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上半叶德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上资本主义发展与矛盾并存，政治上封建割据，思想文化领域德国古典哲学、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交织，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时代背景。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冲击黑格尔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带来新的思想解放。马克思早期受黑格尔辩证法影响，后在与费尔巴哈的思想互动中，批判地继承了其观点。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逐步确立起历史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哲学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但二者在本体论、社会历史观上存在显著差异，研究费尔巴哈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对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解决当代社会问题、在新时代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意义重大。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费尔巴哈哲学是绕不开的一个环节，它为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重要契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思想资源。深入探究费尔巴哈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联系，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在德国那样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生过程，对于精准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与发展脉络意义深远。

一、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时代背景

19世纪初，德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社会处于急剧转型的关键时期，这种特殊的社会状况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奠定了深厚基础。

经过近三十年积累，19世纪30年代德国掀起工业革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鲁尔区凭借丰富的煤炭资源，成为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区域。1830—1850年鲁尔区煤炭产量从约100万吨增长到近600万吨，煤炭开采业蓬勃发展，为钢铁工业提供充足能源，促进钢铁工业蓬勃发展，工厂数量大幅增加，广泛推行工厂制度，像埃森的克虏伯公司不仅生产钢铁，还延伸到机械制造、军工等领域，成为德国工业实力的象征。煤炭和钢铁工业关联一系列下游产业，具有很强的带动能力，因而成为城市化进程的有力推手，使得埃森、多特蒙德等城市迅速崛起，日益成为德国工业重镇。萨克森地区以纺织业闻名于世，莱比锡、德累斯顿等地纺织厂云集，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据重要份额，从而积累起大量资本，推动了商业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莱茵兰—普法尔茨地区毗邻法国，化工、机械制造业发达，曼海姆的巴登苯胺和苏打厂（巴斯夫）也逐渐成为世界知名的化工企业。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也不可克服地凸显出来，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1847年经济危机爆发，德国经济遭受重创，大量工厂倒闭（有数据表明高达30%），工人失业，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工人工资平均下降40%之巨，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工人阶级生活困苦，每日工作时长超过12小时，工资却难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这种经济困境加剧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为新思想的孕育提供了社会土壤。

在政治格局上，德国仍处于封建割据状态，由众多邦国组成，缺乏统一的政治权力中心。普鲁士和奥地利等邦国的封建统治稳固，封建势力强大，封建贵族牢牢掌握政治权力。新兴资产阶级虽在经济上有所崭露头角，但受到封建势力的重重压制，在政治上毫无话语权。无产阶级更是遭受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压迫，不仅受资本家的剥削，还受封建势力的压制。在普鲁士，工人阶级连最基本的政治权利都得不到保障。这种政治格局导致社会公平正义严重缺失，无产阶级迫切需要科学理论来指导斗争，改变现状，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地有着这样的政治诉求。

思想文化领域，德国古典哲学在19世纪的德国思想界占据重要地位，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尤为广泛。黑格尔（1770—1831年）以“绝对精神”为核心理念，构建起严密而庞大的哲学体系，运用辩证法阐述了事物从低级到高级、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对宗教、历史和社会等领域进行了深刻反思。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将历史描述为“绝对精神的展开过程”，强调历史发展具有内在规律性，“世界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保持着绝对精神的理念的一个必然环节”。黑格尔逝世后不久，其学派内部就出现了分裂和分化。老年黑格尔派强调黑格尔哲学的保守方面，将其与普鲁士国家的政治和宗教制度相结合，维护传统秩序和权威；青年黑格尔派则较为激进，继承黑格尔辩证法思想，试图批判当时的宗教和政治制度。当然，青年黑格尔派大多还是囿于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与现实社会严重脱节，其思想日益偏激，陷入抽象的理论批判。青年黑格尔派领袖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年）在《对观福音书作者的福音史批判》等著作中，将自我意识绝对化，认为“自我意识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无视社会物质基础和人民群众的作用。

与此同时，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也在德国传播开来并产生了一定影响。圣西门（1760—1825年）、傅立叶（1768—1830年）和欧文（1771—1858年）等空想社会主义者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提出建立公平、和谐社会的愿景，激活了人们的思想。然而，这些主张缺乏对现实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仅停留在道德批判和理性宣传层面，无法找到实现社会变革的现实力量和正确路径。这些思潮及其理论挑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养。

在新旧力量交织、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德国社会急需一种全新的理论来解答社会矛盾、指引时代发展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运而生，它汲取了德国古典哲学、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精华，结合德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深入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

二、费尔巴哈哲学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互动及分歧

19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费尔巴哈（1804—1872年）登上德国哲学舞台，其人本学唯物主义在德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费尔巴哈强调人是感性的、自然的存在物，批判黑格尔将绝对精神视为世界本原的唯心主义观点。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他指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却反过来（要）对上帝顶礼膜拜，导致人的本质被异化”。这一观点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力地冲击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的统治地位，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

青年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1836—1841年），深受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熏陶，深入钻研哲学、法学。马克思曾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他积极参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学术活动，试图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费尔巴哈哲学的出现，使马克思开始重新思考黑格尔哲学以及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马克思深入研究费尔巴哈的著作，费尔巴哈的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启发。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1842—1843年）开始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尤其是物质利益问题。他在《莱茵报》上发表的一系列评论文章，对普鲁士政府推行的政策提出严厉批评，如林木盗窃法、摩塞尔地区果农贫困问题等。马克思曾回忆道，“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马克思此时发现，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在现实面前，尤其面对普鲁士专制政权时竟然如此软弱无力，因为相反的结论也是从黑格尔思辨哲学中得出的，结果就成了左手和右手扳手腕，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提供了另外新的视角。马克思逐渐认识到，理解社会需从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活条件出发。

1844年，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联系进一步密切。马克思曾向费尔巴哈约稿，邀请他为自己和阿尔诺德·卢格共同主编并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德法年鉴》撰稿以批判普鲁士御用哲学家谢林（1775—1854年），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是批判谢林先验论唯心主义的有力武器。1843年10月3日，马克思致信费尔巴哈，称“您正是最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人，因为您是谢林的对立面”。费尔巴哈在10月25日回信表示完全同意马克思对谢林哲学的政治评价，同时以忙于其他创作计划为由谢绝邀请，没有给《德法年鉴》供稿。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再次致信费尔巴哈以示敬意，称赞费尔巴哈著作《未来哲学原理》和《基督教的本质》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费尔巴哈如何强烈地影响了马克思，从《神圣家族》中就不难看出来。恩格斯同样受到费尔巴哈的鼓舞，甚至表现得更为强烈，由此也从黑格尔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恩格斯曾回忆《基督教的本质》出版时的情景，称“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原因就在于“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就一下子消除了这个矛盾”。恩格斯在与马克思的通信中，曾多次引用费尔巴哈著作中的思想，他们共同探讨如何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结合，以形成更加严密科学的哲学体系。

随着马克思对社会现实研究的不断深入，他与费尔巴哈之间裂隙越来越大。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虽还残留费尔巴哈式人本主义痕迹，但已经结合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人的本质、异化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马克思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仅从人的自然属性和感性存在来理解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广泛深入社会经济关系揭示人的本质和社会发展规律。

相形之下，费尔巴哈的思想和影响力日趋衰落。蛰居乡间的生活方式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使得他严重脱离当时蓬勃开展的社会变革和学术前沿，不能及时接触到新鲜的思想观念和科学成果，丧失了敏感性，很快被后来者所超越。当然，他从前批判宗教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也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对现实社会变革的深入思考和具体行动。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主要侧重于自然属性，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未认识到人的本质在社会生产实践中的形成和发展。费尔巴哈哲学缺乏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入分析，无法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逐渐远离了人民大众的实际需求。

马克思于1845年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成为他与费尔巴哈思想决裂的最明确的标志。马克思在这份“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提纲》中明确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在于“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强调实践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础，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其所针对的就是费尔巴哈“脱离社会关系的抽象人”，试图通过“类本质”（如爱、理性等普遍人性）规定人的本质，从而完全扬弃了费尔巴哈。

随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中进一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进行更为全面的批判。他们指出，费尔巴哈没有把人看作是从事实践活动的社会历史的人，不理解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对费尔巴哈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构建起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大厦，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完成了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变。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对实践的重视以及对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入研究，摆脱了旧哲学的束缚，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费尔巴哈的思想传承关系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费尔巴哈的思想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马克思也在诸多方面实现了对费尔巴哈思想的超越。

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强调物质第一性，人是感性的、自然的存在物，从而为马克思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手稿》中，马克思借鉴这些观点，摒弃了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的思辨路径，从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分析社会现象。马克思在探讨劳动异化问题时，将劳动看作是人的本质活动，而人首先是自然的、有生命的个体，这体现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对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可见，马克思在思考人的本质时，同时吸收了费尔巴哈关于人是自然存在物的观点。

费尔巴哈提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人创造了上帝却反过来受上帝的统治。马克思受此启发，将异化概念引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提出劳动异化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创造了财富，却不能占有财富，反而受其支配，就如同人创造的宗教反过来统治人一样，二者在异化逻辑上具有相似性。马克思认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与费尔巴哈宗教异化思想的联系（至少具有同源性）。

费尔巴哈把人作为哲学研究的核心，关注人的本质。马克思在《手稿》中也同样重视对人的本质的探讨，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异化使人的本质被扭曲。这一思考方向与费尔巴哈对人的关注密切相关，不过马克思进一步从社会经济关系的角度深化了对人的本质的理解。马克思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生活本身仅仅表现为生活的手段。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同时，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劳动异化对人的本质的影响，超越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

费尔巴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和宗教批判领域，而马克思在《手稿》中结合政治经济学研究，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内部。他通过分析工资、利润、地租等经济范畴，揭示了劳动异化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具体表现和根源，使对异化的批判更具现实针对性和深刻性。马克思在分析工资时指出，“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而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因此，随着一方衰亡，另一方也必然衰亡”。马克思将劳动异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紧密联系起来，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具有直观性，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实践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的作用。马克思在《手稿》中强调劳动实践的重要性，认为异化是在人类生产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克服异化。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的异化导致了人的本质的异化，而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变革现实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个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实际上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体现了马克思对实践作用的重视以及对变革现实的思考。

至于费尔巴哈的社会历史观，始终都是从抽象的人性、道德观念出发来解释历史，丝毫没有脱离唯心主义。马克思则转向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思考问题，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矛盾运动。在探讨异化劳动时，马克思分析了私有制对劳动异化的影响，展现出从社会经济基础层面理解历史发展的思路，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显然，马克思已经从社会经济基础出发理解社会的各个层面，突破了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局限。

四、《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比较与关联

马克思1845年2月3日到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这个时候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已经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并在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交锋中，逐渐明确了自己的哲学方向。当时，包括德国在内整个西欧的社会矛盾都十分尖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日益加剧，马克思深感构建新哲学体系的迫切性，需要一种能够真正指导社会变革的理论。就在这年春，马克思创作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是马克思超越一切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实现哲学升华最重要的标志，为后续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阐述奠定了基础。

之后于1845—1846年创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共同完成的，当然主要工作由马克思承担。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虽已初步建立，但还未及系统阐述并作进一步完善，而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提供了这样一次机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对费尔巴哈哲学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还深入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其他代表人物，如布鲁诺·鲍威尔、麦克斯·施蒂纳（1806—1856年）等人的思想。当时欧洲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无产阶级已经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迫切需要科学理论指引。《德意志意识形态》旨在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批判各种错误思潮，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提纲》篇幅虽短，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围绕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和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初步阐述展开。马克思在其中首次提出实践的观点，并将其作为批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直观性的有力武器。他着重强调实践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础，批判费尔巴哈未能理解实践的革命意义，进而无法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费尔巴哈对实践的理解存在偏差，仅仅把人视为感性直观的对象，忽略了人通过实践活动对自然进行改造，以及自然对人类实践的反作用。

与此同时，《提纲》对人的本质重新作了界定，创造性地提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观点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基石，它从根本上有别于费尔巴哈将人孤立、抽象看待的观点，为继续深入研究社会历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该论断突破了费尔巴哈仅从自然属性理解人的局限，强调人的本质在具体社会关系中形成和发展，不同的社会关系塑造了各异的人的本质特征。《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以下简称《费尔巴哈章》）则更为系统、全面地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并深入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错误理解，还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等多个维度，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他们明确指出，费尔巴哈没有将人看作是从事实践活动的社会历史的人，不理解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关键要点，仅仅从抽象的人性、道德观念出发去解释历史，严重忽视了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形态的更替，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他们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从而表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当生产关系无法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就会引发社会变革。

此外，《费尔巴哈章》还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这些错误思潮的本质区别，为无产阶级提供了清晰明了的理论指引。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鲍威尔等人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强调历史的发展是由物质生产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推动的，而不是由自我意识等精神因素决定的。

从哲学层面来看，《提纲》标志着马克思从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向新哲学转变的质的飞跃。在《提纲》中，马克思初步确立了实践的观点，并以此为基础对费尔巴哈的哲学展开了批判，清晰地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的本质差异。马克思不再局限于对哲学理论的抽象探讨，而是将实践引入哲学研究的核心范畴，强调哲学要紧密关注现实世界的变革。然而，此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尚未完全成熟，一些观点仍处于初步阐述和探索的阶段。马克思虽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但对于实践在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的具体作用机制，以及如何通过实践实现社会变革等问题，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和阐述。

而《费尔巴哈章》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已经落地生根。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将实践观点全面贯穿于对社会历史的研究之中，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革命性在《费尔巴哈章》中得到充分彰显。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社会历史的深入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必然趋势，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理论依据。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指出这种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走向危机和灭亡，为无产阶级指明了革命的方向。此时的历史唯物主义已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能够全面、科学地解释社会现象，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不断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也逐渐完善。这一历程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继承性和创新性，它不是对以往思想的全盘否定，而是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现实不断探索和创新，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强大的理论武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理论品质。

五、结语：费尔巴哈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深度关联

历史唯物主义在德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得以确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存在着紧密而复杂的内在关联，二者的关联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不仅是哲学思想发展的关键环节，更对理解社会发展规律和推动社会变革具有深远意义。

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物质世界的基础性地位，强调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和人的实际生活出发去理解社会历史。费尔巴哈对人的关注，启发马克思进一步思考人的本质和社会历史主体的问题，尽管马克思后来超越了费尔巴哈将人单纯视为自然存在的局限，但这种关注人的研究视角为马克思的思考提供了起点。费尔巴哈强调人是感性的、自然的存在物，这促使马克思思考人的现实存在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为马克思从社会关系角度理解人的本质提供了最初的启发。费尔巴哈对人的自然属性的强调，让马克思意识到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周围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而促使马克思去探究这些联系背后的社会经济根源，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科学论断的提出埋下伏笔。

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与超越。在本体论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具有直观性，把人看作是感性的对象，忽视了人的实践活动对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关键作用。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实践是连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桥梁，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在《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居于核心地位，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基础，更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源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实践决定认识，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也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通过生产实践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却遭受剥削和压迫，只有通过革命实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这与费尔巴哈忽视实践的直观唯物主义形成鲜明对比，通过对比更能领会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也进一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对费尔巴哈哲学超越的关键所在。

在社会历史观方面，费尔巴哈从抽象的人性、道德观念出发解释历史，陷入唯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则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出发，科学揭示社会发展规律，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变革。在解释社会变革时，费尔巴哈只是将其归因于人的思想观念变化，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深入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寻找根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的生产关系无法与之相适应时，就会引发社会变革，推动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不可否认，费尔巴哈哲学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起到了过渡作用，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它打破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禁锢，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开辟了新的思考方向。尽管费尔巴哈哲学存在局限性，但正是这些局限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探索，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事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同时克服了其直观性和不彻底性，将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使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总之，历史唯物主义在德国特定环境下的确立，有一个复杂且深刻的发酵过程，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德国古典哲学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黑格尔辩证法中关于事物发展的辩证思想，尽管其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蕴含的关于矛盾、否定之否定等合理内核，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下来。马克思在《资本论·跋》中提到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对他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借鉴黑格尔辩证法中关于矛盾是事物发展动力的思想，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从而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打破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长期统治，强调物质第一性和人的感性存在，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审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提供了契机，促使他们从现实的人出发去思考哲学问题，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唯物主义基础。

19世纪德国特殊的社会现实是历史唯物主义确立的根本动力。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经济危机、阶级矛盾尖锐化等问题，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认识到社会变革的紧迫性。他们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剖析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商品二重性、剩余价值等问题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进而认识到这种矛盾必然推动社会变革。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不是只有1847年这一次经济危机）使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断激化，这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去寻找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途径，从而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

马克思和恩格斯自身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活动是历史唯物主义确立的关键。他们在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交锋中，不断澄清自己的哲学立场，摆脱旧哲学的束缚。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促使他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去理解社会现象。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实地考察，为他们的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他们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著作，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正式确立。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规律，恩格斯的实地考察则让他们更加了解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和斗争需求，二者的结合使得历史唯物主义有了坚实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