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两个结合”视野反观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发现“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之一。一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发展史，也是“两个结合”与统一战线相互契合的创新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法宝论、又团结又斗争原则、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独立自主原则等理论观点，形成了自身丰富的革命统一战线思想，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爱国统一战线理论、求同存异理论，推动了统一战线的现代化转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理论、“两个健康”理论、“五大关系”理论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实现了统一战线与“两个结合”的有机统一，提出了“政治力量”论、“政治同心圆”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理论、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理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这些创新理论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又成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22年中国共产党提出统一战线政策之后，统一战线在我国经历了百余年发展历程。在其发展过程中，统一战线一方面实现了本土化，由共产国际向中国输出的统一战线转变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进行了广泛的理论创新，产生了大量新思想和新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内在动力是什么？统一战线为什么能够实现持续理论创新？统一战线依靠什么进行持续理论创新？这是统一战线史研究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而“‘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1］。这为我们解答百余年来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内在动力问题提供了重要遵循。“两个结合”与百余年来统一战线理论创新高度契合，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之一。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确立了统一战线的法宝地位，形成了革命统一战线理论。建设和改革时期，“两个结合”推动爱国统一战线理论的诞生，实现了统一战线“为革命服务”向“为现代化服务”的转型。新时代，“两个结合”推动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促进巩固和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

学术界目前没有从“两个结合”视野整理梳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研究。现有研究要么探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策略与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过程［2］，要么从“第二个结合”视角探讨统一战线的作用与地位［3］，要么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相结合，探讨如何实现“统战以德”［4］。本文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探讨“两个结合”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创新之间的内在逻辑。

二、“两个结合”视野下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创新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从苏维埃俄国传入我国后，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理解、运用和发展，对其与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认识和把握，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程。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整体上偏重统一战线，一定程度上忽视武装斗争，尚不能有效地把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与国民党实施党外合作的国共合作方案。1923年召开的党的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正式决定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自身组织独立性。陈独秀和马林在会上解释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原因：中国革命是国民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国民党作为国民革命的代表性政党，应该成为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应该帮助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取得国民革命胜利，因而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5］。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共产党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委员，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5］16-17。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之后，中国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建立地方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协助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进行两次东征、统一广东全省，然后挥师北伐。北伐军半年之内由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推动国民党由仅执掌广东一省的地方性政权一跃成为全国性政权。然而，蒋介石带领国民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反戈一击，图谋消灭共产党，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迅速遭到失败。

毛泽东从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相互关系的视角深刻总结了大革命失败原因。他说：“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在这一点上，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直至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不去认真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6］归根结底，大革命失败原因就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7］，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尚不能成熟地使用统一战线这个武器，也不能把它与武装斗争有效结合起来使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整体上偏重武装斗争，一定程度上忽视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把统一战线范畴中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排除在革命动力之外，与知识分子的联系不紧密；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对其他党派不加区别地视为“敌人”，一度把邓演达、谭平山组织的“第三党”看作“统治阶级的奸细”［5］43；对国民党改组派一律排斥；福建事变发生后，19路军主动提出与红军靠拢，双方合作反蒋，但是红军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没有与19路军配合作战。红军也在接下来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遭到挫折，进行了长征；党在白区和苏区的工作也遭到了极大的损失。

毛泽东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就是在十年内战的后期，对于向我们举行武装进攻的反动的政府和政党，和对于在我们政权管辖下一切带资本主义性的社会阶层，没有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反动的政府和政党中各个不同的派别间，也没有采取不同的政策，这些也都是不正确的。那时，对于农民和城市下层小资产者以外的一切社会成分，执行了所谓‘一切斗争’的政策，这个政策无疑是错误了。”［7］792归根结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和民族资产阶级等采取了“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政策［7］792，同样没有把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有效结合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6］534。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来看，在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的关系上，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也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团结与斗争相结合，“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7］792。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了艰苦的建设工作，真正全面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胡绳在论述这段历史时指出：“又要武装斗争，又要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统一战线中，又要团结，又要善于同国民党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做斗争。这一套在抗日战争期间成熟起来，摆脱了旧的公式。”［8］

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运用步入正轨。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熟，标志着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而不仅仅是共产国际输出的统一战线。

第一，中国共产党把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区分为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和顽固势力，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明确“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6］745。进步势力主要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要大力发展；中间势力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与地方实力派，他们具有动摇性，如果不坚持团结与斗争相结合，他们就会像大革命时期一样，在顽固派向我们进攻的时候变成他们的同盟军。但是“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6］748。对顽固派则要进行坚决斗争，但是斗争也要坚持三个原则：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三是休战原则，打退顽固派进攻之后适可而止。上述三原则，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有理”“有利”“有节”［6］749-750。中国共产党通过这样的方式解决了大革命时期“只会团结不会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只会斗争不会团结”的问题，既牢牢地把握了团结与斗争的主动权，又紧密地团结了中间势力，掌握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上，不再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样把国民党看成清一色的反动派，而是认识到“国民党是一个由复杂成分组成的党，其中有顽固派，也有中间派，也有进步派，整个国民党并不就等于顽固派”［6］750。国民党“它虽被这个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反动集团所统治，所领导，却并不整个儿等于这个反动集团。它有一部分领袖人物不属于这个集团，而且被这个集团所打击、排斥或轻视。它有不少的干部、党员群众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群众并不满意这个集团的领导，而且有些甚至是反对它的领导的”［9］。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力团结国民党左派、联合中派、打击右派，这就解决了大革命时期对国民党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导致中派倒向右派，联合打击左派等问题。

第三，在理论创新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需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6］648因而，新民主主义政权实际上就是统一战线政权，“三三制”政权形态则是当时统一战线政权的表现形式。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因素充分发展但又趋向于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之间的张力塑造了这种社会形态的生机与活力，二者之间的并存共生是这种社会形态存在的前提，二者之间的统一战线是这种社会形态存在的现实基础。没有统一战线，我们就无法深刻而全面地理解新民主主义的内涵和外延，因而新民主主义概念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既赋予统一战线以必然性，又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得以升华，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之后完全中国化的产物。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灵活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在国统区，中国共产党首先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协调与国民党之间的官方关系，深入国民党统治区，通过“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方针，以职业为掩护，实现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10］，深深扎根国民党统治区，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组织群众开展政治运动。在政治运动中，抛头露面的往往不是共产党员，再加上单线联系网络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国民党难以真正掌握共产党员的行踪。身份暴露的共产党员，则转移到抗日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这样就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结合成了有机的统一体。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公开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结合起来，通过武装斗争占领敌后区域，既建立统一战线政权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又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推动基层组织发展壮大。通过建党建政建军三者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能够迅速在敌后扎根，建立起一批敌后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熟练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建立了一个包含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而巩固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巩固，它具备了战胜任何敌人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坚强的意志和源源不竭的能力。”［7］1466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把蒋介石国民党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彻底孤立起来，推动中国共产党仅用3年时间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教训之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法宝理论、又团结又斗争原则、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独立自主原则等理论观点，形成了自身丰富的革命统一战线思想，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三、“两个结合”视野下建设和改革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根据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协商建国、开国建政后大量进入国家政权的具体实际，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长期合作、互相监督”八字方针和“要有两个万岁，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的“两个万岁”思想［5］257-260；根据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具体实际，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和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思想［11］；根据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具体实际，提出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改造方针［5］231；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后的积极变化，提出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理论［12］。这些思想理论创新既是社会具体实际的产物，又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为了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反复强调两个方面：一是解放思想，实现思想意识上的民主，由民主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二是统一战线，通过统一战线获取改革开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统一战线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首先要解决其性质问题，即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定性问题。如果还是沿用以往革命统一战线的传统定性，继续对统战人士进行阶级斗争，就难以推动他们真正投身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浪潮中来，因而迫切需要统一战线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结合新的实际，运用“第二个结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新时期统一战线发展所需要的思想资源，从中国的文化基因、语言和思维中科学界定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

第一，根据中华民族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提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是爱国统一战线，解决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问题。爱国主义精神是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成为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给予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改造和进步以重大影响。作为一种具有伟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精神文化传统，它使中华民族能够经受住无数自然的、社会的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一直保持坚强的团结和旺盛的生机［13］。从统一战线的视角来看，爱国主义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能够激发广大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华人内心的文化认同、前来大陆投资兴业，带来改革开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资源。

邓小平在1979年6月15日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14］该论断阐明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爱国主义性质。同年9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指出：“统一战线的性质，叫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就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这样范围就宽了，具有广泛的性质”［14］159，“爱国者的范围是很宽广的，包括蒋经国在内，只要台湾归回祖国，他就做了爱国的事。现在可以提第三次国共合作”［14］158。“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的提法还具有一定的复合性质，把革命统一战线与爱国统一战线结合在一起。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提出了“爱国统一战线”这一概念［15］。这一概念既为新时期统一战线定了性，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晶。爱国统一战线的性质确定之后，统一战线实现了由革命化向现代化转型，推动了广大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前来祖国投资兴业，也推动了统一战线走入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之中，从而形成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一系列理论创新，产生了“两个范围联盟”“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海外统战工作”“统一战线‘三者’联盟”等新概念和新判断［15］16-32。这些新概念和新判断都建立在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爱国主义定性基础之上。

第二，根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求同存异的理念，提出了新时期统一战线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基本原则。《周易·睽卦·象传》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同与异、和与同都是重要概念。客观世界纷繁复杂、变化不断，这是异。万物有联系，前后相贯通，这是同。同与异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以存异，异以成同。“求同”是指寻求双方共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存异”是指双方暂时搁置彼此在价值观和利益上的对立和冲突。“求同”和“存异”都是手段，目的是双方共生共存、交流合作、共同发展［16］，君子因此求大同而存小异。

求同存异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华民族智慧结晶，中国共产党把它视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1991年，江泽民在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党员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在政协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都要学会求同存异。求同，就是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大同；存异，就是在这个大前提下照顾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要求和意见，并通过各自学习和互相协商、互相监督，共同提高，在重大原则问题上逐步达到一致。”1999年，李瑞环在全国党内省部级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班座谈会上指出：“做好统一战线工作需要把握许多重要原则，但有一条特别需要引起重视，这就是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原则。”［15］46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现代化推进了市场化，市场化推进了社会分化，社会分化引起社会结构变化。社会分化和社会结构变化一方面对统一战线产生了强烈影响，另一方面统一战线在回应这种影响的过程中又进行了理论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和新观点。这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重要方面，社会分化与社会结构变化成为新时期统一战线领域具体实际的重要体现。

第一，市场化改革之后我国大量知识分子“下海”，由体制内单位进入体制外的外资企业或民营企业工作或自主创业。据此，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工作”这一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基础理论。1992年，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在转发中央统战部〈九十年代统一战线部门工作纲要〉的通知》中，中国共产党首次明确提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工作。《通知》指出，在我国知识分子中党外知识分子占大多数，各个领域统一战线工作对象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就有了基础，并强调统战部门要重点做好有代表性的党外知识分子工作。1993年，第十八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工作，需要大力加强。在1993年的机构改革中，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在知识分子工作方面的主要职责是：调查党外知识分子的情况，反映意见，协调关系，提出政策建议；联系并培养党外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负责教科文卫和国有大型企业中党外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5］427-428。

第二，根据市场化改革之后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概念和“两个健康”（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理论。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社会阶层“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时使用的还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提法。200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上述“六种人员”，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从而正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科学论断，并由此提出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论断，科学界定了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地位，回答了长期以来社会各界普遍关注而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亟需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5］426-427。这既推动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又推动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创新，使统一战线理论紧密结合社会实际、对经济社会变化保持高度回应性。

第三，根据市场化改革之后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提出统一战线要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的理论。2006年7月，胡锦涛在第二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我想着重谈谈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这是政治和社会领域中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一些重大关系，也是统一战线需要全面把握和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五个方面的重大关系，保持和促进这五个方面重大关系和谐，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事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17］2006年10月，促进“五大关系”和谐写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五大关系”成为党的总任务、总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5］487。

总之，在“两个结合”视野下，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两个万岁”思想、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两个范围联盟理论、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理论、三者联盟理论、“两个健康”理论和“五大关系”理论等，进一步推进了统一战线本土化、时代化，统一战线理论更为丰富多彩。

四、“两个结合”视野下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创新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明确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1］。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尤其关注新时代以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之后所产生的社会结构变化。这种社会结构变化既与新时期的社会结构变化一脉相承，又体现出很多新时代的新特征。

第一，个体化。改革开放推进了现代化，现代化必然导致社会分化。一方面，社会分化表现为社会的个体化，个体从单位制中出来之后进入市场，成为独立的社会个体或市场经营主体。另一方面，独立的社会个体又会在市场和社会之中根据业缘、地缘、趣缘、学缘等因素而在社会中基于市场化条件再次组织起来，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产生丰富多彩的社会分层结构。这样的最终结果是，原有的阶级阶层内部发生分化，原有的阶级中会产生新的阶层。新的社会力量分化出来后，会产生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会使整个社会阶层结构更为多元。执政党要对新旧社会阶级阶层结构进行有机整合，其重要方式就是统一战线［18］。

第二，群体化。社会个体化之后，独立的个体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在市场中与他人交往，个体在与他人交往中为了捍卫自身利益或实现个人价值，推动个体与利益一致或价值观念一致的主体结合，组成社会群体。这时候的社会群体不再是原来基于行政化而形成的以单位制为基础的社会群体，而是基于市场化而形成的以社会化为基础的社会群体，如网络作家群体、职业电竞选手群体、律师群体等。

第三，网络化。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较2022年12月新增网民2 48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7.5%［19］。互联网在我国不但成为一种生产形态和生活形态，也成为一种社会形态和社会交往方式，线上社会和线下社会都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社会。当社会进入网络化时代之后，统一战线密切关注社会网络化对自身产生的影响。网络统战工作形式多元，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以网络企业为主的网络统战工作，这种统战工作与线下企业统战工作既有一致性，又有特殊性；二是以网络人士为主的网络统战工作，这种统战工作既关注以网络言论和影响社会舆论为核心的网络大咖，又关注以网络为谋生手段、通过网络经营维持个人生活的网络人士，如网络作家、职业网红等。

第四，智能化。智能化主要是指社会逐步进入数字时代和智能化时代，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智能化不同于网络化，是比网络化更为高阶的社会形态。目前，人工智能已经逐步进入生产领域和生活领域，变成一种社会形态，引起社会结构变化。在统一战线领域，人工智能部分进入了统战文化和统战宣传，如利用VR技术推进统战历史文化资源的建设与保护，实现“在线+在场”的融合发展等。当然，智能化对社会结构变化和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影响，尚需跟随人工智能发展的步伐而深入观察。

根据新时代社会结构变化，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统一战线紧跟社会结构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

第一，根据新时代社会阶层结构变化，提出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工作方针，逐步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系统理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是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的战略判断。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2017年召开了全国首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由原来的“六种人”变为“四种人”，同时提出了“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工作方针，以及组织起来、凝聚起来的基本工作思路，建立了从全国到省市县各个层次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把广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团结凝聚起来［20］。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在新时代统战工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二，根据群体化的社会现实，提出了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统战工作和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等新概念。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包括注册税务师、注册会计师、律师和行业协会等社会群体中的从业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包括在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新社会组织和公益性社会组织等机构中从业的人员。自由职业人员主要是指大量“自雇人士”，他们凭一技之长而不受雇于任何单位，包括网络作家、独立设计师、心理咨询师等社会群体。这些社会群体从业人员数量庞大。上述新概念一方面拓展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范围，拓展了统一战线的工作面，另一方面高度关注了社会结构变化所产生的新兴社会群体。

第三，根据网络化时代的社会实际，提出了新媒体从业人员统战工作和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等新概念。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人士都是随着网络技术、新媒体迅速发展而成长起来的新兴社会群体。2014年，中央统战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出台了《关于开展新媒体从业人员统战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坚持以促进新媒体行业健康发展和新媒体从业人员健康成长为主题，以培养一支政治坚定、业绩突出、群众认同的新媒体行业代表人士为重点，把新媒体从业人员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5］571。网络人士泛指在互联网上有影响力的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党外人士，主要分布在体制外，可以具体概括为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联网为平台，从事经营管理、生产传播、技术研发、投融资等活动，具有舆论传播能力、内容生产能力、社会动员能力的人员。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是指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把各类从事网络活动的党外人士，特别是从事内容生产和传播的网络人士团结凝聚到党周围，通过与网络人士建立统一战线，建构网上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的政治同心圆。2019年，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下发了《关于加强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意见》，中央统战部、中央网信办联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会议，对做好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数字统战等新概念即将诞生，需要进行相应的统一战线理论创新。

在“第二个结合”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形成了更为强烈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意识形态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1］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又成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核心内容。

第一，继承和发展中华文明“德政”“仁政”的思想主张，以及“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传统智慧，强调统战工作要关注人心，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形成了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政治力量”论。第二，继承和发展中华文明“兼容并包、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政治智慧，强调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把求同存异发展为坚持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了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政治同心圆”论。第三，继承和发展中华文明的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和“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文化精神，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理论，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新型政党制度。这是新时代以来围绕我国政党制度的重大理论创新。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各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20］42。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座谈会时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首次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概念。第四，继承和发展中华文明“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思想，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第五，继承和发展中华文明“清、慎、勤”的为政传统，儒家“义利”观念，以及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精神，强调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理论［21］。第六，继承和发展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要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形成了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理论［22］。第七，继承和发展“和谐”的中华文明核心价值，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和”或“和谐”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和”作为概念在西周晚期正式提出。春秋末期，晏婴、老子和孔子等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都很重视“和”，将它作为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核心概念来看待［16］1。“和”作为不同因素的和谐统一，内在地需要协商，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23］

总之，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并把“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与新时代统一战线发展统一起来，提出了“政治力量”论、“政治同心圆”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理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理论。这是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发展的新成就。

五、结语

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实践，以不断谱写新篇章的创造性成果，诠释了坚持“两个结合”是党青春永驻、基业长青的密钥所在［24］。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从阶级联盟到爱国者联盟的演进，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轨迹［25］。“两个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机理。“两个结合”推动了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创新，成为百余年来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之一。一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发展史，也是“两个结合”与统一战线相互契合的创新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法宝理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两个结合”，确定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爱国主义性质，提出了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以及“两个万岁”思想、两个范围联盟理论、三者联盟理论、五大关系理论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通过“两个结合”，提出了“政治力量”论、“政治同心圆”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理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理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等。这些创新理论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又成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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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存良，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副秘书长。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新时代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24ZDA065）

引用格式：肖存良．“两个结合”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创新［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