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是技术革命所激发的创新动能与金融资本积累所催生的利润诉求交织互动的结果。在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阶段，金融资本构建了能够快速吸纳技术成果、攫取财富的体系，对当代西方产生了巨大冲击，突出表现为社会资本过度集中、操控型政治兴起、劳工地位进一步衰落等。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引发的严重问题，预示着金融资本和金融体制正将资本主义带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四伏的境地。
关键词：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 数字资本主义 金融资本 数字平台 数字资本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年第4期，注释从略。
21世纪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其中一个显著表现是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算法等先进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被重塑。由此便产生了一个重要议题：如何认识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变化？纵观资本主义数百年的历史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发展既具有连续性，又具有阶段性。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指的是，“在其发展的全过程中，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在其生产方式范围内，其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制度会发生局部质变，从而出现发展的阶段性的变化”。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问题，有助于辨析不同阶段的不同特征和矛盾，进而更深入地了解资本主义，掌握资本主义发展规律，预判其发展趋势。
当代资本主义虽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但已发生部分质变。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变化，就是辨析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何种质变，并给予恰当的概括。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剖析金融资本的特性及其与数字平台的关系，认为金融资本依然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占主导地位，其积累模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因此应将当代资本主义称为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同时，本文归纳和总结了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的特征及影响，以期深化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研究。
一、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发生局部质变的产物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有两类观点颇具代表性。一类观点是基于数字技术或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现实，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为数字资本主义或信息资本主义。“所谓数字资本主义就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与动力。”根据丹·席勒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面临严重困境，为了应对挑战，打压工会，大型企业和政府“开始全面拥抱数字资本主义”。计算机、软件和互联网领域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大型企业也积极借助信息和通信技术将一些业务外包到劳动力廉价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国内一些学者在这类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数字资本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本形态，甚至取代了金融资本的主导地位。“在今天的世界资本市场上，叱咤风云的不再是那些从事实体生产的产业资本家，甚至金融资本也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而Google、苹果、Facebook、Twitter、微软等更重视数字资本的公司成为这个世界潮流的主导，而他们占据的就是处在数字资本主义金字塔尖上的一般数据。”
另一类观点是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为平台资本主义。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观察到数据和平台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扮演的重要角色。尼克·斯尔尼塞克指出，“21世纪的资本主义，找到了大量新的原材料——数据。通过一系列的发展，平台已经成为组织企业越来越主流的方式，从而垄断这些数据，然后提取、分析、使用和销售这些数据”。也有学者认为平台企业和平台体系尚未发展成形，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并没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式。
上述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两类观点不可避免涉及这样的争论：数字资本和平台资本是否取代了金融资本的地位？要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简要回顾金融资本的形成历史，特别是厘清金融资本的特性。早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了一批技术与装备更加复杂、固定资本规模庞大的新兴部门，从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被大规模集中，这便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垄断不仅体现在对社会生产条件的垄断，还体现在金融垄断。银行作为势力强大的垄断者，与工业垄断资本形成了密切联系，二者相互融合并混合生长，形成了以控制大量货币资本进而控制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金融资本。“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金融资本以其强大的金融垄断势力和对社会经济各个部门的控制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体。在掌握巨额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操控国家经济命脉的金融寡头。因此，学界把20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称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当前，探究当代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变化，离不开对金融资本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分析。
金融资本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具有强大控制力量的资本形态，是用来反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性质的概念。其一，金融资本以货币资本形式控制和分配生产资料和产品，但它不等于资本循环中的货币资本。资本循环中的货币资本，是执行货币职能的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是在掌握大量货币资本的基础上，形成强大的垄断势力，进而控制生产、流通、分配等环节，而不仅只控制货币资本的所有权。其二，金融资本不是根据部门分工得出的概念，而是垄断占有资本价值增殖过程所需的各种条件的整体性资本。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社会经济结构较为简单，不同资本之间的关系可以依据其所在的部门得到清晰界定，但到了垄断阶段，金融资本重构了资本结构，此时金融资本不再等同于金融业资本，尽管金融业是金融资本的重要活动领域。其三，从所有权方面来看，金融资本不是一个具有明确所有权的资本概念。金融资本的基础是垄断形成的控制力，其数量往往远超企业和银行自有资本的数量，特别是在金融创新极其发达和金融衍生品泛滥的当代。
简言之，金融资本是一个涵盖多行业和多部门，对经济和社会具有统摄性作用和影响的资本形态。“资本的特殊性质在金融资本中被抹去了，资本现在表现为了一个统一的力量、一个统治一切社会生产过程的力量、一个直接由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及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劳动所有制中产生的力量，还有作为财产关系直接结果的对活劳动的支配权所产生的力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西方资本主义政府采取诸如流动资本监管、房租管制、国有化等多种措施节制金融资本扩张以维护社会稳定。这些措施的出台，并不意味着金融资本彻底失势。新自由主义兴起后，效率至上的“自由市场”学说被奉为圭臬，西方政府不断减少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控制，其结果是传统制造业严重萎缩，实体经济不断“空心化”，金融资本吞噬财富的庞大胃口难以得到满足。恰逢新一轮科技革命爆发，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新兴行业与部门受到大量金融资本追捧。实际上，金融资本与数字资本的结合，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特征。当今技术创新和平台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巨额资金，如人工智能（AI）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动辄上亿美元，平台企业发展初期面临“死亡峡谷”的困境，更是需要金融资本的投资和支持。“如今，对科技初创企业的投资，不再是金融业中心地位的替代品，而是金融业的一种表现。就像最初的科技热潮一样，它是由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大量资本寻求更高的回报而启动和维持的。”维尔纳·吕格默尔指出，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推动下，全球资本高度集中，逐渐形成了以贝莱德、先锋、道富等为代表的资本集团。这些资本集团“几乎将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重要的银行、汽车、能源、军备、制药和矿业公司，以及那些走在世界前沿的数字公司全部收入囊中”。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金融几乎成了一种宗教般的存在，渗透到了各个行业和部门，以至于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越来越难以区分。“工业、商业和不动产资本变得如此集中于金融运作和机构，以至于要说出商业和工业利益始于何处以及严格的金融利益终止于何处，正日益变得很困难。”因而，在数字技术快速更迭、数字平台广泛存在的当下，可以说数字资本和平台资本俨然成了金融资本新的存在形式，数字资本和平台资本不是削弱，而是增强了金融资本的力量。
同时，数字技术和平台也影响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金融资本的积累模式。马克思曾指出：“把剩余价值当做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由于资本家阶级垄断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工人不得不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积累的源泉只能来自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当下，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影响下，数字劳动应运而生并成为价值创造的新源泉。大量数字劳动者被嵌入算法主导的生产体系，无偿地为垄断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因此，金融资本积累的直接来源不仅是企业的未分配利润、资本市场融资等，还包括数字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资本积累的具体方式看，由于数字技术和平台极大增强了金融资本获取数据与信息的能力，使其能够迅速垄断市场，大量资本被集中到极少数资本家手中，从而资本集中相对于资本积聚的地位更加凸显。相比列宁分析资本集中以生产集中为基础，“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当今的资本集中更体现在资本运作方面，虚拟资本的积累远远超过实际资本的积累。“依赖于超级数字平台的技术优势、大数据资源以及跨域整合能力，金融垄断资本能够实现对价值链的深度控制，并通过多种金融手段获取巨额利润。”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主张应将当代资本主义称为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并不是对金融资本主义的否定或取代，它是金融资本主义在数字技术催化下内部发生质变的产物，是技术革命所激发的创新动能与金融资本积累所催生的利润诉求交织互动的结果。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的“灵魂”依然是金融资本，其形式则掺杂了数字平台成分。
二、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特征
1.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
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离不开几大要素的推动。一是大数据和算法等为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技术支撑。随着计算机、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等的普及，由数码化所记录、积累的大数据成为可供计算机快速提取、分析的数据资源，大数据技术也成为人类须臾不可或缺的重要技术。这使得证券等金融评估越来越简便，证券交易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证券投资者通过手机或电脑就能在世界各地很方便地买卖证券。尤其是智能算法技术的应用，可以使金融机构快速分析和利用海量数据，进行精确的信息处理，自动完成决策，减少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因此，对时间和速度最敏感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往往是最先应用数字技术的领域。“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行业像华尔街那样完善了不断复杂化的算法和自动化机器。”二是数字平台为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物质架构。在一切皆可被记录并能转化为数据的条件下，数字平台作为一种数字化基础设施，具有强大的数据采集、处理和存储能力，能够实现对现实物理世界的数字化同构，从而充分利用数据的可复制、零边际成本、累积溢出效应，融合市场和企业的功能，快速统合、协调和配置资源。这为金融资本垄断数据市场流量，打造相对完整的生态系统，实现“赢家通吃”，进一步控制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弱化传统经营者的市场地位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尼克·斯尔尼塞克在论述工业平台时指出，“通过将自己定位成工厂、消费者和应用程序开发人员之间的中介，这些平台可以自如地监控全球制造业的运作情况，从最小的执行机构到最大的工厂，利用这些数据进一步巩固其垄断地位”。三是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为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资金支持。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原有传统大型银行和投资银行基础上，涌现了一大批新兴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参与者，如私募股权基金、对冲基金和风险资本等。这些金融机构和金融参与者以收益最大化为唯一目的，具有强大的市场敏感性和投机性，能够及时发现商机，资助新兴的商业模式。由于数字平台具有巨大的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亦即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平台的价值和效益呈指数级增长，因而平台能够得到投资者的青睐。平台企业在发展初期，为了吸引客户，往往提供免费服务，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依靠的正是大量投资者的持续资助。因此，平台企业的快速发展出现在资本主义金融化的背景下，平台企业形成了估值驱动型积累模式。有学者将这类现象称为平台经济的金融化。
2.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阶段性产物，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呈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大数据和算法“军备竞赛”盛行。在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提高商品销售额、增加劳动力数量、扩大厂房面积等。金融垄断资本产生后，银行给企业贷款时，为了避免资金浪费、提高积累效率，往往要进行周密审查、监控企业经营活动和资金使用方式，企业和银行还互派董事参与对方的经营决策，实现人事上的联合。弹性积累或灵活积累体制出现后，资本主义在用工和生产，甚至消费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弹性”特征。随着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的到来，资本加大对数据和信息的争夺与利用，弹性积累体制进一步发展。数据已经成了当今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数据的背后是信息，占有数据等于获得信息优势，进而能够在财富生产和分配上拥有支配权。“数据，特别是掌握相当规模的数据才是成功的关键。”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各类市场“玩家”使用各种手段搜集社会民众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产生的数据，再通过精妙的算法模型，挖掘数据价值、预测需求、优化价格、实施精准营销，提高自身在市场中的反应速度。如贾森·萨多夫斯基认为数据收集是由资本积累的持续循环所驱动的，而这一循环又推动资本构建并依赖一个万物皆由数据构成的世界。在拥有海量数据的基础上，垄断资本和实力强大的企业便可以建立独家数据集，优化算法模型，锁定特定客户群体，获取更多财富。金融领域更是成了大数据和算法的“天下”。“曾经由咬牙切齿、成群结队、高声叫卖的交易大军主宰的市场现在已由互相竞争的算法所控制；它们在交易的战场上不断试探对手，谋求优势地位，声东击西，并在实践中学习。”在这样的情势下，金融资本拥有了掌握所有市场信息的“上帝视角”，迫使每个行业中的经营者竞相开展大数据和算法“军备竞赛”，以避免被淘汰。不仅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即便在政治领域，数据分析团队和程序化的广告也成了近些年西方选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平台组织迅猛扩张。在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制造业企业或工业企业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制造业企业的地位被各类服务业企业取代。更为主要的是，在金融资本的影响下，企业的运行方式被重构，大量企业被“股东至上”的价值理念裹挟，更加注重短期利润，设法上市套取金融利益，或将收益用于股票回购，而非新的研发。“任何宣称企业是一个长久的社会机构且应该将利润分给诸如从雇员到社区的各种‘利益相关者’的企图，都构成了对神圣不可侵犯的股东权利的攻击。股东就是公司”。到了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阶段，金融资本的逻辑进一步影响企业发展，大量企业要么依赖数字平台，要么向平台化转型。经济的平台化已经成为当今最突出的商业变革之一。数字平台不仅具有强大的信息收集、处理和传输功能，它还充当技术中介，为企业提供轻资产运作模式，摆脱诸如劳动力雇佣和管理、原材料采购、商品销售等问题的困扰，因而许多企业竞相采用平台模式。“现在传统的巨头从沃尔玛到耐克，到约翰迪尔，通用电气和迪士尼都在争分夺秒地在它们的业务上采用平台模式。”由此，平台组织这种新型的企业组织迅猛扩张。“那些运营和维护数字平台，并依赖数字平台参与社会经济运行的新型企业组织，可称为平台组织。这种新生的组织形式在竞争中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进行了基于数字化逻辑的革命，除与平台直接相关的各种社会活动外，原有的产业和产业组织活动也会被重塑并整合纳入平台的运行逻辑。”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力强大的平台组织并不生产任何产品，产品生产和价值增殖环节由非平台组织或个人完成，前者通过对数字化基础设施和大量数据的垄断而实现对后者的支配。因此，通过平台模式，“许多企业的绩效得到了提升，还灵活地接触到具有各种技能的庞大的工人群体”。平台组织迅猛扩张，预示着资本的触角已经超越传统工厂的围墙，打破了工作和生活、线上和线下、专职和兼职的界限，整个社会成了满足和服务于资本价值增殖的数字工厂。
第三，“嵌入式金融”快速发展。以往人们主要从金融部门和金融行业对国民经济的巨大影响力以及企业金融业务和资产不断增多、大宗商品金融属性不断增强等方面观察和认识资本主义金融化。到了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阶段，金融资本借助数字平台，使金融资源、金融信息和金融工具更加广泛地影响整个社会，进而推动“嵌入式金融”快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从宏观到微观层面的金融化程度都在不断提高。
前文提及，平台企业在发展进程中得到了金融资本大力扶持。平台企业产生后，又极大地促进了资本流动，吸纳过剩的金融资本，引致资源进一步从生产性部门转向金融部门。数字平台在扩张中还推动了数字金融平台的产生，进一步便利金融资本逃避监管、转嫁金融风险。在微观层面，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早已离不开数字平台，而这些平台基本都使用金融工具，从而大量民众主动或被动地卷入金融体系中，如通过互联网借贷弥补消费与收入之间的缺口。不仅如此，数字平台还源源不断地收集社会民众在互联网上留下的数据，从而利用大数据评估其信用，向其精准提供各类金融贷款服务，或提供金融信息，帮助其在复杂的金融市场作出投资决策，并从中获取服务费用。“随着公众利用零售级金融信息的机会，金融数据分析平台为公司和投资者创造了一个安全、‘围墙花园’空间，让他们可以利用金融数据和工具。”此外，数字平台可以有效整合社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闲散资源，加快其财产周转，让一些资源更快地金融化。
综上来看，在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阶段，金融资本利用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及其掌握的大量数据，通过资金引导、制度创设等，构建起一个能够快速吸纳技术成果、攫取财富的体系，实现了技术与资本的深度融合，从而拥有了更加强大的力量，对当代西方经济、政治、社会等产生了巨大冲击。
三、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对当代西方的影响
1.经济冲击：社会资本的过度集中
资本集中是指现有的若干资本合并到一起，从而使原有的个别资本总额增大。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资本由分散走向集中的过程。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以及少量的企业并购现象就已经出现了，这使得企业的生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形成了社会资本和社会企业。“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社会资本和社会企业的产生，意味着资本和企业的规模日渐庞大，更代表着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越来越复杂。在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技的进步，企业规模要增大，生产关系也要随之变革，这只能通过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来实现。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劳动力和社会产品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大型企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金融资本的支持下，企业并购甚至是恶意并购成为普遍现象，由此产生一批大型跨国公司。这些大型跨国公司就包括本文提及的新兴资本集团、数字平台巨头。相比以往的企业并购和社会资本集中，发生于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资本集中，其重要特点是速度快、规模大、涉及领域多，从而使得以金融资本为主体的极少数资本集团占有巨量社会财富。100多年前，资本家的“造富周期”至少长达几十年，且基本与物质生产活动密切相关，而当代富豪的“造富周期”可以被压缩至短短数年，且基本都是脱离物质生产活动，与金融资本直接相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西方社会经济快速增长，加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民众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能够拿出相当部分资金用于投资，这促进了包括证券、养老金、保险等金融领域的发展。资本主义金融化的环境也影响着社会民众的行为，“人们每天都被轰炸要投资五花八门的金融产品，包括股票、债券、共同基金和指数股票型基金（ETF）”。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在放松或取消对银行和金融活动的监管后，金融资本得以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发展和扩张。金融资本快速发展的重要表现是金融创新盛行，各类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不断扩大，而金融创新使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进一步丰富，反过来扩大了金融资本的活动空间，促进了金融资本的流动。“金融革命的发展扩大了参与买卖商品的范围，从普通的股票和债券到抵押贷款、信用卡应收账款、助学贷款、重大疾病险赔付、诉讼费用支付，以及不透明金融衍生工具，如债务抵押债券和信用违约互换等都能参与到金融市场的交易中。”此外，跨国公司包括与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兴行业和部门的发展，既需要金融资本的支持，也促进了金融资本在全球的流动。特别是一些平台企业，在自身运行成本极低的情况下，将业务渗透到数十亿人口的日常生活，在极短时间内集中大量资本和财富。例如，全球著名的网约车平台优步，在金融资本的追捧下，“短短几年内就已经攀升到了全球金融顶级梯队”。这类自称为社会民众提供便利和就业机会的科技公司，本质上与金融财务公司无异，它是金融资本在数字技术条件下形成的新型积累模式。
在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阶段，拥有巨额资本和财富的企业逐渐演变为超级巨星公司。据报道，截至2025年8月中旬，苹果、微软、英伟达、亚马逊、Meta、Alphabet和特斯拉等“美股七巨头”的市值之和已占到标普500总市值的34%。如果再加上博通、伯克希尔哈撒韦和摩根大通这三大巨头，以上10家公司的市值之和已占到标普500总市值的近四成，创历史新高。早在十多年前，全球排名前五位的市值最大的公司就已经是清一色的垄断算法的科技公司，少数公司的规模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这场由人工智能掀起的资本狂潮，早已引发人们关于人工智能有无泡沫、泡沫何时崩溃，以及人工智能泡沫是否会重蹈2000年互联网泡沫覆辙的激烈讨论。社会资本过度集中、超级巨星公司的诞生，意味着金融资本正在以数据和数字平台的方式实现新的更高效率的积累。与之伴随的负面问题是超级卡特尔的形成，资本主义垄断进一步加重。以生产高性能人工智能芯片的英伟达公司为例，该公司2024年在全球人工智能芯片和数据中心芯片市场的占有率约为90%。这类极少数资本集团在拥有强大市场势力和财富控制力后，必然会压制竞争，滥用市场牟利，造成大量中小企业面临破产的困境。例如，亚马逊曾明确要求出版商降低图书价格，延长付款时间，并做出更优惠的运输安排。“出版商们一旦负隅顽抗，亚马逊就会修改算法，不再向顾客推荐他们的图书。”表面上看，这些问题与数字平台的特性有关。强大的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的存在，极大地增强了平台企业的力量，加上平台经营的是市场，它可以规定市场的运行规则，因而少数平台企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展为控制整个生态系统、拥有强大市场力量、掌握技术应用的数字平台巨头或科技巨头。但进一步看，这些问题根源在于金融资本和金融制度的异化，即金融从一个为社会生产和投资提供流动性的行业，异化为掠夺劳动者和生产性企业的体系。“无赖的金融体系正在积极地对生产性公司部门进行并购。它以提高经济效率为名，使得负责任的管理更加不可能实现。那些呼吁公司经理们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的人，忽视了这一基本问题。”列宁100多年前所说的情形依然在西方上演着，“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不同的是，今天的“金融强盗”在掠夺财富时披上了一层由算法、大数据等高科技组成的光鲜亮丽的“外衣”。
2.政治冲击：操控型政治的兴起
少数资本集团在占有巨量资本和财富的过程中还影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致使操控型政治兴起，民主政治持续衰败。所谓操控型政治，指的是少数资本集团削弱国家或政府权力，并以前所未有的精确度和控制力塑造社会民众的行为。
第一，少数资本集团拥有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强大权力。资本主义国家或政府作为资产阶级的总代言人，扮演着为资本积累服务的角色。在垄断产生后，垄断资本的行为损害了其他资本的利益，这个时候必然需要国家出面将不同资本家的矛盾和冲突限制在不损害资本主义整体利益的限度内。西方资本主义政府历史上多次制定和颁布反垄断法案就是例证。然而，新自由主义兴起后，“新的金融体制已经改变了在全球资本主义中起着作用的各种势力的平衡”。在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国家或政府被戴上了“镣铐”，职能严重缩小，沦为少数资本集团的“跟班”。其一，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世界各国的股票、证券、期货、外汇、商品等市场早已密切联系在一起，西方少数资本集团借助计算机和金融技术，形成了相互交织、如同巨网一般的各种参股公司、合资公司和子公司，打破了国家间的界限。以西方世界最大的资产管理集团贝莱德集团为例，它“是纽约、伦敦和法兰克福这三家证券交易所的共同所有者，与此同时，它还构建了一个秘密的、不受法律制约的平行系统，包含证券交易所以外所有类型的股票和有价证券的交易场所”。在全球治理中，金融资本监管包括平台监管基本属于空白地带，少数资本集团在全球扩张中早已拥有塑造国际秩序的强大能力，间接削弱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很多主权国家调控本国经济的能力。“国际金融体系已经影响到了每一个人……一种货币的变化可能使农民在收割庄稼前就收入减半，或使出口商停业。利率上升可以导致店主库存费用致命上涨。”其二，在数字技术影响下，一个与现实物理世界平行的虚拟世界产生，“国家的疆域变得更为多样、松散、模糊；疆域也不再仅具有物理空间属性，数字空间的特征逐渐增强”。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量活动被集成到虚拟网络空间中，少数资本集团在网络空间建立了平行于物理世界的规则体系乃至信用体系，确保企业和公民能够从事相关活动，这等于拥有了本属于政府的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在企业和公民日益依赖网络空间，特别是依赖平台赋予的虚拟身份的情况下，少数资本集团可以在网络空间对他人资产进行赋值、占有和处置，甚至剥夺他人发声的权利，删除受宪法保护的内容。由此，国家权力的运行规则很大程度上被改变，暴力的垄断主体不再仅仅是政府。当下，数字平台巨头既可以配合本国政府在全球建立强大的监听系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策划“颜色革命”，也可以对抗本国政府的立法活动，让国家顺从自己的意志。前者的典型表现是“阿拉伯之春”。在这场被称为“脸书革命”“推特起义”“键盘敲击出来的革命”中，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被广泛应用于组织抗议、相互沟通、外界联络等活动。后者的典型表现是美国政府分别通过《保护知识产权法案》和《停止在线盗版法案》，原本试图对侵犯版权和盗版行为实施制裁，以保证网络安全，但谷歌和英文版维基百科以及几千个较小的网站组织了一次全面的关闭行动，同时在其他地方鼓动人们去请愿抗议这些法案，最终这两项法案被废弃。有研究认为，大型科技公司在西方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已变得无处不在且无所不能，它们拥有的影响力和资源使之成为半自主、半主权的实体，取得了“类国家”的地位。
第二，少数资本集团拥有的超级权力不仅体现在占有或转移本属于政府的权力方面，更体现在塑造和改变社会民众行为的能力。首先，在数字平台和平台组织迅猛扩张的条件下，社会民众所获得的几乎所有信息，以及与他人的交流，都依赖于私人垄断资本所提供的平台，因而“个体与占霸权地位的数字平台之间出现信息和权力的更大的不对称性”。数字平台巨头不仅有能力获取并高效率地处理社会民众在互联网上留下的信息，对民众实施精准画像，判断其政治立场等，还可以决定向社会民众展示什么样的信息，包括向社会民众发送大量定制化信息，这些信息能够契合民众的个人立场和价值观。“如果你经常使用脸书、Instagram、色拉布（Snapchat）、推特或其他社交媒体网站，那么你的信息就会被他们哄抢。你允许它们将你的人格置于拥有数百个维度的空间中，你的情绪被它们编号分类，你未来的行为被它们建模和预测。”数字平台巨头在向民众发送的定制化信息中，有时还掺杂着假新闻，以混淆视听，愚弄民众，致使后者被困在不断强化偏见的过滤气泡中难以脱身。长此以往，民众也会不断偏离富有活力的智识生活。其次，少数资本集团能够在垄断信息的基础上影响社会民众的自主判断能力。社会民众每时每刻都生活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面临信息超载危机，鲜有能力甄别信息真假。在公共议题上，多数人倾向于接受与自己立场和价值观相近的观点，主动或被动失去了接触反对意见的机会；即使能够接触反对意见，也缺乏评判的能力。由此，民众的认知经过资本集团的驯化，其行为自然也是被隐匿操控下作出的决策。近些年来，先进数字技术不断被应用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活动中，如智能选举的流行。但结果却是民主政治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颓势状态和操控特征，各种民粹情绪蔓延，民众被划分为不同的阵营且不同阵营之间的对抗十分激烈。在选举中，资本集团、政客和媒体往往通过精心策划议程设置，引导社会民众关注特定议题，塑造其投票偏好，或通过煽动民众的愤怒与不满情绪，影响其投票决策，最终民众手中的选票不再是对候选人能力和政策的评价，而成了资本集团争夺的“战利品”。此外，在张扬个性、追求自我解放的后现代主义价值观盛行的西方，人们热衷于关注独特的物品、服务和活动，追求个性化需求。数字平台不仅能加速信息传播，还具有叙事、审美等功能，从而触动民众的敏感神经，让民众过度关注自我和自我所在的群体或阵营，加剧了政治极化，降低了国家的凝聚力。
3.社会冲击：劳工地位的进一步衰落
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以工人为主体的劳动者曾通过罢工、组建工会等行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形成了强大的阶级意识，推动了社会进步。随着强大的金融资本的兴起，特别是全球生产体系的建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中低端产业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大量“铁锈地带”出现，劳工阶级力量受到严重削弱。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核心国家的劳工运动在基层车间所取得的种种胜利，已经被极大地推翻了。随着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的到来，劳动的形态、劳动者与垄断资本的关系、劳动者之间的联系，甚至劳动者的身份等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工的地位进一步衰落。
第一，在数据成为关键性的生产要素后，劳动也逐渐数字化和标准化，平台企业能够将大量工作任务以数字的形式外包给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劳动者，进而劳动者的生产场域越来越多地被转移到虚拟数字平台，他们需要随时随地展开工作。在劳动过程中，平台企业通过数据、算法等手段监控劳动者，精确评估其表现并根据历史数据决定下一阶段劳动者的订单多寡，使得劳动者不得不依附于平台。平台企业在金融资本逻辑影响下，极端重视股价，为提高股价，将劳动力作为非核心业务不断剥离，利用数字平台谋生的劳动者则被定义为“自己的老板”，无法与企业建立以劳动合同为基础的稳定的雇佣关系。因此，在数字平台加持下，少数资本集团得以规避法律法规，将弹性积累体制的效能发挥到了极致，在全球拥有了一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力大军。这支庞大的劳动力队伍作为独立承包商，其形成的经济形式被称为零工经济，劳动者在其中拥有一定程度选择工作时间的自由，但代价是社会保障的缺失。
第二，数字平台与金融资本深度交融，不仅催生了新型的经济形式和用工关系，还造成了劳动者的离散化，或者说劳动者难以寻觅工友，原子化式的生存特征愈加明显。劳动者难以寻觅工友，不仅表现为传统工厂中大量工人被自动化生产系统所取代，更主要的是在“数字工厂”中，全球各地的劳动者被吸纳到零工经济中，他们彼此独立，几乎没有机会与对方接触，完全遵循西方垄断资本的意志和要求完成特定任务。劳动者为了获得订单和足够的报酬，很多时候不得不陷入“逐底竞争”。“没有管理人员，只有算法；没有同事，只有符号化的竞争对手；无法明确接触任何人或任何信息。”一些劳动者甚至通过金融渠道，以借贷方式获得生产工具，从事劳动活动，而巨大的债务压力也加大了劳动者对平台和金融资本的依附程度。因此，在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劳动者的生活越来越不稳定，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个“朝不保夕群体”。
第三，劳动者身份的多样性，加快了阶级意识的消亡。在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工人聚集在工厂，团结起来反抗资本家剥削和压榨，有助于形成和维护阶级意识。随着后工业社会或消费社会的到来，个性化需求、分众消费文化逐渐流行起来，消费者的喜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运行，企业用即时生产、定制化生产取代过去的大规模生产，以灵活应对市场需求变化。劳动者也由此获得了一种新的身份和心态。“消费主义有一种魔力，让在生产世界卑躬屈膝的劳动者在消费王国中成为被笑脸相迎的‘上帝’。享受到了福特—凯恩斯主义红利的白领工人，不再寄希望通过革命斗争颠覆自己的地位，而是满足于消费带给他们的快乐。”到了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一方面，部分劳动者被戴上了“创业者”的耀眼光环，享受着一定的自由，劳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或转移；更多的劳动者面对数字技术快速迭代和激烈竞争的现实，则需要持续更新知识技能，不得不主动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另一方面，面对金融资本制造的收益与风险并存的“赌场资本主义”诱惑，以及数字平台带来的便利化的投资渠道，大量劳动者以投资者的身份购买各类金融产品，用少量投入撬动巨大资金，试图实现“一夜暴富”，与金融资本一同狂欢，直至金融泡沫破灭。“在新全球经济的金融市场中，由信息网络中获得了自己生命的资本之流，不但左右了我们现实经济的命运，而且，它们还创造了一个更向钱看的单一价值，一个更以钱滚钱、投机与赌博的世界。”
结 语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在资本主义数百年的发展和变化历程中，它既创造了极其丰富的物质财富，也带来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无数危机。因此，资本主义是充满悖论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动荡、不安定和变动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重要表现，也是其应对矛盾的重要方式。
作为一个充满变化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历经不同发展阶段，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自20世纪初金融资本主义产生后，金融资本虽遭遇过打压，但其始终是资本主义社会主导性的资本形态。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兴起后，金融资本一路狂飙突进，影响深远。21世纪以来，在一系列先进数字技术影响下，当代资本主义演进到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在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阶段，金融资本在积累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科技—金融”复合体这类新型资本集团，正在西方引发一场巨变，突出表现为社会资本过度集中、操控型政治兴起、劳工地位进一步衰落等。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引发的严重问题，预示着金融资本和金融体制正将当代资本主义带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四伏的境地。平台化金融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和演变趋势，直接关系到西方乃至世界格局的走向，因而值得持续追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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