系结构的稳定。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正是建立在“核心”“半边缘”“边缘”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交换之上的，“核心”地区攫取了“边缘”地区的剩余价值。由于对现代化的理解失之片面、“结构决定论”过于僵化、动态发展解释不足等局限，世界体系理论最终陷入了历史悲观主义和怀疑论的误区。总之，“在发展模式以往的研究中最受人诟病的便是其所推崇的所谓传统-现代‘两分法’，据此而生成的发展模式主要是基于欧美社会发展的经验建立起来的，其经验支持和理论体系均具有明显的偏执性，从理论上看，其所推崇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只不过是传统-现代‘两分法’的注解而已，缺少充分的说服力。而在发展社会学初期发展过程中那种宏大叙事式的模式研究恰恰为这种研究取向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欧美国家率先实现现代化之后，不仅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化理论体系，掌握了定义现代化的话语权，而且通过教育、媒体、文化输出等各种方式将其现代化模式推广为“普世标准”，影响了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路径选择，导致一些国家或地区掉进“现代化陷阱”。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独立自主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动标识，坚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才在实践中跨越了“依附性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民生陷阱”“去工业化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怎样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中国学者也在试图创建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验的理论体系，如经济学家提出了‘过渡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等，社会学家也提出了‘转型社会学’‘实践社会学’等。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需要自身的理论构建，是因为迄今为止各种关于现代化的理论，都很难准确概括、理解和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过程。我们需要一种超越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视野，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经验，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理论框架和解释逻辑。”我们期待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索中，学者们能够“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用理论引领实践，让现实‘趋向思想’”。

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5年第6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