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史学自信”是吴怀祺先生史学思想的要旨。其产生渊源既来自他对民族史学杰出成就的高度认同，也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坚持发展民族史学这一优良传统的影响。吴先生“史学自信”思想的主要内涵有几方面：一是大力弘扬中国民族史学特别是史学思想的伟大成就；二是深刻阐明中国民族史学思想的思维特征；三是强调民族史学特别是民族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四是呼吁和促进民族史学走向世界。“史学自信”思想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它有助于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传统史学的优秀遗产，进一步发掘传统史学的重要价值，有助于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有助于推动民族史学走向世界和文明互鉴，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
关键词：史学自信；思想渊源；思想内涵；理论价值
吴怀祺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史学家，他在几十年的治史生涯中，坚持中国史学民族性和当代性的发展方向，深刻总结传统史学的丰硕成果和思想成就，考察中国史学思想发展历程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点，揭示了民族史学历史思维的特性。他强调民族史学遗产的当代价值以及民族史学在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中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并彰显中国史学在世界史学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他建设具有中国民族性、主体性特点的中国史学思想学科，并产出《中国史学思想通史》《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等代表性成果，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科作出了重要贡献。清人黄宗羲说：“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吴先生治学范围特别广博，成果也特别丰富，那么，吴先生史学思想的宗旨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对民族史学的“史学自信”是吴先生的史学思想要旨，至少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史学思想要旨。在坚定的“史学自信”思想鼓舞下，吴先生一直保持昂扬的学术热情，尤其在他晚年，更是越战越勇，为弘扬民族史学的思想精华和时代价值不断开拓创新，发奋著述。“史学自信”思想是他建设中国史学思想史学科的强大动力，也是他着力总结中国史学思想成就和民族思维特质的思想基础。本文拟就吴先生“史学自信”的思想要旨作一些阐述，以就教于师友和方家。
一、“史学自信”思想产生的渊源
首先，吴先生“史学自信”思想来源于他对民族史学优良传统和杰出成就的高度认同，以及对振兴民族史学的不懈追求。吴先生在谈到他的进学过程时，特别提到年轻时就受他父亲的影响，为中华文史的丰硕成果所吸引。他关心中国历史，倾心中国史学，大学毕业后就通过《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书目答问》了解中国史学，并购买了金毓黼的《中国史学史》，了解中国古代史学的伟大成就。吴先生在1978年跟随白寿彝先生学习以后，开始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进程。通过对史学史的研习，他深刻认识到中国传统史学遗产的价值和意义。最迟在20世纪90年代初，吴先生已形成对民族史学古往今来优良传统和杰出成就的系统认识，并下决心振兴民族史学，使之在21世纪民族复兴的伟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在1996年出版的《中国史学思想史》“后记”中说：“促使我研究史学思想史和写这本书，还有别的缘由。我们国家历史典籍丰富，恐怕谁也无法否认。但是要说中国史学有丰富而深邃的思想，就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同这一点。在有些西方学人看来，仿佛只有他们的脑袋绝顶聪颖，能对历史提出高明的见解，而中国的史学家像傻子一样，只知道编编抄抄，一代一代编那些无穷无尽的王朝史、帝王家谱。”他指出，对于这种偏见，“我们是不会同意的。我们要用自己的研究来抗争，展示中国史学思想宝库的珍宝，并说明今天批判地继承这份珍贵遗产的重要意义”。这表明，吴先生是以开展史学思想史研究作为认识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和地位、振兴民族史学的一个出发点。《中国史学思想史》初版于1996年，而其撰写动机应该是在撰写和出版《宋代史学思想史》期间形成的。《宋代史学思想史》于1992年出版，吴先生接受访谈时曾说：“我在搞宋代史学思想研究的时候，就是着眼于认识整个中国史学思想史来考虑的，并没有把视域局限于宋代”，“当然，促使我尽快地完成《中国史学思想史》的写作还是有一定缘由的，是为了充分认识民族史学在世界上的地位”。
吴先生形成“史学自信”思想还有一个重要的渊源，那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几代学者坚持中国民族史学发展方向的优良传统。早在20世纪初，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后任校长的陈垣先生，就选择中外文化交通这一国际汉学研究的热门专题探索研究，与西方学者争先，以展现中国民族史学的实力。他还鼓励学生努力向学，发展中国史学，提升中国史学的国际地位。他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东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到中国，夺回北京。”他自己则通过刻苦钻研，发表了“古教四考”和《元西域人华化考》等一批让国内外学者折服的史学著作，奠定了他在国际汉学界的地位，为振兴民族史学作出了贡献。20世纪40年代，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的侯外庐先生也在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提出了史学“民族化”的问题，指出中国学人已经“在自己的土壤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发掘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还在讨论历史科学民族化的问题，并回顾自己的史学研究说：“对于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径和古代思想发展的特征的论述，对于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反封建正宗思想的优良传统的掘发，都是我在探索历史科学民族化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尝试。”白寿彝先生更是从中国史学民族化的高度，深刻总结了传统史学丰富的史学遗产。他在20世纪60年代就发表了《谈史学遗产》一文，指出应对传统史学7个方面的重要遗产进行研究，取其精华，赋予新的生命力，以建设新的民族史学。他在20世纪80年代又连续发表了《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等5篇系列文章，将中国传统史学的丰富遗产进一步概括为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等4个方面，论述了传承发展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意义和任务，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史学指出了方向和道路。吴先生在《中国史学思想史》“后记”中谈到自己如何开展史学思想研究时，特别指出：“侯外庐先生、白寿彝先生以及其他老一辈学者，开启了门径，作出了示范。在他们的业绩与精神鼓舞下，我开始这一门学科的研究。当深入到祖国丰富史学遗产宝库中探宝时，真是眼前美景道不尽，我越研究越有兴味。没有这些动力，是很难把研究坚持下去的。”可见，他正是在上述学术前辈的感召下，为振兴民族史学，奋起研究和总结民族史学思想遗产，并逐渐形成他的“史学自信”思想的。
二、“史学自信”思想的重要内涵
吴先生“史学自信”的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其基础是对中国民族史学伟大成就的高度自觉和自信。在此基础上，他深刻分析了中国民族史学由历史思维形成的独具风格的民族性特征。有了这些认识，吴先生才能清晰地指出民族史学的当代价值和在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交流互鉴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总的来说，吴先生“史学自信”思想的重要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力阐明和弘扬民族史学特别是史学思想的巨大成就
吴先生说：“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有着十分丰富的史学遗产，在民族复兴的大业中，要对民族史学遗产发掘整理、进行新的诠释。”中国史学遗产广博丰厚，有记载连续、汗牛充栋的史籍，有精研睿思、灿若群星的一代代史家，有体裁多样、不断创新的叙事编纂体例，但吴先生更看重凝聚史学精华和民族精神的中国史学思想。他说：“史学思想产生出凝聚力、感召力、亲和力，是增强民族精神的力量，是推进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巨大力量。”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专门撰文，对不够重视史学思想研究总结的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从几个方面深入分析了探讨民族史学思想对于深刻总结我国丰富的史学遗产的重要意义，最后他指出：“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要评价好史家、史著，深刻把握一个时期的史学发展，要更好揭示史学发展的规律以及总结我国丰富的史学遗产，我们都应当重视史学思想的研究。”针对有些外国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史学缺乏理论思想的偏见，吴先生说：“我深深体会到研究史学思想史的重要性、必要性。中国传统史学思想对未来的世界史学的史学理论建设十分重要，因此，这项研究不仅是为传统史学争取到应有的地位，而且关系到当代世界史学发展的大问题。”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起，吴先生便专注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发掘、阐释、研究和总结，用以弘扬中国民族史学的伟大成就和重要影响。
首先，从宋代史学思想开始他的研究。因为“两宋史学是我国中古时期史学极盛时期，抓住这个关节突破，向两端扩展……这对于认识整个中国史学思想的发展也是有益的”。1992年，吴先生的《宋代史学思想史》出版，充分展示了两宋史学和史学思想的丰硕成果和重要地位，在史学思想史学科建设上也取得了突破。此后，吴先生从宋代史学思想出发，进而对中国史学思想的发展全程进行了思考，1996年出版了《中国史学思想史》。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展现中国从古代到近代史学思想发展过程和发展成就的专著，书中全面分析了各个历史阶段中国史学的思潮和阶段性特点。全书的结语专门总结了中国史学思想中的几个最突出的思想观点：“一是通变的史学思想；二是历史借鉴的思想；三是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四是历史编纂学的二重性主张。”这几个重要的思想范畴，有的是中国特有的，比如通变思想和历史编纂学上的二重性主张；有的是其他国家的史学也共有的，但却具有中国史学的一些独特内涵，比如历史借鉴思想和经世致用思想。吴先生书中对这些思想观点的形成和渊源流变都能追根溯源，考镜源流。比如对通变思想的分析，先从《周易》说起，指出《周易》“通其变，使民不倦”，“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认识是通变思想的源头。此后又考察了通变思想经孔子、董仲舒、司马迁、郑樵、王夫之、章学诚等人不断地推演发展，说明了不同时代特点对于通变思想的影响以及形成的流变。吴先生分析古代史学思想成就时，又能辩证地考察其中的积极成分和消极成分。比如，在阐述古代史学上的二重性观念时，他通过大量材料和事例说明，二重性主张是古代政治社会对于史学的需要。统治者一方面希望从历史中汲取真实的经验教训，这是对历史真实的需求；另一方面又要从主观上曲解历史，在史书上证明自己的政权合乎天意、正道昌明。他根据二重性观点在不同时期、不同场景的表现，说明如何去正确地解释和阐释古代史书记载，以避免简单化和生搬硬套。在吴先生笔下，中国古代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史学思想内涵丰富，充沛而灵动，从而展现了中国民族史学鲜活的生命力。
为了让民族史学得到应有的尊重，发挥应有的价值，吴先生并未止步，他认为《中国史学思想史》只是“尝试粗线条地钩出中国史学思想发展的过程”，他要启动更系统更全面的学术工程，来展现传统史学的思想精华和巨大魅力，这就是他率领学术团队在2005年最终全部出版的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这套大书从先秦到1949年，分10个历史时期，以通史的形式书写了中国史学思想从原始历史意识的涓涓细流到汇成波澜壮阔的思想洪流的发生发展过程。吴先生在总结这部通史的成就时，详细说明了这套大书如何用心地发掘、展示和阐释中国传统史学的思想成就：一是注意从民族文化的特质和内涵来考察史学思想，联系古代经学、玄学、子学等四部之学，分析不同思想意识形态对史学思想的滋养；二是大大扩充了研究视野，关注各少数民族史学的发展，总结辽、金、夏、元史学思想的成就；三是以通识理念，贯通性地探讨中国史学思想长河的流向，既关注阶段性特征，又对民族史学有会通性的梳理；四是注重创新，各卷对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史学思想都有新的开发和阐述，等等。他在《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总论》的“导言”中高屋建瓴地总结出古代史学思想的七大范畴，这就是：历史变化的“趋势说”、历史运动的通变观、天人相关的思想、历史盛衰论中的“见盛观衰”思想、认识历史兴衰的民为邦本和民贵君轻的理念、风俗人心关乎国之盛衰的观点、关注历史前途的忧患意识，再加上他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中归纳的历史借鉴思想、经世致用史观、史学的二重性主张，中国传统史学的思想财富就赫赫在目，如群山列阵、巍然耸立了。
2011年出版的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是与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双峰并峙的大作。吴先生在说明“通史”之后又做“通论”的缘由时说：“多年来，我们出版了《中国史学思想史》、多卷本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但我们深知，仅仅是从纵向上系统展示民族史学思想的发展路径和成绩，是不够的，还应当把历时性的研究和共时性的研究结合起来，从理论的高度上，概括出中国民族史学思想的特点与要义，并且结合时代的变化，从振兴民族文化的总目标出发，讨论民族史学走向世界，思考民族史学思想在当代的价值。”这就是说，对民族史学思想遗产的考察和总结，不仅要从纵向上梳理贯通，还要从横向上对民族史学几大特殊领域中的史学思想加以逻辑归纳，以呈现这些特殊领域中的史学思想体系，洞察民族史学思想的特征和个性。具体而言，全书6卷，分别是：《总论卷》，以总领纲要的形式，对中国史学思想的源流走向、发展趋势和时代价值作出论述；《历史思维论卷》，是全书的精华，吴先生亲撰此卷，为的是从哲学思维的高度，结合中华文化的民族性特征，全面揭示中国史学的思维特点，系统总结中国史学思想的民族性特征；《经史关系论卷》，旨在说明几千年中国经学与史学的联系与互动，揭示时代思潮与史学思想的互相影响，从一个独特视角反映中国史学思想的独特创造；《历史盛衰论卷》，通过对历代历史盛衰论的变化和发展的阐述，展示传统史学中丰富多彩的历史盛衰思想；《历史文献学思想卷》，展示中国特有的历史文献学的成就以及蕴含其中的思想理论价值，包括文献观、文献搜求与典藏思想、文献分类叙录理论、文献校勘观念、文献辨伪思想、文献阐释旨趣等等；《历史编纂学思想卷》，着重从思想上总结中国历代史书体裁、体例的创新和发展。
数十年来，吴先生孜孜不倦地思考撰述，在民族史学的沃野上纵横驰骋，大声呐喊：“伟哉，中华传统史学中的丰厚的民族精神也！大哉，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思想史也！”为的是向世界宣示，中国传统史学的成就辉煌，民族史学的思想结晶如群星璀璨。
（二）深入阐明中国民族史学思想的思维特点
吴先生在弘扬中国传统史学的伟大成就时，特别注意总结民族史学尤其是民族史学思想的特点。他认为，只有真正认识民族史学的独有特征，才能体现民族性，才能认识中国史学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也才能真正达到史学自觉和史学自信。他曾多次在论著中提到中国史学和史学思想的特征，不过笔者认为，他对中国史学思想特点最深入最系统的分析，体现在他所撰写的《中国史学思想通论》之《历史思维论卷》中。有采访者问他：“我读《历史思维论》，感觉到您好像是从历史思维论的这个角度来深入探讨民族史学的特点的。”吴先生答曰：“是这样的。我们中国古代学者的历史思维是有自己的特点的。思维问题是中外学人关心的重大问题，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丰富性、深邃性、民族性，只有提升到思维的理论层面上，才看得更清楚。”思维问题的研究既是哲学领域的课题，又涉及心理学和脑科学。为了说透这个问题，吴先生在写《中国史学思想史》的过程中就起意解决这个课题，搜集阅读了大量材料，进行了多年的准备。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从《历史思维论卷》的“题记”里看出来。
吴先生在《历史思维论卷》中，首先梳理了思维与历史思维的概念、范畴和研究路径，特别指出历史思维的特性及其在认识民族文化、民族史学特征上的重要作用。他概括了历史思维的会通性、动态性、宽泛性、系统性、实践性以及历时性与共时性结合的诸多特征，并特别强调：“思维研究对于认识一个民族与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这种研究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乃至现实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在考察思维论和历史思维论的基本理念之后，吴先生次第展开对中国历史思维的论述。首先是考察我国历史思维的起源。他从原始图腾、先祖崇拜的象思维说起，谈到《周易》的意象思维，指出“《周易》的意象思维是构建先秦两汉古史观的基础”，同时他又指出“《周易》的意象思维是与具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联系在一起的”，这“才是中国民族思维的重要特征”。
在探讨中国历史思维的渊源之后，吴先生系统总结了影响民族史学发展乃至中华文化品格的历史思维形态。一是天人关联的整体思维，就是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联系起来作整体的观察。这个思维起源于《周易》，表现在传统史学中，就是把天地人结合在一起，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就是这种历史思维，不孤立地看待人的问题，而是把天道、人事结合起来分析。二是贯通古今变化的通变思维，重视考察历史盛衰变化的大势。《周易》的通变思想是通变历史思维的源头，在传统史学中则是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通变思维一方面强调历史的运动变化，考察历史发展大势，观察其中的“盛衰之变”；另一方面又把“变”和“通”结合起来，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变化的大势中主动变革，通过“承敝易变”将衰转化为盛，达到“变则通，通则久”的效果，这是中国历史思维极具民族特色的思维成就。三是以太极阴阳和合学说为基础的和谐思维。这种思维方式体现在传统史学中则表现为在中华民族范围内的“天下一家”的共同体意识；在世界范围内的“四海为家”“亲仁善邻”的和平意识。四是史学的二重性思维。二重性思维是吴先生率先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中总结出来的民族史学思想特征，在传统史学中表现为“真实的历史”与“虚幻的历史”的结合，这种结合构成了传统史学的二重性思维特征。二重性思维来源于古代专制社会的政治需要，所以吴先生指出：“史学二重性的特点是统治者的二重性需求决定的”，“史学二重性是中国古代史家反映历史时，展示的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而这一特有的思维的产生与文化环境、政治需求有关”。五是史学致用的多样性思维。史学致用的思维在别的民族史学中也曾出现，但是致用的多样性是中国民族历史思维的特点，包括既重视历史经验教训的借鉴，也注意通过历史事例褒贬是非，进行道德教育；既重视通过典章制度沿革兴废的总结以达到致用的要求，又注意在民生日用的利害分析上，富国强兵，利于民生。六是成一家之言的求新思维。《周易》的“日新之谓盛德”就是一种求新观念。在传统史学中，求新创新思维也很突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刘知几的疑古惑经论辨、郑樵的“会通”思想、李贽“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主张、章学诚“独断之学”的理念，都是求新思维的表达。
吴先生关于历史思维的研究，从理论高度和思想发生发展的根源上，深入剖析了民族史学思想的特点和要义，从而说明了民族史学思想在世界文明中的独特价值，这是吴先生“史学自信”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历史思维研究不仅为中国史学的自信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同时也为中国思想史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路径，这个学术意义至今还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应当认真加以提倡。
（三）强调民族史学特别是民族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吴先生对民族史学特别是民族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有充分的认识和把握，这也是他“史学自信”思想的重要内涵。他在讨论历史学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时就指出：“我们还应当从世界史学的角度，认识中国民族传统史学的价值，即民族传统史学对于当代史学建设具有的意义。”吴先生在他的论著中多次提出和论述了民族史学的当代价值，归纳起来有以下若干方面。
第一，“历史兴衰的讨论仍然是历史学的主题”。这是由于进入21世纪后，无论是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还是断代史、专门史、国别史，关心世界发展和民族兴衰存亡的主题依旧没有变。因此传统史学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思维方法有助于对世界发展和国家民族的发展作出科学判断，及时分析历史走向，提出合理化建议，从而对历史进步作出贡献。
第二，“‘历史大势’的研究”。这是中国民族史学思想多方阐发的重要内容。历史上韩非、司马迁、贾谊、柳宗元、马端临、王夫之等学者在这方面都贡献了丰富的思想成果，有着深厚的积淀。特别是其中关于历史发展的“时”与“势”的理念，在认识当代社会发展规律时，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可以启发我们更好地去把握历史发展中的必然之势、不得不然之势、当然之势，启发我们更好地把握各种历史变动的时机。
第三，“‘究天人之际’仍然是历史研究的视野”。司马迁秉承《周易》思想，提出“究天人之际”的历史考察路径。对于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历来有多种理解，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把自然的“天”和人类社会的“人”联系在一起考察历史，这是民族史学的一种大视野、大眼界。历史发展中人类社会总是离不开自然环境的，因此要把人与自然环境联系起来。孤立地看社会发展的需求，忽视了自然因素，就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或报复。在当代的社会发展中，依然要继承和发展这种天人相关的思想，以整体眼光来研究历史，研究现实和探索历史走向，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历史运动的通变观”。中国传统史学上的通变史观具有重大的价值，它既论述了事物的变化是绝对的，又指出了事物的变化是有条件的，这既是观察历史的思想，又是考察时代变革的观念。通变观念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想依据，历代史学家也以通变的眼光认识历史，认识社会，总结通变观念的思想精华，推动了历史发展。在当代社会，通变思想对于正确理解改革发展的意义仍有其重要借鉴作用。
第五，“关注历史前途的忧患意识”。每个历史时代的史学家和学者，总是关注国家的发展前途和民族的兴衰荣辱。忧患意识是一种责任感，也是史家从事史学工作的出发点。司马迁说他写《史记》是为了“述往事，思来者”。忧患意识既是民族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优秀的民族精神。在当前世界大变动的格局下，更需要我们密切关注世界态势，关注民族复兴伟业的发展前途，保持“民族向前发展的清醒意识”。
（四）促进民族史学走向世界
吴先生“史学自信”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积极主张民族史学走向世界，在世界讲坛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贡献中国史学的智慧。首先，他认为以民族史学的深厚积淀和丰硕成果，在世界文化讲坛上沉寂是不应该的。他梳理了传统史学在世界范围失落话语权的过程。近代一百多年来，在古代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四部之学被“推倒重新洗牌”，近代史学学科虽与古代史学有密切联系，但学科体系却是按西方的学科体系建立的。在西方学术话语的影响下，传统史学的影响式微了。“一百多年来，我们史家基本上是按照西方史学理论的命题、框架，发展新材料，重新解读古代传统史学，去思考，去争论、写作和研究”，这是在国内变化的情况；在世界范围上，一百多年来，“中国学人向西方学习是很用功的，是相当谦虚的”，然而反过来，“重视翻译、介绍中国民族史学思想、史学理论著作的西方学人，有几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学人，把中国史学向世界介绍的有几人？我们学贯中西的学人，在译介西方学术作品的同时，能以一定的精力向世界传播中国传统史学的，又有几人？”于是从世界范围上看，近代西方学术处于强势地位，在史学理论上也是体现一种“话语”的强权。在这种不对等的学术环境下，中国民族史学的价值自然不可能得到重视。他希望通过梳理百余年来历史学科发展的线索，能够引起中国学人的重视，即不仅要学习西方史学，也要研究传统的民族史学思想，并把中国丰富的史学成果推向世界，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
为了推动民族史学走向世界，正如前文所述，吴先生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先是以个人之力撰作了《中国史学思想史》，又率领他的学术团队撰写了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从纵向上系统地展示了民族史学思想的发展路径和成就。然后又在此基础上，从横向的专业或专题领域，以理论概括的高度，总结民族史学思想的体系、特点与要义，倡议民族史学走向世界，思考民族史学在当代的价值。他说：“我们目的只有一个，是为了民族史学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多一点更好一点认识中国史学。”“为了民族史学走向世界”，这里不仅有吴先生“史学自信”思想的底气，更有他振兴民族史学的强烈愿望。他说：“在史学大总结中，提出我们的史学理念，不敢说能起到引领的作用，但在世界史坛上，要有中国学人的声音，不能总是处在失语的状态中。”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21世纪初，在他退休以后，他利用一切机会加强与台湾史学界和外国史学家的交流。2004年到2005年间，他到台湾地区中正大学讲学，讲授“中国史学思想概论”，讲“易学与史学”，还到东吴大学、中兴大学、辅仁大学、嘉义大学开讲座，向台湾学者尤其是青年学生传播大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宣传民族史学的重要价值和成就。2008年，他到美国伯克利大学访问原东亚研究所所长叶文心教授，作《关于民族史学特点的思考》的讲座；到哈佛大学访问柯文教授、林同奇教授，交流史学理论，回国后发表了评论文章《内因与外因：柯文“中国中心观”的解析》，努力在国际范围上交流学术，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
面对全球化的世界浪潮，吴怀祺先生不仅力倡民族史学走向世界，而且还信心十足地认为，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民族史学将会有更大的发展。他在分别接受邹兆辰教授、汪高鑫教授的两次访谈中，展望了中国史学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既努力吸收世界上各种先进文化，又大力弘扬民族史学的优良传统，认为可以把民族史学推向更高更新的发展前途。为此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扩大史学研究的视野，在研究当代史学、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问题时要放到世界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同时在全球化趋势下要加强全球史的研究，不断开辟诸如环境史、海洋史、开发史、移民史等新领域。二是要更新史学研究方法，在全球化趋势下，加强交叉学科的研究，利用地理学、民族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开展交叉研究，得出新成果。三是要重视科技发展对弘扬和传播民族史学、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让更多的优秀民族文化乘着互联网时代的东风迅速、广泛地传播，展示出中华文化的风采；同时要注意计算机、互联网等新科技手段不仅带来研究的方便，也将引发思维方式的更新和转变，要利用这些机遇，建立起激活创新史学的机制。吴先生这些充满史学自信的展望，至今对于民族史学的建设仍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三、“史学自信”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在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历史学科、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进程中，吴先生的“史学自信”思想具有显著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作用。
其一，有助于我们传承发展中国传统史学的优秀遗产和重要价值，建构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的历史学科，建构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要求。民族史学在几千年的传承发展中积累了丰硕的史学遗产，尤其是凝聚传统史学精华的思想财富，是当前建设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坚实根基和重要资源。吴先生“史学自信”思想中关于传统史学优秀遗产的论述，特别是关于传统史学中民族史学思想的论述，为我们指明了继承优秀史学思想遗产的若干重要方面。比如传统史学重要的史学思想范畴：历史变化的“趋势说”、历史盛衰论中的见盛观衰思想、天人相关的理念、历史运动的通变史观、民为邦本和民贵君轻观念、风俗人心关乎国家存亡的思想、关注历史前途的忧患意识、历史借鉴思想、经世致用史观、史学的二重性主张等等。又比如对传统史学思想的民族思维特征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天人关联的整体思维、贯通古今变化的通变思维、以太极阴阳与和合学说为基础的和谐思维、历史编纂中的二重性思维、史学致用的多样性思维、成一家之言的求新思维。这些中国史学思想的重大成就和思维特征，是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依托。只要我们深入研究，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现代意义和生命力，就能建设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性和主体性的历史学，在国际讲坛上发出中国史学的声音。相反，如果缺乏这些自信，脱离甚至抛弃民族史学的宝贵遗产，转而继续引用西方话语体系的概念来讨论中国史学，则只会永远落在他人身后，丧失中国史学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吴先生“史学自信”思想对于民族史学优秀遗产的总结和弘扬，对于青年学者的理论学习和史学实践尤为重要，可以使他们更迅速地认识民族史学的精华和价值，为新时代史学的传承发展找到准确的定位，从而少走弯路。
其二，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历史虚无主义是在社会上时隐时现的一种思想倾向，其话题形形色色，归结起来不外两大类：一是否定历史的价值，对本国历史缺乏应有的敬意，或一味抹杀，或随意否定已有的历史记载或研究成果，尤其对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人物评价，随意翻案，信口开河，歪曲历史真相。二是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西方价值和西方中心论来全面否定中华文化，否定儒学，否定传统史学的价值，认为古代史家在皇权专制下没有独立思想，古代史书是皇帝家谱的流水账。少数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种种言论，确实是别有用心或有某种政治企图的，比如否定中国文化，在国际上贬损中国的地位；或者借歪曲历史否认中国主权或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地位。除此之外，有些人是在思想和方法上存在片面性；有些人是对历史缺乏系统了解和认知，听信某些“新潮言论”而随便跟风；更不排除有一些人故意在网络上散布一些危言耸听的极端言论以吸引流量，达到“出名”效果。总之，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言论是非常危险的，它否认本国本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深厚的文化根基，不仅数典忘祖，背离根本，而且无益于我们民族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吴先生的“史学自信”思想为我们提供了批驳历史虚无主义言论的大量史实和依据。就以传统史学的价值和地位而言，吴先生在分析传统史学的二重性特征时就指出，传统史学受皇权专制的影响，确实有宣传皇权神授、曲解历史的一面，但统治者也要从历史中吸取有用的经验教训，因此也希望记事求真，古代史家也有许多秉笔直书、不惧触犯皇权的良史，史家有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思想，“二十四史”中也有许多揭露政治黑暗的内容，所以仅仅把古代史书看作“帝王家谱”很不恰当。从史料学角度看，正史所记史事是基本可信的，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依据。吴先生还指出，古代史家从史实出发解读历史盛衰运动的趋势，具有朴素唯物论的思想价值，通变史观也有古代辩证法的睿思。他对于中国民族史学思想丰富内涵和重要价值的解说，不仅反驳了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史学思想的偏见，也是批驳历史虚无主义言论的有力依据。
其三，有助于促进民族史学走向世界和文明互鉴。吴先生说过：“我觉得我们要建设新世纪的史学，在吸收世界上的先进文化的同时，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要重视民族史学的话语权，对我们民族史学的丰富遗产进行总结，使民族史学走向世界。”让民族史学走向世界”是他“史学自信”思想的底气和奋斗目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化”、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关键在解决话语体系的问题。如何解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不敢说”“说不出”的问题，究竟是谁卡住了中国学界的嗓子？这里既有西方学者不了解中国文化造成的有意或无意的傲慢和偏见，也有中国学者自身对民族传统文化不自信所造成的自馁。以中国史学来说，史学自信和让民族史学走向世界是破除“卡嗓子”紧箍咒的良方。事实上，回顾世界文明发展历史和中国文化发展史，文明的进步常常是在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中产生的，中国历史上的汉唐文化盛世就是在开放交流中形成的。民族史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以往存在的话语权丢失现象并不是不治之症，在“史学自信”思想的推动下，让民族史学走向世界，让民族史学在国际视野下和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融入和主导国际史学研究话题；以民族史学思想的优秀观念来解读历史话题，以中国为视角，以中国理论为基础，建构体系、开拓领域，中国史学就自然有了言说的话语权和主动权。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需要主体性、自主性，也需要在文明互鉴中积极对话，敢于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出发，提出所属研究领域的标志性话题和概念，引导外国学者参与讨论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
其四，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文化是民族主体性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缺乏文化自信，必然会抛弃或削弱民族的历史和记忆，逐步丧失民族精神，而文化自信能提供来自民族内在精神的深层力量和强大动力，因此需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是紧密相连的，鉴古才能知今，坚定文化自信，就必须对中国历史有自觉的、清晰的、正确的认识。中国传统史学为记载传承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传统史学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史学自信是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自信在史学领域中的生动体现，吴先生的“史学自信”思想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坚实的依据。
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发展中国特色历史学的进程中，吴先生的“史学自信”思想值得我们重视并深入地学习和阐发。应该指出的是，坚持史学自信，不等于仅仅满足于民族史学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而故步自封、洋洋得意，而应该像吴先生一样，在史学自信的前提和基础上，以振兴当代民族史学为目标，善于从民族史学遗产的宝库中汲取营养，不断推动当代史学的创新发展，如此才能无愧于历史，也无愧于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