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复兴会从一些最基本的概念重构开始。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列斐伏尔明确提出要在马克思原来的生产力的概念中，将统治和支配自然的奴役性逻辑转换为对自然存在的取用性关系。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没有充分关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社会空间关系问题，在今天这已经成为资本扩张的全新空间生产领域，甚至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暂时避免灭亡且得以幸存的重要原因。所以，彻底摆脱资本主义的交换市场机制，恢复社会空间的使用性功能则是全新的空间政治努力的取用性战略方向，因此，必须重新尊重社会空间中的“自然”基础。

关键词：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取用性

列斐伏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一生写下了近七十部论著和大量文章，早期原创性地提出的“日常生活批判”，实现了异化理论从宏观政治经济关系向微观社会生活的转换，并且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了观察历史的时间线索向空间生产逻辑的转换，而关于后一个转换，正是我们在此研究的《空间的生产》（1974）一书之主旨。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研究是在1968年红色“五月风暴”发生之后，众多左翼学者逃离马克思主义投向后现代思潮的大背景下生成的，它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复兴马克思主义。当然，这种复兴并不是转向传统马克思主义，而是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以空间政治经济学的全新批判逻辑，深入探讨资本主义世界矛盾重重的空间转向，以及建立在深刻差异性之上的新的解放可能。我们可以认为，列斐伏尔的这种努力是积极向上的，这种努力开启了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

一、复兴马克思：从占有到取用的转换

列斐伏尔认为，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每一个时代，几乎都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往往“造成了许多错误的转向，偏离到了唯哲主义、历史决定论或者经济决定论（lephilosophisme，l'historicisme，l'economisme）之中”，这里的唯哲主义是指斯大林教条主义的哲学教科书体系，而历史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则是指这一教科书体系中的核心论点，即将经济力量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现象错误地指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另一方面，“马克思逝世的消息刚一宣布，马克思主义便经历了一种复活（rebondir）。经过一再审核，所发现的经典文本远比预想的更加丰富：它们经常是混杂的，甚至有些矛盾的地方，形成了新的含义”。 从恩格斯惊奇地看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到20世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大纲》的发表引起的巨大轰动，这的确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基本事实。

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主义及其概念发展的命运是奇特的，有时候甚至是充满悖论（paradoxal）的。一是马克思主义被无数次宣布死亡，可是无数次从新的社会实践中重新站立起来。最近的一次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引发的，可是2008年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福山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观已经消亡的断言已经成为思想史上的笑柄。二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新发表的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总是一次次引发不同维度的阐释。列斐伏尔直接提到的有“不久以前的《大纲》（Grundrisse），或者1930年左右出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成功地复兴了一条似乎已经枯竭的思想线索”。1932年发表的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引发了西方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本主义思潮的复兴，这种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度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流。以列斐伏尔的判断，这一文本中的“异化概念——最终作为真正的启发性观念，享受了其辉煌的生涯”。其实，列斐伏尔自己的前期思想直接受到“异化”逻辑的深度影响。在该书后面的讨论中，他还是忍不住提出了异化理论的重要性，但是，他也承认异化理论并不能完全胜任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列斐伏尔自己说：“异化概念的局限性在于：它是如此正确以致于毫无争议。我们已经作出的描述和分析的实际情形完全证实了异化理论，但也使它完全毫无价值。想一想悬在我们头上的威胁的份量、恐怖的水平，无论是去嘲笑一般的异化现象，还是去嘲笑特殊的异化变形物，这样做均是毫无意义的。此概念或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地位’问题，完全不是一个真正要紧的问题。” 这显然是一种理论逻辑上的摇摆。列斐伏尔说，马克思《大纲》在1939年的出版，引起了超出经济学研究视域的哲学、历史领域的深度反思。这是正确的判断。三是现代世界的科学技术的变化，“在如今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势在必行的再思考”。可以断定的是，在科学实践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概念都可以重新讨论，并发展到更高的水平”，以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四是列斐伏尔在这里最想宣布的断言是，“对马克思的概念的复兴，最好充分考虑到空间的影响”。这也是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幸存，除去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更重要的方面是资本在社会空间中的布展。说穿了，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生产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当代复兴。

当然，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当代复兴会从一些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学中最基本的概念重构开始。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列斐伏尔明确提出要在马克思原来的生产力的概念中，将统治和支配自然的奴役性逻辑转换为对自然存在的取用性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质性改变。在该书的第二章中，他已经详细分析过这一观点。列斐伏尔说，“对马克思来说，自然属于生产力的一种。今天，我们需要做出一种马克思没有描绘过的区分，即把对自然的支配（domination）和取用（appropriation）二者区分开来”。 实际上，列斐伏尔这里是暗示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中内嵌着“征服自然”的支配性倾向，因为作为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重要支撑的科学技术本身则天生“倾向于非取用性——即倾向于破坏”，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生产的本质，而今天超越抽象空间的新的空间生产的原则应该从人与自然的相互适应的取用关系建构。appropriation一词在法语中就有适应的意思。这里列斐伏尔的观点显然已经是站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的反思立场上了，appropriation（取用）的概念已经带有生态伦理的色彩。

列斐伏尔认为，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征服自然中的支配关系既有野蛮的技术（techniques brutales）的破坏，也有交换关系中“可变卖性”无限制的逐利欲望，这使得自然通过劳动产品更多地生成机器、城市等空间化的“第二自然”。

一是机器这种“反自然”征服力量中的悖反。他注意到，马克思很早就通过拜比吉研究过机器的本质和复杂运行机制，并意识到了机器在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生产中的“重要性”。这是马克思1845年前后在第二次经济学研究中的“布鲁塞尔笔记”里完成的。列斐伏尔说，机器与工具一样，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征服自然的力量，但与早期生产中人掌握和使用工具不同：

现在，工人不再操作工具（manier un outil），而是服务于机器（sert la machine）。结果造成了生产过程的一种根本的但又是矛盾的（contradictoire）转变：尽管劳动越发地被分化和隔离，机器却被整合成一种更加庞大、更加团结、更加统一，并且更具生产效益的整体。 

不同于早期手工业生产中工人与生产工具的关系，工具的本质是工人劳作技能的现实抽象反向对象化的结果，在那里，是工人支配和操控工具，而工人与机器的关系则大大不同了。这里列斐伏尔所指认的contradictoire（矛盾的）关系在于，原来人创造机器是为了征服自然以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可是，这种征服自然的力量最终成了支配劳动的外部力量，“劳动越发地被分化和隔离”，甚至造成了“劳动的终结”（la fin du travail）。显然，这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的批判话语在机器支配关系中的逻辑延伸。

二是人在征服自然的进程中创造出来的“第二自然”的城市空间。这是列斐伏尔想重点讨论的方面。在他看来，城市空间本身就是对自然空间的超越，城镇对乡村的支配中也内嵌着人对自然（土地）的征服关系。然而，在资本主义“机器生产与资本投资双轮齐动，一起高速发展（la machine se développe avec l'accroissement du capital investi）”下，今天资本主义的现代城市空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机器，一个自动设备，攫取了自然能量并且消耗在生产中”，这是一个“第二自然”中出现的空间怪物。在列斐伏尔看来，现代城市中“这些空间安排的扩展和周密化，也推动了诸如下水道、水供给、照明、运输、能量传送（或者与流动）、信息通路，等等联接的引进”，不同于传统城镇中相对孤立实存的物性建筑设施，今天的城市更多地表现为空间关系的全方位布展，“城镇的内部和外部安排——它的功能、形式和生产性消费的结构——都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资本主义今天的城市空间，已经成为支配和控制自然关系中最重要的巨大力量。如果说机器问题是马克思已经关注的方面，那么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中的城市问题则是一个新的领域。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空间复兴

在列斐伏尔看来，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需要重构，政治经济学的观念也需要重新理解和充实。

第一，马克思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概念需要充实。这一下子从哲学跳到了经济学。一是列斐伏尔认为，在原先的不变资本概念中，似乎只包括了机器、厂房一类企业生产所用的实物，而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应该把“覆盖空间中的投资，诸如高速公路或机场，以及所有的基础设施”吸纳进去。这是一个不变资本在外延上的扩展。他指出：

用于引导航空线路的雷达网络怎么可能不算是固定资本（capital fixe）呢？这是一些新型的辅助设施，早期的道路、运河和铁路对这些只能做一些非常模糊的预想。运输网络是典型的生产性消费，首先，因为它们为通过交换循环而运送人和物做出了贡献；其次，因为它们在社会现实中构建了一种世界范围的知识投资（investissent le savoir）。 

马克思去世之后的一切新东西可以充实到他没有看到的概念所指中去，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经济学中的不变资本概念理所当然地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充实。不过可以清楚地看到，列斐伏尔在此刻意指出不变资本变化的方面都集中于空间生产，比如航空雷达空间透视、交通运输的物性和知识投资网络。在马克思那里，不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只是转移已有的价值，并不创造新的价值，空间生产中新出现的不变资本也是如此。二是可变资本（capital variable）概念的改变。列斐伏尔认为，由于在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中，“知识与技术相结合转变成为生产力”，这使得工业生产过程中对传统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与此相关，原先马克思设定的“非生产性劳动”的第三产业的出现，导致了劳动力进入原先马克思并不太重视的很多领域，这里他特别提及与空间建筑物性设施生产相关的建筑业中的挖掘、建筑和维修工人，他们在生产空间用具（商品）的过程中无疑创造了新的剩余价值。这些新事物都改变了马克思原来的可变资本所指认的对象。其实，列斐伏尔没有触及的一个更重要的可变资本方面是智能劳动者，在今天就是指苹果、脸书和谷歌等公司中的原代码编程者和“码农”，这应该也涵盖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中生产空间表象塑形和构序的智能劳动者。

第二，更重要的改变是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资本有机构成（composition organique）的空间转向。我们知道，资本的有机构成正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值，它通过平均劳动生产率和平均利润率反映着技术结构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可是列斐伏尔认为，这个概念应该重新放到空间生产的关系中来思考。因为，今天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将这种过去可能出现在一个企业层面的资本构成结构转换为更大尺度的社会空间关系结构，因此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则会进一步转变为世界性空间生产范围中的“全球的资本有机构成”，它包括了特定国家或民族的“平均所得”。这种所谓的平均关系中包含着实质上的不平等，因为这种国际空间中的资本有机构成关系背后体现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把落后地区和国家当作国际化空间生产中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来源。

第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空间生产转型。一是列斐伏尔认为，资产阶级今天对“剩余价值的分配，它也是在空间即区域上实现的”，这是因为：

空间整体上进入了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于剩余价值（plus-value）的产生。土地、地下资源、地上的空气和阳光，全部是生产力的一部分，也是这些生产力的产物的一部分。城市结构（tissu urbain），以及它的多重交通和交换的网络，同样也是生产资料的一部分。城市和它的各式各样的机构（邮局、火车站，以及仓库、运输系统和各种服务）都是固定资本。劳动分工影响着整个空间，而不仅仅是工厂的生产地。而空间整体（l'espace entier），正像工厂厂房和场地、机器、原材料，以及劳动力本身一样，都成为了生产性消费（consomme productivement）的对象。 

这是一个全景式的资本主义社会空间中的剩余价值生产描述了。显然，剩余价值的来源在空间生产构境中被大大扩充了，地球上的一切空间资源都成了生产力，城市和交通网络成了生产资料，而城市机构成了固定资本，空间整体成为生产性消费的对象。然而这也许是一笔糊涂账。马克思原来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学研究中有具体规定性的概念边界，却都被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逻辑碾碎了，他无非就是要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化逻辑。然而在这些新变化中，到底是什么创造了新的剩余价值，列斐伏尔并没有直接涉及，因为空气和阳光本身并不是剩余价值的来源，而建筑与交通网络在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中具体的剩余价值增殖作用是什么，也没有被深入地探究。二是与剩余价值的生产相关，列斐伏尔还提出，在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中，剩余价值的实现方式也发生了转变，他认为：

剩余价值的实现已不再仅仅发生于接近生产场所（lieux de production）的区域，也不再局限于地方性银行系统。与之相反，这个实现过程是通过世界范围的银行网络——作为金融机构和金融制度之间抽象关系（relations abstraite，对书面文字的操纵）的一部分——而发生的。也就是说，剩余价值的实现已经“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s）了。 

这也是一个极不准确的概括。因为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并不仅仅涉及脱离了生产场所的银行，金融系统中的资本货币化流通的世界空间化问题只是整个资本购买—生产—流通循环过程的一个环节而已。列斐伏尔这里只是强调了空间研究视域中的全球化金融流通“去地域化”问题，而作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分配形式的利润、利息、地租和税收等不同实现方式，在空间生产中的快速运输、商业网络和广告表征等方面可能会有更加复杂的新情况。

列斐伏尔声称，马克思不会想到，“空间的生产不仅对资本主义的幸存负有责任，并且它无论如何都与资本主义向先前存在的空间扩张脱不了干系。毋宁说，空间生产是一个总体的形势——空间实践在整体上——使资本主义免于灭亡”。 列斐伏尔在这里断言，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没有充分关注到的社会空间关系问题，在今天已经成为资本扩张的全新空间生产领域，甚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暂时避免灭亡且得以幸存的重要原因。这一观点是他在1973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幸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一书中得出的重要结论 。

三、狭义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问题式及其颠覆

列斐伏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生产，在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构境中可以有一个理论逻辑上的重新概括，这应该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阐释。他一口气列举了六条：

1.在生产力中起作用。最初，这是由自然所扮演的角色，现在被它所置换和取代（déplace et supplante）。

2.作为单一特征的产品（produit）而出现。在此意义上，它有时仅仅作为一宗巨大的商品（vaste marchandise）而被消费（以旅行、观光或休闲活动这样的方式）。有时，在城镇和大都市（agglomérations urbaines），它作为大规模的生产设备被生产性地消费（consommé productivement，例如，正像是机器似的）。

3.将自己展现为政治上的工具（instrumental politiquement）。一方面可以利用它对社会进行控制。同时，由于它的生产方式（moyen production），它成为一种“治理”（aménagement，城镇与大都市已经不再仅仅是作品和产品，而且是作为住房供应、劳动力维持生存等的生产方式）。

4.巩固了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再生产（reproduction，即土地所有权，空间所有权；地位的等级制；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一个功能的网络结构（réseaux en fonction）；阶级结构；实践的必要条件）。 

5.实际上，相当于践行一整套制度方面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s institutionnel et idéologique）。这种上层建构不是以它原本的样子呈现出来的［并且，在这个层面上，社会空间是以符号体系、意义和超意义（symbolismes, significations et sur-significations）的面目来收场的］；或者，社会空间呈现出某个中立的、毫无意义的、有着符号学意义上的匮乏的、空洞无物的（或不在场的，absence）外观。

6.包含了——作品（œuvre）和再利用（réappropriation）的潜能（virtualité）。这种潜能产生于艺术方式(mode de l'art)，但是以上所有一切都是应身体的需求而产生的。在空间中，身体“被放逐”（déporté）到自身之外。这个身体是通过进行抵抗，开辟一个他性空间（espace autre）的规划是反文化的空间，即反空间的空间，或者接近现存的“真实”空间的乌托邦（utopienneà l'espace <réel> existant）。 

显而易见的是，列斐伏尔在这里对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讨论，已经不是前述那个哲学化的抽象空间，而是狭义的社会空间结构理论的问题，它集中体现了工业生产、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生产本质。第一，社会空间生产取代了过去绝对空间和历史空间中由自然存在占据的地位，社会空间就是生产力，人们通过城市建筑群、商业街区和四通八达的立体化的交通运输枢纽，实现了一种传统社会生产中前所未有的生产能力，这是空间生产力，这当然也是一个在物性生产层面上出现的历史性的全新空间存在基础。第二，社会空间只是作为单一的产品被生产，这种生产的目的就是资本主义空间商品交换和消费。与上述物质生产层面的改变不同，这里的空间产品是指进入到资本主义商品—市场交换空间中的可变卖的vaste marchandise（巨大商品），所以，大都市作为物性生产资料被生产，而社会空间整体则被作为商业化的“旅行、观光或休闲活动这样的方式”来消费。其实，按照列斐伏尔自己的界定，这里的第二点应该是狭义的社会空间第二层面的东西，即城镇都市空间。这是更狭义的“社会空间”所指了。第三，这个都市空间存在本身已经成为一种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工具，它就是社会空间存在的全新的生产方式，这种栖居、休闲和劳动力再生产的生产方式同时就是无脸的隐性奴役和aménagement（治理）。这是社会空间结构中的下层基础上升到上层建筑的分析中来了。我以为，这是极其深刻的观点。这里的aménagement一词，深深地与福柯后来的治理性的生命政治相关联。令人遗憾的是aménagement竟然在翻译的时候被丢掉了。第四，社会空间以新型的地产所有权、空间所有权和相关的等级地位，大大巩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支配地位和再生产，并由此在社会空间中生产出整个资本主义的改变了的阶级结构和réseaux en fonction（功能化的网络结构）。依列斐伏尔的看法，这也是资本主义得以幸存的重要方面。第五，社会空间生产本身就依靠着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而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更离不开抽象的symbolismes, significations et sur-significations（符号体系、意义和超意义）的表意编码结构。在这个构境域中，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生产就是巨大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意义生产。值得关注的是，与历史空间中宗教和皇权的自我标识不同，资本主义的空间意识形态恰恰是以中立性的外观呈现的，人们不会觉得物性建筑和街道是有阶级特性的，可恰恰是通过无形的空间表象和主体空间感，资本主义的金钱关系以空间句法实现自身的微细操控和支配。第六，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也内嵌着否定自己的潜能。在列斐伏尔看来，这种内在的否定性只能出现在身体反空间—反文化的自我否定中，即身体回到自己的真实需要，彻底打破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空间的支配，从而获得真实存在的espace autre（他性空间）。这个他性空间有些类似福柯的异托邦（hétérotopie）。很显然，相对于上面五个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复杂生产机制，这个否定性的第六点是苍白无力的。好在它毕竟指出了一个前进的方向。

对于这个作为社会空间解放的他性空间，列斐伏尔也有一定的讨论，其区别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方式最重要的异质性，则是在社会空间存在中“恢复与交换相对立的使用（usage）的重要性”。这里的usage（使用），实际上也就是列斐伏尔在元哲学中强调的那个appropriation（取用）。这种非交换的空间使用的本质不再是暴力性的市场交换和占有，而是基于空间存在真实使用的取用。列斐伏尔说，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必须经历长期的斗争。列斐伏尔认为：

与空间生产相伴随的，是对于作为使用价值（valeurs d'usage,事物的物质性）来源的“自然”的重新强调。长期以来，空间生产作为（社会剩余生产中的, surproduit social）交换系统中一部分剩余的消费者，已经上升到了非常显赫的地位，这与使用价值的恢复（restitution，这是一种在广大范围内发生，并且彻底地影响了政治的恢复——尽管没有把它自己变成政治战略）同时发生。 

这也就是说，自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生产发展起来，所有的社会空间生产都只能进入到一个入口中，即用于商品交换市场中的变卖。空间生产如果不能榨出剩余价值，它就不能存在，所以，彻底摆脱资本主义的交换市场机制，恢复社会空间的使用性功能则是全新的空间政治努力的取用性战略方向，因此，必须重新尊重社会空间中的“自然”基础。

在列斐伏尔这里，马克思眼中的“真正的财富”（la richesse véritable）就是自然空间存在。然而，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候，应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看法。这个观点是奇怪的，列斐伏尔一下子回到了自己似乎想放弃的人本主义逻辑中去了。这表明了列斐伏尔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某种摇摆性。于是，自然空间在这里被界定为第一空间（l'espace premier）,而被生产出来用交换价值来衡量、根据金钱或者货币方式来测算的社会空间则是第二空间（l'espace second）。 第二空间是第一空间（使用）在交换价值关系中的颠倒。这是一个新的社会空间存在论的提法。在其他地方的讨论中，他也用黑格尔的“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的关系来类比。列斐伏尔并没有仔细说明，这里被突显的l'espace premier（第一空间）与前述绝对空间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空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不过，列斐伏尔也有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在空间生产的构境中实现马克思所说的“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renversement du monde à l'envers），由此，这也是一个新的社会空间的定义。在他看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透视之一，是第二空间中死的东西控制了活着的存在，“工具、机器、生产场所、原材料，也即固定资本——或者用流行的（从而是资本主义的）说法：投资——相当于死劳动。过去的活动通过这种方式而具体化了，并成为新活动的先决条件”。这就是一种经济物对人的颠倒性奴役。用我自己的话语来描述，就是物役性现象。列斐伏尔认为，在现在的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中，作为畸形的第二空间的资本主义抽象的空间已经成了奴役人的先决条件，“一种抽象的经济拜物教（fétichisme de l'économique abstrait），正在转变为一种抽象的经济空间拜物教（fétichisme de l'espace économique abstrait）。空间变成商品就将空间中商品的特性发展到了极致”。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最后结论就是要将颠倒的世界再颠倒回来，即让活着的存在重新控制死的东西。在今天，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列斐伏尔给出的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空间生产”走向我们已经失去的第一空间。基于这种新的以自然空间的直接使用为基础的空间生产，列斐伏尔如此想象：

这样，活劳动就能够生产出不只是一个物，不只是一套工具，也不只是一件商品的东西来。在空间中，需要和欲望能够再现其本身，这既影响着生产行为也影响着其产品。仍然存在着——将来也可能会存在——游戏的空间、享受的空间，以及充满智慧或令人愉悦的建筑。在空间中并且以空间的方式，作品或许能照彻产品，使用价值也能高居于交换价值之上：取用（appropriation），以及对颠倒的世界进行再颠倒（reversant le monde à l’envers)，或许将实现对支配的支配（dominer la domination）；就像想象和乌托邦与现实融为了一体（或者说融入现实）。 

这真是美好的空间想象。社会空间不再是一种被生产出来的变卖物，它直接体现为人的真实需要和欲望，这样列斐伏尔空间革命试图回到的l'espace premier（第一空间）使用中的自然就不是天然自然，而是人的真实需要和欲望，如此一来，原先虚假的占有性交换关系空间被重构为“游戏空间”和“享受的空间”，诱惑性的商业中心和物流设施被还原为“充满智慧或令人愉悦的建筑”，空间本身使用价值的取用重新高居于金钱关系中的交换价值。因此，连列斐伏尔自己都说，这将是“想象和乌托邦（l'imaginaire et l'utopique）与真实融为了一体（或者说与真实浑然一体）”。

来源：《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