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思想为基础，结合布尔迪厄的文化与教育再生产理论、阿尔都塞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理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理论，尝试构建文化空间—动态资本秩序运行理论。该理论可以解释帝国主义国家构建的资本化秩序得以维持和再生产的具体机制。文化空间的生产本质上是一种资本夺权行为，个体只有在空间内部才能对抽象的资本秩序进行感知，而正是文化空间和文化秩序的存在，整个资本秩序才能以一种看似价值中立和普世的方式运作，进而使资本不通过暴力，就能让个体的实践主动朝着再生产资本秩序的方向进行。

关键词：空间生产；文化空间；再生产；新闻传播；教育系统

一、引言

面对资本过度积累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单纯依靠在国内将资本投入到“次级资本循环”中进行时间推迟的做法的局限性愈发凸显，“空间修复”成为延缓危机的新策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资本积累模式由“福特主义”模式转为“灵活积累”模式，帝国主义国家将缺乏盈利机会的资本投向边缘、半边缘以及部分中心国家和地区，通过重组当地的空间秩序，创造为帝国主义国家所用的资本化空间并进行剥夺性积累，为缓解过度积累问题开辟道路。在这一空间内部，资本对个体进行全方位的统治，形式一改之前的暴力胁迫，而是以一种悄无声息的、平和的方式进行。“使工人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社会化，需要在一个非常广阔的基础上对精神力量和心理能量进行社会控制。教育、培训、劝说、调动某种社会思想情感（劳动道德、效忠于公司、国家或地方自豪感）以及心理倾向（通过劳动、个人首创精神或社会团结来追求身份感）全部要起作用，并且与主导意识形态的构成完全混合在一起。后者是大众传媒、宗教、教育机构、国家机器的各种武器培植的，得到了那些劳动的人们本身的体验完全结合起来的维护。”资本的逻辑渗透进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教育与传播按照资本利益的要求运作，建构起以资本为内核的文化氛围。置身于这一文化氛围内部的个体将现实资本秩序当作合理、合法的唯一选择，进而认定资本秩序的价值中立性。个体带着这样的认知进行实践，自然而然地会维持和再生产资本秩序。笔者认为，上述机制可以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思想基础之上，利用文化空间理论加以阐释，进而以一种非物质生产的文化视角捕捉资本秩序再生产的具体机制。

在有关文化空间问题的探讨上，目前鲜有将教育与传播等文化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下进行整合，进而探讨其对资本秩序再生产作用的文献，但一些学者的观点却对这一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启示。如，闫婧认为，国家在一开始就涉及对社会空间的攫取和强占，而空间秩序在个体头脑之中体现为一种“精神空间”，这暗含了文化空间的生产应该属于国家的行为。刘怀玉在列斐伏尔观点的基础上，将国家生产的空间分为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三类。陈波等提出了虚拟文化空间的概念，并用列斐伏尔的空间辩证法进行了分析，但并没有推广到整个资本空间。其他有关文化空间的研究文献提出文化空间是一种文化氛围的存在，但并未在列斐伏尔的范式下进行讨论，也没有形成一种理论框架用以探讨其对整个资本秩序再生产的影响。本文以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为基础，结合布尔迪厄文化与教育再生产理论、阿尔都塞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理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理论，尝试构建一种文化空间—动态资本秩序运行的理论框架。该理论框架可以用于解释帝国主义国家空间修复及其本国构建的资本化秩序得以维持和再生产的具体机制。笔者认为，文化空间的生产本质上是一种资本夺权行为，个体只有在空间内部才能对抽象的资本秩序进行感知，而正是文化空间和文化秩序的存在，整个资本秩序以一种看似价值中立和普世的形态运作，从而使资本不通过暴力就能让个体的实践主动朝着再生产资本秩序的方向进行。

二、资本化空间——资本积累的基底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资本是在运动中追求增殖的价值，具有逐利性。但资本若想顺利地逐利并维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其积累和循环过程就需要在一整套符合资本运行秩序的框架内展开。该框架包括但不限于资本对积累空间的支配权（如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符合资本运行秩序的法律与政策环境、保证资本正常运作的政治权力结构、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文化与社会氛围等。这意味着，资本权力相较于社会空间内部其他的权力形式，必须处于主导地位，因而其框架的构建过程也是资本的“夺权”过程。而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由于社会空间的使用具有“竞用性”（这来源于土地私有权），正在进行积累的资本时刻处在同其他资本权力以及非资本权力进行潜在竞争的状态，具体可以表现为不同国家或组织争夺同一个投资领域、殖民与帝国主义行动、自然经济和传统秩序对商业化运作的干预、个体和群体传统思想观念对资本运行的抵触等。

对于资本而言，夺权为逐利创造条件，逐利保障原有权力的稳定性，不同国家为了争夺有利的投资环境，从一开始就涉及对空间的攫取（抢占）。在特定的空间进行资本积累前，资本的夺权过程先于逐利过程；在资本积累进程中，资本权力的维持和再生产进程与逐利进程同时开展，资本持续追求剩余价值的同时也需要不断地、无限地巩固其对所处空间经济和政治的支配地位。因此，资本积累作为一种社会过程，是夺权和逐利过程的统一。资本的夺权与逐利过程就是社会运行的各个器官按照资本秩序去调整和改造即建构资本化秩序的过程，这也是大卫·哈维笔下的“资本积累的分子化进程”。这种秩序是一种社会秩序，主要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组成，强调其社会性。例如，按照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运行要求社会各行各业都要服从于商业逻辑与私有化，制定以企业为中心的社会政策，放松社会管制，削减社会支出等，这些措施都是为建构资本化秩序而服务的。

根据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关论述，这种资本化秩序可以分为资本化的经济秩序、资本化的政治秩序以及资本化的文化秩序三大类别，分别对应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并且这三种资本化秩序都是资本夺权和逐利的产物。在大卫·哈维的《新帝国主义》中，“权力的领土逻辑”与“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下帝国主义的实践过程，必然是三重秩序的建构、维持与再生产过程。其中，经济秩序是指各种资本循环进程中形成的生产关系，具体表现为劳资关系、资本与资本的关系、资本与国家的关系、劳动者与国家的关系等，劳资关系在经济秩序中占主导地位。三重秩序的核心是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服从于经济秩序，而经济秩序的核心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政治秩序是为了维持生产关系及其再生产的制度安排和法律规范，为经济秩序提供合法性支持，包括政权组织形式、法律系统、行政与监察、军队与监狱等。在整体层面上文化秩序是指个体日常生活的文化、舆论氛围、教育体制、意识形态等，在个体层面上文化秩序体现为个体头脑中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目标习惯等。文化秩序还可表现为对社会现实一系列充满结构主义色彩的区分，如主流与禁忌、时尚与落后、开明与保守等。文化秩序同样为整个资本秩序提供合法性支持，但其是以一种渗透个体日常生活的方式潜移默化地保障着资本秩序的维持和再生产。

在列斐伏尔那里，由资本积累实践过程建构的资本化秩序嵌入地理实体空间（在当代还包括了网络空间），二者共同构成“资本化的空间”。每一种资本的社会形态都具有属于自身的“资本化的空间”。对于这种空间的差异性，可以根据法国调节学派或美国的SSA学派（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理论来捕捉，即每一种积累体制或积累的社会结构都有其专属的“资本化的空间”，例如“福特主义的”“灵活积累的”“管制的”等。同时，对于同一种积累体制或积累的社会结构，由于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不同，“资本化的空间”也存在异质性。帝国主义国家在“权力的领土逻辑”与“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下实施帝国主义行为，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以剥夺性积累为策略的空间修复，在加速全球化与促进“时空压缩”的同时，也在边缘、半边缘和部分中心国家内部建构有利于其积累的“资本化的空间”。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下，典型案例比比皆是，如1973年的“芝加哥男孩”与智利计划、1982年的墨西哥债务危机等，其实质上都是在这些国家进行空间重组，输入符合帝国主义国家利益要求的资本化秩序，创造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化的空间”，缓解帝国主义国家的过度积累问题。

资本积累过程需要“资本化的空间”作为必要条件，同时资本的实践过程也在生产着“资本化的空间”，资本的逐利过程和空间化进程是同时进行的，两者互相适应。这种空间是一种社会化空间，它以自然空间为原材料，经由实践过程，将其间形成的社会关系投入自然空间之中。置身于资本化空间的个体和群体虽无法完全觉察到所处环境是被资本秩序所建构的结果，但依旧可以清晰地感知资本化空间的存在。这种感知过程会发生在日常的生活实践中，例如在进行物质生产实践、接触新闻传播内容、欣赏文学艺术作品、浏览广告甚至接受教育时。因此，“资本化的空间”作为一种社会产品，具有物理性、社会性、精神性三重维度。更进一步，列斐伏尔用空间辩证法具体表征了空间生产理论，从而使我们对资本化秩序的感知有了更加丰富的概念工具。该辩证法包含空间实践、空间表述和表征空间三个维度。其中，空间实践的结果可以被感官所捕捉，尤其是可以被看见，对应的是资本化空间的物理维度、语言学中的“能指”，如都市、楼房、工业园等景观；空间表述是指理论家、规划者、城市学家以及政府官僚等利用空间符号编纂、构想出来的概念化空间，对应的是资本化空间的社会维度、语言学中的“所指”，如语言、符号、手势等概念本身；表征空间是解释者对能指符号所引发的思想，对应资本化空间的精神维度、语言学中的“意指”。此处需要强调的是，“对资本化空间的感知”侧重于空间辩证法的第三维度，即对空间背后资本化秩序的感知，这一点还涉及对日常生活中各种符号以及空间实践背后资本逻辑的识别和解读。

而资本化的文化空间作为资本积累的重要基底之一，其作用在于通过操纵个体对资本化空间的表征过程，将资本秩序合理性的论证内容渗透进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而使资本秩序得以维持和再生产。否则，缺乏思想与文化的钳制，在资本的霸权下，个体与群体会用暴力反抗资本秩序，文化空间则让资本对社会的统治变得“名正言顺”。

三、文化秩序与文化空间——资本秩序再生产的重要基础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资本秩序得以运行的具体机制，即三重秩序背后分层的社会等级与不平等是如何在代际之间进行维持和再生产，并且未受到有力的抵抗和有意识的识别。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可从三重秩序中文化秩序形成的资本化的文化空间来切入，这一空间对个体意识的影响是通过将社会结构内化为个体和群体的认知结构来实现的。

（一）文化空间的概念及其生产

资本化的文化空间是由资本化的文化秩序嵌入实体地理空间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空间。其中，资本化的文化秩序在整体层面上表现为文化、舆论氛围、教育体制等，在个体层面表现为个体的思想认识、习惯目标、价值观念等。由于个体的思想观念不仅被文化过程所影响，还被日常生活中以物质生产实践和消费为代表的经济实践过程，以及无法避免的政治实践过程（如投票、竞选等）所影响乃至决定，因此，文化秩序嵌入实体地理空间的方式不仅有文化实践，还包括经济与政治实践，但生产文化空间的主要机制是教育实践和传播实践。上述文化表现之所以被称为“秩序”，原因在于社会的文化氛围要服从于空间内部统治阶级经济与政治的利益安排，因此资本势必要对蕴含在实体空间内部的各种文化成分进行规制，使文化按照资本的政治经济利益（夺权与逐利）调整自身的内容和形式。列斐伏尔将身体作为“空间建筑学”的出发点，认为“整个社会空间都从身体开始”。因此，资本秩序的空间化进程是从对个体进行建构开始的。这种建构的核心机制是：用资本的逻辑塑造个体对于资本化空间的感知。只有人们对于实践的感知、价值观、目标和习惯真正被资本秩序所支配，资本的秩序才能发挥作用，从而实现空间的维持和再生产。

（二）文化空间的空间辩证法

沿着列斐伏尔的空间辩证法，可以考察文化空间的空间辩证法：一是空间实践。教育实践与传播实践是文化空间生产的两个重要机制。由此生产的社会空间一方面不是物质的，但是客观的，原因在于这种社会空间可以被个体感知，但是社会氛围并不会因为个体的意志而改变；另一方面，文化空间也离不开物质，原因在于文化并非一种单纯的精神现象，而总是依附于物质过程而存在。文化空间的空间实践是在国家指导下进行的，如果把这种空间实践当成一种投资行为，那么这部分资本的循环过程对应于大卫·哈维笔下的“三级循环”。二是空间表述，即用于感知文化空间的符号，如词语、音乐、手势、纪念碑等。三是表征空间，即解释者对能指符号引发的思想，如听某种音乐、观看某部影视作品而产生的肃穆、庄重感，看到某种标语而触发的对“神圣”或“禁忌”的感知等，这种被触发的思想具有意识形态性。

（三）文化空间操纵个体空间表征的具体机制

在资本化空间中，个体的实践行为依赖于其对资本化空间的表征结果。这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在该时点之前由各种历史表征结果组成的经验集合，这些经验来源于过往的实践与空间表征，对于该时点的个体决策来说起到了一种认知结构的作用，可表现为个体的价值判断、习惯等；另一类是此时点的空间表征，个体需要根据此时对于社会环境的观测以及之前形成的认知结构而产生实践意识，并用于指导实践。由于教育过程通常是在个体形成成熟的认知结构之前发生的，传播过程是在个体日常生活的各个时间和场所进行的，所以教育和传播是个体认知结构的主要信息来源和塑造机制，即在经受教育、浏览网页和报刊、观看电影作品等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个体对于整个社会的理解。由教育和传播为主的空间实践生产出了一种文化空间，这种文化空间通过内化文化秩序，以维护资本的政治经济秩序的统治地位。但对一般个体而言，人们一开始无法直接对统治与被统治、平等与不平等以及“什么是政治经济秩序”进行认知，而是在平时所见、课堂所学的基础上，作出个体的价值判断。换言之，在感知资本的政治经济秩序之前，需要先对身处的文化空间进行表征，后者与实践的相互作用为个体提供了对整个资本化空间进行表征的认知结构。由于教育和传播实践“广泛”和“公开”的特点，文化空间内部的文化秩序会以一种普世的、价值中立的、超阶级的姿态呈现在大众面前，从而掩盖了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利益和社会不平等本质。通过已经按照资本化文化秩序建构的认知结构进行空间表征，导致大部分个体已经无法识别出教育和传播机制下的资本逻辑。即便他可以觉察到社会的不平等，但由于先前受过的教育与日常接受的传播内容，也会倾向于作出一种论证资本秩序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判断，接受或默认统治和被统治的阶级现实。换言之，个体对于整个资本化空间的表征过程被文化空间所操纵，资本掌控了个体的空间表征权，个体对于实践的感知、价值观、目标和习惯都被资本秩序所塑造，其后续的实践过程自然而然会维持和再生产着资本化秩序。

（四）文化空间对资本秩序再生产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

生产一种符合资本政治经济利益的文化空间，不仅可以为现存的政治经济秩序提供合法性与合理性支持，还可以从日常生活实践中对个体进行全方位支配，为个体的空间实践提供思想动机或意识形态先导。个体的身心全然按照资本要求的方式进行自我生存发展，那么个体的实践过程就自然而然地维持和再生产资本化空间。对此，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文化空间对资本秩序成功运作的重要作用：

首先，考虑实践对意识的决定作用：个体在资本化的文化空间中进行空间表征，对空间进行概念和想象，这一思维过程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实践过程与先前的认知结构。空间表征受资本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为资本家、技术官僚、城市规划师和科学家所控制。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为了更好地控制社会，使资本的权力在社会整体进行布局和渗透，会有意地设计大众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内容。这些内容并非都是资本的代理人——资本主义国家亲自操作的，但它默许这些内容的存在，承认其合法性，因为这样有利可图。资本通过渗透教育系统、新闻与传播工具、广告、文化创作等领域，按照资本的利益全方位地塑造个体的成长、理想与价值观、信仰与社会认同、消费习惯、偏好和欲望、审美意识等。就这样，个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和接触的信息都将其空间表征过程指向维护资本利益的方向，而就整个社会范围来看，则生产出了一种资本积累所要求的资本化的文化空间。

其次，考虑意识对于实践能动的反作用：进行日常生活实践的个体是带着对于秩序的感知和理解进行空间实践的。资本化秩序是一种抽象物，个体必须在资本化秩序和实体空间组成的文化空间里，才可以进行空间表征。在既定的生产关系下，这种空间实践会趋向于以一种维护和再生产资本化秩序的方向进行。原因在于，每个个体都是整个资本化秩序链条的一个因子，资本逻辑下的教育、新闻传播、艺术文化媒介操纵了个体的空间表征过程，个体和群体出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其实践行为必须符合社会“规范”，否则将无法生存，或是引发不必要的麻烦。这种社会“规范”是他们在教育中习得的，是社会提倡的，也是艺术作品里反复出现，并且围绕资本运行秩序而建构的。资本的运行逻辑内化于每个人的身体之中，人们对于实践的感知、目标和习惯被资本悉数占据。他们必然按照这种对于资本秩序的理解、想象与体验进行空间实践，进而复现和再生产出资本化秩序。

在此基础之上，可以得到文化空间和三重秩序再生产关系的逻辑链：渗透了资本逻辑的新闻传播、教育系统、文化创作、广告等空间实践形成了资本化的文化秩序，其嵌入实体空间生产出相应的文化空间，个体与文化空间的互动加上日常生活实践的作用形成个体的认知结构，文化空间控制了个体对整个资本化空间的表征，表征结果以一种论证资本秩序合理性的方向进行，个体的思想、价值观、理想与审美等按照资本利益被塑造，个体在资本化的文化空间中进行空间实践、再表征与再实践，三重秩序得以维持和再生产。余文将具体考察文化空间的建构机制以及文化空间是怎样操控个体的空间表征，又是怎样使资本秩序进行维持和再生产的。

四、教育与传播——生产文化空间的两种重要机制

之所以选择教育与传播作为文化空间生产的主要机制，原因在于两者是塑造个体认知结构的主要途径：教育通常在个体尚未形成成熟认知之前就对个体的心智进行塑造，并形成个体最初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其与传播媒介的互动则是个体日常生活中的主要信息来源。具体而言，在文化空间生产上，两种机制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教育过程离不开传播媒介，传播媒介也内含对个体的教化。

（一）教育机制

在教育实践生产文化空间并进行资本化秩序再生产的研究中，可以借鉴布尔迪厄的教育与文化再生产理论和阿尔都塞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理论。布尔迪厄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通过对法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教育制度的解读，揭示了文化资本在当今社会再生产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论证了教育系统日益成为发达国家社会分层的机器。阿尔都塞是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认为在镇压性国家机器（用武力保障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政治条件，包括法律、监狱、军队、监察等）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保障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包括宗教、学校、文化传播等若干形式）的双重作用下，个体实践维持和再生产着资本生产关系。笔者认为，教育系统除了以文凭制度（布尔迪厄的分析）作为核心机制实施资本化秩序再生产之外，还可以直接通过意识形态灌输进行资本化秩序的再生产，而两者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都以生产出相应的文化空间、操纵个体对空间表征的方式作为基础。

1.布尔迪厄的教育与文化再生产理论。布尔迪厄试图构造一种“超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二元对立的”实践理论，由此推理出来的实践过程是由个体“习性”所指导的，而“习性”是一种物质和意识的综合体。这实际上就是说，每个个体在进行实践决策时，不仅依据“现在”的想法，还要参考他个人的整个“生活史”，即某一时刻的实践行为是当前和历史的综合体。而个体“生活史”的作用则体现为根据过往实践而形成的一种认知结构，它在实践者未来决策时未必会被意识到，但这种“先入结构”的确是和意识配合起来指导某一时点的实践决策的。如果按照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思想去审视布尔迪厄关于社会秩序（尤其是教育）的再生产理论，可以从文化空间理论视角切入。正如前文所论，资本化的文化空间是文化秩序嵌入自然空间而形成的有机体，个体在文化空间内部进行空间表征，文化空间内的文化秩序为个体行动提供意识形态先导作用，而资本化的文化秩序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存在。个体在进行空间实践时，文化秩序会使其行为朝着资本化秩序再生产的方向进行，但这并不意味着空间实践行为必然受到这种结构与意识的共同指导。原因在于，社会结构对实践的最终指导实际上是以影响行动决策前的意识而发挥作用的，“先入结构”有时没有被觉察到的原因在于，此刻用于指导实践的意识与其并行不悖（即惯性思维）。然而，一旦出现反常情况，个体的意识就会与“先入结构”形成冲突，并最终在思维上梳理出一条可行的逻辑即以意识来指导实践。因此可以说，过往的实践和经验乃至社会结构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的实践行为，但并不直接指导实践。

理清布尔迪厄的关键概念“习性”之后，便可分析布尔迪厄的教育与文化再生产理论同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之间的联系，并对三重秩序与文化空间的范畴进行统一梳理。笔者认为，布尔迪厄的“误识”“文化资本”“场域”“符号暴力”等重要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下具有很强的兼容性，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资本秩序运作的具体机制，而这一秩序的得以运作依赖于个体被资本操纵的空间表征过程。教育系统为现存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所服务，是现存资本化的秩序的“社会正义论”，并给予资本化秩序以合理性与合情性支持。将这种观念深入每个个体的认知结构中，是对文化空间进行表征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教育一方面是培养人才的系统；另一方面，也为社会三重秩序的再生产提供了认知和道德基础上的合理原则，使社会等级再生产的机制作为一种不证自明的东西而被人们所接受，成为一种生产出不公平的机制。

资本主义的教育系统作为一种不平等与秩序的再生产机制得以发挥的关键作用，在于教育实践生产出了一种资本化的文化空间，个体在这样的文化空间内进行空间表征，得到了维持资本秩序合法性的表征结果，之后按照此结果进行空间实践，会不自觉地维持和再生产现有的社会等级与社会秩序。这之中的关键在于个体对教育系统的“误识”（即对一整套社会实践存在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否定）过程。“误识”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空间表征过程（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范式），该过程未有效识别出资本化空间的政治经济秩序。只有通过“误识”，教育系统对社会等级再生产作用的意识形态性才被忽略与屏蔽，从而以一种普世与超功利的方式运作，进而推动了秩序再生产的“符号暴力”进程。

2.阿尔都塞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理论。教育系统由于可以直接对受教育者进行教化，因此具有意识形态灌输的作用。在阿尔都塞笔下，教育系统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用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最为核心的机制。而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或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生产关系再生产最核心的机制是宗教制度。阿尔都塞将关注点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下的再生产理论，考察了再生产所必需的生产条件的生产，并以一种创新的“非物质条件”的视角，分析了劳动力再生产和资本生产关系再生产。他认为，“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的合格能力，同时还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对遵守既定秩序的各种规范的服从”。其中，“合格能力”指的是进行物质生产实践所必备的技能知识，各种“规范”则是资本秩序或资本生产关系。这段论述相当于对劳动力的再生产作了阶级性与技术性的双重定位，对制造使“未来的劳动力”自觉接受阶级统治的“规范”的分析则是“非物质条件”视角的体现。

“未来的劳动力”被资本化秩序所规训，是在阿尔都塞所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实践下进行的。在他的分析中，意识形态不仅是一种观念形态和意识的体现，还是一些“以独特和专门机构的形式呈现在直接观察者面前的现实”，这和马克思描述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有所区别。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教育制度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最为核心的机制：“未来的劳动力”一方面在学校中学习各种知识技能，以获得成为资本主义再生产中劳动力的资格；另一方面，还要被“内心的道德律令（康德语）”规训成为顺从者，这正是让劳动者从一开始就认同资本秩序合法性的举措。论证资本秩序合法性的内容渗透到教学的课程安排、规章制度、考核体系之中，经过教育实践过程，教育系统按照资本秩序的要求塑造每个受教育者的价值观与人生目标，使他们在成年之后作为劳动力或资本家在各行各业进行生产与劳动实践，从而原有的资本秩序得以维持和再生产。正是教育意识形态机器的存在，资本秩序在教育中构造了一个“认同装置”，使自身得以在课堂上以看似科学与价值中立的姿态呈现在学生面前，并引导学生去接受现存秩序的合法性、合情性与合理性，最终以一种最隐蔽的方式进行资本秩序的再现。

笔者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维持和再生产出资本秩序的作用上，同样是以生产出相应的文化空间、操纵个体对资本化空间的空间表征，进而控制个体实践过程为主要机制的。教育系统实践或教育意识形态机器实践作为一种空间实践过程，通过美化与合理化现存的不平等，对学生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建构出了一种资本化的文化秩序。该秩序按照资本逻辑规定了学生在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看什么样的书、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同别人交流，以及需要树立怎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多重规范。上述规范在科学、人权、民主、自由、普世等概念的包装下，以一种价值中立的姿态呈现在受教育者面前，从而资本化的文化秩序嵌入实体空间并形成了文化空间。在教育实践所生产的文化空间中，受教育者空间表征的结果恰恰就是资本化秩序想让他们看到的价值中立性、合理性、合情性与合法性，而屏蔽了资本秩序的不平等本质。他们默认了自己在未来支配别人或被支配的社会定位，甚至根本无法感知资本秩序的存在。

（二）传播机制

要考察文化空间生产的传播机制，需要探究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兴起于19世纪40年代，主张将传播视作一种经济力量，并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方法，强调通过历史的、制度的视角研究传播对象。其主要探讨了如下问题：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力量，传播对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结构、文化传播活动会产生何种影响？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分为北美学派和西欧学派，前者侧重于以国家、官方和垄断资本为主体，探讨新闻传播对资本全球扩张的意识形态控制作用，并开启了资本全球化的媒介帝国主义分析范式，代表人物有达拉斯·斯迈兹、文森特·莫斯可及赫伯特·席勒等；后者主要以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侧重于对音乐、电影、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进行批判性分析，阐释了大众文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功用，体现了更强的理论性，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笔者根据两个学派的不同研究角度，将传播分为帝国主义国家和垄断资本为主体利用的新闻传播，以及广告与大众文化传播两类，分别探讨两类机制的实践是如何生产出资本化的文化空间、操纵个体对整个资本化空间的空间表征，进而维持和再生产出整个舆论氛围和社会风气所蕴含的资本秩序。

1.新闻传播分析。笔者沿用北美学派的传播政策和传播技术批判理论逻辑，采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探讨新闻传播实践对资本秩序维持和再生产的作用机制。

在资本化空间中，个体的实践行为依赖于对资本化空间的表征结果。人是社会性动物，在实践之前个体需要根据认知结构先感知此时此地所处的社会状态，确认个体所处的社会方位，之后根据环境作出个人决策，而新闻传播就是个体认知结构的主要来源之一。新闻语境作为社会环境的即时化存在，不是以无序的状态向新闻受众进行展示，而是以建制化和结构化的方式向社会主体输出。新闻传播内容（在当代也包括网络传播）作为人们日常信息的主要来源，控制着人们的空间表征，建构着人们感知社会的认知结构。新闻传播机制在建构个体认知结构的同时，将媒体与社会连接起来，个体通过认知结构在社会中感知自我定位。此处的认知结构具有意识形态功用，是个体与社会建立纽带必不可少的中介。借助这种结构，个体可以理解、体验日常生活，对所遇之事给予价值判断，以及确立个体的世界观。新闻媒体和社会主体各自以自身的新闻观，进行新闻传播内容的生产和接受。对于新闻媒体而言，新闻观是媒体从事新闻传播的价值规范等内容；对于社会个体而言，新闻观则主要是个体面对新闻的感知、经验与价值判断，具有意识形态性。

在资本化秩序嵌入的社会空间内部，垄断资本控制着国家的新闻传播产业，掌控着报刊、网络与通信等新闻传播媒介的运行。对于新闻业的寡头而言，他们的新闻观就是垄断资本的意识形态在新闻传播上的表现，这意味着媒介势必要为垄断资本的利益服务。资本要对新闻的来源、编纂、叙述方式、传播途径进行干预，使之朝向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方向进行。同时，新闻传播还是资本主义党派竞选与社会政策推行的利器，看似“中性”的新闻传播承担了诸多阶级功能。在宏观上，新闻传播的空间实践过程生产出了相应的文化空间。该空间限定了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舆论氛围，规定了个体日常生活表达与实践的“红线”，将社会内容按照资本立场进行“是非”划分，并对“是”给予赞扬，对“非”进行谩骂和指责甚至让其消失。新闻传播因此成了包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与政策的社会产物。帝国主义国家打着“信息自由流动”的口号，却进行通信和传播垄断，向世界各地输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巩固本国资本化秩序的同时，还损害了第三世界的文化生态。而社会一般个体的新闻观正是其认知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资本化空间进行表征之后的结果。统治阶级不仅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还是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不仅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还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个体每日在新闻传播实践生产的文化空间之中感知社会并进行实践，社会氛围与个体实践的相互作用潜移默化地按照资本的要求改造着个体的价值体系与思想意识，个体的新闻观与垄断资本的新闻观逐渐进行“视界融合”，最终实现了意识形态的整合与塑形。资本利用新闻传播机器，借助文化空间背后的思想力量，用“公开性”为资本统治提供合理性与合法性支持，掌控了意识形态话语权与个体的空间表征权，即资本可以决定个体看到的内容、思考的方式以及认知结构、价值判断。满含资本政治经济利益的新闻内容最后以一种“价值中立”和“唯一合理”的叙述方式传播，引导着个体对社会的理解朝向一种“接受现存社会不平等”的方向发展，个体的实践行为自然以此为依据而相应展开。

因此，垄断资本控制下的新闻传播通过生产出相应的文化空间，操纵了个体对整个资本化空间的表征，塑造了个体对社会的认知结构，形成了资本利益所要求的新闻观，并利用“公开性”的新闻传播特点与“价值中立”的新闻叙述方式，连同其他的新闻管控措施，为资本统治提供合理性与合法性支持，对个体进行意识形态控制。在此基础上，个体的实践行为会自动朝向一种维持和再生产资本秩序的方向进行，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资本权力。

2.广告与大众文化传播分析。在《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一书中，大卫·哈维阐释了从现代性文化氛围转向后现代性文化氛围的政治经济学逻辑，认为从福特主义向灵活积累的资本积累方式转变是20世纪70年代前后文化变迁的根本原因。哈维站在詹明信的立场上，重申了后现代主义中“深度模式削平、历史意识消失”这一主题，开辟了现代文化转向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范式。笔者对于广告和大众文化传播的分析将沿用哈维的逻辑，从生产方式的变迁展开。

根据法国调节学派的观点，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模式随着战后需求的饱和及其缺乏灵活性的问题，同样遭遇过度积累这一“老问题”，取而代之的则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灵活积累的资本积累模式。灵活积累因其灵活性与个性化的生产模式，可以更快地加速资本周转，通过调整企业组织结构、降低库存、采用“及时生产体制”等策略，伴随通信、物流、交通运输技术的革新，有效缓解了资本的过度积累问题，资本生产效率得到大幅提高。由于生产速度的增加要求个体消费的速度同样增加，因而消费在日常生活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个体的日常生活越来越依靠消费行为来建构。消费行为的变化导致个体日常生活方式的革新，进而带来个体思维与社会氛围的变迁。按照加速资本周转的核心逻辑塑造个体消费方式的路径，笔者认为，可以从时尚的创造与符号商品的生产开始追溯，并最终发展到消费主义的欲望社会。消费主义的发展带来社会的攀比与浮躁、欲望的控制与操纵、个体深度思考能力的消解以及消费异化的现实结果。

首先，为了加速个体消费的速度，厂商需要某种社会时尚或潮流来激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其中一个重要方式就是进行符号商品的生产，而这一过程主要是广告传播实践来实现的。服装、音乐、运动习惯、体育用品、首饰等在广告传播的作用下，即在广告传播创造的消费想象环境中，不仅具有了自身的使用价值，而且具有了一种符号价值，即商品所表征的身份地位、品味偏好等价值，购买该商品则可获得社会认同感、满足感和幸福感。原因在于，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具象化的资本权力，在他人面前展示这些商品会被认为自己也处在相应的社会阶层，因此攀比行为对于昂贵商品的崇拜本质上是对货币背后资本权力的崇拜。在马尔库塞看来，人们通过消费获得社会认同是一种非本真的虚假需求，是被资本强加于个体之上的。进而，个体消费行为演变为群体的纽带：个体通过消费这种表现和交流活动，表达出自身独特的主体性，消费和语言一样具有了符号意义，成为一种实现自我和建构社会交往关系的手段。通过消费认同建构社会交际圈，并在这样的交际圈内以消费同一类别的商品获得群体内独有的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以特定的消费模式形成有别于其他群体的特定行为规范，从而使消费具有了明显的区分作用。然而，审美也会疲劳，时尚也会落幕，资本为了保证个体的消费，会不断地通过广告传播机制营销最新的时尚，并试图加速流行的迭代期限，而消费者也需要不断购买商品来满足自己被认同的需求。这样，通过广告传播机制便创造了一套资本积累体系。

其次，消费心理与行为的变化会导致社会氛围的变化。在灵活积累的背景下，厂商要想获利，就要通过广告用最短的时间捕捉消费者的购买心理，并且用最快的速度使消费者完成购买行为。在经济层面的带动作用下，社会会弥漫一种浮躁之气，每件事的暂时性联系成为后现代生存的标志。个体为了获得各种经济与非经济（主要是社会认同感）的利益，会采取一种制造噱头的方式吸引关注。至此，能够引起人类欲望的各种元素被悉数囊括在广告与商品之中。这些元素并不是商品本身的卖点，却能获得更多关注，追求短期获利与曝光成为社会普遍现象。这一方面带来产业端的变化，如形象产业、泛娱乐业等的发展；另一方面，文化创作朝着商业化方向发展，为了得到大众认可也渐渐在内容创作、标题宣传上增加包含个体原始欲望的元素。

最后，广告通过符号商品和欲望操纵机制建构了消费主义与欲望社会的社会氛围，这一氛围会在大众文化传播下得以催化和加剧。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文化保守性一面的理论分析成果，主要对美国流行文化和法西斯主义进行抨击。它的历史语境并不对应灵活积累的历史背景，但其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分析有着重要的划时代意义。如果延续法兰克福学派的逻辑就会发现，自灵活积累时期以来，文化创作呈现趋于商业化和肤浅化的态势，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文化创作服从于资本积累逻辑，在消费主义社会和欲望社会中大众文化创作（文学、音乐、艺术、电子游戏、媒体节目等）越来越和广告的营销设计呈现某种一致性：加入能够引起人类欲望的元素来获得短期获利，艺术的历史厚重感与反思批判意义被大大消解，甚至艺术成为欲望社会下大众的玩物。

然而，上述内容的变化并没有遭到个体的抵制，而是逐渐内化到个体的生活之中，因为广告和大众文化传播操纵了个体的欲望。对于资本而言，通过广告传播生产符号商品、进行欲望操纵，进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大多数的受众则陷入了消费主义和欲望社会下的异化，而这样的社会氛围正是广告和大众文化传播利用符号商品与欲望操纵机制生产出的文化空间。福特主义转向灵活积累的时代也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时代，符号商品和欲望操纵机制下的文化空间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的文化空间。在此文化空间内，统治阶级将一切组织、团结、管制、联合色彩的内容同自由相对立，将消费主义、欲望社会等标榜为追求自由的象征，从而获得已经深陷其中的个体的赞同。对于置身于该文化空间的普通个体，平日里巨大的工作压力积攒的心理能量只有在消费与欲望发泄时才能得到释放，个体的偏好与价值观趋向于享乐与奢靡，大多数个体已经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但这只是一种暂时逃避现实的权宜之计，纵欲过后丝毫不会改变当前的个人处境。纵欲与消费成为工作的目的，劳动者陷入了一种新的异化状态：资本对日常生活的深层奴役和剥夺，个体日常生活的创造性潜能丧失，日常生活中的自主选择性和批判思考能力被消解，人们变得更容易被统治。被资本统治的社会现实经由广告和大众文化传播建构的文化空间的作用，被个体表征为“只有在消费和发泄欲望下才能寻找到自我”的虚假现实，在加速资本循环的同时巩固了资本统治，通过在意识形态上控制个体，资本秩序得到维持和再生产。

五、结论与启示

在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思想的基础上，本文初步勾勒出文化空间理论的基本概念、空间辩证法、具体运行机制和空间生产路径，并对“资本统治需要生产出相应的文化空间”作了统一性的归纳分析，而这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分析过程。但异质性的资本统治会有异质性的文化秩序，当谈到具体的国家和地区的资本统治时，其文化空间对资本秩序再生产的具体机制将呈现特殊性。因此，文化空间理论研究还需要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工作。笔者认为文化空间理论有三方面的启示和意义：首先，文化空间理论丰富了认知向度。再生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个重要议题，但将整个资本秩序的再生产作为一种整体进行分析，其与个体的行为与决策究竟有何关系？笔者认为，不能将个体主义和群体主义的分析方法割裂开来。文化空间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个体分析视角：正是在教育、传播等文化实践生产的文化空间之中，个体通过表征文化空间形成自身的认知结构，这种认知结构在文化秩序下以一种论证资本秩序合理性的方向发挥作用。因而文化空间实际上操纵了个体对整个资本化空间的表征过程，使个体承认现存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之后个体的实践、再表征、再实践过程就会再生产出资本秩序。其次，文化空间理论具有较大的历史适用性。文化空间理论建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环境中，但实际上这种分析思路不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对一切阶级社会都有较强的分析能力。统治阶级会用各种文化手段塑造现存统治秩序的合理性与神圣地位，让民众无法识别出不平等的真实环境，从而促进统治秩序的再生产。例如，在封建社会，愚民政策、君权神授等都是试图在社会中生产一种文化空间，钳制个体思想，巩固现存的统治秩序，干扰个体对整个社会秩序的认知判断。最后，在方法论层面，笔者沿用了阿尔都塞的“症候解读”方法。“症候解读”方法是一种生产性阅读方法，是从以往理论的“症候”中生产出正确的答案，主要通过视野变化和场所变化两种途径，将看见的内容和看不见的内容结成纽带。文化空间理论的构建正是通过比较许多理论观点，分析各自存在的问题，寻找文化空间理论的材料，之后在一个范式下进行统一梳理，这为空间政治经济学开辟了一种新的理论研究视角。

（本文原载于《经济纵横》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