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并不清楚“自主”这个概念应当如何界定，我不敢妄谈自主知识体系。希望通过介绍自己的研究，从一个侧面管窥“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及其内在张力。近年来，本人做的研究是政治学史，即政治学的学科史，中西方（主要是美国）政治学史都做。“学科”概念有待于建构或者说需要建构，而非像史学研究那样是自明概念。我把政治学理解为政治知识，将政治学科理解为政治知识生产的组织建制与内容生产，前者包括政治训练的政治学校政治传播的政治媒体、专业研究的大学院系等各种组织形式，后者在现代主要是专业研究者的专业写作与发表，当然某些政治家的写作文本也是政治生产的重要内容，正如《联邦党人文集》也是美国政治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院系政治学”及其研究困惑

从相对自信到如今不明确的政治学学科认知，本人经历了一段学术探索过程。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民国政治学，做晚清到1949年期间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史。这个选题与论文写作过程，经历了很多有趣的探索。

有三个因素最终促成了“民国政治学”的博士论文选题。第一，在硕士二年级的时候，我曾经纠结过一个问题即何为政治学，为此写过一篇论文，后来以“界分：作为学科的现代西方政治学”为题发表在《中大政治学评论》（第三辑，2008年）上，也曾写过一篇美国政治学的历史前提的论文，以“民主运动、政权框架、知识生产：现代西方政治学形成的历史前提”为题发表在《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8）上。这两篇论文使我较早就偏执般地思考学科认知问题，也成为博士论文的理论基础。第二，大概硕士二三年级，我的硕士生导师陈明明教授申请了一个上海市社联“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课题，但是，那段时间他特别忙，就让几个硕士生练练笔，我负责1949年前的部分。写完之后，因为研究对象与历史时段相对独立与完整，就以“民国政治学”为题，写出了独立的论文，后来发表在《复旦政治学评论》（第三辑，2005年）上。这就使我在“民国政治学”这个题目上有了一定的前期研究和认知。第三，确定提前攻博之后，在博士论文选题上，我更中意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当时写了一篇数万字的评论性综述，院里一位老师建议放在他做当期编辑的《复旦政治学评论》上发表，但是哲学系一位教授的评论意见并不好，所以，我坚辞不就。恰巧当时复旦开一个全国系主任联席会议，我做会务，见到北京大学宁骚教授，他问我是否懂德语，给我泼了一盆冷水，他转而鼓励我继续将民国政治学做下去，认为这个选题将来很有研究空间，于是，我决定放弃韦伯，专心做民国政治学研究。

选题虽然定了下来，但是怎么做还是一个问题。新世纪头几年的复旦政治学虽然在理论积累上很雄厚，但并不教授作文写字的方法，强调阅读积累和思考顿悟。于是，我到历史系听课。那时的史学写作已经很精彩，尤其是一些年轻教师特别强调写作技巧，或者说选题决定之后的可行性操作，也就是如何寻找一个自明的经验对象或叙事线索，以此划定史学研究特别看重的时空界限，并决定研究对象的材料边界。我旁听了姜义华、章清等教授的课程，试着在课堂上向章老师请教，章老师一听是“民国政治学研究”而无下文，就指出“民国政治学”太笼统，既无法作为研究对象，也无法作为分析概念进行研究对象的可行性操作，建议我找某个大学院系、一本学术期刊或者找某个政治学家或政治学家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章老师的观点一直没变，2008年我的博士论文申报上海市出版基金的时候，其中一份审读报告是章老师出的，观点一如其旧，只不过加了一句，“用政治学视角解读和剖析民国国家理论、政府理论、政党理论更加细腻、更有洞察力”（大意如此）。感谢章老师通过了“民国政治学研究”的书稿出版资助，也钦佩章老师坚定的史学方法信仰。

博士论文开题会上，我把史学界观点和盘托出，曹佩教授一锤定音，史学有史学的做法，政治学有政治学的做法，在没有前期研究的情况下，先给民国政治学“画个像”也是需要的。这基本上排除了史学的案例选题法实际上在后来的写作中，曹老师的坚持让我受惠良多，尽管从小处着手更加学术，但是，从整体着眼更加训练洞察力与理论判断。

尽管政治学研究不以某个大学院系为研究对象，但是，我博士论文的理论对象仍然是“院系政治学”，换言之，只是把大学院系的教师及其著述作为研究对象及其材料。“画个像”，无非就是总结与概括一下晚清民国时期大学里的政治学系科设置、课程结构、讲稿教义、考试科目、专业发表、职业社团，逐一罗列而似教育史的列陈。所不同者，是论文主体部分从议题（国家理论、政府理论、政党理论）而非文本校勘入手对民国政治学家（专业研究者）的著述进行了内容旨趣的分析，更不是对勘文本差异以显示西方理论在中国旅行的贩卖或改造过程，尽管我的分析也依据一手的著述文本，这也是后来章清写出版审读报告所看重的。

也就是说，政治学系的学科立场让我放弃了以某个大学院系为例的写作技巧，但是，我对政治学的学科认知仍然是院系，从政治学系的各个外部指标进行数据整理、归纳、分析与演绎，最终也更像一部教育史研究。更进一步说，“院系政治学”将研究对象简化为大学教授及其专业化著述文本（政治学家及其学术发表）。这一学科认知使我在博士毕业后，多次想重拾这个研究领域，却都铩羽而归。因为民国政治学家，就思想性或理论度而言，都是“灰色人物”，他们对时代的思想回应远不及晚清甚至民国时期的那些思想家，他们更多是贩卖来自欧美老师的观点、理论甚至照搬讲义。而我又不愿意像史学那样伏身故纸堆，将政治学家视为平头百姓，从其生活史角度描述晚清民国时期的政治现象或阶层生活，倘若以后面议题为旨趣，政治学家又未必是合适的研究对象。比如做学术权势网络，胡适更合适，做平头百姓找一个不见经传的乡绅、地主甚至留下了记账日记的无名氏，都更合适。

所以，博士毕业，入职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后，虽然对“民国政治学”念念不忘，但是并未再续“政治学史”研究，院系政治学的“学科认堵塞了这个领域的学术想象力。“政治学史研究”就这样被悬置起来。知”

二 一段学术曲折及其坚持

偶然的机缘，让我在入职前的那个暑假申请到教育部研究基金项目。2006 年暑假，我跟媒体的一位朋友去义乌玩。他刚刚做过一篇义乌工会维权的深度报道，我觉得可以从理论上深挖一下，就跟他一起去再探访。回来后正好要报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就以“义乌工会维权”为题写了一个申报书。

义乌工会研究使我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学习与探索：第一，现实经验研究的方法训练，尤其是田野访谈与资料类型的训练。我一直有一个偏见，在中国做政治社会学或政治经济学，倘若做案例研究，于政治或资本方的资料获取而言是困难的。假如说任何政治都有密室的成分，那么，中国政治过程的“黑箱”状态更甚，酒后“真言”固然能够接近真相，但是，它并不能取代正式访谈，况且很多研究者根本不擅长酒席，而且接近事件真相，往往需要相当长的田野时间和旺盛精力，而研究者的田野并不能得到保证，相反，在社会弱势群体领域，学者田野更能自主，比如社会学尤其是人类学。相较而言，在一些敏感议题与案例中，深度报道记者可以作为研究者的公开访员并信任其报道的资料价值，但是，清高的研究者偏偏迷信自己的一手资料，求而不可得又不愿意技巧性地取用深度报道资料，如此案例研究论文只能被社会学或人类学所取笑。在《准官僚组织的自主性：义务工会研究》中，我尝试采用史学提倡的结构化资料方法满足研究要求，即“访谈资料+媒体深度报道资料+历史资料+纵深资料”，进而发展出“田野调查与公开文本‘对勘’”的资料搜集与解读方法。事实证明，这种资料获取方法是可取的。第二，社会科学“从小处着手”的技巧性选题与作文之法。博士论文撰写期间对政治学与史学写作方法的思考，此刻持续发酵，对《社会学研究》及一些史学论文的分解与模仿，最终形成了一套我称为“八股文”的社会科学写作流程。在《准官僚组织的自主性：义务工会研究》的出版“缘起”里，我把它概括为“从问题意识、案例选择、资料边界、概念架构、指标测量、编码检验、资料编纂等角度，琢磨研究设计或选题设计等技巧问题；再后来又试图超越就事论事与精致技术，提高研究结论的理论化程度，一方面使研究结论从具体走向一般，抽象出普遍性命题，另一方面使其成为主题研究或理论脉络之有机组成，增强其理论生命”。这是我补课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技巧。第三，继续保持政治学或国家理论的研究旨趣。尽管工会研究尤其是后来逸散出来的社会组织治理研究更容易被纳入公共管理的“管理”视角，像人们所说的“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但是，我仍然坚持自己的国家研究视角，关注工会维权或社会组织背后的政治权力结构以及国家、社会（组织与群体）、经济之间的理性博弈。工会研究尤其是后来的社会组织治理研究，最终形成了“治理型国家”概念，我试图用此概念与西方的“国家一社会”分析框架和拉美国家绩效合法性国家的模型竞争。

上述研究探索，由于2012年转向公共事件研究而愈加明显，并得到深化。2012 年的中国社会政治研究，丰富、多元、蓬勃、热烈，许多研究领域在现实激荡下都得到了开发。“公共事件”是我的说法，后来逐渐被学术界接受。因为当时的概念表述上，纷乱异常：官方概念是“群体性事件”、西方概念是“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然而这些建基于街头运动的概念所指涉的社会事件由于中国互联网的发达正逐渐从街头转向线上的虚拟空间，刚刚诞生的微博平台成为事件现场，因此，我把中国此时的社会事件称为“公共事件”，取其“公共性”含义，舍弃“群体性事件”的物理性界定，扬弃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组织化抗争及其理论指导意义，为此，在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成立了“公共事务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

2003-2013 年是中国公共事件研究的黄金时期。这一方面是由于公共事件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是公共事件的信息披露更为丰富与充分，能够为研究者所用。而后来的公共事件虽然舆论很大，但是严谨的深度报道盛况不再，私人化微信固然发达但资料勘误几乎无法成行，导致谣言横行，反而给研究者带来资料信度上的困境。此间，我积累了百余个公共事件的案例，而且取案例的标准是建设性的，即选择那些推动政策变迁的案例，讨论公共事件如何废除、修改旧的公共政策或促使颁布新的公共政策，从而积极推动政策变迁。甚至想好一个将来结集出版的名字--《事件共和国》，通过分析一系列建设性公共事件，研究它们如何推动中国走向权力规范的现代共和。这是一个社会科学家的理性选择，完全放弃了毫无出路的、单纯的悲剧性事件。那些悲剧性事件固然可以引发哲学、文学甚至纯粹的批判性理论的思考，但是，社会科学的建设性思路主导了我的案例选择。

公共事件研究进一步加深了上述社会组织治理研究所形成的三种研究路径。我更依赖深度报道记者的公开资料，把深度报道记者作为自己的访员同时将深度报道资料经过史学的对勘性整理后付诸使用。案例研究几乎成为公共事件研究的主导模式，因此，“八股论文”写作技巧愈发熟练，最后竟然将之视为“游戏”，我把这套方法以“读论文”方式教给自己的研究生又以《学术写作通识》课程的方式教给更多的学生。更重要的是，我仍然在国家理论层面关注公共事件，而不是仅关注单纯的公共事件的组织方式、抗争技巧与治理策略，不是说不研究组织方式、抗争技巧与治理策略，而是说将其作为“形式”，关注背后的“（国家）本质”。

这两个经验研究领域带给我的学术收获是很大的。从功利角度说，结构化尤其是案例研究方法，在明了“八股文”写作技巧之后，撰文与发表的机会越来越多；从积累角度说，资料结构、写作技巧尤其是国家理论的知识积累与中国反思越来越丰富、娴熟与自如。我的困境也很明显，无论是民国政治学研究还是社会组织治理、公共事件与政策变迁研究都带有鲜明的跨学科特征。跨学科带来“里外不是人”的消极结果，自己的主流学科不认可，旁及的学科更不认可，更重要的是，由于研究领域一再跳跃，以至于一位我颇为敬重的学界长辈多次语重心长地说：“向民啊，该收收心了，确定一个研究领域作为自己的研究符号吧！”

我常说，做学问像烧开水，发表像找壶嘴，让水流淌出来。做学问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囫囵吞枣、不分彼此、毫无功利地阅读各种各样的经典著作，水壶里的水没有“学科类型”的区分，烧得时间长了乃至于沸腾，面对时代与议题的问题意识便逐渐成熟，所发议论大多便有根底。此时尚需一个壶嘴将沸腾的开水导引出来，这个壶嘴就是一个合适的研究领域及其技巧性的学术表达方式（写作方式）。因此，尽管我是政治学人，但是，在读与写作中，我并不划定政治学的选题边界，毋宁说我以“问题”为导向，自觉地跟随议题使用不同学科的方法、理论资源与论证技巧。这大概也是对一直偏好的跨学科研究的立场辩护。

我的个人气质，偏好历史与理论，于经验研究，无论是定量统计还是人物访谈，都不是强项，属于“社恐”一族。在我看来，“民国政治学”与“社会组织治理”甚至后来的“公共事件研究”都是国家理论的分支研究领域，只有经验材料的不同，背后的理论基础与中国关怀并无大变。因此，我在等待一个时机，等待能够让我的开水流淌出来的壶嘴。幸运的是，我等到了。

三 重回政治学史与再思考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2019年，我在美国访学期间，尝试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题目是“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研究”。在申报书中，我将一直关注的国家理论或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兴趣与多年来的社会科学及史学研究技巧融汇起来，将“政治学史”纳入中国现代国家的知识建设维度进行讨论，一举跳脱原来的“院系政治学”视角，激发了学术想象力，很快完成了申报书的撰写。或许正是这个超越“院系政治学”的视角打动了评审专家，名不见经传的我居然以如此学科基础性选题获得了当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在思考政治学的“学科理解”时，大致有几个支撑性观点：第一，伊曼纽·华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指出政治学是对现代国家的知识论证，既然如此，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必然导致不同的知识论证，包括知识论证的组织建制与概念内容都不太一样，因地制宜、老树新枝都是最朴素却最真实的推论。第二，作为现代政治知识，固然有普遍性和本质的规定性，但是，特殊性和形式也是一组重要概念，这意味着不同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的政治知识的组织建制（形式）不同。以后来成熟的大学院系系科及专业研究者的专业写作与发表作为学科表征，恰是“倒放电影”，会遮蔽或误解政治知识进程的很多内容，而悬置后来历史、回到源头才能最大限度地重现或呈现特定时空的历史进程与本来面目。第三，就“院系政治学”来说，政治学史的主流概念未曾发生断裂。1949年后的政治解释与根据地解放区一脉相承，1978年前后的核心概念也未发生变化，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甚至人民当家作主、民主集中制、统一战线等始终是中国政治学的核心概念，革命或建设的分析框架随时代各有侧重，甚至政治训练与政治教育的旨趣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所不同的是，1949年后去除了国统区院系政治学的主要概念与教员，而 1978年后则增加了西方尤其是美国政治学的主要概念并培养了新教员，在大学院系的系科设置上有取消与重建的变化。因此，需要一种整体性、更具包容性的观点解释百年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演变。现象学的质疑常识、回到原始的方法，逐渐揭开了“政治学史”的一些遮蔽领域。在这种思考下，试水了几篇论文。

第一，回到美国政治学的初创时期，发现美国政治学早期多元而寻求同一性、自卑而雄心勃勃的复杂学科形态。通过比较德怀特·沃尔多（DwightWaldo）和阿尔蒙德（Almond）分别为《政治学手册》（1975）与《政治科学新手册》（1996）写的美国政治学史章节，认为美国政治学并非从一开始就有20世纪末阿尔蒙德将之等同于大学院系与专业发表的学科认知。沃尔多描述了早期美国政治学如何与欧洲政治学区隔，如何将欧洲传统的历史分析驱逐出政治学方法论领地，如何将精英培训、政治教育、公共责任、教学与发表的五种行动方式窄化为大学院系中的专业发表。这篇论文一定程度上破除了美国政治学即“院系政治学”的狭隘认知。

第二，将政治学与现代社会科学置入现代国家历史进程，呈现其“前史”与知识论演进历程，进一步破除“院系政治学”的狭隘观点，并在中国近代国家建设进程中挖掘出“政治学院”的中国政治学早期形态，勾勒出“政治学院”与“院系政治学”双峰对峙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制态势。作为现代国家建构的一部分，政治学的前身是各种政治思想、政治知识，它随着欧洲国家建构进程而日益从思想层面转移到实证与经验层面，进而落实到大学院系与专业研究；尤其是论文后面一部分，用扎实史料论证了梁启超主政的湖南时务学堂是中国最早的“政治学院”建制的政治学形态，它与伯吉斯（Bugess）早期建立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都以1872年法国自由政治学院为榜样；“政治学院”与“院系政治学”是欧洲大陆国家政治学与 20世纪美国政治学的两种政治学传统在近现代中国的反映，二者的形态选择与中国政治进程紧密相关，相对而言，“院系政治学”视角带来学科断裂的观察，而“政治学院”视角则带来学科延续的结论。

第三，初步整理“政治学院”谱系下中国政治学在根据地时期的呈现。晚清政治学以官僚训练为中心，根据地政治学以干部训练与政治教育为中心二者的组织建制都是政治学院/政治学校。只不过，根据地时期的政治学传统已经逐渐从欧洲大陆转向日益强盛的苏联，因此，论文以共产党人中的留苏精英为核心，解释了根据地政治学何以发展出以干部训练与政治教育为核心的训练体制，挖掘出根据地政治学的苏联传统。由此，进一步明确了“政治学院/政治学校”与“院系政治学”（以京师大学堂与北京大学为表征）双峰对峙的中国政治学形态。

第四，中国政治学的认识论革命。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以对西方政治理论的“拿来主义”为主，近年来发生了何为中国的中国政治学内在转向中西之间，以中国为方位；古今之间，以现代为指向。内在转向中有两种政治学研究取向，转向传统中国与历史分析的历史政治学和从经验田野中获取分析灵感的田野政治学。现有的田野政治学的解释资源主要来自传统中国，于此和历史政治学合为一途。但是，我新近的一篇论文试图将田野政治学的解释资源转向现象学，从认识论角度再塑中国的田野经验认知。在我看来中国政治学正在发生反思与平衡传统经验研究的认识论革命，“理解”（ um-derstanding）与“阐释”（interpreting）成为新认识论的核心，它将成为历史分析之外的中国本土知识的认识论路径。

我的政治学史研究刚刚开始，“政治学史”亦将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与研究符号。“问题导向”的跨学科或去学科研究，可以去除此前美国政治学“学科认知”带来的认知阴影，揭开中国政治学史被遮蔽的内容，而那些内容有可能是中国政治学真正而独特的历史，亦即中国自主的政治学学科、学术与话语体系。

四 “自主”及其边界

上面学术自述试图说明，我是如何从美国政治学“院系政治学”的学科认知逐渐走向中国本土的政治学学科认知，在此，政治学的学科认知非但不是自明的，反而是有待于研究的历史经验，而揭开此历史经验的理论化成果正是走向中国的政治学学科、学术与话语体系，亦即自主知识体系。换言之我是以政治学这一具体的学科史经验窥探自主知识体系这一宏大命题，并界定自主的含义。

自主的根本意涵发生在认知或理解层面，亦即如何理解政治学这一学科（政治知识形态）、如何理解现代中国（政治）。自主发生于特定时空，因此，它意味着历史时空中的独立或截断，它不同于以往，同时，它也意味着在地理空间中的某个区域的经验，它不同于其他区域。换言之，自主的背后是古今中西之变，古今是历史方位中的自主，中西是地域空间中的自主。自主就是要处理主体与历史过往、地域他者的关系，受其约束、绊还是独立自决。

从抽象或方法论角度说，有两组概念在自主知识体系叙事中非常重要一组是“普遍”与“特殊”；一组是“本质”与“形式”。自主通常会指向“特殊”与“形式”，但是，“普遍”与“本质”反而指向未来与希望，因为，“特殊”与“形式”往往是历史过往与地域他者的经验产物，而“普遍”与“本质”则代表着推陈出新、引领潮流。

在某些层面或指向上，“普遍”与“特殊”，“本质”与“形式”所指相同，但是，它们也有不同的指向。“普遍”与“特殊”通常指事物的含义理论的价值观或者论证的通则，因此，在政治学史研究中，它指向政治知识的内容及其性质。任何知识都是超越性与在地性的辩证统一，超越性来自人及其组织化的类本质，在地性来自不同地域共同体在不同时代的“历史一社会一文化”结构的强制。每一种政治知识都是具体时空的产物，但是，它们又面对着“现时代”，只有符合“现时代”的知识才能存活下来，历史合法性并不完全代表着当下尤其是未来的合法性，普遍性在现时代的规定才决定着政治知识的质量与生命力。因此，普遍的政治学必然是现代政治学，而不是历史过往的政治学。现代之中分立各个国家地域，“五大洲四大洋”的世界观打破了“唯我中心”的天下体系，普遍性政治学在地域上就化为比较政治学，不同国家的政治学只有在比较研究中才能彰显普遍性的指向与力量故而，“自主”的政治学在普遍性维度上，意味着现代政治学与比较政治学。

“本质”与“形式”通常指事物的内在实质与外部表征，因此，在政治学史研究中，它指向政治学组织建制的具体形式及其差异，比如近代欧陆国家秉持“政治学院”的政治学使命，美国仿“政治学院”不得而转向“院系政治学”的组织建制。辩证地说，形式既是本质的表征，但是也会加强或削弱本质的表现力，故而有形式的修正与更替，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的形式变更就是美国政治的本质使然，当下美国政治学的“院系化”与“专业发表”带来的精致化与自我设限，极大影响了其原有的社会政治地位与影响力更有学者反思甚至要求改革当下的象牙塔学术趋势。从普遍性角度说，“院系政治学”及其专业发表会是现代社会的理性化在知识生产领域的长期延续但是，从形式角度说，中国政治学史的历史过往的的确确呈现了一种随政治变迁而“政治学院/政治学校”与“院系政治学”并呈的态势，挖掘这两种政治学形态及其在近现代中国的展布，就是中国政治学史的研究任务，这也是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具体内容。

因此，就中国政治学史而言，狭隘的自主性知识体系是地域性的、历史形态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学术与话语体系。超越性的自主性知识体系则是反映现代特征的、普遍性的政治知识及其未来组织形态的政治学学科、学术与话语体系。政治知识的普遍性与本质设定了自主的边界。

王向民，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文献索引：

王向民：《中国政治学史的研究历程——兼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政治学评论》，2023年第2期，第57-67页。