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春秋战国时代，中国面临从王国治理走向帝国治理的大转变。这中间存在一个分合的过程：春秋是由统一中央王权走向分离的诸侯王分治的阶段；战国则是从诸侯王治理逐渐趋向统一帝制的过程。诸侯的争胜，正是对这一趋势的自觉。齐国的稷下学宫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令人瞩目：从政治的角度看，稷下学宫将不同思想流派的治国主张聚合在一起，为形成一个足以引导已经呈现轮廓的新型国家即帝国的治理聚集思想资源，让政治思想服务于政治需要的趋势有了浮现而出的契机。从思想的角度看，稷下学宫为不同思想流派的相与争锋提供了场所，一改此前不同场域的彼此攻讦局面，为主流思潮的出场蓄积了思想势能。其间，法家思想借助稷下学宫的主潮即黄老思想而储备了观念资源，仰仗前期法家的思想积累而磨砺了观念锋芒与发现了政治切入口。从观念与政治的互动史来看，三次主导稷下学宫的荀子理念，为法家形成引导帝国治理的思想确定了方向。稷下学宫这个观念与政治互砺的场所，是先秦仅见的为帝国治理蓄势之所。
关键词：稷下学宫；法家；思想竞争；政治出场；帝国治理
由秦始皇与韩非促成的帝国治理理念及其制度体系，并不是横空出世、兀自降临的。取西周形成的王国治理模式以代之的帝国治理模式，有为时甚长的积累过程：起自春秋，摸索于战国，成于秦朝，成熟于汉朝。而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则为法家出场和秦制成型的帝国治理蓄积了势能。稷下学宫是齐王顺势而为的产物。如果说春秋时期是中国作别王国治理的时代，那么战国时期就是为帝国治理出场进行剧烈博弈的时期。稷下学宫的主导者（齐王）与主事者（如荀子和诸学派中人）联手打造了一个为帝国治理蓄积势能的独特空间。其时，法家尚未真正成势，帝国亦是诸侯征战的谋求，但是稷下学宫的政治意图与学术争辩的磨合，为法家占据帝国治理的主导理念位置，准备了前提条件。
一、因势利导
中国早期国家经历了一次结构性的变化，即从王国治理转变到帝国治理。这一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长期的治国之势转变的蓄积中实现的。一方面，这一转变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从中国古代国家的演进史来看，商周之变确立了文明化的国家机制，这是中国早期历史的一个政治突破：政治统治者不再以极其野蛮的方式对待被统治者或被征服对象，像普遍的人祭、大规模杀戮这样的野蛮制度宣告终结；“敬德保民”的古代文明政治就此建立起来。在制度安排上，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建制，既扩大了国家规模，也稳定了国家建制。“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其严格的嫡庶之辨，让血缘次序直接转换为政治秩序。但是，作为早期国家的西周，还没有能够真正建构一个稳定有序的国家体制：因为血缘关系并不是维持国家体系长期运作的可靠机制，一旦血缘亲疏关系随时间延续出现变化，疏远的血缘关系就很难发挥政治控制作用。如此，封建制国家的基础就会被撼动，国家不得不面临一个弱化血缘基础、强化政治根基的大变局。周秦之变——这一长达数百年的中国早期国家建构的第二次大转变，便浮上历史台面。最终，秦的郡县制，也就是奖励军功爵及在其基础上建构的国家行政控制体系，取封建制而代之。这使中国古代国家终致成为一种血缘性关系很弱、政治性关系极强的国家建制。在这中间，两种力量驱使国家疏离血缘政治而接近法制政治：一是战争的力量，不断削弱周王室的中央王权力量，重构诸侯国的版图，既让王治很难持续下去，也让王治的血缘控制机制转变为军事控制体制；二是各诸侯国在战争中艰难摸索国家持存之道，逐渐凸显出竞相变法图强的政治图景。尤其是春秋中期出现弭兵运动以后，一种以变法图强取代军事崛起的转变，比较明显地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而这一变局的总体趋势，正是人们了然于心的封建制向郡县制、君政向帝制或王国治理向帝国治理的转变。这样的转变，成为重塑中国国家形态最强有力的趋势，一切尝试扭转这一趋势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人们只能顺应这一大势，去寻求建构新兴国家的途径。
另一方面，这一转变是多重力量作用的结果。驱动这一结构性变局的力量是复杂多样的，但其中两种相互为用的力量最为引人瞩目：一是主导国家变动趋向的政治—军事力量，这是在国家结构转变之际出现的实体性促变力量。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疏离中央王权、努力图谋自身强盛的霸主型诸侯国。春秋五霸所指有异，但不管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还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吴王夫差，这些称雄春秋时代的霸主，都是致力寻求新型治国方略的诸侯王，而不是因循守旧、固执周政的冥顽不化之辈。至于战国七雄，秦国、楚国、齐国、燕国、赵国、魏国、韩国，更是不断采用新政以求取国家强盛的霸主型诸侯国。七国的命运起伏，均与国家变革的力度及寻求霸业的强度紧密联系在一起。所谓争雄，正是政治上寻求国家强盛的表现；所谓称霸，正是诸侯国处置相互关系时，以渐渐凸显的新兴霸主式国家对待他国的方式。这是春秋裂解的周代中央王权触底反弹、走向新型国家统一权力的阶段。各诸侯国突破血缘政治的宥限争揽客卿，成为彻底突破血缘分封制度、凸显军功爵新制的重要尝试。其间，齐国的稷下学宫、秦王的招揽客卿，尤为引人注目。这是当时诸侯王突破惯制、求新求变的两个标志性事件：前者开启了汇聚各诸侯国智慧以呈现新的治国思路的途径，后者打开了不问血缘、只问才能的汇聚人才之途。这对齐国的兴盛和秦国的一统天下，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刻画出一个从大宗控权、诸侯纷争到重新集权的政治演变线索，人们已经可以在其中窥见若隐若现的帝制走向。
二是疏解与谋划国家变化方向的思想力量。在诸子百家蜂起的思想局面中，各家竞相向诸侯王兜售治国方略，如班固所言“圣哲之治，栖栖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虽然将儒墨之类的思想领袖人物描写成舟车劳顿、惶恐不安的样子，其实是当时主要思想流派的领袖人物以不同方式展开政治行动的共同写照。在这些竞相兜售治国之策的各家之间，呈现出两种迥异的类型：一类是保守性的政治献策。在春秋战国的历史演变中，其已经很难赢得诸侯王的青睐，典型个案就是孟子见齐宣王的故事，旨在维护周代的君政传统而为儒家阐释的仁政，确实与政治走势相离。一种“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逆转政治趋势的尝试，确实很难获得竞相逞强的政局的呼应。另一类是变革性的政治献策。诸侯们亟于寻找到治国逞强的新方略，而到相互攻讦的诸家之间去找寻治国之策，逐渐成为接受或拒斥某一家一派的主张的替代性选择。这样的进路，从春秋到战国一路畅通。只要是能够富国强兵的献计献策，合于具有政治雄心的诸侯王的心意，大多能够得到使用，而不会像儒家那样遭到冷遇。从秦穆公到秦始皇对法家治国之策的付诸实践，从稷下学宫到汉初兴盛的黄老之术，都是典型案例。稷下学宫，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大局中出现的政治与观念激荡以磨砺国家治理新思想之所。
稷下学宫在帝国治理的蓄势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这一作用，不仅直接体现在学宫的建立与运作是为了齐国的霸业，而且也体现为它在战国中后期的帝制运势中发挥的导向性作用。人们尽可以猜度齐王建立学宫的虚实两个意图：就前者讲，图一个重视士人的虚名，这是基于齐王可能好图虚名的断定；就后者论，从闻声而来的士人中选拔一些可以为巩固王权所用的能人，这显然是着眼于齐王当下之需的论断。相比而言，后者显然更具有实际的驱动力。因此，齐王这一行为有其大历史的意涵：在战国晚期，中国正当王国治理向帝国治理转变的大时代，如何顺应这一转变，并不是人人心里有数的一桩小事。相反，不管是各个诸侯王国的君王，还是才高八斗的士人，虽然对治国都有一些做法与想法，但对政治史上的帝制建构这样的空前大事，并没有成竹在胸的理念与方案。这是国家结构转变时期观念与对策双重资源短缺情况下一个必然的定势：它需要具有应对国家结构大转变局面的雄主与学人一起谋变，以聚集短缺资源并予以激活为手段，来为国家结构变局提供支持力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稷下学宫成为由诸侯王因势利导而学人群体积极响应的产物。
稷下学宫在自身结构上有一个“一”与“多”的关联处境：“一”在这里是指显在的王权之“一”，潜在的皇权之“一”；“多”在这里是指诸家饱学之士、代表人物所展示的不同政治主张。这里存在一个由多归一的变化：尽管稷下学宫各流派的人物都是受到齐王礼遇而来，但是以“不治而议论”的学宫功能定位，人们完全有理由认定，稷下学宫的学人们是与政治无涉的，因此学宫不过是一个古代的思想市场而已。在这个思想市场中，诸家各抒己见，相互辩难，因此绝对是以“多”来展现学宫风貌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人们将稷下学宫作为中国古代思想自由的象征。不过这可能仅仅凸显了稷下学宫的一个面相。虽然稷下学宫的涉入者不具体参与齐国政治，但并不是专事高谈阔论的文人学士。他们不涉政，但并不等于不论政。论政，就势必礼敬齐王，这不仅是因为齐王的高位，而且因为他是主人。这是一种多归于一的表现，但还不是稷下学宫多归于一意涵的重要方面。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稷下学宫实际上发挥出了不可替代的、驱动中国终归一统的双重作用：一是浮面上的百家争鸣驱动的思想自由，但这种思想自由不是一种持续性的状态，它是一种暂时性的状态。因为争鸣中逐渐凸显的，正是与中国当时政治发展需要相吻合的治国理念。因此，仅仅看到稷下学宫的思想自由，是不足以凸显它在历史上浮面与隐含的思想指向的。二是表面上稷下学宫是“不治而议论”，但实际上处处指向国家的富强之策，因此这呈现出稷下学宫的另外一个双层嵌合功能：稷下学宫的学人确实大多不参与实际政事，因此可谓“不治”；但议论不是纯粹的知识性争辩，其间饱含了针砭施政、判断得失、指示方向的意味。这比实际针对当下政治的议论，在立意上显得更为高远——它可能更切合中国古代国家结构转变时期所亟须的大势判断，更切中更为宏大的政治变局所需要的总体理论筹划。这是在政局之中，而又能跳出时局之外，来看政治的独特思想环境。这是一种与春秋时期“学在王官”转向“学在民间”的私学风气完全不同的政治化蝶变：它是以如此之多的诸侯国灭亡换来的帝国萌生，进而成功整合而成的帝制思想—政治新局面。
这是当时中国政治一种新的势头。势，在一般意义上用来指陈事物力量表现出来的趋向。关于势的理解，可以循三条线索展开：一是就现实之势的消长来讲，人们常常以势力、势能、趋势、优势、颓势来理解其复杂而微妙的变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历史趋势是君政、王治走向霸政、帝政。这一趋势中的力量来源、能量蕴蓄、变化趋向、高位实力都在挣脱周制的一方，而周制所显示出来的颓败状态，让它与新兴势力的力量与势能完全无法抗衡。“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的总体政局，便是明证。诸侯王之间的激烈争斗，围绕的就是谁能够掌有“挟天子”的权势。二是就新旧态势的交替而言，去势是在新旧态势交替过程中新势力对旧势力的消解，新势力兴起且不可阻挡的则是气势。春秋五霸在霸业追求中对周王室来说，便是一个夺取周王室权势且富有气势的举动。战国七雄则更是明目张胆地寻求霸业，对衰微的周王室不管不顾。三是就演进的新状态而言，人们常常以态势、局势、势头、大势、定势等角度来理解新近的变化。态势针对时局而言，局势是就处境而论，势头是要抓住趋势苗头，大势是需理解事物演变总体趋向，定势则是明了确定不移的局面。在战国时期，以变革图霸业，是具有政治雄心的诸侯王所需要具备的基本能力，也是真正站在历史高位的思想家所需要具有的观察与领悟能力。在稷下开办学宫的齐王与汇聚于稷下学宫的学人，都是应时而动、因势而行之人。稷下学宫之载入史册，正基于此。对稷下学宫时期的法家来讲，还处于蓄势待发状态；随着稷下学宫的士人星散六国，以及天下重归一统态势的显豁，法家则乘势而上，终于在秦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变得势不可挡了。
二、养士与争鸣
稷下学宫是因势利导的产物，可以从两个视角来稍作具体一些的观察。
一是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从春秋到战国，思想变化的趋势与政治演进的态势是一致的，都经历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变化过程。相对于天下归周、“学在王官”而言，思想变化的方向是合久必分。春秋以降，诸子百家兴起，相与争锋，展现了“学在民间”的极大思想活力；到了战国，尤其是战国中后期阶段，分裂已久的思想局面已经需要与政局走势相协调，走上了重归官学的路子。稷下学宫实际上就是官学复兴的标志。只不过“学”与“官”如何在思想学术研究上磨合，还处在稍露端倪的阶段：向“学”的一端磨合，可能由百家争鸣走向观念主导政治的状态；向“官”的一端磨合，势必走向国家权力主导思想学术的状态。由于稷下学宫是以“不治而议论”为取向的官办民助式机构，因此“官”“学”重新结合的紧密度仍然不够。这让稷下学宫处于“官”“学”磨合的两可状态：如果官方觉得学人可用，那么可能直接擢拔学人为官；如果官方不拟任用，那么学人尽可以放言高论，维持民间学者、官方奖助的学人角色（如大多数不见叙用的学宫人士）。这既是一种有利于学界百家争鸣的状态，也是一种有利于官权整合学界资源、重建古代国家意识形态并从中汲取治国方略和卓越人才的方式。
在春秋战国百家浮现、相与争锋的意义上，先秦的思想繁荣局面被称之为百家争鸣完全是恰当的。但对之进行细分，则大致可以将诸子百家的思想争锋区分为两个阶段，即各家自鸣与百家争鸣，这是两个前后相连的阶段。在百家争鸣的早期阶段，是兴起的诸家在相互攻讦中力陈自家的价值偏好与治国主张。这体现为两种各自为阵：在思想上，诸家在展示自身立场的时候，对处于强势地位的其他流派展开锐利的攻击，如孟子抨击“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痛斥他们无君无父之爱，韩非攻击儒墨两家主张君王兼爱天下、视民为父母，指出“仁之不可以为治”是一个显见的道理；在政治、军事上，不同主张的流派采取相互对立的做法，对对方的措施进行拆解，如公孙班造攻城云梯，以为无往不利，墨子则以九种方法瓦解公输班的攻城策略。这是一种将理念与实践结合起来的诸子相待的方式。各家自鸣但相互攻讦，确实在先秦推出了一个思想自由、政治对峙的精彩局面。
不过，百家争鸣只保持各家自鸣的状态，并不能充分展现出它的争鸣态势。各家自鸣，包括独自阐述价值立场与政治方案，并且在观念上攻击与己方立场相异的其他流派，在政治上采取与对方立场完全相反的做法。即便如此，各家自鸣不等于各家孤鸣。各家之间有直接交锋，如公输班与墨子的直接对弈；也有独自发表见解时攻击对手，如儒墨道法之间的相互抨击。但从总体上讲，在稷下学宫之前，持续的思想交锋场所、连贯的政治对弈机制是不存在的。这种各家自鸣的总体态势，并不是一个可以长期延续的态势。原因很简单：当因势利导被诸侯王和诸流派意识到以后，诸侯王就会自觉利用诸子峰起的局面来谋求匮缺的治国方略，诸流派也会在非对话型攻击对方的间接举措之外，寻找直接交锋的契机。稷下学宫聚集诸家直接争鸣的态势，由此形成。百家争鸣从各家自鸣到交相争鸣的局面，也就在稷下学宫呈现出来。这是由具备政治整合力的某一派别以及确立具有思想—政治包容的某一流派来收拾局面，以形成跟兴起中的帝制相一致的思想体系与古代国家意识形态初起的一个特殊局面。就前者即具有整合力的思想流派讲，黄老与法家先后出场；就后者即最终包容各家以供给帝国意识形态而论，儒家在汉代终于在思想—政治的关联层面一统江山。而这种适应历史变化趋势的变局，都与稷下学宫有着密切的关系：主流的黄老学派在稷下学宫展现了整合思想的吸引力，管子学派对道法思想的再次糅合，荀子在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祭酒期间对“隆礼重法”的伸张，为汉代终于出场的儒家，尤其是董仲舒整合各家思想资源以形成高度兼容性的新儒家理念，要么直接成就，要么奠定基调；而由官权重新主导学术，由主导学术进而统合权力需求与学术考量，也在稷下学宫确立了符合兴起中的帝制需要的走势。
二是从政治史的角度看，权力需求给稷下学宫的兴起提供了强大动力。先秦的政治争锋局面在声势上远远胜于诸子百家的思想争鸣，这不仅是因为诸侯王面对国家生死存亡的巨大压力，而发起或主动或被动的变革，并由此引发诸侯王之间的竞相谋变，这让诸侯王们在各自统治的王国中采取足以做大做强国家的种种举措；而且也是在霸则强、不霸则弱则灭的国家生存规则引导下，诸侯王之间争相显示其政治雄心与军事才能，这让诸侯王在战场上一决胜负，直接检验诸侯国内变革的“国际”效果。在春秋时代，这已经成为一种政治趋势：春秋五霸，都是其时改革的引流者。到战国时期，尤其是中后期阶段，这种由诸侯王，尤其是追求霸主业绩的诸侯王主导的社会政治变革，依然是一种历史趋势的表现：战国前期魏国李悝的变法、赵国公仲连的改革、楚国吴起的变法、韩国申不害的改革、齐国邹忌的改革、秦国商鞅的变法，都是载入史册的君臣一同驱动的社会改制，其追求一国强盛的意图，虽然不出“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春秋旧局，但已经掀开了称雄天下、统领全局的盖头，初露帝国治理的苗头。战国七雄的出现，则明显表现出周代天下建制走向诸侯谋求帝国的趋势。这不仅从战国七雄的争相改革、赤裸弄权、僭取国权、做强国家的治国方略上得到印证，也从诸侯国之间采取的合纵连横举措中得到佐证。前者逐渐催生了不同于周代“大宗套小宗”的王国治理模式、以军功爵和郡县制为特征的新兴国家官僚机制；后者明显促进了诸侯国相互打交道，寻求一强对诸弱、诸弱对一强的“外交”技艺，从而奠定了以征战加“外交”的两手推进统一进程的速度。这种大变局，不能不让诸侯王从中学会顺应历史变化趋势而寻求有利于自己的局面。
如果说战国中后期的历史趋势是稷下学宫兴起的背景动力，那么从齐国历史与君王取向的小背景来看，稷下学宫的养士之风则是齐国政局演变的直接结果。稷下学宫是由两种动力驱使的：一方面是齐王运用王权力量，以培养王权所用人才而设立专门养士机构；另一方面是各国正在谋求王权所用的士人，他们是呼应王权、应声而动的才学之人。前者是召唤者，后者是应召者；前者是资源供给者，后者是资源分享者；前者是人才鉴别者，后者是才学拥有者；前者是为了王霸事业者，后者是玉成霸权者。双方都是围绕战国时期多元趋于一统的政局所需而聚拢的人群。就前者分析，齐国的养士之风由来已久，积厚成势，在战国中期主导了诸侯王以政治整合思想、以思想促进政治的局面。齐国是一个有地利优势的诸侯国，经济比较发达，因此有国力长期举办稷下学宫这样的“无用之用”活动。在齐国长达四百余年的养士、一个半世纪的稷下学宫活动中，齐王的推动、国力的资源供给与政学双方的有效互动，是稷下学宫蓄积百家争鸣的思想力量缺一不可的三个条件：春秋时期的齐桓公与管仲的互动，以及首开的招贤纳士之风，为齐国奠定了稷下学宫运作的基底；战国时期齐桓公在设立稷下学宫时继承了这一为政进路，设名号，招贤士，后为齐国诸侯王承续，在威王、宣王时期达到顶峰；而齐国在战国中期的改革，则为稷下学宫提供资源支持准备了条件。威王任用邹忌变法，“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宣王以“莅中国而抚四夷”的雄心，揽天下英才，史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这让稷下学宫臻于鼎盛。随“数百千人”饱学之士的到来，稷下学宫得以百家争鸣最盛之地闻名。这是齐国在养士传统中积累的深厚人力资本，既让齐国保有充分的思想资源，又让齐国拥有强化国力的施政储备。养士，确实让诸侯国尝到有助于国家强盛的甜头。
养士为齐国聚拢了人才，但这一聚拢，不是王公贵族居高临下、一小天下而对草莽之士的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者，即便是王公贵族、世间高人相聚，如果不是有组织机制的聚拢，而是骤聚骤散的临时性的聚拢，也不会产生巨大的政治能量。由于稷下学宫是建制性的聚拢，并非临时性的聚拢,它在中国由王国治理转向帝国治理进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需要高度重视。二者，如果是诸侯王与士人的相聚，是一种居高临下之聚，即齐王以治国需要召唤饱学之士前来，对之呼来唤去用如仆人，那么这些饱学之士也不会对稷下学宫趋之若鹜，不断前来。稷下学宫所聚的学者，著名流派皆至，名家高人俱来。“其有据可查者：儒家有荀子、颜斶、鲁仲连；道家势力最大，人物众多，计有田骈、慎到、彭蒙、接子、环渊等人；宋钘则是墨家精神的真正继承者；属名家的有尹文、兒说和田巴；法家在稷下虽无著名代表人物，但《管子》一书的作者却主要是一批法家人物，他们是为田齐变法提供理论指导的主要力量；阴阳家在稷下的代表人物是著名学者邹衍和邹奭。”这些知名人物与很多不知名但身怀治国“秘笈”与古今绝学的人士，在稷下学宫相与论辩，展示自己的才学与能力。
何以这些人物能够聚集稷下展示其学其能呢？这与关乎学者的两种势能蓄积具有密切关系：一是身处春秋战国时代的学者，因为承继了周代学术与治国传统，有着极高的社会美誉度与广泛的政治影响力。这就是王充所说“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 秦王甚至传讲“寡人闻之，万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这不是夸张的说法，而是对事实的反映：试想，如果李斯、韩非到了另一个诸侯国且被礼遇，秦国一统天下之势就有可能生变。这正是史载那些著名学者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游说列国的事情所证实的士人能量；这也是“学在民间”数百年蓄积起来的一种强大知识力量：士人从春秋时代对权力的恭恭敬敬到战国时代的藐视权力，正是他们足以在稷下学宫自由论学、从容论政的社会资本已经积沙成塔的表现。二是士人进入稷下学宫这种专门“不治而议论”的场所，既没有政治风险，又携昭著声名，就更是可以自由发挥，夯实自身价值根基，扎牢治国方案的根柢。这也是他们之间在论辩中有些模糊派系阵营，而无法非常清晰明确地归纳所属流派的思想积势的动力：它不仅让各家各派的优势叠加，而且让各家的论说更加圆融。这启发人们，固守一个流派，肯定陷入庄子所说“百家往而不反”“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悲壮境地；唯有采取一种兼容并包、有利于支持富国强兵的进路，才足以自圆其说，且更加有利于打动具有雄心的诸侯王。
政治家养士的资政目的与士人相互争鸣的入仕意欲，是稷下学宫在战国中期以后发挥助学与促改的双重功能且相互为用的两个方面。助学，是指稷下学宫以其百家争鸣助长了自由思想与思想繁荣；促改，是指稷下学宫推进了权力与学术的联姻，从而推进了战国时期诸侯国的改革进程，顺应了历史变化的大势所趋。这是一种中国改革政治的处境展现，也是在这一处境中权势人物与学术中人携手起来打造国家的一种定势的反映。人们习惯于将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作为比较对象，认为它们都是早期历史上重要的学术自由讨论场所，但两者实际上具有重大的差异：前者的开放办学、容纳百家之学、不设专门学科、专心政治事务，与后者的严格管理、传授一家之学、学科化明确分界、专心知识创造与传播，确实大不相同。后者促成自有传承的学术传统，前者则塑造政学双关的互动模式。这对中国和西方历史发生的影响，也就出现了根本差异：前者以政导学，后者以学论政。从当下重视道统、政统与学统的分流发展来看，柏拉图学园肯定被高看，而稷下学宫一定被轻视。但从引学入政、促政自觉、引政入学、双关思考的角度来看，则稷下学宫开辟的政学互动模式，具有政学相互影响的效力，如果将之置入现代政体框架中，未必不是一种值得期待的进路！
三、胜出者
仅从中国早期国家治理诸方案的战国激烈竞争结果来看，诸家争鸣的胜出者是法家：秦用法家的法术之治，取得了“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的成就，就是最佳的印证。这当然会被人认为是单单从政治权力的视角得出的结论，似乎在冒轻视道德力量、推崇政治权力的风险。这是有益的提醒，但从战国的历史走势来看，从何种方式有助于结束战乱、结束诸侯轮流充任霸主以维持平衡的秩序来看，法家与秦王的携手，法术之士与兴起中的帝王和帝王之治联姻，则是推动新秩序形成的必然。这不是站在儒家立场的评价结果，是站在历史趋势上的观察结论。如果说这样的结论有违历史的德性约束，那么，将历史视野放宽拉长，就会释然一些：从周制看，采用血缘控制机制的国家，尽管重视敬德保民的政策模式有助于夯实这一机制，但礼制规定的严格等级秩序，在血缘由亲变疏之余，一定会丧失它的控制功能。法家取胜的政治结果不如人意，尤其是不如身处民主时代的人们的心意，那一定是因为人们往春秋战国之前看待历史的眼光有限制，而同时往春秋战国之后的历史观察上面也有缺陷所致：向汉代延伸，“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的帝王自白，一语道尽帝国治理的终极密码，法术之治终究需要明面上的儒家德性论说来补强，但儒家的古代政治正当性论说也一定需要法家治国方略来补漏。因此，在周制衰落、春秋战国新制摸索、汉制落实的三段历史的贯通式观察中，就会对法家在战国晚期的胜出抱以平和的心态。
断言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胜出者是法家，是一个很难为人赞同的说法。原因很简单，诚如前面所引，法家在稷下学宫中只是一个隐隐约约的存在：一者，法家的代表人物并未直接进入稷下学宫讲学与论辩，也没能直接向齐王兜售治国之策，怎么能得出法家是稷下学宫的胜出者结论呢？二者，法家人物只是在撰制《管子》一书的时候发挥了整理、编订文献的作用，并未在稷下学宫与诸家相与论辩，与稷下学宫的学派胜出者不相关联，因此怎么能够说法家在稷下学宫积势出击，一举胜过诸家呢？这样的质疑，无疑是对稷下学宫由法家胜出的断言的根本的挑战。但这两个质疑，并不能直接推导出法家的胜出与稷下学宫全无关系的结论来。原因很简单：因为法家不仅以《管子》编订者身份出现在稷下学宫，而且在师承传授上法家的思想代表人物韩非与政治实践人物李斯，就是稷下学宫的灵魂人物之一——荀子的学生。更为重要的是，稷下学宫诸家论辩之风不仅给雄辩有力的法家鸣锣开道，而且以诸侯王与士人的积极互动予法家代表人以方向性的规导。因此，将法家蓄积治理帝国的学理与实践势头关联上稷下学宫，是一个合理的进路。
法家的胜出，是由统一强权国家即秦朝成功建构的既定事实已然验证的结论。但法家的胜出，并不是横空出世的胜出，而是渐进积累的结果。法家的胜出，是一个需要限定的说法。
一是春秋战国哪些人物属于法家，需要澄清，以免错认胜出者。由于在先秦并无法家之名，究竟哪些人物属于法家，是需要再甄别的问题。王晓波指出，指认法家人物需要以韩非所说的“知术之士”“能法之士”为标准，因此，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法家人物包括子产、管仲、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以及像李斯那样兼有政治思想家与政治行动者身份的人；但在非常严格的意义上，法家思想仅指韩非所代表的法家思想。在宽严之间，可以纳入法家阵营的思想家大致如上。这些思想家，大多与稷下学宫无关。如果在直接关系上讲，前述编订《管子》的法家中人，是将法家的思想谱系与稷下学宫间接联系起来的通道。而中间还存在两条隐蔽的线索，将一些非法家思想家与法家思想在稷下学宫关联起来：首先是稷下学宫最强势的思想流派黄老之学，与法家思想联系颇为紧密。甚至在韩非那里，其哲学论述就直接吸取道家之学。尽管黄老之学与老子道学有不小差异，但“以道观之”的、在高位俯瞰政治的进路，是法家从道家那里吸取的智慧。其次是前述荀子综合儒法理念，以“隆礼重法”为后起法家开启基本思路。
二是在战国中晚期，法家究竟如何取得治国方案竞争的胜利，需要缕析。这涉及法家与诸家学说的交流互鉴问题，也涉及法家在因势利导上的机敏思想借势问题。这是两个既有关联、又有差异的问题。分别来看，黄老道学与法家的互动，以及在荀子那里表现出的儒法互动，对法家在稷下学宫承受思想洗礼具有明显的作用。在稷下学宫中，黄老学派的代表著作《黄帝四经》，是一部兼综道法兼及诸家理念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道家老子思想提供了基础理论，而由法家离析出了政治理论内容。“道生法”是其核心命题，“人主者，天地之稽也，号令之所出也”是其政治基本命题，而“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是其确立法的地位与法的作用的中心命题，这给后起的法家以方向规约：只要申述一种国家的法术之治，而拒斥国家的贤良文学之治，那么它就既为法家规定了思考方向，也为法家积累了思想势能。荀子对儒法思想的兼综，以其作为韩非、李斯老师的身份，对法家既发挥了直接的思想启迪作用，也产生了间接助其思想势力崛起的功用。儒家与法家本是各取政教一端的流派，仁心与仁政贯通的、由孔及孟的理念，是最为经典的儒家主张，“不贵义而贵法”则是法家的根本取向，荀子以“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将两者统合起来，将王霸之辩只能各执一端的价值对峙，扭转为王霸并用的政治整合，这对法家获得法术之治的辩护空间有着重要的拓展效力。荀子不仅在兼综儒法、王霸的尝试中为法家开拓了地盘，而且他自己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的身份，为诸家的整合提供了权威性的指引。这为法家蓄积思想势能、极大影响战国后期政治统一进程奠定了基础。
自然，稷下学宫与法家的这些关联，还是一种外围的联系，是由外到内的思想势能助推力量。就稷下学宫与法家的直接关系来讲，管子学派可谓源自内部的一种思想蓄势：《管子》一书对道法、礼法的统合性论述，直接将道家与儒家的思想权威势态转接到法家身上，帮助法家坐上与此前较强势的道家、儒家相同的地位。就前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是明确表述，在这里，法虽然不是法家之法，而是做事规则，但转向法家之法，也就是“事最适者也”是毫无障碍的。论后者，礼“出于法”，“法出于礼”，这种看似矛盾，实则将两者内在嵌合的表述，相互为据，相互为用，则对法家导出法可推崇的论断发挥了清场作用。需要指出的是，《管子》的黄老之术主导思想，仍然将法尤其是重罚作用加以抑制，但这恰恰构成后起法家申述重罚这一主题的延伸空间。
正是在上述思想激荡中，法家深刻理解并阐述了积厚成势之“势”，以其对“势”的全面理解与精神自觉，显现出法家之作为整合战国晚期的思想力量的强大势能。这表现为战国晚期韩非对历史大势、帝制趋势、权力威势、法治定势、权术优势与法家突入政治之势的关联性论述。这既是法家因势而起、顺势而为的表现，也是法家一举取得百家争鸣收场后的绝对主导地位的体现。韩非对历史大势的简明扼要概括是：一者，战国晚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古今之变，“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因此当今的治国理念不可以随意挪用古代的治理方略，“古不用于今也”。二者，这样的变化，从社会构成要素上讲，其变化轨迹可以凝练地表述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这是一种多么自觉的历史大势感知与准确描述，比在损益视角观察夏商周历史的儒家视角既显广阔，又显精到。
至于韩非对帝制趋势的认知，一是围绕权势在国家治理中的绝对支配地位，以凸显掌握国家权柄的绝顶重要性。“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二是沿循这一思路对兴起中的帝王进行劝谕，告诫他们紧握权柄的极端重要性。“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基于此，他毫不隐讳地告诫帝王：“人主之所以身危国亡者，大臣太贵，左右太威也。所谓贵者，无法而擅行，操国柄而便私者也。所谓威者，擅权势而轻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但帝制兴起的趋势，不唯独握权柄一途，更为重要的是必须秉行法治，顺应法治定势，才能紧紧掌握威势。“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之所以治国必须承诺法治定势，一方面是法的适用性，因为“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二是因为法的基本属性，“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由于法是驭臣之方，君主除重视法术之治外，最重要的是明确大势、掌握趋势、形成威势的同时，以术来握有优势。“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只要这两手匹配，帝王顺畅治国就在意料之中。“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至于深藏胸中的权谋诡诈之术，相对于国家统治中的官责厘定、名实吻合、赏罚施加，则属于小儿科了。其尽管为韩非看重，实则不足道哉。就此而言，韩非兼综此前法家商鞅之法、慎到之势、申不害之术，但对势的全方位认识，才成为他向秦王推销法术之治、驭臣之术的前提条件。正是基于对势的综观认知，才使韩非得以系统地阐释法、术、势相结合的法家整体理念。稷下学宫为法家治国方案的出台所蓄积的势能，在韩非这里得到充分的释放。
三是法家在什么意义上是胜出者，需要限定。如前提及，这涉及一个固定时段与历史长时段的思想流派胜出与淡出的变化问题。法家的胜出，在秦建构统一中央强权与官僚体系的阶段，是绝对的、显性的胜出者；在汉制确立的过程中，随阳儒阴法机制的确立，法家是相对的、隐性的胜出者。从中国古代历史的总体进程来讲，儒家在古代国家意识形态的竞争中是没有争议的胜出者，这在汉后历朝历代都尊奉儒家，尤其是崇奉孔子上可以得到印证，无需繁复的辨析。但从周秦之变的特殊历史阶段——从周制的宗法血缘制、封建制，转向郡县制与军功爵制度——这一中国古代第二次建构国家的关键时刻来看，法家则是无可匹敌的胜出者。在中国古代第一次国家建构的关键时刻，也就是周公设定周制的时刻，敬德保民的德性政治或君政模式得以挺立。周秦之变，德性政治的统治地位让渡给了法术之治的帝政统治。这是中国历史的又一大转变，在形式结构上，它大致贯通了整部中国古代历史。以至于谭嗣同在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关键时刻，痛陈这一国家形态及其国家理念对中国国家再次转型发挥的重大阻碍作用：“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这无疑有些愤激，但也道出了中国古代行之既久的阳儒阴法的统治结构与正当化机制的隐秘。只不过衡诸中国历史，秦政并无这样的贯通势能，贯通中国古代政治的实际政制，其实是汉制。这正是一种“霸王道杂之”的中国式混合政体。法家确实在整个古代政治上，一直在释放它蓄积的、似乎无法耗竭的政治势能，只是需要与儒家平分天下罢了。人们完全可以从这一历史定势中看出，稷下学宫为法家储备的理论与实践势能，对中国古代历史具有多么巨大且绵长的影响。至于从现代视角看，立宪民主政体已经成为取代儒法互补的帝国治理模式，成为全球范围的政治发展趋势，那也是时变时移的必然结果。而这恰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法家对历史变化态势认知以重建政治机制的进路及其所具有的跨越时空的指导价值。
四、为政治磨砺思想
稷下学宫将百家争鸣推向高峰。一方面，百家争鸣是一场中国早期历史的思想市场竞争，但不是一场纯粹为了展示治理水平高低、理论思维能力强弱的竞争。大致按照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来看，百家争鸣可以分为两个特点鲜明的阶段，春秋时期可谓各家自鸣与隔离空间中彼此攻讦的时期，战国时期则是相互争鸣、彼此融汇时期。在前者，国家权力对诸家的加持显现为分别对话或利用或排拒的时期；在后者，国家权力对诸家的加持，明显围绕哪一家最有利于富国强兵的政治目的。就“务为治者也”的诸家陈说目的性来讲，前一阶段主要是诸家信守各自立定的治国原则，寻求切入政治权力体系的契机，以排斥性地作用于政治进程为目的；后一阶段则显现为诸家相互攻讦的同时相互吸取，以最切中积极有为的诸侯王实现其一统天下的雄才大略的需要为鹄的。可以说，两个阶段诸家磨砺思想锐气的工具大不相同：前一阶段主要借助于诸家各自采取的思想创制进路，后一阶段则主要仰仗诸家的政治介入能力。后一阶段之得以成势，与稷下学宫直接相关。另一方面，百家争鸣又是早期中国一场政治竞赛。因为进入这一竞争场域的士人，不是为了展示自己在思想学术上的高远见识，而是为了显现自己兼具政治与学术的见识与才能。本来，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王的招贤纳士，已经成为习惯性的做法，但个别士人被诸侯王单独投用，并不能反映国家聚集性吸纳贤才的热闹局面。唯有在稷下学宫，持续一个半世纪的招贤纳士，不但成为齐王们继起的施政方略，也成为战国中期贤士呼应权力的稳定机制。
在这一政学互动的机制中，士人需要练就简洁明了、单刀直入的陈述理念能力，这就不仅要磨砺思想锋芒，而且要善于向诸侯王提出他们乐意接受的计策。这可不是一件容易做好的事情。从韩非对游说之难的痛陈就可以知道，稷下学宫并不是一个语言游戏之所，而是一个展露学识与能力高下的政治性场所。韩非面对君王游说已极为困难，稷下学宫中相互辩难的政治压力虽不像韩非那么巨大，但既然是官办学宫，进入其中的士人至少具备两个底线，才足以在其中立足：一者是不被人认为是毫无见识的窝囊废，二者是不会伤害齐王的政治图谋。因此，基于这两点，为政治而磨砺思想，就是稷下学宫需要士人练就的基本功。这样的处境，可以从荀子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的事情上看出一些端倪：如果稷下学宫不过是一个无聊兼无能士人的谋食场所，那么主持这样的机构就不是什么难事，没有必要寻找荀子那样的高人大才来主持大局。正是由于稷下学宫招揽了各家各派的重要代表或知名学人，因此才不得不延揽声名卓著的荀子来主持大局。这是因为在稷下学宫中需要其发挥的四种基本功能，都需要真才实学才能竟功：议政与咨询是针对实际政治需要展开的，推荐官吏则需要真正能独当一面的才智之士，出使他国就更是对稷下学人的综合考验，为诸侯王制造政治舆论就更需要舆论驾驭能力。稷下学宫的学术论辩、期会争鸣、讲学授业与著书立说，一定会让才疏学浅之辈无容身之地。持续一个半世纪的稷下学宫，真正促成了一种与政治阐释和政治介入能力为务实导向的学风，这为趁势而起的法家蓄积思想与实践能力昭示了努力方向。
在诸家都尚未取得政治权力加持而获得稳定的古代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情况下，它们之间展开的思想竞争，主要是观念之间的磨砺。但这是一种思想的蓄势待发状态：这些思想直接指向政治实践，但还需要政治控权者与之共振。一旦新生的国家权力对诸家选择性加持，某种派别的古代意识形态地位就会凸显出来，那么，诸家的某一家或某些家的政治出场机遇就来到了。因此，为政治出场或实际介入磨砺思想锐度，便成为百家争鸣的趋同方向。在这种驱使思想与政治共振的历史处境中，诸家首先是在思想上为政治出场蓄积势能。诸家这种思想势能的蓄势，主要借助三种动力：一是诸家相互之间的辩驳。这种辩驳可以是私下的，如诸家之间在自己所属圈子里对论辩对手的批评，甚至是诋毁；也可以是“公共的”，那就是在稷下学宫这样的机构中的相互公开辩驳。二是诸侯王的礼遇，使被启用的某家受到其他一时没有受到礼遇与任用的诸家之攻击，从而使双方在挑战与应战中激发思想活力。如春秋时对秦王重用的商鞅的攻讦，不仅使贵族治理思路重张，而且也让后起法家明白“说难”，从而优化献计献策的方式。而在稷下学宫，诸家的相与论辩，不仅模糊了一家的排斥性立场，而且彼此在竞争获任的机制，也让诸家懂得政治介入机遇的获得所必需的权力条件。三是思想与政治的磨合机制，让诸家形成综观性的思想体系。换成现代语言表述，就是致力建构古代意识形态。这是一种实现思想与权力全面而内嵌式互动的观念建构。在稷下学宫，之所以出现像黄老之学、管子学派以及荀子之学一类综合性质很强的思想体系，就是诸家在相互思想激荡之余，致力校正思想方向和修正观念缺失的结果。正是依靠稷下学宫促成的思想体系化建构思路的引力，战国后期诸家的体系化尝试，也就是力图作别裂变道术而取向一统建构的理论尝试，催生了像韩非那样服务于帝制建构需要的思想体系，以及稍晚一些的“霸王道杂之”的复合型思想系统。可见，在周秦之变的总体历史进程中，处于靠后阶段即战国中后期的政治力量，具有多么巨大的思想引导能量。
诸家的政治出场，也有一个蓄势的过程。在春秋时段，诸家都有偶发性的出场机会，也都有偶然的政治表现契机，但这不是稳定的机制。其中，孔子为鲁司寇三月，商鞅在秦变法的夭折与被车裂，都是典型例证。在诸家领袖人物周游列国、游说诸侯的过程中，几乎没有稳定地获得政治权力进而推行某一家政治方案的成功案例。但广义的法家与政治家的合拍互动，在诸子百家中是相对突出且稳定延续的。尽管对思想家（兼政治家）个人而言，法家被政治启用的过程一直是惊心动魄的，商鞅、吴起、韩非都为之付出了性命代价，但变法图强的帝制建构趋势，除开法家，没有其他流派的人物具有与政治权力互动的观念资本与牺牲冲动。而在稷下学宫，无论是黄老之学、管子之学还是荀子之学，都将法家之学内蕴于己，至少提醒人们，在儒家、墨家“抗拒”历史大势的政治决断中，法家所选择的政治介入进路，可能是当时唯一的切中政治演进需求的进路。就此而言，法家可谓一骑绝尘。
为政治磨砺思想，既是思想家对政治做出反应的结果，也是政治家即当时的诸侯王对思想产生反应的产物。这不是一拍即合的简单行动，而是需要艰难寻找相互欣赏和互动契机的过程。在春秋时期，这种磨合少有成功个案。在战国前期，这样的磨合既趋向于稳定，也逐渐有诸侯王与思想家相互契合的成功事例记载。在稷下学宫，磨合不算是最好的，因为政治家与思想家磨合双方尚且处在一个不对称的状态：政治家尚未对正在到来的帝国治理做好准备，缺乏必要的系统性政治方案；倒是思想家已经为疾步前来的帝国治理准备好了思想方案。但政治家并不准备直接、全面地采用某一种方案，使用某一流派的代表人士。因此，“不治而议论”的稷下学宫主导理念，既是宽松思想氛围的保证，也是思想与政治未能直接联姻的标志。循此线索，人们就能理解，只有在帝国建构到了非有系统理论支持不可的阶段，或者说，只有在帝王对帝制的理论渴求达到须臾不可缺少的程度的时候，思想与政治才会有情投意合、喜结连理的结果。就这一点来讲，稷下学宫仍然处在为帝国治理的帝王与思想家联袂出场的蓄势待发状态。
韩非为秦王献上自己的著作时，秦王大喜过望地感叹：“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这反映出政治家面对思想家提供的完整的帝国治理方案及时补缺时的欣喜感。即便如此，法家与秦制的合拍，还是再次遭遇极大的挫折，秦王听信谗言而致韩非冤死，便是一个象征性事件：不是说思想家准备好了切合帝国需要的政治方案，而且被具有帝王大志的政治家看中，两者之间的磨合问题便涣然冰释了。即便同为法家人物，同出荀子师门，同为秦王赏识，李斯也不会积极呼应韩非的政治方案，也会嫉恨韩非被秦王激赏，而采取极端手段来对付同学、同志。这无疑显著增加了思想家与政治家磨合的成本，并明显降低了两者磨合成功的几率。好在思想家与政治家的磨合，是政治家施政方式与思想家政治理念的更高形式的磨合。从这一视角看，韩非、李斯的法家理念与秦的帝制之间的磨合成功，乃是中国古代实现第二次国家建构任务的标志性成果。在这种成功的磨合中，思想家会获得双重身份，即提供方案时的思想家身份，得到帝王任用后的政治家身份。这会促使他们站在两种视角，交互审视帝制运作，从而为优化（或劣化）帝制提供观念和实践的两种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思想家会获得高于政治家的历史评价：思想家可以穿透政治厚重之幕，看清政治隐秘；而政治家反倒常常被眼前的权力与利益蒙蔽，没有兼得两种身份的思想家那种历史穿透力。前者可以同时进入政治史与思想史，后者只能载入政治史册。
很自然的是，在现代视野中，有一个怎样看待为政治而磨砺思想、为政治而筹备观念化方案的问题。从现代民主政治的规范视角看，思想家作为“理念人”（men of ideas)，只能保持一种知识的独立性，而不能放弃知识尊严，无原则地投身政治。这是人们对知识分子的一种习惯性认知。这样的认知，当然有其足以自证的理由，那就是现代政治应当是一种原则性政治，而不应该是一种利益政治。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思想家，都必须信守起码的政治原则，而不能轻易放弃原则。尤其是秉持现代政治理念的“理念人”，更应该自觉守持他们理解与从事政治的基本理念。基于这样的观点，人们自然会小看像法家人士那样努力介入政治的尝试。其实，将学者、读书人仅仅看作一心读书、戒绝七情六欲的人，是一种肤浅的看法。即便是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也不是这样的一个严整群体。一是因为知识分子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人间情怀的差异会使他们的表现多种多样、参差不齐。二是由于知识分子乃是“理念的守护者和意识形态的源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积极介入权力，成为权力知识分子；另一部分人可能保持一种批判现实的态度，成为拒斥权力、促使权力放低身段的人士。前者让社会保有站在知识高位规范权力的介入者，这是极少数人才能做到的事情，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做不到的。因为权力具有腐蚀性，很容易让“理念人”轻易放弃理念，而成为被政治权力吞噬的介入失败者。“知识能带来权力，但即使如此，只有极少数知识人作过掌权的人。极个别的知识分子掌握过权力，并且没有失去知识分子的品格。”
表面看上去，法家中人大致是一批积极认同、获取与行使权力的士人。被权力同化，似乎是他们的必然结局。但实际上，法家中人既有与权力天然亲近的方面，也有疏远权力并尝试规范权力的方面。经由春秋战国数百年历练的法家领袖人物，譬如像韩非那样，尽管在韩国图谋获权，不得志之后又努力在秦国进阶，但他对历史大势的断言，对法术势的连贯思考，对圣人之治旨在利民的确认，都是权力知识分子（士人）的观念体现与实践取向。因此，人们没有理由要求士人决绝退出政治权力领域，而坚定退守书斋。假如这样，权力领域就缺少政治权力与知识权力的博弈，就必然降低而不是增加政治的规范性。仅就此而言，法家的数百年蓄势而发，有着某种政治必然性理由。自然而然，不得不有嫌冗余地赘上一句：立宪民主的状态，可能是最适于法家发挥政治势能的政体形式。如此，韩非可保全性命，秦政会更为合宜。
原文载于《管子学刊》202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