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了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数字化演化趋势，智能技术和数字资本的合谋使得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和悖论披上了更有隐蔽性和迷惑性的外衣。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作为资本增殖的最新技术工具，成为智能资本主义技术逻辑的基础。从构建基础来看，数字技术变革使资本主义“倒退”为“类封建”的技术封建主义，在技术积累、市场垄断以及权力结构等方面为智能资本主义提供了现实条件。实际上，这种以数字圈地、技术垄断等手段为存在前提的社会样态表征出资本通过对技术体系的占有和规则制定，在构建起垄断知识、信息等资源的霸权体系的过程中推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布展。因此，立足于唯物史观揭开智能资本主义深藏的逐利本性，展示隐含在智能技术背后的霸权机制，是透视资本主义在当代新变化的重要方式，也是超越资本逻辑、促进人类社会积极演进之条件。
关键词：技术封建主义 智能资本主义 智能社会主义 大模型 资本积累
在数字时代，技术逻辑与资本逻辑深度联结使资本主义在当今世界表征出新的演绎方式。面对当前资本主义发生数字化、复杂化演变的基本现实，一些学者提出了新的表述，如“数字资本主义”“技术封建主义”“智能资本主义”等。相较于以信息网络技术作为生产力核心驱动的数字资本主义而言，智能资本主义以数字智能技术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作为资本积累、权力垄断、社会控制的核心驱动，标志着数智化时空成为人类生存的重要领地。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问世与快速迭代，激活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巨大潜能，促进了智能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推动着人类迈向生成式大模型时代。当这一过程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时，智能资本主义便应运而生。用历史唯物主义审视现代智能技术的发展逻辑与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叠加演绎，进而探寻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进路，是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重要方式。
一、智能资本主义建构基础：以技术封建主义为驱动机制
纵观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每一次重大技术创新及其泛在应用都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变革。智能资本主义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样态，它的兴起离不开多种因素的作用，技术封建主义为其提供了前提条件。“技术封建主义”（Techno-Feudalism）这一新概念表征了在现代化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持有强大数字资本与技术权力的主体与数据农奴、数字无产者等群体之间形成了类似传统封建主义社会人身依附关系的景象。封建社会作为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前一个阶段，典型特征就是土地分割等级权力下“社会中的人身依附因素发展到极端”。技术封建主义表征的社会形态，从表面上看与封建社会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权力的等级体系参照占据数字空间数据资源分割的大小来分配，并根据数字空间以及数字资源等级体系形成人身依附关系。不同的是，封建社会中封建地主、贵族与佃农、农奴之间不仅是经济活动的依附关系，还存在政治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数字时代，分割的不是有形土地，而是基于数字技术塑造的“无形土地”，即“领云”或“云封地”，基于云封地的权力等级划分依赖于对核心技术与资本的掌控程度，也就是说，占有云封地的“云贵族”同时拥有对数字资本及技术权力的垄断性占有，并对不占有技术与资本的群体形成控制，收取云租金以积累资本，但不能建立等同于封建社会的高度依附性的人身关系。占据技术与知识垄断地位的科技巨头以租金作为获利的重要方式，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增殖逻辑的数字化演绎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复杂化程度不断提升，传统的资本主义模式受到挑战，技术封建主义在技术积累、市场垄断以及权力结构强化等方面为智能资本主义奠定了现实基础。
（一）技术封建主义为智能资本主义提供技术积累
当前，数据与土地、劳动、资本并列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要素。对数据资源的捕获及其价值占有已经成为智能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科技巨头获取数字资本的重要来源，“数据资源不是所有数字价值的来源，而是获取租金的一种手段”。数据资源产生于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的数字实践，只要个体的活动关涉数字设备，就会被数字化为可供追踪、分析的数据节点，其在数字空间进行的一切活动形成的数据轨迹会被科技巨头无偿占有为源数据。普通用户以及小规模公司并不能直接获得这些数据，他们必须以缴纳租金的形式向科技巨头获取使用权限。科技巨头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新型“数字圈地运动”，凭借雄厚的资本以及技术权力对数据资源、数据价值进行捕获与占有，以数字平台及技术垄断形成的租金模式成为获取数字资本的主导性手段。在这种技术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模式中，科技巨头通过技术手段构建虚拟与现实去边界化的数字空间，以此增强用户对云封地的依附性，再利用智能算法强化数字统治进而控制用户的注意力与自由劳动，为“云贵族”进一步积攒技术与资本权力。
在技术封建主义的驱动下，科技巨头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驱动智能技术的迭代更新，为智能资本主义的构建与发展积累了重要的技术资源。科技巨头将捕获与占有的数据资源进行垄断与集中化后，又进一步使其成为推动智能技术研发的技术条件。如大模型作为智能资本主义的基础性技术，其庞大的训练任务离不开海量的数据与强大的算力支撑，这些要素作为科技巨头获取高额利润的手段，被视为强化垄断控制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科技巨头又将从数字平台获取的数据资源视为“私有财产”进行占有，进而又加剧了技术封建主义的现象，使得部分科技巨头长期占据智能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概言之，在技术封建主义的体系下，科技巨头通过资本与技术权力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和技术专利，构建了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可以说，技术封建主义式的技术积累推动了智能资本主义在更高的起点上发展，有效实现了技术的跨越式进步。
（二）技术封建主义为智能资本主义的市场垄断奠定基础
数字技术加持下所建构的数字空间越来越具有“仿真模拟”性，以数字化方式再现人类的生活轨迹，这也为科技巨头获取用户数据资源、强化技术权力、布控市场规模提供了条件。实际上，基于数字平台搭建的数字空间本应是公共资源空间，但是在技术权力垄断下成为科技巨头的私有物。诸如微软、苹果、脸书（Meta）等数字平台，在不断给用户建造虚拟与现实模糊化的数字空间时，也在不断地将人类的公共空间私有化、透明化，这种数字空间的私有特性不断加剧了科技巨头市场垄断的趋势。在技术封建主义体系中，科技巨头利用智能算法不断收割用户的注意力，以“大他者”的角色吸纳了用户产生的数据，使得算法似乎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掌握智能算法的资本家通过推荐逻辑、语境优先级等“行为矫正”手段来控制、引导用户的行为活动，使得作为雇佣劳动者的“云无产者”以及作为普通用户的“云农奴”心甘情愿地被锁定在数字平台以及智能设备上，毫无怨言地让自己产生的数据被占有，个体的行为被监视和矫正，而科技巨头则隐藏在智能技术背后不断地榨取用户的剩余价值。因此，对于整个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的科技公司来说，研发并推广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算法模型对于占据核心市场竞争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算法模型不仅成为科技巨头垄断市场的关键因素，也是智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
马克思认为：“垄断是竞争的必然结局，竞争在不断地自我否定中产生出垄断。”垄断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最为典型的经济特征，而技术封建主义的技术垄断助推了智能资本主义的市场垄断。科技巨头凭借强大的技术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核心地位，采用收购、吞并等方式形成新的技术垄断。如脸书通过收购存在潜在威胁的技术初创企业，巩固和扩大其在市场中的垄断地位。此外，科技巨头还通过限制竞争对手使用其平台，尽可能地提高市场垄断程度、隔离竞争压力。也就是说，从市场结构来看，技术封建主义为智能资本主义的市场垄断奠定了基础，科技巨头凭借技术优势设置技术门槛限制竞争对手，通过雄厚的资本投入和对创新资源的整合，巩固其在智能技术以及市场中的垄断地位，预设了智能资本主义的市场格局。另外，技术封建主义引发的市场结构变化会影响智能资本主义的创新发展模式，而智能资本主义模式下的技术创新又会进一步强化科技巨头的垄断地位。科技巨头凭借其在数据资源、算法模型以及算力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形成更加稳固的市场垄断。这一过程使得市场结构更加倾向于技术封建主义的特征，造成科技巨头主导市场的格局难以被打破。客观来说，这种市场垄断结构推动了智能技术创新、数字产业升级以及规模经济的发展，但也造成了市场竞争、技术创新受阻以及消费市场选择受限等问题。
（三）技术封建主义为智能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重塑提供模板
权力是一种在不同主体之间形成支配性关系的能力。在数字时代，“权力要基于对传播和信息的控制”。实力雄厚的数字资本主体通过日益精进的智能算法不断积聚数字平台权力，构建“数字帝国”。科技巨头通过控制信息和数据资源的流动，形成了对数字经济的强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更渗透到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个层面，映射到智能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使这种权力结构进一步得到强化和扩展。实际上，数字资本的权力施行不仅局限于市场交换层面，而且通过算法监视和技术操纵不断地渗透至人类生产生活之中。数字资本与技术权力似乎化身为数字空间中的“利维坦”，“平台公司作为权力主体逐渐走到前台，对国家主导的权力结构产生消解和重构，加速了权力从国家流散到市场”。
从现代权力结构来看，国家权力在总体上应是处于主导地位，但这种权力结构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下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现代化技术逐渐成为科技巨头捕获权力与垄断市场的关键手段，必然引起权力结构的重塑。科技巨头利用数字平台不断地积聚技术权力、垄断市场，进而在权力聚集的过程中悄无声息地改变社会总体权力分布格局。也就是说，技术力量介入市场格局之中，使得市场权力日益提升，国家权力随之削弱，这一过程为智能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提供了模板。在智能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数字资本主体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干预生产过程、影响公共政策甚至塑造社会舆论，而数字资本的权力获取与扩张来源于智能技术的基础设施化。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加速落地，推动科技巨头控制智能技术掌控知识性商品内容的传播，重塑数字平台服务生态体系与变革用户体验方式，甚至还能通过垄断技术与市场权力影响用户的价值观塑造和观念的生产，不断强化数字帝国的权力基础。质言之，这种基于智能技术构建的市场权力的集中与扩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决策效率和执行力。另外，受制于资本底层增殖逻辑的智能技术应用也导致权力滥用、民主制度受损以及社会公平正义受到破坏，技术在变革资本主义政治秩序的过程中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
二、智能资本主义逐利本性：资本逻辑对知识生产的新剥削
大模型的问世以及智能机器的全面升级，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发生全面的智能化变革，资本积累与增殖手段得到数智化升级，当代资本主义显现出智能资本主义的新特征、新变化。从其内在实质来看，对资本增殖逻辑的遵循以及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度攫取依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数字资本主体基于大模型技术重塑资本主义知识秩序，在资本逻辑的框架下对知识生产施行新剥削。
（一）大模型竞争是数字资本积累新焦点
马克思认为：“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机器体系，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智能体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离不开劳动资料的技术性变革，“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而生产力的演进也是作为劳动工具的劳动资料技术性变革的有力呈现，这一基本现实也使得资本家将资本积累的目标转向新兴技术领域。实际上，科技巨头正将在互联网领域的寡头垄断权力逐渐转移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进而阻碍整个人工智能领域的自由竞争和创新发展。例如，谷歌在通用搜索引擎市场占据垄断地位的基础上，利用搜索引擎、“油管”（YouTube）等数字平台为其收集海量用户数据，用于开发、训练BERT、LaMDA、Gemini等大模型，再凭借“安卓”系统、“谷歌云”（Google Cloud）构建了庞大的数据与算法生态，形成数据竞争壁垒，阻碍其他企业获得同等质量用于开发大模型的训练数据。可以说，人工智能因其所具有的巨大的生产力潜能，成为资本家争夺数字资本积累的新焦点，尤其是从分析式人工智能发展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为人工智能提供了强大的生成能力，也固化了技术寡头的垄断格局，使数字资本积累呈现出“大模型竞争”的新特征。
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角度看，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货币转换为商品，并作为新产品的物质形成要素时，就“把活的劳动力同这些商品的死的对象性合并在一起时，他就把价值，把过去的、对象化的、死的劳动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也就是说，大模型作为劳动产品和劳动资料的集合体，它在融入生产过程时会将自身蕴藏的劳动价值转变成资本进行增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家对大模型的争夺就是对数字资本增殖手段的争夺，谁掌握大模型就是使自身立于新一代全球体系中的核心竞争地位。大模型如泉涌式发展，对大模型的有效掌控为科技巨头积累数字资本提供了极佳的手段。数字资本的积累不仅可以利用智能机器以更快捷、隐匿的方式有效地实现对世界范围内“一般智力”“群体智能”的物化以及垄断性占有，还能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化，使之成功落地到普通人群的现实生活之中，使得用户对智能机器的依赖性日渐增加，甚至无法摆脱数字服务的藩篱，而科技巨头则牢牢地将智能技术与数字资本的权力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寡头控制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进而不断挤压初创科技企业生存空间。总之，大模型竞争是对数字资本垄断性积累的强化，而数字资本又进一步强化了资本主义“认知性生产资料”（means of cognition）的私有性以及对知识生产的垄断性。
（二）大模型控制与资本主义知识生产中心化
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从本质上来看，生成式大模型是“智能劳动或知识劳动的对象化成果”，既是人类“一般智力”的化身，同时也是人类进行生产活动的劳动工具。大模型的更新迭代与普遍介入重塑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将传统的生产方式改造为基于智能技术系统的数智化生产方式，推动整个生产过程在数字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智能化升级，提高了生产的社会化水平。大模型的问世与普遍应用成为推动智能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最具活力的引擎。科技巨头往往以获取最大利润、增殖资本为技术研发目的，数据、算力和算法“三位一体”是推动大模型运行与演进的重要因素，也是头部科技企业攫取和巩固数字平台垄断权力的技术资源。
不可否认，大模型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工具，对人类知识的获取与整合具有重要意义。大模型所具有的自我训练、学习与进化的能力，有效推动了人类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速度。但大模型作为“一般智力”的当代表征，它的发展需要巨大的财力支撑以及能源的供给。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对资本增殖的追求是资本家天然的目标，进而对大模型投入资本的过程也是资本权力对技术的控制过程。例如，微软对OpenAI进行巨额投资与算力支持，施行资本与技术捆绑，推动OpenAI在生成式AI领域占据垄断地位。OpenAI为了强化技术垄断施行模型闭源策略，导致技术黑箱化加剧，使得其他科技企业难以复现改进模型，进而不利于整个大模型领域的技术创新。大模型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工具，其输出的不仅是语言文本、图像视频等，更是将技术背后所代表的文化价值体系传输至世界各地。大模型通过数据训练与算法控制输出具有普遍化、准强制性的社会规范与共识，将具有特殊价值倾向的智能技术以无形的方式投放到整个社会之中，造成的结果就是“社会其他领域只能无条件地依照技术物体的规律来调节自己”，使得资本主义知识生产中心化趋势越发明显。另外，智能机器自主决策能力的提升使得自动化生产进化到“高阶自动化”的水平，越来越多原本由人类智能主导的认知劳动逐渐被高效率、快速度的智能算法或智能体所替代。但是，即使目前大模型展现出强大的生产能力，但是其蕴含的机器智能并不能完全替代或是超越人类智能，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制于资本逻辑的大模型对于知识构架的生成是资本总体化逻辑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资本对技术的控制过程中暗含着知识生产的中心化以及对知识垄断的进一步强化。
（三）大模型资本化与数字剥削的强化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过程必然充斥着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榨。在数字时代，劳动的发生场域不仅存在于有形的工厂中，还存在于基于智能技术构建的虚拟空间中，使得资本生产过程中的剥削空间、剥削形式发生了变化。随着大模型的资本主义应用，智能机器的发展也助长了资本剥削的数字化演绎。大模型作为对象化劳动，是研发人员以及无数使用者知识与智慧的结晶，大模型“类人智能”能力的保持与提升，离不开持续更新的高质量人类行为数据的“投喂”，大模型日渐成为智能资本主义价值运动的重要生产资料，而用户无酬性劳动是助力大模型迭代升级的重要驱动力。这背后隐含的是用户沉浸在智能机器营造的数字生成内容的虚幻世界之中，而资本增殖逻辑则以技术化身实行数字剥削之实。大模型具有强大的数字内容生产能力，其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过程中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总过程的效率，节省了劳动时间。从理论上看，劳动时间的节约为劳动者增加了用于提升自我的自由时间，但现实却是，活跃在数字空间中的用户在资本增殖逻辑控制下不得不以“数字佃农”的身份在数字世界中存在。科技巨头通过重塑平台服务生态系统、变革用户体验方式、推广一键式生成服务，在吸纳更多的数字用户进入数字空间中时，大量收集用户数据，并将海量数据用于大模型的预训练与优化，使得劳动和休闲进一步去边界化。
在大模型生产背景下，智能机器的能动性和自主性日益增强，似乎使机器的“主体性”进场，而人类劳动逐渐“离场化”。智能机器的一键生成功能，使得原本由专业人员完成的数字化任务，现在可通过大模型一键完成。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种技术替代剥夺了劳动者的工作意义，也削弱了他们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虽然大模型能够辅助人类进行大量的知识生产任务，但是知识生产型劳动者仍然是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隐蔽在算法背后，被认为是自动化的，事实上它们仍旧高度依赖人类劳动”。例如，模型开发工程师、数据科学家等知识生产劳动者在大模型的训练、精调、剪枝、蒸馏等劳动过程中仍然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从事大模型开发、优化等工作的知识型劳动者隶属于科技企业，这类企业在资本增殖逻辑的支配下，必然会使用各种手段对劳动者进行剥削与操控。知识型劳动者研发的智能技术，反过来被应用于对他们的监控，规训他们的工作与生活。此外，数据标注员作为人工智能大模型数据标注环节的数字劳工，是智能技术产业链的“底层劳工”。科技巨头通过层层外包等手段，规避了雇佣劳动关系。例如，谷歌、Meta将数据标注业务外包给第三方公司后再转包至非洲、东南亚等欠发达地区的小型代理公司，形成层层压榨数字劳工的剥削机制。这些数字劳工陷入低工资、高强度、无保障等境况，身心健康受到严重的伤害。在技术加速发展的背景下，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内卷式”氛围，资本逐渐放弃对劳动者的外在控制，转向“以制造认同为核心的内在控制”。这种劳动者自愿式的“内在控制”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下数字化剥削的强化，必然造成劳动者在自发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的过程中透支身体，引发劳动者遭受更严重、更深层次的数字异化。
三、智能资本主义的霸权机制：从财富掠夺到精神操控
美国经济学家、未来学家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将以现代化技术和互联网革命为引领的时代称为“后资本主义时代”。后资本主义时代与马克思所处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显著的不同，而资本主义制度悖论的不可调和性，使得资本主义从始至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不论是具有悖反性特征的技术封建主义，还是基于生成式大模型与数字资本权力垄断下的智能资本主义，都无法逃脱资本增殖逻辑的桎梏。
（一）智能技术与数字资本媾和下的掠夺式积累
马克思指出：“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表现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条件，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反过来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从智能资本主义的内在实质来看，资本对知识的垄断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数字时代进一步激化的结果。“技术问题是理解资本运动趋势的基础”，科技巨头作为垄断核心技术与占有庞大数字资本的集合体，他们凭借智能技术与数字平台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数字统治与技术权力垄断，攫取剩余价值以达到资本积累的目的。实际上，智能资本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面向，也是技术与资本深度联结的结果。“技术穿着它一贯的狡黠和自治的外衣”，在与资本进行媾和的过程中，资本通过暴力掠夺、身体规训、政治许可、资金控制等手段，剥夺了数字劳动者对数字生产资料的合法使用与占有，形成基于技术控制的依附关系，强化了数字资本权力，逐渐演绎成智能技术与数字资本媾和下的掠夺式积累。
日本学者森健、日户浩之指出：“20世纪的泰罗制掀起了急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生产率革命’，而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如何掀起知识版的生产率革命，也就是‘知识生产率革命’，将成为发展的关键。”现今，大模型等智能技术作为人类“一般智力”的对象化产物，既作为劳动资料，也是“一般智力”商品化的结果。智能机器蕴藏着巨大的知识生产力动能，可以说，对知识生产的控制以及对“一般智力”成果的大肆剥夺成为数字资本家奋力争夺的关键任务。数字资本家通过掠夺式积累，垄断数据、智能算法、大模型等“知识性生产资料”，谋求垄断性数字资本与技术霸权，施行“数字圈地”“数据殖民”，将蕴藏巨大创造潜能的数字空间转变成从属资本的社会生产新场域，不断地强化对知识的垄断，进而在精心建造的数字帝国中将以资本增殖为基础的生产逻辑发挥到极致。同时，数字资本家利用大模型推动数字资本主义知识生产数智化，掌控知识生产资料，提升数据价值，进而以更加彻底、高效的形式直接实现“一般智力”的商品化，实现了掠夺式积累的目标。这种掠夺式积累不仅存在于人机交互的现实物理空间，还存在于智能技术构建的数字空间。数字资本家通过智能算法抓取、引导用户在数字空间中的注意力活动，掠夺用户的数据资源来实现资本增殖的目的。
（二）智能悖论对资本主义制度悖论的再深化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机器大规模融入生产过程所造成的“机器悖论”问题进行了深刻而详尽的阐述。他认为机器作为劳动工具本应是作为服务于人的手段，但机器的私人占有及其资本主义的应用，造成劳动者陷入异化的境地。现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发生颠覆性变革，智能机器取代了传统机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机器悖论”演化为“智能悖论”。智能悖论是“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时从生产领域蔓延至生活领域的全方位、多维度异化”。也就是说，智能机器体系在资本增殖逻辑的控制下没有成为为大多数人类带来福音的现代技术，反而成为数字资本家谋求财富的工具，使得资本不断地扩大垄断与控制的范围，资本对活劳动的剥削不断加剧。在马克思看来，工业和技术的发展是将人类从封建社会解放出来进入新的社会形态的重要动力，从西方世界的历史进程来看，宣扬自由、平等、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对封建社会的超越与取代。科技巨头作为技术与资本的集合体，不断将属于公共领域的数字空间变成从属于数字资本的私人场域，造成“公共领域被商品化和剥削后的灾难性后果”，也就是资本逻辑裹挟下的技术权力垄断导致新的生命政治形态：人的“自由、平等、独立”的重新丧失、人身依附关系隐性化加深、人的主体性意志逐渐消磨等。表面上看，这是智能悖论导致人类陷入“再封建化”的生存困境。实际上，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贯穿始终的制度悖论，随着智能技术资本主义应用的强化，资本主义社会不断进行调整与重组，其内在矛盾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然而，智能悖论只是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制度悖论的强化表征，而这种悖反性社会形态理论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激化的结果，是西方现存理论无力解释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产物。
在以智能机器为底层技术逻辑的智能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型生产资料”主要集中在资本家手中，而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日渐社会化，掌握核心技术的科技巨头通过对数据、算力和智能算法的强化垄断，力图独占智能技术知识生产潜在的巨大经济红利。在分析式人工智能应用下，智能体主要是对非知识型劳动者的“排挤”，而在生成式大模型广泛应用下，“机器换人”现象进一步向资本主义知识生产领域延展。智能机器“类人智能”逐渐增强，加速模拟人类特有的认知劳动过程与生产逻辑，在运行方式上逼近人类创造知识的思维过程，将知识生产的任务不断模块化、标准化以及自动化，使得那些进行高阶知识生产的工作逐渐“去技能化”。原本依靠知识创意的知识型劳动者逐渐被自动生成内容的智能机器排挤，逐渐退出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导致无法获得稳定的用于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劳动报酬，从而陷入“数字贫困”。
（三）数字帝国权力强化与技术意识形态深层操控
数字帝国主义作为帝国主义最新的垄断形态，其进行资本垄断积累的形式由产业资本、金融资本逐渐向数字资本积累演进，这一过程表征了资本主义“权力的积累必然伴随着资本的积累，那么资产阶级的历史必然是霸权持续扩大和空间不断扩张的历史”。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对物理空间的利用逐渐走向极限，现实物理“空间结构的这种固定性就被强化成了一种绝对的矛盾”，这一事实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智能资本主义时期，数字资本的扩张本性并未改变，数字帝国主义为了实现霸权扩张必须消解空间界限，利用智能技术不断突破物理空间，力求将虚拟空间纳入资本积累、权力垄断的目标。此时，数字帝国试图作为无形、至高的技术权力中心出现在世界空间体系中，力求统摄一切数字资本权力关系。正如列斐伏尔所言：“从一种方式转变为另一种方式就必然要求有一种新的空间生产。”数字寡头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不断超越现有的物理空间界限，建构超现实、映射物理世界的虚拟数字空间，利用迭代更新的智能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将数字平台基础设施化，无限度汲取用户时间与空间、操纵用户数字生命，甚至进一步延伸至用户的身体和思维意识的最深处，在空间扩张过程中积聚与强化数字帝国权力，可以说，数字帝国的逻辑“操控着一切延伸到数字生活世界每一个圈层的数字秩序”。
数字帝国权力的影响表征为数字寡头通过智能技术潜移默化地影响用户的实践活动和思维认知，进而使用户自愿地顺从数字帝国的规则和条约。在这一过程中，比控制用户的时间与空间更为严重是对用户的精神操纵，表征为利用智能技术对用户价值观的塑造与意识形态的深层操纵。其一，数字资本“通过模型的设计和语料的选择，为知识生产设定出自己的格式、标准和价值取向，成为知识生产的控制者”。也就是说，数字资本主体不仅掌控了知识生产以及信息传播的方式，也通过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输出负载资本权力主体的价值观念，将资本增殖逻辑融入“知识性内容”之中，而那些使用智能技术的普罗大众深陷意识形态被操纵的漩涡却难以觉察。其二，随着大模型智能体越来越趋向“类人智能”，它不仅能够完成原本依靠人类脑力完成的任务，甚至还能超越人类的认知能力，此时，被资本增殖逻辑控制的智能算法，成为技术垄断者监视甚至控制人类的工具，用户不自觉陷入“信息茧房”之中，个体的观念、社交越来越同质化，尤其在ChatGPT等生成式大模型的深度应用下，用户对智能化知识生成的过度依赖，极有可能陷入“知识茧房”效应，用户的认知力、创新力以及主体性都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其三，资本主义还散布“通过技术将知识普遍化”以及“技术进步就是社会进步”等一系列谎言，来迎合资本逐利本性和遮蔽意识形态话语竞争。科技巨头提出建造“元宇宙”为人类提供比现实世界更加自由自在的虚拟空间，实则是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植入技术中的迷惑性说辞。例如，数字平台逐渐成为集社交、消费、娱乐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给用户带来更为丰富的沉浸式体验，使得用户仿若置身“世外桃源”并越来越沉溺于其中。长此以往，用户成瘾于负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数字空间，对自我主体性的质疑与自卑感将会逐渐“吞噬”个体的心灵和精神。质言之，资本增殖逻辑下的技术隐藏着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发展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形态下的智能技术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强化数字帝国权力与深度操纵意识形态的工具。
结语
智能资本主义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新样态，是现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各种矛盾和悖论激化的现实镜像。资本主义试图通过现代化技术来调节与缓和其内部存在的各种矛盾，以技术逻辑的形式来遮蔽资本逻辑控制下社会发展乏力的现实，但却更加印证了根深蒂固的私有制是贯穿资本主义社会始终的矛盾主线。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些理应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智能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推动资本以技术的形式塑造资本主义数字化生存的景观与幻象，实际上强化了资本对利益的攫取、对技术的垄断，加剧了对人的剥削和社会不平等，加深了人的数字异化和社会的物化。要破除这些幻象、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与霸权实质，并不是要反对智能技术或是排斥技术的进步，而是要在立足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超越资本逻辑，摒弃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技术乌托邦幻想。
肖峰，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胡月庆，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