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长期尾随人工智能发展世界进程的处境中，DeepSeek的出现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它在技术上不同于单纯提高算力的高投入、拒绝开源的OpenAI，显现出一条旨在优化算法、开放权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路，同时，它以商业上的低成本、高效益彻底改变了之前生成式人工智能高成本、高绩效的构成定式。可以说DeepSeek确实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各方的反应则是喜忧参半：喜者，是因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开辟了一个新路径；忧者，是因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贸易与政治风险的骤然增长。但中外都出现了以“斯普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视之的说法。我们需对此进行理性的分析，如此才能理解它对人工智能本身的发展，对中国乃至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
理解大语言模型的两条路径
本文尝试解释大语言模型所呈现的两条鲜明不同的路径：一条路径是科学与技术的路径，这个也可以称为客观路径；另一条路径是所谓STS路径，也就是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关联思考的路径。
前一路径属于科学家与技术专家的专业化路径，公众难以参与其中。在科学研究上，人工智能依赖于人脑科学的发展。一说人脑科学的当下进展不过了解了人脑10%的秘密，因此从根本上限制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另一说人工智能发展到自我推理的阶段，就会脱离人脑科学的制约，形成自己的发展逻辑。但无论如何，专业的人脑科学发展属于科学研究的前沿问题，科学素人只能逍遥事外。在技术开发上，人工智能仰仗算力、数据与算法这三大动力，需要在硬件与软件上同时进步。这都不是专业圈子之外的人，如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者所能具体介入的，遑论社会公众。后一路径涉及STS的研究，主旨在于揭示人工智能的社会关联。在STS的研究中，科学的急速发展所聚集的权威性资源、以技术为中介呈现出的科学与技术自身的巨大威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是这一研究引人注目且颇具权威的缘由。“人们普遍同意，社会需要科学与技术，并且也需要尽可能地指引和控制科学与技术。但是怎样达到这一目标，谁最有资格做这件事，尚无普遍的共识。这些就是人们或许要求STS在实际或应用方面的原因，目的是使科学与技术对社会的确充分有益。仅从一个学科的角度是无法理解科学的，这种认识促使STS在理论方面或基础方面得以成长。”
对DeepSeek是否是人工智能的革命、是否构成人工智能的中国时刻的探讨，正是循后一思路所进行的探究。当人们用“另一个斯普尼克时刻”看待DeepSeek时，便是对这一项科学、技术成就进行的STS研究：这一研究的着重点，不在技术的革命性分量，而在技术的国别竞争中优势地位的评断与利弊得失的衡量。不过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是不言而喻的。
“斯普尼克时刻”是最近几年在中美竞合中频频出现的一个词。其来源，与1957年10月，苏联发射的、命名为斯普尼克号的卫星相关。这一事件使美国举国震惊，因此急速地做出反应。美国相当错愕地发现，在太空研究领域，自己不屑一顾的苏联竟然在不知不觉间领先了。苏联在二战期间接受美国的资助、大力推动科学技术研究。但从总体上讲，苏联的科技水平是落后于美国的。美国对苏联在科学技术上一朝领先于自己根本没有心理准备。而斯普尼克号卫星的发射，表明苏联在科学技术发展上实现了弯道超车。美国的震惊程度可想而知，由此催生的三个巨大反应，使之成为STS研究的经典案例：一是美国官方上下、社会公众的共同感受是自己落后于苏联了；二是美国人对科学技术的广泛关注；三是美国的政界与科学界，在受到极大震撼之余，携起手来，让美国的科学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进步结合起来。美国人自觉到落后，于是将科学界组织起来，各个科学和技术领域展开广泛的合作。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在科学政策制定与实施上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一向依赖于社会、大学和企业的力量。这样的分散运行机制有其优势，但也存在缺陷。为此，美国设立了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以便从总体上把握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态势，确定科学技术发展的国家战略。仅仅过了一年，1958年美国的科学技术优势开始持续地发挥出来：1958年1月，美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随之在1960年代及之后的科学技术竞争中保持了明显优势。
斯普尼克时刻实际上是在对立性的科学技术发展氛围中，对本以为落后的国家实现弯道超车、惊人发布其发展成果的那个时间点的命名。这一命名不完全针对科学与技术进步本身，而主要是针对不同民族国家尤其是不同政体之间竞争结果的一种象征。DeepSeek的发布，有人认为标志着另一个斯普尼克时刻的到来，预示着“人工智能的中国时刻”的到来；也有人认为这并非斯普尼克时刻，因为中国不是苏联，当下也不处在冷战状态。
其实，对斯普尼克时刻的命名不必过于计较。斯普尼克时刻的解释有两可性，既可以做善意的解释，也可以做恶意的解释。善意解释将其作为促进双方良性竞争的动力，恶意解释将其定位为竞争双方的零和游戏。那种认定斯普尼克时刻是一个绝对不能双赢，只能你死我活，甚或全输或全赢的断定，实际上是偏狭的解释。从STS的角度看，从一个良性社会或善性国家来推论，斯普尼克时刻应当是一个推动人类社会全力从事技术创新的时刻。这是STS积极互动的、让人期待的状态。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技术面与社会面上的发展状态有着极大的不同。技术面上从人的智能到人工智能的转变，存在技术上让人工智能向人看齐的人脑科学天堑。这需要技术的突破，以期在人脑科学的突破基础上实现人工智能的突破。其技术风险需要人类有技术防治能力，这是对全球科学技术共同体的挑战。但是，技术的进步，既要求科学基础研究为之提供根本动力，又要求社会政治体制机制为之储备良性化条件。这就是一个对人类社会进步结构的要求。这是一个关乎民族国家之间发展关系的复杂问题。DeepSeek的发布被美国人视为斯普尼克时刻，中间蕴含了冷战时期苏美两国对抗性的、“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的恶性竞争观念，因此也就具有中美双方在人工智能发展上不能兼容的意味。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有必要审慎以待，理性辨析这一时刻的复杂内涵。
斯普尼克时刻的三个内涵
在STS路径里，对大语言模型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内涵的探讨，远远超出了在技术上面临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成本与开源的问题。这意味着，一方面，DeepSeek是中美两国或关联国家都可以接受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当人们将DeepSeek的发布视为斯普尼克时刻的时候，这已经不是对一个人工智能技术突破时刻的命名，而是一个标志着中国在长期的人工智能竞争性发展中终于实现超越的荣耀时刻，同时也是美国甚或其他发达国家感到沮丧的时刻。因此，这一命名确实需要人们保持警觉。姑且将DeepSeek的发布称为斯普尼克时刻，但不应将之视为中美两国一胜一败的特殊时刻。在1957年苏联发射斯普尼克号人造卫星的时候，这一事件没有被人慎重对待，以至于为美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却给苏联造成了科技发展的幻觉，最终导致苏联的科技发展逐渐停滞，未能再现同样的辉煌。
DeepSeek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开启了人工智能的中国时刻。但这个时刻，不是一个国家独美的时刻，也不是单纯让人感到无上荣光且无比骄傲的时刻，更不是一个可以小视天下、轻蔑各国的时刻。这一时刻可以分解为三个具体时刻。换言之，这个时刻是一个合成性时刻。
其一，它是一个“突破－荣耀时刻”，是对中国人工智能开辟新路径的荣耀记录时刻。DeepSeek以低成本高绩效的算法改进，突破了美国长期以来高成本高算力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并且以开源（open source）或准确地讲以开放权重（open weight）的方式改变了美国的闭源模式，而让人工智能进入一个大众化时代。这是中国有理由感到荣耀的时刻。就像1957年的斯普尼克时刻一样。当各国都在人工智能的场域展开竞争的时候，唯有中国在算法改进与技术开源条件下实现了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DeepSeek的发布，使得以算力强力支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式，转变为以算法为主要支持条件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式。这确实是一个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技术路径，而且是一个中国企业开辟出来的路径。
这是不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一个突破呢？不仅是一个突破，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它打破了人工智能高成本、高效力与闭源化的既定模式，它颠覆了美欧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本思路。这就是DeepSeek一经发布，不仅让美欧技术同行一片惊呼，也瞬间让美国股市下挫，让市场经历一场不大不小的恐慌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中国进路，至少让国人有理由与欧美在不同的荣耀时刻感到骄傲自豪。
其二，它也是一个“惊醒－竞争时刻”，是一个被惊醒并激发激烈竞争的时刻。我们在自己的DeepSeek发布时会感到荣耀，而对于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讲，这一时刻则是一个惊醒－竞争时刻。在DeepSeek发布之前，美国对自己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绝对领先是非常自信、自得的，他们以其超强的算力和丰富的数据（语料）优势，自认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绝对领先全球。但在DeepSeek发布之际，美国官方、技术专家、学者与企业家的反应相当复杂：惊叹赞赏者有之，贬低调侃者有之，敌视拒斥者亦有之。
美国政界、企业界、技术界、商界的不同反应汇聚成现任总统特朗普的一句话：“给美国相关产业敲响了警钟。”这一警钟，是对企业界的，也是对科技界、商界与政界的。美国军方早几年就已经不断以斯普尼克时刻来形容中国军事和民用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成就。这次DeepSeek的发布，打开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思路，让美国又一次惊觉遭遇了新的斯普尼克时刻。美国寻求技术发展绝对优势的国家统一意志，似乎因此得到极大的刺激而浮现出来。
中国在为DeepSeek发布感到荣耀的时候，美国则高度警醒起来。美国寻求发展的危机感是很强的。1957年8月，苏联发射了洲际导弹，同年10月，发射了人造卫星。这两个时刻的汇聚性感受，让美国意识到在科学技术的竞争中已经丧失了优势。直到1961年，加加林成为首位飞上太空的宇航员，美国的危机体认可谓达到峰值，正是在急起直追的总体氛围中，美国聚集国家力量，推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主导全球科技。
DeepSeek的发布让美国各界以此为契机及时警醒，他们意识到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其他先进技术的发展，既需要技术的重大突破以占据绝对领先位置，也需要以高墙深院的高技术贸易限制来堵塞中国的技术引进与改进。因此，可以说DeepSeek的发布，也会强化美国对中国的敌意感。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需要强调，DeepSeek的发布，已经引起博弈对手、竞争对手的警觉，也已经引起敌意性对手的警醒，成为他们对技术发展进取与保护两手抓的动力。因此，断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更为广泛的技术进步，由此进入一个敌意性、高强度竞争时代，是不为过的。
其三，它是一个“自警－发展时刻”，提醒中国必须不断发展并提高科学技术综合能力。中国企业在科技领域取得的成绩让中国民众有理由欢欣鼓舞。但这样的欢快时刻，不是中国在先进技术的发展上孤芳自赏、停步不前的时刻，而是一个循此推动中国科技发展的关键时刻。不以此自警，不足以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蓄积足够强大的动力。
一个国家在前沿技术获得突破之际，是很容易掉进故步自封、裹足不前的被动状态的。原因无他，技术的突破会让人沉浸在领先的喜悦情绪之中而难以自醒。尤其是对中国这样长期需要技术引进的国家来讲，相对自主地取得的技术进步，让人很容易心生一雪前耻的兴奋与快感。从而陷入与自己竞争的国家科技水平先进与落后的口舌之争，遗忘了科技发展的持续性与艰难性。进而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复杂与微妙、艰难与险阻掉以轻心，因此止步不前。在DeepSeek发布之际掀起的民族自豪浪潮，不应成为技术领先的自我麻醉剂。须知中国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水平上，并没有处在全球领先地位。即便是在军备的技术竞争上有局部的领先，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上有所突破，都还只是点面上取得的局部优势。必须以全局的领先地位的获得来确认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目标。没有实现这一战略，就没有自我麻醉的理由；即便在整体上获得了科学技术发展上的全球领先地位，如果不韧性坚守，这一优势也会迅速丧失。
在“自警－发展时刻”，做到以下三点尤为重要。第一，要理性意识到某个领域的技术突破并不是既定体制机制运行的必然产物。第二，需要自觉认识到，“伟大的发现蛰伏在我们触手可及之处，只要我们丢掉‘目标’这一所谓的‘定心丸’。……最好的点子往往是偶然所得”。换言之，在一个自由的氛围中，最容易激发人们的创造力，也最易于充分激发政府、社会和市场三方的无穷能量与智慧，做出合理的国家总体战略部署。在STS即科学、技术与社会三方力量有效磨合的基础上，才足以为现代科学与技术的不断突破提供强大动力。第三，技术发展来自零星突破，零星突破累积为结构刷新，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情景。对中国来讲，现代科学技术是舶来品，需要以学习切入，以创造突破，明白荣耀时刻是持续艰苦努力的结果。偶发的荣耀时刻是不足以支撑中国科学技术持续进步的。
将斯普尼克时刻良性化
转回头讲，“斯普尼克时刻”尽管内涵丰富，但确实不是一个定位DeepSeek发布时间的好词汇。这一时刻的命名，是冷战时期美苏以对立性、敌我性思维展开科技博弈和恶性竞争的一个命名。这一命名，可能激化出敌意与对峙，将中美现代科学技术的竞合关系置于一个苏美恶性竞争的相似框架中。
毫无疑问，今天的中美竞争关系，不是哪方要求和平，就会得到和平；哪方诉求善性，就能得到善果。在笔者看来，中美之间的竞争似乎已经带有对峙性。这可能是美国喜欢用斯普尼克时刻来命名中国某些技术领先美国时的特定时间的缘由。由于中美两国具有显著的政体差异，单纯的竞争或者对立，会将两国关系置于危险境地不说，分道扬镳、完全脱钩也并非不可能，而频繁的斯普尼克时刻的美式命名，增强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就此而言，中国保持对这一命名的警觉性，是必要的。
但并不是说斯普尼克时刻就只能是让人无可奈何的对峙、对立或敌意时刻。这一时刻的恶意是可以限定的，善意是可以增大的。将斯普尼克时刻良性化，是完全可能的。这就需要两国乃至于国际社会自觉杜绝恶性化的斯普尼克时刻，理性地将这一时刻良性化。所谓良性化的斯普尼克时刻，就是国家间可以依循合作规则展开有序竞争，不是敌意性地独享技术进步的成果，而是善意地分享科学技术发展成就。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中需要不同国家的介入与精准合作，如果以此认识作为定位科学技术突破的国家成就，那么国家就不会以敌意来确定哪个国家的技术突破性一定会成为另一个国家危机的导因。一旦有效降低取得科技突破的国家所具有的危险性与威胁性，那么合作的氛围就可以逐渐培养起来，共享斯普尼克时刻的科技成就，就不是一个奢侈的想象。
所谓恶性的斯普尼克时刻，是指一国的科技突破尤其是落后的相异政体的国家的科技突破，被双方视为荣耀与羞耻的分野，一方急于夸耀成就、另一方刻意贬斥相应成就，并且在科学技术上加固国家权力刻意制造的敌视，变成一个究竟谁战胜谁的尖锐问题。如此一来，斯普尼克时刻就不是一个定义科技突破的命名，而是一个激发政治对垒的辞藻。
就此而言，DeepSeek的发布被称为斯普尼克时刻，是一个具有双刃剑性质的命名。它究竟会对中美或者对东西方关系发生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端赖于中国与美国如何将这一时刻的恶性意涵加以有效抑制，将这一时刻的良性内涵充分释放。一部分人关于斯普尼克时刻的单纯荣耀认取，另一部分人对这一时刻单纯的危机性认知，都蕴含着一种敌我思维。这是需要矫正的一种STS思路。经验与教训在前，不可不慎重对待。
任剑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