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同于只有物性存在的自然，社会现实的本质恰恰是在物性实在之上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是非直观的，所以，它会以复杂的抽象物和谜一般的关系形式表现出来。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最难理解的地方。这也正是列斐伏尔社会空间理论核心观点的基础，空间存在就是关系场境，空间生产就是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这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场境存在论在空间问题上的体现。社会空间的本质是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含有自然存在物与社会产品的空间本身体现关系、包含关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空间拜物教遮蔽关系或者假现伪关联。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空间场境建构。

列斐伏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一生写下了近七十部论著和大量文章，他早期原创性地提出的“日常生活批判”，实现了异化理论从宏观政治经济关系向微观社会生活的转换，并且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了观察历史的时间线索向空间生产逻辑的转换，后者，正是我们在此研究的《空间的生产》（1974）一书的主旨。列斐伏尔作为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开先河者，他第一个开启了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构序的深境。在社会空间存在的视角中，他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物主要不是直观的感性对象，而是不可见的社会关系。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在双重意义上拒斥物像论：一是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以关系存在论反对一切实体物像论，二是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批判一切经济拜物教，透视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最难理解的“物”——经济事物背后被隐匿起来的复杂社会关系。由此，才能建立起全新的以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为核心构序线索的社会空间理论。这可能会是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所达及的历史唯物主义构境的最深层。

一、什么是马克思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

列斐伏尔精准地指出，当欧美社会历史发展进入19世纪中叶的时候，在少数“发达（avancés）”资本主义国家中，“一种新的现实（réalité nouvelle）开始扰动人们的心灵，因为它提出了大量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其实，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背景。这是一种什么“réalité nouvelle”（新现实）呢？在列斐伏尔看来，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的工业（industrie）实践，以及工业之上的商品—市场经济与其同体生成的理论形态——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économie politique）。所以他说，“工业实践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概念与问题；对这些实践的反思，连同对过去（历史）的反思以及对新生事物的批判性评价（社会学），导致了不久即将占统治地位的科学，即政治经济学”。这是对的。因为不同于依存于自然物理空间的非物相化的辅助性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已经在反自然地直接塑形和构序人工物质产品，这将彻底改变社会空间中出现的对象物和关系场境。这是极准确的历史现实和思想史定位。列斐伏尔没有注意到，以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等重要范畴构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在传统西方哲学思想上是无法找到直接发展谱系的，它们主要源自这种工业和商品—市场经济共生的政治经济学语境。在一定的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是整个形而上学的断裂和颠覆（海德格尔语）。

列斐伏尔说，面对这种全新的工业生产特别是机器化大生产的社会历史现实，人们一开始都是用实证的（positive）方式去研究其中存在的物和客体（des choses，des objets），比如“富有灵感的查尔斯·拜比吉（Charles Babbage），去描述机器；还有一些人则描述机器的产品，强调这些被生产出来用以满足需要的市场。除了少数的例外，这些作者大都陷于琐碎的细节，被纯粹的事实所淹没”。真是令人惊叹！因为，1845年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在“布鲁塞尔笔记”中，他正好阅读了拜比吉的《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一书，留下了重要的笔记。我推测，列斐伏尔此时应该没有读到“布鲁塞尔笔记”，但他可能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看到了拜比吉的理论在场。实际上，这正是当时资产阶级整个学术界的状态。在这些学者的眼里，资产阶级所创造的商品—市场经济中的新社会现实呈现为机器、产品、商品市场中的货物和金钱，这都是可见的东西。但是，这种基于可见现象的实证观察真的获得了真知吗？列斐伏尔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他深刻地指出：

物与产品（choses et produits）被折算成或者说被还原为货币（l'argent）这一普通的尺度，并没有道出它们的真理（vèrité）；相反，将它们的本质看作物或产品，恰恰掩盖了这一真理。但这不等于它们什么也没有说：它们使用自己的语言，即物与产品的语言，去兜售它们能够提供的满足以及它们可以满足的需要；它们还使用语言来撒谎、伪装，不仅仅掩盖了它们所包含的社会劳动时间（le temps de travail social）、它们所体现的生产性劳动（travail productif），而且还藏匿了它们赖以建立其上的剥削与支配的社会关系（rapports sociaux d'exploilation-domination）。

这是一种基于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批判话语的十分深刻的理论透视。在列斐伏尔看来，将资产阶级创造出来的新现实看作可见的机器、生产材料、厂房等物与生产过程结果的产品，特别是将这些物与产品统统还原为金钱，非但说明不了这一现实的本质，而且掩盖了真相，这个真相就是这个新的社会现实的本质，就是来自无产阶级劳动创造的不可见的“社会劳动时间”和“生产性劳动”，更重要的是，这些直观物与产品的背后遮蔽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剥削与统治的关系（rapports sociaux d'exploilation-domination）。这是对的。相对于农耕社会中的“自然财富”（农业和种植业辅助劳动与大自然负熵的作品）的生产，工业生产所获得的产品已经是由工人劳动创造的社会历史负熵进程中的“社会财富”，这是配第以来的经济学家已经发现的新情况。然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愿意共同隐瞒的事实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拜物教话语伪装起来的，恰恰是背后真正支配这个新世界的资本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统治关系。其实，在马克思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中，列斐伏尔上述这一大大简化了的说法内嵌着三个重要的方面：一是这些被劳动塑形和构序起来的产品除去自身的效用性使用价值，一旦进入交换市场，也都呈现为必要社会劳动时间的结晶，这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劳动分工条件下，商品在市场交换和竞争关系中现实抽象和生成的价值关系，而货币不过是这种不在场的价值关系的事物化颠倒的物性在场。二是这种作为社会劳动时间结晶的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只是由劳动者无意识生成资本增殖的生产性劳动（travail productif）创造出来的。三是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是资本增殖的真正来源，可是这种剥削却被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形式上平等的交换关系遮蔽起来了。这造成了在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空间中，人们遭遇市场里商品、货币和生产过程中的机器、原料、厂房时，将它们误认为与劳动创造和社会关系无关的物和产品（choses et produits），这正是“使用语言来撒谎、伪装”的观念形态中经济拜物教的现实基础。其实，这也是列斐伏尔社会空间理论的基本构序线索。但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列斐伏尔所讨论的东西，并非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的作为一般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而是深嵌在经济学语境中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显然，他跳过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构境层：马克思从拜比吉的机器研究等第二次经济学研究中得到启发，由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生成了自己的实践唯物主义新世界观：从直观对象物背后发现用在性的实践，在人的肉身实在背后发现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进一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在一般物质存在背后发生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和关系赋型，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物”，则主要不再是直观实体存在，而是人的社会生产活动之上的社会关系场境。列斐伏尔没有区分的是，他在这里透视的社会空间物，不是常识中的直观对象物背后的生产效用和一般社会历史负熵中的关系场境赋型，而是资产阶级经济物相化空间生成的经济事物，以及这种特殊的经济事物背后隐匿起来的复杂经济关系场境。这显然已经进入马克思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历史现象学。

列斐伏尔生动地说，在资产阶级的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当物变成商品（marchandise）时便撒谎，以便掩盖其来源（origine）即社会劳动（travail social），它们试图把自己说成绝对真理。产品及其（在空间中）所建立起来的循环运动被拜物教化（fétichisent）了，从而变成了比现实本身更加真实的‘现实’，即比生产活动本身更真实的东西，由此取代了现实本身。这种趋势在世界市场中达到了最极端的表现”。

请一定注意，列斐伏尔这里运用的批判方法已经不再是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中的人本主义价值批判逻辑，而是马克思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现象学批判，特别是经济拜物教批判理论。从思想史的线索看，这是列斐伏尔自1933年与古特曼合作的《神秘化的意识：日常生活批判笔记》开始的批判话语构境，并在1939年《辩证唯物主义》和后来的《日常生活批判》第1卷等书中深化了这种经济拜物教批判观念。我想说，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这可能会是最深的历史唯物主义构境层。之后，恐怕只有哈维的研究接近过这一构境层。更有趣的地方，是当列斐伏尔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构序中时，那种从价值悬设出发的抽象的人本主义话语几乎完全没有了立足之地。我们在列斐伏尔这里关于空间生产的讨论中，看不见那个在《日常生活批判》第2卷确立的人类需要存在论，也无法遭遇他在《元哲学》中玄妙的浪漫主义的诗性创制情境。虽然，列斐伏尔后来仍然口口声声指认自己的人本主义旗帜，但他在从现实出发观察社会历史事实的时候，却无形中背离了人本主义话语。这是我们需要格外注意的思想线索。在列斐伏尔看来，人所生产的产品一旦变成商品就“撒谎”，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最后对商品拜物教进行批判中的表述，马克思原来的说法，是一张木头桌子一旦成为商品，则会变成倒置呈现出来的神秘的“可感的不可感物（sinnlich übersinnliches Ding）”。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经济拜物教并非人为的“撒谎”，而是经济物相化空间中自然发生的关系场境颠倒，这种颠倒遮蔽了商品价值中被异化的社会劳动本质，让人在物的显象误认中将经济物像变成“绝对真理”；商品生产、交换流通到再生产的资本生产总过程的循环中，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成为主要幻象，商品与货币的物性实在成了“比现实本身更加真实的‘现实’，即比生产活动本身更真实的东西，因此取代了现实本身”。对于身处于经济物相化空间的主体而言，马克思的经典表达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Sie wissen das nicht，aber sie thun es）。”这意味着，这里并没有故意的欺骗。由此，工人劳动创造财富的真相被遮蔽了，资本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秘密被掩盖了，资本关系的抽象成为统治的秘密被隐匿在经济物相化空间的阴影之中。列斐伏尔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更大格局中，这种拜物教的幻象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为此，列斐伏尔还特意做了一个比较，他说，自然存在是不会撒谎的，“山边的一块岩石，一片白云，一片蓝天，树上的一只鸟，它们中间没有一个会说谎”。在他看来，“自然如其所是地呈现自我，有时残忍有时慷慨，但并不刻意欺骗；它或许有很多方面让我们惊恐，但它从不撒谎”。一般而论，这是对的。可是，按海德格尔的分析，在人类世界之中的自然存在本身已经是依人的占有性存在的构序向我们的特定涌现，这也就打破了自然本身的本有在场。这当然并不影响列斐伏尔此处的比较性语境。可社会现实就不一样了，它并非如自然那样呈现本相，它是“双重的，复杂的，多元的（double，multiple，plurielle）”。说它是双重的，是因为社会现实的存在中有物的对象性实在，但它的本质却是一种由人的生产物相经塑形和构序起来的用在性关系性的社会历史负熵存在，比如我们面前的一张木桌，它已经不再是天然存在的自然物，而是伐木工人从深山中砍伐下来的树木加工而成的木料，再经过木工师傅用工具塑形和构序出来的特定功效性的生活用具，在这张进入人的生活有序性中的木桌中，决定性的因素显然已经不再是植物生长的生命负熵，而是人通过劳作给予它的社会历史负熵质。也由于社会现实由有意识的人的活动构成，所以在呈现的方式上，社会现实也会是复杂和多元的，其中就有可能出现故意的欺骗和显像与实有的悖反，特别是在资产阶级的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商品交换关系的现实抽象和事物化颠倒所生成的复杂商品、货币和资本关系伪境——经济拜物教。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那个一旦进入商品交换关系场境中就会倒置跳舞的木桌之神秘性所在。这的确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构境。但这却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透视和历史现象学批判话语的入口。

列斐伏尔告诉我们，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就是社会存在，就是人的社会生活，即这里所说的社会现实（réalité）。这是对的。不同于只有物性存在的自然，社会现实的本质恰恰是在自然物性实在之上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是非直观的，所以，它会以复杂的抽象物和谜一般的关系形式表现出来。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最难理解的地方，也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框架迷失和偏航的地方。列斐伏尔进一步说：

如果仅从物质的意义上理解现实，那么社会现实便不具有现实性，也不是真实的。另一方面，社会现实包含并体现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抽象物（abstractions terriblement concrètes，包括不能被过于频繁地强调的货币、商品以及物质产品交换），以及一些“纯粹”的形式：交换、语言、符号、等价、互惠、合同，等等。

显而易见，列斐伏尔此处所说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具体的抽象物”，已经不再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一般社会关系场境“物”，而是马克思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出现的历史性的经济事物遮蔽起来的特定交换关系，这里的商品、货币和资本物的经济拜物教之谜，商品的物性实存与它自身的价值关系现实抽象的遮蔽，在货币与资本的物性存在中，人与人的劳动交换关系异化和颠倒地表现为事物与事物的神秘关系，都体现了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那个最难理解的“物”的那个会说谎的面具性。而他这里混举的“交换、语言、符号、等价、互惠、合同”中，则可以更精细地分为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发生的经济活动中的交换活动、等价关系、互惠和合同关系，以及在一般社会生活的主观交往中的语言和符号工具系统，这些多元的因素都在直接参与社会现实的建构和意识形态呈现。应该承认，在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语境中，除去经济拜物教和一般意识形态批判以外，他并没有专门强调语言和符号在经济交往中的具体作用。在这一点上，列斐伏尔的观点是合理的。

二、广义与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关系“本体论”与经济拜物教批判

显然，如果我们只是在社会生活中看到直观的物性存在，就不能真正透视社会现实的关系本质，也就无法进入列斐伏尔这里所指认的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更复杂的社会空间场境。由此，列斐伏尔指出：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仅仅只是注意到物（choses），无论是特殊对象（objet）还是一般对象，这就忽略了物与此同时所体现与掩盖的内容，即社会关系及这些关系的形式（des rapports sociaux et les formes de ces rapports）。当我们不再留意这些内在于社会事物（choses sociale）中的关系，认识便失去了目标。

其实，这里应该有两个不同的构境层：一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物的概念不仅仅是可见的物质对象，而更是指社会生活和社会定在的本质是支配人们活动的不同场境关系，如人与自然的能动关系（生产力）、人与人的相互共存关系（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人的本质就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不同现实社会关系的总和，意识是“我对我环境的关系”等，正是这种复杂社会活动关系中的实践，结晶为社会物性存在和自然对象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塑。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反对一切从直观物性对象出发观察世界的哲学唯物主义，这正是缘起于马克思《提纲》中确立的新世界观中的双重透视的根本立场：从物的背后透视出被遮蔽的实践活动，从人的实体性背后透视出社会关系场境。

二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历史现象学对资产阶级拜物教的批判性破境。这一点，与上述一般物相化的透视是不同的，这已经进入经济物相化的空间。关于这一点，列斐伏尔有专门的指认，他说：

为了实现对意义的颠覆与革命，从而揭露出本真的（authentic）意义，马克思不得不推倒一个时代的确然性，于是19世纪对物（choses）、对现实的顽固信仰必然落空。“实证的”与“真实的”（posítìf，réel）从来不缺乏来自常识与日常生活的观点的辩护或者强有力的支持，所以马克思的著作充分地鞭挞了这些主张。

在此，列斐伏尔所指认的此处马克思那种对“choses”（物）和“对现实顽固信仰”的批判，显然已经不再是上述一般传统哲学中实体中心论的摈弃，而是对资产阶级特有的停留于经济物像误认伪境中的经济拜物教进行批判性透视。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仅仅出现在19世纪，而是指马克思在19世纪对当时打着实证主义旗号为资产阶级日常生活辩护的鞭挞。

列斐伏尔说，在马克思看来，“choses”（物）往往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虚假的符号与意义的基础。从理论逻辑上看，后来韦伯在祛魅化旗号下对价值中立的实证原则的推举和实证主义的登场，坐实了这种资产阶级物的话语逻辑。所以，“成功地撕开（社会）关系的物的面具［Arracher le masque des choses pour dévoilerles rapports （sociaux）］，正是马克思的伟大贡献，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最久经考验的内容”。这一观点，是列斐伏尔从1938年《辩证唯物主义》一书就开始强调的方面，在他看来，马克思从《1844年手稿》开始就依循了黑格尔的现象学批判话语，即“《精神现象学》讲：我们必须‘揭开实体性生活的面纱’（?arracher le voile de la vie substantielle?）”。后来在《日常生活批判》中，列斐伏尔再一次说，“马克思恩格斯首先认识到了思想如何与行动联系在一起”，因此才会“最系统地涉及生活这个层面，透视生活，揭开生活的面纱（la vie pour la pénétrer，pour la dévoiler）”。在这里，列斐伏尔所指认的马克思要揭开的遮盖了社会关系的物的面具（masque des choses），当然已经不是《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广义历史唯物主义那种常识中的直观对象物的虚假物像，而是出现在资产阶级经济物相化空间中特定的经济事物，借用孙伯鍨老师的话来说，这个“choses”（物）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最难理解的可感又不可感的“物”。我们在市场中遭遇的马克思所说的那张倒置跳舞的木桌，特别是可以标价木桌商品价格的可感的货币物，只不过是那个无法直接在场的劳动价值关系的颠倒事物化结果的物性“外壳”，作为遮蔽了价值关系的物像，它就像说谎的“masque des choses”（物的面具）。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就是要揭去商品、货币和资本物这些骗人的经济事物的面具，揭露这些物像背后被隐匿起来的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社会关系。列斐伏尔认为，在对社会生活本质的理解中反对物像论，是马克思区别于一切形而上学的根本质点，这当然是对的。然而他不能理解，带有欺骗性质的物像论，只能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现象学的构境中，他的这些表述才是可以成立的。这是因为，物呈现为意识形态的虚假符码，这种现象并非全部人类社会生活共有的东西，自然经济中的物就不一定会呈现为虚假的意谓。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才说：

物掩盖了一些重要的方面，这样它们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以至于我们这些“主体”不能没有它们；还有它们能够给予我们以快乐，既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幻的（在这种快乐的境界中我们怎能区分何谓真何谓假呢？）但假象与幻觉（illusoire ou réelle）并非就安身于对物的使用之中或置身于从中获得的愉乐之中，而毋宁说就处在物自身之中。

物本身成为幻象遮蔽了社会关系的本相，这是在“事物的依赖性”成为主导性社会结构时经济的社会形式，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才发生的事情。也是在这个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序尺度上，列斐伏尔的下述观点才是正确的，即只有马克思才真正恢复了资产阶级经济拜物教背后的“生产性劳动、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的真相，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趋势相反，也与将现实拆解成‘事实’与统计资料的趋势相反，马克思确认了社会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即交换（交换价值）的形式”。社会关系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交换关系，当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市场经济中的历史性现象。

列斐伏尔没有看到，他这里例举的马克思的观点大多为中晚期经济学研究中表现出来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因为这是一种特定的历史性的物化伪境。我觉得，列斐伏尔此处的理解还是较浅的。他没有看到，这是马克思在历史现象学的基础上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特有的客观颠倒和误识的“Versachlichung”（事物化）—“Verdinglichung”（物化）批判视域，以及三大经济拜物教理论。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这种社会关系颠倒的经济现象中形成他们特有的拜物教意识形态：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社会历史存在直接设定成经济运行本身的自然的客观属性，所以，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相对于人类生存的事物化颠倒，直接被指认为人的天然本性（“自然法”）和社会定在（生产）运作天经地义的正常形式（“自然秩序”），如此一来，三大经济拜物教（商品、货币和资本）就会是其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十分精细地区分了客观发生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直接的劳动交换关系）事物化和颠倒（Verkehrung）为商品经过货币与其他商品的关系，以及这种颠倒的事物化关系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一种仿佛与人无关的物像（“物的外壳”）之主观错认，后者，则是马克思区别于客观事物化的物化（Verdinglichung）主观错认论。将社会关系之下特定事物的社会属性错认为与人无关的自然属性的物化（Verdinglichung）主观错认论，是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前提。这里的逻辑关系应该是：客观发生的事物化是主观物化错认的前提，而物化错认又是整个拜物教观念的基础。

三、社会空间中的物与关系

列斐伏尔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大段讨论的目的，并非对马克思哲学理论的专业思考，而是要在《空间的生产》中引出自己对社会空间理论的全新构境的方法论前提。这是必要的。这也是后来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构式。在上述对历史唯物主义深层构境的讨论之后，我们再来看列斐伏尔对社会空间本质的构序线索就会容易一些。

列斐伏尔指出，任何给定的社会空间都不是空（vide）的“间隙”（intervalle），虽然所有空间“都包含着物（choes），但并不是物本身或物质的客体（objet matériel）”，空间包含物，但并不归结于可见的物，这是上面已经讨论过的问题。进一步说，这种不是物的空间也不是放置东西的空场，这是因为，从本质上看，社会生活中的“任何空间都体现、包含并掩盖着社会关系——尽管事实上，空间并非物（choes），倒毋宁说是一系列物（对象与产品，objets et produits）之间的联系（relations）”。这是列斐伏尔社会空间理论的核心观点，社会空间的本质是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含有自然存在物与社会产品的空间本身体现关系、包含关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空间遮蔽关系或者假现伪关联。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空间场境建构。显然，我们可以看出列斐伏尔这里关于社会空间本质的讨论，是在将马克思在《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一般物像的透视方法，实际运用到对空间本质的理解中来。不同在于，马克思在一般社会生活中的直观对象背后看到消逝不在场的实践塑形—构序和生产物相化活动，在人的肉身实在背后看到“社会关系总和”和生产关系的地方，他直接从社会空间中的客体背后看到了社会关系场境。空间存在就是关系场境，空间生产就是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这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场境存在论在空间问题上的体现。这里，列斐伏尔主要关注社会空间中的物进入社会空间关系场境后的改变。

首先，是自然存在物在社会空间中的关系重塑。自然存在物不是人的产品，而是大自然的天然作品，可是进入社会空间中的自然物则不然。在列斐伏尔这里，自然存在物在进入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之中后，就必然受到不同社会关系的重置。列斐伏尔以人类的食物为例，他说，“当我们放眼大片的麦田或玉米地时，应该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田垄犁沟、播种的方式、地界，无论它们是由树篱围起来的还是铁丝网圈起来的，都代表着生产关系与财产关系”。他说得有些简单了。其实，这里有三个空间生产层面：一是作为自然存在物的天然植物在去除自然关联的脱型后，通过人的劳作进入反自然空间的人的需要关系系统，重置和转换为人的食物系统主要“粮食”关系中的“小麦”和“玉米”。列斐伏尔在自己的《元哲学》一书中，谈及这个重要的食物系统。我们应该注意，列斐伏尔在此讨论自然物在社会生产中的改变，目的并非物本身的塑形和构序，而是在这种食物系统背后被建构起来的超出动物进食的人类饮食生活空间，它又与家庭中厨房、餐室，公共空间中的食堂、饭店中发生的餐饮活动和复杂关系相联，而且，普通劳动者的简单餐饮习惯与“上流”社会中的品酒、上菜和餐具操作，在空间句法上是不同的。二是这些粮食以什么样的劳动方式从原初的自然物理空间（原始荒野和山林）转换成“田垄犁沟、播种”和生长，这是植物在社会空间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塑形和构序。这是农业生产中技术生产方式问题了。可是列斐伏尔没有注意，在农业生产中，人对自然物的改变是极其有限的，因为人的空间劳作并不根本破坏自然有机物的自然生长机制，只是在辅助性的土地、水分和阳光的选择条件下发生辅助性的作用，在一定的意义上，小麦和玉米的生产仍然停留在自然有机物中的一般植物负熵链中。三是“由树篱围起来的还是铁丝网圈起来的”私人所有关系中，这些特定的“粮食”只是地主的财富。当然，在原始部族生活中，农作物的种植还不一定是财产关系，但当社会历史进入私人所有制的社会时，被分隔起来的农田和农作物都必然是属于一定私人的财产，这是自然存在在社会空间中历史性关系重塑的特定现象，也是列斐伏尔在此特别强调的关系重塑方面。相近的情况，还会出现在与种植业生产同时发生的畜牧业生产，从野兽驯化为家禽的动物也会经历上述自然脱型、劳作塑形—构序和所有关系这三个空间生产层面。列斐伏尔说，“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一块岩石或一棵树木”，甚至也包括没有被开采的土地，一旦它们进入人的社会空间（所有关系）中来，它们就不再是纯粹的自然存在的空间。我们会经常在一个花园和路口看到“私人领地，请勿入内”的字样，也会发现大片自然风光区被设卡收费，这也是自然空间被金钱化的社会交换关系重构。在列斐伏尔看来，今天，“一种自然痕迹占主导地位的空间类型，或者说其中所包含的对象是自然因素起压倒作用的空间，就像自然界本身那样，正在衰退”，曾经一度占优势的“天然性”特征，已经历史地变成一种社会空间存在的“附属特性”。这是不难理解的历史认识论的观点。

其次，是通过劳动由自然物建造起来的过渡性社会空间存在。显然，社会空间中围绕着人的日常生活出现的更多是社会生产物，但列斐伏尔很细心地发现，在早先的社会生活中，人们更多地是利用自然存在物建构起自己的生活空间用具。比如，我们看到眼前的一座“农民居所”，从社会空间的构境中看，“它包括并体现了特定的社会关系（rapports sociaux）；它庇护了一个家庭，一个属于某一特殊乡村、地区、土地的家庭，也是一定居民点与农村的组成部分”。它作为农民日常生活的物性空间存在，显然不再是完全天然的洞穴，农居已经是一定生活空间实践的现实抽象反向对象的结果，它每天保证了在此间居住的农民和家人日常的起居活动的空间实践，但它深刻地表征了一定社会制度下的家庭关系。列斐伏尔特别强调指出，它已经不再是对自然物的直接利用，而是通过人的劳动由改变了的自然物——木料和石块砌成，“它或多或少地保存了自然的印迹。它是作品与产品、自然与劳动、象征与符号（le symbolique et le significatif）之间的一种过渡物”。这种社会空间中出现的过渡性的物，源自自然作品，却已经在劳作的作用下，逐步成为走向社会关系场境存在中的建筑生产产品的象表性空间的开端。

再次，是人所创造的社会空间产品。一是处于生产塑形和构序中的人工自然系统。有如上述的食物系统中，在粮食加工中出现的面包和点心，已经彻底脱型于自然负熵，而会获得一种社会生活构序中新的社会历史负熵质。甚至在工业化农产品生产中，优化基因良种、化学肥料和科技大棚下的农作物从一开始就已经是反自然的人工产品了。并且，在畜牧业生产中，也会呈现一个向工业化科技养殖和肉类加工产品的转换。再比如，当上述的石头、树木和土地进入人的生活空间实践中时，我们再看到的石头，可能会是被切片的大理石墙面，也可能是被制作的雕塑；原来天然的树木，会成为木料加工制造后的门窗和桌椅；而自然的土地，则会成为农田、工业生产的厂址和城市商用的房产。这些不同的作为社会空间产品的生活用具和空间用具系统，正激活着随时发生的不同空间实践。二是不同于传统空间关系中被改变的自然物，现代社会空间的产品已经是人的劳动塑形和构序的结果，这当然是工业生产基础上资产阶级城市化之后发生的事情。比如我们打开一张今天的法国地图，可以看到“从贝尔莱唐到勒阿弗尔港，经过罗纳河谷（巨大的三角洲）、索恩河和塞纳河”的社会空间，其中，除去入序于法国空间关系场境的自然存在，更多地会是一个“狭窄的过度工业化和过度城市化的区域”。这里的社会空间中必然存在着工业化中的工厂建筑和大量的城市建筑、道路和物性设施，列斐伏尔说，“这些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用来生产它们的‘原料’是自然。这些空间是活动的产物（produits d'unc activité），这些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经济与技术领域，因为它们也是政治的产物，是战略性空间（espaces stratégiques）”。工业厂房和城市建设的原料，从根子上看是来源于自然，可建造摩天大楼和立交桥所使用的石材、木材、玻璃和钢铁等“原料”，却已经呈现出完全非自然的存在形式，水泥、混凝土和油漆等基础建材以及建筑工具和机械，显然已经是经过工业生产塑形和构序的产品，在城市规划者和建筑师特定的空间表象构想中，使一定的空间句法实现出被现实抽象出来的空间实践活动发生的可能性空间构想，最终再由建筑工人通过劳作实现为城市中各种房屋、道路、广场等建筑物，这当然是更复杂的空间生产产品。并且，这些特殊的社会空间物性设施的本质正是由客观发生空间实践活动活化起来的。所以，列斐伏尔才会指认它们是不同历史时期中经济与技术、政治、军事的战略性空间（espaces slralégiques）下的关系场境。

最后，是资产阶级所创造的拜物教式的社会空间物。这里的拜物教式的空间物，显然不同于上述社会空间中被改造的自然物和一般社会空间产品，在此处，资产阶级社会空间出现的特殊经济事物是难以辨识的。依马克思的说法，当我们在市场中遭遇商品和金钱时，这些物会出现奇怪的“可感的不可感物”的现象。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所建构的这种经济物相化空间中的物，并不仅仅是我们直接遭遇它的对象（使用价值）自身，它在经济物相化“空间的社会特质它所体现、包含与掩盖的社会关系开始明显地占据主导地位。不过，这种典型的可视的性质并不意味着对其内在的社会关系具有编译的能力；相反，对这些关系的分析正变得愈来愈艰难和矛盾重重”。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经济物相化空间中的物并非只是某种物性实在及其用在性，而是被遮蔽起来的社会关系。人们很难从这些特殊的空间物中看到隐匿起来的关系编码。为什么？依列斐伏尔的分析，在资产阶级的全新社会空间建构中，“每一种通过交换（即获得商品的身份）而实现了自主性（autonome）的物，都倾向于成为绝对物——一种倾向性，它事实上定义了马克思的拜物教概念（fétichisme，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实践的异化，l'aliénalion pratique）。然而这种物从未完全变得绝对，也从未脱离活动、使用、需要和‘社会存在’（l'être social）”。

我觉得，这是列斐伏尔对马克思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现象学极其深刻的入境。这里有几个关键性的构境点：一是社会空间中通过交换获得了商品“身份”的事物，通常都会使自己蒙上某种绝对的自主性，比如货币，它原来只是交换活动中的劳动关系的价值等价物，但最后，它却在价值关系无法到场的物性存在论补缺中将自己变成了绝对的财富一般。二是资本主义商品交换所导致的客观“l'aliénalion pratique”（实践异化），即人与人的劳动交换关系颠倒地表现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虚假关系，经济物相化实践本身的异化，才是观念中出现的经济拜物教的现实基础。列斐伏尔终于想起了自己过去常用的异化概念，然而，在这种对实践异化关系的指认中，已经没有了“本真性应该”的人本主义的痕迹。我觉得，这并不意味着列斐伏尔已经自觉地摈弃人本主义话语，而是在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客观分析和研究中，抽象的人本主义实在是没有了安身之处。三是列斐伏尔提出了与社会空间相对应的“l'être social”的概念，并表明拜物教中误认的商品—货币—资本一类绝对物，脱离了经济物相化空间中的特有社会生活关系则什么都不是，比如那个神秘的金钱之神对流落荒岛的人们来说一无所用。列斐伏尔不知道，马克思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只是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使用了“社会存在”（Gesellschaftliches Sein）一词，更多的地方，他使用了“社会定在”（Gesellschaftliches Dasein）、“定在形式”（Daseinsform）和“定在方式”（Daseinsweise）等重要概念。

综上，列斐伏尔告诉我们，社会空间的生产“从来就不是生产一千克食糖或一码布意义上的生产，也不是对诸如食糖、小麦、布匹之类的产品生产地点或场所的一种总称”。在社会空间中存在着被改造过的自然物和工业产品，也有农田、车间和建筑工地那样的物性场所，可是说到底，社会空间的这种生产的本质是非直观的社会关系的生产。所以，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超出了物质生产的生产关系的空间生产一定要依存于特定的生产力水平，同时，它也必然与一定的“国家制度”（institutions）和“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相关联。列斐伏尔指出，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现代空间生产中：

这里我们看到了社会空间的多元相关性（polyvalence），它的“现实性”既是形式上的也是实体上的。尽管作为一种被使用、被消费的产品，但它也是一种生产资料（moyen de production）：原料、能源交换与流通的网络塑造了空间并被空间所决定。因此，这种生产资料同时作为被生产之物，是既不能离开生产力（包括技术与知识），不能离开塑造它的社会劳动分工（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也不能脱离国家与社会的上层建筑的。

这当然不是对社会空间的一般描述。这是资产阶级社会空间本质及其空间生产物的特定说明。因为，这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社会空间的多重价值性，不仅仅基于机器化大生产中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也来源于劳动的社会分工之上的商品交换和流通的空间网络，生产机器系统的生产力中的关键性构序因素已经是“技术与知识”。并且，这种资本关系支配下的社会空间生产，也会由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和整个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编码作为它的空间关系重置构型。

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