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范式变革，社会共识建构逐渐进入公共政策过程的核心场域，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社会共识推动着公共政策的议程、制定、执行与调整全过程，公共政策则持续塑造价值、规则、结果等层面的社会共识，二者构成一种共生演化关系。落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任务，应更加注重公共政策过程中的社会共识建构，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党的全面领导巩固社会共识建构的政治基础，为公共政策提供价值内核与方向引领；健全制度机制和技术支撑，提升社会共识建构能力；优化改革方式，彰显社会共识建构实效，推动社会共识与公共政策实现高水平的协同演化。
关键词：公共政策 社会共识 共生演化 国家治理
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是一段持续深化政策创新、全面提升社会发展活力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奋斗历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机制”。顺应时代发展和人民意愿建构强大稳固的社会共识，既是过去改革事业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也是当前和未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为此，须准确认识社会共识与公共政策的互动规律，以更加高效的社会共识建构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公共政策体系。社会共识是连接政治与政策系统的纽带，政治系统通过协商、博弈等积累共识推动政策演进，政策实施又通过推动共识发展来影响政治系统。然而，既有文献关于社会共识与公共政策互动规律的系统讨论较少，尤其缺乏关于社会共识推动公共政策过程和公共政策塑造社会共识的机制的深度解释，导致实践中通过社会共识建构完善公共政策的路径还不够清晰和成熟。鉴于此，本文尝试厘清社会共识与公共政策的内在关系，为探索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共识建构与公共政策优化路径提供参考。
公共管理范式转型与社会共识地位的提升
科学有效的公共政策是协调个体理性冲突，维持社会秩序和实现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作为公共管理与国家治理基石的社会共识，对治理成本与收益影响深远。随着传统公共行政向新公共管理、公共治理范式的转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加快推进，社会共识从公共政策的边缘地带逐渐进入核心场域。
（一）公共管理范式变革中社会共识的地位变化
1.游离于传统公共行政边缘地带的社会共识
现代行政学奠基人威尔逊在主张行政集权的同时，也注重舆论的监督评判作用，他认为“当对制定基本政策的更为巨大的力量进行监督时，公众的批评则是完全安全而且有益的，是完全不可缺少的”。古德诺在分析政治与行政关系时强调国家意志表达与执行之间的协调问题，指出“民治的政府要求执行机构必须服从表达机构，因为后者理所当然地比执行机构更能够代表人民”。可见，早期的公共行政学已关注政府之外的力量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但总体上，以科层和官僚制为理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主张以政府为核心，所谓的共识是以权力和统治为基础的。正如韦伯所言：“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这一时期，公共政策主要体现对政府权威的维护和对行政强制力的遵循，社会共识仅仅游离于公共政策的边缘地带。
2.新公共管理运动对社会共识地位的提升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信息化促进了新公共管理运动。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政治过程中个体选择与最终结果不再一一对应，为实现个人利益相互冲突时的集体选择，“意见一致便只能通过某种形式的交换或交易来达成”。在公共选择过程中寻求社会公众参与和互动成为必然。奥斯本的企业家政府理论提出掌舵而不是划桨、竞争机制、参与协作、市场导向等政府改革十项原则。总体上，以放权、市场、竞争、效率为特征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深化了人们对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公共政策制定开始注重公众需求。同时，公共政策过程开放性与透明度的不断提升使得对社会共识的形成过程和作用机制进行精细观察分析成为可能。公共政策逐步成为社会合作形成的公共产品，社会共识在此过程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
3.社会共识进入公共治理核心场域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思想兴起并推动新一轮公共管理范式变革。在价值多维分散且相互竞争的社会网络中，如何确保多元主体协调合作和共同行动成为公共治理的核心问题。正如罗兹所言，“国家变成了一个由政府行动者和社会行动者共同组成的组织间网络的集合体”，政府所面临的重要挑战在于，“要给这些网络赋能并且寻找新的合作形式”。公共政策不再是政府单一意志的体现，而更加依赖多元社会主体，关注不同网络参与者之间的联系与信任构建。在政策网络、协同治理、公共价值等理论中，社会共识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政府角色从单纯的政策制定者转变为公共价值的发现者和协商对话的组织者。社会共识建构进入公共政策的核心场域，活跃在公共政策各个过程并与其深度融合。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对社会共识的新需求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公共管理范式变革的目标与动力。现代国家治理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如何通过协商、对话和互动达成行动共识，据此合理设计并运用公共政策来缓解冲突、整合利益，最终实现公共目标。随着各类风险挑战、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情况的增加，社会共识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关键要素，共识建构能力成为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准。一方面，社会共识有利于从多元差异的利益诉求和文化观念中提取共同意志，提供合理预期，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国家治理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利益调和、文化包容形成社会共识，有助于减少群体冲突，降低国家治理成本。这对公共政策过程与社会共识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公共政策过程与社会共识建构实现有机耦合，这也是促进“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内在要求。第一，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充分凝聚社会共识，通过完善的中央—地方、政府—市场、国家—社会互动机制，反映现代社会中的多元利益诉求，包容多样性和差异性。第二，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公共政策源于社会共识又塑造社会共识，推动公共政策蕴含的价值、规则转化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行动指引，促进政策目标达成，而非仅仅停留于文本层面。第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公共政策主动适应社会共识并适时作出改革调整。社会共识并非一成不变，公共政策运行过程须密切注意社会共识演化动向，建立灵活多样的反馈与调适机制，以此增强政策弹性与生命力，更好地适应社会长远发展需要。同时，国家治理现代化也为社会共识建构带来重要机遇。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为社会共识的形成与作用发挥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更易实现社会共识与公共政策的良性互动。
总体而言，公共管理的范式转型以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推动了公共政策过程中社会共识地位的提升。深化对社会共识与公共政策互动关系的科学认识，增强社会共识建构能力，是改进公共政策过程的重要前提与途径。
社会共识与公共政策过程的交互作用
社会共识既是公共政策的外部基础，也是其内在追求，作用于政策议程设置、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与调整变迁等过程。公共政策在运行过程中会不断地重塑社会共识，形成社会共识与公共政策的共生演化关系，持续推动国家治理水平提升。
（一）社会共识推动公共政策过程
1.社会共识触发公共政策议程
问题界定与议程设置是公共政策过程的起点。金登分析了议程设置的三条“溪流”：问题、政策与政治。其中，不论是对社会问题的识别界定，还是对技术可行性、公众接受程度的判断，或是对利益集团、公共舆论的分析，均需在不同“溪流”内部达成共识，进而实现三条“溪流”的汇合。新中国成立以来，政策议程设置模式不断发展并逐渐完善，所坚持的“人民同意与人民满意”原则与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相契合。现代社会中，随着多元主体参与程度加深，公众舆论影响作用加大，社会共识建构对政策议程设置的意义更加凸显。
2.社会共识促成公共政策制定
公共政策制定是围绕特定公共问题寻求共识性解决方案的过程。无论是团体理论主张的“政策是团体利益的平衡”，还是精英理论主张的“政策是精英的价值偏好”，均表明公共政策制定的核心是寻求某种共识。在传统的中心—边缘治理结构中，共识的达成往往受精英主导或操控，难以适应现代民主的发展趋势。寻求更广泛的公众参与成为现代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焦点问题，共识成为核心评价标准。以“开门”和“磨合”为特征的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在扩大参与性与包容性的同时保证了决策的有效性。合法化是政策制定中的另一重要环节，是政策获得正式法律确认和社会认同的过程。当社会共识较弱时，政策合法性往往源自政府权威以及对程序规则的遵循，更多属于形式合法。只有基于广泛且真实的社会共识，公共政策才具备完整意义上的合法性，更易成熟定型。
3.社会共识优化公共政策执行
政策执行是将共识观念转变为具体行动并最终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及综合分析的视角虽有差异，但均强调在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之间建立一定程度的共识，以保障政策得到顺利执行。在中国央地关系和行政体制下，公共政策执行过程呈现出高位推动、决策删简—执行协商、共识式变通等模式，也有学者将上下级政府在政策选择与执行过程中达成共识的过程概括为新式“共识型”体制。社会共识能够保障政策执行者较好地理解与支持政策方案，推动政策按预期目标和计划执行。当缺乏必要的社会共识时，难免出现政策执行偏差、政策实践效果较差的情况。政策执行面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越大，社会共识的重要性也愈加凸显。
4.社会共识牵引公共政策调整
随着社会发展和问题变化，公共政策需要及时调整优化。经典理论对政策变迁的解释蕴含了社会共识的作用。其中，倡议联盟框架注意到政治精英信念体系的稳定性对政策变迁的影响，关注以政策为导向的学习。这种政策学习实际上是不同联盟间修正信念体系，发展和寻求共识的过程。间断均衡理论解释了公共政策在长时间跨度内的渐进与突变现象，社会共识演化速率在其中的影响不可忽视。社会共识具有层次性、非均质性，当某一层次的共识迅速变化，就可能会引起政策的快速调整；当社会共识整体呈现稳定状态，公共政策的调整也以稳定渐进为主。因此，社会共识是影响公共政策走向的关键因素。
（二）公共政策塑造社会共识
公共政策对社会共识具有重要的塑造效应。公共政策的设计者们不仅重视社会共识的当前状态，更希望通过公共政策来培育和塑造符合社会进步需求的新共识。政策反馈理论强调公共政策通过资源效应和激励效应影响公众的政治参与能力并塑造个体认知与态度，进而影响未来政策的制定。这种塑造作用不仅发生在个体层面，还在社会内部扩散，进而影响价值、规则和结果层面社会共识的演化。
1.公共政策定义价值共识
公共政策体现政府对社会利益格局的划分和对相关主体行为的规范，它对社会价值信念体系或遵循、或打破、或创新。当公共政策的初衷在于稳定传统的社会秩序时，其对现有价值共识往往起巩固的作用；当公共政策的初衷在于实现某种程度的社会变革或秩序重塑时，就会倡导新的价值理念。如此，公共政策实现了对价值共识的引导和定义，而不仅是对共识的被动反映。但是，由于价值共识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其转变很难一蹴而就，往往需要较长时期的培育。这要求强化公共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对价值共识的引导与定义。
2.公共政策强化规则共识
规则共识为人们的共同行动提供稳定的秩序保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否符合法律规范、是否充分吸纳社会公众意见，会影响人们对政策程序规则的认同。当政策机制更加开放时，社会公众往往对程序规则更加信任，从而有助于提高公众参与积极性，进一步强化规则共识；当政策机制呈现封闭特征时，将损害社会公众参与政策过程的积极性，降低规则的合法性，不利于形成更广泛范围内的程序认同，损害规则共识。因此，必须增强公共政策过程的开放性与包容性，通过广泛真实的社会参与强化规则共识，以此奠定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基础。
3.公共政策巩固结果共识
结果共识表现为多元主体对政策结果、收益分配与合作行动的认同，决定因素是公共政策所彰显的公共性。公共政策的内容是否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是否有助于改进社会公平正义状况，以及是否符合社会公众一般层面的行为常识或道德观念，将影响结果共识水平。当公共政策符合其公共属性的本质要求时，将进一步巩固结果共识。反之，将损害乃至摧毁已有结果共识。要强化公共政策对结果共识的正向影响，促进政策文本向社会共同行动转化，关键在于公共政策本身应始终体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公共政策对价值、规则、结果层面社会共识的塑造作用进一步构成了影响政策自身演化的重要动力。当这种塑造作用符合政策正向发展演化需求时，可以推动政策的持续改进，形成社会共识与公共政策的良性互动；否则难以实现政策的长期有效治理，甚或对未来的改革造成不利影响。
（三）社会共识与公共政策的共生演化关系
上述交互作用使社会共识与公共政策在动态发展过程中形成一种共生演化关系。首先，社会共识与公共政策均具有动态演化特征。受外部环境影响，公共政策始终处于演化状态，呈现延续、创新扩散、稳定渐进、急剧变革、终结等不同形式。社会共识尽管相对稳定，但同样在不断发生更新演替，在某些情景下甚至会产生突变。其次，社会共识与公共政策在交互作用基础上进一步构成相互依存关系。一方面，高质量的公共政策必然以社会共识为支撑，这是现代国家治理和民主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缺乏公共政策的引领，社会共识形成难度往往加大，甚至会偏离正确方向。最后，良性的共生演化关系不仅对社会共识与公共政策各自的正向演化至关重要，更深刻影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各个方面，这是高质量公共政策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社会共识与公共政策的共生演化发生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之中，受利益结构、观念体系、制度环境以及科学技术等影响，也会对这些外部因素形成反馈影响，二者在不同时期和地区往往呈现不同的演化形态，甚至出现失调或偏离。相比传统社会，现代社会中利益和观念结构的更新演替愈发迅速，既影响社会共识的状态与水平，又作用于公共政策的目标和内容演化。制度环境的变化在社会共识与公共政策共生演化关系中更多扮演催化剂作用，影响公共政策的演化空间以及社会共识的演化潜力。技术因素对社会共识与公共政策共生演化关系带来的挑战更加显著。数智时代，信息流动、社会交往、沟通对话均出现新的形式，对政府的共识发现、共识凝聚和共识转化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即如何提高社会共识达成与转化效率，促成高质量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从这个角度来看，数智赋能公共政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于社会共识机制的优化与创新。例如，如何基于数据驱动来优化公民等治理主体对政府决策形态与方式的影响机制，进而提升社会共识的真实性与包容性。如何基于算力驱动的新质生产力实现对国家治理理念、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的全面重塑，进而提升社会共识的生产能力与水平。这些公共政策范式变革的重要趋势表明，社会共识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地位将越发突出。
新时代公共政策过程中的社会共识建构路径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社会共识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对提高公共政策质量以及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应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社会共识建构与公共政策过程提供正确的方向保证，优化社会共识的培育、塑造与转化机制，增强公共政策对社会共识的正向塑造作用，推动形成社会共识与公共政策的良性互动格局。具体可从三个层面入手：第一，以党的全面领导巩固社会共识建构的政治基础，为公共政策提供价值内核与方向引领；第二，建立健全制度机制和技术支撑，提升社会共识建构能力；第三，在共生演化系统观念下，进一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增强改革效能，彰显社会共识建构实效，推动社会共识与公共政策实现高水平协同演化。
（一）以党的全面领导巩固社会共识建构的政治基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面领导从根本上为凝聚社会共识和推动改革深化奠定强大政治基础，原因在于党的性质宗旨、奋斗历史、领导制度体系共同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具有凝聚社会共识的显著优势，为社会共识建构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鲜明的人民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广泛凝聚共识，汇聚革命、建设和改革合力的生动实践。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为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协调行动和增强合力、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发挥民主集中制优势提供根本指引，也为凝聚社会共识提供重要保障。
其一，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全面领导机制，增强多元利益的统合能力，确保党的理想信念、理论主张、方针策略完整准确地转化为公共政策的价值导向和内容规范，将党的领导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这要求将党的领导贯彻到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进一步明确党对公共政策进行全面领导的目标、内容与形式。具体而言，应善于将党和人民共同意志以正式制度形式转化为国家公共政策，提升党对政策走向的宏观掌控能力。以共识凝聚和转化为导向，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和重点改革方案生成机制。加强对关系国计民生和涉及全局性重大利益调整的关键领域政策的领导能力。在政策议程、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调整各个环节，以协商、指导、协调等多种形式优化政策运行过程。以党的全面领导促进政府职责体系优化，提升具体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能力。
其二，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公共政策的社会共识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更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对公共政策与国家治理实践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应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夯实公共政策的社会共识基础，以此强化政策议程制定、执行和调整各环节的价值导向，鲜明地体现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追求的公共政策特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增强公民思想素质，促进对个体观念与行动的正向引领，实现分歧的有效调和与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高度统一，降低公共政策活动的交易成本。
（二）以制度机制和技术保障提升社会共识建构能力
中国国家治理追求的社会共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全体人民共同参与，以协商共治为根本特征，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实现途径的真实且包容的社会共识。这同西方政治环境中的“多数民主”“共识民主”等形式有本质区别。社会共识的建构必须立足中国治理语境，既要不断完善相关制度机制以提供社会协商互动的基本平台并保障其运行的有效性，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不同意见的充分表达和高效整合；也要充分结合数智时代的特征，创新运用技术支撑工具，提升社会共识建构能力。
其一，完善协商治理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制度机制，健全社会共识建构的平台保障。协商治理是政治主体以协商和对话的程序和形式达成共识以实现国家和公共治理目标的特定政治机制。应进一步丰富协商治理的实现形式、运行机制、参与主体，推进协商治理制度化常态化，在党的领导下推动政府与多元治理主体就重大公共政策问题展开协商对话，促进社会共识的建构和转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人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全方位性，鼓励利益的充分表达与有效综合，最终凝聚成广泛社会共识。应将社会共识建构的价值追求全面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设计，在公共政策领域充分释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效能。要丰富拓宽政策过程各环节的民主形式与民主渠道，以政策过程的民主化增强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使社会共识在政治与政策系统间的“输入”与“输出”更加顺畅。在上述制度机制运行过程中，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围绕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与改革期待，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运用好调查研究等重要法宝，充分汇集民意民智，为公共政策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其二，主动适应数智时代变革趋势，完善社会共识建构的技术支撑和保障作用。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智革命深刻影响政府、社会与国家治理形态更新，为解决复杂治理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例如，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解决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社会赋权之后的共识达成难题。如何充分利用各种先进技术手段，准确掌握社会共识状态并寻求有助于共识达成的最优解，成为改进社会共识建构路径和优化政策过程的重要内容。应主动适应数智时代变革趋势，加快建设以海量信息数据和新型技术手段为支撑的决策辅助、执行监督、反馈调适等大模型与大平台。善于运用技术途径实现对高需求度、高共识度政策议题的精准设置，实现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公众意见的快速集成，以及对社会共识演化状态的敏锐观测，并据此调整优化政策体系。但是，也要注意避免并科学应对社会共识构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算法支配”，确保社会共识的真实性。同时，要逐步完善人工智能等技术运用的制度规范，寻求有效的监督措施，谨防技术理性至上。
（三）以强化改革效能彰显社会共识建构实效
坚持守正创新、实施渐进改革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取得卓越成就的宝贵经验。渐进改革为社会共识的更新演替提供了时空条件，使公共政策的调整与改革得以稳步进行，从而推动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相统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动态过程，必然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社会实践在发展进步，实践基础上的社会共识亦会发生演化更新。因此，公共政策过程既要适应社会共识演化特征，又要主动促进新的社会共识建构，并通过彰显社会共识建构实效，为公共政策的持续完善奠定基础。应结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新形势，全面优化渐进改革的方式，增强改革效能，强化系统集成和法治建设，并完善互动机制和共识塑造实效，以此推动社会共识与公共政策形成更高水平的协同演化关系。
其一，应注重改革的系统集成和法治建设。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应在稳中求进、循序渐进的总体要求基础上，增强长期规划意识，更加注重系统集成，以更大的改革勇气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以政策试点这一主要的改革推进机制为例，应更加注重根据国家整体发展改革要求，科学设计政策试点的目标内容、时空布局及评估标准，优化顶层设计对社会共识建构的引领作用，强化改革激励，避免参与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与策略性互动情况的发生。应进一步突出制度建设的主线要求，协调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全面优化涵盖改革决策、试点探索、经验总结、法律修改的全过程政策创新机制，及时将改革实践中取得广泛社会共识的公共政策经验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确立下来，以此巩固社会共识建构成果，并推动实现公共政策体系整体优化和系统重构。
其二，要重视改革的社会共识建构实效。应完善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多重互动机制，优化政策执行反馈效果。发展和完善政策创新的央地互动、区域互动、城乡互动、政府—社会互动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改进微观层面的政策执行机制，确保国家宏观政策在基层实现及时准确和因地制宜地执行和落实，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充分释放改革对价值、规则、结果层面社会共识的正向塑造作用，汇聚强大的改革认同。同时，在改革进程中，建立和完善针对社会共识塑造效应的科学评估与预测方法，善于通过公共政策改进微观个体认知和凝聚社会共识，构建“改革聚共识—共识促改革”的螺旋上升机制，推动政策的稳步发展与持续优化。
社会共识不仅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重要动力，更是公共政策过程与国家治理的“核心密码”。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全面深化改革再出发，不仅要继承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共识建构的宝贵经验，深化对社会共识与公共政策共生演化规律的科学认识，更要结合改革深水区的环境特征和新一轮数智革命带来的机遇挑战，着力加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推动社会共识与公共政策实现更高水平协同演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撑。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社会共识形成机制及交易成本效应研究”（项目号：71974098）、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社会共识与公共政策共生演化机制研究”（项目号：KYCX23_0836）的阶段性成果。
姜海，南京审计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家安全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农业大学中国资源环境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陈乐宾，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江海学刊》2024年第5期，参考文献及注释参见本刊原文，欢迎转发与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