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古文献学取得丰硕成果，但仍要不断加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第一，我国古代传统文献学的丰富遗产为当代建构古文献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根基。因此，从传统文献学思想中汲取营养，是建构当代古文献学自主知识体系，实现民族化、主体化的必经之路。我们要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以学术通史的形式从序说、综述、分论、传记、大事记等部分，系统总结传统文献学的思想精华和学术成果。第二，建构本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要注意把握其内在理路。建设主干清晰、枝叶繁茂的学术体系，要着力解决几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古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古文献学的研究任务是什么？古文献学学术体系应包括哪些主要内容？第三，当代古文献学的创新实践，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古文献学研究和古籍整理实践借助数字化、智能化等高科技，在方法和技术上不断创新，突飞猛进。除此之外，古文献学的内生性发展方面也有许多创新成果。如为研究特殊文献而产生的简帛文献学、碑刻文献学、民间文献学；将古文献学与文化史、学术史、社会史交叉研究而形成的文献文化史、文献社会史等。这些创新实践的重大成果，将不断丰富和拓展古文献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从而体现我国自主知识架构的时代性和先进性。

关键词：古文献学；自主知识体系；传统脉络；内在理路；数字人文

一 引言

中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在世界上存量最多。据统计，我国留存至今的古籍仍有约19万种，5000余万册，它们记载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也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曾中断的历史见证。在传承发展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历代都有整理、考辨、研究文献的工作，并逐渐形成了目录、版本、校勘等专学为基础的校雠学。进入20世纪，具有近代科学方法的古文献学代替了古代的校雠学。这里的古文献学即指当前分立于文学的古典文献学和历史学的历史文献学，这两个学科名异实同，都是整理、考辨、研究古代文献的学科，故可并称“古文献学”，这种并称也得到专业学者的广泛认同。改革开放以来，古文献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取得快速发展，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我们统计，四十多年来出版的综合性古文献学著作，如中国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古典文献学、传统文献学、古文献学等达90余种，这还不包括许多专科文献学，如中医、法律、艺术、经济、科技、宗教、文学、简帛、碑刻等文献学专著。至于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辨伪学、注释学、辑佚学等专学著述，更是不计其数了。在人才培养方面，除了在全国6个高校设立古典文献学本科专业点外，各地高校普遍建立了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硕士点和博士点，形成了成熟的课程设置及培养方案。大量古文献学专业人才成为国内古籍事业和传统文化研究的中坚力量，也为古文献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人才储备。近年来，一批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他们在古文献学的选题和研究成果方面都有很好的创新与建树。尤其是他们对于新技术的敏感、对新方法的探索，更是令人赞叹。进入21世纪以来，古籍的数据库建设、古文献处理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迅速，数字文献学建设已提上议事日程。清华、北大、浙大等高校的数字人文和古文献学的数字化、智能化研究走在前列；北大数字人文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和高校古委会定期开展对古籍智能信息处理技术的专题研讨，已经发布了十几次研讨会的成果。目前中华书局的“籍合网”上的古籍整理智能技术已对一些传统的古籍整理和文献考辨方法产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这些丰硕的成果为古文献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资源。总之，成绩是令人鼓舞的，当然也存在着学科定位不明确、未能理清学科体系、学科理论薄弱等问题。以下从几方面，谈谈我们对建构中国古文献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些思考。

二 建构古文献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坚实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植根于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壤，一切新文化的建设都要依存于固有之文化。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也是如此，如果离开传统文化的支撑，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中国古代传统文献学（校雠学）的丰富遗产，便是当今构建古文献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坚实根基。几千年来，传统文献学的整理考辨积累了丰厚的知识遗产，许多保留在四部典籍的整理成果之中，有的校雠学思想和方法形成专著，还有些考辨原则和实证精神则蕴含在几千年的学术传统中。这些丰富的遗产必须得到进一步发掘、整理和传承，以下从着力发掘和全面总结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第一，从传统文献学思想中汲取资源，是建构当代古文献学体系，实现民族化、主体化的重要途径，需要重点加以发掘和传承。一是要传承发展古代的文献收藏和编目叙录思想。我国自古有重视文献、广收博采、爱书藏书的传统。公家藏书在西周就已初有规制，春秋以后私家藏书也逐渐兴起，于是积累了文献收集收藏和保护方法。到南宋郑樵时形成著名的“求书八法”，阐述了收集古书佚书的八个主要渠道。藏书既富，则需编目。我国的目录工作从国家书目的编制开始，逐渐有了文献分类、叙录的思想和体系。《汉书·叙传》说：“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隋书·经籍志》“簿录类”小序说：“盖有目录，以为纲纪。”可见编目、分类、叙录工作一开始就不仅为了方便检索，而是有更高要求的“为治之具”。一方面是以此进行深入的学术史总结，比如现存《汉书·艺文志》的各种大序、小序，基本就是先秦秦汉各门学术的学术简史。清人章学诚把书目大小序和叙录中推阐学术大义、条别学术异同的工作概括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他在《校雠通义》中用很多篇幅总结我国历代这种优秀的目录学传统，这种传统是西方目录学所没有的，我国当代许多书目也在逐渐丧失这种学术史功能和目录学传统。另一方面是利用编目对典籍进行筛选，著录那些“辞义可采”“有益教理”的图书，以达到政治和道德教化的目的。大致从《汉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总目》，历代国家书目、史志目录都有这种观念。古代的目录学思想也富有批判和创新精神，在新制书目的过程中反思前人图书分类和评价的得失，根据时代需求和当时图书流行的情况改进分类和叙录。唐代目录学家毋煚的“审正旧疑，详开新制”便是此意。清代章学诚也主张要根据典籍的实际随时修改图书分类，不必执着四部分类的旧法一成不变。

二是传统的校勘考证思想也很丰富。我国有历史悠久的文献校勘考证传统，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有校勘文献的史实，自此历代相传，使文献考校思想有了丰富的内容。比如，汉代就有对于校勘目的的思考，刘向《别录》的叙录就有通过校勘去除重复、误字，形成“定著”的思想。到了唐代，颜师古校注《汉书》时明确提出“归其真正”，“克复其旧”的校勘目的，即通过校勘恢复原书旧貌。这个思想成为后来历代相沿的基本目标，虽然有人和经世致用、嘉惠后学等联系起来，但总的也是在讲通过校勘恢复典籍本真，以免贻误后人、贻误读书致用。至于校勘考证的原则，讨论更多。孔子整理“六经”就提出言而有据、“多闻阙疑”的原则；指出考证史事，文献不足则“不足征”，在缺乏论据的情况下，宁可留阙存疑，也不要有臆说。到了汉代，“实事求是”的考校理念提出来了，这个成语和现在的含义略不相同。颜师古注《汉书》解释说：“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即校勘考证要有事实、求其真。此后历代学者不断丰富这一考校原则，宋代彭叔夏认为“校书之法，实事是正，多闻阙疑”。他把孔子的校考原则也归纳到一起了，就是要有事实，要追求真实的面貌，多方追求，在没有事实的情况下则存疑。清代的文献考校达到高潮，学者们更是以“实事求是”相标榜，戴震、汪中、钱大昕、邵晋涵、阮元都讨论过这个命题，可以说“实事求是”成为校勘考证的一个总原则。为了贯彻这个总原则，历代学者也提出一些细则，比如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中就有多处阐述，四库馆臣将其归纳为三条，“承讹当改；别有依据，不可妄改；义可两存，不必遽改”。三条中有两条提出不能轻易改书，反对在校勘中妄改古书，这是历代校勘理论很重视的问题。清代学者王引之也提出“三改三不改”细则，即抄、刻错误和前人妄改之错要改正，异体字、假借字和没有证据者则不改。传统文献考校思想中，还把考校实践和校勘者的主体修养联系起来，这些修养包括三方面：首先是学识渊博。北朝颜之推认为“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清代学者顾炎武也说：“凡勘书，必用能读书之人。”我国典籍文献浩如烟海，内容广博，学识浅薄者校书考证或触处皆滞，校勘无法进行；或凭臆见校改，造成“妄人校书而书亡”的祸害。其次，是谦虚谨慎。清人钱大昕主张考校文献须时时自省，切忌夜郎自大；他反对校史时指小疵为大创，“自高”“自贵而贱人”，或“自狭”“自盈而拒物”。其三是择善而从。考校古书，代代相继，后来者居上是常理，但也要尊重前人的劳动成果，历代校勘学都很注意在传承中发展。清代学者王念孙校《荀子》时就表明应尽量吸收各家校本的长处，“择善而从，诚不可以已也”。上述文献考校原则和强调校勘学家自身修养的意识，便是古文献学独具民族性的思想精华。当然，传统文献学对于考校方法也多有总结，特别是校勘方法在清代更有多家之说。著名史学家陈垣在20世纪30年代运用近代科学思维，将古代多种校勘方式归纳为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的“校勘四法”，使中国校勘学跃上一个新高度，这是对传统文献学传承发展、创造性转化的一个成功范例。

三是疑古惑经、辨伪考信的辨伪思想。传统文献学对文献的辨伪思想很早就产生了。孟子就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说法，表达了对《尚书·武成》篇内容的怀疑。到了西汉，疑古考信的传统得到发展。刘向、刘歆整理典籍时已对先秦流传下来的一些古书的真伪表示怀疑，《汉书·艺文志》上我们可以看到有12部典籍之下标注“似依托”或直接断曰“迂诞依托”，这些断语不排除有的是班固的论断，但也必然包括了刘向、刘歆的辨伪。辨伪思想到了东汉王充，有了较大发展，他著作《论衡》，高举“疾妄求实”的旗帜，对当时盛行的谶纬迷信进行批判，指出许多古事讹伪不可信。又通过《书虚》《儒增》《艺增》《问孔》《刺孟》等篇，对经书、子书提出许多质疑，展开“订其真伪、辩其实虚”的考辨工作。他的《论衡·对作》篇论述了伪书、伪说的起因，阐明了写作《论衡》，“疾妄求实”的立意。唐代首倡辨伪者是刘知几，他的辨伪思想集中在《史通》的两个专篇，其《疑古》篇质疑《尚书》等古书所载史事可疑者10点，“其妄甚矣”。《惑经》篇则专指《春秋》，批评《春秋》违背了直书原则，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对史料也缺乏考证，“遂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他敢于向经书内容辨伪质疑，推动了唐宋辨伪风气的兴盛。两宋时期疑古辨伪蔚然成风，许多著名学者如欧阳修、司马光、苏辙、程颐、郑樵、朱熹、高似孙、黄震等都有辨伪的著述。特别是理学家朱熹，所辨古书42种，还较早地提出对古文《尚书》的怀疑。白寿彝先生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编纂《朱熹辨伪书语》一册，汇辑朱熹辨伪的成就，总结朱熹辨伪思想和辨伪的5种方法。明代胡应麟的《四部正讹》三卷首次系统总结了伪书产生的原因和种类21条，第一次系统总结辨伪的方法为“辨伪八法”，在该书的结语中还从宏观上概括了古书作伪的范围，认为在经史子集四类书中，“子为盛，经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传统的文献辨伪学在清代达到高峰，有崔述撰《考信录》三十六卷，既考伪书又考伪事；有姚际恒编撰的第一部辨伪目录《古今伪书考》；有阎若璩对《古文尚书》辨伪的定案；还有胡渭等人对易图的辨伪。西方古典学中也有对经典的辨伪，对中世纪手抄本的辨伪，但绝无中国传统辨伪学思想的丰富和自成体系。中国传统辨伪学思想的成就不仅包括对辨伪方法的总结，还包括对伪书产生的原因、作伪手法和类型、辨伪原则的分析，甚至还客观地评价了伪书的利用价值。传统文献辨伪思想的系统性和对文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客观性，对于当代古文献学的建构和完善仍有极大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四是文献阐释思想。传统的文献阐释不仅仅是文献整理的工作，而往往是通过文献阐释建言立说、反映时代的精神，所以实际上是一种思想发展的载体，这是我国传统文献阐释学之魅力所在。先秦时期文献的阐释已有不少意蕴深刻的命题，表达了丰富的思想认识。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表明他的文献阐释忠于往圣的旨意，不做自己的发挥，以达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目的。孟子阐释思想非常高明，其中“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两个命题，一下子就站到思想的高度，点明了后世依行的文献阐释两大原则。“以意逆志”是指后人要设身处地去理解作者的思想，即我们当今所言之“同情之理解”，从而泯灭时空距离，使后人的体认与作者的原意契合。“知人论世”是讲阅读理解作品，要知道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从而更好地了解作者，更好地理解作品，所以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文献阐释学到了西汉，出现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他们有着不同的阐释思想和倾向。清人皮锡瑞说：“前汉今文说，专明大义微言；后汉杂古文，多详章句训诂。”魏晋时期，文献阐释思想经历了“言意之辨”，在语言文字能否表达思想，通过语言文字能否获知经典本义等问题上，出现了“言不尽意”和“言尽意”的争论。王弼提出“得意忘言”的折中说法，既从语言文字出发，但又强调以理解意思为主，不受具体语言文字的拘牵，从而达到对文本的创造性理解，这些命题是此期文献阐释思想的发展。宋明时期又是阐释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宋明理学家跳过汉唐的经学阐释，以义理解释经典，阐扬“性”“命”“天”“道”“理”等理学范畴，他们把汉唐“我注六经”的解释路线转变为“六经注我”；其主旨已不是去训释古书的本意，而是读者对古代圣贤之言的个人体悟。清代学者一反宋明阐释学的路线，高举“汉学”的旗帜，积累了大量文献阐释的成果，他们总结了以汉学为主的文献阐释方法，包括随文释义、揭示句意、阙疑传信、析篇章结构、释文题主旨、释名物制度、注史实典故等等，如果再加上宋明阐释学派的“明义理性命”，那么也就基本涵盖传统文献阐释的方法和范围了。传统的文献阐释思想对于文献阐释功能的认识，因阐释路线不同而略不相同。郑玄认为文献阐释的根本目的在于探求经典的本义，“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朱熹则认为文献阐释并非仅仅获得经典本义，还要通过解释来体验古人的心境，从而丰富自身，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他说：“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两家不同的见解，恰好互为补充，丰富了传统文献阐释的思想。

我国传统文献学的思想，不仅内涵十分丰富，而且经过几千年发展，形成自身固有的传统和特点。这些特点之一是对文献典籍的敬意。古人对文献典籍在资政教化、治学修养、文化传承等多方面的价值给予高度评价，从而赋予文献考辨工作以高尚的品格。之二是文献考辨工作与义理阐发互为表里的观念。虽然汉学重考据，宋学重义理，但在许多学者身上二者是兼有的，只是会略重一端而已。朱熹作为著名理学家，其考据著作也不少；钱大昕作为考据专家，他的考据著作也常有义理的阐发。之三是文献考辨与经世致用高度结合的意识。从孔子开始就是如此，他整理三代文献，是为了达到“复礼”的政治理想。之四是求真求实的文献考校观。实事求是、辨伪考信，恢复文献的本真面貌，是历代文献学家恪守的准则，也成为他们代代相传的历史责任。上述这些优良传统和思想特点，也是当代古文献学要传承和发扬的宝贵遗产。

第二，要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以大“通史”的形式，系统逻辑地梳理、总结我国古文献学的发展史，全面发掘传统文献学的丰富遗产。上文所述中国传统文献学思想遗产的一些例子，是传统文献学丰硕成果的金山一角，其他更多的优秀遗产理应得到系统总结和全面发掘，为建构古文献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丰富资源。以往的古文献学史研究虽有许多著述论及古代文献学史，但论文较多，论著也多以断代和专题论述为主。比如对汉代、宋代、清代的断代文献学研究，对于校勘学史、目录学史、辨伪学史、辑佚学史的研究。各种综合性古文献学专著，虽也有部分内容谈及古文献学史，但都比较简略。通代的古文献学史研究，仅见孙钦善1994年出版的百万字《中国古文献学史》上下二册，该书由先秦至近代分7章论述古文献学的学术史。每章前有概述，论各期政治、学术思想对古文献学的影响；然后以重要学者为题分立各节，以人物专传的形式构成各期的古文献学史。此书作为第一部比较有分量的古文献学史代表作，有首创之功，且每个人物专传的研究都材料丰富、比较深入；但毕竟限于个人的力量，且该书已是30年前的著作，有不少问题可以做新的讨论。比如，可以把古文献学的发展放到社会总体中考察，揭示社会经济特别是生产技术的进步对古文献学发展的影响；可以对各期古文献学的学理、方法作更多的分析。

有鉴于古文献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需要，只有采取学术通史的会通形式，才能全面阐述古文献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特别是系统总结我国古代传统文献学的丰富遗产，以提供学术资源，启迪后来学子。古文献学通史的研究要遵循“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古文献学通史研究的指导，把古文献学史的研究纳入历史脉络和社会环境总相中进行考察。按照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立场，用生产、经济、政治等社会存在来揭示各期古文献学或发展或停滞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而生产技术这种“直接生产力”是物质生产方式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伟大的历史杠杆”。因此，古文献学史要重视生产技术，特别是造纸术、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等技术进步对古文献学产生的影响，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体现学术通史的会通意识。在“横通”方面，揭示社会环境诸因素与古文献学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纵通”方面，贯通古文献学的发展脉络，在阐述源流演变中揭示发展原因、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要明确学术史研究中理论提炼和学理总结的重要作用，古文献学研究具有重视方法和技巧的特点，故长期以来理论建设和方法论总结比较薄弱，学术通史要弥补这方面的缺陷，为当代学科建设和古籍整理提供有益借鉴。人物传记历来是我国通史著述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揭示历代古文献学家的学术渊源和授受统绪，分析其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古文献学通史应设立文献学家传记，写出学术史专传的特点。

按照以上的研究思路，古文献学通史研究内容将涉及以下九个方面：一是各期政治、经济、文化及学术思潮对古文献学发展的影响；二是文献生产技术的进步，新体裁、新内容对文献编纂体例的需求，文献增长与聚散等因素与古文献学发展的关系；三是各期与古文献学发展相关的制度和机构；四是各期与古文献学发展相关的重要事件与活动；五是古文献学在文献分类与著录、整理与考辨，注释与阐发等方面的学术进展；六是古文献学在各历史时期产生的重要思想及各门专学在研究方法上的进步；七是重要文献学家的学术活动及其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重要影响；八是古文献学的学术成果对各期社会文化、教育、学术发展的作用；九是各个时期古文献学发展的主要特征和历史地位。中国古文献学通史的研究内容如此宏富，因而著述体例相当重要，应该有一种与之相匹配的综合体，以适应大型学术通史在会通叙述上的需要。这种综合体可以将各个历史时期古文献史的内容结构分为序说、综述、分论、传记、大事记等五个部分。序说：阐述社会环境、学术思潮、文献生产、文献聚散与古文献学发展的关系。综述：论述各期古文献学的基本面貌和发展特征，揭示古文献学各门专学的重要进展和学术贡献。分论：总结古文献学各门专学的学理、法则、研究方法的发展进步。传记：记载重要古文献学家的重要学术活动，分析其学术成果的价值和影响。大事记：条列与古文献学相关的重要历史事件。

以“两个结合”为指导，系统总结中国古文献学发展的历史，发掘传统文献学几千年来积累的思想精华和丰硕成果，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古文献学自主知识体系才能根深叶茂，从而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三 建构古文献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理路

近几年我们写了一些涉及古文献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文章，有的讲理论建设、有的讲学科建设、有的谈研究方法创新。现在把这些思考梳理成以下几个方面，集中探索建构本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理路。

第一，建立学术自信。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古文献学是一门最富有中国特色的古老学科，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积淀，具有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明显优势。从当前来看，古文献学甚至是文献学，在国外没有相对应的学科。西方近代也曾重视文献考据，在文艺复兴时期，就有一批学者着力于古希腊、罗马的经典考证，他们的考辨旨趣和方法影响了后来欧洲兴起的文献考证学派。18世纪法国有碑铭文献学院，开展碑刻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19世纪法国有著名的巴黎国家文献学院，带动了欧洲文献考据的盛行。19世纪中后期欧洲史学的主流是文献考据，德国的兰克学派主张以科学方法治史，即高度重视对各种公私档案、契约证件、笔记信函的考证整理、辨伪存真，从而形成一个实力雄厚的史料学派，对西方史学产生极大的影响。然而20世纪以后，西方的文献考据学派没落了。相反，中国的文献考辨工作自孔子起数千年延续不断，形成了“博采慎择、无征不信”“言之有据、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和丰厚的学术积累，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吸收近代科学理念的基础上，于20世纪成功转型为保持固有特色的新型学科。古文献学固有的民族特色不仅表现在由几千年文献考辨实践总结而成的各门专学知识，尤其表现在本学科独特的话语表达。古文献学话语体系中的民族特色最明显，举凡目录学中的分类、叙录，校勘学中的校勘原则和四校之法，版本学中的版本概念、类型、版式和术语等等，都是中国固有之规定和表述。另外，古文献学的独特表达还影响了其他学科。我国历史上的《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通过各自的分类体系和部类的大序、小序，分别对先秦秦汉的学术、唐前学术进行清晰地梳理和总结，形成了中华古老的学术体系。古文献学对各个历史时期文献的序录评说、考辨传注，对我国各门学科中许多名称和概念的确立、术语的形成以及叙事表达方式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经学中传注、章句、笺释、集解等各种注经体式的形成，文学上一些重要文体和表现手法的总结和确定，史学上一些史书体裁的特点和体例的归纳和阐释，多与古代目录学的大序、小序、叙录、评说相关。这些宝贵遗产，值得认真梳理和总结。发掘古文献学中富有生命力的话语要素，赋予当代科学理念和与国际交流的融通方式，是建立古文献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途径。

第二，以基本理论问题为抓手，不断完善古文献学的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调研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我们理解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与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三大体系”之间的逻辑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自主知识体系是“三大体系”的凝练和概括，“三大体系”是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支撑，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古文献学的话语体系有自己的固有特色和明显优势，古文献学的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则需要在学理化和系统化上不断完善。

完善古文献学的学术体系，要着力解决几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一是古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学科独有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学科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特色，因此长期受到学者的关注，但至今似未得到确定的共识。比如，有的古文献学著作说，文献学研究的对象就是文献。初看似乎觉得有道理，但实际经不起推敲。因为文学、史学、哲学，哪个学科的研究能离开文献资料呢？其实古文献学也好，文献学也好，研究的是文献的文本，而文史哲等学科研究的是文献中的思想或信息。文本是由文字固定下来的具有一定系统的话语实体，附着在一定的载体之上。不同的载体材料、不同的附着形式形成文本不同的外部形态；不同系统的话语实体形成文本不同的学术类别和不同的体裁。文本在流传或再生的过程中，由于自然的或人为的因素会造成文本文字的讹脱衍倒；文本自身也有生产发展的历史，这个生产发展过程会因客观环境中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变化的影响而产生不同的结果，等等。古文献学要叙录古文献文本的分类、卷帙和存亡情况，研究其产生发展的历史和变化，考察古文献文本的载体材料与外部形态的不同和差异，考辨文本的真伪，订正文本的文字，注解文本中古奥的文字词句，还原文本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论证文献发展对文化进步的贡献。

二是古文献学的研究任务是什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古文献学著作大多把古文献学看作文学或史学的辅助学科，把古文献学的任务看作是历史学、文学史或经学史史料的整理、考订或注释，替研究者扫清障碍、提供方便，这样的界定未免太狭隘了。诚然，古文献学各门专学多是对文献文本的整理、考辨、校订之学，但是研究工作不能局限于如何考辨和校订，还要进一步追问这些工作对于推动各门学科的学术发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才是对文献学的价值和意义更深层次的探究。以经学史为例，每一次经学的变革、新经学的产生，都是对经学文本进行重新校订、考辨、诠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献学并不是简单的整理和考辨，而是深度参与到经学的再创造中，发挥了文献学推动学术史发展的作用。另外，还要注意到，古文献学还要研究文献本身的产生发展、不断演变的历史，这种文献生产史也是很重要的学问。文献学不仅要研究文献的生产，包括载体材料的生产（如简牍的制作、造纸等）和文献文本的生产（编纂、抄印和出版发行）过程；还要研究社会环境诸因素，如生产技术、政治环境、文化思潮等对文献生产的影响，以及文献产生后反过来对社会发展诸因素的反作用。所以古文献学史的研究往往要和学术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等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拓展新的视野，取得新的建树。我们曾经讨论过古文献学的研究任务，现在可以进一步凝练为以下几个方面：（1）研究古文献文本生产、发展、演变的历史，并考察其与当时社会的生产技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互动关系。（2）研究对古文献展开整理考辨、推广运用的方法，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等专学，阐述这些工作对学术史、文化史发展的作用。（3）总结前人整理、研究古文献文本的经验和思想。

三是古文献学学术体系的内涵。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古文献学研究，大致对古文献学学术体系的内涵形成一定的共识，即包括学科理论、文献发展史与学术史、专业知识与方法三大领域。其中学科理论的建设比较薄弱，需要加大力度充实和完善。我们认为，无论学科理论的框架如何搭建，其逻辑机理依然要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大范畴。古文献学的本体论主要是文献观，要讨论文献的概念及其变迁；文献的本质和特征，包括原生文献、再生文献、一次文献、二次文献等不同性质和特征，文献的二重性特征；古文献的形态、古文献的价值和功能等问题。古文献学的认识论要讨论古文献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学科的性质和研究目的、学科的定位和学科结构；要讨论古文献学与古籍整理保护的关系，古文献学的实践意义和发展规律，古文献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古文献学如何为当代文化建设服务，古文献学如何贯彻“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等问题。古文献学的方法论不是具体方法的研究和表述，是对研究方法创新发展方向的思考和分析。要研究如何传承、改进和发展传统的文献考辨方法，学习与古文献学关系密切的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及时总结20世纪以来古籍整理实践的新技术和新方式，尤其要把握当前科技发展的新态势，利用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推进古文献学研究方法革命性的变革和飞跃。当然，学习国外文献考证的理论和方法来完善我们的研究，也是方法论更新的重要途径。

第三，要完善古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布局，加强本土化学科建设。在学科布局方面，由于文献学一直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所以古文献学的学科定位就很棘手。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建立古文献学一级学科的呼吁，提出在交叉学科门类或中国语言文学门类下设立古典文献学一级学科的设想。我们认为，中华文献浩如烟海，研究选题难以穷尽，在学科建设上应该有中国气派，把视野放得更为宽广一些，可以设立文献学门类，下设古文献学、现代文献学（图书情报学中的文献学）、少数民族文献学三个一级学科，各一级学科之下再设立二级学科。古文献学之下可分哲学、文学、史学、艺术、教育、经济、兵学、农学、中医、科技等二级学科的文献学。这对于理顺古文献学的学科定位和学科体系非常必要。

古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建设除了注意纵向的层级之外，还要考虑到横向的专业布局，这些专业既可以作为各个二级学科共享的专业平台，也可以根据各二级学科的需要，将全部或部分专业设为它们的分支学科。以往的一些文献学专著，曾将许多专学如金石学、方志学、藏书史、避讳学、年代学、史源学、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等列为古文献学的分支学科，这样貌似扩大了古文献学的阵容，其实是泛化了学科性质、模糊学科边界，反而对古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设不利。我们认为，作为古文献学主干专业的分支学科，只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辨伪、注释、辑佚6门专学，其他专学应分属于边缘学科或相关学科。如此，才能达到学科体系建设“方向聚焦、主线清晰”的目标。

加强本土化学科建设，这也是建构古文献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许多高校的学科都在讲学科建设，但是学科建设的内涵是什么？有些部门却不甚了了，一般认为就是多出成果，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诚然，这两项工作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体系化的学科建设则不仅仅是这两项工作，而是一个系统工程，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解决深层的理论问题即学科的基本理念，明确学科的研究范围、发展方向。第二层面是本土化学术体系的建设，包括学术思想、观念、学说、专业知识的不断学理化阐释、体系化提炼，以及学科研究资料、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的积累和形成。第三层面是制度保障，这属于学科建设的“硬件”部分，虽不是最核心的内容，但却是关系着学科建设目标是否实现、能否更好实现的重要环节，因此也必须重视。

一个学科是否成熟、规范，其重要标志在于各种制度保障是否健全。具体而言，古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制度保障涉及到专业点的设置和学者的专业化、职业化。改革开放初期在许多学科点还未健全时，有过专业教师非专业化的现象，现在这些问题不存在了。固定的教师和不同职衔层级的岗位设置，也关系到专业队伍建设和学科的持续发展。在人才培养和教学方面，则要有不同等级的学位点，要有体现本土化自主知识体系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培养计划。与以上学科体系建设环节相关的是一系列制度支撑，以保障学位点的设立、重点学科的培育、教师队伍的规模、职称的评定，各种人才的培养、考核、选拔、管理，科研教学经费的分配，学术成果、教学成果的奖励等得到有序高效、公平公正的运作。此外，还应有学会组织、学术期刊、定期的学术会议等“学术共同体”建设，以促进自主知识体系成果的交流、传播，在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推动自主知识体系不断更新完善、持续发展。

四 建构古文献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强大动力

当代中国古文献学的创新实践，为建构古文献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明确指出了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使命，即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还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建构古文献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精神上独立自主”的方向，既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古文献学几千年积累的丰富遗产中汲取营养，又要深刻总结新中国古文献学研究和古籍整理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古文献学研究和古籍整理实践的突出成就，不断推进古文献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的古文献学研究和古籍整理实践，在知识、理论和方法创新中借助于高科技的动力，其创新成果是最明显的。因此，古文献学自主知识体系从当代中国的实践中总结中国经验，要首先关注方法和技术上的创新成就。三十多年来，古文献数字化、智能化的新方法、新技术日新月异，令人目不暇接；相对于这些丰富的创造性实践，古文献学的学理化总结是滞后的。这也符合实践与认识的规律，但是时代在发展，学科认识不能长期落后于实践，必须抓紧总结。这个工作可以分两步走，进行梳理和提炼。

首先，要梳理20世纪末以来古文献数字化、整理智能化的重大成就，从方法论上进行学理化总结。20世纪以来，现代信息技术突飞猛进，随着古文献数字化、数据库建设、网络化建设三阶段推进，已经大面积实现了古文献的数字化和网络化，技术上确认了古文献数字化的标准程式和体系结构，确定了书目数据库的标准和规范；完成了大型数据库检索系统、辅助性研究支持系统的建设。几个大型古文献数据库如《中国基本古籍库》《国学宝典》《瀚堂典藏》等都可提供万种左右古籍的阅读、检索、文字版与图像对勘，甚至简单的古籍编辑等功能，而且还在不断完善，不断形成新的功能。除了商业数据库之外，国家图书馆也建成了公益性的“中华古籍资源库”数字化平台，提供10万部数字化古籍的阅读；还实现了国际性的古籍资源合作共享，通过国家图书馆的古籍数字化平台，可以查阅美国哈佛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等高校图书馆收藏的数字化中国古籍善本。中华书局的“籍合网”也集合了《中华经典古籍库》《殷墟甲骨文数据库》《中华石刻数据库》《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等多个古文献数据库，组成大规模古文献数字化平台，提供古籍阅读、检索。其中，《中华经典古籍库》收10339种点校本古籍，颇具特色。上海古籍出版社也有古籍数字化平台“尚古汇典”，上线整理本古籍3826种。

进入21世纪，随着古文献数字化为古文献的存储、阅读、检索、传输、复制提供极大便利，带来了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研究在方法上的革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古文献整理的智能化技术。特别是OCR技术逐渐成熟，改变了古籍数字化靠人工逐字录入的方式，大大加快了古文献数字化的进程。经过改进和不断升级的OCR智能技术，可以识别各种古籍文本上的汉字繁简字、异体字，甚至讹字和俗字；识别印刷体或手写体，支持从版刻、稿抄、铅印等多种古籍版本，大小字、单双行、眉批等各种版式上获取古籍文本；还能提供版式还原，逐行折校、难字备选等功能。在此基础上，古文献的各种智能整理技术逐步实现，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自动校勘并形成校勘记的技术，古籍自动标点包括标注专名线、书名线功能，古文献的繁简字自动转换功能。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古籍智能整理平台开始运营，上述几项古文献整理校订技术都可以较好地实现。一些新的古籍整理智能化技术也在研发并已经有了初步成效，比如古籍版本鉴别、古文献的自动注释、翻译以及古籍智能化辑佚。更为高端的方法和技术如“古文献智能信息处理”也在研发中，其基本思路是通过对数字化古文献加上电脑可读的语意标注，如时间、地点、人物、组织、职官等分项，结合知识图谱技术则可以逐步实现对大规模古文献集群的专题资料检索和提取。这就意味着以往数据库中的字词检索，已经改变为对研究对象的概念检索和专题资料提取，从而更为高效地助力“e考据”开展以及古文献学和各门学科的学术研究。总之，可以看到古文献整理的一些基本方式方法，如编目、标点、校勘、注释、辑佚，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人工智能了。古文献学研究方法上的技术革命正在由浅层向深层不断推进，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古文献学在古籍整理实践上重大的方法创新，应做方法论上的总结，以不断丰富和拓展古文献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

其次，要注意到新方法、新技术给古文献学科带来了一些新理念，开辟了一些新领域，古文献学应该及时将这些理念加以学术化提炼，将这些新领域纳入学科化建设。比如，从古文献学的学科体系来说，随着古文献大量数字化、智能化，古文献学的不少整理方法、考校方法已经依托于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来施行，一个“数字文献学”在客观上已经出现，是否应该将其作为一个特色学科来建设。再如，由于古文献学在当代的载体革命，大量的数字化古籍为研究者所用，尤其是一些影响力较大的优质古籍数据库，在目录学的书目著录上应该考虑为它们增加新的分类。《中国基本古籍库》《国学宝典》等多功能的综合性古籍数据库，应归类于综合性电子丛书；石刻、敦煌、家谱、方志等特色数据库，则应归类于专类电子丛书。版本学方面，应在传统的古籍版本类型中增加电子版类型，这一类之下还要根据古籍数字化的不同途径分为图像版、文字版或图像文字相兼的图文版。另外，还要注意把数字化、智能化方法和技术成熟的专学，加以学理化提炼和学科化建设，逐步形成一些数字化分支学科。例如，目录学上编目数字化技术就比较成熟，业界已经确定了比较统一的书目数据库标准和规范。各种类型的古籍目录数据库也很多，有按照一种古籍目录建成的数据库，也有按照图书馆所藏古籍建成的书目数据及检索平台，还有组合多种古籍目录建成的古籍联合目录数据库，如上海图书馆的“中文古籍联合目录及循证平台”、国家图书馆的“古籍普查数据库”“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数据库”等。上海图书馆的平台功能比较齐全，可以按照古籍类目、版本类型、版本年代、责任者、批校题跋者等多种类项进行检索，获取古籍各种信息。其技术和方法经过学理化总结之后，就可以建设数字目录学，有的学者已经提出了这些概念和建设方案。当然，在进行学理化总结特别是数字学科建设时，要避免新技术对传统学科的不良异化。以书目数据库而言，检索范围成百倍扩张了，检索功能也极大提升了，但是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却似乎丢失了，这是需要警惕的。要引领新方法、新技术全面发展，新的书目数据库要将古典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功能熔铸到数字化建设中去。除了目录学，像校勘学、e考据等领域都可依据已有的新技术开展新学科建设，充实古文献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科布局，体现具有时代性的中国特色的知识架构。

改革开放以后古文献学的方法创新除了借高科技之力在数字化、智能化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之外，在古文献学的内生性发展方面，也有许多值得关注的方法创新。比如因为特殊文献而形成特殊研究方法，如简帛文献、碑刻文献的研究方法，因民间文献研究而采用的一些文书文献研究方法。再如将古文献学研究置于社会发展总相去作综合考察的文献文化学、文献社会学研究方法，将文献学与学术史交叉研究的方法等，因篇幅关系不能展开讨论了。上述仅从改革开放以来古文献学方法创新的突出事例，说明立足中国的当代实践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带来的巨大动力；其实这一时期的古文献学实践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只有观照中国、观照时代，从中国的当代实践中总结中国智慧和经验，古文献学才能建构起具有当代水平的、生机勃勃的自主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论断，为古文献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古文献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有自身的优势，但也有明显的短板，就是学科理论还不成体系，比较零碎。古文献学科必须尽快完善理论体系的建设，才能为学科发展提供坚强内核与有力支撑，进而实现中国古文献学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和持续发展。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