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集体记忆是联结个体和集体的精神纽带，能强化共同体成员的集体认同。红色记忆作为一种特殊的集体记忆，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所形成的记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价值。审视红色记忆系统的三个要素可以发现，符号记忆、情节记忆、价值记忆分别具有明确身份归属、激发集体情感、凝聚价值共识的功能，这些功能指向了红色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本原。基于理论逻辑，可以遵循“知—情—意”三位一体的策略展开具体实践，通过激活符号记忆、刻写情节记忆、内化价值记忆，实现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红色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于中国各族人民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内部成员拥有共同记忆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之中，是一种承载历史、诠释现实、引领未来的集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荣誉感、使命感，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行为自觉。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引领着民族工作的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也要做大量‘润物细无声’的事情。”当前，国内学界从共同记忆视角出发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学者从集体记忆、历史记忆、社会记忆、公共记忆等维度展开研究，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发展和巩固过程，为深入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机制提供了思路。
红色记忆作为中国人民的共同记忆，是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色历史与红色文化的具象展现，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百年奋斗历程，是国家传承红色文化、构建血脉联系、凝聚民心民力的重要媒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当前，在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泛娱乐主义思潮蔓延、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红色记忆被篡改、被遮蔽、被遗忘的情况时有发生，不断解构着国人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一部分人出现红色记忆淡化的迹象，进而导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弱化。目前，从红色记忆这一微观视角进行的研究尚在少数，龙柏林、李秋梅研究了红色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但对于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及实践探索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鉴于此，本研究立足红色记忆的内在规定性，借鉴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探讨红色记忆系统各要素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作用机理及实践路径，以期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一、作为集体记忆的红色记忆
记忆是人脑的重要机能，指涉人们对过去的活动、感受、经验的印象累积，能够帮助个体在想象世界中回顾过往的事件，使个体意识到自身是一个思考着、感受着、在身体和道德上不断发展着的人的存在。一旦记忆内容长期保存在大脑中，就能够成为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间接经验”。在社会学领域，记忆不仅仅是个体内部的思维过程，还受所处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人们需要置身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中回忆过去，从而唤起特定的记忆内容，实现个体记忆的社会化建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关于什么是集体记忆，哈布瓦赫作出解释，“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是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一国的政治权威在遵循客观史实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特定的选择，并立足当前社会主流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而对过去进行诠释，由此构建起集体记忆的基本框架，其目的在于证明当下的延续性与合法性，并巩固自身的主体同一性。群体成员在社会交往中将个体思想置于集体记忆的框架内，进行回忆、识别并对记忆加以定位，能够深化对历史经验的理解，洞察过去与当下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主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实体建立联系，增强自身作为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正如法国学者格罗塞所言：“‘集体记忆’在一个集体——特别是民族集体——回溯性的身份认同中起到了持久的作用。”
红色记忆是集体记忆的特殊类型，以红色历史为生成基础、以红色文化为主要内容、以红色精神为价值内核，是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心智印象。具体而言，红色记忆有如下特征。其一，建构性。红色记忆不是对过去客观事件的微弱印象或摹本，而是一个主动建构的客体主体化过程，意味着过往的经历附着于当下的社会概念，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要立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当前的国家利益，对红色历史文化进行编辑整合及动态阐释，构建一套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根基的红色记忆体系。其二，选择性。红色记忆的建构并不是对历史事实不加选择的还原，而是在尊重历史客观性的基础上刻意记住和刻意遗忘。有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会被刻意记住，而一些仇恨记忆和创伤记忆则会被刻意遗忘，以防止负面记忆伤害民族情感、威胁民族团结。其三，集体性。红色记忆作为一种心理印象，它的承载者是一个个单独的个体，但这并不能忽视其作为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集体性特质。红色记忆需要在集体这一组织框架中实现流转，只有通过社会成员的沟通、分享和交往才能被有效激活与巩固，它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拥有的宝贵精神财富，凝聚着全民族的力量。
红色记忆连接着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助于社会知识的积累和社会理解的形成，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红色记忆跨越时空叙述过去，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置嵌在时间序列轴中，搭建起纵向的历史叙述框架，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关于自身源流的叙事资源，对社会成员个体记忆的建构具有一种“合力式”的统摄作用，能够使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具有一致性。红色记忆以物质或非物质的方式不断被建构、传承和激发，包括红色文艺作品、红色经典符号、红色文献档案、革命纪念场所、国家仪式庆典、亲历者的口述史等。依托各种载体的系统阐发，以及聚合回忆的记忆再生产过程，人们能够深刻感知红色记忆所蕴含的有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经验性信息，从而突破自身经验藩篱，获得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起源、流变、发展的总体性认知，与素未谋面的先辈建立起心理联系，产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连贯性和同一性的认知，形成跨代际的归属意识。同时，人们还能够从红色记忆中获得精神力量、情感慰藉和价值观念，进而“坚定理想信念、增进政治认同、站稳政治立场”。可以说，红色记忆承载了中华儿女同属一体的价值理念，具有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现实意义。
二、以红色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机理
从社会心理学视角观察，民族国家认同的心理机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共同的集体记忆。红色记忆作为中国人民独有的集体记忆，能够生成社会共享的历史共识，强化成员的归属感。红色记忆系统由符号记忆、情节记忆、价值记忆三个结构性要素组成，三者渐进发力，构成这一系统的作用过程。透视红色记忆系统的三个要素所蕴含的明确身份归属、激发集体情感、凝聚价值共识的功能，可以彰显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机理。
（一）符号记忆：凸显能指所指，明确身份归属
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创造了符号，它是携带意义的感知载体，是人们思维深层结构规则运作的产物，人们利用它来理解和表达各种观念、思想和情感。卡西尔指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语言学大师索绪尔认为，符号分为“能指”和“所指”两个部分，其中“能指”是符号的音响形象，“所指”是符号代表的概念意义，由这两部分组成的整体就是符号。罗兰·巴尔特在索绪尔对符号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将“能指”和“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过程就是“意指”，该行为的产物便是符号。符号背后是广阔的意义空间，繁杂的概念、模糊的情感、神圣的信仰经由符号化而变得简化、有形、可感。符号是人类认识自我、感知他者、形成群体的互动机制，能构建起身份认同的象征性诠释框架，弥合复杂的群体内部关系。不同国家往往有着别具特色的象征符号，如中国国徽上有天安门、德国国徽上有联邦之鹰、美国国徽上有白头海雕，这些符号内蕴着其独特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观念形态，示意着“我们是谁”“他们是谁”。民族成员借助本民族的符号进行意义交流、意义整合及意义再生产，可以逐渐加深对所在群体属性的认知，将个体的意象升华为带有普遍意义的群体意象，从而实现自我的群体身份塑造。
在红色记忆系统中，符号记忆是最基础的形象表征，它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族群众缔造、巩固、发展新中国的过程中产生的携带政治色彩的符号记忆。特定的红色符号承载着红色记忆的思想脉络、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能够促成民族成员身份认同的建构。红色符号主要涉及文字符号、声音符号和象征符号三类。文字符号是指以语言的形式出现的表达特定政治意义的符号，它“能够产生想象的共同体，能够建造事实上的特殊的连带”。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战、团结、进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等政治口号，彰显出中国人民坚定的抗战决心和强烈的民族意识，起到了激活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声音符号是指以唱诵所发出的“人声”或运用乐器演奏所发出的“器声”的形式呈现，携带红色历史记忆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符号，如《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不会亡》《团结就是力量》《黄河大合唱》等红色歌曲，反映了中华民族守望相助、不屈不挠的精神面貌，激发了各族人民的革命斗志和民族情感。象征符号是指通过特定的形象或标识来凝缩和表达深层次政治意涵的符号。如党旗、党徽、国旗、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这些鲜明的象征符号能帮助人们直观感知红色记忆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团结奋斗精神、人民至上情怀等，深刻体悟党和国家的光辉形象。总之，中华儿女依托视觉、听觉、触觉，在群体交往中全方位、立体化接触红色符号，能够不断增强红色符号记忆，从而自觉传承红色基因，强化“我是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身份认同。
（二）情节记忆：呈现共同命运，激发集体情感
情节指涉人物之间关联的一系列事件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具体鲜活的情节记忆能够为受众提供丰富的想象空间，有效激活受众的镜像神经元，使其超越现实世界的限制，体验不同的经历和情感。在红色记忆框架下，情节记忆是共同体成员对红色历史进行反思和想象所积淀的不在场回忆，其中蕴含对红色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叙述，展现红色历史的过程、细节和结果，以及相应的历史经验。情节记忆通常以历史教材、文献档案、口述史、纪录片、影视作品等形式存在。与符号记忆相比，情节记忆提供了更多的背景和情境，是一种详细生动的记忆。情节记忆记录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的往事，展现中华民族共同的命运历程，因而其建构集体认同的指向性更为明确，能够为集体认同提供必要的意义条件，促使社会成员形成真挚友爱、互联互通的情感体验，达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认同。
首先，情节记忆创设了“我族”与“他族”的比较情境，有助于人们在区分“我族”和“他族”的过程中增强凝聚力。费孝通指出，“民族是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这即是说，当外部他者施加强大压力时，民族共同体成员的同一性会得到显著增强。近代以来，中国与列强发生激烈对抗，外族侵略者的压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屈辱，也促成了国人的民族意识觉醒，使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转变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红色情节记忆中承载着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壮丽史诗，如最早举起抗日旗帜的东北义勇军、血染贺兰山的回民骑兵团、纵横内蒙古大草原的大青山抗日游击队、保卫西南边疆的哈尼族同胞等。通过对红色情节记忆的回溯，人们能够获得一种对过去社会的建构式理解，明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边界所在，深刻感悟革命时期我国各族群众团结一致、勠力同心的强大凝聚力，从而产生休戚与共、命运与共的情感共鸣。
其次，情节记忆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能够增进人民对党的政治情感。“每一个民族的天命不是返回光荣的过去，而是在现代环境中和转变了的条件下再造其精神。”红色情节记忆不仅是对红色历史叙事的记忆，也是一种精神现象的体现。红色情节记忆凭借时间积淀及主体选择，丰富了红色历史的内涵，塑造了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文化意义，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红色情节记忆中凝结着丰富的精神元素，如红船精神、长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这些精神彰显着中国共产党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崇高坚定的理想信念以及励精图治的政治品格，从共时性的维度来说，这些精神依然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攻坚克难、走向新的胜利的动力源泉。红色情节记忆在主体间流转和共享的过程，使人们能够接受这些伟大精神的洗礼，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意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发展，从而深化对党和国家的情感认同。
（三）价值记忆：规训主体意志，凝聚价值共识
人类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产生了价值观，它“是人们关于价值本质的认识以及对人和事物的评价标准、评价原则和评价方法的观点的体系”，对人的行为起着规范和引导的作用。不同民族由于独特的生活环境和历史发展轨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反映着这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思想道德、心理状态及文化传统，是该民族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代表着集体推崇与个体意愿的共融和一致。核心价值观具有凝聚多元的作用，能够为整合社会意识、维持社会秩序、团结社会力量提供支持，社会成员只有秉持共同的价值记忆、遵循共同的价值观念，才能加深彼此的理解，做到求同存异、和谐相处、合作共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为我国各族人民提供了基本价值遵循，起着凝聚社会共识、引领道德风尚的作用。
在红色记忆系统中，价值记忆占据重要位置，是整个系统最高层次的目标旨归，它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以价值研判为基础形成的关于红色历史的记忆，内含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本质认识，反映出“主体和客体在实践和认识活动中形成的客体属性与主体需要满足与被满足的效用关系”。质言之，红色价值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共享往事的一致，它的形成不仅取决于客观的历史，也取决于当代意识形态的筛选，其所建构的关于过去的意象与当前社会的主导思想是一致的，符合群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存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与符号记忆和情节记忆相比，价值记忆有着更为明确的整体性诉求，对群体成员的思想意志具有深远影响。“价值记忆通过直接作用于主体价值观而产生规训作用”，能推动群体成员向着感知、理解、融合的方向发展，促使人们形成相同的价值观念，以符合共同体的要求以及个人发展的需要。
具体而言，红色价值记忆中蕴含着党和国家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着力构建的价值观念，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追求、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等，其总体指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诉求相吻合，反映出新时代中国人民价值取向的“最大公约数”，诠释着中华民族成员相知相亲的意义旨归。通过“符号感知—情节沟通—价值认同”的实践路径，人们由浅入深地感悟红色价值记忆的内涵，体会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念，明晰这些观念对于国家以及自身发展的现实意义，从而自觉将红色价值记忆内化到心灵结构之中，形成稳定的价值认识、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正如扬·阿斯曼所言，“记忆不仅重构着过去，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随着红色价值记忆被反复刻写，全社会将形成高度的价值共识，团结奋斗的群体性心理势能也将增强。最终，共同体成员将以红色价值记忆为思想指引，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而不懈努力。
三、以红色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红色记忆作为我国社会文化谱系中的“凝聚性结构”，是强化民族身份、沟通民族情感、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媒介。以红色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应契合共同体意识的生成规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是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知”“情”“意”的心理体验，其生成遵循“认知—情感—认同”的逻辑链条。基于此，红色记忆可以凭借符号记忆、情节记忆、价值记忆三个结构性要素依次发力，巩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认知，增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归属，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认同。
（一）激活符号记忆，巩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认知
民族成员对共同体的认知须建立在共同体符号化基础之上，人们经由符号互动的理性沟通，能够深化对共同体的历史认知，强化集体归属感，尤其在集体记忆呈现代际衰减的时代背景下，更加需要发挥符号的作用来强化民族共同体意识。红色符号是红色记忆系统中独特结构的基本单元，它是红色历史事件、人物和现象的形态性依据，将各种意涵进行高度凝缩，成为人们重温红色历史、感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首要切入点。因此，要巩固社会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框架，须激活人们对红色符号的记忆。
首先，充分利用既有的红色符号，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红色符号作为鲜明的政治符号，反映中华民族的历史变迁、精神风貌、价值追求、政治信仰等，红色符号展演能促使人们加深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是需要对既有红色符号进行筛选与整合。红色记忆系统中存在大量的红色符号，但并非所有内容都符合当下的发展要求，应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原则对既有红色符号进行筛选，将那些体现党的优良传统、反映国家发展成就、契合社会主流价值的红色符号保留下来，并根据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主题，如革命斗争、国家建设、改革开放等，对这些符号进行分类整合，使它们能够更加系统地呈现党和国家的历史形象。二是直观生动地传播红色符号。我们要充分利用文学、艺术、节日、庆典、建筑物等载体将各种红色符号系统呈现出来，将红色记忆转化为显性的符号体验，使“共同体成员能够在民族历史和文化脉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例如，东北地区创设“重走抗联路，奋进新征程”的红色文化品牌，将重访抗联遗址、聆听英雄故事、实地行走体验有机结合，深化了人们对东北抗联史的认知，激发了人们赓续红色血脉的使命感。同时，要注重挖掘红色符号背后的象征意义，加强对红色符号“所指”的官方诠释，以规避大众媒介对红色符号歪曲化、娱乐化解读导致的记忆偏差。
其次，积极建构新型红色符号，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具象表达。“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种先决条件，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红色符号源于历史积淀，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同时又展现出强大的感召力，必须不断推陈出新，以契合新时代的发展要求。要加强对红色符号建构工作的组织领导，从我国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以及时代资源中汲取灵感，创造出传承红色精神、表达爱国情感、凸显民族团结的新型红色符号，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具象化，深化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认知。以共和国勋章为例，章体采用国徽、五角星、黄河、长江、山峰、牡丹等元素，章链采用中国结、如意、兰花等元素，“象征勋章获得者为共和国建设和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寓意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和国勋章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变得有形有感，勋章授予仪式触发了人民群众对红色历史情境的回忆，增强了中华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二）刻写情节记忆，增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归属
情节记忆是关于红色历史情节的具体记忆，它将符号记忆凝缩的丰富意涵铺陈开来，通过有关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叙事来描绘党在百年历程中领导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的具体情景，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和各族人民命运与共的本质属性。红色情节记忆嵌合在社会记忆之中，能够有效整合社会成员的心理状态，推动集体归属感的生产与再生产。面对记忆出现断裂的可能，要加强对红色情节记忆的刻写，赋予社会成员超越其自身所能回忆范围的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首先，构建“宏微相济”的话语叙事。海登·怀特指出，话语是一种生产意义的手段，而不仅仅是传递有关外部指涉信息的工具。要在红色历史情节的光芒之下，使人们对未曾经历的过往感同身受，离不开共情共通的叙事话语所塑造的知识体系。一是构建宏大叙事，为社会成员提供总体性的历史框架。宏大叙事强调叙事的宏观性和普遍性，以相对完整的叙事结构和连贯统一的叙事方式系统建构红色历史情节记忆，讲述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成就，以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演进图景。凭借宏大叙事的透视镜，人们能够把握红色历史的群像谱系，感悟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以及中华民族精神，从而增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同和情感归属。二是构建微观叙事，为社会成员提供细节性的认知素材。宏大叙事从全局角度叙述历史情节，缺乏对个体经历和情感的观照，一味地追求宏大叙事，容易使历史情节失去亲切感。因此，有必要通过构建形象生动的微观叙事作为对宏大叙事的补充，拉近情节记忆与受众的距离。微观叙事从个体视角切入，用通俗易懂的话语呈现红色历史中细腻感人的情节，描绘普通大众的所思所想和情感世界，使读者更加深刻地感受中华民族的苦难与辉煌。例如，抗美援朝战争老兵的回忆录、口述史、传记等能帮助人们从细节具象化感知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真相，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发强烈的共同体情感。
其次，构建鲜活生动的影像叙事。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影像成为文化的“主因”，人们越来越倚重于视觉形象理解世界和自己。影像作为一种新型叙事样态，具备复现物质性现实的功能，相较于抽象的线性话语叙事，能更加直观地呈现记忆内容，使人们在视觉和听觉双重感官的作用下接受记忆信息。因此，刻写红色情节记忆，需要视觉影像的支持。一是借助纪录片进行情节记忆的生产。纪录片强调纪实性，以真实的历史为基础，综合运用光影、色彩、构图等镜头语言，呈现历史文物、革命遗址、人物采访等，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场景，使观众身临其境感受红色历史情节。同时，通过富有感染力的解说和旁白诠释红色情节记忆的价值内核，强化观众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情感。二是借助影视作品进行情节记忆的再生产。影视是一种艺术，需要“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凭借跌宕起伏的影视剧情和强烈的视听感官刺激，复现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具体情节，突出“家国同构”的价值取向，在调动人们积极情绪的同时，提升其政治情感及政党认同。三是借助短视频进行情节记忆的日常传播。短视频以其互动性强、传播迅速的特征，已经深度嵌入大众的“知觉—身体”经验中，成为人们接收信息、相互沟通的重要渠道。应充分发挥短视频的优势，构建具有历史代表性和感官冲击力的视频内容，抓住受众的注意力，使人们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红色历史、感悟红色文化、分享红色体验，实现互动仪式链中的情感认同。
（三）内化价值记忆，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认同
价值记忆是红色记忆系统的深层结构要素，它是对符号记忆和情节记忆的凝缩与升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同向性，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能提升人们的思想意志，避免人们陷入信仰缺失、价值迷茫状态。因此，要加强社会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须引导人们内化红色价值记忆，并以此指导个人的实践活动。
首先，打造“记忆之场”。皮埃尔·诺拉强调记忆的场所对于回忆活动的重要性，提出“记忆之场”概念，它是一种“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28]20，是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叠合，能建构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可触可感的交叉关系，具备锚定和具化价值观念的功能。因此，要使人们将价值记忆内化于心，离不开“记忆之场”的赋能。一是构建沉浸式体验的物理场域。物理场域是存储红色价值记忆的常规场域，以博物馆、纪念馆、革命遗址等为代表。物理场域须通过历时性的叙事结构编排展览，以直观立体的物体陈列形式和艺术表现方式表征红色记忆，讲述历史始末、还原历史情景、介绍人物生平，“力求让参观者在脑海中快速搭建起线索清晰、结构完整、重点突出的知识图谱”，明晰红色记忆的精神内核。同时，积极运用现代科技，如虚拟现实（VR）、全息投影、裸眼3D等，带给参观者强烈的视觉冲击，使人们以情感共振不断内化对红色记忆的价值认同，如中共一大纪念馆以纵向的时间线索设置展览布局，综合运用图文板、历史文物、艺术品、数字影像等形式，还原中共一大会议始末，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二是构建主题鲜明的仪式场域。纪念仪式是一种体现社会规范的重复的象征行为，为维护信仰的生命力服务，它所搭建的场域能帮助仪式参与者回到历史的原初语境，激活其集体记忆并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因此，要立足红色历史，设计主题鲜明的纪念仪式，围绕特定主题展演红色符号、呈现苦难辉煌、缅怀人民英雄，增强仪式的情境性、互动性，引导社会成员在“阈限空间”中感悟红色历史的厚重，进而深化对仪式中蕴含的价值理念的理解。随着纪念仪式的周期性展示，参与主体将形成稳定的价值记忆，并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其次，推动主体实践。对价值记忆的认同不能仅仅停留于思维层面，外化的行为实践相较于认知层面的认同更具有现实意义。红色价值记忆中凝结着党的优良传统、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要使红色价值记忆历久弥新、代代相传，共同体成员必须将其熔铸于自身的行为实践之中，实现对价值记忆精神内涵的时代解码。具体而言，行为实践既表现为如张富清、黄文秀、钟南山等先进典型的个体事迹，也表现为脱贫攻坚、志愿服务、抗震救灾中党员奋勇当先的群体行为。先进个体的行为有着榜样示范作用，党员群体的行为则有着强大的感染力，两者共同体现了当代中国人对红色文化的赓续，推动形成风清气正、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良好社会风尚。要积极利用各种媒体平台，以生动、真实、感人的方式宣传报道先进个人和集体的光荣事迹及卓越贡献，引导社会大众向他们学习，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初心，将符合民族利益的观念和内容、契合历史与现实的要求和归旨转化为实际行动，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结语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巩固离不开群体共享的集体记忆，红色记忆作为一种带有鲜明政党色彩和民族印记的集体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重要心理基础，推动中国人民血脉相通、情感相依、价值相融。但随着时空转换与代际更迭，红色记忆陷入“现代性危机”之中，面临远离记忆视野、坠入遗忘黑洞的危险。传承红色记忆、赓续红色血脉，已成为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我们应立足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不断从理论与实践层面进行探索，解析红色记忆的要义及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关联，构建符合党和人民现实需要的红色记忆。唯有如此，才能发挥好红色记忆的集体纽带作用，促使社会成员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政党认同从情感升华为实践，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作者简介】陆书剑，江苏南通人，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刘艳萍，辽宁沈阳人，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以红色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与路径研究”（24YJC710080）。
来源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5年第2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