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两个结合”是我们党在回应“时代之问”中诞生的科学方法，是历史规律的必然体现，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路径。这一根本路径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化学反应”产生“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路径，二是守正创新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三是确立主体地位以实现文明互鉴的路径。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具体实践、解决当下实际问题，而且是将马克思主义“魂脉”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由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知识体系，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并以主体身份充分吸收全世界一切先进文化因素以造福中国与世界。
关键词：“两个结合” 时代之问 文化生命体 守正创新 文明互鉴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年第4期，注释从略。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里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组成了贯彻指导思想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进一步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由此，正式提出“两个结合”。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从这一系列讲话中可以看出，“两个结合”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路径。那么，为什么“两个结合”能够成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路径？这一根本路径包括哪些方面？具有怎样的伟大作用与意义？这是本文力图探讨的问题。
一、“两个结合”：在回应“时代之问”中诞生的伟大科学方法
为什么“两个结合”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路径？“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应当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寻找答案。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一切具有伟大生命力的理论，都是由“社会之需”而起，应“时代之问”而生。回顾“两个结合”的发展史，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在各个不同时期都面临着“时代之问”：为什么要构建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怎样构建这样的自主理论体系（指导思想）？正是在回答这样的“时代之问”中，中国共产党相继发现了“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的伟大科学方法。“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的科学方法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理论体系（指导思想）及其指导下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路径。之所以是“根本路径”，是因为其来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之根和人民利益之本的“时代之问”，并且经由实践证明是唯一可行、取得巨大成功的路径。
1.第一个结合：在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斗争中诞生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但是在建党初期，由于党在思想上准备不够，许多人存在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所有结论都当作教条来遵奉的问题，不能真正领会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得出这些结论背后的立场观点方法。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教条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认为在尚未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国民党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等到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具有教条主义特征的“二次革命论”，只注重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二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他们照搬无产阶级革命是产业工人阶级革命的教条，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时期），出现了以王明、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激进冒险的教条主义，导致革命根据地丧失90%以上，白区工作几乎瘫痪。这两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观点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损失，使党多次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革命的历史规律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我们党反对教条主义，并建立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成为时代的呼唤。
毛泽东以其非凡智慧和勇气思考并回答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时代之问”。他不是从书本中寻找答案，而是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面对第一次革命战争时期的教条化问题，他于1925年2月回到故乡韶山，进行了100多天的“田野调查”，写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篇雄文。此文一经问世便声名远播，奠定了毛泽东在农民运动中的领袖地位。面对中央苏区时期的教条化观点，毛泽东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了一系列典型而系统的调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其中“许多调查研究名篇对我国社会作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是社会科学的经典之作”，至今仍然是我们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示范之作。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首次公开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从哲学高度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第一个结合”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1939年，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系统总结了党的建设经验，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是党走向成熟和取得胜利的关键。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深入批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要求全党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学风，推动全党在思想上达到空前统一。由此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一系列历史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诞生的根本路径。
在改革开放新的时代条件下，邓小平提出“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同时，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由此，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江泽民、胡锦涛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说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诞生的根本路径。
2.“第二个结合”：21世纪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呼唤
毛泽东曾指出：“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这里的“我们自己的土壤”是中国人民的实践土壤，它具有两层结构：一是当下的中国实践，即我们当下的实践中面临的现实问题，这是表层的实践土壤；二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即人民群众世世代代的实践活动的结果，积淀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机体之中，成为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形成中国人的价值理念、社会交往法则与礼仪、思维方式等。这些文化固然在文化典籍之中有所体现，但其最深厚的存在积淀于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心理结构和日常行为方式之中，这是深层的实践土壤。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国的实践土壤，应当与两层结构相结合，由此形成“两个结合”。
在延安时期，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这里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特点、民族形式”的关系是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横向”关系来理解的。“民族特点、民族形式”的含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部分相结合？怎样结合？其深远意义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当时人们还只是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来理解，而没有从历史纵深、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理解。之所以如此，是由时代发展的客观逻辑决定的。当时我们党的中心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成立新中国，破除历史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制度与封建文化毒素。因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的巨大意义还不具备彰显的条件。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这种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结合还有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新的“时代之问”，只有顺应“时代的呼唤”之时，才有可能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差距，这促使中国人民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生产设备并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从此，中国生产力水平迅速提升，并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但与此同时，一些人对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西方知识体系顶礼膜拜，言必称西方，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当作中国的学习样板和衡量标准，出现了“洋教条主义”：崇尚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体系，对我国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缺乏自信。这种思潮一旦在中国占主流地位，必然使中国成为依附西方的附庸。因为历史已经一再证明：西方霸权国家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会千方百计遏制中国强大，使中国成为支撑西方文明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供应地。那样一来，中国不仅会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低收入陷阱的风险，国家安全也会面临严重威胁。所以，我国需要从学徒状态中摆脱出来并获得自我主张。这一背景为我们认识中国人自己的民族文化的价值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提供了客观条件，确立民族文化自信成为时代的呼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着实现“强起来”的伟大目标的任务，也承担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史无前例的全新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实践的发展必然提出理论的需要。中国必须建立本质上不同于西方的自主知识体系，这是新时代的迫切要求。
那么，时代呼唤的自主知识体系是怎样的体系呢？构建这一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路径是什么呢？这是摆在新时代中国人民面前的“时代之问”。
如上所述，这样的自主知识体系绝不能以离开马克思主义、奉行西方“普世价值”的方式来构建。恰恰相反，这种自主知识体系就是为了防止中国沦为西方精神文化的附庸，防止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沦为西方国家的附庸而诞生的。同时，这样的自主知识体系也绝不能通过恢复中华文明来实现。这是因为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中华文明具有二重性。第一是人民性。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由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共同创造的、唯一以国家形态持续生存下来的传统文明，所以，“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第二是阶级性。中华文明的伟大成果在历史上被封建地主阶级所占有和利用，打上了封建主义的烙印，成为其剥削与压迫人民的统治工具。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在列强环伺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如果奉行封建主义文化，将不可避免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总而言之，一切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所谓“自主知识体系”，必定是失败的知识体系，不可能具有自主性。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坚定不移的根本立场。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把握时代脉搏，提出了“两个结合”思想。其主要经历了从“文化自信”到“两个结合”，再到“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逐层推进过程。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坚定文化自信的意义：“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这为“第二个结合”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两个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从“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五个方面，全面系统深刻地阐释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丰富内涵、内在机理和重大意义，指出“两个结合”的历史使命就是“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来说，就是通过“两个结合”来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是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是对“时代之问”的高瞻远瞩的科学回答，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指导下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纵深，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民自己的实践土壤中扎根更深、更加久远——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与未来发展，扎根于亿万人民的心中。而这一根本路径通过下述各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产生“化学反应”的根本路径，二是守正创新的根本路径，三是开展文明互鉴的根本路径。
二、“两个结合”：通过“化学反应”产生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路径
1.“两个结合”生成“三位一体”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通过“两个结合”构建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然包含三大基本元素：一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这是自主知识体系的“魂脉”；二是具体实际问题，这是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主题；三是贯穿中华民族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自主知识体系的“根脉”。这三者不是各自独立存在的“单质”，而是通过“化学反应”融成的统一体。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正是上述三大元素相互交融的“三位一体”。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正是这个“文化生命体”的精神文明成果，其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伟大实践成果。之所以能够产生“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因为每种元素通过相互结合、相互渗透而内在联系，彼此融为一体，从而生成“整体大于部分”，拥有整体系统新质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通过“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写在书本上的理论体系，而且是通过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体化为在中国大地上的活生生的现实。通过第一个结合的“化学反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具体化、现实化、时代化了，转化为对当下具体实际的深刻分析、理解和判断，进而转化为高效的治国理念、战略决策与各项方针政策，成为用活生生的现实话语写成的理论。通过“第二个结合”的“化学反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扎根于中国人民内心的优秀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表现其普遍而丰富的内涵，与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华优秀文化基因融为一体，从而被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此贯穿在“三位一体”的“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其本身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新的发展和飞跃，成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通过“两个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改造，发生了巨大的“化学反应”，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发展进程的当代宏伟篇章，转化为用马克思主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伟大文明成果：把“三座大山”统治下的旧中国改造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把贫穷落后的中国改造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把被资本主义列强欺凌与打压的积贫积弱的国家转变为世界制造业强国、军事强国、科技强国等。所以，“两个结合”的过程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具体实际进行分析、判断和改造的过程，也就是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历史巨变的过程。
坚持“两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必然发生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激活下发生了“化学反应”，从而转变为中华民族的新的文化基因。例如，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国家的原理与“家国一体”理念相结合，产生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观念；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思想与中国古代“民为邦本”的观念相结合，产生了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产生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唯物辩证法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观念相结合，产生了整体系统观；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与中国古代“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等哲学思想相结合，产生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等。由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心中，融入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
总而言之，“两个结合”产生了“总体大于部分”的新的总体系统，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以中华优秀文化这个根脉、以实事求是解决当下中国具体现实问题为中心任务的“三位一体”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引领下构建的自主知识体系，正是这种“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精神文明成果。
2.“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不可相互替代与“第二个结合”的深远影响
在生成“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过程中，“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各有其不同层次的作用，不可互相替代。我们知道，当下具体实际是由处于一定文化传统中的人们在争取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是实践土壤的“表现层”，其中潜在地包含着人们世代相传的传统文化基因。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第一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已经包含“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可以替代“第二个结合”呢？不能这么认为。这是因为具体实际中所隐含的传统文化基因只是深层传统文化基因的局部的、浅表的表现，而不是传统文化基因本身。因此，虽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间接地、局部地和浅表地“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生联系，但它并不能包含和替代“第二个结合”。就如同人类机体的性状是由深层的基因和外部生存环境共同决定的。为了治疗和保健，就需要将现代医学与我们身体的具体性状发生的具体问题相结合，而这也间接地与人类的基因发生了联系，因为这些性状中包含着由人类深层的基因所起的部分作用。但是对于那些影响着人的终生的疾病和健康问题，不仅需要将现代医学与当下人体的具体症状相结合，还需要将现代医学与人们的基因直接结合，充分发挥优秀基因的潜能，消除和抑制不良基因的侵扰。作为治疗社会疾病和维护全社会健康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它不仅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一个结合”），而且是要与产生这些具体现实的深层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相联系，消除与抵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不良基因，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潜能（“第二个结合”），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确保整个社会的长久健康发展。
因此，在新时代，在坚持“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还必须自觉地坚持“第二个结合”。这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追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历史积淀，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根，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主体性之根。“第一个结合”解决当下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面临的问题，而“第二个结合”解决中华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传统与走向的问题，确立中华民族的主体身份，并使其扎根于中华民族历史进程，扎根于传承与创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今天，坚持“第二个结合”尤为重要。一旦缺位，我们的大政方针就会在动荡的世界失去“根脉”的锚定，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陷阱，国家和民族就会沦为历史的孤儿，人民就会沦为精神文化上的难民，更谈不上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何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抽象的理念，而是经过数千年世代相传的历史积淀，扎根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内心和日常行为的活生生的现实存在。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第二个结合”对民族历史发展的影响尤为深远，为“第一个结合”提供了深沉而厚重的历史底蕴。
三、“两个结合”：守正创新的根本路径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守正创新的过程：守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实事求是之正，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新。那么，如何才能走守正创新之路呢？唯有“两个结合”。
1.“守正”的根本路径
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必须守以人民为中心、以实事求是为精髓的马克思主义之正。一旦发生偏差，就会使我们构建的自主知识体系沦为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西方“普世价值”的“衍生品”。需要指出的是，真正的守正不是固守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是贯彻“两个结合”。
“守正”必须贯彻“第一个结合”。衡量标准中最重要的是“底线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出现后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不犯“颠覆性错误”是守正的底线，“底线思维”是守正的深层逻辑。正是本着“底线思维”原则，我们党面对复杂多变的客观实际，制定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个领域必须严守的底线。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底线，这正是底线思维在意识形态上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守正创新，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西绝对不能动摇，同时要敢于创新，把该改的、能改的改好、改到位，看准了就坚定不移抓。”
总体底线必然体现在各个具体领域，由此把“守正”的边界明晰化，防止通过打擦边球消解“守正”的底线。例如，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土地制度“不管怎么改，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不利于这三条的便是越过“底线”的行为；在法学知识体系构建方面，要严防一些人用抽象人性论和所谓的“普世价值”消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根基。
“守正”必须贯彻“第二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这样疆域辽阔和人口规模巨大的大国的指导思想，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儿女的宝贵精神文化财富，其弥合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分野，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中原农耕民族与周边游牧民族在物质文化生活上本来就是相互依存的，具有强烈的互补性。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内部战争实际上是这种相互依存的反面表现：因为离开对方，谁都无法生存和发展。正是在这种因相互依存而发生的交往和冲突中，形成了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家国一体”的“大一统”文化基因，以及集儒、法、道为一体的中华文化基本架构。正如基辛格所提到的，“中国得以延续至今，主要靠的是中国平民百姓和士大夫信奉的一整套价值观，而不是靠历代皇帝的镇压”。家国情怀、民本思想是中国人民最为推崇的价值观。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与现代社会化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观念具有许多契合之处。因此，通过“第二个结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与马克思主义“魂脉”双向锚定，从整体上丰富和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力量，促进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内心。
2.“创新”的根本路径
“‘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结合’的过程是极为复杂和充满挑战的，需要巨大的创造性”。“两个结合”在增强“守正”的同时，也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实践源泉与历史富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这方面的经典表率之作。在构建各个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不仅要以此作为纲领性思想，还要学习其中蕴含的“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由此构建出符合时代要求、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两个结合”之所以能够开辟取之不尽的创新源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旦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会发生“化学反应”，出现许多改造世界的新事物与新景观，同时也会在更高水平上产生许多需要解决的新问题，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这样创造出来的，而不是通过书斋里的争论创造出来的。为了更好发展企业、搞活企业，我们改革中国经济体制，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在此过程中，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这促使我们进行理论创新，由此形成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在对外开放中，我们遇到了“卡脖子”的问题，于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产生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成果。我们党的每一个理论创新，无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
“两个结合”之所以能够开辟取之不尽的创新源泉，还因为新时代我们党的每一个创新成果和相应的决策都体现了“第二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融入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既“承前”以赓续根脉，又“启后”以开创未来；不仅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观和哲学理念上的契合点，而且深入分析中国几千年治国理政的各种历史经验，将其成败作为今日决策之参照。其中突出的伟大创新是把马克思主义中以人民为主体的理论思想与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思想相结合，同时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创造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与中国文化君子修为传统相结合，实现了中国特色治理腐败的“民主监督”和“党的自我革命”的重大理论创新。此类例子不胜枚举。“第二个结合”以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发展史的伟大实践所形成的历史积淀，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具有历史厚重感的理论创新源泉。所以，“‘两个结合’既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与内在规律的指导原则，也是推动党的理论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根本路径”。
四、“两个结合”：确立主体地位以实现文明互鉴的根本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两个结合”不是要构建封闭的体系，而是要确立起中华民族的主体地位，吸收世界各国先进文化，开展文明互鉴和国际合作。
第一，“两个结合”为我们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开展文明互鉴提供主体性前提。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实现文明互鉴，必须先确立中华民族的主体地位。这是因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在没有主体性的情况下学习外国经验，必然会丧失自己的话语权。不但最关键的东西学不成，反而因为把自己原有的东西丢了，处于邯郸学步的窘境，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也会成为空话。“两个结合”从三个方面建立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其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确立人民实实在在的主体地位，这是主体性的根本；其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明确中国对外交往的根本目的——解决自身的具体实际问题；其三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明确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主体定位，由此确立主体性的根基。
第二，通过“两个结合”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文明互鉴作出中国贡献，为吸收和借鉴他国提供对等条件。任何国际交往和向他国学习先进理论与经验都是双向互惠的，而不是单方面的。双向互惠的前提是各方都要有自身的独门特技，而不能一无所长，一味地依赖别国。单向学习和交往不可能长久，因为仰人鼻息就会随时被“卡脖子”。只有通过“两个结合”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由此产生出解决中国具体问题所拥有的独特贡献，产生出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所获得的独特优势，才能处于学习的主动地位，真正实现文明互鉴，使我们构建的自主知识体系惠及全世界。
第三，通过“两个结合”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西方文明利用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先发优势，在当今人类文明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他们奉行的“丛林法则”及其衍生出来的以“自由主义秩序”为外衣的理性逻辑正在主导世界。左翼当政用伪装的“普世价值”欺骗世界，而右翼当政则用赤裸裸的霸权强力肆意妄为，掠夺他国资源土地，罔顾国际法制约与国际道义谴责。国际社会奉行的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模式不仅代价高昂，而且会使世界处于分裂和战争的危境。我国通过“两个结合”构建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则能提供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严峻难题的理念和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正是在“两个结合”基础上，中国向世界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议”，即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生存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由此构建的自主知识体系必将逐渐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同，取得国际话语权。
总而言之，“两个结合”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路径。由此建立的自主知识体系，不仅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具体实践，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体系，而且将马克思主义“魂脉”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之中，并以主体的身份与他国进行文明互鉴。这一具有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既造福于中国，也造福于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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